论东洋文化的简素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洋论文,精神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日文化学术交流
本文认为，西洋文化重的是知性，求的是华丽的展开，而日本文化重的是感性，求的是回归简素。所谓简素精神，即意味着表现上不外露精华，并尽可能地做抑制的工夫。以为表现上愈抑制的东西，其内在精神就愈高扬而深刻充实。
在我看来，人有人格，物有物格，一个国家和民族也有其各自的国家格和民族格。这个“格”与人格一样，是国家和民族的崇高尊严的体现。民族格是从某一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培育出来的，因此其特殊性中也就包涵了其普遍性。正因为有其自体的终极价值，所以将其与别的民族文化相比较而评价其优劣是不行的。
关于日本文化，乍一看似乎不难理解，但要找出日本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不同点却是困难的。这是因为，日本人是缺少个性，不擅“立言”，消极自主的民族。正如柿本人磨所说：“苇原的瑞穗之国乃神而不言之国也。”
西洋文化重的是知性，求的是华丽的展开，而日本文化重的是感性，求的是回归简素。简素不是精神内容上的辞汇，而是表现技艺上的辞汇。所谓简素技艺，即意味着表现上不外露精华，而且是尽其可能地做抑制的工夫，以为表现上愈抑制的东西，其内在精神上就愈高扬而深刻充实。
由表现之抑制而获得的精神，就是我所谓的简素精神。一般而言，人类文化越进步，其表现技艺就越趋于多样化和华丽。但是，抑制表现的简素精神，在中国古代即已产生。如《周易·贲·上九·白贲》的王弼注，以贲为“处饰之终”，“白贲”即还于无饰。又《周礼·考工记》曰：“画缋之事后素功”。简而言之，单纯化的文化，即是文化的极致，也可以说是极其东洋化的表现。虽然一般以为，复杂化是文化的发展。但是东洋文化的发展却是复杂的单纯化。因此，在东洋，发展的究极即回归。换而言之，东洋是回归中的发展，西洋是发展中的发展。但若将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作一比较，那么就可以看出，前者的简素精神比后者显得更为彻底。
在日本，诗歌是以和歌、俳句等短句的形式出现的。其中，俳句可以说是世界诗形中最短的诗形之一。诗形越短其表现就越受限制而隐喻则越加丰实，进而导致内面精神的丰厚与深化。和歌是最早在日本兴起的一种诗歌形式。在其最初歌集《万叶集》中，就有受中国《诗经》所谓“思无邪”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有人对我说，不知道日本文学中有简素精神。依我看，俳句比和歌更能看出此价值。俳句大家芭蕉的作品也有拟陶渊明的。如“蛙入古池水声”是脍炙人口的句子，抒发“伐丁山山更幽”的心境。又“细看荠花满篱笆”，则寄寓着窥“天地生物之心”。俳句也流行于今日的民间。但是如果一意地强调表现上的简素，而不重视内在精神的升华与充实的话，又不免有邯郸学步的弊端。
在日本的艺能中，最具简素精神的是能乐。日本的歌舞伎与中国的京剧，表演上过于夸张。能乐则不然，能乐的表演极为单纯，动作也极静。换言之，能乐以简素清淡的演技为宗，完全制御表现而追求内面精神的发扬；而前者则以豪华绚丽的演技为宗，过分渲染表象而极度激发客观之情。能乐经过观阿弥和世阿弥而到达艺能的顶峰。观阿弥认为，抑制表现乃艺术魅力之所在。世阿弥则更进了一步，达到了无抑制的彻底抑制的“禅竹”境界。
日本的茶道追求的也是简素精神。最具代表性的即以利休为首的“寂静茶”。利休所谓的茶道，拒绝一切装饰，茶室变得极小，对寂静精神有着强烈的追求，充满着内在的生命力。
在建筑方面，较能表现一种简素之美的是伊势神宫和桂离宫。前者表现的是奈良时代佛教寺院的建筑风格，后者则是仿照具有中国风格的豪华的日光东照宫而建造的。前者的建筑风格纯粹是自然的，无任何人工雕琢人为装饰可言，体现的是一种自然直截、单纯明朗、清澄简素的审美情趣。后者虽然也体现了一种简素之美，但日本人所独有的那种纤细的感性之美是发挥不够的。中国的寺庙建筑重色彩，而日本的禅寺则质朴潇洒，其白木制造、直线组合等单纯的建筑形式一目了然。
