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品》品外诗人之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人论文,诗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钟嵘《诗品》网罗古今五言之诗，凡百二十余家，作者云：“预此宗流者，便称才子。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制，方申变裁，请寄知者耳。”钟嵘同时代是否有知音者，我们不得而知。后世的批评家，对上中下三品的诗人，则纷纷提出自己的升降的名单。清代著名诗歌批评家王士祯的《渔洋诗话》认为三品间“位置颠错”的就有十五人之多，超过十分之一。三品之间，从下品、中品擢为上品，或下品擢为中品；从上品、中品降为下品，或上品降为中品，也不过是内部调整一个位置而已，即使是品级下降，并不影响该诗人预《诗品》“宗流”之资格，也并不失其“才子”之身份。我在《钟嵘的当代诗歌批评》（注：载《中州学刊》1990年第1期。）一文中曾指出：“《诗品》分上中下三品，但严格说，钟嵘品诗却是四等三品，即上、中、下三等三品，外加‘不预宗流者’一等。”诗坛上还有相当一批不被钟嵘视为“才子”的品外末等诗人。既然对进入《诗品》的诗人可以作比较研究，可以作品级升降的探讨和研究，那么，对被排斥在《诗品》之外的“末等”诗人，为什么就不能和已预“才子”“宗流”中那些哪怕是最弱的诗人作些比较分析或考察？是不是这些诗人在当时一个也够不上“才子”的资格？或者是出于其他原因，钟嵘不便堂而皇之地将他们列入品中？我那篇论文又说：“揭示‘不预宗流者’之所以不许预其宗流的原因，对研究钟嵘的诗歌评论有不容忽视的意义。”限于体例和篇幅，那篇论文对这个问题未能作更进一步的深入探讨。本文对《诗品》品外诗人的考察，限于齐至梁初诗人，这一方面固然是为了研究更为集中，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这些诗人都是与钟嵘同一时代的诗人，对他们的考察分析，或许更能中钟嵘诗歌批评之肯綮。
一
《诗品》所品的诗人，可以确考其卒年的，一般认为最晚的是沈约。沈约卒于梁天监十二年(513)。本文对《诗品》品外诗人的考察，下限也定在天监十二年。
《诗品》品外南齐至梁初的诗人，比较重要的至少有以下二十余家：
一、丘巨源。巨源历仕宋齐两代，曾官余杭令，卒于永明初。《南齐书·文学传》：“高宗为吴兴（据《明帝纪》在永明二至四年），巨源作《秋胡诗》，有讥刺语，以事见杀。”《隋书·经籍志》：“余杭令《丘巨源集》十卷，录一卷。亡。”
二、顾欢。欢，字景怡，卒于永明年间，年六十四。欢七岁时便作《黄雀赋》。二十余，于剡天台山开馆聚徒，受业者常百余人。齐高帝、武帝先后征召，不至。《南史·隐逸传》载其临终言志诗一首。《隋书·经籍志》：“《顾欢集》三十卷。”
三、周颙 (?-490)（注：周颙卒年，有多种说法，如陈寅恪先生以为当在永明五年(496)之后，七年五月之前（《四声三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本文用曹道衡、沈玉成、刘跃进先生说。曹、沈说见《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卷》（中华书局1996年版）、《中古文学史料丛考》（中华书局2003年版）。）。颙，字彦伦。颙建元初先后为竟陵王萧子良和文惠太子萧长懋僚属，永明初为国子博士。曾著《四声切韵》行于世。颙诗今不传。然据《南史·陆厥传》，颙与沈约等人诗用宫商、讲四声，亦“永明体”诗人之一。《隋书·经籍志》：“齐中书郎《周颙集》八卷。梁十六卷。”
四、庾杲之(441-491)。杲之，字景行。官终太子右卫率。《初学记》卷十一有沈约《和左丞庾杲之移病》，知杲之作有《移病诗》。卒，沈约作有《伤庾杲之》，云：“蕴藉含文雅，散朗溢风飙。”
