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才是硬道理——“厦门第一村”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厦门论文,才是硬道理论文,第一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20多年的实践证明，“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近年来，我们在厦门市同安区新圩镇马塘村进行的社会调查证实，马塘村人正是遵循邓小平提出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基本思路，经过20年的艰苦奋斗，使马塘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山村建设成为一个文明富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农村，为中国广大农村如何脱贫致富奔小康，如何深化改革开放和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模式。
马塘村历史的回顾
马塘村，原本是厦门市同安区的一个偏僻小山村，方圆不过1.8 平方公里。这个村三面被荒山秃岭拥抱着，就像一只土箕， 耕地面积272亩，山坡地590亩。村民们聚居在这只土箕的底部。解放前， 这个土箕底部并不平坦，25户人家被山洪冲刷的两条深沟和七个水塘分割为三坨，“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里既没有地主富农，也没有贫雇农，大都是中农，人均一亩贫瘠的旱水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村民们的生活并不平静，天灾人祸是他们生活的经常伴侣，每当夜幕降临，山村就没有了欢声笑语，家家关门闭户，一方面是为了预防土匪打家劫舍，另一方面也是害怕虎狼出没伤人。贫穷、落后固然可怕，而更为可怕的是瘟疫。40年代这里发生过一次大瘟疫，全村125人， 在几天之内就死了一半，到1951年土改时只剩下68人。村里上了年纪的人都记忆犹新，每当谈起这件事无不潸然泪下。解放前的马塘村，可以说是一片萧条荒凉，人丁不旺，五谷不丰，交通闭塞，商贾不达，不知文明为何物，全村没有一个人读过书，没有一个人会写字，每年春联都是到5里外的新圩镇买来贴。
解放后，这个山村发生了许多变化，第一，成立了合作社。1956年在全国合作化高潮中，全村的山林土地也入了股，成立了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第二，加入了人民公社。在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马塘村合作社也加入了公社，成为“太阳升”人民公社新圩大队的一个生产队。在“大炼钢铁”的日子里，剃光了周边的山头，把大大小小的山林烧成木炭去炼铁，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山坡水土流失，村子里的两条山沟被山洪冲刷得越来越越深，七塘里却充满了淤泥，许多田地被毁坏。60年代，“农业学大寨”，集体开山种树，山背上种山林，山坡地里栽上了第一茬的龙眼树300多棵，为80 年代马塘村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但在“以粮为纲”的年月里，整个生产队还是依靠260多亩山水田搞农业，全村男女老少整天都泡在田里搞饭吃。一年忙到头，人年均收入不过20元。1981年算是最好的年景，全村共创造了40万个工分，每个工分值为0.0755元，人年均收入115元， 但无现金分红，大都是以分配口粮充数。第三，有了一些农业机械。到1981年，生产队先后置办了一台抽水机、三部动力机、一个碾米厂（仅为本村社员服务）。但农业生产的主要工具还是锄头和犁耙，生产队最大的一笔财产，是喂养了20多头耕牛，集了20多年的公积金，也不过千把元。第四，出了个高中生。解放前，马塘是个文盲村。土改以后开始有人送孩子到外村小学去读书，多数人只读完小学或没有读完小学就辍学回家务农，少数人读到初中。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只有现任马塘村党总支书记陈清渊读到高中毕业，毕业后也回家务农，任生产队会计，算是马塘村的高级知识分子。为什么马塘村读书的人少，学历这样低下呢？说到底是个经济问题，陈清渊的一段家史就是这个问题的很好答案。在6、70年代，陈清渊家共有八口人，父母双亲、四个兄弟、两个童养媳。只有父母俩是全劳力，其余的都是未成年的孩子。他一家每年所赚得的工分养家糊口尚有困难，更无力供孩子们读长书。所以他父母不得不下狠心进行一次刻骨铭心的战略性调整，第一，决定让长子陈清水读完小学，回家帮助父母挣工分。第二，决定把最小的儿子送给人家抚养，以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第三，集中力量保证老二陈清渊读完中学。尽管这样，家庭还是不堪重负，年年透支，岁岁借债，直到陈清渊高中毕业回家当会计几年后的1981年，才还清生产队近2000多元的欠款。在某种意义上说，陈清渊之所以能读完高中，是靠马塘村整个生产队集体培养的结果。马塘村社员和生产队集体的经济状况，决定了只能培养少数几个中学生，而多数孩子不能上学或只能上小学。
