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文言文的文化地位与学术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言文论文,地位论文,学术论文,价值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03；H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981(2008)03-0106-04
新文化运动在90多年前兴起以后，新文化运动者勉力提倡的白话文逐渐取得了它稳固的地位，取得了对于根深蒂固的文言文的决定性胜利。但是文言文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传统文言的文学表述功能在一定的范围内仍然得到相当的珍惜与尊重，对于一些特定的文体而言，文言表述甚至具有白话文难以替代的作用。于是，原作为旧文化载体的文言文在新文化的历史语境中仍处于相当水平相当规模的存续状态，成为当代学术界和教育界不应回避的研究对象；又因为现代文言文的存续乃至一定意义上的发展变异，广泛地包含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心理因素，对于这种对象的研究则不可能局限在语言学的领域内进行，至少它应成为当代语言学、文学和文化学研究不应回避且须坦然面对的学术现象。
一、写作主体代表的文化现象
所谓现代文言文，是指在现代历史时期内，在白话文已经取得正宗地位的情形下，仍然用传统的文言语式、句法甚至章法作文表达的汉语文体。显然，这里所说的现代文言文主要并不是指那些虽然产生于现代历史时期但实际上缺少任何现代气息和现代文化反映的文言文。现代文言文这一概念的关键是“现代”，是现代人利用文言句式和语法表达现代生活内容以及某种现代思维观念的特定文体。从文言文写作主体而言，现代文言文应是指现代文人或文化人的写作文本。这些现代文人中，可能包含着一小部分不愿意爽快地走入白话文写作的传统型文人，不过更多的是投入并适应了白话文写作但对文言文仍时时回顾的现代文人。在后一类现代文人中，有文学革命的积极倡导者和热情参与者，也有对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抱有抵触情绪的新派人物，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对于文言文的回顾与迷恋共同构成了特殊的现代语言文化现象，反映着深刻的语言文化心理。
现代历史时期毕竟存在过一些纯粹的文化遗老，他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表述习惯都倾向于传统文化，其所有的文字遗存一般以文言为载体，如自杀“殉清”且在《新青年》上都曾引起过热烈关注与讨论的梁巨川，他的《辛壬类稿》从语言到文体再到思想内容都表明他的旧文化立场和遗老身分。更著名者如王国维这样的国学巨擘，他们虽曾经生活在白话文已取得主导地位的现代历史时期，但他们的文化背景、语言习惯和思维习惯都适合于古典文言，对于现代白话语境显然有相当大的隔阂，这样的人往往以旧时代的遗老遗少的身份进入了新文化时代，带着对旧文化的深深眷恋，也带着固有的文言文写作习惯，至少在用语习惯方面客观上形成了与新文化相抗衡，与新思潮相抵触的历史格局。他们的写作也许只能算作现代历史时期的文言文，而不是典型的现代文言文。当然，这一类文言文写作主体为数本来不多，出自他们笔下的文言文不可能在现代文言文中占据较为重要的地位。
现代文言文的写作者中有这样一个不容小视的群体，他们的古代文化修养和文言表达功力或许不及王国维、梁巨川为代表的传统型文人，但其国学根柢、学术传承、语言习惯决定了他们对文言文表达的持久的兴趣，文言文写作在他们全部写作中所占的比例往往并不弱于传统型文人。甲寅派、学衡派文人的写作状况颇相类似，皆因嗜好文言而在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之时顶风逆浪捍卫文言，引起了包括胡适之和鲁迅在内的新文化人士的猛烈抨击，又由于他们的文言写作功底并不像传统型文人那样厚实，常被新文化界人士挑剔出瑕疵和疏漏，由此形成的文字公案不止一件。类似的情形同样说明，他们对文言文的倾心、热衷已经到了不怕勉强、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痴迷状态，不过光凭着这样的热忱和精神，显然不能贡献出作风自然，规范正宗的文言文。学衡派、甲寅派文人在新文化运动中坚执地使用文言，阐述过许多在今天看来堪称精辟的观点。但由于他们从文章理念到操作都倾向于传统的文言文，便一度被新文化界目为宿敌。