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计划生育的先声——论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产儿制限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文化运动论文,产儿论文,先声论文,计划生育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4)05-0068-03
一、产儿制限论兴起的理论背景
新文化运动是我国近现代史上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一运动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以现代西方文明为蓝本，力图建构起中国的现代文明。因此，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展开，西方文化大规模涌入中国。在西方文化的启发和冲击下，各种新的思潮和思想应运而生，产儿制限论就是其中之一。产儿制限论的兴起，在理论来源上，受到马尔萨斯人口论和西方生育节制论的深刻影响；在产生背景上，得力于中国女性主义思潮崛起和美国生育节制先驱桑格夫人来华的直接推动。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19世纪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提出的。他认为，人类社会人口的增长率高于生活资料的增长率，长此发展，生活资料终有无法满足人的需要的一天，因此他主张限制人口的增加。他提出了两条建议，一是通过迟婚、独身、节欲等人为的抑制降低生育率；一是通过饥馑、灾荒、疾病等天然的因素提高死亡率。马尔萨斯主义实行起来不仅十分困难，而且会产生相应的社会病症，如战争、疾病、卖淫等。于是新马尔萨斯主义出现了，基于同样的限制人口的目的，新马尔萨斯主义主张通过科学的方法积极预防两性结合产生的后果，即以避孕来限制人口的增长。这两种关于人口问题的理论被统称为马尔萨斯主义。
新文化运动时期，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随着西方经济学理论传入中国，并为一些知识分子所接受，他们在有关产儿制限论的文章中对这一理论进行了介绍。如陈望道在《婚姻问题与人口问题》一文中介绍说：“因此人口论上，现今存在着两大思潮：一就是……主张限制婚姻的‘马尔萨斯主义’；一就是……主张限制生殖的‘新马尔萨斯主义’”（注：陈望道：《婚姻问题与人口问题》，《陈望道文集》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0页。）。邵飘萍在《避妊问题之研究》中也说道：“新马尔萨斯主义之要点，谓实行避妊之法，则儿女不至无限产生”（注：邵飘萍：《避妊问题之研究》，《妇女杂志》第6卷第5号。）。他们介绍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目的，是将其作为提出产儿制限论的直接依据。陈望道就曾明确地说，“但推源生育节制学说的由来，却不能不说及英国经济学者马尔塞斯”（注：陈望道：《生育节制问题》，《陈望道文集》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5页。）。邵飘萍也认为，马尔萨斯人口论“为引起避妊问题之唯一有力者”（注：邵飘萍：《避妊问题之研究》，《妇女杂志》第6卷第5号。）。可见，马尔萨斯人口论直接启发了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使他们认识到生育节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产儿制限论兴起的理论来源之一。
西方生育节制理论兴起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它的产生，是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直接产物。由于无休止的生育不仅严重损害女性健康，也束缚了女性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成为女性最大的异化力量。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的展开，女性主义者们认识到女性解放的内容之一就是从无限制的生育中摆脱出来，于是他们提出了通过避孕来人为控制女性生育的理论，即生育节制理论。新文化运动时期，西方的生育节制理论也已传播到中国，邵飘萍对西方各国推行生育节制的过程及情况进行了介绍，他以荷兰和法国为例，分析了实行生育节制产生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他认为法国“以享乐主义为动机，无政策之滥行避妊”，“几陷国家于危殆”。而荷兰“基于限制人口滥增及改善人种之政策”行生育节制，收效甚著（注：邵飘萍：《避妊问题之研究》，《妇女杂志》第6卷第5号。）。这说明生育节制运用得当能取得积极效果，值得大力提倡。他认为中国要缓解人口恣意增长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有必要通过避妊实行产儿制限。
