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保护的历史和现存的十大问题——兼论建立生态文化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学论文,十大论文,中国论文,环境保护论文,生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中国的环境保护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有丰富的环保文献，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但是，历史上的生态环境受到人为破坏，灾害频繁。当前生态环境存在十大问题：决策；土地；人口；水；空气；森林；三废；噪音；珍稀动物；交通。研究生态环境不仅仅是自然科学家的工作，时代正在呼吁人文社会科学家也投入其中，相应地建立一门生态文化学。这门新学科应当纵贯古今，横跨文科理科，采取广视角、多学科方法，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生态环境资料的整理工作；二是生态变迁与文化调适的理论研究工作；三是生态发展趋势及文化决策的预测工作。
人类已经走过几百万年历史，在迎接21世纪的时候，我们回首20世纪，谁不感叹这是人类文明取得最伟大成就的100年。然而， 巨大的成就是以巨大的牺牲换取的，地球的生态受到极大破坏，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如果我们再不注意环境保护，则可断言：文明越发达，人类越接近毁灭，恶化的生态将是不可抗拒的杀手，文明将自食其果。因此，总结生态环境的过去，正视生态环境的现状，寻求保护生态环境的新学科，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一、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保护和破坏
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一本系统论述中国环境史的专著，将来一段时间仍然会是空白。究其原因，一是很少有人注重环境史，二是史料缺乏。因此，环境史的研究是个薄弱环节，有必要加强。实际上，中国先民对待环境是有经验和教训的，值得我们吸取。
1.历史上的环境保护
考古学家惊诧地发现，中国50万年前的北京周口店龙骨山人就选择了很好的生态环境，北面和西南有高山作为屏障，东南面和南面是小丘和平原，林木茂盛，有一蜿蜓小溪从洞口流过，环境非常优美。
先民不仅注意选择环境，还要改造环境。距今6000年前的西安半坡人，把村落设置在铲河东岸的台地上，依山傍水。为了防止野兽骚扰和外族入犯，他们挖掘了一条长500米、宽深各5米的壕沟围绕着居住区，实施土方1万多立方米，这是迄今为止所知中国最早的环保工程。
圣贤在保护环境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略的作用。中国上古治理环境的第一人首推夏代大禹，那时发生了特大洪水，淹没了许多田庄，民无所居，大禹承担了治水任务，足迹遍布中国，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以疏导和土挡的方法治服了洪水。
中国最早的“环境部长”是伯益，他被帝舜任命管理山林川泽草木鸟兽。伯益熟悉飞禽走兽的生活规律，发明了陷阱。《尚书·舜典》记载了他的事迹，今陕西洛水九山庙有他的纪念碑。
良好的环境是部族和国家兴旺的首要条件。中国的先哲经常迁移都址，以便优化环境。商族从汤至盘庚，五次迁都。盘庚又把都城从奄地迁到殷地，使殷道复兴。周族的首领公刘精通相地，把人民由邰迁至豳，从此周族兴盛。此后，古公又把人民迁到岐山，奠定了周族的立国之基。后来，文王的第四子周公亲自到雒邑相地，绘制了我国历史上第一张具有实际用途的城市环境规划图。
