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下外资企业在华撤资的影响分析及风险判断_金融风暴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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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在向实体经济蔓延过程中，进一步演变成全球性经济危机，对融入全球经济的中国产生冲击，不仅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减少，而且实际利用外资金额降低。更值得高度重视的，金融危机引发了外商投资企业的撤资，并且涉及诸多知名跨国企业，给中国的就业、外贸和经济增长都带来了更进一步的冲击。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外资帮助解决了中国资金短缺、外汇短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主导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并为中国技术水平的提高作出了巨大贡献。随着中国开放程度增加和国际化程度的增强，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近二十年世界历次金融危机证明，外资撤退的频率和规模在金融危机时会大幅上升。全球金融危机对在华外商撤资的冲击到底如何？是否出现大规模的撤资潮？未来如何防止类似外部变量的大规模冲击？本文在理论上进行了研究并提出相应的防范建议。

      二、金融危机影响下在华外资企业撤资的影响

      自金融危机对在华外资企业撤资产生影响，尽管时间上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但撤资数量和金额增加现象比较明显。行业在华外资企业，特别是知名跨国公司的撤资更能在一个侧面说明金融危机对在华外资企业撤资的影响。

      （一）在华外资企业撤资数量变化

      在没有外商投资企业撤离的情况下，当年末外商投资企业登记户数与上年末外商投资企业登记户数的差值应该等于当年新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项目数（公式1），但如果当年有外资企业撤出，那么这个差值会小于新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项目数，两者间的差距恰恰等于撤出的外资企业数值（公式2）。因此，公式2可以估算出外商撤资企业数。由于外商投资企业数可以在国家统计局数据中查得，而每年新批外商直接投资项目企业数可以在商务部统计数据中找到，撤资企业数量可以利用统计数据根据上述公式算出。

      外商投资企业净增（减）数=当年末外商投资企业登记户数-上年末外商投资企业登记户数 （1）

      外商撤资企业数=当年新批外商直接投资项目企业数-外商投资企业净增（减）数 （2）

      当然用这个计算估值来表示撤出的外资企业会存在一定误差，外商投资企业在东道国的合并，项目到期企业的自然终止，以及企业违规被吊销营业执照等，既会影响到数值的精确性，也使得数据难以说明企业因金融危机的因素而进行自愿撤资。但为了计算的方便，且上述数据整体的近似性，大体上可以用这个数据来近似估计外商投资企业的撤出。

      从表l可以看出，在金融危机爆发初期，在华外商投资企业并没有立即出现较多的撤资。相反，与上世纪90年代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类似，中国成为国际直接资本的避风港。但随着金融危机的进一步蔓延和恶化，特别是向实体经济的渗透，金融危机不仅影响到发达国家，而且也对发展中国家产生较大冲击，中国作为全球经济一体化中的深度参与者，也必然受到危机的影响。因此，在外资企业的撤资数量上就表现出相对滞后的特征。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当年，中国撤资企业数目为负，说明仍然有不少外资企业增加在中国的投资，但却没有进入到新增外商直接投资项目企业数的统计里，包括在华外资企业的再投资等情况。但2009年发生了较大变化，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撤资数量猛增，从负数大幅提高到24124家。在欧债危机的持续影响下，2010年外资企业撤资数量尽管与金融危机最为严重的时期相比有所下降，但仍然达到了16410家。而且欧债危机的持续性和危机的不稳定性，导致2011年撤资的外商投资企业数量一下上升到26469家。

      （二）在华外资企业撤资金额的变动

      我国每年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资本项目下有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一项，《国际收支平衡表指标说明》对此项的解释是，“贷方表示外国投资者在我国设立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投资，包括股本金、收益再投资和其他资本；总投资额数据来源于外经贸部。借方表示外商企业的撤资和清算资金汇出我国。”所以，这里选取历年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借方金额代表外商直接投资撤资金额。当然，该数据同样存在一些问题，它不包括以其他外汇结算方式撤出的资本，包括内部交易、金融资产转换等。但总体上看，该数据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外资撤资的情况。①

      

      从表2可以看出，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撤资金额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和金融危机爆发的当年，都没有出现较大规模金额的撤资，但在2009年撤资金额有了一个较大幅度的跳升，出现了高达143%的增长幅度。也就是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撤资金额的变化和外商投资企业撤资数量的变动比较一致，都有一个滞后的过程。在金融危机的高峰期过后，2010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金额有所回落，但2011年又有一个较大的回升，从负增长一下跃升到57%的增长幅度。2012年外资撤资金额有所回落，但回落幅度不大。这说明欧债危机作为全球金融危机的持续仍然对中国外资的撤资有着影响，并随着危机的变化而产生不同的影响。

