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组织关系收益诉求对管理者关系实践影响的实证研究——我国市场环境下的组织关系收益、关系运用与关系治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组织关系论文,关系论文,收益论文,管理者论文,市场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关系是我国社会的特定现象，其基本含义是指“潜在地包含着持续互惠性交换这一含义的人际连带”[1]。在我国高度关系导向的社会体系中，关系在个体的信息交流、资源获取以及结构性支持的取得等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4]。具体而言，通过在关系存续时间、交互承诺强度、交情深厚程度、利益互惠程度等维度上[3,5]强度不同的关系，关系主体可以实现以成员间高度的交互信任、信息与资源的深度分享以及协同性联合行动为基础的科尔曼租金(Coleman rent)或基于信息与资源的广度及多样化与关系网络结构中的嵌入性机会的伯特租金(Burt rent)[6-8]。
先前研究明确指出，管理者所制定的企业战略选择必然反映着其个人社会背景与经验，这就使得微观层面的管理者社会特性与企业行为这一群体层面变量之间潜在地存在着联系[9-10]。因此可以预期，这种宏—微观联系(macro-micro links)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潜在地将管理者作为社会属性的关系与其所服务的企业联系起来，使管理者个体层面上的关系收益服务于其所在的企业[11-12]。相关研究从不同侧面出发分析了管理者的社会关系能够为我国企业所提供的收益：作为我国社会体系的重要结构性支持，关系能够为企业提供有效的资源与信息通路，而关系以信任与承诺为基础的特性又可以有效地降低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的影响。因此，社会关系的构建、发展、维系与运用可以有效地帮助企业实现其绩效的提升与改善[2,12-13]。在战略学研究中，企业通过关系实现的上述收益统称为组织关系收益(organizational guanxi rents)[4,14]。
功利性是我国社会中关系的根本特征之一：关系存在于其有用性基础之上，关系中互利性的利益交换是关系双方选择构建与维系关系的主要原因之一[1-2]。在关系这一特征的指导之下，管理者如何选择去运用与维系其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对于关系的利益诉求[3]。而由于宏-微观联系的存在，管理者在企业中的组织属性与其在社会中的社会属性的角色二重性使得管理者对关系的利益诉求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企业组织关系收益的实现。因此可以预期，在企业的组织关系收益诉求与企业管理者的关系实践之间可能存在着潜在的联系：一方面，由于不同类型的关系对于企业而言具有不同的价值，企业不同的组织关系收益诉求可能决定着管理者对不同类型关系的利用水平；另一方面，为实现不同的关系收益诉求，管理者需要对其社会关系进行不同的构建、开发与维系，而由差异性关系收益诉求导致的不同的关系利用行为同样也会潜在地影响着管理者对相应关系的维系与治理行为。因此，在管理者关系实践的决定机制中，管理者所服务的企业对于关系收益的需求状况可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先前战略学领域中的关系研究从不同角度出发详细地解析了关系对于扎根于我国的企业的重要作用[2，12，15]，同时证实了管理者的关系实践在我国企业经营过程中的普遍性[3-4，16]。然而，当前的关系研究通常倾向于将管理者关系实践作为一个黑箱加以处理，换言之，当前的关系研究主要是在承认关系的重要性与管理者关系实践的客观存在的基础上，考察关系与关系实践的作用与成果，而较少涉及管理者关系实践的决定机制[17]。关于企业的差异性关系收益诉求会导致管理者怎样的关系行为模式，当前的关系研究并未给出明确的预测与考察。综合上述考虑，本研究对企业的组织关系收益与管理者两类关系实践——关系运用与关系治理——之间的关系展开了详细讨论，试图从组织利益导向的角度出发考察管理者关系行为的决定机制，为战略学领域的关系研究做出一些有益的理论探索。
二、文献综述与假设
(一)组织关系收益
作为以个体为基本单位构成的社会结构单元，关系的功利性与情感性的二重性本质决定了我国社会中的关系只能够存在于作为社会单元的自然人个体之间[1-2]。而由于关系的个人性，前文所述的关系租金主要反映了关系主体个人的收益机制，这些关系收益机制的实现是以个人在关系网络结构中的结构性角色为基础的[3，16]。而对于作为企业管理者的关系主体而言，在其所就职的企业组织中，这些管理者还同时承担着组织性角色。因此，管理者个人作为一个枢纽节点，将其关系网络这一社会集合与其所服务的企业这一组织性集合二者潜在地联系起来[2，18]，管理者同时在社会网络中与在企业组织中的嵌入性(embeddedness)使得其个人嵌入性关系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企业可达可控的组织嵌入性关系[3，15]，这就为管理者将其个人关系收益向企业组织层面传递提供了潜在的通路[11，17]。因此，管理者的个人关系可以成为企业的宝贵资源。在本研究中，我们将管理者通过其社会关系能够为企业所提供的相关收益定义为组织关系收益(organizational guanxi favors)。
先前研究从不同角度出发论述了关系可以为我国企业所带来的各种收益[2，15，17]。结合上文分析，对于我国企业而言，通过管理者不同类型的关系网络与不同关系租金，企业可以获取的组织关系收益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
1.资源收益 随着我国经济的市场化转轨，我国的市场化制度逐渐完善，公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日渐建立起来。但是，受到先前我国较长时期计划经济的影响，在我国的转型经济体系中，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市场仍然有待成熟，整体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仍然相对较为低下，许多资源的调节配置仍然是由政府与垄断性机构(如银行)等非市场机构进行的[15]。由于这些机构对市场经营的介入程度较低，其资源配置的效率与效果往往与市场现实资源需求间存在着显著差异，这就使得公开市场作为资源获取的手段仍然存在着较高的壁垒[15，19]。此时，克服资源获取的壁垒就成为企业的一个重要需求。而由于我国社会所固有的关系导向，以及先前计划经济时期关系性资源配置根深蒂固的影响与深厚的关系网络遗存，关系是当前转型经济环境下企业赖以克服资源配置壁垒的一种重要手段[15-16]。
