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当代启示———个主客体关系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全面发展论文,于人论文,视角论文,主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有关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已受到理论界的广泛关注，然而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尚未得到应有的足够阐释，那就是：为什么马克思能够开拓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新境界？在我看来，这不仅是广被学界阐发的从现实出发的出发点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深究：马克思的“现实”究竟是什么样的现实？这时我们不得不注意到马克思观察、论证问题的特殊角度，即主体与客体关系的视角。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现实”是不同层面主客体关系构成的复杂关系网络，是不断运动着的关系态、系统态，强调这一点对今天的我们尤为重要。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成功地借鉴并超越了黑格尔、费尔巴哈等思想大家，其“对旧哲学作了两个前提性考察，而这两个前提性考察均以不同方式落实到主客体问题上”[1] (p47)，在马克思看来：“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2] (p16)。马克思着眼于人的“现实的、感性的活动”，强调的是这样的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沟通了主体与客体的联系，促使主客体相互敞开、交互作用并双向发展。可以说“主体——客体”的关系视角是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逻辑支点，关系视角克服了思想史上或偏于从客体方面或偏于从主体方面考察问题的片面性，体现了整体性思维，蕴涵着现代“反人类中心主义”及“交互主体性”的思维逻辑。这使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具有实践性、理想性、现代性与可持续性。
一、人的本质：存在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规定性中
任何关于人的发展的思想，无不建立在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基础上。不同于神学、思辨哲学、旧人本学、生物学或生理学、意志主义及存在主义等等的人学思想，马克思不是基于某种理论的先验预设，抽象地将人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某方面或某些方面的属性，而是以“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为出发点，把人置于在实践中必然展开的各种主客体关系(人与自然、人与对象、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中考察，提出“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们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3] (p108)。这就避免了脱离关系制约而孤立地悬设人的本质所造成的抽象与封闭，对人的本质理解注入了深刻的社会历史内涵。
马克思首先从宏观的视野上，将人置于整体的自然中，在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中，在人与动物的联系与区别中确定人的本质。如实地把人视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的一部分，有自然属性和生理的、物质的需要，这是人与动物的联系。但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人则使自己的活动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4] (p54)，所以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在对象性活动中确证并发展着人的本质。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占有自己的本质，必须在人与对象的关系中去考察才有具体性和现实性。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就直接来自对其中人与对象关系被异化的实际考察。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国民经济学以不考察工人(即劳动)同产品的直接关系来掩盖劳动本质的异化”，马克思正是强调这种关系、考察这种关系，凸显出“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给工人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4] (p49-50)。
正是通过追究这种工人同其产品关系的异化，马克思深入发掘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全面异化的境遇，激烈地抨击了“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的荒谬情景。但马克思的结论不是重复思想史上的老生常谈，不是脱离主体与客体的联系，抽象、片面地诅咒“物的世界的增值”，而是从人与物构成的关系追根究底到人与人构成的关系，指出“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界，只有人本身才能成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4] (p56)。这样，马克思就透过物与人的对立深刻发掘了人与人的对立，进而把人与对象的关系，必然地扩展到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关系。
从人与他人、人与社会构成的主客体关系角度，马克思揭示了人的本质的社会性、整体性，以及主体间性，虽然马克思没有直接运用这样的概念。早在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已经超越了其早年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不再抽象地强调人的本质是“自我意识”，而是明确地提出“人并不是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2] (p1)，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强调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更是社会存在物，人的“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4] (p78)，在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更明确了“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 (p18)，只有在各种社会关系的规定中，人的本质才获得现实性。