解放后的30年，马塘村虽然发生了许多变化，但并没有改变“瘦马塘”的面貌，人们生活依然是贫困的，物质生活是贫困的，文化生活也是贫困的，它的集中表现是婚姻状况的贫困。傅立叶说：“妇女权利的扩大是一切社会进步的基本原则。”恩格斯据此推论道：“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27页）妇女婚恋的社会环境的向背，是衡量一个村落社会经济文化进步与否的综合指示器。许多青年妇女不肯下嫁马塘村人的现实，迫使马塘村在6、70年代家家户户抱养童养媳。全村20户， 抱养了13个童养媳。由此可见，马塘村社会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到什么地步。
马塘村的第二次解放
邓小平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3页）改革也是马塘村的第二次解放。它的核心和实质， 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马塘村也和全国广大的农村一样，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社会生产力。但是，由于马塘村所处的偏僻落后的地缘经济环境，注定了发展经济要走一段艰苦磨难的路程。
马塘村发展经济的起点，是1981年的“改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首先在农村开始，改革的对象是人民公社，把人民公社改为乡镇建制。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农村的又一次解放。但农民对解放的理解，开始往往是肤浅的、直观的，把解放简单理解为分浮财。取消人民公社建制，在许多农民中间产生了误解，以为分田单干可以化公为私，出现了哄抢集体财产的现象。从1981年至1984年间，马塘村生产队的坛坛罐罐，如抽水机等一些农具也不翼而飞了，特别严重的是乱砍滥伐，把60年代集体种植的成片山林又一次砍光了。同时，为了抢砍林木，马塘村的村民还经常同山头那边的洪塘乡郭村的村民发生民事纠纷，并引起了区、镇领导的重视。1984年底到1985年初，同安（区）县委书记蔡学泉带着新圩镇党委书记李溪任来到马塘村，解决人民公社期间遗留下来的村与村之间的模糊边界问题，发现马塘村“改制”3 年变化不大。山还是原来的山，地还是原来的地，人还是原来的人，村民破旧住房的墙头上依旧芦苇丛生，村子里的二沟七塘的地貌依然如故。人穷，山穷，地穷，水也穷，怎么办？马塘村不能再这样落后下去了！区镇领导下决心要帮助马塘村改变这个落后的面貌，尽快赶上周边乡镇的发展步伐。当时能想到的，第一是植树造林，当务之急是把被砍光了的山头重新种上新树苗，同时在低坡度的山脚上再栽上一批龙眼树。第二是发展农业，把群众的注意力引导到种好自己承包的田地上，千方百计提高产量。第三是发展别的什么产业，把多余的农村劳动力都能派上用场。
从表面上看，马塘村“改制”后的头几年经济并没有什么新的发展，但从历史发展角度看，1981年是马塘村经济起飞的真正起点。这是因为任何一种新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新的社会环境、新的资本积累和新的可自由支配的人力资源。正是1981年的“改制”，为马塘村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第一，1981年实行了农业家庭土地承包制，把人们从人民公社这个“集体”中解放了出来。“集体”的人成为了“个体”自由的人，人们的生产和分配不再依赖国家和集体，而依靠每个家庭成员的共同努力。在这里，依赖思想破除了，每个家庭都得独立考虑自己的生计问题，这种利益的驱动极大地调动了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积极性。第二，实行家庭土地承包制，把富余的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了出来。中国本来就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在人民公社的体制下，一不准农民离土，二不准农民离村，把众多的人力都捆绑在有限的土地上，不是窝工就是赋闲，造成了农村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改制”后生产生活由农民自己安排，大量剩余的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去寻找自己谋生的新出路。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农民的思想获得解放。在此之前，什么自留地、家庭副业、养鸡养鸭、做点小生意等等，都会被看成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农民的思想长期被禁锢在人民公社的田野里，谁也不敢有发财致富的“非分之想”。“改制”以后，人民公社的田野被合理地分割为各个家庭的承包地，思想也随着解放了。再加上党的富民政策，让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鼓励和支持发展家庭经济，发展多种经营，这就为一部分农村能人闯天下、带头致富提供了精神支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1981年的“改制”，是马塘村的第二次解放，它为马塘村经济的往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马塘村经济发展的起步