由于自然环境赐予人类无限的资源，并以变幻莫测的面孔对待人类，所以，中国先民认为万物有灵，对大自然顶礼膜拜。从周代至清代，统治者定期举行祭祀自然的仪式，从天地日月到山川草木，都是崇敬的对象。这些祭祀活动虽然有迷信色彩，但起到了保护环境的教化作用。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维护生态环境是获得农业丰收的必要条件。周代做了大量工作，为中国的环保奠定了基础。据《周礼》记载，周代有了初步的环保制度，设立“山虞”掌管森林，“司空”掌管城郭，又有职方氏、土方氏、庶氏、翦氏、赤友氏、壶涿氏分别掌管灭害虫，除杂草。公元前11世纪，西周颁布了《伐崇令》，规定“毋坏屋，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这是我国文献所见保护环境的最早法令。
春秋战国时期在环保理论上有很多建树，有几本书值得注意：第一是《禹贡》，它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地理著作之一，记载了土壤、水利和山脉。第二是《山海经》，它按照东南西北方位，记载了各地的水土和物产。第三是《管子》，它是中国最早系统论述生态的著作，全面反映了中国先民的环保观念。第四是《吕氏春秋》、《礼记》、《荀子》等书，其中散记了有关环保的论述。
以上这些书所提出的理论有三方面：第一，环保的范围在于不要滥砍树，不要随意杀飞禽走兽，不要把湖填平，不要把鱼捕尽。第二，应当按季节保护生态，特别是春季，万物生长顺其自然。第三，应当把保护环境作为治国大事，经常发布命令，严格遵守。
农业环境保护的法律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1975年在湖北省云梦县睡地虎11号秦墓发现竹简，其中的《秦律》规定，春季二月不要砍伐林木，不要烧草，不要杀小动物，违者严治。
城市环境保护在汉代已有了设施。《后汉书》记载，在京城洛阳发明了洒水车，用来洒浇城市道路。宋代成书的《梦梁录》记载，都市内有政府派遣的清洁工，负责清除污泥和掏沟。
中国封建社会出现了几本有关环境的重要著作，如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载了1252条河流的来龙去脉及变迁；唐代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志》中记载了各个行政区划的环境；明代徐霞客调查了十几个省的生态环境，在《徐霞客游记》中对山川走向、水土流失、岩洞熔蚀作了详尽描述。
中国有世界最丰富的地震资料。由于中国地处太平洋地震带和欧亚地震带之间，有312万平方公里（占全国32.50%面积）的地区随时有可能发生七级以上地震，因此，历代朝廷都重视记载地震，先秦成书的《竹书记年》记载了夏朝帝发七年（公元前1768年）的“泰山震”，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地震记录。从公元前1177年至公元1955年，史书记载地震15000条，共有8100次地震足以可信。 这是一份珍贵而有实用价值的历史遗产，表明中国先民对环保的长期重视。
中国历代最重视的环保是水利。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开明的君主总是不惜财力人力修建堤防。战国时秦国修建都江堰，使成都平原成为沃野千里。都江堰是世界上最早最成功的农田灌溉系统。隋朝时开掘迄今为止世界上最长的运河，改变了南北交通环境。汉代和明代都积极治理黄河，明代潘季驯提出“束水攻沙”“蓄清刷黄”理论，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此外，中国历史上还重视改造盐碱地；重视防止疾病传染；重视城镇村落环境，这些都值得认真总结。
2.历史上的环境破坏
中国古代文化灿烂辉煌。伴随着文化的繁荣，则是环境的破坏。历代统治者为了自身利害，不惜一切，为所欲为。加上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容易产生优裕的心理，因此，损坏环境的事情时常发生，最严重的是乱砍树木。《管子》称“有虞之王，枯泽童山；夏后之王，烧增蔽，焚沛泽。”上古的陶瓷业和青铜业都很发达，然而耗费木材特别多。在殷虚的炼铜遗址发现了堆积得很厚的木炭，铸造一个重达875 公斤的司母戊大铜鼎恐怕要以一片小树林作为代价。
