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龙[1]2004年在《中国文化价值取向的转换及其历史意义》文中研究指明中国以文化大国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历来具有坚韧顽强的生存能力和融会更新的发展机制，它的存在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发展运行规律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古今中外无数研究者的目光，促使了人们不同层次和角度的探讨。 选择中国文化价值取向转换及其历史意义作为课题，主要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目前对此课题的研究多为阶段性讨论，或传统文化，或现代文化，而对中国文化价值取向转换的整体性把握未见较为系统的梳理，对其原因的挖掘，特别是通古至尽转换的历史意义的论述基本上是一个空白。通过对中国文化价值取向系统深入的研究，寻找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对于当前我们把握文化发展脉搏，建设先进文化，必将具有更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部中国文化史就是一部文化价值取向转换史。文化价值取向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考察中国文化史，可以看出中国文化价值取向经历了以下转换，前文明与奠基期的中国文化具有迷信的特征，表现出宗教意识取向；传统文化高度重视伦常规范和道德教化，显现出鲜明的伦理取向；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中国各基层不断对某种文化成分或模式倾向进行追求，中国文化价值由伦理取向转向文化选择取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社会主义初期的文化建设和发展没有十分清晰、连贯的方向，中国文化价值的政治取向展现在世人面前：当前，我国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已总体上进入小康，建设先进文化的价值取向体现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 文化价值取向经历了多次明显的转换，而且未来仍旧继续着这一历程，其转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文化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而言，是在不断跃迁的，它的这种自然生态场景的变换塑造、培育、异化着文化发展的向度，敦促着价值观念的转换，构成了转换的浅层根由；当社会经济、政治发生根本的变革，由一种生产方式发展为另一种生产方式时，整个文化系统也将会随之发生革命性变革，整个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随之转换，生产方式更新成为转换的决定根由；社会结构演变自身的时代性和某种程度上的永恒性，影响着社会文化模式的抉择，它的整合、转型制约着文化模式、价值发生相应地变化;在各种文化的交汇和冲突中，一种被另一种大规模甚至全面的同化，其价值观念被不断改变，文化大规模同化成为价值取向转换的诱导性根由;通过代谢，文化得以创造、创生、创新，人们在其中选择和参与，从内部直接决定或改变了人们意识中的价值观念，文化的自我更新成为其价值取向转换的内因。 转换本身是一种革新或动荡，影响是广泛和深远的。在积极意义上，第一，文化价值取向转换体现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社会某一集团或全社会成员最根本利益，从而推进了社会发展进程;第二，文化价值取向转换引导自觉的精神启蒙，调动文化主体的自在性和自发性，选择不同的生存模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第叁，文化价值取向转换有利于确保社会文化自身的新生，丰富民族精神内涵，构建文化面向未来的历史抉择。第四，文化价值取向转换制约中国文化的外部特征，逻辑形式中国化，思维方式同价值取向亦步亦趋;另外，文化价值取向转换还会直接影响社会心态的演变。在负面影响上，第一，文化价值取向转换前期带来信念的摇摆和混乱，学派丛生，社会纷乱不宁;第二，文化价值取向不断转换，与之相伴的是文化自身的更新和革命，其直接影响往往是文化的断裂;第叁，文化价值取向转换决定了中国文化未来的走向，实用的惯性，必将产生人文与科学分离的文化惨景;第四，文化价值取向转换，带来沉淀下的冲突和多元，新旧并存，易致落后或被淘汰的思想和文化“借尸还魂”。鉴于此，当前我们的文化建设必须完善价值体系建设，促进文化价值转换的全部完成，以减少转换期间的阵痛，为先进文化建设做出贡献。关键词:中国文化，价值取向，转换，历史意义分类号:G0
张洁[2]2016年在《游戏理论视角下的综艺真人秀节目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综艺真人秀节目是在继承真人秀“真实纪录”、“真人竞赛”等本质特征,并充分吸收传统综艺节目的综艺元素基础上融合发展而成的一种新的电视节目,是真人秀节目最新的“亚种”类型。综艺真人秀节目在媒体上形成了综艺真人秀节目奇观,并成为媒体的话题中心和社会的关注焦点,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综艺真人秀节目已然成为娱乐节目生态中重要的节目形态,是电视和网络视频网站的重要节目类型之一。本文通过对已有的游戏理论文献进行梳理和研究,探索建立能有效分析电视节目的游戏理论框架。以2014和2015年中国电视综艺节目中收视排行前50名以内的节目作为研究文本进行定性分析,主要从节目中游戏的质量水平和游戏的文化建构功能两大层面描述目前中国电视综艺真人秀节目游戏化发展的现实图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和阐释综艺真人秀节目中游戏泛滥、狂欢式游戏、煽情主义和原创性缺乏等四方面的主要问题,以此对游戏建构电视节目价值取向和文化内涵的功能进行根源性反思。全文共分为八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阐述了论文的选题缘由、研究意义,通过梳理和分析文献厘清本文的重要概念,明确本文的研究问题和研究重点、创新点与难点以及适用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第一章确立本文问题的研究对象,阐释本文论题的历史文化背景。