同时，由于组织嵌入性关系本身同样也是企业的一种极为重要的战略资源[20]，因此，关系对于企业组织的资源收益也体现为现有关系对企业发展新关系这一社会性资源的促进。关系的可递延性使得关系本身具有集聚效应，具有更多关系、在网络中中心度更高的关系主体更易作为“被提名者”被潜在的新关系所包含吸纳(提名收益，referrals)[5,21-22]，这便于管理者通过其自身的关系网络为企业增加新的可控性关系资源。
2.交易成本收益 如前文所述，作为转型经济体，我国的制度结构中存在着许多结构性缺失，这种制度的不完善性主要体现为相关制度的不健全程度和法规制度的不可落实性[17,23]。作为企业交易成本的系统性控制机制，制度性规制框定了成员企业的行为合规性边界，统一了企业的合理行为模式范围，极大地限制了成员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并降低了企业的内外部不确定性[24-25]。而在高度不完善的制度环境中，这种合规性边界的系统性限制本身具有较高的模糊性、不统一性与不确定性[23]，这就可能使得成员企业的行为得以较为轻易地脱离相关制度的规制而免受高度的非合规性风险与相关成本[26]。
在这种高交易成本的环境中，关系作为制度环境缺位的一种重要补足机制，为企业交易成本的降低提供了重要保障[27]。关系的长期导向本身就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企业在通过关系进行的外部交易中的机会主义倾向，在契约环境高度不稳定的情况下，关系为交易提供了正式契约之外的社会契约的保证。这是由于，基于关系的交易中的短期行为从根本上违背了关系“信”与“和”的准则，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使得相关关系走向决裂[19]。而在我国社会中，失去关系这一长期性资源所造成的损失必然远大于一时的短期行为得利，同时，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也会极大地损害违约一方在关系网络中的面子，从而极大地影响其其他关系的拓展与维持[2]。因此，关系实际上极大地提升了交易双方对于交易的嵌入性程度，增加了交易双方短期行为的机会成本，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来源于制度不完善性的交易成本[15]。
3.信息收益 从社会学本质上来看，关系是一种信息传递与交流的渠道[28]。企业通过利用其可控性关系，一方面可以更好地获取更多蕴含在关系网络中的信息，同时降低企业的信息搜集与获取成本，而另一方面则可以选择性地将自身的相关信息在关系网络中传播，并通过引导这种关系性信息传递是企业获利[5]。因此，关系的信息收益主要体现为两大类，一是信息获取收益，这种组织关系收益主要来源于关系网络中关系主体所持有信息的多样性，以及关系作为一种非正式信道，相对于正式信道更高的时效性、多样性与可交互验证性[21-22]。二是信息控制收益，是指通过关系网络，企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按照自己的利益去控制关系网络中的信息传递结构以实现自身利益[11]。
从本质上说，关系的资源收益体现了其作为资源通路与获取途径对于企业的重要作用。同时，关系自身作为企业的一类关键资源，其作用还体现在降低企业交易成本与为企业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信息通路两方面，换言之，交易成本收益与信息收益两类组织关系收益体现了关系本身作为资源的价值所在。
(二)管理者关系实践
管理者关系实践(managerial guanxi practices)，是指管理者对有利于其所服务的企业的组织嵌入性关系，亦即其组织可以控制、可以运用的关系资源的构建、运用、维持等行为[16-17]。总体上说，管理者关系实践分为两大类：关系运用(guanxi utilization)和关系治理(guanxi governance)。关系运用反映了在不同的组织关系收益导向下，企业如何选择性地利用可以为带来收益的组织嵌入性关系，而关系治理则主要考察企业对其可用性组织嵌入关系的构建与维护[17]。
1.关系运用 在管理者的所有社会关系中，对其所效力的企业有着直接价值的关系主要是那些成员与企业主要利益相关者之间所建立的关系，这些关系主要包括两大类：商业关系与政治关系[2,29]。其中，商业关系(business guanxi)是指企业成员与其他相关企业成员之间的联系，包括与价值链上的顾客、供应商和同业者组织成员间的关系，而政治关系(political guanxi)则是指企业成员与各层政府主管部门、行业监管部门和垄断资源提供者(例如银行)等组织的成员间的关系[10]。相关研究中，这两类关系与企业组织收益密切相关的关系被定义为组织可用性关系[27]。
先前相关研究的结果[2，15]表明，两类组织可用性关系在企业经营过程中所发挥的功能具有潜在的差异。由于管理者的政治关系与商业关系分别连接着不同类型的主体，而这些关系主体在社会功能与角色、资源禀赋、行为特征等各方面均有所差异，因此，企业通过两类组织可用性关系所能够实现的关系收益可能存在着潜在的区别。而同时，由于企业作为特定能力与资源的差异化集合，差异化的资源、能力、背景、战略导向等导致了不同企业对于关系的需求与利用方式必然存在着潜在差异。因此，不同企业在选择如何运用两类组织可用性关系时通常会有着不同的选择。例如，Xin和Pearce[15]、Li和Zhang[13]的研究均表明，由于国有企业在政治关系方面先天的优势，相对于非国有制企业，国有企业在对政治关系的利用方面具有更强的倾向，而受其身份所限，非国有企业则需要更多地依赖其管理者的商业关系。
资源是企业恒定的需求，也是企业实施任何战略行为的基础。由于我国的转型经济体系尚不完善，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仍然具有极大的不完善性，许多资源通过公开市场手段难以获得[19]。在这种情况下，关系作为资源获取的重要途径，其能够为企业带来的资源收益是企业选择将发展关系作为重要衍生战略的最主要原因之一[12]。但在我国转型经济体系下，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体系，政府主管部门对经济与市场的介入程度相对较高[3，15]。因此，很多资源，特别是非公开或无形资源仍由政府控制[1]。同时，由于我国的转型经济体系仍然保留着一部分计划经济的痕迹，政府在对市场的干预方面仍然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1,3]。因此，我国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加之我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关系导向，管理者的政治性关系必然成为企业赖以克服资源配置壁垒、获取资源的一种最为主要的手段[16]。而相对地，虽然与同业者、供应商或顾客间的商业关系可以帮助企业获得类似同业借贷、优先供货等资源性收益，但是，通过商业关系实现的这些收益普遍具有适用性与规模上的局限，在很大程度上只属于公开市场的补充，其价值显著低于政治关系的资源收益。因此，我们有：