五、萧赜(440-493)。赜，字宣远，即齐武帝。今存《估客乐》一首。《乐府诗集》卷四十八引《古今乐录》：“《估客乐》者，齐武帝之所制也。帝布衣时，尝游樊、邓。登祚以后，追忆往事而作歌。”《南齐书·萧惠基传》：武帝赏爱《相和歌》。《金楼子·箴戒篇》：“齐武帝尝与王公大臣共集石头烽火楼，令长沙王晃歌《子夜》之曲。曲终，辄以犀如意打床，折为数断，尔日遂碎石如意数枚。”又载：“齐武帝有宠姬何美人死，帝深凄怆。后因射雉登岩石以望其坟，乃命布席奏伎，呼工歌陈尚歌之，为吴声鄙曲。”足见齐武帝深爱民歌鄙曲，自己也能创作歌词。
六、萧长懋(458-493)。长懋，字云乔，齐武帝萧赜之长子，即文惠太子。郁林王即位，追尊文帝。《南齐书·五行志》云：“文惠太子在东宫，作两头纤纤诗，后句云：‘磊磊落落玉山崩。’”王融《奉和纤纤诗》，疑即奉和文惠此诗。《五行志》又云：“文惠太子作七言诗，后句辄云：‘愁和帝。’”足见文惠亦能诗。《隋书·经籍志》：“《齐文帝集》一卷。残缺。梁十一卷。”
七、萧子良(460-494)。子良，字云英，齐武帝萧赜次子，封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萧衍（后即位为梁武帝）与沈约、谢朓等游于门下，号“八友”。又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逯钦立先生《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齐诗》虽仅录其诗六首，但从沈约、谢朓、王融、范云、虞骞等人的和作看，萧子良诗歌创作数量当是比较大的（注：萧子良所作诗，可考者至少有《郡县名诗》、《药名诗》、《抄书诗》、《游仙诗》、《永明乐》等。详陈庆元《齐梁佚诗存目考（上）》，《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南齐书》本传云所著数十卷，《隋书·经籍志》：“《齐竟陵王子良集》四十卷。”
八、萧子隆(474-494)。子隆，字云兴，齐武帝萧赜第八子，封随王。今存诗一首，见明依宋抄本《谢宣城诗集》。又作有《杂诗》，《谢宣城诗集》卷五有《奉和随王殿下》十六首（明依宋抄本目录作《和随王杂诗》十六首）（注：参见《齐梁佚诗存目考（上）》。），今佚。《南齐书·武十七王传》称其有文才，又云：“子隆娶尚书令王俭女为妃，上以子隆能属文，谓俭曰：‘我家东阿也。’俭曰：‘东阿重出，实为皇家蕃屏。’”。东阿之誉，更见子隆文才之盛。《隋书·经籍志》：“《随王子隆集》七卷。”
九、萧子罕(479-495)。子罕，字云华，齐武帝萧赜第十一子，封南海王。官南兖州刺史，建武元年转护军将军，二年被杀。子罕作有《咏秋胡妻》（注：参见《齐梁佚诗存目考（上）》。），今佚。
武帝诸子除文惠、竟陵、随王、南海王外，第七子晋安王子懋(472-494)诗笔亦佳。子懋，字云昌，《隋书·经籍志》：“《齐晋安王子懋集》四卷。”
一○、王秀之(442-494)。秀之，字伯奋。刘宋时任浔阳、南郡太守。入齐历官随王镇西长史、南郡内史、吴兴太守。在荆州，作《卧疾叙意诗》，谢朓作《和王长史卧疾》，知秀之能诗。
一一、袁彖(447-497)。彖，字伟才。《南齐书》本传称“彖少有风气，好属文及玄言”。入齐，累官至侍中。《南史》、《艺文类聚》存其诗三首。《隋书·经籍志》：“齐侍中《袁彖集》五卷。”
一二、王仲雄(?-498)。仲雄，王敬则子，其妹适谢朓。官员外郎，永泰元年，敬则反，被杀。《南齐书·王敬则传》：“仲雄善弹琴，当时新绝。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主衣库，上敕五日一给仲雄。仲雄于御前鼓琴作《懊侬曲歌》曰：‘常叹负情侬，郎今果行许。’”仲雄又有《赠谢朓》（注：参见《齐梁佚诗存目考（上）》。），今佚。
一三、王季哲(?-498)。季哲，王敬则子，仲雄弟。官记室参军，永泰元年，敬则反，被杀。《玉台新咏》卷四有谢朓《同王主簿怨情》，《文选》卷三十“同”作“和”，李善注：“《集》云：王主簿名季哲。”《谢宣城诗集》卷四作《和王主簿季哲怨情》。知季哲作有《怨情诗》。季哲又作有《有所思》（注：参见《齐梁佚诗存目考（上）》。）。
一四、王寂。寂，字子玄，王僧虔第九子。齐建武初，欲献《中兴颂》，兄志劝之，乃止。《文馆词林》存其诗四章。卒时年仅二十一。《隋书·经籍志》：“秘书《王寂集》五卷，亡。”