其实不应该简单地从语言习惯判断这批人的文化功过乃至政治倾向，甲寅派代表文人章士钊不仅没有拒绝写白话文，而且认为白话文比文言文更难写——“二十年前就做白话文，但是因做不好，所以不敢做。”[1]此话固然语含对于白话文的轻蔑，但也表露出一个习惯于文言写作的人不擅长甚至惧怕白话文写作的心理。高一涵记录的章士钊在某大学的讲演也是文从字顺的白话文，例如“人类的知识有限，世界中所有的思想都是从前所有的思想，绝没有什么新的发生”[1]225云云，可见他操作白话文绝无问题。他这样的文人之所以放弃白话文坚持操作文言文，实在是因为他的写作习惯、思维习惯更适应文言，所以觉得文言文更易于为他所把握，为他所操作，这样才有文言文比白话文操作起来更容易的“怪论”。不过他们所处的时代早已响起了文言大厦坼崩的声音，他们的文言文修养也已经不像传统型文人那么无可挑剔，因此常引起文字公案，难怪鲁迅等对学衡派的文言文从轻“估”之，对章士钊的文言文也加以“每况愈下”之类的嘲讽。这不过表明，在那样一个时代对文言文的文化认同不啻是一种冒险。文言文捍卫者的文化倾向常常被人们误解为知识性的错误或语言能力的低下。学衡、甲寅两派的文言文之常受嘲弄的某些文字缺陷，其实并不完全像鲁迅等所讽刺的那样，是因为写作者的“不通”，在一定意义上表明，文言文在他们的笔下，某种语言规范正面临着解体。白话文的强势影响，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都不可能不对传统的文言规范形成客观的挑战，前述文言文作品所存在的某种瑕疵和疏漏，既可以看作是写作者的“不通”和破绽，也可以视为传统文言文在现代社会走向必然变异的某种偶然迹象。
文言文不仅是传统型文人和保守型文人须臾不肯放弃的法宝，也是许多现代文人驾轻就熟的文类；在现代历史时期它不仅体现传统的文化趣味，也能够表现现代思想观念；它不仅传导出相当一批现代文人的思维和写作习惯，同时也包含着更复杂更普遍的文化情感认同现象和文化趣尚心理。鲁迅的《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是相当老到的文言文，胡适曾用文言写过《祭母文》，郭沫若的文言作品更多。那个时代的几乎所有新文学家都用文言写信或记日记。其实，对于新文化人士而言，走出了“启蒙”的语境而进入到自我写作的情境之后，文白之争已经并不那么重要；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兄弟等人当年以较为激烈的言词否定文言文，是因为文言文“晦涩难解”，不利于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更是因为它表达的“思想荒谬”，“于人有害”：“这宗儒道合成的不自然的思想，寄寓在古文中间，几千年来，根深蒂固，没有经过廓清，所以这荒谬的思想与晦涩的古文，几乎已融合为一，不能分离，我们随手翻开古文一看，大抵总有一种荒谬思想出现。”[2]6他们甚至认为，只要使用文言，就必然表达荒谬的旧思想。既然要实行民众的思想启蒙，则无论在工具意义上还是在观念意义上都要否定文言文。新文化倡导者的这种观点在文学界总是备受欢迎与喝彩，其实包含着在“革命”时代不易觉察的两种偏颇。第一个是语言决定论式的偏颇。语言学界早已否定了萨丕尔的语言决定论，该论认为语言可以“有力地决定我们对于社会问题和社会过程的一切想法”，即语言模式决定人们的思维与思想。[3]105-107这样的观点实际上颠倒了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荒谬的旧思想往往借助文言方式加以呈现，这是事实，但如果认为一使用文言就必然表现荒谬思想，在逻辑上就不能成立。
更重要的是，新文化人士的上述有关议论还有下列含义：当他们进入到自我写作的日记、书信之中时，而且知道自己表达的思想不至于有那样的荒谬和有害，他们就不会在意使用了文言写作。这就是倡导白话文写作的新文化人士几乎全都没有根本脱离文言文写作的深层原因。这也应是我们今天必须加以理解的语言文化现象。
二、现代文言文的学术前景
虽然并不是呼吁或提倡使用文言，但在我们的文化理念中，承认现代文言文存在的合理性甚至合法性是十分必要的。对于现代文言文来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样的套话自有其深刻的合理性。即使是传统型文人和保守型文人的文言文写作与倡导，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抱残守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文言文也不应完全视为“僵死的”、“腐朽的”文本，其中体现着复杂的文化情怀，包含着深刻的文化心理因素。应该将现代文言文列为文化、文学、语言学乃至社会学研究的当然对象，至少长期以来新文化界以及当代教育界对文言文的存续现象熟视无睹或保持某种惯性的敌意，这是不必要的。