假设1a：企业对关系资源收益的诉求水平与其对政治关系运用水平正相关。
假设1b：企业对关系资源收益的诉求水平与其对政治关系运用水平间的相关程度高于资源收益诉求水平与商业关系运用水平间的相关程度。
在我国当前的转型经济体系下，不完善的制度体系中存在着许多结构性缺位与模糊性，一方面，合同法、产权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可能存在着漏洞使得其在实际操作中难以落实并规制成员企业的实际行为；另一方面，高度动荡与不完备的制度环境下，系统性风险的出现概率相对更高且更加难以预测，这极大地降低了合同与产权的约束力与保障性[30]。这种制度性机会主义监管与控制的不力与极高的契约风险是我国企业运营中高交易成本的重要制度性根源之一[16]。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高度的制度不完备性在很大程度上会使得许多机会主义行为落在政府与监管部门的控制范围之外，另一方面，即使机会主义行为属于正式制度所限制的范围之内，高度的政策难以落实性在很大程度上又可能使得政府与监管部门所提供的结构性规制难以切实发挥其作用[1]。因此，在我国当前的制度环境下，政府与主管部门在企业交易成本的降低方面难以起到显著的作用，这进而限制了政治关系在提供交易成本收益方面的价值。而相反，由于以“信”(trustworthy)为本的长期导向是指导关系的重要准则，相互信任与长期互惠构成了基于商业关系的交易的基础[2]，此时，自利性、短期性的机会主义行为显然会极大地损害甚至摧毁这种互惠性的信任机制，这种“不讲情面”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使得对方由于感到“丢面子”与遭到关系性背叛而使得关系走向决裂[19]。同时，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也会使得违约一方显得“不可交”，从而极大地影响其其他关系的拓展与维持[2]，在我国社会中，这种关系与名声的损失绝非因此一时的短期行为得利可比。因此，从本质上说，管理者的商业关系从根本上有助于降低企业运营过程中的机会主义风险，从而有效地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
假设2a：企业对关系交易成本收益的诉求水平与其对商业关系运用水平正相关。
假设2b：企业对关系交易成本收益的诉求水平与其对商业关系运用水平间的相关程度高于交易成本收益诉求水平与政治关系运用水平间的相关程度。
信息不确实性是转型经济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3，15]：我国市场体系中的信息具有较高的不透明性与非流动性，经济环境中的相关信息一方面难以获取、难以证实其准确度，而另一方面，有价值的信息又具有极高的变动程度，信息的失效周期较短。这种信息环境使得我国企业普遍面临着较大的信息压力[11,16]。而关系作为我国社会的一类基本结构单元，在我国社会体系中承担着信息传递与交流渠道的角色，在企业的信息获取过程中均具有重要的作用[1，19]。一方面，考虑到我国不完善的制度环境中的高度信息不确实性、政策变动性和制度性支持的缺位带来的其他外部不确定性，掌握着市场信息、政策变动方向以及其它内部信息的政府无疑可以为企业带来极大的信息支持。管理者良好的政治关系可以为企业提供来自于政府与主管部门的有力信息渠道，使得企业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持其所掌握的信息及时通畅，从而有效地规避制度环境变动带来的系统性风险[3，13]。另一方面，对于商业关系而言，这类关系可以将企业与同处于一条产业价值链上的合作伙伴与潜在的合作伙伴联系在一起。对于主要基于强关系构建起的企业间网络来说，彼此过从甚密的企业可以共同分享彼此的相关信息，从而增强彼此间的了解，有利于促进合作企业间的适应与学习，进而提升企业间合作的效率[18,31]。而以弱关系为核心组成的企业间网络中则可以将企业与更大范围内的其它企业联系在一起，有利于企业接触到更为广泛的行业内信息[3]。另外，在此类企业间网络中居于经纪人地位的企业还可以通过控制其它企业间信息的流通，实现信息控制的通路收益、提名收益与时效收益[11]。换言之，两类组织可用性关系在企业关系信息收益的实现中均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二者提供的信息收益在本质上有所差别：政治关系可以为企业提供获取制度环境信息的有效途径，而通过商业关系，企业更多地可以获取行业内的企业间信息，同时实现企业间网络中的信息控制。
假设3a：企业对关系信息收益的诉求水平与其对政治关系运用水平正相关。
假设3b：企业对关系信息收益的诉求水平与其对商业关系运用水平正相关。
2.关系治理 从本质上来说，关系可以被视为持续的利益交换与人情交流[2，19]。对于特定关系主体而言，这种利益与人情交换渠道可以在自己产生关系需要时提供满足自身关系利益诉求的有效社会机制[3，17]。但是，由于关系存在着互惠性特征，关系主体要想实现自身的关系收益，必须提供适当的利益、完成互惠性的关系利益交换方可得以实现，同时也在实现关系收益的同时保证关系的存续与维系[1，15]。从管理者的角度出发，这种出于实现其企业的组织关系收益考虑的关系利益交流与关系维系被称为关系治理行为[4]。
由于功利性与情感性是关系的两大基本属性[2，32]，从本质上来看，关系治理所构建的利益交换机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主要从关系的功利性因素出发，当关系主体产生关系收益诉求时，通过提供短期性、直接性的关系利益交换实现其关系诉求；而另一类则更为侧重于关系的情感性因素，以主体间日常的礼节性交谊、馈赠等不同形式的人情交流与积累为基础，在关系安排中构建起预期回报机制，从而在产生关系收益诉求时通过获取相应支持与收益。Su和Littlefield[4]将这两类关系治理行为分别定义为利益导向型关系治理(favor-seeking guanxi governance)与支持导向型关系治理(support-seeking guanxi governance)。交易性因素主导着企业的利益导向型关系治理行为，因此，直接的利益交换与快速的关系回报收取是这类关系治理行为的主要目的[4]。此类关系治理行为并不依存于关系主体间的高度承诺与情感性契约投入，只要双方在关系中均恪守关系互惠与诚信的原则，这种组织嵌入性关系与关系性交易就可以长期维持下去[17]。通常，企业构建此类关系的主要目的通常是寻求以基于关系的交易部分或完全替代公开市场交易，以期借助关系中嵌入的非市场性保障机制规避外部市场的不确定性风险[14]。而支持导向型关系治理行为更为看重关系作为投资的长期性收益[4]。在这种关系治理行为中，即时的、短期的关系回报并非企业所追求的主要利益，企业主要期望通过这种关系治理行为取得对方主体在将来企业需要帮助时乐于提供支持的关系承诺[3]。在这种不求短期回报的支持导向型关系治理行为中，持续的人情交流与未兑现的关系回报承诺会显著地强化关系双方的交情(friendship)、情谊(intimacy)，促进双方交互了解与信任的加深，从而增进关系的强度，实现持续强化的利益与人情交流[19,32-33]。因此，支持导向型关系治理行为主要通过增强双方关系主体在关系中的嵌入程度与对关系的交互承诺水平而实现企业的关系收益[17]。