通过考察综艺节目和真人秀节目的发展历史及其文化背景,明确综艺真人秀节目的概念和基本特征,阐明综艺真人秀节目游戏化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在此基础上,具体从文化冲突的历史维度、空间维度、审美范式和个人处境四个角度分析了综艺真人秀节目游戏化的发展是在文化冲突语境之下的主动选择。最后,分析综艺真人秀节目的游戏化发展的现实动力和进化规律,描述了节目中游戏的主要类型和基本特征,为后文的论述提供了研究基础。第二章通过探索建立游戏理论分析框架,确立本文立论的理论基础。认为,游戏的本质特征主要有：趣味性、以规则为中心和体验性。这些特性的实现程度决定了游戏的整体品质,尤其是游戏的规则具有表征和建构理想社会秩序的功能,是游戏产生文化影响力的根本原因。随后使用游戏理论对综艺真人秀节目中的游戏进行测评,判断游戏的品质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游戏与文化紧密相关,在表征文化的同时还具有意义生产功能,游戏通过表征人的类本质、生成仪式和价值感染来实现文化建构功能。当前综艺真人秀节目中的游戏存在品质较低、明星式狂欢、煽情泛滥、价值表达异质化等主要问题,对其文化建构功能的实现产生不利影响,导致综艺真人秀节目的文化意义饱受诟病。第叁、第四、第五、第六章分别阐释游戏建构文化中存在的四方面问题：低品质游戏泛滥导致节目同质化发展：游戏狂欢化弱化仪式的有效生成;游戏煽情化消解价值感染效果；游戏原创力孱弱冲击本土文化特质。这四个问题也正是综艺真人秀节目在文本呈现、主体异位、价值内涵、本土文化特质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导致综艺真人秀节目的文化表达和建构水平仍需要不断提升。最后第七章,从电视节目本土化发展的角度提出了提高综艺真人秀节目土化发展水平的理念和具体的改进途径：坚持传统的审美取向；对本土游戏资源进行深度挖掘；围绕家庭来进行专业化、品牌化的游戏制作；在游戏创作中遵循娱乐和文化价值均衡的原则。提高游戏质量,提升综艺真人秀节目整体水平。
李亮[3]2014年在《课程内容的文化选择》文中认为课程内容的文化选择在传统“课程开发”的视野中,是一个“选择什么”的问题,但在“课程理解”的视野中,还必须同时考虑“选择的释放效果”,也就是课程与教学的互动以及由这种互动所生成的教育文化生态。这是本研究的基本假设。从外部的环境来看,文明间的冲突与融合变得日益重要。中国当前的发展及文化环境,使得我们必须在课程而不仅仅是社会文化的层面上思考不同文化的相遇、传统文化的继承,以及中国文化的世界责任问题。这是思考整个问题的背景。在这个背景中的文化传承需要超越知识论的层级,文化创生则要考虑人与文化互动的创造性与可能性。从人与文化、人与人的互动出发,本研究所探讨的“文化选择”不仅仅包括泰勒原理中静态的“课程”文化选择,还包括了在教学互动过程中对学生具有课程意义的“教学文化”,以及两者间的互动对学生所施加的文化影响。前者涉及的是“内容”,后者关涉的是“释放”,这是本研究始终关注的两个问题层,也是进行历史梳理的基本框架。通过梳理先秦时期、秦汉以降以及近世以来叁个历史阶段中社会文化、课程文化以及教学文化的大体状况,可以得出一些启示：社会文化发展的状况对课程内容的文化选择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教学的文化释放与课程内容的文化组织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出日益分离的状态,因此文化选择远远不是一个选好就行的问题,一方面在静态的课程内容层面选择时要保有思想的活力,另一方面还要关注教学实践中的互动与释放。“政治”是历来文化选择的第一立足点,这其实是一种“关系”的视角,因为一种好的政治就是定义了一套好的关系,先秦诸子“向后看”的思路都是去周礼中寻找好的关系加以改造。而现时的文化状况要求我们必须更换一种思路,当我们无法通过定义一种好的关系来保证个体和民族的存续时,就必须通过好的(更强大的)个体去创造未曾有过的好的关系。因此,当下的选择必须同时考虑“关系”与“个体”两个逻辑前提。这也就要求文化的选择必须是一个“饱满的文化过程”,它包括政治学与社会学层面、课程的层面以及教学的层面。这是将教学文化视为课程内容的依据。当我们把教学习惯、行为等等属于教学文化的内容视为一种主体性的文化存在,看作一种以文化的方式存在的课程内容时,是回归也是超越。因为先秦时期就是这种朴素的状态,人的生活、思想、行为融为一体,学习与生活、生存与创造高度统一,“做人”与“求学”两种断裂的文化在新的层面上,有了逐步融合的需要与空间。教材是重要的课程内容,当下对教材文化的认识是“镜像式”的理论思维方式,追求合理的价值配比。在基础教育阶段的小学语文教育中,这种成人意志的过度介入,把教材文化看成理论推导一样的按部就班,使其过度定位了自身的教育价值。这是思维方式的误用,我们需要划分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的界限,教材文化的选择需要工程思维的视角,考虑多方面的因素,进行更多的有价值的文化复合和文化创意,而不是将教育这个工程问题化约为简单的理论问题。课程与教学的分离是近世以来的问题。教育文化自身必须是连续而非断裂的“意义链”,它需要为教育场域内的行为、过程提供解释,一种断裂或异质的教育文化不具有充分的解释效用。这种连续是动态的、互动的连续,在课程与教学的互动机制中生成着新的教育意义,这体现了人之“创事”的形上规定。借助杜威的“经验课程”与韦迪的“课程教学”思想可以看出教育文化的发展的可能走向：从实体到关系、从符号到生活、从心灵到文化、从传递到建构、从封闭到开放。
俞祖华[4]2014年在《离合之间：中国现代叁大思潮及其相互关系》文中认为激进主义、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一起构成近代中国的叁大文化思潮。叁大思潮既是相对独立的思想流派,有着各自的基本价值与歧异的方案设计,但又有多元一体的共时文化生态、并生互补的相同思想框架、交织重迭的近似问题领域,如都有民族主义立场,都有对现代性的批评,都有对社会主义的向往,都有着实现民族复兴的梦想,只是呈现方式有所不同。本论文以近代叁大思潮的相互关系、多向互动为研究对象,试图较全面地认识叁大思潮之间既分立又并生、既交锋又交集、既对立又对话的离合关系,探寻叁大思潮之间的互动模式与不同思潮交集重组所产生的次元类型,从而为当下的以“在争论中明辨真理,在互动中凝聚共识”为目标的思想生态建设,为正确处理主流意识形态与其他社会思潮的关系提供有益的借鉴。论文分为五章,主要内容为：“第一章、绪论”。概述中国近代史上活跃着的激进主义、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等叁大思潮及其离合关系,指出叁大思潮是叁个鼎立的、互相抗衡的价值系统,由于文化取向的不同,曾经展开过多次思想文化论战；同时并存于共同的思想框架,有一些相近相似的观念,并互相摄取、互相吸收,甚至互相转换。