如果说1981年是马塘村经济发展的起点，那么1985年马塘村经济发展才真正迈出第一步。这是因为在这一年里，发生了两件决定马塘村往后发展的历史命运的大事。第一，种上了上千棵龙眼树，为发展龙眼经济这个新产业打下基础。这一年龙眼大丰收，又卖了个好价钱，在客观上为马塘村新经济的启动积累了必要的资金，同时又进一步推动村民种植龙眼树的积极性。村委会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决定彻底抛弃“以粮为纲”的指导思想，发展多种经济，把发展龙眼经济确定为农民致富的一项重要措施和一个重要步骤。1986年在落实区镇领导关于“封山育林”的指示过程中，马塘村又开发果园120亩，种上龙眼树1500棵， 连同老树1600棵，共计有3100棵龙眼树，果园总面积达180亩， 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并进一步完善了果树家庭承包制，从而使得龙眼经济往后发展逐渐成为马塘村一个新兴的支柱产业。第二，办了一个罐头厂，为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工业化发展准备了条件。这一年马塘村破天荒创办了一个罐头厂，开始走出一条发展村镇企业的新道路。人民公社“改制”以后，第一代出村跑运输的陈清水、陈清渊兄弟，目睹山村外面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了解到以水果为原料的罐头加工业的产销行情看好，回村办罐头厂的念头油然而生。于是，他们串联了6个年轻人， 每人出资5000元，租用原生产队的仓库和一个蘑菇房作厂房，合伙创办了马塘村“兴华罐头厂”，注册商标为“银鹭”。1985年7月5日，兴华罐头厂试投产成功，1987年租借生产队的一块地，盖了一个小厂房，开始批量生产蘑菇、荔枝、龙眼罐头。
俗话说，凡事开头难。况且是农民办工厂，更是难上加难。第一，农民办工厂，一没有技术要靠自己钻研，二缺少资金要靠自己筹措，三没有经验要靠自己摸索，四不会经商要靠自己学会做生意。一句话，一切从头做起，一切从头学起，失败和挫折是难免的。从1985年到1989年的3年间连年亏损，银行贷款10万元，竟亏了5万元。第二，农民办工厂还得要有国家扶持，可是1989年在国家开始进入3 年经济治理整顿的大背景下，地方也开始整顿“五小”，马塘村的兴华罐头厂也面临整顿下马的危险性。在这“气血”两亏的情况下，是上还是下，都是两难选择。下就意味着赔本买辛苦，3年的心血化为乌有。 有两位合伙人还是决定折股退厂另谋出路；陈清渊兄弟、蔡雪艳、陈火那等四位股东则决心迎难而上。但上也有上的难处，要上就得扩大规模上档次，要上就得投入大笔新资金。这对没有什么社会政治经济背景的几位青年农民来说，实在是难于解决。要不是村委会、县（区）镇两级政府的积极支持，想上也是不可能的。
正当马塘村小罐头厂陷入困境的时候，村民小组从马塘发展的长远利益考虑，决定免收厂房用地的租金。区、镇领导从积极扶持村镇企业的角度，牵线搭桥，千方百计帮助它进行企业重组和升级。第一，镇党委书记亲自出面邀请区里有关部门的领导，到马塘村召开企业资质考核论证现场会，当场为马塘村兴华罐头厂借贷40万元。第二，县（区）委书记直接过问，县（区）长签字批准扩建厂房用地2400平方米。第三，镇政府出面帮助搞基础设施建设，解决了进村的公路、从12公里外的古宅水库引水工程的用地纠纷，以及电网进村等一系列难题。这么一来，兴华罐头厂不仅保住了，而且是“鸟枪换炮”，建设了现代化的产房，引进了现代化的罐头生产线，产业升了级，产品上了一个新档次，一跃而进入同行业的先进行列。这真可谓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马塘村经济的腾飞
常言道：“无农不稳，无工不富。”这话一点不假，马塘村经济的腾飞就是靠兴华罐头厂带动的，而兴华罐头厂的腾飞则是靠外引内联，进行资产重组，创办中外合资企业为动力，把整个马塘村的经济带上一个又一个新台阶，在不到10 年的时间里，国民生产总值翻了7 番， 从1990 年的416万元，发展到1999年的两个亿元。这种神话般的发展速度，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也是不多见的，不能不说马塘村创造了一个奇迹。