作为管理者基于企业的关系诉求而做出的一类关系实践，关系对于企业的价值属性是企业关系治理行为的基本出发点，企业之所以会进行关系治理行为，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关系能够为企业提供即时的或预期的组织关系收益[3-4]。因此，企业对于组织关系收益的差异化诉求可能潜在地导致企业进行不同的关系治理行为。
首先，关系的资源收益主要体现为通过关系构建起相关通路，使企业能够取得在公开市场上高度稀缺或完全无法通过公开市场交易获取的资源[14]而根据前文的分析，管理者良好的政治关系是实现这一过程的关键。这一过程通常是一个支持导向的过程：管理者通常需要通过逐步增强与政治性关系主体间的关系强度，强化双方的了解与信任，并将这种个体层面的了解与信任逐步向本方企业转移，最终，在相互信任与情感承诺的基础上，实现相关利益交流。这一过程一方面通过降低企业资源收益获取的即时性，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相关利益交流的交易性成分，使得该过程不至于触犯法律法规，另一方面也延长了对方主体的决策期并拓宽了对方对本企业的了解与信任，从而降低了政治性关系主体的相关决策风险[19]。而由于受到法律法规的显性约束，企业通过政治关系实现其关系资源收益这一过程不可能体现出显著的交易性，否则会将对方关系主体置于典型的“权钱交易”这一违法的寻租行为之下，使得这种关系为法律所不容。因此，本研究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4a：企业对关系资源收益的诉求水平与其对支持导向型关系治理行为的运用水平正相关。
假设4b：企业对关系资源收益的诉求水平与其对利益导向型关系治理行为的运用水平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相反，关系的交易成本收益主要体现在通过关系完成的交易由于在制度性契约保障之外引入了关系所附带的非市场性契约保障机制，降低交易中的机会主义风险与交易成本[27]。因此，交易性成分更强的利益导向型关系治理行为与这种交易成本收益可能存在着更强的关联：由于在利益导向型关系治理行为中，企业以寻求基于关系的交易部分或完全替代公开市场交易为主要目的，这种即时性、短期性的需求通常会带来更为频繁、更为直接的重复交易[2]。这种交易模式对于关系的利用程度更高，企业可以从中获取相对更大的交易成本收益。而由于这种关系治理行为不以双方的高度关系嵌入性与交互承诺水平为前提，企业进行此类关系治理的成本也相对较低，这又进一步增强了利益导向型关系治理行为在交易成本收益方面的价值。而虽然支持导向型关系治理行为可以增强关系主体双方的交互信任并提供交易成本降低的有效路径，但由于此类关系治理行为较少导致直接的交易，其在交易成本降低方面的价值相对低于利益导向型关系治理行为。我们有：
假设5a：企业对关系交易成本收益的诉求水平与其对利益导向型关系治理行为的运用水平正相关。
假设5b：企业对关系交易成本收益的诉求水平与其对利益导向型关系治理行为运用水平间的相关程度高于交易成本收益诉求水平与支持导向型关系治理行为运用水平间的相关程度。
前文指出，通过政治关系与商业关系两类组织可用性关系，企业均可实现关系的信息收益。但是，无论通过何种组织嵌入性关系实现信息收益，关系主体间信息的分享与交流都是关系信息收益的前提。相关研究指出[2,32-33]，我国社会高度内敛型的社会文化决定了一方主体能够通过关系从特定关系主体处套取的信息量与信息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关系主体交情的深厚程度与双方对于关系的嵌入性程度。虽然关系信息量与双方主体关系承诺的这种正相关关系不是线性的，而是随关系承诺水平的升高而递减，并在关系承诺达到一定水平后弹性趋于无穷大[2]，但是，关系在信息传递方面的这一特性仍然决定了，高度的关系信息收益仍然需要以较高的关系嵌入性为基础。由于利益导向型关系治理行为中，高度承诺与情感性契约投入并非维系关系的必要条件，而支持导向型关系治理行为则是通过增强双方关系主体在关系中的嵌入程度与对关系的交互承诺水平实现关系收益，结合两类关系治理行为在强化主体关系嵌入性与关系承诺水平方面的作用差异，可知：
假设6a：企业对关系信息收益的诉求水平与其对支持导向型关系治理行为的运用水平正相关。
假设6b：企业对关系信息收益的诉求水平与其对支持导向型关系治理行为运用水平间的相关程度高于信息收益诉求水平与利益导向型关系治理行为运用水平间的相关程度。
(三)探测性研究：关系运用与关系治理间的关系
综合先前相关理论成果可知，在企业两类关系实践——关系运用与关系治理——之间可能存在着潜在的联系。关系运用与关系治理是企业实现组织关系收益的一体之两面[4，17]：一方面，只有通过适当的关系治理，构建起符合自身需求的关系网络并加以合理维系，企业才能够通过其关系运用行为实现组织关系收益；另一方面，企业实施关系运用行为，必然产生关系中的礼仪交流，从而在关系中导致新的人情流动，通过恰当的关系治理行为维持关系中的互惠性平衡并进而加强关系双方主体在关系中的交互承诺、实现关系再开发，企业才能够完成关系的长期导向，为关系的重复利用打下基础，实现企业可持续性的关系收益获取[17]。但是，在先前相关研究中并未明确给出两者的具体作用机制。因此，本研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可以得出最终被解释变量间相关(非因果)关系的特性，详细考察了关系运用与关系治理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状况，作为本研究主要结论的一个有益的补充。
本研究的主要概念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本研究概念框架
三、研究设计与变量设置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主要采用大规模问卷调查方式来获取相关数据。从研究性质出发可知，本文的基本考察对象是管理者社会关系，因此，本研究将问卷调查的受访者定位为作为样本企业主要决策制定者的高层管理者。
