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企业性质理论的若干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企业性质论文,经济学论文,理论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导言
科斯(Coase,1937)的《企业的性质》,目的在于“发现企业在一个专业化交换经济中出现的根本原因”。在那篇文章当中,科斯一反新古典经济学易于处理但不切实际的假设,深刻地认识到:通过市场来协调生产是有成本的(利用“价格机制组织生产的最明显的成本是搞清楚与生产有关的种种价格”),这种成本的存在,使得现实世界还“可能存在协调生产的替代方法”。在科斯看来,企业就是一种不同于市场的协调生产的方式。在企业之内,市场交易被取消了,企业家指挥协调生产,故“企业的显著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在这篇文章当中,科斯用交易费用分析方法,说明了市场与企业为什么共同存在于现实经济世界的理由,提出了把企业和市场看成是不同形式契约的思路。科斯的思想对后来现代企业理论的发展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可以这样说,阿尔钦和德姆塞茨1972年发表的《生产、信息费用与经济组织》、张五常1983年发表的《企业的契约性质》及其他作者在该领域发表的论文,无一不与科斯这篇文章的思想有关。其实,新制度经济学家对企业性质的主流认识,从总体上来说并没有越出科斯的企业性质在于节约交易费用的窠臼。
现代企业理论当然需要企业史来检验。钱德勒1977年出版的《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就是一部研究现代企业发展变迁史方面的扛鼎之作。钱德勒该书出版之日,正值现代企业理论研究起步之时。但是,一方面,钱德勒在这部书中归纳的对现代企业史考察的一般结论,与后来开发的现代企业理论的诸多见解有着惊人的相似,这显然是一个令研究企业理论的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感到鼓舞的归纳。另一方面,钱德勒在关于现代企业发展的一般格局的说明中,又认为是技术的创新、人口的增加和扩散以及人均收入的提高,使得生产和分配过程复杂化了,生产和分配的数量与速度加大了,市场机制已经不能对之进行有效的协调了,故需要一场管理革命,用企业家的指挥管理来替代市场机制以协调生产,这又令研究企业理论的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感到沮丧和尴尬。这部书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研究,可以预期,它的影响在将来还可能进一步扩大。尽管如此,笔者在此必须强调指出,钱德勒的考察并没有将企业史考察的工作全部做完。事实上,在钱德勒所说的现代企业之前,“单一单位企业”早就存在于经济生活当中了;到现在为止,与现代企业相比较,“单一单位企业”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显然要长得多。尽管“单一单位企业”是现代企业得以孕育的母体,但钱德勒并没有对这种企业形式的起源和变迁进行详细的考察。前现代企业史考察似乎是一片“空白”。
若简单地断言前现代企业的起源和性质的历史考察是一块学术处女地,显然有失准确与公允,上面所说的“空白”至多也只是相对而言的。马克思总是例外。他在《资本论》及其它著作当中就多所论及资本主义企业的起源和性质,不仅论及,他所使用的方法看起来也非常超前,显得很“现代”。其实,马克思的论述方法类似于希克斯(1969)在《经济史理论》和诺斯(1981)在《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中所使用的方法。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不仅研究企业理论的新制度经济学家绝少提及马克思在这方面的贡献(注:与此适成对照,研究产权和制度的起源与变迁及其与经济绩效关系的一派新制度经济学家(如诺斯)却认为,马克思的分析框架中包含了传统经济学所舍弃的诸如制度、所有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等要素,对经济长期变革作了最有力的说明。),就连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在开发和研究马克思的企业理论要旨的投入上,长期以来一直偏重于社会制度性质方面,在纯经济方面则显得颇为吝啬,只是到了最近几年才有成果陆续发表(注:国内学者如朱延福(1996)、张克难(1998),特别是程恩富(1997),从企业的起源、形态发展以及流通费用与契约性质等方面,对马克思与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的相应观点进行过先期比较研究。)。本文打算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简短的篇幅对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关于企业性质的若干观点进行初步比较分析。