秦始皇在位时，大兴土木，修建阿房宫和骊山墓耗费了大量木材。他还肆无忌惮地破坏生态，他到湘江出游，时逢大风不得渡，于是大怒，命令3000刑徒把湘山的树林砍得一棵不剩。
汉武帝曾把淇川一带的竹林砍尽，《水经注》记载：“汉武帝塞决河，斩淇园之竹木以为用。寇恂为河内，伐竹淇川，治矢百余万以输军资。今通望淇川，无复此物。”
由于生态失衡，导致自然灾害频繁。据史书记载，从公元前206 年到1949年，共发生水旱灾害1750次。其中，1877—1878年晋冀鲁豫四省大旱，死亡1300多万人。1931年江淮大水淹没1亿亩农田，死数10 万人。
生态破坏得最严重的是西北。汉代以前，西北本是一片繁茂的原野，城镇一个接一个，后来都被沙海淹没了。考古学家在沙海中发现了窳浑、三封、临戎等古城的废墟，但一直没有找到沃野城的残砖断瓦，可能被埋没得很深了。
美国耶鲁大学亨丁敦（Huntington）教授在本世纪初曾到中国西北考察，撰有《亚洲之脉息》（The pulse of Asia）一书，认为北方、 东方、西北的生态破坏，导致当地人民铤而走险，酿成了“五胡乱华”“元灭宋”“满清入关”等社会动荡。他的这个观点一直受到中国学者的非议，认为没有从阶级斗争观点看待历史大事。现在看来，亨丁敦的观点是有可取之处的。只要我们翻检一遍二十四史，就不难发现，周边少数民族的内犯，多是在大荒大灾之年，为生活所迫，就向富庶的中原迁移或骚掠。试想，如果周边的生态很好，丰衣足食，他们还会内扰吗？显然，生态环境直接影响社会的安定和进步。
已故科学家竺可桢对西北的环境作过研究。他在《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一文中说：“新疆一带之雨量，2000年以来时有更变。在两汉时期，雨量较为充足，自东晋以迄唐代，雨量骤减，至北宋及元代末叶，雨量又略增进。在南宋至明代中叶，天气又复亢旱。”他认为，“时代愈近，则雨灾与旱灾愈多。”“元代黄河流域六省，自直隶山东以迄陕西甘肃，其雨灾与旱灾，不特远过南宋之数，且超出明代各省雨灾旱灾数，足为元代北方水利废弛之证。”（见《东方杂志》第22卷第3 号）
竺可桢所云“时代愈近，则雨灾与旱灾愈多”，这话可以从陈高傭等编《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得到印证。我根据陈高傭提供的数据，作表如下，可见一斑。
频繁的自然灾害，是上苍对人类破坏环境的惩罚。人应当顺从自然，如果逆自然之道，必然自取其咎。人对自然的破坏愈大，受咎愈大。唐代思想家柳宗元在《天说》中阐发了一个很重要的天人感应观点：“人之坏元气阴阳也滋甚：垦原田，伐山林，凿泉以井饮，窾墓以送死，而又穴为堰
，筑为墙垣，城郭、台榭、观游。疏为川渎、沟洫、陂池、燧木以燔，革金以溶，陶甄琢磨，悴然使天地万物不得其情，幸幸冲冲，攻残败挠而未尝息，其为祸元气阴阳也，不甚于虫所以为乎？”这就是说，人们做了损坏生态的事情，导致天地万物的规律失常，灾祸就会到来。这是一个崭新的天人观念，虽然说得比较朦胧，但道出了人与自然之间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在此之前，学术界一直斥责天人感应是唯心论，实际上，天人感应从哲学角度指明了保护环境的意义。
总之，中国历史上对待环境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也做了不少不该做的事情，今天的中国是过去的中国的继续，总结历史，正是为了今天和未来，一个善于吸取经验教训的民族，必然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我们一定要借鉴历史，开拓环境保护新局面。
二、中国当代环境存在的十大问题
我认为中国当代生态环境存在的问题有十个，其中有六个最严重，试论述如下。
1.决策问题