1989年兴华罐头厂获得新生后，就像山沟沟里飞出了一只金凤凰。它的主要产品“银鹭”系列罐头也插上了腾飞的翅膀飞向全国各地，远销海内外，并获得全国第二届出口商品展览会优秀产品奖、福建省第二次乡镇企业果蔬罐头质量评比第一名。在激烈的罐头市场竞争中，兴华罐头厂的市场占有率不断扩大，生意愈做愈红火，名气也越来越大。这个时候，市场规律起了巨大的作用，即哪里可以赚钱，资本就流向哪里。首先是新圩镇爱国华侨黄福华的新加坡协茂有限公司看中了兴华罐头厂，愿意投资20万美元，用以支援家乡建设。虽说黄先生是陈清渊爱人的堂哥，不排除有亲戚的情谊，但资本的本性是不认亲的，它所追求的是利润，是资本的增殖。如果不是陈清渊等几个年轻农民企业家坚韧不拔的艰苦创业精神，不是县（区）、镇、村各级领导的全力支持所形成的上下左右同心协力的人际关系，不是经过多年奋斗而初具规模并在市场拼搏中站稳脚跟，不是看好有向现代企业发展的前景，这20万美金是不会轻易投进来的。其次与兴华罐头厂有业务往来的厦门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也看好这家企业，愿意投资50万元，以换取代理该厂罐头全部的出口权。于是，1990年兴华罐头厂与新加坡协茂有限公司、厦门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正式签订合资协议，共同组建厦门同茂食品罐头有限公司，从此马塘村的经济就插上腾飞的翅膀。
首先是同茂公司本身腾飞了。合资后的同茂公司先后投资1.2 亿元，进行了3次大规模的扩厂技改。工厂规模扩大了，由原来占地3.6亩扩大到138亩，建有现代文明的花园式的厂区， 配有公寓式的工人宿舍区，公共食堂和职工俱乐部等设施。设备更新了，先后引进日本、 德国4条国际最先进的饮料高速生产线，实现了生产流程现代化。技术含量提高了，加快引进和培养技术人才，现有大中专以上学历的各类技术人员120多名，其中有高中级技术职称的40多人，建立了新产品开发中心， 先后研究和开发出“银鹭”牌八宝粥、矿泉水、果汁系列饮料、桂圆荔枝罐头等名优特产40多个品种。产品质量提高了，公司的主要产品八宝粥曾获得全国名优食品博览会金奖和国际博览会金奖， 并加入了ISO9002质量认证和ISO14001环境审核认证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市场竞争力提高了，由于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获得广大消费者的认可，近几年来其产品远销欧美、东南亚和国内20多个省区，就是在亚洲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市场萧条期间，国内外的定单仍然纷至沓来，进出厂门的运货车还是络绎不绝。投资回报率提高了，10年来资本年均收益率在20%以上，给予投资人以稳定丰厚的回报，极大地增强了股东们长期投资的信心，年年有分红，年年都投入再生产，没有一个股东拿走一分红利。“规模效益、科学管理、产品创新、高效服务”是同茂人的竞争资本，“质量第一、信誉为本”是同茂人的经营理念。正是同茂人的这种企业精神，使公司跃上中国罐头业经济效益百强之一，成为国家轻工业部指定出口罐头生产厂家。
其次，马塘工业小区的崛起。由于同茂这颗明星的迅速升起，极大地提高了马塘村的市场知名度，吸引了国内外许多厂家前来进行投资考察。从1994年到1999年，马塘村共引进外资台资2亿元， 建成了马塘村工业小区。现在，马塘村除了山林、果园地外，其余的土地都划为工业小区用地。在这个工业小区里，已经建成投产的有3 家现代化的中外合资和台商独资企业，这就是“同茂”中外合资企业、“同茂”同香港、澳大利亚厂商合资兴办的“兴茂”中外合资企业、台商独资创办的“吉富”制罐彩印厂。这3家企业，有两家是生产罐头饮料的， 一家是生产罐头饮料包装的。它们相互毗邻又相互独立，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从产权关系上说，它们是3个不同法人的厂家，但从生产业务上看， 它们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形成了马塘村工业小区的拳头产品，1999年产值达到5亿多元。
再次，马塘村经济的全面发展。马塘村经济发展的道路，是以工带农，工业兴村，走的是农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马塘村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坚持“肥水不流他人田”、工程承包不出村的原则，就地取材，派出培训，就地组建工程队，许多村民参加了厂房和住宅建筑专业队、运输队，有的还当上了水电安装技术工人。经过连续几年的扩厂建厂，三通一平的基础设施以及新村建设等工程的锻炼，马塘村造就出一大批懂技术会管理的建筑、运输和水电泥工方面的能人，他们走南闯北，包工程揽生意，每年为马塘村的经济发展带回数百万元的经济效益。与此同时，多年来马塘村实行“以工补农”也收到了很好的回报，单龙眼果树的收入就十分可观，大概每年也会给马塘村增添上百万元的经济收入。马塘村经济腾飞了，村民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了邓小平提出的800到1000美元的水平。马塘村不仅率先进入了小康社会， 而且还赢得了“厦门第一村”的赞誉。
“厦门第一村”的含义
