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胜[1]2013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特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证明，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历来是关系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结合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科学制定和实施了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走出了一条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符合时代潮流，解决时代课题，引领时代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特征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除导论外，主体部分共由5章组成，现将主要内容扼要概述如下：第一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背景。正确认识世界形势和科学把握时代特征，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时代依据。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特征，必须首先探讨其形成的时代背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背景是：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经济全球化浪潮势不可挡、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和当代资本主义出现新变化。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世界形势发展了重大变化：维护和平的力量不断增强，世界大战可以避免；发展成为时代潮流，世界各类国家都面临着发和平与发展的任务。时代主题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转变，时代主题的转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新要求。经济全球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是时代的主要特征之一，经济全球化是生产社会化和经济关系国际化发展的客观趋势，对中国产生积极和消极的影响。新科技革命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动力，市场经济体制向全球扩展使世界经济联为一体，跨国公司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直接组织者和主要驱动力。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对我国发展产生积极的和消极的影响。以信息技术为核心，以新材料技术为基础，能源技术为支柱，以生物技术为前景，以空间技术为延伸的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对人类社会产生重要的影响，科技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这必然要影响到中国在新科技革命的应对决策。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新特点：社会生产力有了新的巨大发展、生产关系实现了从一般垄断到国家垄断的转变、上层建筑和阶级结构出现了新的特点等等。这就需要我们正确认识其新的变化，正确处理好两制关系，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第二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顺应了时代主题转变的客观需求，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国情的需要、回应“中国威胁论”的需要。“和平发展道路”有一个由学术界提出、国家领导人阐述、国家政策宣示并上升为国家意志的过程，其内涵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促进世界发展和维护世界和平，实现了中国和平发展与世界和平发展的良性互动。中国选择走和平发展道路，超越了近代以来大国崛起的发展模式，打破了“国强必霸”的大国崛起传统模式，为人类发展道路提供了新的模式。第叁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开放发展道路。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要发展起来就必须对外开放。走开放发展道路是我国历史教训所得出的必然结论、社会主义制度完善的要求、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要求、国际比较后的自觉选择。在对外开放中必须坚持国家利益至上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这样才能保证在中国走开放发展道路，不损中国的国家主权和利益，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偏离社会主义方向。中国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战略。中国积极加入国际经济组织，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实现合作共赢发展。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全面的开放，其基本形式是：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国际劳务合作。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采取渐进式开放步骤，根据各地区的实际和特点逐步开放。现已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开放经济区-沿边、沿江和内陆中心城市对外开放格局。中国发展、完善开放型经济，不断提高开放水平。第四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创新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顺应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的时代发展要求，以中国国情为现实基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汲取了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教训，改革僵化体制，借鉴了世界市场经济理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赶上时代步伐，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制度创新。传统经济体制拘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具有时代的局限性的科学预设，尽管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逐渐僵化，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必然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替代。中国共产党把市场经济从制度属性里剥离出来，在实践的基础上逐步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新性特征是：多种所有制的市场经济，在所有制结构上，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在分配制度上，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共同富裕的市场经济，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与市场经济的优越性结合起来。民主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从来就是进步人类不懈追求的价值目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无产阶级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把握民主政治是时代的要求，成立90年以来，对民主政治孜孜以求。