      （三）不同行业外资企业的撤资情况

      金融危机导致在华外资企业撤资或者转移，涉及到各个行业，其中不乏全球知名跨国公司。这些跨国公司的来源不仅有亚洲，还涉及到欧洲和北美。这说明金融危机影响遍及各个行业和不同类型的跨国公司，引起不少在华跨国公司寻找更安全、利润更高的投资场所，从而使得撤资现象加剧。通过对行业撤资情况的梳理，特别是对行业典型跨国公司撤资的情况进行盘点，可以在一定程度了解在华外资企业撤资的整体情况。

      日常生活消费品行业，受到的金融危机冲击较大，在华外资企业撤资出现不少来源于发达国家的知名跨国企业。第一类是跨国公司关闭导致的撤资，典型的企业是日本松下公司。日本家用电器近年来在中国市场业绩不佳，全球危机放大了这一因素，导致该行业的日本跨国公司出现亏损，从而引起关厂撤资。雀巢公司和百事中国同样受金融危机冲击导致公司经营受损，而作出撤出中国市场的决定。第二类是转移产业至其他低成本国家而导致的撤资。这类企业有德国知名品牌阿迪达斯和意大利时尚品牌等。这些公司之所以撤资是出于重新整合全球资源的策略考量，重新寻找劳动力和商务成本更加低廉的地区。从中国撤资的跨国公司往往将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地区。阿迪达斯苏州工厂准备搬迁到缅甸，意大利时尚品牌则将产业转移到土耳其和突尼斯。第三类是将产业转移至母国而导致的撤资。这些企业主要是美国企业，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加上美国的对实体经济的重视以及“再工业化”的提出，强化了美国企业回流的动力，从而导致跨国公司在华撤资。这些跨国公司包括星巴克、佳顿公司、耳机生产商Sleek Audio、玩具生产商Wham-O、发光二极管灯泡生产商Seesmart LED公司、高端厨具制造商All-Clad Metalcrafters，等等。第四类是不断缩减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业务，降低投资规模，如日本大型帐篷制造企业太阳工业在柬埔寨生产物流包装材料，而不断减少在中国的委托加工，等等。

      上述跨国公司采取的撤资方式也不尽相同。有些采取委托和协议方式撤出投资，但仍看重中国市场，通过与中国本土企业保持某种联系，保留在中国市场上的存在。如2008年，惠而浦和苏宁签署协议，将空调委托给苏宁独家销售；2011年伊莱克斯与国美签署协议，委托国美在中国贴牌生产及销售其系列产品；等等。有些跨国公司直接将生产线或子公司出售，如2010年，飞利浦将电视机业务的生产和销售出售给冠捷；松下将三洋白电部门以100亿日元的价位出售给中国海尔集团。有的跨国公司撤离中国采取了关闭清理的方式，如达能乳业在2001年关闭其位于上海奉贤县的工厂。有些跨国公司则采取温水煮青蛙方式，逐步减少投资规模，这一类企业以零售业跨国公司和部分日本中小企业居多，如沃尔玛、日本伊藤洋华堂、易买得等零售巨头以及爱世克斯和水野等运动产品生产商不断关闭中国门店数量，等等。

      

      工业生产领域的跨国公司撤资同样不可小觑，不少撤资的跨国公司是世界500强企业，其受金融危机冲击导致的转移和撤退也说明了金融危机下各种复杂因素冲击的强大作用。从中国撤资并回流到本土的跨国公司有福特汽车、卡特彼勒公司、轮胎和绝缘材料制造企业Carlisle；关闭和出售中国工厂的跨国公司有韩国大宇国际公司、意大利水泥集团、新加坡三德水泥、法国拉法基公司等。工业领域的跨国公司撤离在形式和方法上类似于日常消费品行业，也同样出现了不少世界500强跨国公司。

      

      

