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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323.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15)01—0083—11 “无农不稳，无粮则乱”。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事关国计民生和社会政治稳定的首要问题[1]。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首先在于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能够有所保障[2]。耕地是不可复制的农业自然资源，是粮食生产最重要的物质基础。2013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实现了“十连增”，然而，作为粮食生产物质基础的耕地资源对粮食安全的威胁作用却在日益加深。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耕地非农化利用而导致的耕地总量持续下降的趋势长时间难以逆转；耕地不合理利用导致的水土流失、环境污染造成的耕地质量总体水平欠佳已成普遍现象；耕地后备资源数量少、质量差，开发利用难度大，使得增加耕地面积、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战略举步维艰。耕地的动态变化对我国未来粮食生产能力已构成持久的约束作用，日显稀缺的耕地资源已成为制约我国粮食安全的瓶颈。 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Lester Bronw(1996)[3]研究认为，作物、畜牧和渔业，只剩下改进土地生产率这一条路可走了。因此，在“十连增”的乐观形势下，重新审视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前瞻性的采取保持耕地数量平衡，防止耕地质量退化，合理开发耕地后备资源的根本措施，建立科学合理的耕地资源安全保障机制，已成为我国实现粮食安全的必然选择。 一、耕地变化与粮食安全：文献回顾 上世纪70年代的世界粮食危机，促使人们把粮食安全问题作为关注和研究的焦点并成为国际社会追求的核心政策。 (一)粮食安全的基本要义 粮食安全的概念由联合国粮农组织在1974年首次提出①，概念的内涵把人们能获取足够的食品作为粮食安全的核心要义，因此，强调的是粮食的数量安全，但人们发现饥饿并未随粮食产量和储备的增加而消除，因而，1983年该组织又从“买得到”和“买得起”两个维度对粮食安全重新进行了定义。经济学家阿尔伯·瓦尔德斯也以“缺粮国家或这些国家的某些地区或家庭逐年满足标准粮食消费水平的能力”对粮食安全进行了定义。粮食安全开始强调不同国家、地区和人群获取粮食的能力。现代意义的粮食安全不但强调粮食的数量安全，更重视粮食的质量安全，翟虎渠(2004)[4]以“数量安全、质量安全和生态安全”三个层次对粮食安全做了规范性释义。朱晶(2004)[5]则从“供应量；供应的时空分布；获取粮食的易得性；粮食的卫生、营养和健康标准”等四个方面对粮食安全进行了解读。胡岳岷(2013)[6]提出的“数量安全、品质安全、生态安全与健康安全共同构成了粮食安全的与时俱进的价值维度”的观点，更是把粮食安全对耕地等农业生产资源的要求推向了更高的标准。对粮食安全的理解，经历了由数量安全到质量安全的认识过程。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资源禀赋、发展水平不同，对粮食安全的理解存有较大差异，但是，无论是数量安全还是质量安全，耕地是粮食生产的载体的事实不可改变，粮食数量的多寡、品质的优劣，耕地的数量和质量起着基础和保障作用。 (二)我国的粮食安全及出路 按照国务院1996年颁布的《中国粮食问题白皮书》的说法，2030年我国人口将达到16亿，人均粮食需求量按400kg计算，2030年我国粮食需求总量将超过6.4亿吨[6]。而2013年我国粮食总产量仅为6.01亿吨。尚有近0.39亿吨的缺口。居正(2012)[7]认为，中国粮食生产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是耕地不足。苏小珊等(2012)[8]认为制约我国粮食生产的首要因素是耕地面积不断减少。而叶兴庆(2012)[9]认为随着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人增地减的矛盾将越发尖锐。