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目标，丰富了社会主义道路的总体布局，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时代发展对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要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中，要汲取苏共亡党亡国的惨痛教训，旗帜鲜明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法治是当代世界文明国家治理国家的基本途径和基本手段，是人类文明和进步的重要标志。中国共产党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法治”经验，提出了依法治国方略。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新科技革命的时代潮流，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确立了“科教兴国”战略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取得了显着的成就。第五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刻体现时代的精神，对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中国家、人类发展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既避免了资本主义未充分发展所带来的灾难和苦痛，又借助世界市场经济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文明成果，并大大缩短了实现现代化的进程，这毫无异议地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注入了活力，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现有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指导思想上的借鉴、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影响、建立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启迪、经济体制、所有制改革的启示、对时代认识的借鉴、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发展中国国家具有借鉴意义。相似的经历、共同的任务、不附加如何政治条件的援助和合作，都使这些国家对中国具有天然的亲切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无疑也就会激起发展中国家情感上的共鸣，实践中的学习。主要的借鉴价值有：从本国实际出发，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离不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是一种开放的、引领时代的道路，是世界发展道路的直接继续，是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以自身的发展以及促进世界文明的发展对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经济发展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发展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贡献。同时，中国也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作出了直接的贡献。和平发展道路为人类发展开辟了一新路，其崇高目标是构建“和谐世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利促进世界和谐。
孙玮霞[2]2007年在《论新科技革命与当代社会主义的发展》文中认为科技革命与社会主义有内在的逻辑关系。近代以来科技的每一次重大革命都强有力地推动着社会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的每一次飞跃也都为科技革命的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天地。第一次科技革命推动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第二次科技革命促使社会主义制度在俄国诞生、发展;第叁次科技革命促使社会主义经历了从发展到被迫改革的曲折过程。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目前尚处于蓬勃发展阶段的新科技革命,更是以其全方位、加速度等特点,对社会主义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新科技革命冲击了高度集权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导致社会主义制度在苏东地区的失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抓住新科技革命的历史性机遇,社会主义在改革中新生。本文试图以科技革命和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关系为主线,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方法分析、探求新科技革命条件下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终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起的深层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对新科技革命条件下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作出分析预测。本文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阐明科技革命与社会主义叁次历史性飞跃的内在逻辑关系,指出科技革命是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强劲动力。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社会主义经历了产生、发展的过程,但由于僵化的体制逐渐不能适应科技革命的要求,导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第二部分对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新科技革命进行概述。新科技革命的产生,是由特定历史时期的科学理论、生产和实验技术及社会环境共同决定的。新科技革命具有全方位、广泛性、一体化、加速性和智能化的特征。新科技革命通过对生产力诸要素的品质及其结构的革命性变革,空前的优化了劳动的整体状况。这种优化必然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调整产业结构,引发产业革命,最终引发社会变革。第叁部分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在新科技革命条件下走向终结的原因。传统社会主义模式长期实行的僵化体制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新科技革命的发展有内在的矛盾。苏联东欧等国家未能进行正确的改革以解决这些矛盾,没有把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发展建立在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的基础上,也就没有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结果最终走向失败,使社会主义遭遇最严重的挫折。第四部分从现实的角度分析新科技革命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新成就的原因。阐述我国对科学技术和新科技革命的态度,全面分析“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和“科教兴国”战略的内涵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深远影响。