一五、陆慧晓(439-500)。慧晓，字叔明。刘宋时官太傅东阁祭酒。入齐，子良于西邸抄书，令慧晓参与其事。官至吏部郎。《艺文类聚》存其诗一首。沈约有《和陆慧晓百姓名诗》，可知慧晓当日还有其他诗歌创作。
一六、徐孝嗣(453-499)。孝嗣，字始昌。《南齐书》本传：“孝嗣爱好文学，赏托清胜。”刘宋时为骠骑从事中郎，带南彭城太守。入齐历任要职，申开府之命，加中书监。后为东昏侯所杀。王俭曾作诗赠之，孝嗣亦有答诗（今存）。孝嗣另有《白雪歌》一首。《南史·王晏传》存有晏《和徐孝嗣诗》残句，知孝嗣当日写有其他诗。《诗品》下“齐诸暨令袁嘏”条：“嘏常语徐太尉云：‘我诗有生气，须人捉着。不尔，便飞去。’”徐太尉，即徐孝嗣。《南齐书》、《南史》本传皆不载孝嗣为太尉事；孝嗣和帝中兴元年诏赠太尉，见《建康实录》卷十六《徐孝嗣传》。《梁书·孔休源传》云：“建武四年，州举秀才，太尉孝嗣，省其策。”此处称太尉，当是追书。同书《世祖徐妃传》：“祖孝嗣，太尉，枝江文忠公。”《诗品》“齐诸暨令袁嘏”条徐太尉即徐孝嗣无疑。《隋书·经籍志》：“齐太尉《徐孝嗣集》十卷。梁七卷。”孝嗣既能诗，看来，亦知诗。
一七、王思远(452-500)。思远，刘宋时为建平王刘景素辟为南徐州主簿。齐永明时，为竟陵王子良所荐，除吴郡丞，后官至御史中丞。《文馆词林》存其诗四言数章。沈约有《应王中丞思远咏月》，谢朓有《和王中丞闻琴》，可知思远当日还有其他诗作。
一八、虞炎(?-499?)。《南齐书·文学传》：“永明中以文学与沈约俱为文惠太子所遇，意眄殊常。官至骁骑将军。”今存其诗四首，见明依宋抄本《谢宣城诗集》、《玉台新咏》等。《隋书·经籍志》：“《虞炎集》七卷。”沈约《怀旧诗·虞炎》：“东南既擅美，洛阳复称才。携手同欢宴，比迹共游陪。事随短秀落，言归长夜台。”在沈约看来，虞炎可称为一代才子了。
十九、萧昭胄(?-502)。昭胄，字景胤，萧子良子。齐永元元年封巴陵王，为东昏侯所杀。史称“泛涉有父风”（《南齐书·武十七王萧子良附昭胄传》）。昭胄作有《为会稽西方寺作禅图相咏》十首、《四城门诗》四首、《法咏叹德》四首等，见僧朓《出三藏记集》卷十二《巴陵杂集目录》卷下。
二○、何僴。僴，字彦夷，梁初官义兴郡丞。何逊从叔，位至台郎。《南史·袁湛附袁彖传》：“于时何僴亦称才子，为文惠太子作《杨畔歌》，辞甚侧丽，太子甚悦。（袁）郭之谏曰：夫《杨畔》者，既非典雅，而声甚哀思……”袁彖与僴俱为才子，而未能入《诗品》。《隋书·经籍志》：“义兴郡丞《何僴集》三卷。”
二一、宗夬 (466-504)。夬，字明揚。《梁书》本传：“齐司徒竟陵王集学士于西邸，并见图画，夬亦预焉。”（注：竟陵王开西邸延才俊为士林馆，画其图像，除宗夬外，还有王亮等。详陈庆元《王融年谱》，刘跃进、范子烨主编《六朝作家年谱辑要》上册，第478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又曾为随王子隆主簿。入梁，官至五兵尚书，参掌大选。《初学记》、《艺文类聚》、《乐府诗集》存其诗六首。《隋书·经籍志》：“梁司徒咨议《宗夬集》九卷。”
二二、何点(437-504)。点，字子皙。宋司空何尚之之孙。齐初累征中书郎、太子中庶子，并不就。入梁，武帝下诏征侍中，辞疾不赴。《梁书·处士传》：“吴国张融少时免官，而为诗有高尚之言，点答诗曰：‘昔闻东都日，不在简书前。’”按：答诗二句，逯钦立《梁诗》失载。点又作有《赠谢举》、《答谢举》等诗（注：参见《齐梁佚诗存目考（中）》，《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二三、到沆(477-506)。沆，字茂瀣。沆幼聪敏，既长勤学，善属文。齐建武中，起家后军法曹参军。天监初，为太子洗马。沆诗今不存。然《梁书·文学传》云：“时文德殿置学士省，召高才硕学者待诏其中，使校定坟史。诏沆通籍焉。时高祖宴华光殿，命群臣赋诗，独诏沆为二百字，三刻使成。沆于坐立奏，其文甚美。”又云：“所著诗赋百余篇。”沆亦梁初才子无疑。