不仅建筑，料理亦然。日本料理比中国料理较注重材料所有的自然味道，这也可以说是简素精神的体现。
至于书画艺术，日本文字平仮名的发明，乃是汉字简素化的结果。在书写上，汉字有篆、隶、楷、行、草之区别，而日本则只有行和草，而且追求流丽。相对于汉字的理知之美，日本文字则可以说体现的是叙情之美。
中国的书法，即使像禅僧的墨迹，也是极为艺术化、个性化的，而日本则与之相反。日本的书法极富雅趣，精神高洁，无视外形，即使稚拙之作品，也被认为有欣赏价值。像这种喜好率直吐露心情而无视书法之艺术价值的倾向，我以为就是日本书道的特色之所在。
日本一直到平安时代都是模仿中国绘画的，到11世纪才产生了具有浓郁日本风格的优美的大和绘画。鎌仓时代宋元绘画传入日本。宋代绘画以简素为崇旨，而且不只限于水墨画，色彩画也是如此。其绘画“留白”之处甚多，以及忌“露”宗“藏”的表现形式，皆是注重简素的例证。宋代绘画可区分为贵形象的客观描写的院体画和贵主观心情的率直描写的人文画。日本人喜欢的是人文画。但日本的人文画又异于潜藏着客观表现意图和哲学思维空间的中国的人文画。日本人喜欢的是崇尚主体心情的自由表现，而摈弃繁锁复杂的表现形式，用极其素朴的笔法去表现洒脱、明快、飘逸的精神，像芜村的俳画那样的绘画形式。而这种绘画形式的极端化，就是以福冈的僧僧、仙崖为代表的戏画。大雅、竹田、铁斋等人的极端高迈、飘逸脱俗的作品，就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另外，如光琳的绘画，虽极富色彩的装饰性，但也已摆脱了形象的写实，而采用单纯图案的笔法，直述情怀，以江户时代庶民阶级的人物、风俗和日本的自然风光为背景的充分体现装饰性之笔法的版画作品——浮世绘就是由此产生的。
就陶瓷器来说，与充满理性意志的中国陶瓷器相比，日本的陶瓷器可以说是感性的、抒情的。但中国宋代的陶瓷器“多无文”，即使有花纹，也只有如切割线条的纹路而已，而并非装饰性的。此一现象显示出由唐代工艺重多彩装饰之美转变为宋代工艺重清新简洁之美的特色。时至宋代，多彩华丽的唐三彩被潜藏其光彩，转而为白瓷的擅扬，另外青瓷、青白瓷、漆黑瓷等简素瓷器也相继登场。此类瓷器的生产，乃意味着内在精神尤重于外在物象的艺术精神。虽然宋瓷特别受到日本茶人的喜爱，但后来日本茶人还是转而喜欢日本自己的东西。比较而言，中国的陶瓷总给人一种充分发挥了人的智力、意志的完成美的感觉，具有一种与素地、文样交织在一起的理知性的肃然“均齐”。而日本茶人则追求纤细的审美情趣，因而喜爱超越人工的天然素朴的陶瓷器。这种审美情趣也是与日本庭园的美学风格一脉相承的。
最后再顺便说一下日本的武艺，特别是射箭和剑术，实际上也是根据简素精神，由“术”而升华为“道”的。自从日本的战国动乱期结束以来，就不把射箭和剑术当作战斗的武器，而是将二者提升为箭道和剑道，结果就把这两种视为心技。术之升华为道，并非技的究极是由所谓合理主义之技术的磨炼而达成的，而是心技一体，即根据以心为根本依归之神秘主义而达成的。如此，千变万化的技艺都是心的发用，心的修炼是神技拥有的根本。因此，武艺者往往都参禅，武艺的心法即和禅相同，是无我之心，无心之心的修炼。
如前所述，简素意味着表现的单纯化。文化有各种部门，各部门也有各种分野。因此，即使是简素，其所表现的内在精神，也是各式各样的。应当指出的是，所谓简素，不是轻视华丽，而是超越华丽。否则，其所追求的极致将如同虚设，简素的精神也将陷落为原初的单纯。
近世以来，西洋文化到处蔓延，人类文化不免陷入了只偏重于理性的弊害。于是，人们很自然地把注意力转到了以心之全一为本的强调简素精神的东洋文化。西洋文化志向于发展，而以心之全一为本的东洋文化则志向于回归。若因强调发展的志向而忘却回归的志向，那就不免会产生道德堕落、环境污染等弊端。反之，若片面强调回归的志向而忘却发展的志向，那就会使自我的生命趋于枯竭。就人类文化的真正发展而言，两者都是不可偏废的。但就当今的世界风潮来看，不能不使人痛感到强调回归志向的必要性。我提出简素精神的意图就在于此。
（钱明 译）
注释：
*本文是九州大学名誉教授冈田武彦先生1994年4月9日于日本福冈举行的“东亚传统文化国际会议”上所作的基调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