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业必须因势利导--采访汇丰控股有限公司亚太区主席郑海泉_银行论文

银行业必须因势利导--采访汇丰控股有限公司亚太区主席郑海泉_银行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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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海泉深谙“顺势而为”之道。

虽然“忙碌”一词已不足以形容他现在的状态,但身为汇丰控股有限公司(0005.HK)亚太区主席的郑海泉,从6月 15日开始,又要同时兼任亚太区总裁兼行政总裁的职务。

因为与他同年(1978年)加入汇丰集团的老拍档邵铭高 (Michael Smith),被澳纽银行以年薪2.4亿港元的重金闪电挖走。外界评论说,这是汇丰有史以来最高层人员被挖角。

6月20日,郑海泉接受记者独家专访,详谈香港银行业如何在回归十年的大风巨浪中前进。

对于香港银行业来说,过去十年最大的挑战是转型。1997年,香港银行的贷存比率高达152.1%;但金融风暴后,房地产贷款的利率急跌,利差收入大减,2006年,香港银行的贷存比率跌至51.8%。

居安思危、顺势而为是企业存活之道,也是汇丰和汇丰旗下的恒生银行(0011.HK)的成长之道。在回归十年间,汇丰和恒生成功转型,减少了对利差收入的依赖,令两家银行现在仍然保持优势。郑海泉认为,管理者应顺应时势而为,如果能看到商业的先机在哪里,将资源重新调配,政策重新定位,团结同事一起向前,便能化危为机。

事实上,内地银行今天面对着同样的问题。内地银行赢利过分侧重利差收入,也未曾真正投身国际市场的汹涌波涛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郑海泉已经历的风浪,可作为正准备扬帆出海的内地银行的借鉴。

一定要顺着时势转变

记者:你是从事研究出身的,你职业经历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件之一,是在1987年香港股灾前夕,你发表研究报告,预计很可能出现股灾。据说这是你其后在汇丰受到重用的原因之一?

郑海泉:那只是市场传说,事实上只是凑巧吧。当时大家都看到股市很疯狂,贷款过度,我们做研究的只是点出个中原因,刚好报告发出的第三天,股市就暴跌。你说是我看得准,有预测能力,我则认为只是运气吧。至于这对我的事业前途是否有影响,那就要问前任老板了。

记者:你是从研究员出身的,后来转为管理者。所谓“说易行难”,很多理论到了实践阶段便行不通了,角色转换对你是否带来很大挑战?

郑海泉:我不觉得困难。角色会根据目标不同而转换。当然这两种角色会有很大不同,我做研究时,会对着很多数据,会见很多人,对一个问题可以全面地了解。但作为管理层,要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即机构的目标是什么?如何达成这目标,如何与同事合作?鼓励他们付出 110%的努力去工作。这是很简单但实用的管理哲学。

问题就是实际执行时,还要加上天时地利人和,才可以成功,如果市场(指天时)不好,表现都会受制,作用也会不同。运气好的话,天时地利人和都能配合,条件都能兼备,那就能带领机构向前。

像我1998年转到恒生银行时,当时的时势并不配合,先是爆发亚洲金融风暴,令香港的楼价不断下跌,然后在 1998年底开始,内地的几家信托投资公司和中资企业陆续出问题,市场很不好。我们便要冷静思考,一起分析原因,知道问题在哪里,然后找出解决方案。

所以,做管理一定要顺着时势转变。当时,我们决定改革恒生银行的盈利模式,开始从传统赚取存款与贷款的利率差距业务,转到非利息收入业务,作为重点发展项目。管理者如果能看到商业的先机在哪里,将资源重新调配,政策重新定位,与同事一起向前,便能化危为机。

安渡危机首先是有内地经济的支持

记者:那么在1997年7月出现亚洲金融风暴之前,你是否也有预感?当时你是汇丰的执行董事,你有否建议什么对策或者防范措施?

郑海泉:那时候我注意到亚洲国家大量利用外债来发展经济的风险,亚洲经济隐藏着不平衡和深层次的矛盾。但这个问题何时会爆发?没人能预料。当时汇丰采取了很多措施,例如,已开始向财富管理业务转型。那时我们已意识到不能倚重楼宇及企业贷款,一定要多元化发展。回想在 1980年代时,汇丰是连保险都不愿意做的。银行的业务是随着社会的改变而改变的,现在当然更多元化了。

记者:你刚说在1998年开始改变恒生的盈利组合,开始更多地推广理财业务,其后我们又看到恒生很积极地发展内地业务,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阻力?

郑海泉:没有什么阻力。财富管理及理财业务以往在恒生的盈利占比是很小,对于发展内地业务,汇丰和恒生的态度和信心是一直不变的。我们一直想加大内地业务力度,只是受到内地政策的限制。汇丰在上海的业务我们没有断过。我是1978年加入汇丰的,我还记得当年我们在北京建国饭店已经有一个代办处,境外银行的编号是 001,我们也是最早申请在内地注册的境外银行。

我们的策略是一方面跟着中国内地的开放政策走,另一方面也配合香港金融管理局的步伐,一旦政策允许,我们就会尽快动手。

记者:1997、1998年亚洲风暴来势汹汹,后来又有“911”事件和非典型肺炎,香港经历这么多次危机,都可以安然渡过,你觉得主要原因是什么?