正是在对科学技术和新科技革命有了正确认识的基础上,中国抓住世界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的时代机遇,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改革,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探索出适应新科技革命要求的社会主义新模式,开创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把科学社会主义推进到一个崭新阶段,预示着世界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第五部分阐明新科技革命条件下社会主义发展的新趋势。20世纪70年代之后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和世界多极化的进程,给人类社会带来深远影响。虽然在20世纪两种社会制度的较量中资本主义暂时处于优势,但这并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大方向,新科技革命的发展为资本主义的消亡准备了条件,推动着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演变。新科技革命条件下社会主义挑战与机遇并存,但总的说来机遇大于挑战,未来社会主义发展的命运在于同科学技术的紧密结合。
刘斌[3]2004年在《新科技革命与国际政治》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科技革命日新月异地进步，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对国际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有力地推动着国际社会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发展，同时新科技革命发展造成的一些全球性问题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以和平和发展为时代主题的当今社会，如何利用新科技革命来解决全球性问题，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促进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与进步，成为当前全人类面临的重大课题。 本论文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方法，着重研究了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对当代国际政治的影响。由于新科技革命以信息技术为核心，因此较多地研究了信息技术等高新科技对国际政治一些重要领域如国家实力、国家主权、国家安全、国家利益、以及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同时还研究了新科技革命对当代国际关系的状态如国家间的竞争与合作、战争与和平以及国际格局的影响，并且提出了依靠新科技革命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更由于现阶段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代，中国共产党正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活动，因此本论文在总结出了新科技革命对国际政治的影响的科学规律之后，落脚点最后回到了当代中国的战略问题上。中华民族应该吸取在前叁次科技革命中错失腾飞机会的教训，学习和掌握科学技术对大国兴衰作用的规律，紧紧抓住新科技革命给中国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机遇，制定和实践适合中国国情和当代世界发展要求的国际战略，依靠现代科学技术进步加快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国际舞台上与世界各主要力量展开全方位的竞争与合作，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最终使中国成为21世纪有影响的世界大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文章最后认真分析了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对当代中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提出了有关中国新世纪国际战略的若干对策建议。 全文共分八个部分，由导论和正文七章组成。导论主要介绍了本论文选题的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其评述，本论文的研究思路和内容框架以及研究方法和有关问题的说明。第一章主要研究了当代新科技革命的内容、特点、趋势和影响，研究了新科技革命对当代国际社会发展趋势(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的推动作用以及对当代国际政治理论的影响和变化。第二章主要研究了科学技术在现代综合国力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科学技术在现代国力当中具有先导性的作用。研究了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对国家硬实力各要素(经济、军事、人口、领土和资源等因素)和软实力各要素(思想文化的发展、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国民士气、政府效能等因素)产生的不同影响，并且阐述了在信息社会中软实力愈来愈成为综合国力中重要的因素，信息成为一种重要的国力资源的观点。第叁章主要研究了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对现代国家主权、安全和利益以及外交政策带来的影响和挑战。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国家主权，给现代国家安全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同时也使国家利益的范围无限扩大和更加复杂，使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社会中获取的利益的差距扩大，加剧了国际社会的不平等性。第四章主要研究了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对当代国际竞争与合作的影响和作用，一方面，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加剧了国际竞争，另一方面，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又促进了国际合作，并使国际竞争与合作相互转换，相互促进，最后指出高科技的竞争与合作已经成为当代国际社会竞争与合作的主要内容，并且推动了国际社会全方位的竞争与合作。第五章主要研究了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对现代战争(战争理论、作战方式和特点)的影响，新科技革命对当代世界和平的正面以及负面的影响。指出在新科技革命发展的推动下，高技术武器的出现使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成为现代国际间战争的主要形式，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具有全天候、高速度、大纵深的特点，信息战将是未来战争的主要方式。新科技革命的发展既促进了世界和平的发展，也给世界和平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指出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仍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形势的基本态势。第六章主要研究了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对国际格局演变的推动作用，分析了新科技革命对现代国际关系的影响，阐述了单极化与多极化的激烈斗争是当前国际形势和国际斗争的主要特点，最后提出了依靠新科技革命的进步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第七章认真分析和研究了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对当代中国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提出了中国在新世纪的发展和国际战略的若干对策，指出我们应该依靠新科技革命从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和对外交往等五个方面积极采取措施，努力实现中华民族在新世纪的伟大复兴。