对叁大思潮的学术史作了一些总结与反思,对学界围绕叁大思潮的发端时间、发展阶段、类型、流派与评价的讨论与研究进行了评述,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介绍了论文的选题意义、研究框架、基本思路与主要创新点。“第二章、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发展脉络”。分析了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不同类型与演变格局：从学理渊源的角度,可区分为西化自由主义与本土自由主义；从问题领域的角度,可区分政治自由主义、文化自由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从问政方式的角度,把对“直接参政”感兴趣的行动型自由主义分为认可、容忍、融入现政府的介入型与同样热衷于“直接参政”但与当局互别苗头、另组政党、另走“第叁条道路”的组党型,把拒绝“直接参政”的观念型自由主义者分为热衷于舆论干政、办报议政的议政型与“参透”政治因而与政治保持距离的疏离型4类。近代自由主义主要发生在政治与文化领域,经济自由主义较为薄弱。选取严复、胡适、殷海光为代表性人物,并以1903年严复翻译出版《群己权界论》、1922年胡适等人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1941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发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叁份标志性文本为重点,梳理了以严复为代表的、专注于思想启蒙的启蒙型自由主义,以胡适为代表的、徘徊于文化与政治之间的议政型自由主义,以40年代“中间路线”为代表的、着重于参政从政的行动型自由主义叁种政治自由主义演进型态。梳理了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一脉相承、薪火相传而又不断发展、不断调整的思想历程。梳理了近代经济自由主义从“发声”到“变调”的历程：晚清的严复、梁启超等人介绍、表达过反对政府干预、主张放任自由、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主张。到了民国时期,普遍的情况是自由主义者在对个性解放、个人主义、民主、人权等话语连篇累牍的同时,对同为自由主义核心理念的自由竞争、市场经济、私有产权等缄口不言。他们主张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而在经济上没有选择自由主义,而是倾向于与自由经济对立的计划经济、统制经济与社会主义。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从最初鼓吹自由竞争、放任主义,到后来转向倡导与经济自由主义大异其趣、大相径庭的统制经济、社会主义。“第叁章、近代中国的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以“一个模式”、“两次转向”、“叁件文本”分析了近代保守主义尤其是近代文化保守主义。指出“西方物质——中国精神”是文化保守主义进行中西比较的典型模式。又指出近代文化保守主义经历了两次大的思想调整即“两次转向”：第一次以从康有为的叁世进化史观到梁漱溟的文化叁路向说为代表,由开外王转向保内圣,由西学的民主、科学转向儒家心性之学；第二次以从梁漱溟的文化叁路向说到牟宗叁提出的“叁统”之说为代表,重心又转向“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由内在的心性之学转化出被称为“新外王”的民主与科学。还可通过分析文化保守主义的叁件典型文本,观察文化保守主义的变通与坚持,梳理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演进的轨迹。这“叁件文本”为：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等十教授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1958年元旦,牟宗叁等四位教授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2004(甲申)年9月由许嘉璐签名发表的《甲申文化宣言》。对近代中国的激进主义思潮,主要以五四时期的文化激进主义作为典型作了重点分析。指出以陈独秀等为代表的“文化激进主义”,其基本主张是激烈批判传统文化、同时强烈怀疑西方现代文明,它与胡适等的文化自由主义的共性是激烈反传统,区隔主要在于怀疑西化与力主西化。文化激进主义虽激进反传统,但并没有把传统文化当作统一整体加以全盘否定,这种激进反传统是一种具有历史合理性的、深刻的片面。“第四章、叁大思潮的‘共同框架’与‘重迭共识’”。指出“叁大思潮”,有着多元一体的共时文化生态、并生互补的共同思想框架、交织重迭的近似问题领域、相近相似的思想倾向,有着相似的关注与相近的关怀。其最大的共同点在于对实现国家富强目标的关怀、对实现民族复兴愿景的向往,都有着民族主义的情怀与情结。叁大思潮的共性还有：均为“现代”思潮,均主张实现现代化转型,主张接纳现代性,只是叁者对现代化道路的追寻、对现代性诉求的表达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都受到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都有着对传统文化的眷恋,即使主张激进反传统的激进主义与自由主义,其对本土文化的眷恋、珍爱之情与情不自禁的回首、返观仍依稀可鉴；都有着未来走向社会主义的美好愿景,都不同程度地呈现出社会主义的色彩、社会主义的取向,都以不同形式将社会主义纳入其思想框架；均起源、发端于戊戌思潮,即戊戌思潮成为叁大思潮的共同源头。“第五章、叁大思潮的个性特色及其相互转换”。以五四话语诠释系统、国家观念与个体自述为重点,对“叁大思潮”代表人物的话语特色、观念特色与文化心态进行了分析与比较,以期更好地把握叁大思潮的思想个性。指出叁大思潮从各自的角度解读、诠释着“五四意义”,从而形成了叁种不同的“五四”话语诠释系统：激进主义从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出发,着重于从政治、从救亡、从民族主义、从民族民主革命的革命范式与政治框架去解读与诠释“五四意义”,建构了突出政治意义的五四革命话语诠释系统,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的展开,激进主义的“革命范式”、“政治范式”开始向“发展范式”、“现代化范式”过渡；自由主义建构了凸现文化变革、突出个性解放的启蒙话语诠释系统,这一话语系统褒新文化运动贬学生运动,将从文化运动到政治运动的发展视为“干扰”、“救亡压倒启蒙”；保守主义赞成文化运动的路径但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激进反传统主义,其对五四运动的诠释大体经历了从以往的接纳民主、科学“新外王”的“返本开新”话语诠释系统到五四“文化断裂”话语诠释系统的转变。