      其他行业的在华跨国公司撤资也涉及不少知名跨国厂商，如2009年美国ATM供应巨头NCR把部分ATM的生产从中国转移到美国佐治亚州的哥伦布市，韩国LG电子出卖其在南京的等离子模块生产厂；2011年印度风电集团苏司兰将其在中国的风机制造子公司苏司兰能源（天津）有限公司转让给了中国电力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美国黑石集团以14.6亿元人民币的价格，将上海Channel1购物中心95%的股权出售给郑裕彤旗下的新世界公司；2012年德国DHL将所持有的全宜快递、速递公司及金果三家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深圳友和道通，日本株式会社原弘产宣布将所持湘电风能公司27%股权以837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湘电集团，BP公司终止与金风科技的合作，全球最大独立供电商美国爱依斯电力（AES）撤离中国，等等。

      总的来看，在金融危机冲击下，跨国公司撤资或者减资的频率大幅增加，覆盖了不同投资规模的跨国公司，涉及诸多行业和领域，甚至一些新兴产业也受到较大波及。尽管这些跨国公司撤资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如中国本土跨国公司的成长和有力竞争、中国投资和运营成本的高企、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有力竞争以及发达国家对制造业的高度重视，等等。但金融危机作为偶尔性变量的冲击，是对跨国公司撤资影响的阶段性决定因素，或者说是导致撤资决定得以发生的压倒性变量。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危机对跨国公司撤资的影响，对研究非常时期跨国公司撤资的突变量冲击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金融危机下在华外资企业撤资的特点分析

      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在华外商投资企业撤资，与出现的对华直接投资增加并存，并呈现出规模、行业和地域的特点。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撤资风险提高与对华直接投资增加并存

      从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并于2008年蔓延成全球性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合同项目数额连续四年出现下降，由37871个大幅减为23406个，直到2011年才恢复上升趋势，增加到27712个，2012年又下降到24925家。从实际使用金额看，2007年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为835.21亿美元，2008年全球金融爆发时，并没有出现下降，反而上升到1083.12亿美元，2009年下降到940.65亿美元，此后两年出现上升，并在2011年1160.11亿美元的峰值，2012年略有微调，为1117.16亿美元，其整体走势见图1。如果从月度数据看，新批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同比增长出现下降，主要出现2008年和2009年，如图2基本都位于横坐标之下。2010年新批外商投资项目则基本都是正增长，但到了2011年末则又开始出现负增长，2012年在较大变动后总体呈负增长态势。月度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的同比增长情况则有所不同，实际使用金额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性，总体情况要好于项目的滑落，最糟糕的情况出现在2009年，但2012年的同比增长则要变现得更差一些，见图3。

      

      

      

      尽管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利用情况并不能反映外资企业撤资情况，但可以从一定侧面反映在华外资撤资的风险。如果一国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增加，实际利用金额在增长，那么，就可以说明该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环境并没有恶化。即使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撤资，甚至超过一般规模的较大幅度撤资，也只能表明这是在外资利用规模扩大后的正常现象。从中国合同利用外资整体下降的趋势来看，来华投资的跨国企业数量虽然趋于下降趋势，但实际投资金额的总体增长说明，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力度仍在加大。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可能解释是，在全球经济整体下滑，国际投资复苏相对缓慢的情况下，不少跨国企业出现对华投资能力的下降，但也有不少跨国公司，基于中国相对优势的经济增长和稳定的宏观环境，继续将中国作为可靠而有价值的投资场所。

      （二）撤资外资企业主要是在华中小企业

      撤资的外资企业尽管涵盖了不同规模的企业，但总体上看主要以中小企业为主。由于在华外资撤资企业绝大部分集中于制造业，特别是传统制造业。而这些企业当年进行在华投资的原因主要是在全球产业结构大调整的背景下，发达国家纷纷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这些外企在本国都是处于夕阳的、规模较小的，出于生存和利润最大化的需要，它们在当时不得不转移至中国。而且这些企业大多数也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型企业。这些中小企业由于规模小难以承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同时又因为业务以出口加工为主，因而受危机影响的程度也较深。因此，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大批退出的也是这些中小型企业。以在华日企为例，撤资的日企大多集中于IT电子类等中小型企业。

      其次，从行业角度看，大部分撤资的外资企业集中于制造业等传统工业，而新兴行业、金融服务业等行业的撤资额较小，有些行业甚至反而会出现逆势上升的现象。以日本在华投资企业撤资为例，2008年，共有186家日本企业从中国撤资，其中制造业就占了117家，占比62.90%，且大多数集中于纺织、食品、机械制造等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传统制造业。与此相类似，从中国撤资的韩企也大多集中于皮革、皮衣、缝纫、玩具等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根据商务部的统计，2008年金融危机最盛的一年，在1至11月间，全国外资企业共有4652家减资，4564家撤资，其中制造业减资和全额撤资比重分别占比70.4%和60.3%。