如何摆脱资源约束所带来的粮食安全的困境，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仍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战略。虽然有农业“走出去”战略的讨论，但粮食贸易的大国效应和粮食问题与政治、社会安定的密切关系，通过扩大粮食进口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粮食问题[10]。叶宏亮(2013)[11]对国内虚拟耕地贸易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相较于供给数量，供给质量对国内耕地资源有效供给的约束作用更为明显”。而粮食贸易带来的国外耕地资源供给，并不形成耕地的有效供给。因此，保证国内耕地资源安全，实现耕地的持续有效利用，是解决我国粮食安全问题贯彻始终的核心。 (三)耕地对粮食安全的保障作用 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耕地受到各方面需求压力影响，在耕地资源对粮食安全的保障问题上，众多学者指出中国面临的严峻形势。1995年，Lester R.Brown提出了“谁来养活中国”[12]的问题，警示了中国耕地资源短缺对世界粮食安全的威胁隐患；胡岳岷(2006)[13]认为，“人地矛盾是中国‘粮食安全木桶’上一组相生相克的短板”，是“一个永恒的结”；严士清、徐敏(2005)[14]对耕地数量变化与粮食安全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得出耕地面积与粮食产量呈正相关的结论；张凤荣、张晋科等(2006)[15]的研究认为，不能忽视耕地减少对粮食产量的影响。也有学者从耕地质量变化对粮食产量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石淑芹等分析了东北地区耕地质量变化对粮食产能的影响，认为“外部投入对高产田的粮食产量有较大影响，而低产田的粮食单产主要取决于耕地的自然质量[16]。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耕地质量在保障我国粮食安全上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傅泽强(2001)[17]的研究认为耕地数量减少和人口增加导致的人均耕地占有量持续下降，将削弱粮食生产的自然资源基础，并威胁粮食安全，但认为“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应当是在保证耕地质量基础上的数量稳定”。而中国的耕地资源短缺、高强度利用、水土资源匹配不均衡、农业环境污染严重的农业资源态势，不利于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张士功(2005)[18]认为，耕地资源安全是粮食安全问题的核心，并提出了耕地安全的概念，指出“耕地资源安全包括数量安全、质量安全和生态安全”。姚惊波(2005)[19]认为，中国人均耕地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42.37%，且地块零碎不适合大规模机械化耕种，水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5%，且分布不均衡，因此得出中国不具备资源密集型农产品生产的比较优势的结论；熊铭奇、傅波(2005)[20]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指出，对自然资源的超前消耗，造成中国农业自然资源的退化与枯竭。因此，耕地对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具有明显的约束作用，正视自然赋予我们的耕地资源本底，充分了解耕地在国家粮食安全中所处的贡献地位，加强耕地资源保护，提高耕地生产能力，保障耕地有效供给，应成为我国粮食安全的前瞻性战略。 总结现有文献对粮食安全中耕地资源重要作用的研究，大多集中于耕地数量变化对粮食产量的影响，并且，分地区研究的居多，而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差别较大，所得结论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对耕地质量与粮食安全的关系研究主要偏重于耕地保护对粮食安全重要性的讨论，研究范围局限于耕地要素的自身特点对粮食生产的作用力，鲜有学者把耕地与其他影响粮食产量的因素作对比分析，进而从影响粮食产量波动的诸因素中系统考察耕地对粮食生产的作用程度。