在新文化的浪潮冲击下，文言文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现代历史强加给它的文化待遇也最为不公，以至于今天仍然被人们当作抱残守缺的旧文化的现象而痛诋之，谩毁之；看看诸多讲述新文化运动的教科书，那语气简直与90年前新文化倡导者的偏激态度毫无二致。其实，现代文言文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绝不是应该轻易鄙夷的陈年流水簿子，而是现代文学、现代文化研究必然面对的课题，其中甚至包含着现代文学和文化研究在广度上和深度上有所突破的契机。由于现代文言文与人们传统型的思维与写作习惯联系在一起，与对于传统文化的情感认同和趣尚心理密切相关，则承认现代文言文存续和在一定意义上发展的合理性，便是从一定的广度和深度上确认了现代文化构成的多元格局，现实、具体地确认了传统文化在现代文化价值构成中的地位。就这一角度而言，现代文言文的价值和意义远远超出了语言学的学术领域，而能直接促成对于现代文化概念内涵和外延的重新审视。
现代文言文所承载的首先是文化现象而不是语言现象。诚如上文所言，不同的写作主体撰写文言文体现着的是纷繁复杂的文化心理和文化背景。对于有较为深厚的文言文教育背景同时又愿意跟随时代脚步的人来说，现代文言文是精神休憩和文化回顾时的一种复杂的文化情感的流露；对于勉力提倡文言文或刻意制作文言文的人来说，则是对文言文作为典雅语言载体的一种文化趣尚心理的流露。
无论什么样的写作主体，之所以在白话文主导的现代社会坚持用文言写作，都是在特定的语言习惯、思维习惯之外，表现出对文言文代表的语言行为的一种文化认同心理。这样的文化认同新文学界一度并不愿意理解，尽管他们知道学衡派在某些观点上并不守旧，但还是告诫后者不要鼓吹和使用文言文：“用旧的皮袋来装酒是最笨的事，皮袋以经用得旧了，漏了就有最好的好酒，也只是漏尽了不留一滴的。”①其实，学衡派在主张言文分离的前提下提倡文言文写作，实际上是倡导着弗格森所论述到的“双言现象”。这“双言现象”是由“基础方言”(可以理解为通俗白话)以及“一种迥然不同、高度厘定(通常在语法上更为复杂)的外加变体”构成，这种“外加变体”可以是那些“通过正规教育掌握的”，“得到尊重的书面文献载体”，他叫作“高等变体”②，其实就相当于我们讨论的文言文。白话文和文言文构成“双言现象”的关系，在不少现代文人那里，甚至在新文学倡导者那里，都是一种无法回避的客观事实。当然，对于新文化人士来说，文言文的运用，特别是在日记、书信中的运用，未必都是当作“高等变体”的结果，一定程度上可能更是为了方便与简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已经完全接受并彻底习惯了白话文写作以后，文言文的写作仍然在继续，则完全体现了文言文作为“高等变体”或者说典雅语言的魅力和作用。一个擅写文言文的当代作者这样说：“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文言的魅力并未完全消失，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古代典籍广泛进入人们的视野，对文言文的兴趣似乎正在悄悄升温。”[4]这番话说出了他的观察，也说出了他的体会：文言文刺激了人们向往一种魅力语言的兴趣。但是，他将这样的文化现象廉价地联系到“改革开放”，说是改革开放才让人们广泛接触到古代典籍，显然缺少学术依据。
现代文言文包含着弥足珍贵的现代文学研究的价值因素。新文学家的文言文创作理应成为新文学研究的对象，这些文言作品往往传达着新的思想文化观点和现代人的情感，其情形颇与所谓的“旧瓶装新酒”相类。但是现代文学研究往往并不十分重视作家的这种文言文写作，绝大多数这类作品都还处于研究的空白状态。鲁迅的《摩罗诗力说》或许是个例外，不少学者对它进行过研究、解释和翻译，并曾形成过短暂的热潮。不过即使是《摩罗诗力说》的研究，也主要是从文化思想、美学观念的解析入手，兼及词语的应用性解释，远远谈不上语言学的研究。至于其他的文言作品，则似乎很少进入现代文学研究者的视野，当然更不会为语言学研究者所注意。此外，现代文言文文体的衍变，写作主体的复杂性以及所包含的各种文化现象，都决定了它应是一种不容忽略的文学研究对象。
