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朝日近代世界秩序观的形成与外交取向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朝日论文,取向论文,近代论文,外交论文,秩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3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93（2006）01—0050—04
19世纪中后期，中日朝三国相继受到西方的冲击，古老的东方开始了近代第一次秩序转换期。到19世纪末，日本通过国内的近代化改革和与欧美修改不平等条约，最终在欧美国际秩序中成为与欧美列强并驾齐驱的一员。而原居华夷秩序顶峰的中国却丧权辱国，沦为列强瓜分的对象。东方“隐士之国”朝鲜，则最终丧失了主权，沦落为一向被自己蔑视的国家的殖民地，成为这一地区秩序转换中最大的牺牲者。针对近代中日朝三国一衰一盛一亡的原因，本文试图从中日朝三国认识世界、认识自我及为彼此重新定位的世界秩序观入手，回答近代东亚国际关系史中的部分命题。
一、中朝日古代世界秩序观的回顾
在16世纪西人东来之前，中朝日三国的世界观都很狭隘，可谓坐井观天。在自然地理世界观方面，早在先秦时代，中国人的地理观念基本上是“天圆地方”。像锅盖似的圆形天空靠着四根擎天柱的支撑笼罩着方而平的大地，并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而到明代万历年间，中国人心目中的世界还是这样的：世界的中央为陆地，四周为海洋，在中央陆地上分布着大明帝国的15个省，其四周海洋散布着若干小岛，这些小岛合在一起还不如大明帝国的最小的一个省的面积大。[1](P179) 以这种自然地理世界观为基础，建构了“华尊夷卑”的文化世界观。由于中原地区作为世界文明发源地之一，形成华夏文明，这一文明居于中华文明的中心地位，而周边诸民族诸国家处于相对落后的局面。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在文化世界观方面认为中国位于世界的中心。因此，中国又称“中华”、“华夏”，乃“天下之共王”。而居于中华外围之地就是文化落后的蛮夷之民，即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蛮夷是中华之藩属，此即“华夷之辨”。也是维系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基本条件。在华夷体制内，中国是居天下之中的“天朝上国”，通过朝贡制度，“夷狄”定期向“天朝”朝贡，中国则有教化恩典蛮夷的义务。这种尊华卑夷、内夏外狄的思想体系是维持儒家以君权为中心、华夷内外有别尊卑有序的意识形态，这是一种畸形变态的不平等的世界观，是中国式的世界秩序观。所谓华夏“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2] 由于华夷观念的影响，加之以华夏文明为核心的中华文明长期遥遥领先于周边国家和民族，使中华文明与他族他国家交往的过程就是中华文明不断向外传播、同化异民族的过程。这种一元论的中国儒家“华夷之辨”思想使中国的士大夫认为中国文化乃天下最优秀的，养成一种强烈的文化上的优越感。中国的这种华夷意识也直接影响其对外关系。因此，在近代以前的中国社会，中国的对外关系是依儒教王道思想而设计的。中国因文而居天朝上国，天下诸国因野而为中国的附属国。因此，华夷秩序也是文化主导型的国际秩序。
朝鲜因其地理上的紧邻及历史的渊源关系，直接在中华帝国的辐射之下。不仅在政治制度，而且在教育、礼仪、文化、价值观念以及思维方式等诸多方面深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朝鲜统治者为吸收先进的中国文化，保护和扩大自己的势力，恪守与中华帝国间的宗藩关系。即所谓“以小事大，保国之道”。[3](P259) 朝鲜的世界观也深受中国的影响。1471年成书的朝鲜人申淑舟所编《海东诸国记》中有“待夷狄之道，不在乎外攘而在乎内修，不在乎外御而在乎朝廷，不在乎兵革而在乎纲纪”。[4](P68) 在接受汉文化、笃信礼仪方面，朝鲜历来有一种优越感。它以中国的华夷秩序为原型有自己的“华夷秩序观”。蒙古诸部落、女真和日本西部诸小豪族就被划入朝鲜自己设计的“小中华秩序”。
