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社会中教师自我认同的资本困境及其突破_经济资本论文

变革社会中教师自我认同的资本困境及其突破_经济资本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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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40-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905(2014)04-0009-07

       我们身处社会转型的过程之中。“社会转型的路途可能通往天堂,可能通往地狱,也可能通往天堂般的地狱”,[1]无论结果如何都将“转变社会的价值和制度”,而我们都将面临“我是谁”“我们是谁”的拷问和困境。于是,个体的自我认同被凸显并需要重新构建。

       对于教师而言,自我认同的挑战会更加严峻。因为,教师是一种以主体自我为工具的职业,其自我认同对于职业生活具有基础性价值。唯有主体自我形成了充分而完整的认同感,作为工具的自我才可能在职业中有卓越的表现。然而,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当下中国市场经济背景下,教师的自我认同却面临着巨大困难。《美国教师》中那句意味悠长而略带伤感的话,真切地描绘了当下教师的处境——“教学并非一项不复存在的艺术,但尊重它的传统已不复存在。”[2]因为,资本和资本的运营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教师职业自身的价值逻辑与市场经济的价值逻辑是内在冲突的,然而,无可选择地生存于市场经济之中的教师如何适应这一逻辑,并且在适应的过程中持守作为教师的自我价值是其面临的现实困境。而这种困境正是“转型期知识分子在神圣秩序与世俗秩序、神圣价值与世俗价值之间感受到的紧张与焦虑”[3]的集中表现。

       一、教师自我认同与资本的关系

       人的自我永远都无法仅靠自己而确立,总是需要内外在的支撑和证明。曼纽尔·卡斯特认为“认同是人们意义与经验的来源”,[4]而事实上,经验与意义反过来也是认同得以构建的基础和前提。因此,认同的建立是需要条件的,这种条件既包括内在的意义感也包括外在的身份感,既包括精神层面也包括物质层面。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对资本的占有和使用成为人的社会身份确立的核心条件。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中,“地位是由一个人所掌握的资本数量及强度决定的,而资本的数量则取决于特定社会中资本的分配方式。所谓地位之争实际就是资本之争。资本位于力量的中心,同时也位于权力与地位的中心。”[5]这种资本并非古典经济学中狭义的“经济资本”,而是布迪厄所提出的“资本的所有形式”。因为,“除非人们引进资本的所有形式,而不只是思考被经济理论所承认的那一种形式,不然,是不可能解释社会世界的结构和作用的。”[6]因此,在完整的意义上探讨社会转型中的教师自我认同,就需要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下理解和认识资本的含义及类型。“资本是以同一的形式或扩大的形式去获得利润的潜在能力,资本也是以这些形式去进行自身再生产的潜在能力,因此资本包含了一种坚持其自身存在的意向。”[7]在更深刻的意义上,“资本是一种铭写在客体或主体结构中的力量,它也是一条强调社会世界的内在规律性的原则。”[8]因此,就本质而言,资本并非只是单纯的货币形式,而是内含着主体性的力量,并成为社会生活中一种强有力的规定性力量。

       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资本表现为不同的形态,最基本的形态包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不同的资本类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并且最终都可化约为经济资本。在市场经济中,物化的甚至更直白地说以金钱为衡量标准的价值体系成为人们自我认同建立的重要的价值依据。而教师职业并非直接参与市场的职业,这就注定了其无法在物质层面上取得绝对的优势。在市场经济这一大的“场域”中,教师所拥有的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属于布迪厄所谓的“弱势资本”,而经济资本则上升为“强势资本”。于是,教师的精神失落和物质贫乏几乎同时发生,使其无法对自我价值和身份进行足够自信的确认。而寻求自我认同几乎是人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于是,取与舍,得与失,都在资本的占有和转换中发生,而教师自我也在这一过程中变化甚至扭曲,陷入自我认同的危机。

       二、教师自我认同的资本困境

       资本是人的主体力量的外在显现。社会所赖以确认人的地位和身份,价值和意义的各种资本,人都渴望得到和拥有,并按照这样的标准确立自我。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在不同的维度上标定和说明着一个社会人在社会网格中的位置和形象。教师同样会毫不犹豫地加入到资本的竞争和占有的行列之中,去建立自己作为现实社会人的自我认同,只是教师在此过程中会面临比其他人更多的精神和伦理的困顿。

