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日中立条约》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中论文,抗日战争论文,条约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五十多年来，《苏日中立条约》（以下简称“条约”）一直是国际史学界争论的热点。在我国，关于“条约”的研究，长期是个禁区，专门研究它的文章一直较少。《苏日中立条约》究竟是怎样一个条约？它的签订对苏日两国各自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它对远东及西南太平洋地区的国际关系特别是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本文拟就这些重要而又严肃的问题作粗略的探讨。
（一）
“条约”是苏日两国对抗与妥协的产物。苏日两国原有日俄战争的宿怨，又有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矛盾是尖锐的，对抗是必然的。但是，随着国际形势的日趋恶化，两国寻求缓和和妥协的倾向也日益明显和增长。日本法西斯自1931年入侵我国东北，1937年7月又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后，它在中国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愈陷愈深。在发动侵略战争的过程中，日本也面临着政治、经济方面的一系列困难和危机。为了摆脱危机，日本同德、意法西斯在1940年9月签订了三国同盟条约，日本期望通过参加三国同盟条约进一步加快侵略步伐，具体地说就是想通过加强同德、意的合作，来打破美英向日本施加压力的企图。同时，通过1938年和1939年的张鼓峰事件和诺门坎事件的冲突，日本也认识到北攻苏联的时机并不成熟，唯“南进”政策才是下一步可行的侵略步骤，因此，为顺利实现其侵略计划，解除苏联这一后顾之忧，日本也想调整日苏关系，缓和日苏矛盾。1941年初日本外相松冈访苏、德、意等国，作为访欧的计划，松冈外相向陆海军提出了《对德意苏谈判方案纲要》，其中第二条款关于“调整日苏邦交的条件：第一，通过德国调停，促使苏联出卖库页岛北半部。第二，帝国承认苏联在新疆外蒙的地位，苏联承认帝国在华北、蒙疆的地位。第三，使苏联放弃援蒋活动。第四在满、苏、蒙之间迅速成立勘定国境与处理纠纷委员会”等等。①很明显松冈之行的目的就是谋求缔结一项日苏互不侵犯条约，并使苏联承认日本在满洲、华北、蒙疆的地位，日本承认苏联在新疆、外蒙的地位。从苏联方面看，为应付日益明显的西线德国的威胁，其也急欲在东方与日本谋求妥协。在1939年3月的联共（布）十八大上，苏联政府就制定了对外政策总路线，即保障苏联安全和阻止战争地区扩大，“同一切国家联系，避免卷入冲突。”“苏联政府考虑到日本军国主义者可能甚至肯定会背信弃义，但是认为有一个互不侵犯条约总比没有强，所以继续进行谈判。”②很明显，苏联政府谋求苏日妥协的目的即为尽一切可能保障苏联远东部分的安全和扩大其在新疆和外蒙的影响，同时转移日本的侵略矛头，把祸水南移，以避免万一苏德战争爆发而陷于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
1941年4月13日苏日签订了中立条约，其内容是：第一条，两缔约国约定维护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互相尊重缔约国另一方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第二条，当缔约国一方成为一国或两国以上的第三国军事行动对象时，缔约国另一方须在该纠纷的整个过程中保持中立。第三条，本条约自两缔约国完成其批准之日起生效，有效期间为五年。如两缔约国任何一方在期满前一年未通知废除本条约时，则应视为本条约自动延长五年。第四条，本条约应尽速批准，批准书应争取早日在东京互换。苏日两国政府在签订本条约时都发表了声明，明确表示，日本须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即外蒙古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苏联须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③
“条约”签订后，斯大林亲自到车站为日本外相松冈送行。日本政府对“条约”感到“很高兴”，并十万火急地取得天皇的批准，“因为这一条约缓和了陆军长期以来想与俄国作战的冲动，带来了使蒋介石屈服的希望，并使南进的道路更安全些。或许甚至美国政府也会变得比较宽和一些。”④就是说，“条约”充分体现了苏日两国的意愿。
（二）
“条约”的签订，是对中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的严重侵犯，它在政治上是对中国抗战的打击，同时，它也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损害了社会主义苏联的光辉形象。