因此，现有文献并未从根本上回答耕地对我国粮食安全贡献作用的价值大小。本文利用建国以来我国耕地和粮食产量的动态变化数据，在充分考察制度创新、技术进步和自然灾害等其他因素对粮食生产影响的基础上，着重研究耕地因素对我国粮食生产的制约作用，找出耕地变化与粮食产量波动的内在规律，改变“就耕地谈保护、就粮食论安全”的分析模式，把耕地与粮食安全置于一个大系统中，从长期性和动态性上分析耕地对我国粮食安全的贡献作用，以期从资源层面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实现。 二、耕地变化：变迁与因素 (一)变迁 1.耕地总量变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耕地面积的变化呈波动性下降的趋势，虽有阶段性增加，但总体趋势是减少的。基于不同时期统计口径差别造成数据可比性差的考虑，本文以1996年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工作开展前后为分界点，从两个时段进行分析。② (1)1949-1996年耕地的数量变迁 1949-1957年是中国耕地数量增加较快的时期，此间经历了三年恢复和土改、农业合作化运动，农民复垦和垦荒的积极性空前提高，全国耕地在1956-1957年达到峰值的111830千公顷，与1949年相比累年增加13948.7千公顷，年均增长1.68%。 1958-1963年是中国耕地流失最严重的时期。受“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全国城乡建设占用和因灾废弃耕地造成耕地数量的大面积滑坡。6年累计减少了9103.3千公顷，年均下降1.42%。 1963-1966年是耕地恢复时期。中央调整国民经济、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建设占用耕地纷纷退建复种。同时，“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开展，掀起了新一轮的垦荒造田浪潮，耕地面积进入一个快速增长期[21]。 1966-1978年是中国耕地线性减少期。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降低，耕地资源开发速度减慢。耕地资源数量呈长期线性减少。11年累计减少4347.1千公顷。 1979-1996年是耕地持续减少期。城乡土地统一管理制度的实行，突击批地现象普遍，加之1992年以后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乡镇企业、房地产开发、开发区建设的热潮，造成耕地大量流失。其中变化明显的是1985-1987年，3年累计减少1965.3千公顷；1992-1994年，3年累计减少耕地743.1千公顷(见图1)。
图1 1949-1995年中国人口、耕地及人均耕地面积变化趋势 (2)1996-2013年耕地的数量变迁 1996-2003年是我国耕地数量的迅速减少期，主要是由于生态退耕、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和建设占用耕地的大量增加。耕地资源数量从1996年的130039.2千公顷减少到2003年的123392.2千公顷，累年减少了6647千公顷，年均减少949.6千公顷。 2004-2011年是我国耕地数量的平稳减少期。为遏制工业化和城镇化占用耕地的情况，国家继续加强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政策的实施，2008年中国提出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另外，2007年以来，吉林、黑龙江、河南等产粮大省，为配合其粮食增产计划，分别启动实施了“吉林省西部地区土地开发整理重大项目”；“黑龙江三江平原东部地区土地整理重大工程”；“河南省三个‘2500万亩工程’”等增地增粮工程，增加了耕地供给，一定程度上减缓了耕地减少的速度。这一时期全国耕地数量总体上呈下降的趋势，但下降趋势相对平稳。由2004年的122432.01千公顷减少到2011年的121649.4千公顷。 2.耕地人均数量变化 与耕地资源数量的变化趋势相同，1996-2011年我国人均耕地的数量也呈持续减少趋势，2001年突破人均0.1
/人整数下限，此后持续下降，2008年之后，下降速度趋缓，从1996年的0.10625
/人下降到2011年的0.090287
/人，累计下降了0.01596