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最基础的物质条件。中国地大物博，但由于人口众多，所以失去了自然资源的优势，加上人为因素，导致生态恶化。因此，保护生态环境是刻不容缓的事情，其关键在于政府的决策和导向。40多年来，我们往往只顾眼前，忽略长远；只顾局部，忽略整体；只顾政治或经济，忽略环境，贻患无穷。
第一个教训是强化治水，放松了治山兴林。中国是个农业国，国家很重视兴修水库，40 年中水利投资超过了1000 亿元， 修建大中水库82848座，水库总容量4617亿立方米， 这些水库在农业中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对于水库周围的宏观生态——群山缺乏综合治理，植被率低，山石裸露，水土流失，使库区淤沙严重，削弱了水库的功能。如长江上游的贵州乌江水库，坝前300米以内，每年淤高2米，至1982年，645米高程的电站水口被泥沙堵死，而655米高程的水口现已受到威胁。不少专家呼吁：治水之本在于治山，治山之本在于兴林，山水应当并治。
第二个教训是砍伐树林，大办钢铁。50年代大跃进，为了把重工业搞上去，全民炼钢，缺少煤炭就大肆砍树，许多千年山林在一瞬间变得光秃秃，以至连农民烧饭的柴薪都缺乏了。结果，钢铁产量没有搞上去，而生态在几百年内难以恢复。国家为了短期效益，损失了长远利益。
第三个教训是大搞三线建设，得不偿失。60年代为了防止敌人入侵，把许多工厂搬进深山大谷，便于隐蔽，采取的方针是“靠山、分散、进洞”。这些工厂在修建前，对地形、水土、原料、交通没有进行充分的论证，只按长官意志办事，使得有的工厂修在洪水淹没区、或在滑坡区、谷地风口上，有的车间与车间之间相距上百里，为了修路和盖厂房，基建投资大大超过预算，原料进不来，产品出不去，工厂尚得巨额资金维持。国家财产损失在1000亿元以上。
第四个教训是围湖造田，向水夺粮。70年代，一边修水库，一边大肆填湖。有“千湖”之称的湖北省在1949年有1066个湖泊，然而，现在仅存300个湖，水域由原来的8300平方公里缩小至2000平方公里。 介于湖湘之间的洞庭湖原有4000平方公里，每年湖面被围60—100 平方公里，现仅存2000平方公里。1954年长江发洪水，洞庭湖分担了蓄洪160 亿立方米的任务，缓和了洪水。如果现在再发生1954年那样的洪水，洞庭湖已经很难承担100亿立方米的任务。应当看到，围湖造田确实增加了粮食，但造成的损失不是粮食所能抵偿的：生态失衡；不利于防洪防旱；不利于调节气候；不利于水生生物繁殖，芦苇和鱼的产量大幅度下降；耗资修堤，耗电排出低洼地区的积水，等等。
第五个教训是重视经济指标，忽略环境保护投资。80年代，中国的现代化迈出了崭新的步伐，国家把眼光盯在经济效益上，而对环境造成的损失不太注意。据统计，1982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达20.58%。 而对环境保护的直接投资，历年积累至少有1000亿元欠帐。如果历年能多拨一些资金，环保工作将大有改善，并可以转换出数倍的经济效益。事实证明，投资愈多，损失愈小，效益愈大。中国环保设施的现代化应当与工业现代化同步，甚至超前。
有关决策的教训还有不少，如：重视树立环保典型，忽略全面推广；重视一时的热闹，忽略长期的措施；重视各种法规，忽略严格的监督和惩罚。这些教训使我们付出了很多代价。只有认真吸取教训，采取正确的决策，中国的环境保护才有希望。
2.土地问题
中国的土地问题主要有以下方面：
第一，人均耕地少。中国是个多山的国家，山地面积约633.7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的2/3。全国土地144亿亩，按人口计算，人均土地不到13亩。世界人均土地45.3亩，中国人均土地不及世界人均土地的1/3。中国用于农业的耕地20亿亩，其中高产耕地42827万亩，中产耕地74011万亩，低产耕地81940万亩，人均耕地不到2亩。 中国有九个省的人均耕地不到1亩，浙江省人均耕地0.7亩。中国有大片的干旱地区和沙漠，后备耕地资源不足。