“条约”签订后，苏日两国政府均正式发表声明表示，苏联承认伪“满洲国”的独立和不可侵犯，日本则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众所周知，所谓的“满洲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在当时均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为世所公认。在苏日声明发表前，世界上还没有任何国家承认外蒙古的独立；除“轴心国”外，也还没有一个国家公开承认伪满洲国的合法地位。苏日两国对“满洲国”和“外蒙古”的相互承认，无疑是对中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的露骨侵犯。为了正确分析日苏中立条约及其对中国抗日战争带来的影响，我们认为有必要对“外蒙古”和伪“满洲国”这两个历史问题作一个简要的论述。
外蒙古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的一部分。长期以来，沙皇俄国想方设法妄图把它从中国的版图上分离出去，但均未成功。十月革命以后苏俄政府多次发表对华宣言，表示要把老沙皇割去的领土无条件地毫无保留地还给中国。1924年中苏两国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苏联政府明确表示“承认外蒙古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该领土的中国之主权。”⑤但是，苏联政府在对华政策上没有将其正确外交方针持续贯彻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对华政策上的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倾向不断显露出来。1919年6月苏维埃政府公开干涉中国内政，竟以蒙古人的救世主、太上皇自居，发表“告蒙古人民书”，说什么“蒙古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任何外国都无权干涉蒙古内政。”⑥事实恰恰相反，蒙古是中国的领土，蒙古的事情应由中国人内部自己解决，正是苏俄政府贼喊捉贼干涉了中国的内政。后来，越走越远，以至苏俄正式承认外蒙古为独立的国家。到1941年，《苏日中立条约》签订，这是苏联第一次用国际条约的形式来承认它侵占外蒙古的合法性。1945年，斯大林与美、英首脑秘密签订“雅尔塔协议”，苏方更是提出对日出兵“第一个条件就是外蒙古的现状必须予以维持。”⑦对此斯大林曾直接了当地对罗斯福说：“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得到满足，他和莫洛托夫就难以向苏联人民解释，为什么俄国要参加对日本作战。……如果这些政治条件能得到满足，人民就会理解这是涉及到国家的利益，而非常容易将这项决定向最高苏维埃解释。”⑧这说明苏联出兵东北，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本国的民族利益，同时要当时的国际社会承认苏联分离外蒙古的既成事实，苏联要各大国承认它攫取的赃物作为对日作战的筹码，其手段是何等卑鄙。“雅尔塔协议”的签订，使外蒙古独立问题走向国际化。在美英等国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吞下“雅尔塔协议”中有关侵犯中国主权内容的苦果。
由此可见，1941年《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无疑大大加速了外蒙古独立化的历史进程，“条约”的签订，可以说是外蒙古作为实质上的一个独立国家在苏联的扶植和庇护下走向国际政治舞台的第一步。
至于伪“满洲国”问题，大家要清楚它完全由日本帝国主义一手扶植的傀儡政府。“满洲国”即我国东北地区，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19世纪以来俄日两国均妄想独霸东北地区，日俄战争俄国被打败后，日本更加加快它的侵略步伐，扶植被中国人民唾弃的末代皇帝为所谓伪满洲国皇帝，以掩饰其侵略的野心。当时世界上除德意法西斯外，美英等国都未承认“满洲国”的合法性，甚至连汪伪政权都不敢承认“满洲国”不是中国领土。但苏联为了自身的安全考虑，竟不惜拿中国领土主权与法西斯日本做交易，这实在是相当过份的。
“条约”的签订，在中国各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重庆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于4月14日发表声明，强调指出东北四省及外蒙为中国之领土，对于第三国间所为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之任何条约，决不能承认。并郑重声明，“苏日两国公布之共同宣言，对于中国绝对无效。”⑨据美国路透社报道，中国政府经各领袖开会商议后，已致电莫斯科，要求对于苏日协议之若干点作出解释；并称：“华方一般人士对于苏联之提及满洲国，皆表不满。盖认苏联宣言尊重满洲之领土及不可侵犯性，是不啻予以承认也。”⑩国民政府对于苏联宣言的上述反映，是不能以其意识形态的反苏反共立场来解释的，而应该如实地承认它表达了捍卫民族利益的正义立场，同时也反映出它对于苏联所持立场的忧虑。