       (一)教师自我认同的经济资本困境

       1.“穷酸”的收入带来的卑微的身份感

       在鲁迅先生的笔下,孔乙己即使站着喝酒也要“穿着长衫”,知识分子即使物质上“穷”,但仍难以放下那种独特身份的“酸”——一种放不下的尊严感。在市场经济中,经济资本的占有成为社会阶层划分的最重要的依据,也成为个体确认自身社会地位和身份感的最基础也是最强硬的支撑。然而,教师的收入却始终处于较低的水平,很多教师在调查中①表示,“收入低是他们不喜欢教师职业和产生离职念头的首要原因”。伴随社会贫富差距的增大,通过社会比较而产生的“卑微”的身份感,成为教师内心难言的伤痛。这种体验在男教师身上更加强烈和明显。很多男教师在调查中讲述了同样的情景或细节——请客吃饭,即将付款时的尴尬和无奈,想像别人一样大方阔绰地请客,却无奈囊中羞涩,那点尊严和面子可怜得无从拾起。所以,很多男教师会因为“交往不起”“怕受刺激”而逃避人际交往,而结果却是“职业生活太过封闭”,反过来又成为他们不喜欢教师职业的另外一个理由。可见,经济基础是社会交往的前提条件,经济资本的充分占有是建立社会身份感的物质保证。因此,经济收入上的低微所造成的创伤性的心理体验直接伤害到教师的自我认同感。

       2.兼职创收削弱了职业价值感,并可能伤害到对自我的道德认同

       市场经济为人们改变经济生活提供了丰富的机会,很多教师也投入其中,以改变自己的经济处境。因此,教师兼职创收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教师的创收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正当的,另一种则是有悖伦理的。正当的创收行为是教师利用业余时间从事不影响正常工作的经济活动,以提高自己的经济收入水平。而有悖伦理的创收行为则是教师利用职业之便获得非正当的收入。

       正当的创收行为,虽然不会触及伦理,但却会影响教师的教学投入,从而削弱教师的教学成就感和职业价值感,进而影响自我认同。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而教师工作的性质则是无边界的,需要极大的身心投入,因此教师兼职创收在本质上会与职业自身产生冲突。创收行为会占用教师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以至于在一些学校出现“创收是主业,教学是副业”的现象,教师的心思都花在了自己的“私活”上,对学校的教学工作则抱着“只要过得去就行”的态度。这样一种“混”的工作状态,导致教师无法获得全身心投入所带来的完整的职业成就感,无法获得教学的高峰体验。因此,伴随经济状况改变而牺牲的是教师的职业价值感,成为一种隐性的精神缺憾。

       而倘若教师的创收行为同时违背伦理,那对教师自我认同感的建立更是釜底抽薪的伤害。一些教师强迫本班学生上自己的课外辅导班,暗示家长给自己“表示”等行为都会伤及学生和家长对教师的道德判断。教师自己在内心深处也清晰地知道道德上被质疑对师生关系的伤害,对自己职业生命的伤害。然而,欲望是有遮蔽性的,即时性的欲望满足会麻醉人的道德神经,教师会暂时逃避良心的叩问。然而,教师自我认同的核心是道德认同,在良心上对不起学生和家长会作为教师建立自我认同的巨大障碍而长期存在。与此同时,教师再也无法享受职业生活中单纯地付出而带来的纯净的职业幸福感和价值感。内心深处的意义缺失导致自我认同的建立失去了最为重要的基础。

       (二)教师自我认同的文化资本困境

       文化资本是教师自我认同建立的核心资本,这是由教师职业的特性所决定的。在一定意义上讲,教师是以文化为生的人。教师习得并传承文化,在此过程中确认自身作为独特社会存在的价值,进而获得自我认同感。然而社会的转型和变革一定会触及文化层面,倘若教师不能够敏感地捕捉这种变化,适应这种变化或者在变化中发挥自身的引领作用,那么,教师就会面临自我认同的文化资本困境。

       1.知识层面的文化资本

       网络时代平面化的知识获取模式以及信息时代中多样化的信息获取途径,使得教师作为知识权威的地位受到巨大冲击。由于知识层面的文化资本的匮乏产生的职业受挫感,使教师在职业胜任的层面上产生自我认同的危机。很多教师在实践中感叹,“现在的学生越来越难教了”,学生的厌学和违纪交织在一起,令教师在职业生活中心力交瘁,产生严重的职业倦怠。而一位资深教师对这一现象的分析一语中的:“学生为什么难教?是因为老师跟不上学生了,所以就教不了学生了。”“跟不上”就是教师在社会变革和转型中所面临的文化知识的挑战。而文化和知识资本的占有是教师建立专业权威和自信的基础,失去了这样的基础,教师自我认同的建立就会成为无源之水。

