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与中国社会分层结构之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社会论文,化与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本文具体阐述了中国社会怎样从改革前的成分分割、工人干部身份分层、单位身份制这样一种社会结构变革为身份制地位大大下降、城市化不断发展、农民阶层的分化、工商业劳动者阶层不断兴起的新的社会结构。
一、欧美发达国家社会分层结构演变的特点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现代化必然造成社会分层结构的演变，或者说，社会分层结构、群体结构、职业结构的变迁与现代化的发展是同步的。今天，世界上的发达国家都已形成了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新的社会分层结构。我们先简述一下欧美发达国家社会分层结构演变的历程及其特点：
（一）从传统的贵族与平民的身份制度演变为雇主与雇员的阶级分层制度。欧洲社会在工业革命前具有很强的身份制分层色彩。比较典型的，如英国有绅士与平民之间的重要区分。再如法国的三个等级的分层制度，即教士与贵族分属第一、二等级，其他的农、工、商城市平民等均属第三等级。这也是一种典型的身份制度。工业革命后，历经了上百年的变迁，欧美社会均演变为以资本、财产的所有权为基础的雇佣制的社会结构，社会上的多数从业者变成了不是雇主就是雇员的二者必择其一的地位。当然，无论是雇主还是雇员阶级都具有复杂的分层体系，并且互相交织在一起。雇主与雇员的名称并不能反映阶级的分野，一位大公司的高级雇员其地位大大高于一位小业主的地位而不是相反。
（二）农业劳动阶级的衰落和工业劳动阶级的兴起。目前的西方国家，无论我们称之为工业社会还是后工业社会，都是工业或新兴工业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社会。农业就业者仅占很小比例。一些国家的农业就业者占全社会就业者的比重为（1988年）：美国3%，英国 2%，法国7%，联邦德国4%，意大利10%，加拿大5%，澳大利亚6%，日本8%。
（三）白领阶层在人数和比例上均超过兰领阶层。在19世纪末以前，欧美社会中的白领雇员还只占就业者的很小部分。例如，1851年，英国受雇的白领职员仅占当时劳动力的0.8%，到1870 年美国的白领阶层总数也只有75万人。然而，自20世纪初以来，随着大的垄断组织的兴起，白领队伍就开始膨胀起来。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白领阶层更迅速扩大起来，例如， 在美国， 白领人员的总数从40年代的1608万人上升到70年代的5105万人，白领占劳动力总数的百分比也由40年代初的31%上升到1979年的50.9%。从那时以来，白领阶层就一直在人数和比例上超过兰领而成为最主要的社会群体。从社会后果看，白领的上升和兰领的下降使得西方国家早期的那种以兰领工人为主体的大规模劳工运动与斗争无论在声势上还是在激烈程度上都大大下降。
（四）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的形成。这一特点与上述的白领阶层的兴起密切相联。在经济发达国家，居于最富有的与最贫穷的阶层之间的是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层，它成为社会的主体。本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大战战后以来，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比例一直在上升。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形成，使得全社会的贫富差距程度大大缩小。作为贫富之间的过渡群体，中产阶级起到了使社会上层与下层对立和冲突得到缓解的作用。
（五）职业分层成为社会分层的基础。工业社会使人口最大限度地纳入了正规的职业体系，甚至连以往的家务劳动为主的妇女也不例外。人们社会地位的高低都通过职业地位而比较精确地反映出来。再者，职业地位不仅仅反映了经济、财产、收入地位，而且它也反映了人们在权力结构和声望分层中的位置。这样，职业分层与阶级分层也就是相互吻合的了。不仅如此，由于绝大多数人是通过教育渠道而进入到职业结构中来的，这样在现代社会中教育就成为筛选社会分层的主要机制之一。
上述的西方发达国家演变的特点， 在我国目前社会结构的变迁中，也都或多或少地可以发现类似的倾向。例如，中国社会在1979年的改革以前，具有浓厚的身份制色彩，而改革后，身份制分层的众多方面都正在被财产分层体系所取代。又如，农民群体正处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大规模的职业分化过程之中，千百万农民已离开土地、游离于城市与农村之间，很多农民都经历了由农民到“农民工”、到工人的地位变迁。当然，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也具有一些为自己所独有的特征，也引发了不少的社会问题。
二、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社会分层结构的特点
中国社会自1949年的革命后，社会制度发生根本变革，到50年代中期形成了一套比较稳定的制度体系并一直持续到1979年的改革开放以前。1949～1979年的30年间，中国社会分层最突出的特征是身份制的制度体系。身份制突出，一方面反映出中国社会还基本上是一种传统的社会结构；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社会在将阶级体系打碎以后，财产分层的地位下降，因而身份分层的特征就更为突出了。这种以身份制为核心特征的制度，具体说来，可表述为如下几个特点。