相比之下的日本，远离亚欧大陆，偏居东方一隅，其视野则更加狭隘。日本最初对整个世界的构想是：整个世界就是本朝（日本）、震旦（中国）以及天竺（印度）组成。中国和印度是古代文明大国，又分别是儒教文化和佛教文化的发源地，因而处于核心地位。而日本则是单纯的文化接受国，处于边缘地位。[5](P57) 而在文化世界观方面，日本在其文明发展的进程中深受中国的影响，自古就对中华文明称羡不已，认为中国是世界文化的中心，同时又认为自己有别于其他外夷。1672年，日本学者熊泽藩山在《集义和书》中指出：“中夏为天地之中国，据四海之中。……南称蛮，似虫也；西称戎，似犬也；北称狄，似兽也；东称夷，似人也，为四海中之杰。……然而中夏之外，四海之内，及日本之国者无。”[6](P148—149)
中国的华夷思想在日本传播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变化。日本华夷观念中的“天下”概念的含义与中国不同。中国的“天下”常指“天下所有的土地”，即“天地所覆盖，日月所照临”，[7] 并视自己为世界的中心。而日本把自己作为世界中的一国加以认识。因此在对外关系上，中国自称天朝而卑视外夷，日本则自称国，承认与西洋各国的外交对等关系。
在日本从中世向近世过渡的非常重要的转换点——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时期，发生了从中华主义的世界观中脱离出来，构建以日本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观的改变。这种世界观的变化就是将印度、中国、日本的顺序完全颠倒过来，变成日本、中国、印度或日本、印度、中国。即日本的自国中心思想从这时起就已经开始了。丰臣秀吉死后，被奉为“丰国大明信”。丰国大明信表达了支配天下或者掌管天下的思想。因为是掌管日本、中国、印度的神，所以可以认为从这时候起就已经有了从华夷秩序中摆脱出来的想法。[8](P142)
可见，华夷观不仅是古代中国人，同时也是古代东亚人所共有的世界观的基础和核心。在地理大发现前，中朝日三国在自然地理世界观方面因囿于客观物质条件所限，显得狭隘无知。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世界秩序观却有很大不同。随着西学东渐，中朝日三国呈现出对外来文明的不同态度。这对三国改变传统的世界秩序观，因应国际环境的巨变，形成新的近代意义的世界秩序观，将产生重大影响，也将规定着三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二、中朝日近代世界秩序现形成轨迹比较
“近代以后，在开始于西方的产业文明世界里，我们充当了历史的迟到者”。[9](P48) 欧洲人经历了“地理大发现”时代，这一发现带来了世界观的变革，确立了以西方为中心的新的世界坐标系统。由此开始了以西方为中心向全球辐射的海洋时代。[10](P277) 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和地理大发现，证实了地圆学说， 科学实证的世界观趋于形成，同时也证明了世界文化的多元性。
正当欧洲经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大力弘扬人文主义精神，率先启开资本主义的大门时，东亚三国仍停滞在封建社会中裹足不前。恰在此时，西方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以强劲的势头涌向东方这一古老的地域，东西文明的冲突与融合的过程开始了。曾产生过孔子、孟子等圣贤先哲的“圣人君子之国”以及以它为中心的东亚文明已然为西欧的工业文明所超越。在新的时代到来之际，只有改变旧有的世界观，确立与时俱进的新的近代世界秩序观，才能在秩序转型中立于不败之地。
以16世纪中叶耶稣会士和贸易商人的东来为契机，近代世界观开始传入中朝日三国。