第二，水土流失。中国地势东西落差大，“天倾西北，地陷东南”，加上季风和雨水，特别是由于人为造成的植被破坏，使土地受到侵蚀。50年代，水土流失面积达153万平方公里，现在达367万平方公里。每年河流带走土壤约50亿吨，相当于中国耕地每年冲掉1厘米肥土层， 损失4000多万吨肥料。黄河每年带走16亿吨泥沙，其中12亿吨入海，4 亿吨淤积于河道，这些泥沙大多是中上游的肥土。黄河河床高出堤外地面2—3米，成为悬河，一旦黄河决堤，后果不堪设想。长江流域水土流失面积达50多万平方公里，占全流域的1/3，每年带走泥沙6亿吨，主要沉积在洞庭湖和荆江一带，长江有可能变成第二条黄河。
第三，土地沙漠化。1000年来，中国北部的沙漠向南推进了100 多公里，古代繁华的楼兰城、居延城早已被沙漠无情地淹没，成为废墟。中国现有13个省区的200多县市的33.4万平方公里土地受到沙漠威胁， 其中已有12.6万平方公里沙漠化，15.8万平方公里面临沙漠化。每年有1500平方公里土地沙化。甘肃、内蒙的风沙严重，新疆的沙漠化最严重。沙漠导致草原退化，畜牧业面临绝境。沙漠破坏了生态，使降水减少，浮尘加大，气温递增。
第四，土地贫瘠。中国有1/3的人口和2/5的耕地在山区，山坡土层薄，肥力有限。农民长期施用化肥、农药、固体垃圾，只图一时提高单产。中国每年施用化肥4000多万吨，农药50多万吨， 土地变得硬板，1990年受工业三废和城市垃圾危害的农田达667万公顷。
第五，土地被侵占。50年代，中国有26亿亩耕地，现在仅有20亿亩耕地，相当于丢掉了一个大省。首先是城市占地，40年来， 城市由132座发展到1990年的467座，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城市将达到600多座。其次是企业占地，1991年工矿占地20多万公顷， 1992 年科技开发区占地2400万亩。再次是修路，每年修公路、铁路占去土地不知多少。还有堆坟，每年有500多万人土葬，至少有10万亩良田变成墓地， 仅河南省就有30万亩坟地。如果把所有的坟地变成耕田，农业收成将上一个新台阶。中国人口每年平均以1500—1700万的速度增长，而土地以每年平均30万公顷的面积递减，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3.人口问题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是生态环境的一部分，11亿多人对生态环境是沉重的负担。中国人口发展的特点是：
第一，由于基数大，出生人口亦大。中国历史上人口的增长情况，大致可以分为三阶段。从可以得知统计人数的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 年）算起，那时仅有5959万人，到明万历六年（公元1578 年）， 那时有6089万人。这1000多年人口基本上没有增加，这为第一阶段。从明万历六年至清末，1900年已有4亿人，300年翻了六番，这为第二阶段。本世纪为第三阶段，1900年至1949年，人口增长1亿。1949年至1990年， 大陆人口由5亿猛增到11亿，人口增长6亿多。
第二，人口结构不合理。农业人口大于工业人口，工业人口远远大于从事科技教育的人口。这个三角形结构应当改变比例，扩大知识阶层人口。
第三，人口分布不均匀。东南部有全国90%的人口。江苏省每平方公里近600人，而西藏不到2人。人口最多的八个城市是上海、北京、天津、武汉、广州、沈阳、重庆、哈尔滨，均在200万至1000万之间。
第四，人口素质有待提高。城市中，每家只许生一个孩子。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由于工作忙，有的不生孩子。而文化落后的农村，由于愚昧观念作怪，越穷越想多生孩子，家庭越生越穷，孩子很难上学。因此，占有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村亟待普及教育，提高人口素质。
第五，人口流动大。随着社会的开放，农村人口到处游荡，他们进入城市后，增加了交通、卫生、食品等方面负担，使环保工作措手不及。