孙翠菊[4]2008年在《论我国的科教兴国战略》文中指出近代以来,随着科技革命的兴起、扩展与不断深入,科学技术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人民生活以及综合国力等各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还在不断的扩大与深入。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叁步走的宏伟目标,在邓小平同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科教兴国思想的指导下,党中央、国务院科学分析和总结世界近代以来特别是当代经济、社会、科技发展的趋势和经验,依据我国国情,在20世纪90年代确立了“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以来,我国经济与社会迅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明显缩小,这些都证明了“科教兴国”战略的正确性与有效性。本文尝试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形成、演变过程以及科教兴国战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系统研究。第一部分,科教兴国战略形成的背景。为迎接新技术革命与知识经济的挑战,世界各国纷纷制定了相应的科教兴国战略,如通过发展科技与教育全力构建国家创新体系、通过加大教育科研投入大力扶持知识产业、通过创建高科技工业“园区”实现科研与生产的“联姻”、通过建立风险投资机制促进高科技产业化、通过鼓励企业参与科研创新实现科研与企业的“双赢”等措施。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必须站在国家安全、民族富强的战略高度,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依据国情,寻找基点,准确定位,大力发展知识经济所依赖的科学技术与教育,坚定不移地选择科教兴国之路。第二部分,科教兴国战略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叁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立足于不同时期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提出了各有特色而又相互联系的关于科学技术与教育发展的观点与理论,如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实现四个现代化,教育是基础”,江泽民同志提出的“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教育是立国之本”、“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走自主创新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等。这些观点与理论为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酝酿、确立与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第叁部分,科教兴国战略的成就与不足。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科学技术在工农业以及社会发展方面的经济功能大为增强,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化进展突出,基础性研究发展迅速,初步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科技发展规律的科技体制,教育在体制改革、义务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方面飞速发展,其优先发展的地位得到切实体现。同时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也存在着一些障碍,如科技与教育的竞争力低、科学技术产出少、科技对经济的贡献率偏低、科技“第一生产力”的功能体现不充分、科技与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农村教育落后等方面的问题。第四部分,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在21世纪中叶实现我国的现代化目标,我们必须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推进科教兴国战略,如通过科技体制的进一步改革使企业成为科技创新主体、树立科学人才观加强科技队伍建设、藉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契机加速农村科技教育发展等,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在实践中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
刘志业[5]2010年在《科学技术革命与当代社会主义发展》文中指出本文是关于科学技术革命与当代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发展之间关系问题的理论研究。在研究中采取了多学科合作的研究方法,内容涉及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科学技术哲学、技术与产业革命史等多个领域,因此,该课题研究是一项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该项研究的目的,在于试图解答近年来一直困扰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几个重大理论问题,回应对社会主义理论提出的一系列质疑,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在促进科学技术进步以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的内在局限性和社会主义所具有的价值与制度优势。在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进程中,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科学性的怀疑就从没有终止过。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立以来的历史发展看,对这个理论的质疑多数集中在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科学性上。二战以后,随着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的兴起,生产的自动化程度日益提高,直接劳动在物质产品生产过程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少,许多人对于活劳动是否还是商品价值的唯一创造者产生了怀疑,提出自动化机器是否也是价值的创造者。近年来,随着知识经济的迅速崛起,知识成为财富最重要的来源,这种质疑又进一步转化为科学技术是否创造价值,知识是否已经成为价值创造的另一个主体。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挑战还来自于资本主义战后的迅速发展。按照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随着技术在生产上的广泛应用,资本的有机构成逐步提高,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将日益明显,这将造成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经济的衰退和失业大军的出现,这为资本主义的最终消亡敲响了丧钟。可是现实的发展是,资本主义在战后不仅没有衰败,反而获得了快速的发展,不仅经济危机的破坏性效果大大减小,经济波动的幅度也不断下降,生产出现了高速的增长。与此同时,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在历经辉煌后其弊端逐步显现,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最终走向了衰亡。这不禁让人们反思,资本主义真的会走向灭亡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到底表现在哪里?在两种制度的竞争中,谁将是最后的胜利者?本文研究的内容就是主要围绕上述两个问题展开,即,一是通过对劳动概念的扩展和对新技术革命条件下价值创造过程的分析、论证,捍卫劳动价值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科学性；一是通过分析科学技术进步对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影响,揭示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局限性,以及社会主义在促进科学技术进步上的制度优势。