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在中国：1930-1980，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卡在论文,卡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08)01-116-04
20世纪奥地利著名作家弗朗茨·卡夫卡(1883～1924)，被誉为欧洲文坛的“怪才”，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宗师和探险者。他是20世纪的最佳作家之一，“且已成为传奇英雄和圣徒式的人物”。“就作家与其所处的时代的关系而论，卡夫卡完全可与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相提并论。”[1]“卡夫卡是当代欧洲几乎所有作家的先行者”，“这些作家意识到了也好，没有意识到也好，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2]美国当代著名文学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认为，卡夫卡是20世纪最经典的作家，“因为我们都把存在和意识的分裂视为他的真正主题，他把这一主题等同于犹太人身份，或者至少是特别等同于流亡犹太人的身份”[3]。并且，“卡夫卡对我们人类的命运（在本世纪中显现的命运）所说的一切是任何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思考所没有说出的”[4]。当代美国作家纳博科夫甚至认为，卡夫卡“是我们时代的最伟大的德语作家。与他相比，像里尔克一类的诗人，或者像托玛斯·曼一类的小说家不过侏儒或者泥菩萨”[5]。“今天人们打开每一期德国的、法国的、英国的、美国的或意大利的杂志，差不多都会碰到这个名字。”[6]因此，如果不阅读卡夫卡，我们便简直无法了解和认识20世纪的西方文学。
然而，卡夫卡生前几乎默默无闻，他的作品只有极少数是在生前发表的。他的第一部小说集《观察》第一版共印了800册，5年后还有一大半积压在仓库里。卡夫卡自己说，在布拉格一家著名的书店里，几年来共售出了11册书，“其中10册很容易找到买主，因为是他自己买的，不过，他一直想知道究竟是谁买走了那第11册？”[7]尽管他的挚友布罗德早在1916年就指出，卡夫卡是堪与当时德国著名作家霍普特曼等人媲美的第一流大作家，但他的这种评价在当时却并没有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卡夫卡作品的第一个法译本出版在1928年，这时卡夫卡已经去世四年了。二次世界大战后，经历了一场噩梦的欧洲终于发现了卡夫卡的价值和意义。1950年，随着布罗德新编的9卷集《卡夫卡文集》的出版，一股“卡夫卡热”很快遍及西方文坛。随后，各种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流派，如荒诞派、新小说派、存在主义文学、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等，都纷纷去卡夫卡那里寻找渊源和灵感。
在中国，长期以来读者对卡夫卡是比较陌生的。以往的《德国文学史》很少提及卡夫卡，张传普先生于1926年出版的《德国文学史大纲》甚至提到了马克斯·布罗德（勃罗特）以及他的作品《蒂肖·布拉厄斯走向上帝之路》（《透旭勃拉至上帝国之路》），但对卡夫卡却只字未提[8]。1922年出版的《小说月报》（第13卷第12号）上刊有元枚翻译的格哈特·豪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撰写的《新德国文学的倾向》，文中写到，“凡尔反尔(Franz Werfel)和勃洛特(Max Brod)亦是属于这一组的青年作家（指那些回避战争的作家）的。司吞海姆(Carl Sternheim)和凯撒尔也是这一派，他们都是受着威台金特(Frank Wedekind)的感发而得成就的”。文中没有提到卡夫卡。在稍后由余祥森编写的《德意志文学史》（商务印书馆，出版年代不详）、刘大杰编《德国文学概论》（北新书局1928年版）中均未提及卡夫卡。1935年由傅东华主编的《文学百题》中有“大战后的德国文学大略怎样？”一题，文中提到了与卡夫卡颇有交情的表现主义诗人佛兰兹·威尔斐儿(1890～)，并有专门论述；文中还提到了犹太作家亚忽列特·杜卜林（1878～1957，又译为德布林），但却对卡夫卡只字未提。以后，冯至等编著《德国文学简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及1959年修订版）也未提到卡夫卡。
