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格局发展趋势及对两岸关系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岸关系论文,发展趋势论文,亚太论文,格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前言
6月25日，克林顿总统开始为时9天的访华行程，这是9年来美国总统对中国的首次国事访问，中美关系实际上走出89年以来的阴影。在亚太地区，象克林顿访华这样的重大政治行动，今年下半年还有多起：9月，江泽民主席将正式访问日本。同一个月，江泽民还将在莫斯科和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进行定期的非正式会晤。刚辞职的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原定于7月下旬访问华盛顿，下半年还将和叶利钦正式会晤。10月，克林顿将访问莫斯科。中美俄日四国首脑这种密集的交叉访问，实际上是去年下半年开始的亚太大国外交热潮的继续。去年10至11月间，在不到3周的时间里，中美俄日四国首脑交相访问，掀起了一次亚太外交中上绝无仅有的大国外交高潮。亚太地区的频繁大国外交使冷战结束后一度扑朔迷离的亚太格局有如“浮萍破处见山影”，展现出一幅以21世纪为背景新蓝图，人们不难从中看出以下几个特点：在亚太地区起主导作用的中美俄日以及东盟所谓的“四国五方”经过一段的探索，重新制定了各自的亚太战略；大国关系通过相激相荡的调整也重新定位，转向各种“伙伴关系”，并更直接地主导亚太局势；而一度借大国关系重新定位之机纵横捭阖其间的东盟集团外交，因亚洲金融危机而暂失活力；在依然以经贸为主轴的亚太政治中，安全因素重新浮升，特别是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爆发核军备竞赛之后；美国以其经济和军事优势仍占据着主导地位、其政策基点是维护“领导权”，但中美俄日四国间的双边和多边关系既相互借重又相互制约，美国实力在不可避免地减弱，亚太多极均势格局呼之欲出。本文拟就亚太格局出现的变化和发展趋向以管窥之所得试做分析，并就其对海峡两岸关系产生的影响抒陈一己之见。
二、大国重新擘划亚太战略，谋求在21世纪的亚太格局中占据有利位置。
冷战的结束，使以两大集团对峙为基本架构的国际旧秩序骤然坍塌。世界各国都在混沌之中憧憬未来的国际新秩序并为自身找寻新的定位和调整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由于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的多元特质，以及中美俄日四大力量和东盟在漫长的冷战时期所演化形成的复杂关系，所以四国五方的亚太战略的调整都经历了适应——调整——重新定位的过程。
1、美国：区域联盟与“亚太共同体”。
克林顿政府在第一任期内推行的全球战略是所谓“参与和扩张战略”，对外政策以经济安全、扩展民主和军事实力为其三大支柱，对经济安全尤其情有独钟。在这种战略的主导下，美国对日政策执着于突破其市场准入的壁垒而相对降低了对安全合作关注，使美日贸易摩擦烽烟四起；对华关系则意欲“扩展民主”，突出所谓人权这一单一议题，结果一叶障目使中美关系困难重重。这种情况极大地影响了其亚太战略的全面推行。1997提出的《国家安全战略》不再使用“参与和扩展”的提法而提出面向21世纪的“塑造—反应—准备”三位一体新战略。参与就是主动构建一个对美国更有利的国际秩序；反应是要对威胁美国利益的各种危机，根据其性质和程度作出迅速和有效的反应；准备是指美国应利用2015年前的所谓“战略机遇期”为不确定的未来做好各种准备。现今流行于美国的一种判断认为，2015年以前，美国将稳据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其后则可能出现可以挑战其领导地位的全球性对手。和“参与和扩展战略”相比，新战略和前者虽然一脉相承，但它更具有前瞻性、多样性、灵活性、主动性和进攻性，对安全的关注有所回升，可以说是向“后冷战型”战略的一种演进。
随着战略思考的修正，美国调整了和日本的关系。1996年4月克林顿总统访问日本并和桥本首相签署了《美日安全保障联合宣言》，重申两国的战略同盟关系并扩大和加强安全合作。两国贸易战相对沉寂。1997年9月新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出台。对华关系则从犹豫于遏制和接触之间转向以全面接触为主，改变了因人权议题而影响全面关系的作茧自缚的政策，着眼于“塑造”面向未来的美中关系。1997年10月，江泽民主席正式访问美国，1998年6月，克林顿提前访华，中美关系在“建设性伙伴关系”的轨道上迈进。两国高级领导人的定期互访将成为美国接触政策的标志。对日、对华关系的这种调整使美国面向未来的亚太战略新架构脱颖而出。