二四、谢朏 (441-506)（注：《梁书·谢胐传》：“三年元会，诏乘小舆升殿。其年，遭母忧（元按：据《武帝纪》遭母忧在四年），寻有诏摄职如故。后五年……是冬薨于府，时年六十六。”《南史》则云天监五年。本文暂从《南史》。）。朏，字敬冲。父庄，宋著名诗人，《诗品》列入下品。年十岁，能属文。庄游土山赋诗，使朏命篇，朏揽笔便成。宋孝武游姑孰，敕庄携朏从驾，诏使为《洞井赞》，于坐奏之。起家法曹行参军，入齐，累迁侍中，又为义兴太守。梁武践祚，诏以为侍中、司徒、尚书令。朏诗今不存，然任昉有《同谢朏花雪诗》，可知朏作过《花雪诗》一类的诗。谢朏永明中甚有诗名，《南齐书·谢朏传》：“世祖尝问王俭，当今谁能五言诗？俭对曰：‘谢朏得父膏腴，江淹有意。’”《隋书·经籍志》：“《谢朏集》十五卷，亡。”
二五、柳惔 (462-507)。惔，字文通，父世隆。惔永明间为巴陵王子响友，随子响至荆州；建武末为梁南秦二州刺史。入梁，官至太子詹事，加散骑常侍。惔诗今不存。《南史·柳元景附惔传》云：“（惔）尝预武帝烽火楼宴，帝善其诗，谓豫章王嶷曰：”惔非徒风韵清爽，亦属文遒丽。’”此惔能诗之证。又云：“天监二年元会……帝因劝之酒，惔时未卒爵，帝曰：‘吾常比卿刘越石，近辞卮酒邪。’罢会，封曲江县侯。帝因宴为诗贻惔曰：‘尔实冠群后，惟余实念功。’”刘越石即刘琨，西晋末诗人，《诗品》将其列入中品，钟嵘称其诗“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比惔惔为刘越石，足见惔亦才子之流。《隋书·经籍志》：“抚军将军《柳＠集》二十卷。”
二六、刘苞(482-511)。苞，字孝尝。叔父刘绘，南齐诗人，《诗品》列在下品。苞好学，能属文。梁初为太子洗马，掌书记，侍讲寿光殿。《梁书·文学传》：“高祖即位，引后进文学之士，苞及从兄孝绰、从弟孺、同郡到溉、溉弟洽、从弟沆、吴郡陆倕、张率并以文藻见知，多预宴坐，虽仕进有前后，其赏赐不殊。”孝绰兄弟、诸到、陆、张都是诗人。《南史·刘缅附苞传》：“受诏咏《天泉池荷》及《采菱调》，下笔即成。”今存其诗二首，见《初学记》、《艺文类聚》。《隋书·经籍志》：“太子洗马《刘苞集》十卷。”
二七、高爽。生卒年不详。《梁书·文学传》：“广陵高爽、济阳江洪、会稽虞骞，并工属文。爽，齐永明中赠卫军王俭诗，为俭所赏，及领丹阳尹，举爽郡孝廉。天监初，历官中军临川王参军。出为晋陵令，坐事系治，作《镬鱼赋》以自况，其文甚工，后遇赦获免，顷之卒。”有文集。《南史·文学传》高爽列于齐袁嘏（《诗品》列于下品）之后，云：“时有广陵高爽，博学多才。”其声名当与嘏相埒。爽当卒于天监初。爽今存诗五首，见《玉台新咏》、《艺文类聚》、《南史》。与高爽齐名的江洪，《诗品》已许其入下品。
二八、虞骞。生卒年不详。与高爽、江洪齐名。今存诗五首，见《玉台新咏》、《艺文类聚》、《初学记》。又作有《登禅冈寺望》、《登楼望远归》、《咏扇》、《古意》等诗（注：参见《齐梁佚诗存目考（中）》。）。
齐至梁初能诗者远不止上述二十八人，逯钦立《齐诗》录有诗的还有：王延、王僧祐、阮彦、王僧令、袁浮丘、刘
、虞通之、许瑶之、朱硕仙、石道慧、王晏等。《隋书·经籍志》著录的齐至梁初别集，除《诗品》已预宗流及上文所开列者外，还有二三十种。再者，《谢宣城诗集》涉及的能诗者至少还有：檀秀才、江朝请、陶功曹、朱孝廉、江孝嗣、伏曼容、何煦等。《诗品》下有江祏、江祀兄弟，而当时与“二江”相提并论的还有“双刘”：“胐尝轻祏为人，ｓｈí(12)常诣朓，朓因言有一诗，呼左右取，既而便停。祏问其故，云‘定复不急’。祏以为轻己。后祏及弟祀、刘沨、刘宴俱候岏，岏谓祏曰：‘可谓带二江之双流。’以嘲弄之。祏转不堪……”（《南史·谢裕附谢朓传》）“带二江之双流”出左思《蜀都赋》，“双流”与“双刘”谐音，指刘沨、刘宴。“二江”、“双刘”如无相当的文学修养，不明“带二江之双流”之出处，则不必不堪。由“二江”能诗入品流推断，“双刘”也未必不能诗。
二
我们固然可以找出许多理由来为钟嵘不许上述几十个诗人预才子宗流辩解，例如有的诗人作品较少，有的诗人成绩不够突出，等等。但是，对于那些已经入选的多数诗人，我们仍然很难确定他们当时究竟写了多少诗，至于江祏兄弟、鲍行卿、孙察等，更是一首诗也没有流传下来；由于没有诗传下来，如果也没有其他可供讨论和评价的线索，这些诗人的水准问题，我们今天如何辨明？当然，由于文献的缺失，本文也不可能对上述未入宗流的所有诗人作逐一评定，从而决定其是否有资格进入《诗品》之行列。笔者认为，上文论及的丘巨源、顾欢等二十八人在当时诗坛上都有过不同程度的影响，都写过一些让人注意的作品，如果孤立地逐一分析，也许看不出什么深层次的问题，而综合起来加以考察，或许可以进一步发现钟嵘品诗在“才子”“宗流”的取舍方面的某些标准。