以笔者所见材料来看，中国最早提及卡夫卡的是由赵景深撰写的《最近的德国文坛》，发表在《小说月报》第21卷第1号（1930年1月10日）上，有关卡夫卡的评述文字如下：
卡夫加(Franz Kafka)是一个新发见的德国神秘小说家。他在1926年6月逝世的时候，德国以外的各国，竞一点也不知道这个消息，就是德国，知道他的人也很少，直到1929年，他的两本著作出版，方才为批评家所称道。大家都叹息着德国文坛又夭折了一个人才。卡夫加是布拉格的军官，他写过许多短篇小说，态度是写实的，但意义却是象征的。第一篇亦名为《深思》(Betrachtung)，以后又创作了《火夫》(Der Heizer)和《改变》(Die Verwandlung)，后者可与威尔斯小说以及《女人变狐》相比。后来就出结集《乡村的医生》(Der Landarzt)以及长篇小说《遣戍》(In der Strafkolonie)。写实与幻想、嘲讽与幻影，全都混在一起。直到1929年《城堡》(Das Schloss)出版，他的声名方才稳定。大意是说一个人进城堡，终于进不去。有人说这是嘲讽政治的；又有人说它自有其象征意义，无须加以解释。
1929年还出版了一本《美国》(Amerika)，大意说一个德国青年罗士满到纽约去看他那因商致富的叔叔，后来罗士满与叔叔不睦，进入了马戏团。他不是一个写实主义者，不过是如实的来描写，使我们读后逐渐忘记了实事，只记得怪想。卡夫加死时只有35岁。他还留下许多手稿不曾刊行。[9]
短短的两段文字中有许多不实之词：如卡夫卡是一个“神秘小说家”么？这自然是大可商榷的。但是，他显然不是德国作家，而只是一个用德语写作的奥地利作家。他去世的时间是1924年，而不是1926年。他决不是什么军官，只是一家保险公司的职员。他死的时候41岁，而不是35岁。《遣戍》就是《在流放地》，这显然是个短篇。尽管如此，文中指出卡夫卡创作的总体特征是“态度是写实的，但意义却是象征的”，“写实与幻想、嘲讽与幻影”，“混在一起”等却大体是不错的。
1936年6月1日，赵家璧译的德国作家雅各布·沃塞曼(Jacob Wassermann)撰写的《近代德国小说之趋势》发表在《现代》杂志第5卷第2期上，文中有一小节为“犹太作家考夫加”：
这里有一个天才的作家，包含所有这些特点的（指心理学小说的特点），便是考夫加。在广义方面讲，他的作品是最德国的……
这是一位德国人，正巧是一位犹太人。
有关卡夫卡的介绍，仅此而已。该文下面转而开始论述犹太人对于文艺的贡献。并且，文中所说的卡夫卡是“一个德国人”，“他的作品是最德国的”，显然与赵景深的文章犯了同样的错误。但这里却不知这是原文的问题，还是译文的问题。1944年孙晋三在重庆《时与潮文艺》第4卷第3期上发表题为《从卡夫卡说起》一文，大概是国内第一篇专门介绍卡夫卡的短文。文中写道：
上次世界大战后，对英美文艺青年影响最大的爱略特和乔伊斯，而在目前，那是里尔克和卡夫卡(1883-1925)了。……卡夫卡在现代文学既有如此影响，而在我国，他的名字却是全然陌生的，这未免是件遗憾之事。
卡夫卡和里尔克同为生于捷克布拉哈的犹太人，他们同样的染上神秘主义的色彩，沉醉于人生晦涩的深奥，因此他们的倾向，仍是象征主义的方向，而走的路却不同于正宗的象征派。在小说方面，卡夫卡的影响，见之于寓言小说的勃兴。但卡夫卡型的寓言小说，并不是本扬(Bunyan)或施威夫特(Swift)显喻性的寓言，无宁可说是相当于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或杜思妥益夫斯基式晦喻性的小说，其涵义不是可以用手指所按得住的。卡夫卡的小说，看去极为平淡，写的并非虚无缥缈的事，而是颇为真实的人生，但是读者总觉得意有未尽，似乎被笼罩于一种神秘的气氛中，好像背后另有呼之欲出的东西，而要是细细推考，却又发现象征之内另有象征，譬喻之后又有譬喻，总是推测不到渊底，卡夫卡的小说，不脱离现实，而却带我们进入人生宇宙最奥秘的境界，超出感官的世界，较之心理分析派文学的发掘，止于潜意识，又是更深入了不知凡几。[10]