通过这种建立在严格的逻辑基础上的分析论证,预言了在新的科学技术革命不断深化的发展背景下,社会主义将在吸取人类文明发展成果基础上,通过建立市场机制配置经济和科学技术资源,充分发挥自身的价值与制度优势,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获得胜利。文章首先从分析科学、技术、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开始,对它们的本质内涵作了比较详尽的阐释,认为科学和技术之间存在很大的不同。本文认为,科学的基本含义是对自然界规律的认识活动,而技术则是这种认识成果的运用,我们今天把两者连在一起合称的科学技术革命,不过是说明了在现代科学与技术发展的条件下两者之间相互依存的紧密关系。这种立足二者内涵不同上的划分,是解开我们在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条件下对劳动价值论认识迷雾的一把钥匙。通过分析论证,本文认为,科学与技术遵循不同的发展规律,也是影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不同制度最终命运的最为重要的因素。根据科学和技术涵义上的不同,本文认为,完整意义上的科学革命历史上只发生了两次,第一次科学革命导致了牛顿力学为标志的经典科学体系的建立；第二次科学革命是指上世纪初发生的以量子力学为代表的现代物理学以及现代化学、生物学等的科学体系的形成。从关键性的技术创新将会导致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的视角来看,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的本质含义是一样的,这样的革命在历史上已经发生了四次。第一次的蒸汽机技术革命,科学还没有以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规模和深度参与到技术革命之中,从第二次电力技术革命开始,科学才开始在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中发挥其关键性作用。后来的这几次科学技术革命,不仅改变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也对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认为,现代科学发展呈现出的社会建制特点,是决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制竞争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科学尚未呈现出今天的面貌,它主要是少数人的业余和兴趣活动,科学也尚未成为一种象今天这样规模的专门社会建制,它基本上是游离于社会的正规组织机构之外的。生产中的技术改进,虽然能给资本带来丰厚的利润,但很少是科学理论研究成果在生产中应用的结果。在大机器工业生产的前期,即使科学的应用在生产上开始显现其巨大威力,在马克思看来,科学也不过是不费分文的生产力,因为科学的成果不过是历史发展给予的馈赠。然而在今天,当科学技术革命深刻影响到生产、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时,科学也早已经成为一项庞大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建制,是一项花费很高、有众多人参与的巨大工程。科学已经不是不费分文的生产力了,它已经从潜在的、理论形态的生产力,变为与技术结合后的“第一生产力”了。资本主义若想继续不费分文地利用科学研究的成果来推进生产技术的改进以获取超额利润,就只能使科学发展停滞下来。而这样的结果就使技术创新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经济的持续增长也就失去了动力。上述观点,是本研究获得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成果。由科学技术革命推动的技术创新是本文的核心概念之一。文章通过对技术创新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发展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特点的比较、分析,揭示了在新技术革命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面临的新危机和社会主义发展面临的新机遇。本文得出了如下的研究结论：技术创新在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工艺技术的创新,一是产品创新。前者追求的目标是最大限度的提高劳动生产率,后者则推动了新产业部门的出现,扩大了社会分工。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孜孜追求,使资本主义生产走向了高度的自动化,福特制的形成就是这种追求达到最高阶段的表现。以物质产品的大规模生产为特征的工业资本主义阶段宣告结束的标志,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福特制的最终衰亡。在这个阶段之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表现符合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式,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系列分析,完全适合这个阶段的资本主义发展规律。资本主义发展出现的新特征,是与新的科学技术革命造成的技术创新特别是产品创新联系在一起的。由于自动化的发展,更由于新的产业部门的大量涌现,资本主义生产呈现出了新的体制特征,这就是大量制造业的国际转移和第叁产业的迅猛发展,其后果之一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牢牢占据了技术创新的垄断地位和服务业在这些国家经济增长中日益成为龙头。本文认为,生产的高度自动化和产业结构调整不断向服务业倾斜,使就业人口和社会产值的分布在不同产业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个阶段,马克思预言的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在自动化程度高的重工业、高技术产业与直接劳动占主体的服务业之间发挥了作用。为了获利,资本在不同产业间流动,也使得利润在不同的产业间平均。直接劳动投入较高的服务业和直接劳动投入较少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之间的利润流动,造成了机器可以创造商品价值的假象,机器能否创造价值在新的生产条件下再次成为理论争论的焦点,也成为很多人攻击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新条件下失去解释力的借口和理由。本文的研究结论是,上述因生产的高度自动化和产业结构调整不断向服务业倾斜,造成机器似乎创造价值的假象是站不住脚的,它们也构不成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也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质性的威胁,更不可能完全动摇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这些问题是可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以及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前提下,在本文的理论框架内得以解决。这是本研究取得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成果。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兴衰变化,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对于传统模式的兴衰变化的分析总结,可以为当代社会主义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本文认为,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是对工业资本主义阶段社会生产发展特点的回应。传统模式所走的现代化道路,是一条过分依靠资源投入、专注劳动生产率提高、模仿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模式的所谓“模仿工业化”①道路。这个模式对技术的创新和科学的发展,缺乏激励,甚至有阻滞作用。