“尽管在15世纪初郑和下西洋在中国历史上传为千古佳话，但中国却没有自己的‘地理大发现’时代”。[10](P277) 在中国，以耶稣会士来华为标志， 世界地理知识开始输入中国。代表著作有著名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的《万国舆地图》、南怀仁的《南舆地图》等。向中国介绍了许多崭新的世界地理知识，如五大洲的概念、地圆说、经纬度的测量等，传播了科学实证的自然地理世界观。当时以李之藻、徐光启为代表的开明封建士大夫对全新的西方地理知识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这些少数开明知识分子开始摒弃传统的文化偏见，承认西学在某些方面优于中国文化，已逐渐对唯我独尊的“中国中心”观念产生了怀疑，其世界秩序观也发生了变化，体现了他们对科学的尊重。但绝大多数国人对近代世界地理知识半信半疑，甚至批判。1584年当利玛窦第一次向国人展示其《山海舆地图》时，因为中国的位置不在中间而受到国人的抗议。迫使利玛窦重新把中国画在正中间。明清时期的典籍，也是怀疑、排斥西方全新的世界地理知识，斥之为“邪说惑众”，甚至到处可见“西学中源”说，对西方全新的科技成果不屑一顾，拒绝接受。正因为当时绝大多数士大夫基于传统的华夷理念，顽固地坚持“中国中心论”世界秩序观，极力排斥西方文化，这种对科学的藐视致使中国失去了借此了解世界大势之契机。从华夷观念出发，明清士大夫把“英吉利”、“意大利亚”、“佛郎机”等西方国家一厢情愿地列入中华帝国的朝贡国系列，视其为“夷狄”。1792年英国派马嘎尔出使中国，开拓英国的东南亚市场。中国则认为是英国外番入贡，竟然在英国人乘坐的船上挂出“贡使”的旗子。在鸦片战争前夕，与西方打了300 多年交道的中国封建统治者甚至不知道中国在世界中的地理位置。这样，固守“天朝大国意识”的中国，因过度自信，忽视周边民族和国家的发展，漠视世界的变化，所以一直到鸦片战争前，未能形成近代世界秩序观。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惨败，才意识到中国正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对的是“数千年未有之强敌”。[11](P41—42)
长期以来，朝鲜只与中国和日本保持有限的、严格依照传统的交往。朝鲜的西学运动主要靠赴京使臣带回的汉译西书，因此了解不全面，所起的影响也很有限。朝鲜的天文学家从中国引进西洋天文学理论，应用新式仪器观测天象，1782年制成《千岁历》。西洋天文学理论的引进打破了传统的儒家学说关于天体运行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被认为是朝鲜实学思想的巨匠的李瀷（号星湖，1681～1763年）用西洋的天文学知识介绍了指南针和银河，但同样毫不吝啬地附以传统的解释。[12](P133) 他根据麦哲伦和哥伦布的航海经历肯定地圆说，抛弃作为华夷世界观之重要基础的天圆地方说。但他另一方面又强调“地居天圆之中，不得上下”，仍坚持“地静天动说”，反对“地动说”即日心说。[13] 1765年随谢恩使赴京的洪大容在京期间，不仅三次探访天主堂和参观天文仪器等，而且还观看了包括风琴、自鸣钟、望远镜、罗盘针等西洋文物，并与刘松龄、鲍友管等西方传教士进行学术探讨。归国时，带回许多西方文物，并提出“地转说”，以建立“万邦均是”的近代世界观。[14] 李朝后期， 朝鲜的实学家们主动研究西学，为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下的李朝社会带来学术上、思想上的变化，使传统的“华夷观”逐渐接近近代的世界观。但是，自1784年李承熏受洗回国后，随着“西教”（天主教）信仰运动的展开，东西文化的冲突开始白热化，最终导致对西学的全面封锁和弹压。
在文化世界观方面，由于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慕华观念”，因此在历史上称中国为“大中华”，自称为“小中华”。在朝鲜“五百年来只知有朱子”。[15](P226) 把朱子学当作唯一的“正学”来推崇，而把其他一切思想和学问均视为异端加以排斥，具有极端的排外主义倾向，即“卫正斥邪”。这主要表现在华夷秩序思想的乐观的“小中华意识”以及基于此的盲目的自尊意识和对本国国力的过高估计。自中原大地被清人占领后，朝鲜统治阶级和思想界的主流，一直暗中认为朝鲜才是继承正统儒学的唯一国度。