以胡适、陈独秀与梁漱溟叁位知识领袖为重点,对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与新儒学叁大知识群体的国家建设思想做了比较分析。指出以民族主义建设现代国家,是其政治共识,也是民国时期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与新儒学叁大知识群体的“共同观念”。但他们的国家建设思想也有区别：叁人早年都曾向往西方宪政,向往西方现代国家制度,但胡适一直坚持以实现宪政为国家建设的目标,而陈独秀对宪政民主经历了从向往到否定、再到重新肯定的复杂变化,梁漱溟在20年代中期后对宪政运动采取了冷漠以对的态度,并别出心裁设计了“非宪政化的民主制”；他们对现代国家建设的路径有着不同的思考,陈独秀主张革命建国,胡适、梁漱溟都主张和平建国,不过胡适主张“宪政随时随处都可以开始”,而梁漱溟则认为“宪政可以为远图而非所谓急务”；胡适、梁漱溟和陈独秀分别从个人、社会与国家叁个层面入手,选择了“救国须从救出你自己下手”、“为国家建设社会”、“从他们手中抢夺来政权”叁个路径。以瞿秋白、胡适、梁漱溟等人的“自述”为重点,分析比较了“自述”体现的叁大思潮代表人物的文化心态。指出从“自述”可以看出叁大思潮代表人物有着共同的忧患情怀,包括对民族苦难的体验、对社会苦难的悲悯、对家境苦难的伤痛与对人生苦难的品味,但他们都没有被苦难压垮。他们都关注人生问题与社会问题,纠缠于学术与政治,纠结于入世与出世,彷徨于书斋与社会。相对而言,保守主义者更关注人生问题,侧重于思想文化的进路,希望通过道德重建、文化复兴,重建中国人的人生态度,进而实现民族复兴；激进主义者更关注社会问题,侧重于政治救亡的进路,希望通过“直接行动”、“根本改造”,实现社会变革,包括通过参加社会变革的实践实现“思想改造”；自由主义者也重点关注社会问题,不过所选择的路径是“救国须从救出你自己下手”,心存思想启蒙的路径依赖。他们不仅面临着政治救亡与思想启蒙、激进革命与渐进改良的路径抉择,而且面临着如何在新旧社会思潮中进行择取,如何在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与社会主义文明进行文化取向的比选,其文化选择与路径选择一样充满着矛盾。由于所处时代的复杂多样与快速多变,使近代思想家的思想倾向、思想态度呈现出复杂、善变的特点,有时倾向保守,有时倾向激进,又有时激进与保守交织于胸；思想家的思想在“叁大思潮”之间不断位移摇摆。同时由于时代变化,思想思潮的激进与保守发生易位,本来站在时代前例的“激进”者,在出现新生代更为“激进”的思想元素之后显得“保守”、落伍。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虽然是相对鼎立的思想态度,但叁者之间者之间既有对垒也有对话,既有交锋也有交集,既有紧张也有舒缓,既有显性边界也有模糊地带,且不断发生分合嬗变,不断进行调适转换；叁者之间不全是制肘、拆台,也有互相砥砺、互相启发、互为修正、互为支持、互相提供思想灵感的另一面。
孟凡东[5]2006年在《东亚现代化研究的经济文化史观》文中提出本文是以学术史研究方法对东亚文化现代化研究的一个历史考察。论文在分析韦伯理论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东亚文化现代化理论的合理内核与困境的基础上，对东亚文化现代化理论建设作进一步的探讨。 论文由叁编组成。 第一编梳理韦伯理论及其发展。本编分二章。其中第一章分析韦伯理论和“韦伯命题”。文章认为，尽管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文化现代化研究的开山之作，但其对中国宗教与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的：考察却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色彩。第二章分析韦伯理论的东亚“变形”——贝拉理论。因为贝拉通过对日本现代化精神气质的研究在理论上突破了“韦伯命题”，贝拉对日本德川宗教的研究实际上是对韦伯理论的修正与发展，对其后东亚文化现代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二编是对东亚文化现代化理论的学术考察。文章根据东亚文化现代化研究中各家学说同韦伯理论的关系，将其分梳为应用、批判和自觉叁派并展开分析。其中第一章考察以金耀基、森岛通夫、山本七平、金日坤等学者为代表的“应用派”；第二章以余英时、杜恂诚等学者为代表的“批判派”作为考察对象；第叁章考察以杜维明、黄俊杰、冯天瑜等学者为代表的“自觉派”。此处旨在通过探析上述叁派学术思想中有关东亚文化现代化研究的合理性与局限性，从其学术发展理路寻求经济文化史观建构的核心内容与方法。 第叁编围绕如何重构东亚文化现代化理论而展开。本编分叁章。第一章探讨如何走出“韦伯命题”的困境；第二章探讨东亚区域现代化的可能性；第叁章为笔者建构“东亚经济文化史观”的一些设想。
矫雅楠[6]2016年在《作为媒介的孔子学院》文中认为自2004年全球首家孔子学院设立以来,孔子学院发展已进入第二个十年。目前500家孔子学院,1000个孔子课堂,分布在全球134个国家和地区,基本建构起一个广覆盖,多层次的孔子学院全球传播网络,以此为依托的语言文化传播实践也在不断深化。在完善教育功能的基础上,孔子学院推进中国同世界各国人文交流的独特作用更加显着,成为中国语言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载体和世界认识中国的重要平台。从传播的视角看,孔子学院的“平台”定位以及“桥梁”和“纽带”的角色阐释,说明孔子学院在推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践行多元文化理念方面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存在,建构了一个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文化对话和文化共享的中间环境,成为中国语言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媒介是传播活动的基本要素,也是分析传播现象的重要理论工具。它是一个话语意义而非实在意义的概念,在不同时代环境和现实语境下被不断协商、接纳、改造和实践。