      （三）撤资企业主要集中于沿海发达地区

      从地域角度看，在华撤资企业主要集中于环渤海地区、长三角地区以及珠三角地区这三个中国最发达的城市群，对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影响还相对较小。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这三个城市群是我国最先进行改革开放的地区，且地处东部沿海地区，对外交流相对便利，曾经是外资对华投资的首选地区，集中了大量了外资企业。因此，一旦遭遇危机冲击而撤资，其表现出来的绝对数目相比其他地区也会更多；其二，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三个城市群的各类成本，包括劳动力成本、商务成本、生活成本等相对于中西部地区都较高，在遭遇金融危机冲击后，而集中于这三大城市群的外资企业也面临着更大的生存压力，从而出现更多的外商投资企业撤资行为。

      四、金融危机下在华外资企业撤资风险的总体判断

      尽管金融危机造成了外资企业撤资增多，但并没有形成大规模的撤资潮。中国作为外商直接投资有限选择之一的区位优势没有变。而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投资战略的调整，进一步增强了抗撤资的风险能力。

      （一）金融危机并未导致中国出现大规模外资撤退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发展中和转型期经济体作为全球直接外资目的地和来源地的相对重要性持续上升。2009年，虽然这些经济体的国际直接投资出现收缩，但表现出的危机抗御能力强于发达国家，其下降幅度低于发达国家，它们在全球直接外资流入量中所占份额在后续几年中持续上升。从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来看，其相对稳定的经济形势和对全球经济的重要作用，尽管出现了外资企业撤资有所增加的现象，撤退速度也在加快，但并未导致大规模撤资潮。在最大的外商直接外资接受国中，中国于2009年升至第二位，位居美国之后，2012年仍然保持了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国的地位。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13年世界投资报告》，2012年发展中经济体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首次超过发达经济体，而中国以1210亿美元排在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位。②也就是说，金融危机虽然导致中国跨国公司撤资风险的加大，但这种影响主要针对技术水平低、粗放经营的小规模跨国公司，或者母公司遭到重创的大型跨国公司，对于金融危机中没有伤及根本的优质跨国公司来说，加大投资反成为较优的选择。一些知名跨国公司虽然发生撤资，但实际上表现为子公司或门店的减少，核心业务却没有放松，反而加大了投资力度。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危机加大了撤资的风险，但这种外资的强力调整却有利于中国外资结构的改善，降低了未来大规模撤资的风险。中国一方面出现了不少跨国公司撤资的情况，包括一些大型跨国公司，另一方面也出现了新的跨国公司投资中国的情况；一方面出现某种业务的收缩或转移，另一方面又出现了某些业务投资力度的加大；一方面传统或落后产业退出和转移，另一方面新技术和新产业不断进入中国。中国作为跨国公司全球优先考虑的投资场所的性质没有变，作为发展中国家最大外商直接投资国的地位也没变。金融危机导致的撤资风险将会为中国未来抵御外部突变量的影响产生积极的作用。

      （二）区位优势下降中的相对优势加大对优质跨国公司的吸引

      从金融危机对各国不同的影响程度看，中国受金融危机的冲击的程度小于其他国家，经济增长也相对处于高位。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为9%，虽然同比跌幅较大，但相比于全球和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仍然属于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2010年、2011年和2012年三年经济增速分别为10.3%、9.2%和7.8%，都远高于同期全球经济增长的4.0%、2.8%、2.3%。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2009-2011年大型跨国公司投资前景调查》中，东亚、南亚和东南亚是全球引资前景最好的地区，在跨国公司最青睐的15个投资目的国中，中国位居第一。③根据德国工商总会2010年年初的调查，大多数德企对在中国投资很有信心。此外，中国依然保持着德企“在海外最受欢迎投资目的地”的地位。在受调查的在华德国企业中，2010年持这一观点的企业占37%，比2009年还提高了5个百分点。④2011年中国仍然成为跨国公司外商直接投资最理想的投资目的地。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经济总量规模扩大的同时，人均GDP也在提高，2007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2456美元，2012年已上升到6100美元，加上中国十几亿人的庞大人口，必然会形成一个强大的购买力市场。这对于日益重视消费市场的国际投资来说，必然有着非常大的吸引力。事实上，金融危机并没有对中国市场的消费能力产生较大影响。比如说，中国汽车产销量继2009年成为全球第一后，到2012年为止已保持了连续四年。所有这些因素，使得规模较大、技术先进的优质跨国公司不但没有撤出中国市场，反而加大了中国市场的投资，没有进入中国市场的知名跨国公司也逆势挺进中国。