本研究的问卷调研于2007年10月至2009年2月之间进行，共分为6批次发放，分别在2007年10月(发放两批)、2007年11月、2008年4月、2008年7月、2008年12月进行。问卷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发放。一部分问卷主要通过向在国内某知名高校参加企业高层培训学员中职务符合要求者(针对企业高管开设的课程)发放并于次日回收，这部分问卷主要在2007年10月与2007年11月间的3批问卷调查中发放，其数据主要用于进行问卷开发与前测(pilot study)。通过此途径进行的3批次问卷发放中，首批发放162份，次批发放149份，第三批发放210份。由于首批与次批问卷主要用于观测变量开发与提炼，故在最终有效样本中并未包含其数据。在第三批问卷中，在去除填写人职位不符合要求、数据缺失明显或内容明显不合理的不合格问卷后，通过此途径共获取119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56.7％)。在确定问卷可用性后，本研究于2008年4月、2008年7月与2008年12月分别又通过电子邮件方式进行了3批次问卷发放，将问卷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发送至相关样本企业，指定相关对象填写，并要求其在其规定的寄回周期内将完成的问卷寄回笔者工作邮箱。3批电邮问卷调查分别发放问卷247份、211份与302份(共760份)，在有效回收期内分别收回104份、95份与126份问卷(总回收325份，总体回收率42.8％)。在去除数据明显缺失或所填写内容明显不合理的不合格问卷后，最终，3批次电子邮件问卷发放共回收242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31.8％)。结合先前课堂发放方式所获取的119份问卷，最终，本研究共获得361份有效样本。为保证样本有效性，本研究分别按照发放批次与发放途径对不同组别样本进行了t检验，结果表明，在不同批次、不同发放途径所获取的4批最终样本中不存在变量的显著组间差异。
本研究的最终样本企业共涉及24个不同行业，其中，国有企业占30.5％(110家)，股份有限公司占29.1％(105家)，有限责任公司占28.3％(102家)，民营企业占12.2％(44家)。企业规模在200人以下的占13.2％，200～500人的占27.4％，500～1000人的占38％，1000～5000人的占21.4％。
(二)问卷观测变量设置
本项目问卷中所采用的部分测量项目来自现有研究中的成熟问卷，部分项目则是通过初期访谈(含63位被访者，其中51位来自样本企业，12位来自相关领域专家)，向被访人员提出相关开放性问题并分析其答案，开发出初始问卷。在完成初始问卷设计后，通过一次小规模访谈(含21位被访者，均来自样本企业)，获取被访人员的相关意见并对初测问卷进行了内容与语言上的相关微调。以首批获得的126份有效作为前测样本进行观测变量提炼，并分别通过对首批126份样本数据以及首批与次批共229份有效问卷进行分析，验证问卷的信度与效度。之后，本研究又分别对第三批获得的119份数据与361份最终样本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
由于现有的关系研究中，缺乏从资源收益、交易成本收益与信息收益3方面出发界定组织关系收益的先例，因此，本研究问卷中用以度量组织关系收益的相关观测变量主要通过本研究自行开发得来：首先通过对所选定的63位初期访谈对象分别进行深度访谈并提出相关开放性问题，结合访谈记录，根据其答案进行探测性因子分析形成初始问项并通过初测进行调整，调整后的这部分问项被嵌入整体问卷中再次进行因子分析，并结合因子分析结果进行相关调整。最终，这部分共形成10个相关问项，均采用7点Likert问卷形式，7分代表“极高”，1分代表“极低”。
为衡量我国企业对两类组织可用性关系的运用程度，本研究主要采用了Peng与Luo相关研究[10]中的相关问项，相似的问项设置在姜翰与金占明[11，14]以中国企业为对象的相关研究中均得到了较好的结果。最终，这部分共获得6个相关问题，均采用7点Likert问卷形式，7分代表“极高”，1分代表“极低”。
在企业两类关系治理行为的衡量方面，本研究主要采用了Su与Littlefield[4]、Su、Sirgy与Littlefield[24]以及Jiang与Jin[17]等相关研究中所采用的成熟问卷。最终，这部分共形成8个相关问项，采用7点Likert问卷形式，7分代表“极高”或“非常普遍”，1分代表“极低”或“非常罕见”。
另外，由于先前研究指出，企业资本规模、企业行业经验(经营年限)以及环境不稳定性水平均会显著影响企业的关系实践[3，11-13，15]，为排除这些因素对于本研究最终解释变量——企业关系实践的他因性影响，本研究分别引入企业资本规模、企业经营年限两个传记变量与环境不稳定性作为模型的3个控制变量。企业资本规模与企业经营年限均由企业直接报告，而在环境不稳定性的衡量方面，先前研究表明，环境不稳定性可以从信息不确实性、制度不完善性与行业结构变动性3个维度出发加以衡量[3，14]。因此，本研究主要采用了先前研究的成熟问卷与相关度量方式分别衡量3个维度，并对3个子变量提取高阶因子用以衡量环境不稳定性程度。其中，关于信息不确实性和制度不可落实性的度量采用了样本企业主观数据加以测度，采用7点Likert问卷形式，1代表程度极低，7代表程度极高。其中，信息不确实性的相关指标设置采用了Luo[3]和Li与Zhang[13]研究中的五问项设置，而制度不完善性的相关指标设置主要采用了Brown[35]开发的成熟问卷，共设置了3个观测变量，均采用反向问题设置。而对于行业结构变动性的衡量则参照了Luo[3]在其相关研究中所采用的方法，主要通过当地政府的数据计算出近3年内(2005-2008)该集群内各子行业的平均销售额增长率、产出增长率与市场增长率3个相关指标的标准差，并对3个标准差进行加权平均，用于衡量行业结构不稳定性。
对前测数据的确定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确定性因子分析有较好的模型拟合(RMSEA值为0.038，GFI、CFI、NNFI等指标都高于或接近于0.9)，说明假设的模型因子结构与实际数据的拟合较好。计算各研究变量的α值，发现各项均显著高于0.70，这说明各研究变量均有着较高的信度。在检验收敛效度方面，测量项目在其所测量的变量上的标准化载荷系数均显著高于0.70，并在统计上显著(t＞6.50)，表明各测量项目在其所测量的变量上具有较高的会聚效度。上述结果表明本研究问卷具有较好的结构与内容效度[36]。
四、假设检验与分析讨论
本研究以Lisrel 8.70为主要分析工具，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对所提出的概念模型进行相关假设检验。参照Anderson与Gerbing[36]所提出的相关结构方程两阶段检验方法，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方法主要包括两部分：测量模型(measurement model)，用于衡量潜变量与其指标之间关系；结构模型(structural model)，用于衡量内生潜变量与外生潜变量间的结构关系。我们将测量模型检验置于结构模型检验之前，以保证后者的检验信度与拟合质量。