这个架构可以说是一个“三角凳”，凳的三条腿是：以美日安保条约为“基石”，辅之以美澳（大利亚）新（西兰）、美泰（国）、美菲（律宾）联盟，以主导亚太安全；妥善处理对21世纪亚洲格局影响最大的中国的关系，把中国纳入“世界经济和区域安全的架构中”；和东盟建立更为广泛的交往关系，一方面东盟是美国仅次于欧盟和日本的第三大海外市场，另一方面东盟地区论坛(ARF)为美国提供亚太多边安全对话的所谓“第二轨道”。（注：参见美国国防部长柯恩在华盛顿“亚洲协会”上的演说，1997年6月11日。）为落实这一战略框架并同时促进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利益，美国“正在和这一地区的盟友及其它国家构建一个亚太共同体”，（注：参见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美国在东亚的原则和目的》，在美国海军学院的演说，马里兰州，1997年4月15日。）这个共同体是以亚太经合组织为核心的。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陆士达曾表示，克林顿政府的亚太政策不同以往之处在于它“对亚太共同体这个概念的开放、殷切及热情的态度”。他认为，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首脑会议已为这个共同体勾画出雏形，它将不同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注：参见美国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陆士达在香港“亚洲协会”上的演说，台湾《中国时报》，1997年5月26日。）
2、俄国：“双头鹰”全方位外交与“新东方政策”。
苏联和美国作为冷战时代对立的两极，争夺的重点在欧洲。作为传统的欧洲国家，苏联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历史上即相对薄弱。苏联解体之后，“超级大国”的泡沫破裂，俄罗斯政治地位一落千丈，经济转型又困难重重，在亚太地区的地位自然进一步受到削弱。同时，俄罗斯开初实行了亲西方的外交政策，沦落为对西方唯唯诺诺的“二等国”，在亚太的影响自然更加式微。但是，它很快意识到这种一边倒的对外政策是战略失误，因此1992年下半年，外交政策的争论即成为俄罗斯上层政治斗争的焦点，提升和亚太国家关系的呼声甚高。92年底，叶利钦出访韩国和中国，提出了同时面向东西方的“双头鹰”全方位外交政策。1993年4月制定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基本原则》，确立了恢复俄罗斯“大国地位”外交目标。1996年1月，普里马科夫接任外长之后，更明确提出了东西方并重的“新东方政策”。同年5月公布的《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想》进一步确定要与世界各大国和力量中心发展“平等伙伴关系”，要在“多极世界形成的长期过程中成为独立的一极”，指出“与亚太地区国家开展对话和全面合作符合俄罗斯国家利益”。至此，俄罗斯面向21世纪的亚太外交战略的框架已经明晰。
俄罗斯亚太战略的调整和重新定位，既为现实政经利益所驱使，又有地缘战略的考量。首先，冷战的结束使亚太地区在俄国地缘战略中的地位发生了重大的转化。冷战时期，由于苏联执行和美国争夺霸权的扩张政策，在亚太地区威胁中国安全、与日本、韩国敌对，亚太地区形成了美、中、苏战略大三角主导下的“准两极”格局，成为牵制苏联在欧洲与美国争夺的重要力量。冷战结束后，美国及其欧洲盟国执行北约东扩的政策，同时遏制俄国重新控制乌克兰、白俄罗斯以及中亚各国的努力，俄国需要改善和稳定与亚太主要国家的关系，以避免重蹈冷战时期背腹受敌的覆辙。其次，俄国地跨欧亚大陆，但大部分领土在亚洲。苏联的解体使其失去了5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特别是失去了欧洲和中亚的粮食、能源等基地，亚洲部分的经济和安全地位更加重要，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成为俄国经济复兴的关键一环。再者，俄罗斯在经济转型初期面临巨大困难时，曾把希望寄托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身上，但西方援助口惠而实不至，条件也很苛刻。1992年，西方宣布给俄国240亿美元的援助计划，实际只给了150亿；1993年承诺给434亿，实际只兑现了50亿。俄国不得不在拉住西方的同时，在东方找寻新的财源，发展和中国的贸易，从日本和韩国获得资金和技术。俄国斯学者认为，“俄罗斯真正大举进入中国市场是融入世界经济的重要和决定性的阶段之一”。（注：参见格尔布拉斯：“亚太地区和俄罗斯融入世界经济问题”，俄国《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周刊，1997年12月号。）去年11月，叶利钦总统和桥本首相在俄罗斯远东非正式会晤时提出“叶利钦—桥本计划”，要在政治、经济和金融等领域进行双边合作，包括磋商签署投资保护协定、促进公私经济领域的合作、高科技合作及日本参与发展跨西伯利亚大干线等。