特别是到了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期，随着天主教的不断渗透和外压的增强，这种认识又上升为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和价值判断上的自高自大。李恒老认为“西洋乱道最可忧。天地间一脉阳气在吾东，若并此坏，本心岂忍如此，吾人正当为天地立心，以明此道，汲汲如救焚，国之存亡犹是第二事”。[16] 他认为只要能固守朱子学的价值体系，连国之灭亡也在所不惜。李恒老在1866年9月“丙寅洋扰”事件时面对法国对江华岛的侵占所提出的上疏文中即称“……然地方千里，山海险固，财粟之出，鱼盐之利，虽在战国之间犹当伯仲於赵魏燕韩，绝非高句丽丸泥之比也”。[16] 他认为在当今世界上虽说朝鲜不如中国战国时期的秦楚齐国那样强大，但它也能够称得上如燕韩赵魏等国。对其地理上的战略地位过高估计，对自国经济力量盲目自信。而对天主教斥之为“邪教”，视西洋文物为“奇技淫巧”之物。
同中国和朝鲜不同，日本则努力将视野扩大到亚洲以外更远的地方。在日本，世界地理知识不仅在知识阶层，甚至渗透到统治阶级的最高层。织田信长就对“南蛮铁炮”具有浓厚的兴趣。他被认为是日本最早的新世界地图的研究者之一。1580年对于远渡重洋来日的会士，织田信长大加赞赏，指着地球仪对臣下说明从欧洲来日的海路行程。1582年2月九州三地的信奉天主教的大名就曾派遣特使并组少年使团出访欧洲。丰臣秀吉为了实现其对外扩张计划非常酷爱世界地图。1600年德川家康对遭遇风暴漂流到日本的荷兰船“利夫号”的英籍航海长亚当斯以礼相待，还向之求教世界地理知识。这对江户幕府开眼看世界摄取西方文化意义深远。
日本人通过长期的西学积累，眼界大开。已冲破了此前传统的只有中国、日本和印度的“三国世界观”的束缚。日本的有识之士已清楚地认识到了本国在世界中的位置和西方世界的客观存在，初步形成近代科学实证的世界观，并承认与西洋诸国的对等外交关系。
日本与中国共有着中华理念，在吸纳华夷秩序理念时，日本不是被动地接受它并承认自己的“夷”的位置，而是主动学习充实自己，努力将自己置换到“华”的位置。日本历代封建统治者和思想家竭力寻找日本也能成为“君子之国”的理论依据和历史根源。中世纪日本封建统治者提出的“神国观”思想就是为了摆脱日本在文化上的从属地位而提出的。江户中期的儒学家太宰春台就说：“中国名四夷为夷狄，较中华为贱，乃无礼义故也。然若中华之人无礼义，也必与夷狄同。反之，四夷之人若备礼义则与中华之人无异”。[17](P432)
从16世纪30年代开始，幕府在对外关系方面构筑了与朝鲜、琉球的通信关系及与中国、荷兰（商人）之间的在长崎的贸易关系。这样就以日本为中心把邻国划分成了不同的层次，这就是日本型的“华夷秩序”。日本型华夷秩序的理念、原则深受华夷秩序的深刻影响同时具有自己特点。这就是将儒教作为统治原理，却以“武威”、和“万世一系”的天皇作为自己优于他民族的根据。
随着近代科学实证的地理世界观的建立，日本传统的“崇夏”文化主导型世界观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775年杉田玄白著《狂医之言》，书中不仅对中国的医学，而且对中国所有的传统文化都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象征中国文明的尊崇观崩溃。书中还说：“地者，一大球，万国分布，所居皆中。任何一国皆可为中国。支那亦东海一隅之小国也”。[18](P230)
基于这样的历史传承，因此，当原来维系东亚国际关系的条件一旦发生变化，日本就很容易利用外部力量对原有秩序的破坏对东亚诸国进行重新定位，以使东亚国际秩序的建立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鸦片战争中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使日本心目中原有的中国的大国形象受损，对朝鲜的蔑视有增无减，认为朝鲜是“亚洲中的一个小野蛮国”。[19](P148—149) 在西方列强的强大军事实力面前，日本的自国认识又使其感到现实的危机，于是决定向西方学习，接受和认同西方文化以及外交模式、原则，融入欧洲条约体系之中，并通过国内的近代化建设充实经济和军事实力，成为与欧美列强比肩的国家，成为东亚盟主，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国际体系取代华夷秩序。这就使日本产生了以“日本中心”主义为特色的国际秩序论，对周边国家产生“制霸思想”，最终在19世纪下半叶东亚秩序转换的“乱世”中异军突起，将日本的近代世界秩序观发展到了极致。这种世界秩序观已经不再是文化主导型的世界观了，而是以军事、经济实力为主导的世界秩序观了。