(一)测量模型检验结果
表1列示了测量模型检验的部分结果，包括其内部一致性、会聚效度与差别效度等。相关结果表明，本研究的测量模型具有较高的统计质量。
如表1所示，各个潜变量平均炼方差均显著高于0.5的采信阈值，显示出良好的会聚效度。
最后，差异效度(discriminant validity)通常以不同变量之间相关性程度与此变量会聚效度值(即平均炼方差)的平方根之间的差异程度加以衡量。在表1所示的潜变量间相关系数矩阵中，可以看到，对角线下元素显著小于对角线元素的值，即变量间相关系数显著低于平均炼方差的平方根，说明变量之间具有良好的差异效度[37]。
(二)结构模型检验结果
本研究结构模型的检验结果路径图如表2所示。从总体上看，本研究原始模型对于企业两类关系实践的决定机制显示出较高的解释力度(
=0.39)，未被解释的残差(residual)为0.61。而在引入控制变量之后，上升到0.44。考虑到企业关系实践的潜在影响因素因素极多[3-4，16]，这一水平的解释力度部分验证了本研究提出的从企业的关系收益诉求出发解析企业关系实践的决定机制这一视角的可行性。而在最终模型中，结构模型的GFI指标为0.897，AGFI指标为0.889，RMR指标为0.065，RMSEA指标为0.041，NFI指标为0.855，CFI指标为0.875，Chi-square与自由度df 比值低于5，卡方检验在0.00001水平上显著。这些指标均表明本模型具有良好的拟合性。
1.三类组织关系收益与企业对商业关系与政治关系的运用 假设1到假设3分别就三类组织关系收益对企业对其管理者的商业关系与政治关系两类组织可用性关系运用水平的影响机制做出了预测。最终结构模型的输出结果全面证实了上述6个子假设的论断。
首先，政治关系是企业实现其关系资源收益的最主要途径，企业对政治关系的利用水平与企业对关系资源收益的诉求水平之间呈现出高度正相关关系(γ11=0.51，p＜0.01)，显著高于商业关系利用水平与关系资源收益诉求程度间的相关程度(γ21=0.14，p＜0.10)。
而商业关系则在企业通过关系降低交易成本的过程中扮演着主要角色(γ12=0.37，p＜0.01)，相对于对政治关系的运用(γ22=-0.01，不显著)，企业更倾向于通过利用商业关系降低其交易成本。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现象，前文的相关分析指出，是由于我国高度的制度不完备性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政府与监管部门在机会主义监控与限制方面的可作为空间，同时，其监控行为的效果也会受到高制度不可落实性的制约，这均限制了政治关系在制约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交易成本方面的作用。而除制度不完备性环境对政治关系作用的制约外，产生这一现象更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我国商业网络的传统特性。先前研究表明，我国的商业网络中存在着“在商言商”的传统，企业通常认为应当通过商业性手段解决商业组织之间的问题，而非借助于政府与主管部门的帮助[2，19]。由于交易成本主要产生于企业间外部性交易之间的契约风险，在这种“在商言商”的导向下，企业必然更倾向于通过自己的商业关系等商业性手段解决交易成本问题。这也进一步增加了企业利用商业关系获取交易成本收益的意向。
同时，如假设3所预期，商业关系与政治关系在满足企业的信息收益诉求方面均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企业对关系信息收益的诉求水平与其对政治关系与商业关系的运用水平间均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γ13=0.44，p＜0.01；γ23=0.23，p＜0.05)。这也在一个侧面证实了前文所提出的政治关系与商业关系从不同侧面为企业提供信息收益的论断。同时，通过相关统计结果也可以看出，企业对关系信息收益的依赖水平与企业政治关系运用水平间的相关程度显著高于企业商业关系的运用水平，这说明政治关系在为企业提供信息收益方面的价值显著高于商业关系。换言之，由于政府与主管部门在我国经济体系中扮演着重要的信息控制与影响的角色，因此，相对于通过商业关系获取的相关信息，通过政治关系获取的信息通常对于企业具有更高的价值[3，13]。
综合上述统计结果与相关分析，可以看出，在我国企业的关系实践中，除了在“在商言商”这一传统导向的影响下，政治关系在实现关系的交易成本收益方面未体现出明显价值之外，在企业的资源与信息获取中，政治关系均扮演着最为重要的角色。这一结果是与我国经济体系的实际情况相符的。由于我国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长期的计划经济阶段，因此，在我国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政府在资源配置、整体经济政策导向、规范市场行为等方面仍然扮演着最为重要的角色。这就导致在我国经济环境中，政治关系作为企业最有价值的关系资源，其作用要相对高于企业间的商业关系[10]。
2.组织关系收益与企业关系治理行为 假设4至假设6的6个子假设分别考察了企业对三类不同的组织关系收益的依赖程度与其对两类关系治理行为的运用水平间的关系。结合最终结构模型的统计结果可知，在关于企业对关系的资源收益的需求程度与两类关系治理行为的运用方面，假设4a得到了验证，企业对关系资源收益的诉求水平与其对支持导向型关系治理行为的运用水平之间存在着高度显著的正相关关系(γ31=0.33，p＜0.01)。如前文所述，企业通过关系获取资源的过程通常要求首先在管理者与外部主体(主要是政治性关系主体)间建立起高度的了解与信任，并进而将这种个体层面的信任与交互投入向组织层面转移，从而实现组织的资源获取。这一过程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需要企业通过其支持导向型关系治理行为加以实现。