首先，钟嵘将齐武帝父子拒之宗流之外，有着难言之隐。《南齐书·周颐传》记载钟嵘之兄钟岏，在国子时对国子祭酒何胤不敬事，因而迁怒竟陵王萧子良。或以为钟嵘反过来又抱怨于子良，故未许子良兄弟进入品流行列。笔者认为，钟嵘是一位严肃的诗歌批评家，不至于借著书立说之机为兄泄愤。何胤后来隐居东若邪山，洪水拔树发屋，唯胤室独存，钟嵘还作了一篇《瑞室铭》称赞何胤，便可证明钟嵘不记旧怨。笔者以为，钟嵘不许齐武帝父子预才子宗流有着深层次的政治原因，其根子在“今上”梁武帝身上。齐武帝第四子萧子响，初为豫章王嶷养子，后嶷有子，子响还本，为都督、荆州刺史。子响斩长史刘寅等，齐武帝遣胡谐之等领羽林检捕群下，敕“子响若束手自归，可全其性命”，后又遣萧衍之父丹阳尹萧顺之领兵继之。而“文惠太子素忌子响，密遣不许还，令便为之所”（注：《南史·齐武帝诸子传》。）。顺之终将子响缢死。齐武帝甚恨顺之，顺之惭惧，感病忧死。萧顺之是齐武帝父子矛盾的牺牲品。《礼记·曲礼上》：“父之仇，弗与共戴天。”郑玄注：“父者，子之天。杀己之天，与共戴天，非孝子也。行求杀之，乃止。”（注：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杀父之仇，为人子者非得把这个仇人杀了才肯罢休。萧衍于天监元年(502)登基，即“追尊皇考为文皇帝，庙曰太祖”（注：《梁书·武帝纪中》。）。萧衍是个孝子，作有《孝思赋》，其《序》云：“年未髫龀，内失所恃。”“齿过弱冠，外失所怙。”“今日为天下主而不及供养，譬之荒年而有七宝，饥不可食，寒不可衣。永慕长号，何解悲思。乃于钟山下建大爱敬寺，于青溪侧造大智度寺，以表罔极之情。”（注：大爱敬寺虽建于普通元年(520)，详《建康实录》卷十七梁上《高祖武皇帝》，然萧衍之孝思则是一贯的。）因此，他对齐武帝父子的杀父之仇是不可谅解的。然而，齐武帝生前并未洞察萧衍之心，不预时，还敕萧衍、萧懿（衍兄）与范云、王融为帐内军主。王融极力拥戴萧子良，西昌侯萧鸾则拥太孙。然而萧衍却采取观望的态度，谓范云：“左手据天下图，右手刎其喉，愚夫不为。”更有甚者，萧鸾辅政，将为废立计，萧衍还为鸾出谋献策，成了谋害齐武诸子的帮凶（即郑玄所谓“行求杀之”之意）。《南史·梁本纪上》载：
郁林失德，齐明帝作辅，将为废立计，帝（萧衍）欲助齐明，倾齐武之嗣，以雪心耻（元按：指顺之之死），齐明亦知之，每与帝谋。时齐明将追随王，恐不从，又以王敬则在会稽，恐为变，以问帝。帝曰：“随王虽有美名，其实庸劣，既无智谋之士，爪牙惟仗司马垣历生、武陵太守卞白龙耳。此并惟利是与，若啖以显职，无不载驰。随王只须折简耳。敬则志安江东，穷其富贵，宜选美女以娱其心。”齐明曰：“亦吾意也。”即征历生为太子左卫率，白龙游击将军，并至。续召随王至都，赐自尽。
《南史·王敬则传》也有类似记载。萧衍登基之后，对此事讳莫如深。《南史·吴均传》云，吴均私撰《齐春秋》，奏之，“书称帝为明帝佐命，帝恶其实录”，“敕付省烧之，坐免职”。吴均《齐春秋》的要害，并不在于“私撰”，而在于“实录”了萧衍佐明帝杀齐武诸子事。值得注意的是，吴均撰写《齐春秋》的时间和钟嵘撰《诗品》十分接近。尽管齐武帝萧赜及诸子均颇有文才，也尽管随王萧子隆是钟嵘恩师王俭的快婿，碍于萧衍在齐世与萧赜父子的芥蒂，钟嵘在撰《诗品》时就不能不小心回避齐武及其诸子了。
既然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齐武帝父子被拒之于《诗品》宗流之外，那么，对于那些曾游于齐武诸子门下的诗人、特别是关系很深或较深的诗人，钟嵘在是否许其预宗流时就不能不加以考虑了。和齐武关系很深或较深的诗人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这些诗人确实是齐梁之际诗坛上的领袖人物，或诗歌成就特别突出的人物，例如沈约、谢岏、任昉、王融，甚至刘绘，抹杀他们无异于抹杀一代的诗歌，他们是钟嵘撰写《诗品》不能缺少的当代才子，试想，如果《诗品》没有沈、谢、任、王、刘，钟嵘笔下的齐梁诗坛将会怎样！另一种情况是，另一些诗人在诗坛上虽然有不同程度的地位和影响，但尚未达到举足轻重的地步，在弃与取之间，钟嵘综合艺术的、政治的各种因素，加以判别，有的被列进来了，有的则被摒弃了。在我们所考察的诗人中，周颙、何僴、虞炎都受过文惠太子的礼遇，陆慧晓、王思远、袁彖都与竟陵王萧子良有较深的瓜葛，柳惔曾为巴东王萧子响友，王秀之、宗夬都是随王萧子隆的僚属。这里，我们提到的诗人有八人，如果加上上面我们所列的萧赜及其子孙六人，就有十四人之多，占了二十八人名单中的一半。