中国共产党同苏联一直保持着同志式的友好关系，在国际事务中总是尽量协调立场，维护苏联的威信。这次对于“条约”虽未作全面的批评，但是，对于苏联在“条约”中所持民族利己主义和强权政治立场，则进行了委婉而严肃的批评，重申了中国人民坚持抗战到底的坚强决心。4月16日，中共对“条约”发表意见，特别强调了对于东北的主权：“说到东北四省的收复，原是我们自己的事，……我们必须收复全国一切失地，必须打到鸭绿江边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这是中国全民族的神圣事业，社会主义的苏联也必是赞助我们这种事业的。”(11)“意见”中使用了“社会主义苏联”的概念，很明显，这是对苏联此举的批评和希望。
总之，“条约”的签订表明，苏联在对华政策上出现了重大倒退，使中苏关系出现裂痕，这是十分令人遗憾的事。本来1940－1941年中国抗战 形势就已经非常严峻，国内有皖南事变的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濒于破裂；国际上美英等国还在策划远东慕尼黑阴谋。这时，一直以朋友身份支援中国抗日的苏联一夜之间突然与中国人民的死敌日本达成妥协，而这种妥协，又是以牺牲中国利益为基础。很自然，一种被欺骗，被朋友出卖的感觉倾刻间笼罩在全中国人民的心头。在此后，中苏关系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倒退，而这种倒退，苏联方面无疑要负完全责任。
（三）
“条约”的签订解除了日本法西斯对北方苏联的忧虑，助长了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气焰，使日本帝国主义调整了侵略方针，放手南进。对中国抗战来说，它更是使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增加了中国抗战的压力，成为中国人民进入抗战最困难时期的重要国际因素之一。
日本在制定争霸世界的反革命全球战略时，一向把战略重点放在亚洲，把美英看作它的主要争霸对手。早在1927年6月日本召开了东方会议，田中在会后给天皇的秘密奏折中提出了“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侵略政策。(12)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日本在入侵中国之后，军界开始有了“北进”与“南进”的争论。“北进”即为武装进攻宿敌苏联，“南进”则是向西南太平洋地区扩张。1938年7月和1939年7月，日本两次挑起试探性武装进攻苏联的张鼓峰和诺门坎事件，但均遭失败。由此，日本军界认识到北攻苏联获胜的希望渺茫。这样，“北守南进”论开始在军界占主导地位。同时，为了维护和扩大其侵略战争，日本也急需补充大量的战略能源和物资，而这些战略能源和物资在南洋一带又是相当丰富的。正如苏联学者库拉索夫所言：“日本在哈勒欣河（即诺门坎地区）遭到惨败，而德国同苏联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日本军阀不得不推迟侵苏的时间，从1940年夏起，开始侵占南洋地区和东南亚，这样做对于日本来说费力较少。”(13)为了加快侵略中国的步伐和南进计划的实现，日本谋求迅速调整日苏邦交，这是昭和15年（1940年）夏季以来的悬案。(14)缔结了日苏中立条约，“日本由此在政治上感到北方大体安定下来同时也利于保持对美国的均势。”(15)“条约”签定后，斯大林当即对日本外相松冈说：“日本和俄国之间既然解决了问题，日本可以整顿远东了；俄国和德国将经营欧洲，然后大家再联合起来对付美国。”(16)甚至，斯大林还在“条约”签定后举行的宴会上对日本大使馆海军武官说了这样一句话：“这样一来，日本就可以放心地向南面推进了。”(17)斯大林的这句话，给在场的日本法西斯分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鉴于历史上的教训，日本在其外交活动过程中也致力于分化，离间有可能与之对抗的西方大国和集团。日本在甲午战争后和华盛顿会议上之所以失去辽东和山东，这除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外，也与诸列强的干涉直接相关。避免列强的反对和干涉成为日本战略家公认的经典法则，也是日本在外交上全力所求的目标。9·18事变后，日本一方面利用英美的绥靖政策步步向中国内地进逼，同时千方百计离间美英苏三国，使其不可能结盟；在对苏政策上，主动拉拢苏联，争取苏联中立，甚至不惜重价乞求和苏联签订中立条约。中立条约的签订，解除了日本的后顾之忧，使它敢放开手脚挑起太平洋战争并向南洋大举扩张。美国驻日大使在分析“条约”可能产生的后果，得到了如下结论：“(1)日本至少在表面上无须为订约付出代价，由于这个事实，订成此约就意味着松冈取得了一项个人的巨大成就；(2)‘条约’并未规定缔约国各应实行什么政策，负担什么义务，可见，缔约的目的，主要是在于利用由此而产生的影响—一双方都认为可以借此影响对方和第三者；……(5)‘条约’势将助长主张猛力执行南进政策的日本极端分子的气陷，因为它保证，假使日本与第三国（即美国）开战，苏联将保持中立。”(18)