      （三）跨国公司对华投资战略调整增强了抗撤资风险的能力

      1.跨国公司进一步提升中国市场的战略重心地位

      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的出色表现，以及危机后经济增长领先全球，跨国公司更加重视中国市场，并将中国作为全球战略布局中的重中之重，战略重心进一步向中国转移，并在组织形式上提升了中国分支机构的层次和地位。金融危机爆发前，跨国公司就非常看重中国市场，在中国建立了大量生产工厂、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但这主要还是瞄准中国巨大的产品销售市场，在组织形式上也只是将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看作是母国总部的补充，配合母国研发中心进行相关研发，大多数没有成为跨国公司真正的运营和战略重心。但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发达国家的实力受到影响，中国的地位进一步上升，跨国公司为对冲资本投放风险，扩大利润来源，将公司战略重心进一步向中国转移。譬如说，重组后的新通用开始把上海通用作为其全球化运营中心，福特公司将亚太总部由泰国曼谷迁往中国上海，韩国SK建立中国总部，并同时作为全球化总部，EMC中国研发中心正式升级为EMC中国卓越研发集团。中国现在已不再简单停留于生产中心、市场中心、研发中心等阶段，而是上升为跨国公司的战略发展中心。

      跨国公司战略重心的天平向中国倾斜，形成了逆向扩散机制。跨国公司将优势资源在全球范围配置情况下向中国集中，使中国的研发中心具有完全的独立性，改变了过去配合母公司研发、推出新产品，在欧美发达国家先行销售和推广，成熟后向中国引进的传统做法。而是自主研发适应本地的产品，取得成功后向跨国公司的母国辐射，形成了逆向扩散机制。跨国公司在中国研发中心试验和生产的产品，首先在中国市场推出，成熟后再向欧美发达国家推广。或者中国研发中心的创新性产品，同步向欧美发达国家销售，消除了不同区域的技术层级和时间差别。譬如说通用电气中国研发中心推出的便携式PC超声波检测仪在美国市场热销，中国的微软亚太研发集团发布新版本的Windows CE，就是根据中国消费者需求研发，并在去年投入中国市场使用的软件产品，现在微软决定将其引入美欧市场。

      2.跨国公司技术转移力度不断加大

      危机后，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技术转移力度不断加大。过去，跨国公司进行全球产业转移，总是实行隔代转移，将落后或成熟的技术转移到中国，形成发达国家和中国的技术代差。日本理论界提出的雁型模式，就是对日本产业转移的总结，日本作为领头雁，在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转移时，总是将本国的夕阳产业或淘汰产业转移到中国。金融危机不仅进一步提升了中国的市场地位，也削弱了许多跨国公司的力量，提升了中国跨国公司的技术水准与知名度。更重要的是，金融危机使得中国的消费水平和理念进一步和发达国家拉近，对于创新产品和奢侈产品的接受程度，已大大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甚至超过部分发达国家。因此，跨国公司向中国转移技术时，开始将本国和国际最前沿的产业转移到中国沿海地区，在国际间实施产业水平转移尽可能做到全球同步，以期获得产业能级提升的先发竞争优势。譬如，诺华制约公司加快新药在中国上市步伐，与欧美市场相比较，新药在中国上市的时间差，已由以前的3—5年缩短为1年左右；通用公司和大众公司更是加快了中国与全球汽车市场同步发布新车的步伐。此外，IBM扩建中国开发中心，德国拜耳医药保健公司宣布在北京建立国际研发中心，雀巢（Nestle）宣布在北京设立投资7000万元人民币的研发中心，等等，都是跨国公司危机后加大向中国转移技术力度的表现。美国西屋公司出于竞争需要在中国转移最先进的AP1000核技术产业、大众公司在中国同步引进先进技术等。