“厦门第一村”是马塘村在新村建设中提出的一个口号。随着马塘村经济的发展，改造旧村落的任务也跟着提上议事日程。农村不同城市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住房建设。在城市里，住宅建设不完全是居民自己的事，而在农村则完全是农民自己的事。在中国农民的传统观念里，土地、房子和媳妇，是农民一生的3件大事。如果说， 中国的第一次解放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那么第二次解放所要解决的就是农民的房子问题了。中国农民向来注重住宅建设，把盖房子看成是家庭最重要的基本建设。在农民的观念里，房子是主人社会经济地位的界碑，外界也往往以此作为衡量和判断房主家庭经济状况的标尺。一般地说，有什么样的经济实力，也就有什么样的房子与之相适应。在这方面，农民是很肯投入的，特别是马塘村的农民，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年轻小伙子能不能娶到媳妇的大问题。所以还在80年代中期，当马塘村的经济有所发展的时候，农民考虑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盖新房。
从1986年到1996年的10年间， 马塘村的旧村改造和新村建设经过3个发展阶段，共投资1700万元。它既反映了马塘村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也反映了马塘村农民思想观念变化的渐进性。1986年，在中国南方农村掀起盖房的第一个热潮中，马塘村一些首先富起来的农民也提出盖新房问题。马塘村不同于其他村庄的地方，就在于规划性。它并没有因为土地承包了，就出现住宅建设自由化现象。村委会首先考虑的是统一规划，在原来的村落里，保留原来的风水地貌的前提下，拆旧翻新，要错落有序，进出方便，特别是要保证车辆进出方便，在某种意义上说，马塘村的经济启动的第一个推动力是靠运输车拉动的。这第一阶段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停留在“小富即安”的传统观念上。当90年代初的第二个盖房热潮到来时，马塘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新的飞跃。1990年，同茂公司成立，在大规模扩厂建厂拉动下的新村建设有了新思路，开始用发展工业的战略眼光来重新布局马塘村的农民住宅建设。工业用地需要“三通一平”，与工业用地连成一体而又处于上坡段的村民住宅用地就不能不随之“三通一平”了。所以第二阶段的新村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在平整“七塘二沟”的基础上，按社会主义的原则重新分配宅基地，每户可以在统一规划的400平方米的控制面积内， 自行进行旧房翻新和改建。从总量上看，马塘村的村民住宅面积是大大超出原有的住房面积，但从实际的占地面积上说，并没有多占一寸原来的可耕地。因为光是填平穿越整个村庄的两条山沟，就填出了30多亩地，把这些新平整出来的土地，部分用以扩大村民的住宅面积，部分用以扩大三纵两横的村落的车道外，还腾出了必要的消闲绿化用地。 第三阶段的新村建设是在1996年，这是在马塘村工业小区已经建成的条件下提出来的。这时马塘村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阶段，人们开始用商业的战略眼光，来重新审视新村建设。终于发现，虽然经过二期的旧房改造和翻新，但其村容村貌仍未能突破中国古老农村住宅的俗套，即农民居家三布点：住房、猪圈和厕所。这同现代化的厂区反差太大，无论是从环保的角度，还是从商业广告的角度看，都是同生产一流罐头的产业基地不相称的。所以无论是村委会还是工厂董事会都一致认为，必须推倒出来，把新村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提出争创“厦门第一村”的口号，目标是村民住宅别墅化。推倒重来谈何容易，农民省吃俭用辛辛苦苦一辈子，好不容易盖了一栋房子，现在要推倒重来，谁带头？谁出钱盖别墅？厂领导、村干部带头把刚刚花了10几20万元盖好的3 栋房子拆了；对确有困难的农户，厂里村里给予适当补贴并提供无息贷款；厂村共投入600多万元资金，补贴旧房拆迁、新村道路、水电、 花园等公共设施建设。这才终于建成了“厦门第一村”：“抬头看不到电线，低头看不到泥土”的农村社会主义“五化”新村，即村民住宅别墅化，村里道路水泥化，家庭通讯程控化，农民用水自来化，村庄环境花园化。
1997年，厦门市委、市政府联合发出《关于在全市农村中开展“学马塘、奔小康、建新村”活动的通知》，充分肯定了马塘村社会主义新村建设的成就和经验。近2年来，《厦门日报》、 《福建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常常以“厦门第一村”甚至以“闽南第一村”为题，报道马塘村建设社会主义新村的先进事迹。现在看来，马塘村作为“厦门第一村”的基本含义，已经大大突破了原来建新村的内涵，而获得了许多新“第一”的含义。首先是农业工业化发展规模和速度堪称第一。在短短的15年间，由原来的一个偏僻落后的连手工业都没有的小山村，变成了一个进入网络世界闻名海内外的高度文明的现代化工业小区。工业产值占整个村国民生产总值的90%以上，农业人口却降为7.2%，是一个典型的工业村。其次是村里没有一个失业和待业人员。马塘村工业小区每年可提供近千个就业岗位，凡是有正常工作能力和工作愿望的村民都可优先安排在工厂里就业；凡是年老体弱又想做点事的村民，包括60岁以上退休了的村民也可以参加村里的环卫和绿化，每天工作两个钟头，每月也有四五百元工资。