在大众传播勃兴的年代,媒介多被理解为传输信息的载体或技术工具。随着文化世界化和社会媒介化的深入,媒介形态发生剧烈变动,以往以技术为主导的阐释框架已不能完全涵盖媒介对人类社会的多重变革。在学术研究领域,媒介环境学和普通媒介学的理论成果促使我们认识到,人文性是传播与媒介的固有属性,媒介构成了联接全球社会中社会关系与社会交往的开放空间,本身具有宽泛的所指和丰富的内涵。孔子学院的语言文化传播实践为我们突破媒介研究视阈局限,摆脱思维惯性提供了新的思想园地,也预示了一种与社会现实和文化实践同步的学术突破的可能。本文从传播的视角切入,以媒介环境学和普通媒介学为理论来源,运用基于结构和平衡的方法论路径,在对媒介概念进行再认识的基础上,论证孔子学院媒介属性,分析其媒介功能,并进一步探寻实现该功能,维护媒介定位的路径与方法。围绕“孔子学院是媒介”这一核心假设,本文试图回答以下问题：(1)在媒介环境学范式下,应如何认识和理解媒介?(2)孔子学院是否具有媒介性质?(3)孔子学院的媒介功能是什么?(4)如何实现孔子学院的媒介功能?(5)在当前,孔子学院的媒介定位应如何维护?围绕以上问题,本文共分7章,具体内容如下：第1章,导论。本章主要介绍选题缘起和研究意义、理论基础和研究综述、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第2章,媒介概念分析。本章主要基于媒介环境学派和普通媒介学的理论成果,对媒介环境学范式下的媒介概念进行梳理和阐释。首先,通过对媒介一词的中外溯源,以及对媒介理论中“泛媒介”和“媒介环境”观点的梳理与评述,阐明媒介本具有相对宽泛的所指。其次,遵循从学术观点到研究范式的演进逻辑,重点论述媒介环境学和普通媒介学对“将媒介视为环境”的范式建构与补充,阐明媒介概念应是物质与组织构成的生态系统,同时涵盖技术性与人文性。最后,在整合理论,检视实践的基础上对媒介进行再认识,给出本文对媒介内涵的理解。第3章,孔子学院的媒介属性分析。本章首先基于孔子学院宗旨,从现实层面描述分析孔子学院的属性与功能,目标与拓展。指出孔子学院作为非营利性教育机构,具有汉语教学,文化传播和教育文化交流等基本职能,并作为“综合性文化交流平台”功能逐渐复合。其次,将学理与实践对接,论证孔子学院是否具有媒介属性。本文认为,孔子学院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媒介功能,即具备教育、告知、解释、传承文化和提供娱乐等基本功能,也作为“物质化的组织”符合普通媒介学对媒介属性与功能的相关论述。最后,从符号意义和实体特征两个层面分析孔子学院作为媒介的外在呈现。在符号意义层面,基于对《人民日报》等4家报纸孔子学院报道的内容分析和词频统计,和对国外报道的简要梳理,指出孔子学院“纽带”、“桥梁”等符号意义均指向其媒介属性；在实体层面,基于孔子学院性质、宗旨、办学模式和发展策略的特殊性,指出孔子学院具有整体关涉跨文化交流,植根当地社会文化环境,双向作用于中外社会发展,注重人文交流与民间交往的媒介特征。第4章,孔子学院的媒介功能分析。本章首先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分析孔子学院的媒介功能内涵。本文认为,孔子学院的媒介功能是一个多层次、立体化的功能系统：在静态上,是以传播汉语和中国文化为基础,开展中外文化交流为主体,与政治、经济、生态等各领域结合产生相应功能为延伸的功能体系；在动态上,是以媒介机构、媒介平台和媒介环境为形态,以传递、转换和整合为功能核心,逐步推进的功能连续体。其次,分析孔子学院媒介功能的作用机制,提出需求-利益满足是其基本作用原理,利益框架建构与社会关系协调是基本作用方式。再次,根据媒介环境学相关理论,从感知环境、符号环境和社会环境叁个层面分析孔子学院媒介功能作用的层次。最后,从工具取向和社会取向两个方面分析孔子学院媒介功能的效果,并论述在不同价值取向下可能产生的积极与消极影响。第5章,孔子学院媒介功能实现。本章基于社会互动论和关系传播理论,首先分析孔子学院媒介功能实现的外部动因和内部条件,认为建构国际信息新秩序的时代诉求；媒介技术的文化本质与社会影响：地方性文化对自我格局的持续超越；中国重构大国形象的多元实践构成了孔子学院媒介功能实现的外部动因。坚持交流互动和人性化的传播理念,加强传播主体的培育,传播内容的建设,传播渠道的完善构成了孔子学院媒介功能实现的内部条件。其次,提出实现孔子学院媒介功能应以理念、价值和程序叁方面共识为原则。最后,在功能的实现路径上,着眼于建构与受众的信任关系,强化媒介地位的独立性,提出孔子学院应走专业化、差异化和产业化的发展道路。第6章,孔子学院媒介定位维护。遵循孔子学院媒介环境与整体社会环境互动融合的思路,本章基于媒介环境学的生态视野,从孔子学院的组织基础、技术支撑、生存空间和发展形态等方面探讨如何维护孔子学院的媒介定位。首先,孔子学院应加强组织制度化建设,通过对组织规范、结构和行为的制度化,实现外部规范逐步被主体内化,主体在协调与共享中对规范进行调整和改善的双向互动。其次,加强对数字网络技术的应用,通过运用互联网移动技术；建构数据网络；实现虚拟平台与实体平台的协同,发挥技术对媒介功能优化的推动作用。再次,深化本土策略,通过个体参与社区信息交流,组织上支持社区资源共享,情感上参与建构社区共识,进一步发挥媒介接近性与便用性的优势。最后,推进形态融合,通过培育文化共同体；运用市场机制和建构多元评价体系推动孔子学院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实现可持续发展。第7章,回顾与总结。总结本文的主要观点、结论和创新点,提出研究展望。
高益青[7]2011年在《以文化看待发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倍受世界瞩目。在发展的诸多领域里,政治发展是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国际上有关政治发展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有着非常现实的价值和意义。然而,尽管这些理论成果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但它们在很多方面还是与我国的国情不尽相合。环顾海外发展政治学家,既真正熟悉中国文化,又精通政治发展理论学者很少,白鲁恂就是其中为数不多的一位。作为美国政治学会和比较政治委员会的前主席,白鲁恂是美国政治学界的一位重量级学者,但由于历史的原因,白鲁恂在中国倍受冷落,除了在政治文化领域略被提及,有关他的研究寥寥无几。然而,生在中国的白鲁恂对中国的政治倾注了毕生的精力,他是第一个不拘泥于意识形态而把社会主义中国当作发展中国家来理解的学者,对中国的政治发展问题可谓是见解独到。因此,在研究中国政治发展问题上是不能忽略这样一位重量级人物的研究成果的。从研究领域上看,白鲁恂的研究涉及了比较政治、政治发展、政治文化。