（一）城乡分割的身份制度。自50年代中期，一直到1979年甚至可以说一直到今天，中国一直奉行着比较严格的户籍制度。户籍制度最主要的方面就是将人们分为两类：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对于中国农民来说，户籍身份的改变是极为困难的，他们极难进入其他身份群体。
严格的户籍制度造成了我国城市与农村相互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城乡差异成为最基本的社会分层。城乡分割的户籍身份制度，将农民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没有流动的自由，这就将中国人口中的最大一部分人的劳动生产、社会活动积极性束缚住了。这显然不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这也是在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迟缓的原因之一。
（二）城市中的社会身份分层：干部与工人。1979年的改革以前，我国城市中的就业者，基本上可以区分为两种社会身份群体：干部与工人。一般说来，干部编制的待遇要大大优于工人。因此，绝大多数就业者都希望被列入干部编制。然而，对于绝大多数被划为工人身份的人来说，他们是很难转入干部身份的，其难度并不亚于从农村户籍身份转变为城市户籍身份。
从人数和比例上看，在城市就业者中具有干部身份的人大约占1/6到1/7，其余的人则都是工人身份。这种干部与工人身份的区分，在一个财产分层已被打碎的社会中起到了维持社会分层与社会秩序的作用。不过，由于社会流动的渠道过于窄小，作为城市就业主体的工人，其积极性与活力都受到了较大的阻碍与束缚。
（三）干部的分层体系。在我国改革开放前的身份制分层体系中，干部的分层是一个核心内容。这就是说，以干部或官员级别垂直分层作为全社会分层的基础与主线，并由此派生出全社会的分层体系。为什么会如此呢？笔者以为有以下五条原因：第一，干部的“级别”分层成为其他社会分层的基础。1956年，在颁布干部级别和工资分层标准时，国务院就以这些标准为模本对其他机关、团体和社会体系做了等级分层。第二，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大大强化了这种社会结构。第三，我国较单一的经济成份，使得干部的工资收入分层有可能成为社会财产、收入分层的本位体系。第四，与干部的工资级别相配套的还有一系列的福利、待遇、服务等制度。第五，当时社会上权力分层、声望分层、收入分层三者高度一致的情况也大大强化了官本位制本身。基于上述原因，这种以干部分层级别作为全社会分层基础的制度，自50年代中期形成后，一直是中国社会最主要的分层制度。
（四）工作单位身份制。中国城市中的就业者，大多隶属于某一个工作单位。一个人的工作单位对于一个人是十分重要的。单位内部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小社会”，不同单位实际上是不同的小社会。不同的小社会之间差异很大，这样，就形成了不同的身份群体。
中国的一些特殊制度也加强了这种单位身份的体制。这些制度包括：1.改革以前奉行的是所谓“铁饭碗”制度；2.由单位提供住房的制度；3.由单位提供广泛社会福利和保障的制度。这样，城市就业者就有了一种“单位身份”。不同单位之间，在资源、地位、声望等方面的差异也就被赋予到了各单位工作人员身上。单位体制总的来说，束缚了个人积极性的发挥，与竞争机制和市场经济都是相抵触的。
三、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分层结构的重大变迁
1979年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其他各方面的政策有了重大调整，开始奉行一套全新的改革开放的政策。我国社会分层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可以从群体分层结构与制度变迁两个方面看。从群体分层结构看，比较大的变化包括：农民的分化、工人群体的膨胀、个体私营工商层的出现、贫富群体之间差距的拉大等。从制度变迁看，比较大的变化有：城乡结构、城乡关系的变迁、单位制的变迁等。
（一）农民的职业分化。现代化与工业化基本上是同步的，而工业化所带来的最大的职业变迁就是农业劳动阶级的衰落和工业劳动阶级的兴起。
1979年以后中国有两大重要的政策变迁：第一，人民公社的集中生产的体制被改革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二，80年代后，我国农民，特别是青壮年农民，开始脱离农业劳动，转而从事其他多种职业。当然，迄今为止，没有脱离开土地的仍有相当多的农民，据多种统计，这部分人约占目前农民总数的60%，由于目前大陆持农村户口的劳动者约占全社会劳动者的73%，这样，将上述两个百分比合计起来计算，我国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仅占全社会劳动者的44%。这比起1979年改革以前的农业劳动者占绝大多数的局面，已是大大改观了。
（二）工人队伍的膨胀。目前，我国的工人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城市中的工人，第二种是农村中的工人，第三种是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农民工。我国城市中的、持城市户口的工人，其人数自改革以来变化并不很大。1979年我国城市工人人数为7075万人，到1991年达到9068万人，平均每年增加一百多万人。以我国这样大的人口与劳动力基数看，这种增长并不很快。