二、新制度经济学主要论者关于企业性质理论的若干特点
(一)企业性质在于节约交易费用:科斯和张五常是最为彻底的论者
在科斯和张五常那里,企业性质在于节约交易成本的观点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强调,把他们的企业性质理论称之为“交易成本节约比较优势论”也不为过(注:企业的契约性质在新制度经济学家那里是少有歧见的。但在笔者看来,他们真正强调的是:企业作为不同于市场的契约结构,在组织生产时能较市场节约交易费用。)。
在科斯看来,企业之所以从市场机制的汪洋中生长出来,其原因在于企业这种契约安排形式较市场契约安排形式在节约交易成本上具有比较优势。对于专业分工和协作利益在企业性质和起源当中的作用,科斯基本上是抱否认态度的。更详细一些说,尽管科斯在1937年的论文当中也提到了分工和专业化利益,但他认为企业的本质并不在于专业化协作所带来的利益,而在于企业在组织生产时能带来较市场为少的交易成本。在他那里,分工最多不过是市场和企业得以出现的前提条件。在那篇论文的第三节里,他专门就企业出现原因的交易成本学说为什么较劳动分工等学说更可取进行了说明。他认为,厄舍教授和多布先生的分工程度的增长要求一定的一体化力量以治理分工所导致的混乱的推理是站不住脚的,其依据是:“分工经济中的一体化力量”已经以价格机制的形式存在了,而传统经济学则证明了:只要市场是完全的,在价格机制的协调下,专业化不可能出现混乱。很显然,科斯的这个说明即使在逻辑上也是有问题的。(1 )传统经济学是在不考虑交易成本的前提下讨论问题的,是“科斯世界”里的演绎经济学。按照科斯的看法,传统经济学除了在分析工具上的价值外,假设前提的不真实必然会影响到结论的真实性。因此,按照科斯的逻辑,自然地就有:传统经济学赖以建立的假设和所证明的结论,都是难以在现实世界得到检验的。但是,在这里,科斯却把传统经济学中价格机制起完全作用的信条作为论据。这显然与他的基本思想相矛盾。(2)对于分工可能导致的混乱, 一个关键的原因是,分工从而交换导致了科斯所说的交易成本,这种交易成本的存在,使得(根据分工进行产品生产的)生产者之间、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获得充分的信息和完备的契约成为不可能或不经济。但是,科斯似乎不是这样考虑问题的——尽管科斯将风险、信息等因素统辖到交易成本概念之下,但在这里,却表现出他在交易成本运用上的不彻底性(注:张五常(1983)在《企业的契约性质》当中说,科斯舍弃劳动分工、风险和生产协作在企业形成中的作用的观点“遭到了反驳,因为,其它(指劳动分工、风险和生产协作,引者注)显得亦有道理的因素,在企业形成时,也能使整个交易费用上升”。这是理所当然的。)。
科斯在交易成本运用上的不彻底性遭到批评以后,张五常(1983)作了局部退却。他认为,“强调交易费用不是要否认从劳动分工的专业化或生产的协作中可能获得的利益”。在他看来,分工使得一个人只做自己擅长的工作,这些不同的工作通过组合可完成最终产品。若交易费用为零,那么,(1)完全按照市场来组织生产, 买主向所有按照分工来生产最终产品的相应部件的个人出价购买,显然是可以获得最终产品的。(2)如果在分工之外,还另加一个人来进行协调, 买主只要在原来的支付名目上加一个附加费,再支付给这个进行协调的人就可以了。(3)若由一个代理人购买所有生产要素进行生产,再将最终产品投放到市场,收回他在要素市场上的支付,也可完成同样的过程。张五常的意思只是,对于这些不同形式的契约安排,若各项工作都能无成本地进行考核和定价的话,则不借助“要素市场”也能获得专业化和协作化的利益。走到这里,张五常就回到科斯的思路上去了。他认为,在现实经济生活当中,生产不是通过要素市场(企业)而是借助产品市场来完成的话,由于交易量很大,且消费者对商品的诸多部件如何使用和价值大小缺乏详尽的信息,工作的考核种类多且经常变化,合作成果的分解也很困难,完全由价格机制来协调就十分不经济,那么,由一个中心代理人来进行组织和考核,消费者不对生产最终产品的每一项活动直接定价,就可以节约很多交易费用,这正是企业得以出现的理由。张五常总结道,若“没有考核和确定绩效的费用,就没有企业”,企业是要素市场替代产品市场的结果。
(二)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看到了企业内监督的必要性与专业化协作的好处