再次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村民们白天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村里看不到一个闲杂人员，许多家门都是敞开着的，10几年来就没有发生过偷盗案，更是见不到诸如赌博、吸毒和嫖娼之类的社会丑恶现象。这里虽说算不上是一个“世外桃源”，也算是一方净土。最后是获得社会的广泛赞誉，党和国家给予很高的评价和荣誉。从1991年开始，马塘村连续多年荣获省、市“文明村”、“亿元村”、“先进基层党组织”的称号，先后获得国家农业部授予的“全国乡镇企业安全管理先进集体”、国家环保局和农业部联合授予的“全国乡镇企业环境保护先进单位”、中共中央组织部授予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先进党支部”、国务院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授予的“全国社会主义精神建设先进单位”等称号。9年间，共获得区、市、 省和国家授予的各种荣誉称号19种，年均获得两项以上的荣誉称号，这恐怕也可以算是又一个“第一”吧。
马塘村社会主义发展新模式研究
马塘村作为厦门市、福建省和全国著名的文明村，确实是名不虚传。无论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无论是经济效益还是社会效益，确实是都搞上去了。到1999年，全村产值超过2亿元，人均收入8000元， 村集体经济收入近百万元；60%的村民盖了别墅楼，造价从30 多万元到100多万元不等；85.9%的家庭有彩电，59.4%的家庭有摩托车，70.3%的家庭安装了程控电话。很显然，马塘村的这些数字，比起全国许多先进的村庄来，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但从马塘村的实际情况看，却有它自己的新特点，第一，它的起点特别低。改革开放前，这里是一个被人瞧不起的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的小山村，或者说是一个被人遗忘了的远离市场的小角落，不知道现代文明为何物。第二，它的条件特别艰苦。人民公社没有给他们留下任何足以创业的资本和条件，既没有原始资本的积累，也没有现成的工业依托和商业联系，既没有水也没有电并不具备办工业的基本条件，完全是靠自己硬干出来的，可谓是白手起家闯出的天下。第三，它的发展模式特别值得研究。俗话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马塘村虽然很小，却是中国现存经济关系的一个缩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新模式。在这里既有农业家庭承包制的农村集体经济，又有个体和私人所有制的经济，既有国有经济的成分又有海外独资经济的存在，而所有这些所有制经济又是相互交叉在一起的，是一个多层面相互交叉的复合型的经济发展模式。问题也就恰恰出在这里，人们常常对马塘村的经济发展模式提出疑问：马塘村的经济模式姓“社”还是姓“资”？
还在1996年市、区推选农村先进典型时，就有人说，马塘村的经济是发展了，但发大财的是少数人和少数家族，不能说是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1997年党的十五大后，马塘村党总支书记、同茂公司总经理陈清渊说，马塘村的经济模式是实践着的十五大精神，不能说不是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有一种意见认为，可以撇开姓“社”姓“资”问题，认定一个理就行了，这就是“发展才是硬道理”。看来对马塘村发展模式的争论还将继续下去，我们固然要认定这个理，相信这个理，坚持这个理，但在中国谈发展是撇不开姓“社”姓“资”问题的。自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中国何去何从的问题，就被提到了台前。西方敌对势力一刻也没有停止对中国加紧施行“西化”和“分化”的战略图谋，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们也千方百计呼应国际的反华势力，鼓吹抛弃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十五大的精神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我们的任务不是要撇开姓“社”姓“资”问题讲“发展才是硬道理”，而是在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中搞清楚姓“社”姓“资”问题。正如江泽民总书记所说的，必须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绝不能单纯地就经济论经济，就业务谈业务。正因为这个问题特别重大，也带有普遍性，所以我们觉得有必要深入解剖一个麻雀。研究马塘村的发展模式，对于继续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长远的理论和实践的意义。