/人(见图2)。
图2 1996-2011年中国人口、耕地及人均耕地面积变化趋势 3.耕地质量变化 目前我国耕地总体质量欠佳，高产稳产的高标准农田数量少，中、低产田比例高。根据全国农用地分等定级成果，优等地仅占全国耕地面积的2.7%，高等地占30%，中、低等地占67.3%。从地域分布上看，水热条件好、土壤肥沃、耕地生产能力较高的农业种植区主要分布在南方11省份，而这些地区也正是经济最为发达，城市化、工业化等非农建设侵蚀优质高产耕地最为严重的地区，北方省区大多是水热条件不佳或耕地产出能力低的地区，也是我国净增耕地的主要分布区，但新增耕地往往都是盐碱地、红壤地、风沙地、干旱地、涝洼地等限制因素较高的耕地。从耕地质量的动态变化趋势上看，受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我国耕地退化现象严重。为了增加粮食，耕地利用基本取消了轮作休耕，致使土壤有机质含量降低，土壤肥力下降。为了保肥增产又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导致耕地污染、土壤板结、地力衰减。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结果显示，全国现有耕地中，土壤有机质含量低于0.5%的耕地约占10%，水土流失、盐渍化、沼泽化、沙化的耕地共计占53%。另据统计，我国受工业“三化”污染的农田达到6000万亩，酸雨危害的耕地达到4000万亩，每年污水灌溉农田达2000万亩以上[22]。 (二)耕地变化的因素分析 影响耕地变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灾害损毁的自然因素外，也有人类活动影响的人为因素，自然因素人类无法控制，本文不作讨论。人为因素导致耕地变化的类型有两种：一种是显性的，即耕地数量的动态变化，包括土地开发、复垦、整理、农业结构调整、生态退耕、农田弃耕和撂荒等带来的耕地变化；另一种是隐性的，即土地利用不当导致土地退化、质量下降、产出降低等无法从耕地数量中得到反映的耕地变化。本文从显性角度对耕地动态变化进行分析。 1.新增耕地面积小于耕地减少面积 长期以来，中国耕地变化一直处于净量减少的状态，2001-2008年期间，土地开发、复垦、整理农业结构调整累计增加耕地3382.48千公顷，同期生态退耕、农业结构调整、灾害减损减少耕地总计为9634.5千公顷。而且新增耕地多为盐碱地、撂荒地等难以利用的土地，减少的面积多为城市边缘生产能力较好的良田，“占优补劣”现象明显。 2.建设占地是耕地减少的根本因素 从2001-2008年的数据看，期间耕地总量减少1.486亿亩，其中建设占地减少耕地0.237亿亩，占比16%，生态退耕减少耕地0.8623亿亩，占比58%，农业结构调整减少耕地0.314亿亩，占比21.1%，灾害损毁减少耕地0.0499亿亩，占比3.36%。生态退耕和生产结构调整是耕地减少的主要因素，但从趋势上看，建设占地占比增加的趋势明显，由2001年的18.3%增加到2008年的68.9%，这是未来我国耕地减少的主要因素，应引起足够地重视。 3.逐利意识导致耕地非粮化利用是耕地减少的长期性因素 市场经济使农产品由单一的粮食需求向多元化发展[23]，因此，在农业生产结构调整中，耕地多转向蔬菜、花木、养鱼、饲畜等非粮产业，出现了完全根据市场取向选择农业结构盲目占用耕地的现象。从2001-2008年的数据看，耕地减少面积中农业结构调整因素的占比一直在20%左右。农业比较利益的提高是一个长期化的过程，因此，农业结构调整带来的耕地非粮化也将长期存在。这是我国耕地数量减少的长期性因素。 4.耕地后备资源有限，开荒补耕后劲不足是耕地减少的约束性因素 我国农垦历史久远，但多年高强度土地开发，耕地后备资源已十分有限，且分布不均衡，大多分布于东北、西北偏远地区。东北的后备耕地资源主要是盐碱地、荒草地，开发成本高、难度大。西北耕地后备资源丰富，但大多处于干旱少雨地区，开发后不利于农作物生长。耕地后备资源数量少、质量差，依赖大规模开发后备资源补充建设占用耕地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 三、粮食产量波动及其影响因素 (一)粮食产量变化及其波动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粮食产量总体呈上升趋势，65年间粮食产量从1949年的11318万吨增加到2012年的60193.5万吨，累年增加48875.5万吨，累年增加率182.2%，年均增加量为751.93万吨，年均增加率为2.803%。分别于1966年、1978年、1987年、1996年、2013年粮食产量登上了20000万吨、30000万吨、40000万吨、50000万吨、60000万吨的台阶。