事实正是如此，日本利用苏联在条约中的保证，改变了其侵略方针和方向。
其一，日本改变了对华侵略方针，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对蒋介石政府继续采用军事打击和政治诱降双管齐下的策略。在日本这种侵略政策下，汪伪政权和蒋介石政权的卖国投降活动日见嚣张。比如国民党反动派在敌后不断地制造反共摩擦和冲突，蒋介石和日寇的秘密会谈和妥协活动也日益增加。对共产党政权，日寇则集中其主要兵力用于对付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据统计资料显示，1941年以前，日寇用于中国战场的兵力一直保持在60万（不包括关东军）人以上，而用于敌后战场的兵力则占总数的一半以上。这使我敌后抗日军民承受着巨大的军事压力，也使敌后抗战进入最困难时期。以1940年和1941年相比，在华日军人数虽由80万人下降为61万，但伪军则由22.5万上升为34.8万；我八路军，新四军则由50万下降为44万。(19)以上数字说明日本在南进的同时，也加紧了对中国的进攻，而且南进目标之一，就是要切断中国抗战的国际通道以加快结束中国的战争。当年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在日记中论述该“条约”对中国的影响时说：“不管苏联在中国问题上有什么保留，不管条文措词如何巧妙，‘条约’的倾向还是要促进而不是阻止结束中日战争。”(20)从苏联政府对中国抗战的本意来看，它希望的是中国能长期抗战，拖住日本，希望的是中日战争能长期化，持久化。但是，“条约”的签定，从其实际后果来看，反而起的是“促进”结束中日战争的作用。
其二，在加紧对华侵的同时，日本在1941年12月挑起珍珠港事件，向美国开战，并向南洋一带大举进攻。此时，距“条约”的签订仅半年多。从这一点来分析，“条约”的签订应该说是加剧了日美关系恶化的进程，从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认为是加速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又无疑加速了美国与国民党政府的联合，即它在中苏关系松驰和走向倒退的情况下，使美蒋加速了靠拢的步伐。
（四）
“条约”的签定，是苏联外交的一大污点，它导致中苏关系走向疏远和恶化，客观上促进了美蒋的加速结合，中国抗战的国际背景也因此发生了重大变化。
当时，世界的主要矛盾是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与反法西斯国家人民之间的矛盾，日本法西斯是世界人民最主要、最凶恶的敌人之一。任何反法西斯国家的外交方针都必须服从有利于打击这个共同目标，这是历史的要求，是全人类的利益，同样也是苏联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条约”的签定，实质上等于把可以争取的同盟者抛开，而同最危险的敌人结成同盟，这无疑是在世界范围内孤立打击了可以争取的同盟者，反而增强了主要敌人的战略地位。
抗战以来，苏联是大力援助中国的唯一大国。苏联在人力物力和道义方面给了中国人民以大力援助，从1937年到1940年，共给予中国贷款4.5亿美元；苏空军飞行员还志愿来华参加对日空战，许多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是，从苏联领导人的战略观点看，苏联援华是为了拖住日本，使之无法脱身北上，最终还是为自己不致两面作战。1940年12月斯大林特意召见即将赴任的苏驻华武官崔可夫，向他说明：“崔可夫同志，您的任务，我们驻华全体人员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束缚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21)这就是苏联战时援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条约”签订后，苏联将日本的侵略祸水引向南洋的目的已经达到，苏联远东部分的安全也因而有了一定的保障。这样，苏联的对华政策相应起了变化，其援华物资迅速减少，直到中止。另外，苏联为了不使日本对自己在远东造成威胁，从1931年12月至1933年1月曾多次向日本建议缔结互不侵犯条约。1933年6月25日，苏联出于外交政策的需要，不顾中国政府的抗议，同日本操纵下的伪“满洲国”代表在日本进行出卖我中东铁路的谈判，经过讨价还价，终于在1935年以1.4亿日元的代价将中东铁路卖给伪“伪满洲国”(22)。此外，在经济上苏联积极协助日本，除了提供日本急需的原材料外，还签订苏日渔业协定，允许日本在库页岛北部开采煤和石油。(23)