在南齐之时，有些诗人的政治观点或政治态度和萧衍很不同，例如袁彖。《南史·齐武帝诸子传》云：
子良既亡，故人皆来奔赴，陆惠（《南齐书》作慧）晓于邸门逢袁彖，问之曰：“近者云云，定复何谓？王融见杀，而魏准破胆。道路籍籍，又云竟陵不永天年，有之乎？”答曰：“……若不立长君，无以镇安四海。王融虽为身计，实在社稷，恨其不能断事，以至于此。道路之谈，自为虚说耳，苍生方涂炭矣，政当沥耳听之。”
袁彖是站在齐武帝或者说齐政权的立场上来评价王融及看待立嗣的，故对萧子良之死有所遗憾，比较公允。萧衍为“雪心耻”之恨，故助齐明帝诛杀武帝诸子，并将原来也是西邸旧友的王融视为“竖、刁”（注：《南史·梁本纪上》。）。袁彖与萧衍政治观点差异如此悬殊，自然为萧衍所不喜。再看宗夬。萧子隆永明八年为镇西随王，九年之荆州，萧衍为其咨议。萧衍临行，任昉、宗夬、萧琛都有诗送别，衍亦有答诗，可见，当日萧衍与宗夬的关系还是挺不错的。后来，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他们之间的政治态度也就不大一样了。《梁书·文学传》云：
齐随王子隆为荆州，召（庾於陵）为主簿，使与谢朓、宗夬抄撰群书。子隆代还，又以为送故主簿。子隆寻为明帝所害，僚吏畏避，莫有至者，唯於陵与夬独留，经理丧事。（注：《梁书·文学传上》：“（庾於陵）出为宣毅晋安王长史、广陵太守，行府州事，以公事免。复起为通直郎，寻除鸿儒卿，复领荆州大中正。卒官。”晋安王为宣毅在天监九年。於陵卒官当在此后二三年或稍晚，如卒时也在天监十二年（沈约卒于是年）或稍前，或也是一位不入《诗品》品流的诗人。）
如前所引，齐明帝原有意于随王子隆，在萧衍的耸动之下改变了主意，继而杀之。子隆之死，群下避之唯恐不及，只有庾於陵和宗夬不忘旧恩，冒着风险出来料理丧事。萧衍是一个颇记旧日怨仇的国君。梁初，武帝萧衍尝于乐寿殿内宴，领军将军张稷“多怨辞形于色”（注：《南史·张裕附张稷传》。），得罪萧衍。萧衍当时并没发作，可是直到天监十一年张稷卒后，他对此事仍耿耿于怀，还向沈约提及。而沈约反过来劝说：“已往往事，何足复论。”没想到萧衍听罢甚怒，弄得沈约狼狈不堪（注：详《梁书·沈约传》。）。比起庾於陵与宗夬料理随王子隆的丧事来，张稷发了一点牢骚显然就微不足道了。萧衍虽然登基为帝，但昔日助齐明杀害武帝诸子之事更是摸不得的“伤疤”。梁朝初建，为了笼络和稳定人心，萧衍给宗夬这类人一官半职，是不难理解的。但是，凭萧衍的个性和为人，他未必容忍他人对那些与齐武诸子关系密切、且还够不上诗坛领袖者加以称颂——例如加上“才子”头衔什么的。这一点，钟嵘必然是十分清楚的。
三
艺术批评方面，钟嵘在品评齐梁诗人时也不能不考虑梁武帝萧衍的存在。《〈诗品〉序》云：
方今皇帝，资生知之上才，体沉郁之幽思，文丽日月，赏究天人，昔在贵游，已为称首。况八纮既奄，风靡云蒸，抱玉者联肩，握珠者踵武。以瞰汉、魏而不顾，吞晋、宋于胸中。谅非农歌辕议，敢致流别。
这段对梁武帝评价的话，切不可将它等同于《文心雕龙》“皇齐驭宝”的泛泛之论。刘勰对晋宋以来的文学家诗人抱着谨慎的态度，连颜、谢也是存而不论。钟嵘《诗品》的一大特色是品评当代诗人，齐梁诗人入品者就多达三十八人，约占三分之一。对当代诗人的批评，远比对往代诗人的批评困难，尽管当代所批评的都是过世的诗人，但是与所批评诗人有着各种关系的门生故友大都仍然健在，这是不能回避或绕过去的事实。梁武帝萧衍的存在给钟嵘的批评带来不小的“压力”。“生知之上才”，只有萧衍才是“才子”中的“上才”，品中的上上之品。“昔在贵游，已为称首”，号为“一代辞宗”的沈约也好，“二百年来无此诗”的谢朓也好，统统不在话下，评价肯定不可能太高；范云、任昉、王融当然更在其次。至于嗟慕、仿效沈、谢、任、王的少年士子则只能是其次中的其次了。《〈诗品〉序》说：“学谢朓劣得‘黄鸟度青枝’。”这位学谢而更劣于谢的后进者正是虞炎，其《玉阶怨》诗今存。《诗品》中“谢朓”条、“任昉”条都有对后进士子的仿效进行批评。因此，虞炎一类诗人被排斥在才子宗流之外实也在情理之中。