3、日本：日美联盟与“欧亚大陆政策”。
日本外务省情报局长孙崎亨著文称：“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日本这样深受冷战结束的影响。”（注：参见“东亚新的外交课题”，日本《中央公论》，1998年4月号。）此话不无道理。苏联的消失、新旧世界秩序的交替，亚太国家关系的重新定位、经贸因素在世界政治中的提升等新情况，不仅对日本的内外政策造成巨大冲击，而且引发了国家发展战略的大辩论。战后日本的国家发展路线完全受制于美国的战略需要。麦克阿瑟制定的日本宪法企图通过非军事化和民主化防止日本重新成为美国的敌人，但冷战很快使美国通过美日安保条约把日本栓在遏制苏联的战车上。“华盛顿将日本视为东西方竞争中的一项主要战略资产。”（注：前美国驻日本大使阿马科斯特：《朋友还是对手》，新华出版社，第70页。）日本别无选择，接受“附庸式的独立”，在自身依循非军事化的和平宪法同时，通过为美国提供军事基地，使美国“可以高效率地将其兵力投放到西太平洋”。日本则利用“美国的安全保障所提供的时间来重建日本的经济基础并赶上西方”。（注：前美国驻日本大使阿马科斯特：《朋友还是对手》，新华出版社，第71页。）这就是所谓的“吉田茂主义”。冷战结束和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现实，使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所追求的一个“梦想”又强力地释放出来：“赶超西洋”、称雄世界。要求修改日本内政外交路线、重建国家发展战略的“脱吉田茂主义”者主张在经济大国的基础上，使日本进而成为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改变“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形象。这一派人的主张实际上已见诸于修宪强兵、调整日美安保条约、争当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等内外政策的调整中。日本利用参与联合国在柬埔寨等地的维和行动方式极力突破宪法对其在本土之外使用军事力量的限制，而1997年9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出台则标志着日美同盟已进行了“后冷战”处理。日美军事合作更突出了应付日本“周边”发生的不测事件，把双方联合军事行动的地理范围扩大到整个西太平洋地区，为日本借助于美国的军事合作来参与地区安全问题提供了条件。
今天，日美同盟关系依然是日本外交的基轴，但日本为“走向国际事务前台”，极力拓展“欧亚大陆外交”，尤其对其俄罗斯政策做了较大的调整。战后，日本和苏联之间的根本问题是北方四岛的领土问题。日本奉行“扩大均衡”的对苏政策，即两国关系的发展取决于领土问题的进展，两国经济及其它领域的合作必须和领土问题的解决相“均衡”。在冷战状态下，领土问题自然无从解决，两国关系处于敌对的封冻状态。冷战结束后，日俄关系这种严重的滞后状态既影响了日本开展大国外交，也使日本无法参与俄国远东地区资源的开发。至今，俄国对日贸易仅占其贸易总额的3%，俄国的外国投资中日本仅占0.3%；在日本的贸易总额中，俄国只占0.6%，对俄投资只占日本海外投资的0.06%。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日本在去年初提出了“多层次接触”的新对俄政策，要同时推动领土谈判、首脑政治对话、双边安保对话以及在国际问题上的合作，以改善两国关系。去年11月和今年4月，叶利钦和桥本龙太郎先在俄罗斯远东后在日本进行了非正式会晤，两国首脑达成了在2000年之前签署和平友好条约的协议，缓解了不解决领土问题就不能缔结和约的僵局，同时还制定了加强经济合作的“桥本—叶利钦计划”。日俄还缔结了新的安全捕鱼协定，俄国准许日本渔民到北方四岛的海域捕鱼。日本对俄政策的这一重要调整突破了半个世纪以来钳制日俄关系的一些“瓶颈”。俄驻日本大使帕诺夫今年5月在日本内外政策调查会发表演说时指出，“在两国关系中，现在第一次出现建立新的、非常少有的、例外的关系的可能性。”他表示，俄国支持和欢迎日本国际地位的提高，支持日本要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事理国的希望，俄国在军事上不威胁日本，也不视日美安保同盟为对俄国的威胁。7月，不顾桥本首相因自民党在参议院选举中惨败而辞职的乱象，俄国总理基里延科如期访日。两国首脑还预定在今年下半年和明年初相互正式访问，进一步推进两国关系。