苏联援华政策的改变，不仅影响到中国抗日的军事力量，而且在政治上也促使中苏关系走向疏远和倒退。日本的南进，不仅增加了中国抗战的压力，而且也加剧了日美之间的矛盾，中国同美、英也逐步发展为抗击日本法西斯的盟国。1940年12月2日，美国政府同意向中国政府贷款1亿美元。10日英国政府也给中国一千万英镑的贷款。29日，罗斯福发表“炉边谈话”，宣告美国将是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并将以大量军需援助中国。1941年美国国会又批准《武器租借法案》，美国政府据此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军事援助。同年8月，美国陈纳德航空队来华参加对日作战。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党政府继美、英之后也正式对日宣战，这样，中美等国正式成为共同对日作战的盟国。太平洋战争，使中国战场得到了大量的国际援助，也更加直接地显示出它的国际意义。战争进一步扩大，减轻了中国战场的压力。但是，美国的大力扶助蒋介石政权，既增强了蒋介石的抗日实力，也增强了他的反共实力反共意识和反共野心，为今后中国革命带来了许多不利影响。
一种外交政策既然混淆颠倒了敌我友，那它的生命力是可想而知了，它在实践中的作用也就不言而喻了。《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在客观上、心理上、感觉上，使正在同日本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心中造成了极不好的影响，给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造成混乱，涣散斗志，挫伤了感情，也给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带来不应有的损失和影响。
综上所述，《苏日中立条约》是一个苏日以牺牲中国利益，侵略中国主权，瓜分中国领土的条约；“条约”的签订使日本消除了后顾之忧，助长了侵略者的气焰，加速南进，给中国人民和东南亚人民以及太平洋地区人民带来了灾难；“条约”对中国抗战的影响是极其广泛和深远的，它不仅直接导致了中苏关系的紧张和倒退，使中国抗战进入了相对困难时期。同时，它也间接地使蒋介石国民政府加速了与美英间的联合步伐。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强了国民党政权的反共意识反共实力和反共野心，在客观上为日后的中国革命带来许多不利的困难和影响；《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是苏联外交政策上的一次失败，也是苏联大国霸权主义和极端的民族利己主义的“杰作”，它背离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对于这些作为历史教训，人们是不应该忘记的。
注释：
①、③、(14)、(15)（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卷一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04页、第103页、第103页、第108页
②、(13)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卷十上册，吉林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136页
④赫伯特·菲斯，《通向珍珠港之路》，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99页
⑤曾玉珍《中苏外交史》，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5－11页
⑥《（苏）海费茨《国内战争时期苏维埃俄国和东方邻国(1918-1920)》莫斯科版，第430页
⑦王春良主编《世界现代史》上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73页
⑧《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60－163页
⑨、⑩《申报》1941年4月15日
(11)《六大以来》，第1161页
(12)（日）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26页
(13)（英）阿诺德·托因比，维罗尼卡·M·托因比合编《轴心国的初期胜利》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978－979页
(17)（日）林三郎编著《关东军和苏联远东军》，吉林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41页
(18)、(20)（美）格鲁《出使日本十年》，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83－384页
(19)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608－610页
(21)（苏）瓦·崔可夫《在华使命》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36页
(22)（日）《满洲国史总论》第244页
(23)（苏）《外交史》卷四，第203－2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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