地理观和世界观的转变能使处于传统环境中的人们冷静、理性、客观和科学地观察和思考外部世界。日本从16世纪上半叶到19世纪中叶的300余年间， 基本实现了从古代传统的世界秩序观到近代世界秩序观的转变。因此，在19世纪中后期，日本受到西方侵略时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时，能够以近代世界观看待东亚国际秩序问题。而中国和朝鲜则仍沉醉于传统的“华夷之辨”的世界秩序观中，未能形成新的近代世界秩序观。中国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才有所顿悟，但已造成对中国发展机会选择的严重失误。朝鲜国小且贫弱，却无视世界已步入近代条约体系的国际大环境，盲目乐观自信。中朝两国都未能对东亚形势的巨变以及将要面对的严酷现实进行深刻的认识，形成近代世界秩序观。这是近代中朝日三国走上不同道路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中朝日三国近代外交取向之比较
近代欧洲条约体系是以国家主权、武力扩张和势力均衡为特征的近代国际体系。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开端，欧洲近代国际体系开始冲击东亚世界。东亚传统的华夷秩序终究未能避免与诞生了300多年的近代欧洲条约体系的遭遇。 东亚三国开始相继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三国的世界秩序观以及由此而决定的外交取向面临着一场实战的考验。
在19世纪下半叶，被卷入世界现代化浪潮或受到浪潮冲击的国家可以分两大类：一是属于西方基督教文明圈的国家。如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俄国等；一类是非西方文明圈的国家，如土耳其、中国和日本等。前一类大体上是同质文明之间的新旧因素的转换。而后一类则是异质文明的引进与传播。因而表现出异常尖锐的政治斗争和文化冲突。[10](P270) 而后一类国家在接受西方挑战时的对应是迥异的。
世界秩序观终究是要为国家利益服务的。有什么样的世界秩序观就会有与之相适应的对外政策。因此，世界秩序观不同，就会直接造成对外策略的差异和外交取向的不同。这是世界秩序观与外交取向的一般关联。
19世纪中叶，中国和日本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下相继开国，而朝鲜却在日本的威逼下开国。这种开国意味着不久将有可能沦为欧美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民族危机。但能否唤起各民族强烈的危机意识，却是一个民族捍卫自强的重要条件，而自我陶醉、无视他民族的发展，势必成为阻碍其融入国际社会的桎梏。一个民族只有意识到自身强烈的生存危机，才能树立不败的立国精神并以灵活变通的外交取向赢得自己的国家利益。
数千年来，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坐标是以“中国”与“四夷”相对称。在鸦片战争之后，清朝统治者仍然维持“中国中心”的思想，不能在国际秩序转型的过程中为自己准确定位，更没有形成危机意识。由于这一时期清政府对外认知的思维方式难以摆脱“华夷秩序”理念，因此，清政府不能把西方国家在中国拥有的“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等对近代国家看来是有损于国家主权的条款视为危害，反而认为是华夷秩序下中国羁縻外国人的正当手段。相反却把“外国使节进京”、“与中国官员平等往来”和“开放通商口岸”等近代国家看来是正当的双边关系视为关乎中国国际体制生死存亡的大事。清政府的外交政策，没有脱离传统的“华夷之辨”世界观。