由上可见，在时间上，西方的生育节制论早于产儿制限论的产生；在内涵上，二者均指通过科学的避孕手段达到人为控制生育的目的，具有一致性；从逻辑上，邵飘萍是在介绍西方生育节制论、确认其实施效果后，提出在中国推行生育节制的合理建议的，中国的产儿制限论直接依承于西方生育节制论。由此可推断，西方的生育节制论是产儿制限论兴起的主要思想来源。
中国女性主义思潮的兴起，直接促成了产儿制限论的兴起。新文化运动时期，在西方女性主义的影响下，中国思想舞台上也崛起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女性主义思潮。与西方女性主义的发展轨迹一样，中国女性主义自诞生起就意识到了生育节制对女性解放的重要性，发出了生育节制的呼声。一些积极的女性主义者，如陈望道、瑟庐等人，都成为宣传产儿制限论的代表人物。
中国思想界对产儿制限论的关注，除了以上所述的理论背景外，还受到桑格夫人来华宣传生育节制一事的推动。1922年4月，美国女性节育先驱者桑格夫人来华。应当时新思想传播中心北京大学的邀请，她作了《产儿制限的什么与怎样》的演讲，由胡适担任翻译。此次演讲将西方生育节制的信息直接输送到中国社会，引起了中国思想界的强烈反响。以此为契机，先进的知识分子们开始大力提倡产儿制限论，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推出“产儿节制问题号”特刊，主编陈望道在短短14天内写了5篇专题论文，《妇女杂志》发表了一系列相关文章，北京和上海组织了研究节育的团体，有关产儿制限论的思考和讨论由此开展。
二、产儿制限论的内涵及重要性
产儿制限论是一种源于西方的新理论，对于素来崇尚多子的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新名词，人们对它知之甚少。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认识到，要在中国宣传产儿制限论，首先要弄清楚它的内涵。所谓产儿制限，瑟庐说，“不过用科学的方法，使做母亲的有决定产生子女数的自由”（注：瑟庐：《产儿制限与中国》，《妇女杂志》第8卷第6号。）；陈望道认为，这是一个表示“用人为的方法防止妊娠的名词”（注：陈望道：《生育节制问题》，《陈望道文集》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9页。）；邵飘萍更明确地界定为“谓实行避妊之法，则儿女不至无限产生”（注：邵飘萍：《避妊问题之研究》，《妇女杂志》第6卷第5号。）。由以上论述可见，产儿制限就是指通过科学的避孕措施，达到控制妊娠的目的的行为，也就是今天所言的“计划生育”。
他们认为，产儿制限就其实质而言并不是新事物。陈望道说，产儿制限“虽是一个新名词，这名词所表示的行为，却是一种旧行为。任何一国，暗暗之中早有这种行为流行于民间。”接着他介绍了这种流行于民间的旧行为。他说：“不过俗间多不防在妊娠之先．多是防在妊娠之后罢了……在妊娠之后限制生育，俗间共有两种方法：一，在分娩前执行的堕胎；二，在分娩后执行的杀婴。”他认为，通过堕胎和杀婴来控制生育的行为，是“背叛人道的感情底行为”，“残酷的行为”。而产儿制限通过科学的手段同样能达到控制生育的目的，既不违背人道，又避免了残酷，是一种明显优于“旧行为”的新举措（注：陈望道：《生育节制问题》，《陈望道文集》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8页。）。产儿制限论是由“旧行为”进化而来的科学理论，产儿制限取代“旧行为”是科学战胜愚昧、人道战胜残酷的合理结果，是这个特定时代的必然要求。
为更好地宣传产儿制限论，加深人们对它的理解，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产儿制限论者还全面阐释了产儿制限的重要性。