      跨国公司加大技术转移力度，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上，提升了中国的分量。跨国公司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很难在垂直整合上进一步发力，也难以获得覆盖上下游的控制力。收缩业务、强化核心竞争力成为危机后跨国公司的战略选择。一方面，跨国公司通过出售关联度不大的子公司或者产品线，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加强与中国跨国公司的合作，在产业链条的高端整合双方的力量。比如说，福特公司出售沃尔沃，使得中国吉利公司获得了知名品牌和相关技术，北汽收购萨博的部分产品和知识产权，也使得整车企业在汽车制造的高端环节获得了新的立足点。跨国公司加强和中国公司的合作，不仅在于中国市场的重要性，也在于中国公司研发能力水平的提升。比如说，通用与上汽签署了一份联合开发新一代节能动力总成的技术合作协议，并约定双方“将在全球范围内共享知识产权”，使得上汽成为通用的技术合作伙伴，提升了上汽在汽车制造的核心环节——发动机上的研发和生产能力，这是中国汽车发展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事。

      3.跨国公司投资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区域经济增长出现分化。东部地区经济增长长期领先于中西部地区的格局，逐步发生改变。金融危机对东部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形成了巨大冲击，而没有过度依赖对外出口的中西部地区则显示了较强的防御能力。此外，为应对全球性经济危机，特别是为避免实体经济继续受到较大冲击，国家逐步增强对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视，并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来促进上述地区的经济发展，以维持全国经济增长的稳定局面。2007年，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生产总值加权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4.2%、14.2%、14.5%和14.1%，西部地区增速跃居首位，中部和东部地区增速并驾齐驱，并列第二。⑤2008年东中西GDP增长率为分别为11.4%、11.8%、12.4%，呈现“西高东低”格局，2009年西部地区经济增长13.5%，分别高于各地区加总平均水平和东部地区1.9、2.8个百分点。2010年、2011年和2012年中西部经济增长速度快于东部地区的格局继续维持。

      在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减缓的同时，其商务成本也在不断提高，土地使用、劳动力成本都在不断上升。随着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改善，特别是高铁导致同城化效应的出现，跨国公司重视中国市场，向内陆梯度转移成为理性选择。跨国公司投资中西部地区，不仅可以开拓中西部庞大市场，而且可以得到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还可以节约土地使用成本，交通的便利也会减少原来过高的运输成本。跨国公司将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业和竞争力较弱的其他产业，在部分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同时，加快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重新复制跨国公司在沿海地区的技术和资本优势与劳动力比较优势的最佳组合，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重新建立基于中国内地的出口加工贸易基地，譬如说，世界500强企业因特尔上海浦东工厂与成都工厂合并，联合利华近年来先后关闭了其在中国一线城市上海的多间工厂，以及在广东省的茶叶工厂、台湾的洗衣粉厂、日本的洗发液厂等，陆续迁往安徽省合肥市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联合利华工业园；富士康公司正在向重庆、武汉、郑州等中西部地区扩张，将深圳的部分加工生产线迁至中西部地区；美国沃尔玛、德国大陆轮胎、法国液化空气集团也已在2009年在合肥注册了外资投资企业；等等。

      4.跨国公司更加重视中国作为消费市场中心的投资选择

      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与西方国家经济地位的相对下降，使得中国在全球的分量不断加重。长期以来，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面向全球出口加工贸易基地的作用正在减弱。2005-2011年间，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出口占全部出口总额的比重不断下降，从2005年的58.3%下降到2011年的49.92%，中国较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将出现重大转折。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总量上升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使得中国全球市场重心的地位日益强化，跨国公司更趋于将中国市场作为其商品销售的场所，中国庞大的人口和总量购买能力将决定跨国公司能否成为具有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全球性公司。与跨国公司面向中国消费市场重心相对应的是，跨国公司在低端产品加强竞争和向二三线城市拓展渗透的战略得到加强。不少跨国公司正考虑在低端产品市场和中国展开竞争，譬如在智能手机1000—2000元的红海领域，主动攻入中国公司最密集、最擅长的地方。空间上则往二三线城市渗透，在这类城市强化销售服务和机构设置，与中国公司占据优势的市场开展竞争。

      五、简要结论和建议

      金融危机对在华跨国公司的影响是正向的。作为重大外部变量冲击，尽管金融危机与在华外资企业的撤资数量和金额存在时间差，但两者之间的关联却十分明显。金融危机下的在华跨国企业出现了较以往更多的撤资，撤资企业和金额在2009年加剧并在2011年达到高峰，特别是知名跨国公司频率相较以往为高的撤资，说明金融危机的潜在影响不容忽视。当然这些撤资企业主要分布于开放较早的发达地区中的传统制造业，主体为中小企业。