粮食总产量随时间变化的线性回归方程为y=9802.64+727.3x(见图3)。 围绕y=9802.64+727.3x直线，在总趋势增加的同时，不同年度粮食产量偏离趋势线上下波动的现象明显。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粮食波动的总体情况看，每当粮食产量连续几年增长之后，都会出现一个相对低谷时期，粮食增长率降到一个较低水平，徘徊几年之后再进入上升通道，产量变化表现出一定的周期性。从1949年到2013年的65年间，下一年粮食产量明显低于上一年的有1960年、1968年、1980年、1985年、1991年、2000年、2003年。其中，1949-1958年在经历连续九年增产之后，1959-1962年我国粮食产量进入低谷时期，1962年比1958年减产21.87%。1963-1967年连续5年增产后，1968年比1967年减产4.02%。徘徊三年后1972年又比1971年减产3.86%。之后连续6年增产，并于1978年达到30000万吨水平，随后粮食产量下降趋势明显，1980-1982年三年平均增产量为-253.83万吨。1984年我国粮食产量登上了40000万吨的阶段性高峰，转而1985年又大幅减产，1985年比1984年减产6.92%，此后连续几年徘徊，直到1989年才回复到1984年的水平。1990年粮食产量大涨9.49%后，粮食总产一直在44000万吨—46000万吨之间小幅波动，并于1996年登上了50000万吨台阶。随后1997-1999年粮食产量滞涨现象明显，2000年粮食产量大跌9.08%，此后3年除2002年略有增加外，其余年份粮食产量持续下降，2003粮食产量减少到43069.5万吨，迎来了1990年以来的阶段性低点，新一轮粮食安全问题的凸现。经过几年徘徊，2004年之后我国粮食产量进入持续上升阶段，并于2007年重新回到50000万吨水平，2013年粮食产量已达到60000万吨阶段性新高，粮食产量实现了“十连增”(见图4)。
图3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粮食总产量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新中国60年农业统计资料，中国农业统计年鉴2009-2012。
图4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粮食产量变化率统计 (二)粮食产量波动的因素分析 粮食产量变化一般是自然因素、政策导向、生产要素等多个变量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1.自然因素 在现有技术水平条件下，农业生产还无法彻底摆脱自然条件的约束，根据庄健(1988)的研究，每次粮食的高增长都与成灾面积的大幅度减少相对应，每次粮食产量的下降都与成灾面积的扩大有关[24]，如：1973年、1979年、1984年粮食的大幅度增产，相对应的成灾面积都大幅度减少，1972年、1977年、1980年和1985各年成灾面积的扩大，都带来粮食产量的下降。所以，现阶段自然因素对我国粮食产量仍起决定性作用。 2.政策导向 粮食产量的波动也与农业政策有关。解放初期粮食产量的大幅度增长，与当时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使农民得到了实际经济利益、农民种粮积极性提高有关，1958年出现的粮食生产停滞、下降等不规则波动的主要原因在于“大跃进”运动脱离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导致的结果。改革开放初期粮食产量的稳步提高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提高粮食收购价等政策紧密相联，1985年粮食大减产的根本原因在于部分取消粮食生产的优惠政策，粮食收购实行“倒三七”比例价导致粮食价格下降、挫伤农民种粮积极性、粮食播种面积大幅度减少所致。2004-2013年粮食产量的“十连增”与这一时期实行的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取消农业税、最严格的耕地保护等政策直接相关。 3.生产要素投入 耕地、劳力、良种、化肥等生产要素投入是影响粮食产量的基本要素，其中，耕地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影响粮食产量的单产和总产，良种、化肥等科技产品是粮食生产的粮食，在粮食增长的方程式中起着一个乘数作用，劳动力充足带来的精耕细作对粮食增产也会起到一个推动作用。 