尽管前两个部分的内容在国内鲜有介绍,但它们在某种程度上足以展现出美国比较政治委员会学术研究的一个侧面。事实上,白鲁恂的政治发展研究往往被其政治文化方面的成就所掩盖,然而,作为政治发展研究的主要领导者之一,白鲁恂的前半段学术生涯都致力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并且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文化-心理研究范式。这种不同于结构-功能主义的研究路径通过从文化社会化的视角考察发展中国家政治参与者的典型人格及其成因来获得对转型社会政治发展的病理学诊断,它本质上不能被简单地等同于纯粹的政治文化研究,但与政治文化研究又有着紧密的联系,为白鲁恂后期中国政治文化研究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础。这种文化心理的研究方法以弗洛伊德的心理动因分析和帕森斯的文化主义人格分析为基础,结合了埃里克森的人格渐成学说与拉斯韦尔有关政治人的精神病理学诊断,通过考察普世文化在向非西方世界扩散时所引发的人格再生产紊乱的情形,对非西方世界社会转型的政治动荡提出了全新的见解。对这样一种解释力与局限性都可能较大的理论范式的研究不应该只停留于一种简单的理论复述或要点概括,而应该从其理论基础、构成要件、逻辑主线等诸方面加以彻底的检视与分析。最终,对白鲁恂文化-心理范式的分析和批判足以形成下面这样一种判断,那就是：尽管文化-心理范式因使用了比较简单的文化决定论模型而招致批评,但是这并不能否定文化、人格等因素在政治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从系统与生活世界相联系的角度出发,人们很容易发现政治发展不但不只是政治系统能力的提高,而且也蕴含着独特的合法性逻辑,这是与生活世界自身的合理化进程及其对政治系统的反抗分不开的。因此,作为生活世界的基本构成要素,文化、人格就不能被简单地排除在政治发展研究之外。但是,文化、人格等主观要素能否被加以客观化运用,以及文化对象能否被等同于物理对象即采取文化物化的处理方式则是分析中另一个着力展开的理论探讨之处。
森文[8]2017年在《基于文化生态观的设计系统与设计实践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设计是一种既古老又年青的文化,把设计追溯到人类历史的“童年”,可以看到设计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文化推动、技术进化的角色,把设计学科定义在现代化阶段,可以发现设计对文化生态和自然生态建设与破坏的双重作用,同时设计学和设计教育处在尚未完全成熟的“青年”、处在“文化自觉”与“转型”的成长阶段,使设计文化的传统与现代、旧与新、本土设计与全球化等多方面的关系成为一个文化生态命题。设计与自然生态环境、文化生态系统的密切关系,要求设计必须为文化生态问题的解决做出实际的贡献。本文从文化生态学理论切入,对设计的文化属性、文化责任、文化功能进行思考,对设计文化系统的生态关系进行分析,通过对设计文化生态理论的构建与本土设计的研究,提出设计创新与设计生态系统相结合的社会实践模式,通过长期的实践案例研究与验证,探讨本土设计为地域性文化生态服务的方法与设计生态系统建设的可能性。文化生态学作为生态学与文化学相结合的一门新学科,对设计的文化本质和系统关系研究具有启示性,本文以此为理论基础,通过对文化生态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与分析,提炼出“文化生态观”作为文化实践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经过对文化生态观的研究视野、批评理论、结构与功能理论的探讨,以及“生态博物馆”、“文化生态保护区”、“民族文化生态村”等实践行动的分析研究,从中总结有益的经验与方法,揭示文化生态系统的运作规律和建设重点,同时树立基于文化生态的设计研究观点和立场,拓宽了设计文化研究的视野。作为文化生态理论向设计学理论的转化,本文提出设计文化生态学概念,对其理论框架进行构建,既是把生态学的方法引入设计学的理论创新,也是把文化生态学的方法论运用于设计研究的学科创新,有助于对设计文化的系统性和生态性理解,对设计学较多集中于本体研究和实践研究的技术论倾向具有补充的作用,有利于设计学研究视野的扩大和理论的丰富。设计文化系统结构、生态位特征及生态规律的研究表明,设计的文化生态属性使其具有生态文明建设的责任,已经不仅仅是为“创造生活”服务,而且更加肩负着国家使命和文化使命,同时设计文化的自觉与自律,给设计提出了文化价值观与生态价值观建设的要求,体现为设计向文化生态观的转向。设计文化生态视角下的本土设计,是对地域文化生态的重视,是文化系统论和生态观的体现,把本土设计的研究与实践进行结合,既是设计知识创新的目标,也是社会服务作用的发挥。设计服务与消费是一个交互关系系统,在特定文化环境中,构成一种基于文化交互的生态关系结构,二者的交汇点是地方性知识与设计知识的同构,因此,本土设计不应停留在对文化元素与符号的视觉表现层面,而应是通过文化场域体验获取综合性知识,对文化信息与文化资源的价值转换,可以发挥更多层面的文化生态作用,本土设计的本质是文化价值观的认同。基于这一思想的本土设计,将是一种来源于文化又符合地域文化生态的设计服务行为,使设计在地域环境中具有存在的价值,具有自身发展的空间,同时又具有对地域文化生态的保护与传播的价值。由此,本文通过对本土设计方法和体系的研究,提出了基于文化生态研究和“场域体验”的本土设计理论与方法,通过研究设计文化系统和设计生态系统的结构、规律、功能,发展出设计生态系统构建的思路与框架模型,作为服务地域文化生态建设的策略与方法。设计生态系统构建体现为把设计文化系统导入地域文化生态系统,是一种系统策略,其作用是以设计的文化生态效应为地域文化发展服务,其特征是本土知识与设计知识的双向转换,及地区资源与设计资源的双向利用,通过对地区特定的文化生态与社会问题的分析,寻找设计能够提供的解决方案。设计系统策略的选择是基于地域生态的,在尊重本土文化价值的情况下与地区社会需求进行结合,对社会的服务是指向地域性文化生态系统的建设,不仅包括为文化、经济、社会、自然各个子系统的服务,而且要处理文化传承与文化发展、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社会发展与生态责任等方面的关系。根据这一思想,作者运用设计生态系统方法,把“政产学研用”多方面的资源进行整合,构成协同创新设计系统,搭建服务地域文化生态的设计研究与服务平台,组织设计实践与研究团队,把设计系统导入地域文化生态系统,开展了多个地区的设计合作实践活动,探索本土设计与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结合的方法,把理论运用于实践的指导,再把实践案例作为理论的实证,验证设计生态系统的生态运行模式,讨论其作用和价值。