与科斯和张五常不同,阿尔钦和德姆塞茨(1972),尽管强调的是团队生产中合作性贡献在要素投入者之间进行分解所存在的困难,这种困难导致了“偷懒”和“免费搭车”等机会主义行为,从而使得对团队生产进行监督管理并授予监督者剩余成为必要,即在团队生产中必然是要花费约束队成员的行为的成本的,但他们还是看到了专业化协作在团队生产上的重要意义,至少是明确地将专业化协作的利益作为团队生产的前提来考察的。他们认为:(1 )“资源的所有者通过专业化的协作来提高生产率,由此产生了对那种能够促进合作的经济组织的需求”;(2 )经济组织理论必须正视两个重要的问题——即要说明组织(如企业)是否较市场拥有更多的专业化与合作生产的好处,又要解释这种组织的结构;(3)采取团队生产形式,在于利用专业化优势, 即采用团队合作生产所完成的交换与生产比分别活动所完成的交换和生产的加总具有比较优势。他们那篇文章的核心是说明:当“队生产所获得的产出大于……分生产之和加上组织约束队生产成员的成本,就会使用队生产”。由此可见,他们清楚地看到了团队生产具有利用专业化合作上的利益以及团队生产必然带来组织管理成本两个方面。在这一点上,阿尔钦和德姆塞茨远离了科斯和张五常的观点。
阿尔钦和德姆塞茨关于团队生产中监督的必要性以及由此带来的组织管理成本的观点引起了很多后续研究(Jensen and Mcckling,1976;Holmstrom,1982等),但不幸的是,他们所提及的用团队生产形式来利用专业化协作利益的重要观点却遭到了冷落。杨小凯(1998)等人在新兴古典经济学名下,不仅考虑了分工的好处和由此带来的交易费用两个方面,而且考虑了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在定价时的交易费用差别,用正式的模型说明了科斯和张五常的观点,但他们对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观点发挥得还不够。
三、对于企业的性质,马克思主要是从不同形态协作所带来的自然力出发进行论证的
在马克思那里,也有与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概念相类似的范畴(注:朱延福在《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与马克思的流通费用理论比较研究》(载《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中认为, 科斯的“交易费用”概念是马克思的“流通费用”概念的现代说法。笔者认为,这两个概念在内容上虽有重合的地方,但很难说是对等的概念。)。但是,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企业的起源和性质时,主要是从简单协作、分工协作所带来的利益这个角度入手的。马克思论述的特点是:(1 )这些利益也许不是从一开始就为人们所认识到并付诸利用的,只是由于这种利益是客观存在的,在长期的、丰富的生产实践中,这种利益反复表现了出来,人们终于看到并认识到了它们的好处,主动的、积极的利用便产生了。例如,要在一定期限内提供大量完成的商品,可能临时将较多的人组织起来,以利用简单协作的好处;而在简单协作当中,如果偶然的分工更能促进目标的完成,这种好处被认识到以后,偶然的分工就会慢慢固定下来,最终形成系统的分工(注:见《资本论》第一卷第374—375页。)。(2)利用这些好处,需要一定的物质前提条件。这些好处的最初利用,要求“为数较多”的人在一起共同劳动,造成共同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注:马克思是把这种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当做“自然力”来认识的。对于马克思的自然力理论,李成勋在《经济研究》1998年第7 期发表的《马克思的自然力理论及其启迪——读《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笔记》中有过初步整理。)。在信用制度还不发达,人们还没有通过信用渠道将货币转化为生产资本的思想、习惯和可能时,用于组织“为数较多”的人以及相应的生产资料的“最低限额的单个资本”就制约着这些好处在经济上的利用,因此,资本主义企业只有在单个资本积累到能利用这种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时才可能出现。(3)要能广泛地、稳定地利用这种好处,还需要具备一定的社会条件。尽管劳动力按照资本主义企业这种生产制度形式与生产资料结合时,在客观上造成了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但是,如果劳动力还没有或没有完全成为商品,没有达到只有实现劳动力商品的“惊险的一跳”即劳动力为资本家所雇用才能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时,还是不能说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企业只有在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完全分离的情况下才具备稳定存在的条件。