第六，人口制约了经济发展。尽管经济在发展，但赶不上人口的再生产。人口已经过剩，有人建议把东南的人口向西北迁移，实际上，西北的生态正在恶化，容不得人口迁入。中国过剩的人口不仅不能有效地从事生产，还需要消耗生活资料，从整体上降低了人们的生活水平。
中国如果在50年代初就注意控制人口，少生3亿人， 日子就好过多了。中国应当把计划生育和提高人口素质作为最重要的国策之一，摆在与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地位。
4.水的问题
第一，中国是个缺水国，淡水流域总面积16.6万平方公里，每年平均降雨总量62320亿立方米，地面稳定径量26200亿立方米，总的可用量仅11000亿立方米，清洁淡水仅4000亿立方米， 中国至少需要清洁淡水6000亿立方米。中国有8.3亿亩耕地缺乏灌溉条件，每年至少有3亿亩耕地受旱，中国的五大湖——鄱阳湖、洞庭湖、太湖、洪泽湖、巢湖的蓄水量减少了一半。为了取水，就广泛打井，造成地下水位下降，导致北京、天津地区地面下沉。沈阳市每天采地下水120万吨， 而大自然补给的地下水仅80万吨，使得地下水位下降0.5米。至2000年，北京将缺水55万立方米，即目前供水量的2/3，北京不宜继续扩大。
第二，水资源分布不平衡。中国北方有占全国2/3 的耕地和众多的人口，而水的年径量只占全国的12%。华北、东北、西北的降雨量很少。西北有4000万人缺水，有14亿亩牧场干旱。中国有近300个城市缺水 ，严重缺水的有50个城市。北京在40年用水增加了40多倍，人均年占有淡水量470立方米，只相当东京的1/10。1991年当北方大旱时， 南方的安徽、江西、湖北等受到严重的洪涝。
第三，水污染严重。中国现在的污水排放量每年约500亿吨。 污染最严重的河流有松花江、牡丹江、大运河、苏州河、淮河、海河，此外，合肥的南肥河、徐州的奎河、唐山的随河、邯郸的釜阳河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长江的污染较轻，然而，沿江的重庆日排污量260万吨，武汉日排污量380万吨，上海日排污量500万吨。长江的鲥鱼、大马哈鱼产量下降。长江口、杭州湾的污染已经危及中国最大的鱼业基地舟山群岛。以风景著称的杭州西湖、南京玄武湖、济南大明湖、武汉东湖都受到污染。如东湖沿边有11个排污口，每天有17万立方米污染物进入湖中，湖水的氰、汞含量超标。中国绝大多数医院的污水都没有经过处理就排入了江河湖泊。中国约有七亿人感染各种寄生虫。中国的自来水要煮沸后才能饮用。
5.空气问题
中国空气污染的特点是北方比南方严重，大城市比小城市严重，冬季比夏季严重，现在比过去严重。
中国工矿企业烧煤产生的二氧化硫占全世界总量的10%左右，烟尘排放量占全世界总量的14%。1991年，全国废气排放量10.1万亿立方米。有些城市受废气笼罩，如位于辽宁省东部的“煤铁之城”本溪市，由于烟雾，一度从卫星照片上看不清这个城市。其空气污染影响到丹东、辽阳、鞍山等城市。又如乌鲁木齐市的空气混浊，在1988年曾连续有15天不见太阳。
由于空气中有大量化学物质，酸雨也发生了。由于向南出现三个酸雨区：以重庆、贵阳为中心的西南酸雨区；以上海、苏州、杭州为中心的华东酸雨区；以南京、长沙为中心的南方酸雨区。最严重的是西南地区。1982年6月18日重庆南郊下了一场酸雨，使2万亩水稻突然出现赤裸色斑点，毁灭殆尽。
吸烟是导致空气污染的原因之一。卷烟工业是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税收渠道，不可能严格禁烟。中国有60%的成年男性吸烟，7 %的成年女性吸烟，还有不满16岁的青少年吸烟，被动吸烟者有4亿人。
6.森林问题
中国现有森林面积12465万公顷，人均森林面积0.11公顷， 是世界上人均占有量的11.3%，排在世界各国各地区的131位。
中国的森林覆盖率为12%，并且每年以0.9%的速度递减， 估计本世纪末的覆盖率将不足9%。森林分布在远离城市和农业的大山中， 对于保持农耕地区的水土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如果森林覆盖率小于30%，土壤就会受到侵蚀。中国森林已经不足以保护生态。