假设4b指出，企业对关系资源收益的诉求水平与其对利益导向型关系治理行为的运用水平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事实上，这一假设也得到了统计学意义上的验证。而同时，关于这一假设的检验产生了理论预期之外的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γ41=-0.21，p＜0.05)：企业对关系资源收益的高诉求度会抑制企业的利益导向性关系治理行为。本研究认为，产生这一现象主要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首先，企业通过利益导向型关系治理行为可以与其他企业形成更多的短期契约性合作，从本质上说，这种合作是企业对于外部资源的利用，而由于企业通过其支持性关系治理行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其资源诉求，从而强化其自身的内部资源积累，这种资源的内部化过程实际上对企业利用外部资源形成了替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的利益导向型关系治理行为。另外，由于关系治理行为从本质上说是企业的输出过程，而企业与管理者在关系开发与维系方面的可用资源与精力都是有限的，因此，企业只能实现关系的有限积累与维系，这就使得在两类关系治理行为间存在着相互替代。由于支持导向型关系治理行为能够更有效地满足企业对关系资源收益的诉求，在企业存在着较高的关系资源收益的情况下，企业必然更为倾向利用支持导向型关系治理行为，从而相应地降低企业对于利益导向型关系治理行为的利用。
假设5就企业对关系交易成本收益的诉求水平与两类关系治理行为的运用程度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与预测。根据结构模型的输出结果，两个子假设均得到了验证：企业对关系交易成本收益的高诉求水平会显著提升其对支持导向型关系治理行为的运用水平，二者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γ42=0.41，p＜0.01)，而同样的正相关则不存在于交易成本收益诉求水平与支持导向型关系治理行为运用水平之间(γ32=-0.02，不显著)。虽然支持导向型的关系治理行为有助于提升关系主体间的交互承诺与信任，从而有助于交易成本的降低，但是，由于在支持导向型关系治理行为的长期回报导向下，关系主体间直接的交易相对较少，因此其在交易成本降低方面的价值相对低于利益导向型关系治理行为，这就使得企业更多地通过利益导向型关系治理行为实现其降低关系成本的需求。根据前一段中的论述可知，这又进而相对制约了支持导向型关系治理行为的运用。
假设6预测了企业对关系信息收益的诉求水平与两类关系治理行为的运用程度间的相关关系，而其两个子假设也得到了结构模型的验证(γ33=0.47，p＜0.01；γ43=0.05，不显著)。由于在我国社会的关系中，主体间有价值信息的交流与分享必须要以较高的主体间交互承诺、相互信任与对关系的嵌入性水平[2,32-33]。因此，一方主体能够通过关系从特定关系主体处套取的信息量与信息价值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建立在双方关系主体间较为深厚的交情与较高的关系交互承诺的基础之上。因此，要想真正实现关系的信息收益，企业必然更多地利用有助于提升关系主体间关系强度的支持导向型关系治理行为，而相对降低对于利益导向型关系治理行为的运用。
3.拓展性研究：关系运用与关系治理行为间的相互作用机制 统计结果表明，在企业对政治关系的运用水平与企业的两类关系治理行为之间，企业对于政治关系的运用与其支持导向型关系治理行为程度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β13=0.32，p＜0.01)，而同样的相关关系则不存在于政治关系的运用与利益导向型关系治理行为之间(β14=-0.05)。这一结论充分证实了前文所提出的论断：企业对于管理者政治关系的运用与维系是一个长期性的、支持导向性的过程，是建立在管理者与政治性关系主体间较为深厚的关系承诺与相互信任的基础上的，而非一个交易型的短期过程(会由于“权钱交易”而受到法律法规的显性约束)。而在企业对商业关系的运用与两类关系治理行为之间则不存在相似的约束，企业可以在其利用商业关系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两类关系治理行为的作用，并以其有机结合有效地实现企业的关系收益诉求(β56=0.20，p＜0.05；β57=0.24，p＜0.05)。
4.控制变量与两类企业关系实践 先前相关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的资本规模、企业的行业经验以及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的不稳定性均会显著影响企业的关系实践，特别是企业对于关系的运用[3，16-17]。因此，为排除这些变量的他因性影响，本研究引入了企业资本规模、企业经营年限以及环境不稳定性程度作为模型控制变量，考察其与最终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
结构模型的最终结果得到了一些与先前研究结论不符的结果。其中，最为显著偏离先前相关研究结果的是企业资本规模与企业关系运用之间的关系。先前研究指出，企业对于其社会资本的运用程度会随着其自有资源积累的增加而降低[9，38]，但本研究的统计结果并不支持类似的结论(γ14=0.02；γ24=0.08)，在企业资本规模与其两类关系运用水平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同时，企业资本规模与两类关系治理行为间同样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γ34=-0.03；γ44=0.01)。这一结果表明，对于我国企业的关系实践来说，企业资本规模是一个无关变量。究其原因，本研究认为这一差异性结果产生于西方社会中社会资本概念与我国社会中关系这一概念的重要差异。由于关系在我国并非像西方的社会资本一样单纯属于企业的一种可用性资源，同时也是保证企业在社会经济体系中得以建立起根植度与合规性的必要条件，因此，我国企业的关系利用行为是普遍的，其重要性并不会因为其他资源积累规模的扩展而下降。
同时，统计结果证实了，企业的经营年限会对企业的关系实践产生显著的影响。随着企业经营时间的延续，企业对于政治关系的利用水平会相应降低(γ15=-0.14，p＜0.10)，而更为依赖其商业资本的运用(γ25=-0.10，p≈0.10)。这是由于对于新企业来说，由于其在行业中的根植度较浅，先期业绩积累程度不深，因此在谋求与其他企业的合作过程时，新企业不可避免地受到其新创劣势的影响。此时，新企业必然会转而更多地依赖其政治关系。同时由于新企业普遍具有较高的资源需求，能够为企业提供高度资源收益的政治关系也可以更好地满足新企业的需求。而随企业行业经验积累的加深，企业会逐步建立起较为深厚的商业关系，企业间的合作变得更为顺畅，而逐步完成的资源积累又会相对降低其对资源的高度渴求。此时，企业会在更大程度上依赖其商业关系，而政治关系的重要程度则会相对下降。