在马克思看来,协作之所以在企业起源上具有重要意义,是因为协作能产生一种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自然力)。马克思所说的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主要表现在:(1)“为数较多”的人在一起共同劳动, 产生了规模经济。例如,马克思认为,只要是“为数较多”的人在空间上集合,共同使用一部分生产资料,就可以引起劳动过程的物质条件的革命,使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得到节约,从而导致产品的平均成本的下降。又如,马克思说,“为数较多”的人在一起共同劳动,形成了社会接触,引起了竞争心和特有的精神振奋,使得每个人的工作效果得以提高。也就是说,当劳动群体规模变大时,即使其它条件不变,也可使得在同样时间内产出增加,或完成相同数量产品只需要较少时间。再如,马克思还提到,对于有些工作,只有“为数较多”的人在一起进行共同的劳动才能使它得以完成,这个时候,规模经济效果更是明显。(2 )“为数较多”的人在一起共同劳动,促进了生产制度内部分工的发展,有分工的协作也造成了一种社会生产力,这种社会生产力推动着生产制度的形态变迁。例如,有分工的协作,使得劳动者处在不同的操作阶段,不仅使劳动对象可以更快地通过同样的空间,还可使产品在不同空间同时进行不同环节的生产,从而使共同劳动创造出的成果较单个人的劳动的成果的加总为大。正因为如此,简单的协作就会为分工的协作所替代,使得协作在工场手工业上取得典型的形态,并由此带来工人的生产能力和生产工具的巨大变革。又如,有分工的协作不仅使工人本人的劳动熟练程度大为提高,还通过学习和积累机制产生了持续的强化或放大,对工人的劳动强度和纪律也产生了新的要求,相应的生产制度便得到加强。(3)分工还使得生产工具进一步分化。生产工具的分化所带来的劳动工具的简化、改进和多样性,又为技术进步和机器的产生与利用创造了物质条件。在马克思看来,技术和机器也是能够带来自然力的。他进一步论证道,材料的改良改进了机器的物理性状,制造的改良使机器变得便宜,技术的改良使得现有机器更便宜和更有效,机器的改良还使得废料也减少了。这些巨大的经济利益诱惑力,使得以追求利润为唯一目的的资本家乐于利用机器来进行生产。但是,利用机器进行生产,一方面使得工人从过去“终身专门使用一种局部工具”变为现在的“终身专门服侍一台局部机器”,从过去“工人使用劳动条件”变为现在的“劳动条件使用工人”,工人进一步加深了对资本家的依赖,另一方面又要求工人抛弃无规则的劳动习惯,形成兵营式的劳动纪律,监督和管理得到进一步发展,“罚金簿”代替了鞭子。工厂制度也有自加强机制。机器的使用,消灭了以手工为基础的协作和以手工业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并逐渐吞噬了现代工场手工业和家庭劳动。
四、结语:简单的比较和可能的综合
从上面的简要分析,不仅可看出,对于企业出现的原因,尽管新制度经济学家与马克思遵循的都是经济原则,但他们在论证企业的性质时,对不同原因的论述是有所偏重的(新制度经济学的主流把企业出现的原因归结为节约交易费用,马克思主要强调对协作所带来的自然力的利用);还可看出,一方面,在新制度经济学家当中,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等人越出了单一交易费用节约论,提到了专业化协作的作用,另一方面,马克思在强调协作带来的自然力因素之外,还提到了经济运行过程要节约流通费用的观点,这就表现出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在企业性质的认识上存在某些共同点。
从彻底的抽象来说,新制度经济学强调企业节约交易费用的性质的思想还是很深刻的。按照他们的推理,如果现实经济生活中不存在交易费用,企业根本就没有出现的必要,协作等自然力带来的好处,不通过企业、单由市场也是能够获得的。例如,如果交易费用为零,移动生产资料、劳动者之间形成社会接触、特定时间召集足够多的劳动力,都可借助市场不费吹灰之力而达到;又如,在有分工的协作以及机器生产当中,所有的好处都可采取市场组织生产的方式来利用。也就是说,在交易费用为零时,市场可以利用一切在生产费用节约上具有优势的自然力,企业没有必要成为替代市场的生产制度。
但是,这种彻底的抽象尽管在逻辑上成立,实际意义是有限的。在现实世界当中,交易费用不可能为零,这种抽象就只存在于逻辑的“象牙塔”里。一旦交易费用不为零,种种节约交易费用与节约生产费用的可利用的经济机会,在企业起源和发展上就可能都有重要的意义。企业史考察表明,企业的起源和演变中,都可见到节约交易费用、利用协作、分工、机器的好处以及其它一切可能带来利益的因素的影响痕迹。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前景是,一方面,从古典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那里去寻找先期的尚未发掘的思想,再将这些思想与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的见解结合起来,具有可行性;另一方面,关于企业起源与演变的理论轮廊现在虽已露端倪,但企业性质理论的完美框架还有待于经济学家们将来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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