因此,在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中,虽然计划经济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传统模式也有过重要的贡献,但是,当科学技术革命导致的社会生产方式发生重大变化时,它就无法适应这种转变最终衰亡了。本文认为,虽然苏联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失败的原因有很多,许多专家也从不同方面给予了揭示,但是归根结底,建立在回应大机器工业生产基础上的“模仿工业化”道路,对于新的科技革命条件下生产发展的根本性转换“水土不服”,是其最终衰亡的根本原因。本文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历史的基础上,认为随着科学技术革命的不断深化,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有了新的表现,这主要体现在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与当代科学发展的不相容上。具体来说,科学发展与技术发展具有不同的机制,一般而言,科学基础理论研究主要靠非赢利的专门机构和研究型大学开展,而技术创新的主体主要是企业。显然,大力发展高等教育,提高人力资源的素质,加强基础科学理论研究,已经成为社会制度竞争的关键所在。在大科学时代,科学研究已经成为一项规模庞大耗资甚巨的社会工程,而建立在个人主义价值观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制度结构,只注重经济利益的回报,排斥对科学等基础公共事业的投资。由于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和价值观念是与科学事业的发展难以协调的,这就使得资本主义无法避免科学发展的停滞状态。当科学的发展出现停滞时,技术创新由于缺乏科学理论的支撑,最终也会失去动力。在知识经济时代,技术创新的停滞,最终就使资本主义生产走向停滞。虽然由于历史发展的原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目前比后发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科学研究方面具有先发优势,但是从长远的发展趋势看,这种停滞是不可避免的。与此相对应,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决定了社会整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社会对促进科学文化事业发展有根本的制度保证,从而保证了科学与技术的进步,使社会主义事业有强劲的发展潜力,并将在与资本主义长期的竞争中最终取得胜利。本文还通过对国际产业转移的规律分析,认为制造业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衰落是社会生产方式变迁的必然结果。国际产业分工体系的不合理,一方面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获得了大量垄断利润,同时损害了产业结构的合理发展,使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出现空心化,这也是当前发源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全球性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根源。这些结论,也是本研究获得的重要理论成果之一。论文通过对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不同之处的分析,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在借鉴传统模式兴衰变化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吸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运用市场推动技术创新的成功经验,充分利用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将市场与国家的宏观调控紧密结合起来,积极推动基础科学研究,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公共科学教育事业,促进基础科学研究和企业技术创新的协调发展。本文认为,建立在相对落后的经济、文化、科学和教育基础上的现实社会主义,虽然尚处于社会主义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初级阶段,其自身也还具有很多的不足,但是现实社会主义具有制度、技术和产业上的后发优势,社会主义可以借助这些后发优势,取得比资本主义更快、更好的发展。作为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失败的对照,论文还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的成功转型为样本,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的基本经验,指出了科学技术进步和广泛的技术创新,在中国迅速崛起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以此为本研究作了事实的注解。本文认为,该研究所获得的理论成果,初步回答了对当代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几个重要理论问题的质疑,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础上所作的理论创新的初步尝试。
郭智[6]2015年在《浅论科学技术革命与当代社会主义发展》文中提出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巨大的影响,科技革命解放了生产力,并导致社会主义选择市场经济体制。而社会主义为科技革命提供了较为巨大制度优势保障,反过来科技革命也促进了社会主义向前发展,促使社会主义深化未来发展目标,深化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内涵、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及推动个性化的发展需求;同时,国家的科技实力水平影响一个国家在世界领域体系中的话语权,直接影响着国家之间的关系,推动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如,建立新型两制关系、超越传统大国关系以及促进经济全球化。
李正兴[7]2013年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实现过程研究》文中认为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强调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首次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命题。马克思主义“叁化”分别具有不同的内涵和意义，同时又构成具有内在统一性的有机整体。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有较深入的研究，但对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研究则显得相对薄弱。加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独立研究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实现过程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该课题立足于把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作为一个系统要素相互作用的不断向前推进的发展过程，旨在深入分析这一过程的主要构成、内在机制、发展路径和价值指向，从而更好地把握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客观规律。这既有助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理论研究，从而丰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内容；也可以为落实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战略任务提供理论依据，从而使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实践活动更加自觉、主动和有效。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指马克思主义与时代条件相结合的过程和结果。