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是在两种社会关系网络中考察人的实践活动、确定人的现实本质的，其深刻之处在于既“从物的关系说明人的关系”，又“从人的关系看待物的关系”[5] (p35)，从而将克服“异化”的途径转移到实在的现实社会中。人的本质就必然地表现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人同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同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说来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4] (p96)，因为如果关系是对立的，那么，处于对立关系制约中的双方都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发展：“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6] (p44)，这也正如恩格斯所说“任何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2] (p228)。所以，“全面发展的人”，不是抽象的人、孤立的人，而是主体间性关系中的人，“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者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7] (p515)，“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本身也不能得到解放”[8] (p318)。这种对人与人构成的主客体或主体间关系相互依赖、互为本质、交互作用的整体性把握，揭示了人的存在论真相。所以，在马克思那里，人的本质的全面性既体现为人的属性(生理的和心理的)、人的活动(物质的和精神的)的全面性，更现实地体现为关系的全面性，只有在社会中各相对主体间关系的对立解决之后，人类才最终得以合理、有效地解决最高层次上的主客体关系——人同自然的关系，因为人与自然的对立同人与人关系上的对立是完全一致并且互动的。从主客关系及主体间性的角度，放眼宏观的自然宇宙、在更高的层面观照，完全可以并且应该把人看作具有“类本质”的“类”，作为“世界历史性”的主体，在整体上具有利益、立场上的一致性，这正是人类社会得以生存、延续，有共同发展目标的人类学基础。
二、人的真正发展；是主体与客体关系的发展
正是基于对人的本质的各种关系规定性的深刻考察，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全面发展、真正的发展不但要在关系中发展，而且根本就是关系的发展。
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初步表达了主客体关系协调统一的发展观，深刻地阐明了这种关系的发展应包含交互作用、双向建构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象的发展，这是人的发展的必要条件，如果对象贫乏，人与对象的关系也受到局限，人性不可能脱离环境、条件、对象的发展而孤立地、抽象地发展：“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囿于粗陋的实际需要的感觉只具有有限的意义”；但在另一方面，单纯“物的世界的增值”并不能等同发展：“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不是对象”，“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性”，因为“任何一个对象对我的意义……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4] (p82-83)，主体性的贫乏会限制在与对象关系中意义的呈现，这会极大损害人类物质的及精神的活动本应有的人文性和进步性。所以，真正的发展既不能单方面地定位于对象，也不能单方面地、抽象地定位于主体，而应体现为主体与客体之间构成的关系的发展，因为“正是这种关系的规定性构成一种特殊的、现实的肯定方式”[4] (p82)。在“物的世界”高速发展的现代经济社会中，创造与物的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丰富性就成为追求发展的主导方面。这样才能使人同世界的任何一种关系都成为“人的关系——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情感、愿望、活动、爱，——总之，他的个体的一切器官”，“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实现“对对象的占有，对人的现实的占有”[4] (p80-81)，这样，人才能“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4] (p82)。从这样的关系角度看问题，每一个体主体、每一群体主体都应有全面发展的权利及可能，那是每一特定的主体以其独特的主体条件与对象达成的独特的统一关系，这种关系对每一个主体都是独特的、动态的发展的，而在全社会则表现出丰富的、多元的、充满活力的肯定性的关系状态，这样的关系状态直接否定的正是或从主体或从客体单方面定位而必然造成的在人的发展中的片面化、单一化、模式化、标准化、均质化追求。
马克思从主客体关系的整体上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具有哲学本体上的意义，蕴涵着现代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及“交互主体性”的思维逻辑，其精神实质直接与现代发展观的历史性出场相呼应。现代人类各种发展观的历史沿革所表现出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趋势，正是将发展的目标逐渐转移到主客体关系的和谐。“二战”后发展经济学早期的发展观以经济增长为核心(以GDP来衡量)，到今天广被学界指为“有增长无发展”，就是因其将发展片面地定位于“物的世界的增值”；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梅多斯等人提出的增长极限论，警告人类要注意资源环境的最终极限对人类发展和人类行为的影响，着眼点也是要从人与自然的和谐角度看待发展；而综合发展观，则直接强调发展已不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社会福利设施的改善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把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组织、组织与经济的合作作为新的发展主题；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研究报告中，首次明确地提出“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的需求，又不对后代满足需求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其提出的代内公平指向人类社会中各相对主体间的协调发展，其提出的代际公平实际上是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人类的主客体关系，关注当代人为后代留下怎样的环境和条件。
从本体论层面，主体与客体是必然联系的整体，人的生存发展不是主客对立基础上主体征服客体、构造客体，而是在交互作用关系中的互动、共构；从社会学层面，人与人、人与社会由主客关系上升为主体间关系。人的全面发展必须纠正主客二分与对立，摒弃主体立场的绝对化，超越人类至上及片面征服自然的“人类中心”的理念，在各相对主体的主体间性中谋求相互的平等、尊重、对话、合作与共生。愈益凸显的“全球化”趋势使当代社会中不同主体的交往交流关系向更广、更深的领域发展，在共在基础上的关系协调与共生尤为重要，人实现自己的本质、发展自己的本质应表现为与自然、与对象(产品)、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的统一、和谐与发展，对全人类来讲，这诸种关系的和谐也必然地既是发展的条件也是发展的目标所在。
三、发展的永续性机制：存在于主体与客体的交互作用中
在关于人的本质与发展的思想中，某些抽象的人性理论悬设人的某种固有的本质、永恒的本质，这既不符合人的现实，也在逻辑上堵死了人类发展之路。固定了、永恒了，还谈什么发展？！正是从主客体必然联系、交互作用的角度，马克思合理地论证了人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并将永远是这种产物，人的全面发展也是一个永远发展的历史过程。这既不是如黑格尔所说是自我意识或绝对理念的衍化和发展，也不同于费尔巴哈的感性的直观，而是“从事实际活动的”、“现实的历史的人”通过实践所创造的。
虽然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尚与欧洲哲学史传统一样，也是在思维和存在、意识和物质的意义上使用主客体的范畴，但已非常强调“革命的行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经在自己的对象化理论基础上，在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中，以正确的思想方法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质，也深刻地揭示了主客体交互作用、双向建构、永续性发展的机制。