另一种是农村中的工人，亦称“乡镇企业工人”。乡镇企业工人的主体是由离开土地的农民构成的。而这些离开土地的农民最主要的是两个去向，大部分转入到乡镇企业中来，当然也有相当多的人远途跋涉流入到大城市去做工。我国“乡镇企业工人”人数1978年为2826.6万人，1994年已增至12017万人，后者为前者的约4.3倍。乡镇企业的发展使我国农村的产业结构发生根本变化，工业产值所占比重大幅度上升，由过去的不足一半上升到1991年的75%，乡镇企业工业产值占我国的比重也迅速上升，由1978年的7.2%上升到1992年的33%。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社会结构已发生巨大变化，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民已演变为工厂的工人。结构变迁的幅度之大、所涉及的地域之广，在中国的历史上是破天荒的。这表明，我国也将像世界上多数发达国家一样，演变为一种现代的社会结构。
（三）个体、私营工商层的兴起。1956年我国实施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以后，私营的工商阶层在中国大陆消失了20余年。1979年实施改革后，我国开始允许发展一些个体经济。 后来个体经济产业越搞越大， 到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又允许发展私营经济，也就是说允许发展比较大型的私营产业。到1994年6月，我国个体户从业人员已达到3183.5万人 ，注册资金已突破1000亿元人民币，营业额达到2656.5亿元。同期，大陆私营企业已达32.8万户，从业人员500.8万人，注册资金1041万元。 将个体户从业者与私营从业者相加，二者在我国包括农民在内的全部社会劳动者中仅占6.2%。这个比例虽然还不高， 但是下面情况还是颇值得注意的，即目前的各种关于个体私营工商层的统计数据都是偏低的，其原因比较复杂。比较重要的一条是，在我国很多私营业主仍然对政策有所顾虑，因而往往把自己的企业注册为“集体的”或“国营的”，人们对此称为“戴红帽子”，在一些地方，“戴红帽子”的工商业比例很高。因此，我国实际上的个体、私营工商层比统计的要高很多。
由于个体私营工商层是个新产生的阶层，它的成员是从其他社会群体转变而来的，因而它的构成就比较复杂。个体私营工商层在发展的初期曾经是一个素质不高的群体。根据80年代的一些调查，在当时，构成这个群体的大多是退休人员、城市闲散人员、待业青年、流入城市的农民等。9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变化，城市个体、私营工商发展迅速，很大一批干部、知识分子开始下海，这样，城市中的私营工商层的素质亦有了较大提高。
根据全国工商联最近所做的1440个有效样本的关于私营业主的抽样调查，私营业主的文化水平还是很高的。大学本科以上毕业的占5.5%，大学专科毕业的占11.7%，中等专业技术学校、职业高中毕业的占 9.6%，普通高中毕业的占26.3%，文盲仅占1%， 这种文化素质大大高于我国在业人员的平均水平。
（四）户籍身份制面临的变迁与三元社会结构。近十余年来，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革，工业经济与市场经济在中国迅速发展，这就对中国传统的身份制度形成重大冲击。目前，中国的身份制度已出现松动和瓦解的迹象。千百万农民开始涌入到城市中来。到目前为止，关于究竟有多少农民流入到城市中，并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据较低的估计认为有7000万人至9000万人，而据较高的估计，认为已达到了1.4亿人至1.5亿人。
从世界上多数发达国家的经验看，现代化最终要解决农业人口转为工业人口的问题。多数国家都最终实现了人口由农村向城市或市郊的迁移。但是，象中国这样的有12亿人口压力的国家，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中国是否也能最终实现人口的城市化至今仍然是个疑问。
中国毕竟奉行了约40年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因而它的城市化过程与多数发达国家的就很不相同。我国的农民流入城市并不象发达国家那样是一次完成的，而是出现了一个长期往返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群体。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我国的很多农民虽然已流入到城市中，但是他们的户口却仍在家乡。这样就出现了一年两度的往返浪潮：春节前农民工返回家乡与家人团聚，春节后又迅速流回城市。这种游离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群体，实际上使我国在原来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基础上又生出了三元结构。这种三元结构目前已持续了大约10年之久，并且目前也没有弱化的趋势。三元结构实际上是隐含着很多社会问题的。流入城市的农民由于并不能取得城市的户口，因而他们对于城市社区没有认同感。城市只是他们赚钱和暂且栖息之处。这样，流动的农民就没有责任感。一个既对城市不认同，又对城市无责任感的群体生活在城市中，是对城市治安、交通、卫生等各方面城市生活的极大威胁。因此，目前极需采取一些松动政策，使那些已在城市中长期生活、有稳定工作、有稳定生活来源的农民，取得一种准身份。这样的措施会大大促进进城农民奉公守法，维护城市生活秩序的责任心。
综上所述，中国社会在1979年的改革以前基本上还保留着很强的传统社会特点，其中，身份制就是突出的特点之一。而1979年改革以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发生重大变迁，其主要特征表现为各种身份制度的衰落与解体，新的分层体系的形成。这种变化的总趋势与世界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结构演变的趋势，具有一致性，同时它又有着一些为其他国家所不具有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