梁武帝萧衍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掣肘钟嵘的当代诗歌批评，但钟嵘仍有自己形式上和艺术上批评的标准。萧衍不懂四声，作诗也不用四声，钟嵘反对人为的声律，提倡自然声律，钟嵘是不是迎合萧衍，我们没有更多的证据，不好妄下结论。萧衍以自己博记事典来炫耀才学，例如与沈约策粟事等，而钟嵘对殆同书抄的诗文则深恶痛绝。钟嵘在品评具体诗人时，对陆机、颜延之典雅一派及能存古意之诗比较重视，其评谢超宗等七人之诗云：“檀、谢七君，并祖袭颜延，欣欣不卷，得士大夫之雅致乎？”他认为大明、泰始，鲍、休美文殊已动俗，影响所及至于齐初，唯此诸人固执不移，难能可贵。钟嵘从祖钟宪正史无传，刘祥、檀超长于史笔，诗今不存，此数人当时诗名未必高，而钟嵘还是许其进入《诗品》称为才子，这与他重典雅的诗学观有着密切关系。“张欣泰、范缜”条云：“欣泰、子真，并希古胜文，鄙薄俗制，赏心流亮，不失雅宗。”“鄙薄俗制”、“不失雅宗”，当指张、范不屑作当世流行诗体，即张、范诗既异于鲍、休俗制，也与沈约的长于清怨不同，还有可能也不作永明体诗。张诗今无存，范仅存两个诗题而已。张、范当时诗名不甚盛，能入《诗品》，亦钟嵘品诗标准使然。“陆厥”条云：“观厥文纬，具识丈夫之情状。自制未优，非言之失也。”陆厥“五言诗甚新变”（注：《南齐书·文学传》。），诗作得并怎么样，但其反对永明声律说的理论与钟嵘的见解甚相近，所以勉强预才子之流，此是以论存人而非以诗存人之例。齐梁间一位很有诗名的诗人谢胐，王俭将他与江淹并提，认为是当世五言诗的佼佼者。钟嵘为什么没能赞同其师王俭的意见，以至不许谢朏入《诗品》？这可能与谢朏在永明中后期诗风起变化有关系。朏诗今不存，唯一为我们提供线索的是任昉的一首《同谢朏花雪诗》：
土膏候年动，积雪表晨暮。散芭似浮云，飞英若总素。东序皆白珩，西雝尽翔鹭。山径陋蜜荣，骚人贬琼树。
据此，我们知道谢朏作过一首《花雪诗》，而《花雪诗》的内容、风格、情调当与任昉此诗相近。谢朏《花雪诗》一类的诗，也当与永明诗人咏物诗差不多，体制短小，讲四声，纤巧，不用比兴，不讲寄托，“患在意浮”（注：《〈诗品〉序》。），钟嵘对永明体诗总的评价并不太高，或许是出于这一原因，谢朏诗也为钟嵘所不喜。
钟嵘的《诗品》，作为一部齐梁间重要的诗歌批评著作，20世纪以来，研究已经相当深入了。但一般的研究，是从钟氏所评的诗人入手，从“正面”来看他是怎样评诗的，并从中归结出其诗学观和诗评手段、方法、兴趣、好尚，这无疑是对的。在《诗品》的研究中，还有一种观点，即凡被列入《诗品》的诗人，都是某一个朝代重要或比较重要的诗人，这种说法，总体上说是没有什么不对的，尤其是那些被列入上品和中品的诗人（甚至包括下品的某些诗人）更是如此。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角来看《诗品》，即从“另一面”来看钟嵘为什么将一些当时还是比较优秀、诗名较盛的诗人弃于《诗品》之外，又将得出什么结论呢？对那些勉强进入下品与被摒弃在品外的成绩尚比较突出的诗人之间，正如上品与中品之间、中品与下品之间一样，在取舍时，并不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有时仅为“一念之差”（当然有时也有比较深刻的原因）。上文提到的陆厥，入选《诗品》并非他的诗好，而是他的“论”好，按《诗品》体例，不存亦无不可。再如诸暨令袁嘏，诗平平而已，却“多自谓能”，多少还有点儿“可恶”，不入《诗品》也罢，而因为他对徐孝嗣说了一句：“我诗有生气，须人捉着，不尔，便飞去。”（注：《诗品》下。）佚闻可采，故存之。上文列了二十八个未入品流的诗人，本文并非强调二十八个诗人都必须与已入品流者比个高低不可，我们把他们罗列出来，进行整体分析与把握，只是想换一种思考的路径，从“另一面”来看问题，从“另一面”来作研究而已。