至第二次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对欧美国家的外交是中国传统的朝贡外交在新的国际环境下的延续。直到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和《万国公法》的传入，才意识到不平等条约的危害。但此时，不平等条约已如沉重的镣铐被紧紧地套在中国人民的头上，难以摆脱。当清政府认识到条约在近代国际体系中的重要法律作用以及后来实施“以夷制夷”的外交方略时，却忽视了壮大国力、充实军备，最终只能造成“国微言轻”的残酷现实。另一方面，出于传统华夷观念作祟和国防的需要，清政府对周边国家却仍保持传统的朝贡关系，在对朝关系上尤其突出。“晚清对外关系逐步开始出现近代与传统之两种不同性质的国际关系共存的过渡局面”。[20](P50) 这既延误了自身外交近代化的进程，也深深地影响了朝鲜近代外交的开展。
朝鲜深受中华文明以及儒家思想的影响，继承了汉族文化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华夷之辨的深刻偏见，形成了只认大国文明的绝对理念，不与中国外的其它国交往，造成了朝鲜的痼疾，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根深蒂固的意识。尤其是在朝鲜的“小中华意识”的支配下，全国上下视一切与传统儒学价值观念相悖的外来事物为洪水猛兽，也助长了朝鲜人的盲目自大心理，使之成为近代东亚最顽固的奉行锁国政策的国家。由于对国际条约知识的茫然无知，在与日本签订开国条约时，让日本占尽了便宜。在向近代外交迈进的过程中，朝鲜的统治阶层首先在观念上并未放弃传统的朝贡关系的理念和原则，恪守与清政府的宗藩关系。但在中国情势日益危急，西方列强咄咄逼人的艰难处境中，却又不无试图适应新的国际关系的现实努力。这一点与清政府极为相似。
对比中国和朝鲜，日本的世界秩序观和近代意识相对成熟，危机意识最为强烈。“危机意识是指一个个体或群体的思想、信仰、生存和地位等受到威胁时所产生的不安全感”。[21](112) 西力东侵，原来维系中朝日三国关系的条件发生了变化。日本在闭关锁国的大门被列强打开后，能够尽快地认知世界大势，经过相对短暂的磨合后，迅速调整自己的世界秩序观，对自己的未来发展方向作出自主性的选择，确立新的外交坐标。这表现在日本接受西方的外交模式，接受主权平等观念和对等的礼仪，建立近代外交体系。虽然相对于西方列强而言当时东亚国家都是弱国外交，但日本比较灵活多样。对欧美先是屈从，后是协调甚至利用，同时还主动与中国和朝鲜建立近代外交关系，达到先发制人、先入为主的目的，使东亚国际关系一步步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最终，日本利用欧洲条约体系对华夷秩序的破坏，最后颠覆了华夷秩序，成为东亚近代第一次秩序转型中的最大赢家。但我们还应该看到，日本吸纳西学的实用主义和片面性，在此后的明治维新的立国精神中，它以“武国”和“扩张”为其最高国策，对内忽视自由民主的建设，对外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将自己的国际秩序观强加于邻国，靠牺牲周边国家发展了自己，给亚洲人民，特别是中朝两国带来深重的灾难。
从16到19世纪中叶的300多年的时间里，世界在飞速地前进，而中国、 朝鲜却像蜗牛一样爬行。“中国中心”的世界观顽固地支配着清政府的对外方针，“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对外排斥主义使朝鲜成为近代东亚社会第一次秩序转型中最大的受害者。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的几十年时间，日本一跃而成东亚先进国家，一举打败素以“天朝大国”自居的清王朝，不久又吞并朝鲜。日本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变了东亚国际秩序，近千年来中日两国的强弱态势完全逆转。此后，中日朝不同的发展道路支配着三国今后的关系。
［收稿日期］2006—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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