文中将卡夫卡去世的时间定为1925年，并声称里尔克是犹太人，显然有误；将卡夫卡归为象征主义小说家也显然不太确切，但文章对卡夫卡小说的寓言性特征的概括和分析还是颇为精彩和切合实际的。该期杂志还刊登了一位“充分表现卡夫卡型的优点”的英国当代小说家参桑(William Sanson)的三篇作品《目睹者》、《长桌布》和《墙》，这三篇作品被认为是模仿卡夫卡创作风格的示范。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译介者的良苦用心，并且，“以‘真实的人生’来表现‘人生晦涩的深奥’，通过设计可足表现这种‘晦涩的深奥’的人生真实，营造出‘一种神秘的气氛’，引领读者进入人生深奥的境界，去推考真实故事背后的多重象征和譬喻意味——这种提出了较为具体的思路和方法的译介，对于那些如沈从文一样‘为抽象而发疯’，为‘看到生命一种最完整的形式，这一切都在抽象中好好存在，在事实前面反而消失’而感到痛苦的小说家，或许会有所帮助”[11]。卡夫卡从此是否对中国文学发生了某种影响，这里“或许”一词令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从沈从文的创作实际来看，这影响如果不说完全没有，恐怕也只能是微乎其微的。
1945年5月7日，卞之琳在论及亨利·詹姆士的《螺丝扭》时写道：“这篇故事十足可以拿来当例子说明罗维尔德·麦孙先生在晚近一期《企鹅版新写作》里所称的‘创造性的接受梦魇’，那是跟熬劲相辅了终足以‘摧毁梦魇’。这点是否能应用到威廉·参索姆以及其他卡夫卡的追效者所写的寓言故事，大可怀疑。”[12]这里可怀疑的，是詹姆士的小说是否可以与卡夫卡的寓言故事相比较，至于卡夫卡的梦魇般的故事，则是无可怀疑的。
1945年，孙晋三在《时与潮文艺》撰文介绍萨特时重点评介了萨特的《苍蝇》和《间隔》。孙晋三随后指出：“沙特很明显的是受了卡夫卡(Franz Kafka)的影响。卡夫卡的《中国长城》法译，也是新近出版的，他那一套用寓言体来探讨基本哲理的技巧，早已流行，现在法国文坛也深为他所影响。”[13]因为介绍萨特才引出了卡夫卡，所以，有学者说，卡夫卡是“乘着这股介绍法国存在主义的小浪潮而进入中国的”[14]。这种现象与日后我们因为介绍英美文学而介绍卡夫卡，真是相映成趣。
1947年，萧乾在他的《创作四试·前记》中提到了卡夫卡，“我已读了更深刻的象征小说了，像吴尔芙的《波浪》和卡夫卡的《堡垒》，我明白在一个短篇里，是难得把一个象征的轮廓描清楚的”[15]。萧乾将卡夫卡归为象征主义作家显然并不贴切。
1948年，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刊登由叶汝琏通过法语翻译的卡夫卡日记片段《亲密日记》，共摘录了卡夫卡写于1910至1911年的六则日记。日记前面的《法译者前记》这样评价卡夫卡及其作品：“我们仅有卡夫卡的一些片段；他的小说和纪事，尽管它们形式极其精巧，而他的格言和亲密日记是些同一品格的片段。他自己不是说过吗：他感受的生命，有如一个未能完成生命的人，他没有别的方法只由一只手排开绝望，另只手记录他在废墟下看见的。……卡夫卡的全部作品都表示救世主的天国之等待。……对他，健康基于天国之降临同时因为天国尚未为任何人而降，无人会过高评价人毫无所知的东西。卡夫卡信奉健康一若他信奉救世主，而且他相信当他发现了救世主，他许找到了健康，他许进入了以色列天国。”[16]现在看来，这种评价算不上准确和全面，因为它过多地注意了卡夫卡及其创作的宗教内涵，而忽略了其他方面的内容。这种观点倒是与卡夫卡的朋友布洛德的观点接近。这段文字的原作者署名是彼尔·克罗梭夫斯基。当时主持“文学周刊”专栏的则是沈从文。据笔者目前掌握的材料看，这几则日记大概是国内对卡夫卡所写文字的最早翻译。