从上文的论述分析，我们大体得出两个结论，一是通过对品外诗人的考察研究，发现钟嵘不许某些才子进入《诗品》宗流，与梁武帝萧衍在齐代政治斗争中的复杂背景有关，也与钟嵘自己的文学观和品诗标准有关。后者比较容易理解，关于前者，有必要再讨论几句。梁武帝萧衍爱文，早年为“竟陵八友”之一，能诗。入梁后，常常举行宴会令文士群臣赋诗，提倡文学，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由于至尊的地位，对昔日诗友的才华难免有些嫉妒，特别是对他在南齐时佐明帝杀害齐武子孙的那一段历史讳莫如深，特别敏感，这样一来，钟嵘在撰《诗品》时就未免感到棘手。当然，钟嵘并不是对所有与齐武子孙有关的人事都极力回避的，例如，他对王融还是给予较积极的评价，这说明，他还是有勇气，也比较正直。但是，他又不能不对梁武有所回护，不能不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有所迁就。本文对《诗品》齐梁间品外诗人的排比、探究，就颇说明这一点。本文的研究，再次证明，文学或诗歌的批评在很多场合中是摆脱不了政治干系的。在过去很长的时期，我们的文学批评或诗歌批评，常常忽视艺术本体的评论，而太过于注重政治批评，甚至把文学批评、诗歌批评与政治批评等同起来，成了简单的“贴标签式”的批评，缺陷明显，以至让人生厌。但有意思的是，在钟嵘《诗品》的研究过程中，却大多注重其诗歌本体和诗歌美学的批评，很少涉及齐梁间的政治斗争的复杂背景，很少分析梁武帝萧衍作为一代君主对钟嵘诗歌批评的掣肘作用。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不得不再一次强调，齐梁间的复杂政治因素和作为一代君主的萧衍的存在，是《诗品》将一些本当可以称得上“才子”的诗人摒弃在“宗流”之外的一个重要原因。
江林昌评议：
本文从《南齐书》、《隋书》、《玉台新咏》、《艺文类聚》、《初学记》等古文献中辑出《诗品》以外的齐梁间重要诗人二十余家。从文学艺术角度看，这二十余家诗人作品并不比《诗品》内的作品差，有些甚至还要高。那么，它们为什么不被录入《诗品》呢？通过知人论世，作者认为，这与梁武帝萧衍在齐代政治斗争背景下的复杂因素有关，也与钟嵘自己的文学观和品诗标准有关。
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要有新的突破，一般在三个条件下可望实现：一是理论创新，二是角度转换，三是材料补充。这篇论文在后两者中都得到了体现。从《诗品》外看同时代的诗人及其作品，并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分析其个中原因，便是换了新角度。在以往，学者习惯于从《诗品》本身论齐梁文学。本文则从诸古文献中辑出《诗品》外重要诗人二十余家，极大地开拓了《诗品》研究的新领域，为齐梁文学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因此，这是一篇有创见、有突破的文学史研究论文。
于浴贤评议：
陈庆元先生的《〈诗品〉品外诗人之考察》运用一种全新的视角研究《诗品》。文章一改历来研究者从入录《诗品》诗人的创作成就、风格特点等方面来探讨钟嵘的诗歌批评观的思考路径，而是从“另一面”思考问题。文章从《诗品》以外选取二十八位齐梁诗人，对他们的经历、创作及风格特点等进行逐一举证、分析，指出他们或是萧齐宗室子孙，或是与梁武帝政见不同者；从而推断由于梁武帝与齐武帝父子之间的矛盾及政治斗争，钟嵘为躲避政治纠纷及矛盾，避免引起梁武帝的猜忌伤害，故而对这批人弃之不取。通过对品外诗人不入“品流”原因的探讨，文章进而反观《诗品》的录入标准，指出钟嵘对入录《诗品》人选的取舍，一方面受齐梁时代统治者内部政治斗争的制约，同时又决定于钟嵘追求典雅的诗学观。文章角度新颖，思路活跃，正反论证，曲折委婉；以丰富、翔实的材料为佐证，通过严谨的推理，逐层深入，言之成理。指出钟嵘的诗歌批评受当时政治的影响，这是《诗品》研究中所提出的一个崭新的观点，令人耳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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