第一，产儿制限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如前所述，马尔萨斯主义是基于人口增长速度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速度、任其发展会导致生活资料匮乏的推论而主张限制人口的，产儿制限论者均无一例外地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作为宣扬产儿制限的理论依据，足见他们十分强调产儿制限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人口问题是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产儿制限论的提出是社会健全发展的客观要求。
第二，产儿制限是女性解放的前提和基础。产儿制限论者均认识到了产儿制限与女性解放的密切关系。陈望道说：明日的妇女……对于让几个人来做自己底儿女的事，女性也必然可以自己底意志决定，这便是“母性自决”。母性自决的曙光所到，必有“产儿节制”的问题发生（注：陈望道：《母性自决》，《陈望道文集》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7页。）。
所谓“母性自决”，即女性对生育的选择权，他认为女性生育选择权是与恋爱自由同等重要的权利，是女性解放的基础，而产儿制限就是女性行使生育选择权的具体方法。
瑟庐从分析中国女性的生命历程入手，认为中国女性普遍承受着早婚、早育、多育的沉重负担，无节制的生育从身体和精神两方面消耗和摧残着女性，同时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服务社会的余裕、经济独立的可能”，是女性劣势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他认为，通过产儿制限，使女性拥有“母性的选择权”，是女性解放的前提。
由于生理的特殊性，女性在生育中发挥着远比男性重要的作用，女性参与生育的连续性，决定了生育是女性边缘化的重要原因。对此，西方女性主义经典作家均做过精辟的论述。西蒙·波伏娃认为，“束缚女人的生殖和家务的角色是没有保障她获得同等尊严的原因”（注：西蒙·波伏娃：《第二性》，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88页。）；费尔斯通认为，生育将人类划分为男性和女性这两个阶级，提出运用科技来克服自然生殖的生物学界限是女性解放的出路（注：Firestone:The Dialectic of Sex,New York:Bantan Books,1970,PP12.）。可见，她们意识到生育是女性走向解放之途的障碍。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女性主义者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才提出产儿制限的，他们认为产儿制限是女性解放的前提和基础，产儿制限对女性具有重大的意义。
第三，产儿制限是维护母婴健康的保障。邵飘萍从医学及人种学上提出有实行避孕的必要，他说：例如肺结核、梅毒、糖尿病、心脏病、精神病、慢性中毒（洒精中毒、吗啡中毒）等症，防其遗传于子孙。又如母体有以上诸症，或生殖机关与骨盘先天呈异状者，如令生育，则母体甚为危险。此皆不得不施行避妊之法者也（注：邵飘萍：《避妊问题之研究》，《妇女杂志》第6卷第5号。）。
陈望道也列举了受胎预防法的好处，他说：（一）是卫生上的——(a)身体虚弱、不堪分娩时；(b)分娩太密、母体易衰时；(c)难产者，这几种，是卫生上不得不用受胎预防法的。
（二）是善种上的——(a)精神的残废者；(b)内体的恶病者。这几种，是为人种起见，不得不用受胎预防法的（注：陈望道：《婚姻问题与人口问题》，《陈望道文集》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2页。）。
他们所说的“避妊”和“受胎预防法”就是指通过科学的手段防止妊娠的“产儿制限”。他们均从两方面分析了健康对产儿制限的需求：对母体来说，在母体患有不宜生育的疾病、生育会危及母体生命和健康的情况下，通过产儿制限便能消除危险的发生；对婴儿来说，当父母患有可遗传的疾病、生育会危及婴儿健康时，通过产儿制限可避免产出不健康的婴儿，有利于改善人种。这一观点得到了现代医学的证实。
从诠释产儿制限论的内涵，到分析其重要性，产儿制限论者对这一理论作了详尽地阐述。通过阐述，使人们对产儿制限论有了全面的认识和了解，为宣传和推广产儿制限论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对反对产儿制限论者的批驳
中国有重后嗣的传统。早婚多妻的婚姻制度客观上为早生多育提供了制度的保障，“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文化观念无形中鼓励着人们对生育的选择，“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又从反面强化了对生育的重视。因此产儿制限论的提出，必然会招致来自各方面的反对和非议。