它包括“马克思主义化时代”和“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两个不可分割的基本方面：一方面，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时代条件、解答时代课题、指导时代实践，从而引领和推动时代发展。另一方面，要使马克思主义适应时代需要、汲取时代营养、反映时代精神，从而创新和发展理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本质是与时俱进，核心是保持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关键是创造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党的叁代领导集体都十分重视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许多带指导性的思想理论观点，做出了许多重要论述。这些思想理论是我们正确认识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发展着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自从诞生以来就开始了时代化的发展历程，至今已有160多年。这一历史进程可以大致划分为叁个阶段，其中经历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列宁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标志性的时代化成果。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做出了重大贡献。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发展历程启示我们：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发展的重大课题，我们需要始终结合发展变化着的时代条件，在既坚持又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这对于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发展，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系统过程。这一过程包括四个基本要素：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主体，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理论客体”，时代条件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条件客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载体。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过程包含四个主要环节：坚持理论指导、把握时代条件是准备环节，顺应时代变化、回应时代课题是开端环节，汲取时代精华、总结实践经验是关键环节，推进理论创新、引领实践发展是归宿环节。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过程，是科学追求和价值追求相结合的过程，是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同发展的过程，也是连续发展与周期发展相统一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发展是由基本要素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决定的。从它的实现前提来看，科学把握时代条件是认识前提，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是思想基础，既坚持又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根本态度。从它的发展动力来看，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内在动力，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是外在动力，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直接动力。从它的成果表达来看，要抓住“实现科学发展”这个主题，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课题，围绕“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核心问题”，不断生成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成果；这种成果体现在理论工作者研究中的创新成果、党的领袖着作中的理论创新、党的历史文献中的理论创造等叁个方面；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成果在表达上要体现内容具体化、形式多样化、语言通俗化的要求。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由多条路径共同推进的系统工程。我们要以深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为起点，着眼于重大时代问题的理论思考，最终在深化“叁大规律”认识过程中推进理论创新，这是马克思主义实现时代化的理论路径。我们要以应对和解决重大实践课题为起点，通过总结实践经验升华理论成果，最终在指导实践并接受实践检验中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实现时代化的实践路径。我们要立足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努力吸收一切人类文明的最新成果，最终在学习批判借鉴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这是马克思主义实现时代化的文化路径。只有不同的路径相互结合，共同作用，形成合力，才能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要按照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要求全面把握其价值指向。首先，以人为本的核心立场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根本价值指向，那就是要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价值指引，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价值标准，以群众的民生所需为现实价值取向。其次，中国共产党的价值需要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主体价值指向，那就是要以发展党的指导思想为直接价值目标，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间接价值目标，以实现党的历史使命为根本价值目标。最后，改造世界的实践使命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实践价值指向，从中国发展的实践视角来看就是要引领中国高举伟大旗帜、拓展全球视野、融入世界潮流，从世界发展的实践视角来看就是要引领世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顺应人类历史发展趋势，推进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只有坚持正确的价值指向，才能彰显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真正意义。