设计实验和综合应用实践的研究表明,设计与地区的合作是系统性的服务,由本土设计体系构建的设计生态系统是设计导入地域文化生态系统的生态转化,通过系统效应与生态效应发挥对地区的社会发展推动作用,其特征有叁,一是需求的多层级性,即兼顾从政府到企业、民众各个层面的需求,使设计作用于社会整体发展战略;二是行动的规模性与广泛性,通过多学科团队构成设计系统,从环境、产品、传播等方面进行较大规模的设计创新,统一于社会创新发展目标;叁是文化保护与发展的兼容性,通过对本土文化的运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既为文化遗产与传统文化的保护服务,也通过设计创新与传播建立社会对本土文化的认同。设计文化生态学理论研究和设计生态系统实践相结合,为解决地区需求问题具有多方面的意义,一是由此而建构的理论为设计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视野、新方法,既是文化生态学的发展和丰富,也是设计学科理论的一项补充,把设计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系统进行研究,吸收了跨领域、交叉性的理论与方法,具有深入研究的价值;二是以文化生态观为立场和基础的设计研究,发展了本土设计的理论与方法,是对设计的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和文化生态属性的深入理解,对中国设计的转型发展和自身系统建设具有启示意义;叁是本土设计运用于地域性文化生态建设得到了方法论指导,贯穿在设计生态系统构建的工作实践当中,使大规模的长期行动指向一个统一的方向和目标,取得了有意义的成果,并且可以持续发挥社会效益与生态效应;四是验证了一种可实践、可推广的本土设计创新模式,包括设计与地区合作的系统模式、设计创新与文化服务相结合的文化保护模式,也包含着地域文化多样化发展的“云南模式”,体现了一种本土设计与文化生态系统建设相统一的设计文化走向。
董星辰[9]2017年在《现代性视域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研究（1919-1949）》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现代性是密切相连、相辅相成的。现代性危机的频发以及现代性研究的匮乏愈益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清晰可感的现实困境。“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要想明晰危机的产生原因和解决途径,需追本溯源回到现代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生碰撞、彼此影响的历史中寻求答案。1919—1949年这段革命历史时期,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开端到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时期,也是受到西方现代性冲击迫使中国改变道路,走向中国自身现代性的艰难探索时期,是现代性转型历程中极富探索意义的历史篇章。因此,在现代性的变化视域、批判视域及扬弃视域下,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成、发展和完善过程进行重新审视,并依次在话语、理论、实践、价值层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不断形成和深化的历史进程进行研究,是实现学术性与现实性相结合的重要课题。通过对现代性产生根源与发展脉络的梳理,对比西方资产阶级、马克思及中国学者的现代性概念,在本质与现象的相互升华中深入挖掘和尝试整合现代性的内涵,使现代性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工具、深化认识的过程和彰显形态的尺度而发挥着作用。现代性精神的演变及断裂是造成现代性危机的根源和表现,在后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回应中,更加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为中国“现代性觉醒”开启了新的路标。现代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的密切交织,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出现的时代转型、理性启蒙、人的生存意义问题和社会发展出路等问题不仅具有“现代性问题”的普遍性,还在特定革命历史时期和阶段具有特殊性。现代性的西方源发性以及资本逻辑的扩张本性,使现代性通过“殖民侵略”强势进入中国,中国现代性的发生是在内忧日甚、外患日迫的紧张局势中,呈现出一幅被迫的、遭遇式的尴尬状态,革命本身就是追求现代化和反思现代性的必然结果。因此,中国对现代性的认识是在外来的、既有的现代性思想基础上的一种“再认识”,在形式上依次经历了话语译介、理论借鉴、实践探索、价值升华的渐进过程,从现代性话语、现代性理论、现代性实践、现代性价值层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形成、理论发展、实践演变、价值进步等方面的历史进程进行研究就成为一种必需。以问题的出现、途径的探索和问题的解决为逻辑主线,在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苏俄马克思主义现代性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认识规律中,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如何取得话语权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独特话语表达方式的形成过程,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如何发挥理论感召力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成果的发展进程,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如何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特色实践的演变进程,呈现了马克思主义如何实现主客体的统一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价值启蒙、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的进步过程。