4、东盟：集团外交和亚太安全战略新构想。
东南亚国家联盟自1967年成立以来，不断发展壮大。冷战时期，东盟各国生存于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夹缝之中，为了生存自保并左右逢源，努力化解内部争端和分歧并通过渐进的一体化措施共同振兴经济。30多年来，东盟从6国扩大到9国，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以年平均7%以上的经济增长率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最富活力的地区。同时，东盟的集团外交也日趋活跃，特别在亚太地区发挥日益增长的影响。冷战结束后因大国关系重新洗牌所带来的战略间歇期，为东盟的集团外交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东盟外交更趋进取性和自主性。在柬埔寨问题上，东盟坚持政治解决，为问题最终和平解决作出重要贡献。对美国提出的“新太平洋共同体”，东盟持有异议，反对将亚太经合组织转变为政治安全机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抵制了由美国倡议的1993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晤。为平衡美国在亚太经合组织中的影响，东盟倡导并促成亚欧会议；1997年东盟还和中国、日本、韩国进行了"9+3"和"9+1"首脑会议。东盟在大国之间合纵联横，成为不容忽视的一个地区力量中心。
东盟集团外交中另一个为人瞩目的方面是它提出的亚太安全战略新构想。这一构想的核心是1994年7月开始运作的“东盟地区论坛”(ARF)。论坛以东盟为核心，以欧盟、中国、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国为对话伙伴，通过“合作安全”来处理和解决地区冲突、领土争端、民族矛盾、宗教分歧。论坛在解决柬埔寨问题上发挥了成功的作用。通过论坛的21方，东盟为自身构建了一个层次多、辐射广的安全保障圈，并成为后冷战时期亚太安全新结构中重要的一极。
去年7月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使东盟在亚太乃至世界上的政治、经济地位受到严重的损害。东盟多数国家的经济遭际巨大的困难，尤其是东盟的“旗舰”印度尼西亚同时爆发政治动乱，东盟一时陷入群龙无首、各求自保的局面。印尼、泰国、马来西亚等国为走出经济困境，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救方案，美国的政治、经济影响也随之扩大和增强，东盟国家在亚太地区政治和经济中的自主性和影响受到了削弱。亚太金融危机暴露了东盟应对全球、地区以及内部政经危机的能力仍有严重的缺欠，但是经过这次风暴的洗礼，东盟在亚太地区的重要地位仍然会再度彰显出来。美国负责政策的国防部副部长斯洛科姆今年5月在众议院一次听证会上承认，30年来，东盟已经凭其自身的能力发展成一个多方面的力量中心，一个对整个亚太地区来说不可缺少的力量中心。
三、大国间的双边和多边关系相互借重相互制约，朝着更加稳固的“伙伴型”多极结构演进。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冷战结束后，美、俄、日及东盟（中国从略）经过对聚然变化了的形势一段适应之后，对各自的对外政策以及相互关系进行了调整，在亚太新格局中谋求确立对各自有利的定位。美国以其“唯一超级大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在亚太地区占据了主导地位。亚洲金融危机又进一步增强了美国的地位。政治上，美国借机推销其自由民主制度，贬抑亚洲价值观；经济上拓宽了在东南亚的贸易和金融市场；军事上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安全介入。美国显然对东盟地区论坛这一安全对话“第二轨道”表现出更大的兴趣，对“预防外交”跃跃欲试，企图通过由其主导的“集体干预”强制解决地区争端。当然，如上所述，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基本方针仍然是以美日联盟为“基石”，辅之以在这一地区的其它的双边联盟，保持“前沿驻军”，反对以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取代双边关系作为亚太安全的主要构架。“美国认为，这些多边机制是重要的，而且将来还可以发挥更大作用。但是，我们还认为，这些多边机制只有建立在牢固的双边关系和美国继续在这个地区派驻前沿部队的基础上，才会取得成功。这就是美国绝不会支持有意无意地试图限制我们的军事态势或作战灵活性的努力的原因。”