鄢显俊[8]2010年在《信息垄断：信息技术革命视阈里的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信息技术革命是当代最重要的科技-产业革命,它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的美国并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改造着人类社会。就技术和社会互动的角度观察,在美国特定历史时期发生的信息技术革命是一个复杂的、与社会相互作用中展开的过程,美国社会为信息技术革命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经由信息技术革命“重塑”的当代资本主义被称为信息资本主义,在其形成过程中诞生了信息垄断,它指独占信息核心技术的信息产业垄断资本、凭借其市场权力,滥用知识产权以攫取高额利润而实施的一种垄断,是当今资本主义微观经济领域最值得关注的现象,对资本主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它鞭辟入里的解剖将为科学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提供一扇独特的“视窗”。信息垄断起源于信息经济形成和信息产业勃兴的20世纪80年代,成熟于90年代。信息垄断的实质是对知识的垄断,其表现形式是垄断IT核心技术。信息垄断的发展史也就是全球计算机软件巨头微软公司和CPU芯片巨头英特尔公司的发家史,其产业代表是英特尔公司和微软公司结成的Wintel联盟。而值得警惕的“另类信息垄断”所造成的影响逐渐引起国际社会普遍担心：它有可能成为信息时代美国控制互联网“话语权”的重要手段。“信息垄断生态环境模型”揭示了信息垄断赖以生存的特殊生态环境,它由信息垄断的产业环境、产品基础和法律环境叁大要素构成。信息垄断厂商熟练地运用法律策略和无所不用其极的商业策略打压竞争并侵害消费者。为此,它遭遇了美欧日韩各国频频发起的反垄断调查和诉讼。信息垄断在发展过程中孕育了对抗自己的“内生反对力量”。这就是“自由软件”运动以及由此引发的“开源软件”运动。前者坚决反对微软代表的资本主义“私有软件”制度,堪称“信息资本主义时代‘赛博空间’里空想社会主义。后者试图探索一条“自由软件”商业化运作的道路,而且获得成功,这是理想妥协于现实的必然结果。信息垄断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入信息时代的特殊体现。任由信息垄断泛滥将对经济公正乃至社会公正产生重大危害。而且,作为一种超经济的、强大的“战略武器”,信息垄断还能够被广泛运用于国家利益之争、。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除了信息垄断这一微观层面的经济现象外,还表现在中观和宏观的其他所有领域,在信息技术范式的“重塑”下,信息资本主义的种种新变化表现为“创造性破坏”的多维、量化展示。除此,“数字鸿沟”代表了当代资本主义新型的两极分化。探讨国家间“数字鸿沟”的测度方法和量化表现,将更有助于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内在规律以及所蕴藏的危机。信息资本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是信息时代最复杂的“两制”关系,其特征可用：“共时态并存中的相互借鉴与纠结发展”来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信息资本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发生紧密联系和互动,这种复杂关系的演进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中必然性和偶然性关系的原理。促使这种错综复杂关系产生的最重要因素就是——日愈全球化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动能所致,这是马克思早年所指的“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与传统资本主义相比,当代资本主义的确发生了诸多引人注目的新变化。但资本主义的本质依旧。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两大本质特征仍旧如故,第一,它生产的产品是商品,即商品生产无所不在；第二,社会生产的出发点和归宿是榨取剩余价值。综合马克思“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解读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必须看到,“两个必然”揭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趋势,而“两个决不会”则强调了不同社会生产方式更替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总之,当代资本主义仍然有长足的发展空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是：以变化的眼光看待变化本身。信息技术革命开启了人类经济和社会的信息化变迁历程。运用ORBICOM提供的测量方法,通过多维度量化考察中国特色的信息化进程,比较它与信息资本主义的差距及中国的追赶特点。可以看到,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开创的中国特色的信息化道路是人类社会信息化进程中超常规发展的典范,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为应对以信息技术革命为典型代表的当代新科技革命的挑战,中国的国策是：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
戎梅[9]2008年在《试析应对新科技革命的社会主义体制变革》文中指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电子计算机和生物科技为标志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汹汹而来。这次科技革命和上几次科技革命一样,它无可逆转地改变着整个社会的面貌。第四次科技革命给社会主义发展带来巨大的机遇,与之同时,它也给社会主义国家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往往脱胎于贫穷落后半殖民半封建的国家母体,民主制度建设不足,经济、政治管理、科技教育体制趋于落后。当前只有对现有社会主义体制进行不断改革,才能够应对新科技革命的挑战,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够得到跨越性发展。体制改革是关系当今社会主义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进行切实有效整体配套的社会主义体制变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初步研究了第四次科技革命的种种特点,从而分析应对这种科技革命所必须的经济、政治管理、科研教育的体制变革。全文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叙述新科技革命给我们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在这个部分,笔者着重分析了第四次科技革命的特点,给我们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的两方面影响。第二部分总结了新科技革命对体制的要求。第叁部分分析了现实情况下,应对新科技革命现有的社会主义体制依然存在的体制弊端。第四部分,对当前进行体制变革的环境和可行性进行了分析,同时进行了路径分析,对具体体制变革的举措进行了设想,在经济体制,政治管理体制,科研教育体制方面都进行了一些分门别类的阐述。本文以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为基本关注点,从宏观的角度分析社会主义国家应对第四次科技革命所需的体制变革举措。在以往的研究中,对本国应对新科技革命的政策研究较为普遍,而将新科技革命与整个社会主义体制变革结合联系在一起的进行整体配套体制变革的研究未见专述。这是本文的一点创新之处。
徐艳玲[10]2006年在《一项科教兴国领域研究的实证性和创新性成果——《新科技革命与当代中国的科教兴国战略》评介》文中指出自1995年党中央提出科教兴国战略以来,“科教兴国”一词就成为当下流行的语汇之一,对科教兴国战略的研究也呈方兴未艾之势。但从总体上说,大多拘囿于对“科教兴国”的意义解读、内容介绍、政策诠释、措施要求等宣传性层面上,实证性和创新性研究专着相对较少,这种状况
参考文献：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特征研究[D]. 曹胜. 山东师范大学. 2013
[2]. 论新科技革命与当代社会主义的发展[D]. 孙玮霞. 山东师范大学. 2007
[3]. 新科技革命与国际政治[D]. 刘斌. 中共中央党校. 2004
[4]. 论我国的科教兴国战略[D]. 孙翠菊. 山东师范大学. 2008
[5]. 科学技术革命与当代社会主义发展[D]. 刘志业. 山东大学. 2010
[6]. 浅论科学技术革命与当代社会主义发展[J]. 郭智. 科技资讯. 2015
[7].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实现过程研究[D]. 李正兴. 江西师范大学. 2013
[8]. 信息垄断：信息技术革命视阈里的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D]. 鄢显俊. 云南大学. 2010
[9]. 试析应对新科技革命的社会主义体制变革[D]. 戎梅. 中共中央党校. 2008
[10]. 一项科教兴国领域研究的实证性和创新性成果——《新科技革命与当代中国的科教兴国战略》评介[J]. 徐艳玲. 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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