正宗的文言文需要写作主体对于文言具有娴熟的思维训练，明确的观念认同和稳定的涉笔习惯。其中文言思维和文言表述习惯的结合直接关系到文言文写作的正宗和规范程度，而观念认同则更多地体现为写作文言文的热情。因此，现代文言文本中不乏文言有欠正宗，句法有欠规范的现象。对于大量的现代文言文，传统文化研究者特别是语言学研究者完全有可能，也有理由指斥其不够正宗，不够规范，但同时更应充分注意到这样的语言现象所折射的文化心理及其对现代文言文建设的意义。可以把不顾素材许可勉强使用文言表达的写作现象解释成某些文人的嗜痂之癖，但更应从这些现象中观察到这样一种语言文化心态：进入现代社会，进入白话文主宰的文化语境之后，许多人对传统文化和文言文采取留恋和回望态度，在这种审美趣味的引领下，他们会借助于各种文体和各种手段从各个方面去展示文言文的传统魅力，并且久久陶醉其中。毫无疑问，这应该被视为传统文言文在现代社会的一种生存状态，甚至是一种发展态势。无论从文体、语法、词汇或修辞方面来看，都应该是汉语史研究的当然对象。现代文言文无论从语言的哪个方面都会为学术界提供有别于古代汉语的新鲜语料，对这些语料的总结和整理，都可能包含着对于汉语史和现代文化语言学学术建设的一种别具一格的贡献，同时也对于现今的教育提出了更加复杂的要求。
鉴于现代文言文在今天多以应用文的面目出现，从语言应用的角度研究现代文言文的文体规范、语法和词法规则等又成为当代语言研究以及语言教育的一个新颖而又有价值的命题。由于前述历史的、教育的和语言环境的原因，作为应用文的现代文言文如何重新获得传统文言文的规范性和古朴雅致的气度，就成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依靠教育方式和内容的改变来解决是不现实的，语言学研究者应该责无旁贷，对此作出自己的努力，以系统、健全的文言文知识去矫正和救治应用文言文写作中存在的各种缺漏。
显然，教育界和语言学界在这一方面理应有一个更快的进程。因为尽管这些现代的文言文本在思想文化倾向上有不合时宜，甚至顽固保守的内涵，但它们所提供的语言现象未必是传统文言文的简单重复。从汉语史的角度来看，现代历史时期的即使是最“正宗”的文言文也必然会带着某种时代的烙印，无论是从语词、句法还是修辞方面都会体现现代文言文的某种特色。如果不对这样的现代文言文及其所提供的语言现象加以系统和深入的研究，那么规范意义上的汉语史研究就谈不上完整和健全。
现代文言文本研究与语料调查相结合，应是现代文言文研究的基本方法。现代文言文本研究是这项研究的主体内容：大量的语言现象必须通过这些文本的分析来获取；对散落在各种应用文体如碑刻、方志、序跋、信函、日记中的文言文本进行语料调查，并进行搜集整理、编纂汇集，是这项研究在资料建设方面必须先完成的工作。将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与汉语史研究综合起来，形成不同学科的交叉研究，以期从多角度、多层面开拓现代文言文研究新领域，同时，将西方比较语言学的某些研究方法运用于汉语发展不同时段的语言现象研究，从而在经典文言、近代“新文体”和现代文言文的多方面比较中拓展研究空间，是开展现代文言文研究的又一个基本方法。当然，所有的研究思路和方法都必须在研究实践中加以探讨与总结，现在需要的是切实有效的研究实践。
既然现代文言文的存续和一定意义上的发展体现出如此深刻的文化心理内涵，则现代文言文所具有的文化价值不仅不言而喻，而且具有相当的深度。这种深度在教育学、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和语言文化学的层面得到了别开生面的学术体现。现代文言文的价值不仅仅呈现在文化和学术方面，它在社会应用上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话题。文言文在现代历史时期不仅体现传统的文化趣味，也能够表现现代思想观念。因此，现代文言文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绝不是应该轻易鄙夷的陈年流水簿子，而是当代教育、现代文学、现代文化研究必然面对的课题，其中甚至包含着现代文学和文化研究在广度上和深度上有所突破的契机。由于现代文言文与人们传统型的思维与写作习惯联系在一起，与对于传统文化的情感认同和趣尚心理密切相关，所以，承认现代文言文存续和在一定意义上发展的合理性，便是从一定的广度和深度上确认了现代文化构成的多元格局，现实、具体地确认了传统文化在现代文化价值构成中的地位。从这一角度而言，现代文言文的价值和意义远远超出了语言学的学术领域，而能直接促成对于现代文化概念内涵和外延的重新审视。
注释：
①西谛.新与旧[J].文学周报(第136期)，(“以经”当为“已经”)。
②弗格森语.转引自R.A.郝德森.社会语言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63页。
标签：白话文论文; 学术价值论文; 文言特殊句式论文; 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摩罗诗力说论文; 语言学论文; 新文化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