（注：参见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斯洛科姆1998年5月7日在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亚洲和太平洋小组委员会听证会上的证词。）很明显，美国的亚太战略是要在这一地区维护既有的优势和主导地位，认为唯有如此才能确保美国的利益。但是，按照流行于美国的新现实主义者（亦称结构现实主义）的观点，国家拥有的权力过大过小都会有风险。力量过于强大就要刺激其它国家增加防御力量并联合起来。因此国家最终所关心的不应当是权力而是安全。以此来观察美日联盟则会发现，无论是联盟内在特质所决定的演变趋势，还是其外延所造成的反弹，美国的优势战略都不可避免引发反制其战略目标的效应。
首先，从美日联盟内部的特质来看，美日关系真的是坚硬的“基石”，还是终将被证明为“砂堡”？美日联盟关系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奇怪的同床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其后冷战所产生的畸形儿。美日名为联盟，实际上双方关系在政治上是不平等、不对称的，在安全上是保护与被保护的，在经济上是相互竞争的。曾任卡特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布热津斯基，在其所著的《大棋局》一书中，详细论述美日关系的这种特性。他认为，在当前，日本各派政治势力对与美国的联盟关系所具有的共识是：“利用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去争取全球对日本的承认，与此同时避免亚洲对日本产生敌意，并在条件尚不成熟时避免使美国的安全保护伞受损。”（注：见《大棋局》，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35页。）从此不难看出，日本对与美国的联盟关系抱持极大的权宜考量。当然，这一共识也表明日本对美国仍有难以割舍的依附性。布氏透露，1996年初，美日在复审美日防卫合作指导方针时，日本政府把这一方针的适用范围做了扩大，把使用日本防卫力量的范围从“远东有事”扩大到“日本周围地区有事”。日本当局的这一举措自然引起中国和有关周边国家的强烈反应，增强了亚太国家对日本要重蹈军国主义老路的警惕。这一举措实际上是短视和不盟智的，也有悖于日本的民意主流。日本的三党执政联盟即因此而解体。布热津斯基也指出，日本在对华问题上的主流意见是：“小心谨慎地培养同中国的友情远比对中国实行在美国领导下的直接遏制要好得多。”（注：见《大棋局》，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39页。）从长远看，布氏认为“日本目前的这种地位不大可能继续被新一代日本人所接受”，（注：见《大棋局》，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28页。）日本多数人相信，“更加多边化的亚太合作的出现是符合日本利益的”。（注：见《大棋局》，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38页。）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认为，新的国家秩序及其多重的挑战将迫使日本重新检讨其依赖单一盟国的做法。“日本对亚洲的均势必然更为敏感，此种感觉会超过对位于不同半球且须兼顾大西洋、太平洋、南美洲三方面的美国所作出的感应。中国、韩国及东南亚对日本会形成于对美国颇不相同的重要性，也会导致日本采取更自主的外交政策。”（注：《外交》英文版，第26页。）日本迟早要纠正日美关系的不平等、不对称状态。问题是日本将以何种方式做此纠正。走军国主义的老路显然决不能被亚太国家和国际社会所接受；像美国所设计的那样，用美日安保条约“框住”日本已非长久之计；唯
有在亚太多边、平等的大框架之下，均衡的安排各方面合理权益才是长治久安之策。
从美日联盟所造成的外延反应来看，美国以日本为奥援、执意要在亚太维持优势和主导地位的战略也越来越难于和冷战后亚太格局的发展趋势相契合。这一发展趋势的主要特点是：和平与发展是人心所向，亚太人民既不要新的冷战，也不要所谓的“冷和平”，和平共处、经贸交流与合作应为国家关系的主轴；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阻挡的，而且中国将成为亚太乃至世界上的和平与稳定的力量，挑战这一事实或是错误地判断中国的发展方向，必将损耗其自身的政经资源并将危害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发展；俄罗斯和东盟作为次级力量中心发挥重要作用（俄罗斯很大的注意力仍不得不集中在欧洲）。任何联盟关系都有其特定针对目标的。