马塘村是改革开放的产儿，是农村先富起来的先进典型。近几年来，关于马塘村的先进事迹和先进经验，各种新闻媒体多有报道。本课题的任务，既不是重复此类性质的报道，也不是对原先报道的简单综合。本课题的任务，是以马塘村为研究对象，围绕“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和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主题，通过深入调查研究，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村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道路、新模式。力求在理论和实践有新的突破，解决一些长期困扰人们的带有普遍意义的新问题：第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把社会主义同个人的物质利益直接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可以采取什么样的具体形式和什么样的比例关系，才能把个人、集体和国家的利益统一于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第二，在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搞农民可以接受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的实践形式即股份合作制的社会主义，具有什么样的时代特点，其内部结构和具体运作怎样才能符合社会主义的原则。第三，劳动者的劳动组合和资本组合的股份合作制作为一种新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制度，其核算单位应该怎么确定，是按行政村为核算单位还是以企业为核算单位。第四，搞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还离不开家庭和家族的经济关系。怎样看待家庭和家族经济得以蓬勃发展这一历史现象，能不能说中国无论是走向资本主义还是走向社会主义，都离不开家庭和家族的关系，都必须以家庭为起点，家庭和家族资本主义或家庭和家族社会主义，都是它们各自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第五，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步富裕也是不可能的。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家族先富起来同雇工剥削和共同富裕的关系，在实践上产生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在理论上应该怎样予以说明。
本课题研究的目的，是要把马塘村这样的一个先进典型作为农村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种新模式，作为中国农村未来发展的一个缩影，展现在公众面前，光讲发展是硬道理还不够，还必须证明它姓“社”不姓“资”。这就要求我们拿出有说服力的证据，至少要证明以下几点：第一，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第二，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把按劳分配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的分配方式。第三，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乡镇企业为龙头，走农村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第四，坚持先富带后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第五，坚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的内在要求，不断优化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第六，坚持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不断提高农民群众物质和文化生活的质量。第七，坚持家庭承包制，完善双层经营体制，逐步壮大集体经济实力。第八，坚持党领导下的村民自治制度，积极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是农村的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怎样认识和处理党的领导、发展民主和依法办事的关系问题。
总之，马塘村的经验告诉我们：发展才是硬道理。马塘村的经验还将告诉我们：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才能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