      但总体上看，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利用虽然在金融危机冲击下有所下降，但跨国投资金额的增加，仍然表明中国是国际直接投资的理想场所。金融危机并未导致大规模外资撤退。金融危机冲击下的跨国公司产业和投资调整，反而进一步增强了中国抵御外部冲击的抗风险能力。跨国公司在中国进行的战略调整，有利于提高进一步利用外资的质量，加大先进技术的外溢程度，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并向中小城市扩散。金融危机的爆发促使跨国公司全球投资战略进行调整，一方面，跨国公司制造业回归母国的趋势得到加强，这既受到跨国公司母国对实体经济的重新高度重视，也受到东道国商务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的影响；另一方面，跨国公司战略重心进一步向新兴经济体转移，这使得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在跨国公司投资选择中的地位大大增强，成为跨国公司优先投资的重要场所。这两股力量形成了较为复杂的关系，使得中国在金融危机中受到离开和牵引两种力量的作用。而跨国公司产业转移和分工的调整以及跨国公司收购兼并势头的加强，在造成撤资负影响的同时，提高和加强了高质量的跨国投资。

      目前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数额已达到很大规模，撤资的频率和规模必然会加大，但为防止类似全球金融危机重大外部变量冲击所带来的剧烈波动，减少或避免出现大规模撤资引起的风险，需要在政策层面形成系统的防范措施。

      宏观层面要建立和完善应对外商撤资的机制，通过有效的预警机制和完备的跨国公司数据库，及时掌握在华外资企业的动向。同时，要辅以撤资干预机制和外资撤资替代方案，并在撤资处理政策上有着充分的准备。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硬件的投入，建设高效便捷的交通网络，提供优良的管理型和促进环境型基础设施。要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保持外资政策的稳定、公平和透明，构建稳定规范的市场环境，消除超国民待遇和非国民待遇，建立完善的法律保障体系。要进一步扩大开放领域，重点要降低金融领域对外资的进入门槛。对于非正常撤资，要完善相关法律，建立国际防止非正常撤资行为的合作关系。

      中观层面的撤资风险防范，主要是从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和产业两个层面进行考虑。首先，要将外资政策和区域政策结合起来，让外资在遭受外部冲击时有在中国国内的回旋空间。为此，要强化区域间开放的力度和深度，出台有利于中西部吸引外资的政策，加快西向开放战略的实施。其次，要加强外资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的互动，使得外资在遭受外部冲击时有产业集群和产业链条的支撑。要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变“招商引资”为“招商选资”，要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加大外资吸引的力度，建立外资企业参与产业调整的机制，建立落后产业不良外资有序退出机制。第三，要形成在华外资企业的集群式发展，形成与外资企业紧密联系的上下游企业，主动引导外资企业适应国内产业转移的浪潮，适时进行产业援助以及外资的再投资。

      微观层面防范外资撤资的思路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要降低跨国企业本身撤资的可能和风险，另一方面，要通过增强本土企业的竞争能力，来消减撤资带来的负面影响。前者要引导外资加强本土化建设，不仅有人力资源的本土化，还有研究开发和经营管理的本土化。鼓励外资采取多元化方式进行投资，进一步降低投资风险和可能出现的撤资，完善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的并购行为规范，扩大资本市场开放。提高国内企业的国际化能力，就是要做大做强本土企业，培育中国的本土跨国公司。只有中国企业竞争力获得普遍提高，才能消减外资撤资带来的风险，防止外资撤资对中国经济带来较大负面影响。

      ①段媛：《中国视角的跨国公司在华撤资研究》（硕士论文），南京理工大学，2008年，第16-17页。

      ②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3—Global Value Chains:Investment and Trade for Development》,New York and Geneva,2013,p.3.

      ③联合国贸发会议，《2009-2011年大型跨国公司投资前景调查》。

      ④段聪聪、鲁玉棠：《抱怨中国不意味着要停止合作》，《环球时报》，2010年8月6日，第17版。

      ⑤数据来自《央行2007年区域金融报告：银行业地区增长差距缩小》，中证网http://www.cs.com.cn/yh/08/200806/t20080603_148121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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