美日联盟作为冷战的产物，继续作为政策工具已经大大滞后于现实，而防卫合作指针修订后把“远东”进一步扩大到“周边”，是违背亚太地区发展趋势的逆向行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确立和发展、东盟倡议的"9+3"和"9+1"首脑会、乃至亚欧首脑会议，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说是对美国亚太战略的反应。布热津斯基也认为，不明智地扩大美国同日本的军事合作会破坏美国的欧亚地缘战略。（注：见《大棋局》，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72页。）实际上，自去年开始的亚太大国外交热潮，包括中美、中日、俄日关系的改善，都以此为背景，都是对美国在亚太地区谋求优势主导地位的一种制衡和化解。中美俄日以及东盟，任何一对双边关系的改善都将促进它们和其它国家关系的改善，同时也是对其它双边关系的制约；而任何一对双边关系的恶化都将有利于其它双边关系与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亚太国家之间这种相互激荡、相互制约而又相互借重的网络状关系将越来越明晰。美国必须以前瞻的目光审视亚太格局的演化，真正以平等的“伙伴”来处理和亚太国家的关系，调整谋求优势、实质是“霸权”的战略，这样才会对亚太地区的繁荣和稳定作出积极的贡献。实际上，这是美国力量不可避免地削弱这一历史趋势所导致的必然选择，也是美国的民意所在。《大棋局》一书承认，“只有一小部分美国人(13%)赞成‘美国作为剩下的唯一超级大国在解决国际问题方面继续担任一个举足轻重的世界领袖’。压倒多数的美国人(74%)都赞成‘美国在与其它国家一道解决国际问题的努力中作自己公平的一份。’”（注：见《大棋局》，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75页。）一个均衡的多极权力结构，辅之以相互借重而又相互制约的双边与多边关系，将为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奠定坚实的基础，也是亚太格局演进的必
四、亚太格局的发展有利于两岸关系的稳定与改善，一个中国的原则已成为亚太国家的共识。
亚太格局这种朝着多极、均势方向的演进，意味着中美关系的改善是大势所趋。而中美关系的改善则意味着，两岸关系的发展和改善获得了更为良好的外部环境。台湾问题是中美之间最核心、最敏感的问题，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它都是中美关系改善和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中美关系的任何改善自然有利于两岸关系的改善。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围绕台湾问题做过两次重要的调理。第一次是1994年9月完成的“台湾政策审议”。这次调整是在苏联解体之后，反共思潮汹涌、分裂活动泛滥，克林顿政府在第一任期内热衷在世界各地“扩展民主”，美国，特别是在国会内，遏制中国派得逞一时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调整在仍维持一个中国大原则的情况下，带有明显的以支持台湾“民主”来遏制、演变中国大陆的意图，结果提升了和台湾的关系，导致李登辉访美，使中美关系陷入了中美建交以来最困难的时期。然而，恰恰是李登辉访美又使美国开始了新的一轮对华政策大辩论和调整。针对在美国和国际上敌视中国势力支持下岛内“台独”和其它分裂势力的嚣张活动，中国大陆在1995-96年间进行了一系列军事演习，以向台湾当局和国际社会表明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这一系列的军事演习，特别是1996年3月在台湾海峡进行的导弹发射演习，对美国朝野来说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美国从被迫对事件作出极具危险的反应中认知到，台湾问题涉及战争与和平，美国处置不当，将使自己冒被拖入军事冲突的巨大风险。美国在中国问题上意欲打“台湾牌”，让李登辉到康奈尔大学发表“中华民国在台湾”的“两个中国”演说，结果被台湾当局玩了“美国牌”，险些被拖入战争。此外，台湾当局的分裂路线进一步为岛内“台独”势力提供了发展空间。去年底，主张“台独”的民进党在地方选举中获胜，陡增了两岸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也使美国感到必须更加慎重地处理台湾问题，恪守一个中国政策至关重要。今年6月21日和22日在克林顿总统访华的前夕，《华盛顿邮报》连续长篇报道了台海危机的所谓内幕新闻。文中提到：“1996年3月的几件大事是转捩点——从升高的冲突到双方政府目前所希望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