1966年，作家出版社出版过一部由李文俊、曹庸翻译的《〈审判〉及其他小说》，其中包括卡夫卡的六篇小说：《判决》、《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致科学院的报告》、《审判》。但这部小说集当时是作为“反面教材”在“内部发行”，只有极少数专业人员才有机会看到。李文俊后来回忆道：“我是通过读英国诗人奥登的作品，接近卡夫卡，了解了他的重要性。在卡夫卡的创作中，我发现有许多对于我们来说是新的、独特的东西，值得介绍过来，帮助扩大同行们的眼界。可当时中国的情况不允许公开出版他这样的作家的作品。于是根据我的建议，出了他那本‘黄皮书’。”杨武能后来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我国带头译介卡夫卡的，并非我们搞德语文化的专家，而是李文俊、汤永宽、钱满素等搞英、美文学学者，卡夫卡的主要代表作的中译本几乎都出自他们之手。之所以如此，卡夫卡在英美比在德语国家先引起注意和更受重视……”。也就是说，卡夫卡最初被介绍过来时，连我国的德语文化专家也未予以关注。[17]“卡夫卡来到中国之初，只是在文坛入口处登了个记，未引起人们的注意，更谈不上发生什么显著的影响了。”[18]
以上情况直到1979年才有所改变。这一年《世界文学》杂志刊登了由李文俊翻译的《变形记》，并发表了署名丁方、施文的文章《卡夫卡和他的作品》。该文应该是国内第一篇比较全面系统的评介卡夫卡的文章，文章作者似乎对刚刚过去不久的“文革”仍心有余悸，没有署真名。其实，丁方就是我国著名的卡夫卡研究专家叶廷芳先生。据叶廷芳先生2001年4月7日对笔者介绍说，他在1964年才第一次听到卡夫卡这个名字。他说，“1964年我担任内部参考的《现代文艺理论》的编辑时，才开始知道卡夫卡的名字。但那时不仅卡夫卡的作品，连迪伦马特的《老妇还乡》这样的优秀作品都是作为‘反面教材’出版的，笔者自然不敢深入探讨它们的奥秘了”[19]。大约在1974年，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一家旧书店购得几本卡夫卡的书，其中包括《城堡》和几个短篇。后来他将这几本书送给了冯至先生。这是叶廷芳第一次接触到卡夫卡的小说。
《卡夫卡和他的作品》分为四个部分：“生平简介”、“主要作品”、“孤独的人和陌生的世界”、“艺术特点”，其目的旨在“就卡夫卡的生平和主要作品作一初步的介绍”。文章对卡夫卡的评介似乎只是放了一个试探性的气球：卡夫卡不属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因此我们不能以传统的现实主义的标准来衡量他，他“加深了对社会现实的‘挖掘尺度’，在艺术上他也扩大了艺术表现的可能性”[20]。1980年《十月》（第5期）杂志又发表了由叶廷芳翻译的《饥饿艺术家》及《略论卡夫卡及其（饥饿艺术家）》。1980年《外国文艺》（第2期）发表了卡夫卡的短篇小说《绝食艺人》和《歌手约瑟芬，或耗子似的听众》。1981年初《外国文学》发表了卡夫卡的四个短篇：《判决》、《乡村医生》、《法律门前》和《流氓集团》。长篇小说《城堡》（汤永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和《审判》（钱满素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很快就出了单行本，《美国》也发表了选译的第一章和第五章。1983年在卡夫卡诞生一百周年时，《外国文艺》（第4期）刊有“卡夫卡小说特辑”，它包括：《万里长城建造时》、《地洞》、《致科学院的报告》。同年《外国文学季刊》发表了卡夫卡的三个短篇：《司炉》、《乡村教师》、《老光棍布鲁姆费尔德》。1985年孙坤荣选编的《卡夫卡短篇小说选》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印数9001册。两年后第二次印刷，加印了6700册。这个选集收录了卡夫卡的20个短篇，卡夫卡的重要短篇小说几乎都被收录在内。孙坤荣在《译本序》中肯定了卡夫卡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和地位：“奥地利小说家弗兰茨·卡夫卡和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法国的马赛尔·普鲁斯特一起被认为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奠基人。”但同时他又指出：“我们承认，卡夫卡的小说对于我们有很高的认识价值，能够帮助我们深刻地认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非人化的腐朽一面。