在影响粮食增产的因素中，自然灾害人们只能在合理范围内进行抵御，人类还无法完全战胜自然，政策制度有明显的时效性，而在一定时期内，科技进步又是相对稳定的，一个划时代的科技成果的出现又需要相当的周期，所以，耕地作为粮食生产最重要的自然资源基础，是基本、长期的约束因素，是其他因素发挥作用的基础。耕地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是我国粮食安全最基本的约束因子。 四、耕地变化与粮食产量波动的相关性分析 粮食生产的受约因素较多，其中耕地是粮食生产能力持续增长的最重要的资源基础，其他因素均要以耕地为载体和作用对象，实施变革方能达到增产的目的，所谓“地之不存，粮将焉出”，耕地对粮食安全的贡献作用主要体现在耕地的数量多寡和质量优劣，从根本上决定粮食的单产和总量水平。 (一)耕地数量变化与粮食产量波动 比较研究发现，建国以来我国耕地数量变化与粮食产量波动具有基本一致的变化趋势，即耕地面积增加的年份大多都伴随粮食产量的增加，而耕地面积显著减少的年份，常常导致粮食产量的大幅度减产。其中尤以1949-1958年、1996-2003年两个时段两者的相关性表现显著，即1949-1958年期间的粮食增产和1996-2003年期间的粮食减产的主导因素是耕地数量变化。从整个时期看耕地数量变化与粮食产量波动一致的年份有30年，其中相关性表现明显的年份有：1950年、1952年、1956年、1959年、1961年、1968年、1973年、1980年、1985年、2000年、2003年年等11年(见图5、图6)。
图5 1949-1995年耕地面积与粮食产量变化关系
图6 1996-2011年耕地面积与粮食产量变化关系 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耕地数量变化与粮食产量波动表现为不完全同步，但从变化率上看，建国以来我国耕地变化率与粮食产量变化率的总体趋势是基本吻合的。虽有不一致，但基本态势是，耕地变化率曲线与粮食变化率曲线的高低点基本对应，耕地减少不一定带来粮食产量下降，耕地增加时也有粮食产量减少的年份，但粮食产量持续增长或增产率大幅度提高的年份，耕地变化率不会是剧烈变动的年份，而耕地减少率大幅度上升的年份，却往往是粮食增产率大幅度下降的年份。表现强烈的年份有：1959年、1961年、1968年、1980年、1985年和2003年(见图7、图8)。1950-1957年、1964-1965年、1978-1979年、1990年、1995年是地增粮增阶段，整个期间耕地面积年均增加1.049%，粮食产量年均增长7.327%。耕地数量变化率与粮食产量变化率同步性较好。1962-1963年、1966-1976年、1981-1989年、1992-1993年、1998年、2002年、2004-2011年间(除1968、1985、1988年外)是地减粮增阶段，粮食增长的同时耕地虽有减少，但耕地变化率均在小幅内变化，整个期间年均耕地减少率0.32%，粮食产量增加率4.83%，尤其2004-2013年我国粮食产量的“十连增”，虽然耕地面积逐年减少，但都是在0.2%-0.76%之间变化，而且减少趋势逐年减缓。说明粮食产量持续增长必须保有一定数量的耕地面积。在其余的地减粮减阶段，除1958年外，耕地减少超过1%的年份，都带来粮食产量的剧烈变动，粮食产量减少都在3%以上。可见，耕地数量的持续快速减少是粮食产量下降的主要原因。 阶段不同耕地数量与粮食产量的相关性亦有差别，为进一步说明二者的关系，将研究时段分割，分别计算不同时段耕地面积变化率与粮食产量变化率及其相关系数(见表1)。
图7 1949-1995年中国耕地变化率与粮食变化率趋势
图8 1996-2011年中国耕地变化率与粮食变化率趋势
由表1可知，1950-1957年、1958-1960年以及2004-2011年这3个时段我国耕地数量与粮食总产量的年变化率之间存有较高的相关性，其相关系数达到显著水平。其中1950-1957年二者之间呈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7853，另外两个时段为负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88和-0.73，说明这3个阶段耕地资源数量变化对粮食总产量的变化具有较强的约束作用。其余时段均未达到显著水平。从趋势上看二者的相关系数有逐渐减少的趋向，并且由正相关向负相关转化，2007年以后耕地变化逐渐趋稳，粮食产量持续增长，二者相关系数呈显著负相关。说明粮食持续增产中单产提高的贡献越来越大，而耕地数量扩张作用趋于弱化。 中国耕地数量与粮食产量的变化趋势说明，在技术水平相对稳定而且存有可供开垦的后备耕地资源的条件下，耕地数量与粮食产量之间有较高的相关关系，粮食产量的波动主要取决于耕地数量的增减变化。