美国主动提出和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也标志着美国在台湾问题做了新的政策调整。这次调整，引发点是台湾当局挑战一个中国的原则所造成的台海危机，宏观政策背景则是美国的亚太总体战略经过探索和调整之后基本确立、构建与“对21世纪亚洲影响最大”的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是这一战略的重要支柱。用布热津斯基的话说，中国应是美国欧亚大陆战略的“东方之锚”。中国在1997年7月开始亚洲金融危机中所表现的厚重的承受力和不谋私利的负责任的大国风范，以及在南亚核军备竞赛爆发后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更昭显了中国在亚太和世界上的重要战略地位。1997年10月，江泽民主席访美时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正式宣布两国“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建设性意味着双方关系是积极的、互利的；战略意味着两国关系是全面的、前瞻的、而且关系到地区乃至全球的利益；伙伴意味着两国关系是平等的，非对抗性的，经由对话和协商解决分歧。今年6月，克林顿总统回访中国，双方在“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道路上迈出历史性的新一步。双方为联合声明中列举的三组九个“篮子”中都增添了新内容。在台湾问题上，克林顿总统在上海重申了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的“三不”政策。实际上，“三不”的承诺已见诸于中美之间的三个联合公报，美国领导人近年来多次专门就此宣示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台湾当局意欲迫使美国改变一个中国政策的结果，是美国对一个中国政策部分内涵的明确化和具体化。其实，克林顿总统国家安全顾问伯杰在北京还做了两个具体、明确的表态。当有记者问道美国是否支持台湾的所谓“民选政策”宣布的“台独”或经“公民投票”宣布“台独”时，伯杰回答：“不支持。”可以预言，如果台湾当局继续企图改变美国一个中国的政策，并不惜重金游说美国国会对白宫和国务院施压的话，美国为维护其国家利益，势必对其中国政策作更具体、更明确的表态。据台湾《联合报》今年6月23日报道，国民党背景的“台湾综合研究院”，在过去4年累计投注高达615万美元，聘请美国“卡西迪公关公司”在美国为台湾进行游说活动。该院院长刘泰英今年还同意将所付的公关费从每年150万美元提高到165万美元并称，卡西迪公司近来表现积极，促使美国众议院通过“中共不得对台动武”的决议。
其实，对台湾当局来说，中美关系的改善是利还是“弊”完全取决于它对祖国大陆的政策。冷战结束后，台湾当局日趋势明显地执行了一条分裂分治的路线。对国际形势，他们认为反共思潮的泛滥、苏联、前南斯拉夫的解体、中美在人权等问题上的冲突等，为台湾的分裂分治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因此加紧扩展“务实外交”，炮制“新的国家主权观”，提出实为“两个中国”的“中华民国在台湾”，接过民进党的口号、开始重新加入联合国的活动，要在国际上确立“独立主权国家地位”。在岛内，则加紧实施“本土化”，树立“台湾主体意识”，割断台湾与祖国大陆的文化、历史联系。针对两岸经贸关系和人员往来的迅速扩大，提出“戒急用忍”政策。在两岸谈判问题上，提出“从哪里断就从哪里开始”、“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一个中国、两个对等政治实体”，谈判只能谈“事务性”和“功能性”问题、不谈政治议题等先决条件，为谈判的恢复设置重重障碍，“以拖待变”。台湾当局的这些做法，由于国际大气候和岛内的小气候的影响，在一段时间内得到了部分收效。然而，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特别是上述亚太格局的演进、中国的发展和壮大、中美关系的改善，台湾当局的分裂分治图谋总体上受到遏制，其挑战一个中国的努力遭到严重的挫败。一个中国的原则已成为亚太国家和国际社会普遍信守的政策。
从现在的情况看，台湾当局虽然在两岸关系上态度较前有所松动，但似乎还无意改弦易辙。他们仍认为，其分裂分治路线在国际上，特别是在美国还有施展的空间。主要依据有二：美国要在亚太地区扩展民主和人权，台湾地处海上交通的战略要冲，因此台湾当局的政策“与美国维持此一区域安定的利益、美国的价值及理想相符”。（注：参见李登辉接见美国《时代》杂志采访团专访，台湾《中央日报》1998年6月16日。）