郑海泉:首先是内地经济的支持。内地持续开放,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发展,给香港很大的支持。在几场风暴中,香港经济受到重创,但是主要受到冲击的是房地产业,三资企业在内地的工业并未受到影响,出口仍然是不错的。

当然其间一些国有企业及窗口公司出了问题,令香港的银行需要撇帐,但相对内地经济对香港的贡献,这些波折便显得微不足道。

其次是香港的金融业基础稳定,香港的银行在几次事件中受到很大冲击,盈利出现倒退,但香港银行业资本雄厚,并且风险管理一向做得很好,比如虽然经历过楼市暴跌,按揭坏账急升,但毕竟所占比例微小,平均不良贷款比率只有 2%左右,资本实力雄厚使香港银行可以抵御危机。

第三是香港人每每在危急关头,总会发挥团结承担的精神。当时汇丰也尽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在非典时期,汇丰做了不少减息的安排。比如,眼见市民不敢外出,出租车生意惨淡,便豁免了出租车贷款几个月的利息,还调低楼宇按揭贷款的利率。因为当时大家都认识到,如果不减息,市民支持不了而断供,对社会的影响会很大。不幸中之大幸是,非典只是对香港部分经济,比如旅游业有严重影响,并非整体性打击,所以香港可以渡过难关。

不担心港府入市

记者:1998年8月14日港府入市时,你当时是恒生银行的副董事长,你也曾出任行政会议及立法会的议员,对香港政府的“积极性不干预”政策有很深的认识,你自己也是学经济的,当时有何感想?

郑海泉:当时我调任到恒生不久,在港府入市前,我看到恒生的股价被沽得极低,只有30多港元(恒生现价是每股 105港元),我们就在市场上回购(注:是用上市公司的资金,在市场买入恒生的股份然后注销,以支持股价),其后看到政府入市,我们便停止回购行动了,因为有政府支持股价。

当然,我当时也很惊讶,但我跟作出决定的政府主要官员稔熟,曾荫权(当时的财政司司长)、任志刚(金管局总裁)和许仕仁(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都是久经战阵的。我当时的想法是,他们会这么做,肯定有原因。除非出于强烈的看法,政府不会干预股市。我对政府是信任的,所以也并不担心。

我现在都不知道政府当时在打什么大鳄,很多讯息都是从媒体得来的,坦白说,我所知的内情不多。

鼓励付出110%的努力去工作

记者:你在汇丰和恒生都工作过,恒生的定位是香港人的银行,有强烈的本地特色。你现在的身份是汇丰亚太主席,工作及关注的范围大大增加,你如何看你自己事业的变化?

郑海泉:不论在什么岗位,主要还是靠团队,一个人怎么做得完?特别是汇丰的这支团队吸引了大量优秀的人才,所以对于我来说,管理者并不是太辛苦的工作。我们在二十几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业务,各国监管与市场都不同,我们都是派出优秀的同事去做CEO,让他们去管理。这就是所谓的“环球金融、地方智能”。

我们的制度和分工都很清晰,董事局主席要做些什么,都规定得很清楚。现在的岗位当然较以前出差更多,要到不同的市场去与当地的CEO开会,他们都很专业,我该知道的他们都让我知道了,所以也毋须制订什么策略就可以用最短的时间了解不同的市场情况。

记者:你刚才提到要“鼓励同事付出110%的努力去工作”,你如何令员工做到?

郑海泉:我们的同事素质很高,会自觉地做事,当然这当中涉及企业文化、奖励制度等一系列的管理理论,但事实上,汇丰这样的机构吸引了很多优秀的人才。我们的人员流动性很小。我自己便是从1978年干到现在,一个好的机构,工作性质适合自己,同事的关系和谐,客户又支持,这便是他们做到110分的理由。

我们推崇企业精神,让员工觉得为这个集团工作是值得骄傲的事;另外还有通过对员工的关心,让员工觉得这不是一个只顾赚钱的企业,是有社会责任的企业;我们同时关注到员工的家庭生活,例如,在办公室里设立育婴室,让有婴孩的员工更多时间见到及照顾宝宝。汇丰集团全球有30万员工,当然未必做到人人满意,但这些年来我们还是看到成果的。

努力,加上运气

记者:在回归初期你较多出席国际会议,当时其中一个热门话题是将香港与新加坡比较,后来又将香港与上海比较,争论哪一个才是亚洲金融中心。近年这些争论减少了,你认为是什么原因?

郑海泉:我们现在减少参加国际会议了,因为时间真不够用。

近两年已经没有人将香港与新加坡及上海比较了,因为亚洲经济增长那么快,市场那么大,三个城市各有各的优势,各自有发挥的空间,根本不需要比较,也没有恶性竞争。

记者:回首十年,令你最担心和最欣慰的事是什么?

郑海泉:先谈最欣慰的吧,过去两年可以说是雨过天晴了,香港人的生活好了,希望多了。出现这种情况的最重要原因是内地经济发展势头很好,帮助香港渡过很困难的时期。我们在非典型肺炎期间是最悲观,也是最令人担心,因为很多人觉得自己的生命也没有保障,但我们挺过来了,又乐观了。从悲观到乐观,我看最重要的转折点是经济复苏,经济好转大家都会较为乐观;另外,同样重要的是香港人的打不死精神,不怕面对逆境,不断争取机会。

记者:你出身于贫穷家庭,又不幸伤残,仍能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为这家跨国金融集团的亚太区主席,你认为自己成功的要素是什么?

郑海泉:努力,加上运气。没有运气当然不行。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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