但受自然供给的限制，耕地扩张的潜力是有限的，当耕地后备资源开发达到极限时，粮食总产的增加必须依靠农业科技进步，增加物质和技术投入，保养耕地，提高耕地质量以获得较高的单产来实现。 (二)耕地质量变化与粮食产量波动 耕地质量是耕地生产力的标度，质量优异的耕地可使耕地的粮食生产能力产生倍增效应。研究表明，我国每公顷耕地粮食生产能力按高、中、低产田划分的产量分别为：7680kg、5445kg和2085kg[25]，三者的单位面积产量比为3.68∶2.61∶1。根据徐祥临的研究，如果能把我国高产稳产田稳定在12亿亩，按每亩年平均单产1250斤计算，粮食产量就可达到15000亿斤[26]，我国就完全可以拥有粮食供给立足国内生产的条件。可见，耕地质量变化直接作用于粮食单产而对粮食总产量产生影响，可谓耕地数量是保证粮食生产“有地可种”，耕地质量则是保证粮食生产“种粮有收”。建国以来我国粮食总产的持续增长，一直伴随于粮食单产的稳步提高。两者的相关系数达0.994。1949-1957年期间，耕地面积增加14.2%，粮食单产提高41.8%，粮食总产增加72.3%，此期间粮食总产增加主要在于耕地面积增加和粮食单产提高的共同作用。1958-1978年，粮食单产由1958年的1548.8kg/hm[2]提高到1978年的2527.3 kg/hm[2]，因此，在耕地面积减少750万hm[2]的情况下，粮食总产却实现了从2亿吨到3亿吨的跨越。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大量耕地被占用，这一期间粮食单产提高对稳定我国粮食生产能力起到关键作用。1979-1995年期间，耕地面积减少452.7万hm[2]，粮食总产却由1979年的3.32亿吨增加到1995年的4.66亿吨，并随后在1996年登上了5亿吨台阶，达到5.04亿吨。而1997-2011年的15年间，耕地面积每年均在持续减少，累年减少了840万hm[2]，但其中有10个年份耕地减少并未造成粮食减产，粮食产量累年增加6667.5万吨。可见，相较于耕地数量变化，耕地质量变化对粮食生产能力的约束作用更为强烈(见图9)。
图9 不同阶段粮食总产变化率与粮食单产变化率、耕地面积变化率趋势 由图9知，粮食单产变化和粮食总产变化一直呈正效应，耕地面积变化除1949-1957时段呈正效应外，其余时段均呈弱相关。毋庸置疑，耕地质量对粮食安全具有明显的贡献作用，提高质量与保持耕地数量同等重要，两者不可偏废。在耕地面积趋于稳定、农业生产技术水平没有重大突破的条件下，着力提高耕地质量、提升耕地产能是我国粮食生产能力持续提高、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途径。 五、结论与对策 (一)结论 粮食安全的本源在于增加粮食生产，耕地因素、制度创新、技术进步和自然灾害是影响中国粮食生产能力的主要因素。诸因素中，自然灾害的发生具有偶然性，人类无法完全控制。制度创新所释放的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大都在阶段性发挥作用，时效性明显。而在一定时期内，科技进步又是相对稳定的，一个划时代的科技成果的出现又需要相当的周期。影响粮食安全贯穿始终的红线是耕地。 “万物土中生，有土斯有粮”，粮食问题实质上体现的是耕地问题，耕地作为一种资源，对增加粮食生产、保障粮食安全所起的贡献作用，主要在于耕地作为粮食生产载体的不可替代性。粮食产量的丰欠主要取决于耕地的多寡与优劣。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期，经济发展用地与人多地少、耕地储备资源有限的国情矛盾突出的大国而言，耕地对粮食生产的贡献作用尤显重要，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谋求耕地数量的基本稳定，从而实现耕地总量的动态平衡，将是我国粮食安全的持久性战略。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耕地的数量变化与粮食产量波动具有基本一致的变化趋势，但也表现为不完全同步，基本的规律是在技术水平相对稳定而且存有可供开垦的后备耕地资源的条件下，耕地数量的增减变化是粮食产量波动的主要因素，二者之间有较高的相关关系。当农业技术和物质投入处于较高水平，而耕地后备资源基本开发穷尽的阶段，耕地数量对粮食生产的贡献作用趋于弱化，耕地数量变化与粮食生产波动不完全同步，增加投入、提高单产成为粮食总产量增加的关键。因此，在耕地资源数量相对稳定的前提下，着力提高耕地质量，是未来增加我国粮食生产的主要方向，也将是我国粮食安全的根本途径。 (二)对策 1.