美国在世界上“扩展”其人权、民主等价值观，使它和许多国家的关系发生摩擦和困难。这个问题在中美关系中也将长期存在，在台湾问题上，美国还会打“民主”牌。台湾当局视此为“最重要的政治资产”。然而，按照新现实主义观点，国家行为的变化主要是因为实力的不同而不同，而不是由于其意识形态或社会及政府形式的区别。回顾一下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历史，无论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杜鲁门在朝鲜战争之前的对华政策调整、还是尼克松访华，都不难看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根据其实力消长，也是国家利益的需要而变化的，不是价值观。在谈到一些“台独”分子所寄望甚殷的美国武力干涉台湾问题时，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明确表示，“那并不是为了一个分离的台湾，而是为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一个分离的台湾本身对美国来说并无任何特殊利益。事实上，美国官方的立场一直是，而且应该继续是，只有一个中国。”（注：见《大棋局》，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46页。）
台湾战略地位确实重要，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决不会准许国内外任何势力利用台湾进行危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事情。今天，在美国、日本等国家中确实有少数持冷战思维的势力，把台湾视作遏制中国的“不沉航空母舰”。但另一方面，和上述价值观问题一样，美国对台湾战略地位的认知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也是随着实力和切身利益的变化而变化。例如，1949年底美国国务院曾要美国军方评估，在使用政治和经济手段仍不能阻止中共解放台湾时，美国可否使用军事手段？军方的回答是，“目前在台湾承担任何军事义务都是不明智的”，因为美国在全世界承担的军事义务已与其实力不相称，在台湾使用军事手段，就会使美国无力应付其它地方的紧急情况。同时，军方指出，台湾对美国在战略上固然有其重要性，但还没有象诸如冰岛等地区那样与美国的切身安全有关。（注：资中筠：《美国对华政府的缘起和发展》，重庆出版社，第290页。）这一评估在今天仍然耐人寻味。“中国威胁论”的制造者还散布另一种论调，妄称中国统一后，台湾将成为中国向敞开的大洋“扩张”的不沉航空母舰。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但西方的多数学者在他们对台湾问题研究中有一个盲点却值得一提。邓小平制定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对台基本政策，准许台湾保留不构成对大陆威胁的自己军队，大陆不派军队去。这意味着按“一国两制”统一后的台湾将是和平之岛，这也是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所决定的。
克林顿总统成功地访问了中国在台湾引起强烈的震撼，“台独”势力尤感压力沉重，为台湾是否受到“损害”而吵作一团。台湾《中国时报》6月21日社论提出的看法值得一些台湾当权者思考：“台湾自飞弹危机后，两岸关系的主导权已因对美国的安全军事依赖，而走向单一依赖关系，则美国对台湾的要求，自然具有决定性的份量。此所以当美国要求两岸应恢复会谈，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时，当局即使百般不愿，采取拖延战术，但口头上亦无反对余地，只有同意一途，以避免被美国视为‘麻烦制造者’，从而失去支持。陷入到如此被动地位，孰令致之？”
小结
冷战结束后世界局势经历的混沌、纷乱过渡期已在云收雨霁，国际关系更明显地朝着多极化发展。在亚太地区，美国仍占据相对的优势，中国日益发展壮大，俄罗斯政经实力在恢复，日本谋求与其经济地位相称的大国地位。中美俄日以及东盟之间正加速形成相互借重、相互制约的双边和多边互联互动的网络状关系。建立在这样基础上的亚太格局，有利于抑制霸权主义的膨胀，力量结构将更趋均衡、国家关系更趋平等，因此更有利于冲突的解决，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繁荣。这样的环境自然有利于两岸关系的良性互动、有利于中国逐步迈向和平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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