一些民族主义者认为，如果实行产儿制限，人口必将减少，种族及国家将因此衰弱以至灭亡。瑟庐反驳说，种族的强盛“不在乎数量的多寡，而在乎质地的优良”。他认为如果按民族主义者的逻辑推论，“我国人口之多，号称冠于全世界，早该做了全球的盟主了，为什么到了现在，还是有国之名而无国之实，国民到处都要受人欺侮呢？为什么称雄于今日世界如英法诸强国，倒反是人口很少的民族呢？”（注：瑟庐：《产儿制限与中国》，《妇女杂志》第8卷第6号。）可见民族的强弱与人口数量的多少并无必然的联系。
有人认为，两性结合的目的便是生育，产儿制限将使人类的性行为陷入娱乐而不是为生育，成为禽兽的纵欲之行。陈望道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推理，他说：“如依他们底话，年老不会生育的，应律令渠佢们解散夫妇的关系了。如依他们底话，无生男育女希望的夫妇，也该劝告佢们解散夫妇底关系了。”由这些滑稽的结论，可证知反对派的观点是站不住脚、不堪一击的。他进一步批驳道：“单为生育而缔结两性关系，那是下等动物缔结雌雄关系的目的”（注：陈望道：《生育节制问题》，《陈望道文集》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9页。）。人类两性的结合，除了生育的目的外，还有爱情这一重要因素，有无爱情是人类和动物在两性关系上最重要的区别。产儿制限在控制生育的同时，又保证了对夫妇爱情的尊重，这正说明它不是“禽兽的纵欲之行”，而是人类的文明之举。
产儿制限论受到的最强的非难来自伦理道德的指责。那些保守的道学家们，以为产儿制限是不道德的行为。对此，瑟庐将产儿制限与马尔萨斯减少人口的主张和传统的生育节制方法进行了比较。他说，马尔萨斯主张通过迟婚、饥馑、灾荒、战争等手段抑制人口的增加，传统的限制生育的方法是堕胎、弃儿和杀婴，这些方法显然都是不道德的。而运用科学的方法实行产儿制限，就“不必再用那堕胎、弃儿、杀婴等残酷的非人道的手段，而得免于饥馑、灾荒、战争、疾病、疠疫的苦痛，也不会发生卖淫、烦闷、犯罪、疾病等弊病”，正好避免了前两种手段的残忍和不道德，因此“不但不是不道德，而且是极道德的”（注：瑟庐：《产儿制限与中国》，《妇女杂志》第8卷第6号。），从而推翻了道学家们的论断。
道学家们最担扰的，便是生育节制的流行会导致社会风化的废弛。他们说，生育节制的信息未传递以前，女性宁愿冒险堕胎也要建立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现有了预防在先的科学避孕方法，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便“得在无痕迹无危难中过去，那将更无忌避，风化凌夷而人道的光明也几乎熄灭了”（注：陈望道：《生育节制问题》，《陈望道文集》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9页。）。这种观点实质上是将生育当作不正当男女关系的证据或惩罚。对此陈望道以为，男女关系要在正当的“性道德”范围内进行，逾越范围自然有道德律可以制裁，不必以生育为证据或惩罚（注：陈望道：《生育节制问题》，《陈望道文集》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9页。）。此外，对于那种认为产儿制限会危及女性贞操的观点，瑟庐也进行了辩护。他认为贞操是约束女性的片面道德，本已没有存在的价值。纵然承认真有所谓贞操道德，如果女性是因为怕怀私生子而不敢失贞，这贞操也就失去了意义；况且，没有产儿制限的方法以前，女性也未必能完全恪守贞操，这说明女性的贞操与产儿制限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注：瑟庐：《产儿制限与中国》，《妇女杂志》第8卷第6号。）。通过这些分析，否定了产儿制限会危及女性贞操的谬见。
产儿制限论是新文化运动的直接产物，它首次从社会发展和女性主义视角提出了节制生育的构想，发出了中国计划生育的先声，挑战了中国传统的生育观，体现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和人文关怀，是我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史上的重要思想。然而，新文化运动结束后，接连不断的战争不仅产生了对人口数量的大量需求，而且将女性主义运动纳入国民革命轨道，再加上传统观念的排斥，产儿制限论失去了理论土壤和社会支持，对中国社会未发生实质的影响便销声匿迹，以至于被理论界所遗忘。半个世纪后，人口科学阐明了人口增长与社会发展相互适应的规律，女性主义也充分认识到了节制生育对女性解放的重要性，计划生育被确定为基本国策，历史终于无言而公允地确认了产儿制限论在中国社会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