森林的砍伐很严重。一方面是经济建设的需要，另一方面是缺乏燃料。农村每年需要四亿吨秸杆、900多万吨畜粪、3亿吨薪柴作为能源燃料。农民一边植树，一边砍树。树木的生长赶不上燃烧的需要。“大跃进”时，人们以一天等于20年的速度砍树。神农架原始森林每年砍10几万立方米林材。黑龙江省所属的40多个林业局已有近10个局的资源基本枯竭。
城市绿化有待改善。上海人均绿化面积0.7平方米，天津仅1.5平方米，而莫斯科达44平方米，华沙达78平方米。
火灾对森林摧残很大。1950年至1979年发生森林火灾48万起。1987年4月，云南发生森林火灾，过火面积13351亩。1989年大兴安岭火灾，75万公顷林木付之一炬。
7.其他四大问题
中国的环境问题远远不止以上六个方面，还有四个方面问题也值得注意。
第一，废物处理的问题。许多企业乱倒废渣和废料，特别是医院的病菌垃圾和生活垃圾混在一起，病菌和残药污染了水土，尚未引起充分注意。有必要提出的是，辐射垃圾偶尔危害民生。如1985年河北省某有色金属研究院委托某县三土门村处理三卡车放射性废物，村民把废物随便掩埋在井中，井底有裂缝岩层，放射性废物污染了地下水，引起当地不安。
第二，噪音问题。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杭州、武汉、广州、重庆、哈尔滨九个城市中心的交通噪音均在90分贝以上，超过纽约、伦敦、东京。噪音包括工厂的轰隆声、汽车的鸣笛声、商店的喇叭声，使得居民烦燥和神经衰弱。
第三，珍稀动物问题。1980年，陕西有人滥捕金丝猴、獐子。1984年，安徽有人捕杀扬子鳄和白鳍豚。1985年，四川有人捕杀白鹇鸡、苏门羚。同年，新疆有人在乌鲁木齐动物园滥杀天鹅、疣鼻天鹅、白鹭。1986年，广东有人倒卖云豹。现在，在深圳等地的大饭店，随时可以看到穿山甲、娃娃鱼、猫头鹰等珍贵菜肴。
第四，交通问题。中国的公路和铁路太少，尚不能承受人口和货物的流量，1992年共发生道路交通事故228278起，死亡58729人。 每年春运期间，交通十分艰难。
三、应当创建一门生态文化学
环境问题实际上是生态与文化问题。地球上有了人，也就有了文化，也就产生了生态与文化的统一体。生态文化是人类历史的一条生命线，也是人类不得不探讨的永恒课题。
生态与文化是怎么样的关系呢？首先，存在决定意识，生态决定文化。不同的生态导致不同的文化。就世界而言，海洋型生态孕育了西欧文化，半封闭的大河大陆型生态酿造了中华文化。就中国而言，中原文化受制于黄河，荆楚文化受制于云梦泽，西域文化受制于戈壁，内蒙古文化受制于草原，齐鲁文化受制于海滨，黔滇文化受制于大山。同时，生态从未静止，文化也在作相应的变化。上古小亚细亚两河流域文化的消失，中古中亚文化的埋没，中国北方文化的逐渐南移，无不是由生态所导致。
其次，文化对生态有反作用。人类对生态的认识程度，人类实践对生态的改造，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生态，或是美化，或是恶化。诸如城镇的扩建、工业的布局、湖塘的填埋和水库的挖掘，树木的栽种和砍伐，地矿的开采，道路的铺设，垃圾的堆放，都会改变生态。地球正在失去本来面目，由于人类文化的作用力，现在的生态与5000年前的生态已经大不相同。
同时，生态总是不断地回报人类文化。“天人感应”，天以旱涝、地震、高温等灾异告诫人类，人类已经深深地感受到生态的恶性循环，诚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所指出的：“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结果，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
面对生态文化的矛盾，世界学术界出现了一个新的动向，那就是有一批人文学者已经把视野移到这个领域。如美国一些大学已经开设生态史课程；日本已经出现了《环境问题的社会理论》、《环境问题和被害者运动》等专著，以饭岛伸子教授为首的环境社会学会中有4/5 的成员都是人文学者。而中国，环境问题似乎是自然科学家的事，人文学者几乎不研究生态，殊不知仅仅依靠自然科学家去研究环境是不够的，需要全社会动员，特别是人文学者从新的角度参与。