但是，卡夫卡在所有作品中所宣扬或流露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显然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格格不入；对于他的艺术手法，我们也决不能盲目照搬，随便模仿。”[21]1980年《外国文学动态》发表了民主德国文艺批评家保尔·雷曼撰写的长文《卡夫卡小说中所提出的社会问题》，在文章前面有编者按：“近三十年来，生前并不引人注意的奥地利业余作家卡夫卡在西方文学界越来越引起了重视，人们把他奉为现代派文学的祖师，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德语作家，等等。五十年代前半期，当卡夫卡这股‘热’在欧美各国开始形成的时候，苏联、东欧各国是进行抵制的。但1957年以后，卡夫卡热的‘东方防线’被冲开了，不少原来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家也对卡夫卡作了肯定的评价。”[22]同年，联邦德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汉斯·马耶尔访华，他在北京大学的一次讲演上，当有人问他，本世纪的现代德语作家中谁是最重要的作家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第一位是弗兰茨·卡夫卡，其次是托马斯·曼，第三位是布莱希特……”。他的这一论断当时“语惊四座”[23]。随后，卡夫卡的幽灵便迅速在大江南北弥漫，在各种文艺刊物上抛头露面。1981年底钱满素先生满怀激情地写了一篇《卡夫卡来到中国》[24]的文章，宣布卡夫卡在世界上蹉跎了半个多世纪后，终于在中国“安家落户”了。
因此，可以说，中国的卡夫卡研究是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台湾对卡夫卡的译介和研究比大陆要早20年，50年代末台湾大学外文系的学生白先勇、陈若曦、欧阳子等就在他们主办的《现代文学》杂志上介绍卡夫卡，1960年出了一期《卡夫卡特辑》。当时卡夫卡是随同萨特、加缪和存在主义一起进入台湾的，但台湾的卡夫卡研究并没有取得突出的成就）。在短短的20年多年时间里，我国已出版关于卡夫卡的著述十余种，其中叶廷芳就有著译多种（下文详叙）。有《卡夫卡传》多种：瓦根巴赫著，周建明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罗纳德·海曼著，赵乾龙等译，作家出版社1988年版；布罗德著，叶廷芳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还有些传记是由国内学者撰写的，如林和生《“地狱”的温柔：卡夫卡》（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阎嘉《反抗人格：卡夫卡》（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杨恒达《城堡里迷惘的求索——卡夫卡传》（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4年版）、斯默言《卡夫卡传》（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此书有大段抄袭已有的中译本之嫌）。杨恒达等还编写了浅显通俗读物《变形的城堡——卡夫卡作品导读》（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版）。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被誉为中国文坛独立特行的女作家残雪，1999年出版了一本专门解读卡夫卡的大著《灵魂的城堡——理解卡夫卡》（上海文艺出版社）。另外我们还发表了有关卡夫卡的论文200多篇，出版作品集几十种。这里须特别提及的是《卡夫卡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的出版，这是我国卡夫卡研究的一件“盛事”，也是我国卡夫卡研究走向深入和成熟的标志。
〔收稿日期〕：2007-0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