另外，随着企业行业经验的逐步积累，企业在两类关系治理行为中的选择也会产生变化，企业会更多地选择利用支持导向型关系治理行为，而相对降低其对利益导向型关系治理行为的运用(γ35=0.21，p＜0.05；γ45=-0.12，p＜0.10)。这一结果表明，对于新企业来说，由于面临着较高的生存压力，在其创业期中，企业通常需要通过利用其有限的创业资源实现快速的回报，此时，相对于作为长期投资的支持导向型关系治理行为，追求即时性关系回报的利益导向型关系治理行为可以更好地满足新企业高度的短期绩效压力。而随着企业逐步度过创业的艰难期，企业的主要绩效诉求也会由创业初的短期绩效导向逐渐向可持续发展的长期导向转移，伴随着这一绩效诉求点的转变，企业必然逐步增加能够更好地保障企业长期绩效的支持导向型关系治理行为，而由此带来的关系资源占用又会相应抑制其对利益导向型关系治理的运用程度。
而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关系实践的影响方面，结构模型的输出结果表明，高度不稳定的外部环境会同时增强企业对政治与商业两类关系的运用(γ16=0.28，p＜0.01；γ26=0.14，p＜0.10)，这一结果与先前相关研究所得到的相关结论相吻合[11，13]。由于关系作为一种重要的补充性结构支持可以在不稳定环境中为企业提供更多的收益、支持与保障，这一结论有其实际必然性。而上述结果也同时表明，在对冲外部环境不稳定性时，政治关系的作用要高于商业关系。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我国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长期的计划经济阶段，因此，在我国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政府在资源配置、整体经济政策导向、规范市场行为等方面仍然扮演着最为重要的角色[13]。因此，与政府这一规则制定者与资源分配者的良好关系中由于最为靠近整个社会网络的价值核心而必然对企业而言具有更高的价值[39]。同时，如前文所述，处于较高的环境不稳定性中，企业必然具有较高的风险预期，进而潜在地导致了对其他竞争性主体不正当竞争倾向的较高预期[40]，这就使得企业间长期导向的相互信任相对较为难以建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潜在遏制了商业关系作用的发挥。而不稳定环境所导致的这种企业的短期性预期也恰好解释了环境不稳定性对企业关系治理行为选择的影响：在这种由不稳定环境造成的短期预期下，企业会更多地选择利用以短期收益为主、投入与风险均较低的利益导向型关系治理行为，而相应降低其对支持导向型关系治理行为这种长期投入的运用(γ24=0.08；γ46=0.34，p＜0.01)。
五、结论
(一)本研究主要结论与贡献
本研究以扎根于中国市场环境中进行经营的企业为主要对象，以我国社会中关系可以为企业提供的组织关系收益为解释变量，详细分析了企业在不同组织收益诉求的驱动下，如何选择组织其关系运用与关系治理两类关系实践。作为关系研究领域首例详细考察企业关系实践决定机制的探测性研究，本研究的相关发现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通过详细的相关文献研究，本研究在先前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我国社会关系的本质性特征进行了详细的总结与归纳，并以此为基础指出，组织关系收益是企业利用关系的最主要驱动因素。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在本领域相关研究中首次界定了资源收益、交易成本收益与信息收益三类组织关系收益，并以此为起点，探测并构建了企业利益诉求与两类关系实践之间潜在的作用机制。相比先前战略学领域中的关系研究，本研究首次将关系研究的关注点向前延伸到企业关系运用与关系治理行为的决定机制方面，这在研究范围上是对先前相关研究的一个拓展，并为进一步的研究在方法与结论上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同时，本研究详细地解析了企业战略模式对于企业关系实践的影响，分别提出与检验了政治关系与商业关系在为企业提供三类组织关系收益的过程中所扮演的不同的角色，以及政治关系与商业关系对于企业支持导向型与利益导向型两种关系治理行为的不同要求。这些结论大都是本研究在关系研究领域首次提出的，具有探测性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将来战略研究领域的关系研究提供许多有价值的结论与分析路径。同时，本研究详细解析了企业两类关系实践的决定机制与相应价值，这对于我国企业的经营实践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另外，本研究的实证分析结果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先前战略领域中的关系相关研究中的部分重要结论，也在统计意义上揭示了一些不同于先前相关研究的特殊结果。结合我国社会与市场体系的特性，我们对这些异常结果的成因做出了合理的解释。这些新现象的发现与解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补足与扩充现有相关理论，并为基于我国特定社会与市场环境的关系研究提供一些新的方向。
(二)本研究的局限与后续研究方向
关系作为我国社会的重要嵌入性现象，类似于西方社会学研究中所提出的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概念，在我国社会体系中，关系同样存在着网络现象(guanxi network)[2，19]。因此，理论上，作为关系研究范畴中的一支，本研究对于企业关系实践的分析也需要嵌入在完整的关系网络中进行分析，以保证研究取得最佳的效果。但是，受限于本研究时间与可控性资源的不足，本研究很难利用社会网络研究领域所广泛采用的提名生成法等网络研究方法取得完整的企业间组织嵌入性关系网络，并在此网络中进行扎根性研究。因此，方法与样本方面的这一不足使得许多具有潜在研究价值的问题难以通过本研究加以解决，例如，虽然在本研究中，关系在组织关系收益之外的合规性保障作用在模型中也具有一定解释作用，但合规性与嵌入性概念的准确衡量需要在企业所处的网络环境中、通过外部主体对企业的合规性认知方可被准确测度，而单纯通过本研究中以问卷调研获得的被调查者自我报告数据(self-report data)，本研究无法获得关于合规性的准确度量。因此，在本研究中，合规性与嵌入性需求仅仅出现于理论分析中，而并未作为前变量进入统计分析。这就可能潜在地影响着本研究结论的准确性，也不利于本研究发现更多的有价值现象。在接下来的后续研究中，在时间与资源允许的情况下，研究者计划利用提名生成法，在特定范围内(例如产业集群)勾划出企业遇其他外部组织间完整的管理者关系网络，并进而在这一关系网络中重复检验本研究的相关结论，同时就合规性等本研究未展开探讨的方面进行更为深入的扎根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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