实际上，我们古代已经有研究生态文化的传统，《吕氏春秋》、《管子》、《黄帝内经》、《淮南子》等著作都有精辟的论述。特别是流传久远的堪舆术，它实际上是一门朴素的研究生态文化的学问，它注重人与建筑、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但是，堪舆术的理论和方法远远不能胜任当代研究生态的任务，特别是它混杂着浓厚的迷信成份，被江湖术士亵渎得不成样子，因此，很难继续以之开展生态研究。
我主张建立一门生态文化学，取代传统的堪舆术。生态文化是一门以人文学者为主体的从文化学角度研究生态的学科。它是生态学和文化学的分支学科和边缘学科，也是涉及人类学、社会学、环境学、历史学、地理学、生物学的交叉学科。这里有必要简单辨别生态文化学与相关学科的不同点：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有机体与无机环境之间的关系的学科，而生态文化学不涉及所有生物有机体，不研究生物的分类和食物链这样一些自然科学问题。
文化学是研究文化现象和体系的学科，而生态文化学不涉及所有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而是以生态为轴心开展文化学研究。
文化生态学是研究文化的生态背景的学科，而生态文化学不仅注意生态对文化的作用，而且更加重视文化对生态的反作用，侧重点在文化，而不是生态。
文化地理学是研究文化现象的地域分布规律、特定地域人类文化特征的地理学分支学科，而生态文化学不仅仅研究地理，还包括美学、建筑学、心理学等。
生态伦理学是研究如何以正确的伦理观对待生态的学科，而生态文化学的涵盖面比生态伦理学大得多。
具体说来，生态文化学研究的内容有四个方面：第一是对生态发生影响的文化现象，诸如文化群落、文化构成、文化网链、文化流动、文化功能等。特别是文化观念，包括国家的政策、名人的思想、群众的意识。既要从生态视野看文化，还要从文化视野看生态。第二是区域生态文化圈的特点和比较，诸如各个国家、地区、社区的生态文化，涉及城镇建设、旅游景观、民情风俗、宗教、语言等。第三是生态文化的发展轨迹，诸如它的过去、现状和未来，涉及历史上的天人观念，以及当今的生态哲学和灾异预测，第四是生态文化与社会进程的关系，诸如朝代兴衰、政治动荡、人口迁徙、民族纠纷、经济贸易、战争规模等。
生态文化学采取多学科方法，如调查方法、文献整理方法、统计分析方法、系统信息方法。人类的生态文化是个整体系统、复合系统、变化系统、多元系统，因此，系统信息方法尤为重要。信息是生态表现的一种普遍形式，我们要学会接收信息、甄别信息、掌握有效信息和规律信息，力求超前预测未来信息。
生态文化学的宗旨在于协调生态与文化的关系。它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提出一套适合的理论和方法，从质、量、能、向四个方面调整文化的发展，使生态与文化达到充分的和谐。
生态文化学为广大学者，特别是人文学者提供了一个广阔而全新的学术领域。当前，利用生态文化学作为理论指导，我们可以在本世纪末依次做三方面工作：
第一，要把中国5000年来有关生态文化的历史文献按年代和类别编成一个大的文库，作为研究的基础性工作。
第二，要对中国5000年的生态及其变化作个基本的评估，要研究生态与文化的关系，总结经验，找出规律。这是理论性的工作。
第三，要对当前的生态发展趋势及文化对策提出人文的见解，要为国家的决策提出科学的依据。这是预测性的工作。
这三方面工作不仅有益于中国，而且也有益于世界；不仅有益于现在，也有益于未来。21世纪将是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世纪，也是生态文化成为学术热点的世纪，中国的人文学者应当充分认识到时代的紧迫任务，为社会的发达昌盛作出应有的贡献。
收稿日期：1995-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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