管住数量，保护红线 继续长期执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18亿亩耕地红线不能碰。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完善自然资源监管体制，统一行使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的要求[27]，健全土地资产管理体制，提高占用耕地的门槛，切实控制非农占地数量，执行好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严格控制基本农田的占用审批，根据基本农田的变动情况，及时补充数量和质量相当的基本农田，保证基本农田面积不减少、质量不降低，执行好基本农田保护制度。 建立项目建设占地与土地开发、整治挂钩的补充耕地制度，完善耕地储备制度，切实做到项目建设占用耕地先补后占。杜绝“占优补劣”、“实占虚补”现象发生。从资源层面建立藏粮于地的粮食安全长效机制。 2.盘活存量，综合整治 在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保证粮食生产用耕地面积不再减少的前提下，对存量耕地要做好农地整理，实行田、水、路、林、村综合整治，提高耕地利用效率。全国现有农田中田块分割细碎、田坎过多、道路沟渠不畅等现象普遍，如若全部实行整治，可增加有效耕地面积313.33万hm[2]，通过对农村居民点实施迁村并点、治理空心村、退宅还田等整理措施可增加有效耕地面积28667万hm[2]，整理后的耕地产出能力将显著提高[28]。因此，要加强土地流转的制度设计，实行规模化经营。 3.扩大增量，增加供给 开发和复垦耕地后备资源是我国新增耕地的主要来源，2011年首次完成的全国耕地后备资源状况调查显示，全国集中连片耕地后备资源734.39万公顷，可开垦土地701.66万公顷，可复垦土地32.72万公顷[29]。在保证生态系统稳定的前提下，积极开发、复垦后备耕地资源，把难以利用的荒草地、盐碱地变为优良的农田，把废弃地、灾毁地及时复垦利用，既增加有效耕地面积，又减轻非农用地和农业结构调整对耕地资源的压力，以促进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实现。政策上要鼓励农民参与土地开发，保证农民以及其他利益主体能够分享增加耕地所带来的收益，从制度上保障耕地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安全。 4.提高质量，保障产能 我国的人口状况和耕地条件决定，保障粮食安全耕地利用的最有效途径是“以质代量”。 (1)沃土肥田，改造中低产田 要加大对中低产田改良，实施沃土工程，落实好《全国土地整治规划(2011-2015年)》，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确保4亿亩高标准农田建设目标任务的实现。到2015年耕地质量提升和有效耕地面积增加的双重作用，可增加粮食产能500亿斤，粮食安全的保障能力将明显增强。要建立长期稳定的农地使用制度，鼓励农民向耕地投工投肥。 (2)用养结合，提高单产 目前我国水稻、玉米和大豆的平均单产分别为美国的75.4%、51.8%和55.7%[30]。通过精耕细作、土壤改良以及增加农田防护林、农田灌溉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综合措施，粮食平均单产提高30%以上是现实可行的，这相当于全部耕地生产能力提高20%，也就相当于现有质量的耕地增加3亿亩以上。因此，要在良种技术和栽培技术不断进步的同时，建立合理耕作制度，用养结合，实施保护性耕作技术。要均衡施肥，合理用药，保持土壤养分，改善土壤结构，保护耕地质量，提高耕地产出率。 ①有关概念的表述来自1974年11月第一次世界粮食首脑会议通过的《消灭饥饿与营养不良世界宣言》与《世界粮食安全国际约定》。 ②文中数据未作特殊说明的，均来源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新中国60年农业统计资料》、《中国农业统计年鉴》、《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其中，1996年前的耕地资源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年报数据，1996年(含)以后耕地资源数据根据来源于国土资源部各年度国土资源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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