当然,这几个部分是既对立又统一的有机整体,共同反映了现代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多重维度中的相互交织、相互作用。这一探索不是对既有思想的简单归纳,而是在现代性视野中、在现代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交融互动中,具体分析、深入论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进行的多方位的重新审视,以期扩大特定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方法视野,开创历史新局面,还为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代发展、正确处理中国现代性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求得丰富历史资源。
周忠华[10]2015年在《论核心价值观自信》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社会主义是一种历史运动、一个理论体系、一种社会制度,也是一种价值观念。承于对社会主义“总体性”的认识与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话语体系由“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价值观自信”四位一体构成。因此,在提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之后,还必须讲“价值观自信”,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自信话语体系。从一般性来看,所谓价值观自信,是指以主体的价值实践能力为标志的、关于自身利益所在和价值追求的积极肯定的态度和看法。因此,价值观自信的基本含义有叁重,一是基于主体的,即指向主体自我的自己相信与身体力行的心理状态;二是基于价值观特殊性的,即指沉浸在价值观基本内容的特殊性之中的自信;叁是基于价值观科学性的,即指因价值观科学性而使得主体践行产生强大自我效能。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言,它是特指以中国人民的价值实践能力为标志的关于自身利益所在和价值追求——“叁个倡导”——的积极肯定的态度和看法。其基本内涵就是“对价值追求的高度认同”,“是保持民族精神独立性的重要支撑”,“破除对‘普世价值’的盲从”。依据价值观的主体性、特殊性与科学性叁个方面来考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社会主义的总体性为依据,以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为切入点,对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进行有价值地判断。但是,历史即为差异,那个在19世纪中叶开始在欧洲徘徊的马克思主义幽灵,内在地遭遇时空转换,因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出场语境、出场路径与出场形态都相应地呈现出差异性。今天,在面对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新特点,人们省思的焦点应该在坚定对“叁个倡导”的自信。作为倡导与培育的主体,中国共产党是高度认同“叁个倡导”的,并对多样性的“意识”、多元化的“价值观念”进行“形态化”的努力,谋求价值共识,以此既保持民族精神的独立性,不做西方道德价值的应声虫,又破除对“普世价值”的盲从。而作为培育对象和践行主体的社会大众,则是耐人寻味的:第一,对“叁个倡导”的认同度高、知晓度一般而践行度不够;第二,道德行为纷繁复杂、自我管理水平不高;第叁,指向自我的信心指数较高,而指向他者的信心指数明显偏低;第四,对易于转化为个体道德行为的价值准则,在认同度上普遍低于难于转化为德行的价值目标与价值取向;第五,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价值观念虽获得较高的认同度,但社会民众对以自由、平等、民主、人权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却未有较高的宽容度。造成这个耐人寻味结果的症结就在于民众存在着价值纠结,而价值纠结又在于主体的迷失,以及实践上的不尽精微。因此,必须立足现有的认同度、践行度以及宽容度,进一步提升价值观自信。有效的做法就是:从客体来讲,则为巩固社会主义核心观的支撑根柢;从介体来讲,则为优化价值观自信的生成机制;从环体来讲,则为建构一个由传播机制、融入机制、认同机制、养成机制和保障机制构成的机制链条,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小、落实、落细;从主体来讲,则为重塑主体的时代立场。在人类主观意志强烈参与的历史进程中,尽管我们都力图把“未来”紧握于手,但那个不期而至的“例外”又可能随时降临在我们的面前。因此,我们思索“叁个倡导”的未来命运,即能否成为“中国版的共识价值”,最为科学的做法就是作方法论的估价,这就是只有不断“出场”才能永恒“在场”。
参考文献：
[1]. 中国文化价值取向的转换及其历史意义[D]. 张玉龙. 山东师范大学. 2004
[2]. 游戏理论视角下的综艺真人秀节目研究[D]. 张洁. 华中科技大学. 2016
[3]. 课程内容的文化选择[D]. 李亮. 南京师范大学. 2014
[4]. 离合之间：中国现代叁大思潮及其相互关系[D]. 俞祖华. 湖南师范大学. 2014
[5]. 东亚现代化研究的经济文化史观[D]. 孟凡东. 华东师范大学. 2006
[6]. 作为媒介的孔子学院[D]. 矫雅楠. 山东大学. 2016
[7]. 以文化看待发展[D]. 高益青. 浙江大学. 2011
[8]. 基于文化生态观的设计系统与设计实践研究[D]. 森文. 湖南大学. 2017
[9]. 现代性视域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研究（1919-1949）[D]. 董星辰. 华南理工大学. 2017
[10]. 论核心价值观自信[D]. 周忠华. 上海师范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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