马克思揭示的这种发展机制表现为：人通过“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实践活动改变了“他身外的自然”，使“自然人化”，“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就象“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具有审美能力的大众”一样，人类所创造的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作为现有的条件反过来进一步影响主体，使人的感觉、情感、认识、想象、需要等获得进一步发展，从而不断推动实践活动向更广、更深的领域挺进。“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9] (p95)。“所以社会的人的感觉不同于非社会的人的感觉。只是由于人的本质的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4] (p82)。正是这种主体与客体的交互作用、双向建构、协同发展的动力机制，推动人类实践活动的结果不断变成新的出发点，从而使客体与主体都不断更新，这构成“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与“自然人化”永远攀升的双螺旋，不断在新的历史阶段将两者的关系推进到新的、更高水准的统一。
当然，这种人与对象的相互关系同社会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也是交互影响的，这使人的“现实”成为不同层面主客体关系构成的复杂关系网络，成为不断运动着的关系态、系统态。由于人作为社会成员和社会存在表现为社会实践过程中，必然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和产生一定的社会交往形式。人与对象、与他人的主客交互作用必然会要求并最终发展到主体间性关系，推进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的组织形式和协作机制的高度发展。马克思基于对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深刻分析，敏感而睿智地揭示了，随着现代大工业生产、市场经济的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也建立起来[2] (p39)，“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国际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日甚一日地被消灭，不论物质的生产还是精神的生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2] (p254-255)“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2] (p51)。历史发展到今天，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所论及的这种全球化趋势已越来越显明，这一趋势最终指向马克思主义所阐明的历史必然性——共产主义。不论经历多么漫长而艰难的历程，这一理想境界一定会实现，其合理性、必然性植根于人与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同人与人的关系的关系的必然联系和交互作用之中，其现实的推动力和途径是人类社会生产实践的发展、经济结构的进步、在世界范围广泛联动关系的形成，通过不同层次的主客体间连续不断地互动、共生与共构，最终达到人与他人和谐、与社会和谐、与自然和谐的关系状态，这才是既“无愧于人”也“无愧于自然”的发展境界，是社会的生态与自然的生态的统一。
到那时，“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 (p273)，社会中各相对主体的解放和自由发展同全人类的解放和自由发展真正统一起来，人类活动的两种关系网络中的社会关系已达到并不断追求更好的协同机制，最后人类所面临的唯一问题是协调与自然的关系，这是人类生存与发展中所面对的最高层次上的主客体关系。人在社会关系中的解放必将带来人与自然关系中的解放，只有在社会关系中解决了这种主客体的对立，才能通过私有财产的扬弃，改变人与对象间片面的占有、拥有关系，达到“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从而使“这些感觉和特性无论在主体上还是在客体上都变成人的”，主体克服了主体立场的绝对化，其“需要和享受失去了自己的利己主义性质，而自然界失去了自己的纯粹的有用性”，呈现着固有的丰富与多彩，人的丰富性与大自然的丰富性达到完美的和谐统一，在这样的关系状态下，人才能够在自然之化育、万物之生机中“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4] (p80-81)。
从主客体关系角度所揭示的这种发展机制，使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具有实践性、理想性、可持续性，使其为人的全面发展所确立的最高价值目标——共产主义，具有“世界历史性的”意义，具有永恒理想的性质。为什么在这儿可以说“永恒”呢？因为这里“永恒”的不是脱离主体的客体的或脱离客体的主体的某种状态，而是主体与客体在共在基础上，在互渗、互动、互构作用下追求更多向、多面、多义的统一，这是动态的永续性发展的过程。所以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既不是“关于爱的呓语”，也不是在遥远未来等待我们的固定的终点，既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又“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4] (p77)。“矛盾”解决并不等于同一或定型，主体与客体的差异，将不断推动新的交互作用，只是这时由对立发展进入和谐发展，人类的发展由必然王国跃进到自由王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本身并不是人的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的社会的形式”[4] (p88)，“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2] (p40)。
四、结语
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发展的速度、规模无与伦比，发展中的问题更加深入和复杂，人的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当代人类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科技高速发展，物质产品极大丰盛，本国的阶级对立与剥削变得更为隐秘，却在全球范围向更广、更深的领域渗透。作为批判的武器，阶级斗争的理论似乎失去了往日的威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也显出抽象无力。后发展国家在经济上正在急起直追。而商品经济借助工业化、全球化激起人的欲望更向“物的世界”倾斜。究竟该以怎样的标准衡量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马克思从主体与客体关系的角度看问题，无疑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进步这个概念决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义上去理解”[9] (p122)。怎样才是不抽象？这要看在特定时代特定的主体与客体关系的状况，这种关系是具体的、现实的，又是动态的、永续性发展的。不同于一切浪漫空想的乌托邦，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从现实的人及现实的活动出发规划人的未来理想，以主体与客体的共在、共生、平衡、和谐衡量人与社会的发展，并从主客体的交互作用、相互生成中发掘发展的现实动力、途径及其永续性，为人的全面发展确立了既具有现实性却又永无终点的价值目标。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追求人与对象、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与发展，并不断追求双方的关系在更高的层面上达到新的统一，使人的发展达到新的更高的历史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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