       2.价值观层面的文化资本

       伴随社会转型出现的价值观的多元、复杂甚至扭曲,使得教师所承载的价值取向往往与社会现实中的价值取向产生冲突,进而导致教师在教育过程中的迷茫、困惑和自我迷失。“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当教师自己认为正确的价值观念或者教育过程中传授于学生的价值观念无法在现实社会中得到认可时,学生就会对“老师所说的”产生质疑甚至是否定。在这样的过程中,教师作为文化价值承载者的自我认同感会受到根本性的冲击。因为,教师最重要的资本就是这一职业所承载的“道”,一种方向感、一种信念,一种指向未来的牵引力量。这是教师职业无可取代的独特价值。然而在价值多元,主流价值观失落的转型时期,教师却对自身的价值坚守失去了信心和内在的坚定。此时,如果教师转而迎合社会,向扭曲的价值观念妥协,教师同样会取消了自身作为文化引领者的资格。左右为难,不知所措的困境可以逃避和隐忍,但内心的自我认同危机却是最深处的隐痛——我该拿什么教育我的学生?这种处境正是泰勒所描述的自我认同危机的典型表现——“他们的立场发生了彻底的动摇。他们缺少一种框架或视野,在其中事物能够获得一种稳定的意义”。[9]

       3.身份层面的文化资本

       “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重新定义社会成员的权利、责任、忠诚对象和认同规则,即创造新社会身份的现象”,[10]也就是社会身份的重新定义过程。教师是依靠其权威展开其职业生活,完成其职业使命的。在实际的职业生活中,教师的权威不仅仅依靠其自身的学识和品格而形成,还需要其作为一种社会职业身份带来的社会声望所赋予。然而,在单一而庸俗的社会价值标准的衡量之下,教师身份所代表的知识阶层处于边缘化的状态,而权力阶层和财富阶层则成为人们仰慕的阶层。在这种大的阶层分化的背景之下,教师在教育过程中面对的不是学生的尊重而是轻视,这种基于身份的轻视产生于教育过程之外,却是对教师权威的致命打击和伤害。当教师自身对于教育的价值产生怀疑,其职业所依赖的最核心的东西就将面临着倒塌的危险。被轻视的社会身份无法为学生引领一条通向知识与文化殿堂的荣耀之路,而教师对自己的路也失去了方向和信心。这种基于分配体制和社会阶层现实的自我认同危机,是一种群体性的危机,会产生一种系统性的影响,令人忧虑和忧伤。

       (三)教师自我认同的社会资本困境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中,社会资本的价值和影响举足轻重。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是从关系中获得的、现实的或潜在的资源。[11]而美籍华人学者林南进一步提出“社会资本也可被视为个人在市场中对有用的人际关系的投资。”[12]作为社会人的教师同样需要社会资本为自身的发展和生活的改善提供相应的资源。

       1.社会资本匮乏导致的“无用感”,令教师产生自我价值认同危机

       中国人情社会的文化传统与市场经济对物质利益的强调叠加在一起,造成失范的社会运行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求人办事”成为一种生存的必需,而能否适应这种生存并且成功地利用这种生存逻辑取决于一个人对社会资本的占有。在官本位的文化中,公务员阶层无疑在社会资本的占有和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教师在社会资本这一维度上进行社会比较的参照群体恰恰是公务员。很多教师认为自己手中没有权力,同时又没有丰裕的经济收入,再加上相对封闭的工作性质,导致其在社会资本的占有方面非常匮乏。于是,很多年轻教师考取公务员,离开教师职业,去获得这个社会更加认可的身份和地位,从而为社会资本的占有创造条件。社会评价标准的单一和世俗,让教师这一更注重精神价值实现的职业变得虚无化。这一特征在年轻男教师身上更加明显。这与男教师自我认同感的建立更加依赖其社会性的实现密切相关。

       2.社会资本的非正当使用,造成自我道德认同危机

       为了更好地在社会中占有和享用资源,一些教师会用非正当的方式利用自己的社会资源。教师可利用的最主要的社会资源就是学生和家长。然而,教师所拥有的这些社会资本在利用的过程中很容易触及职业伦理,无论是职业道德的要求还是教师内心对师生关系的理解都会伴随这种关系的利用而发生改变甚至扭曲,直至伤害到具有神圣性的教育过程本身。

       教师对社会资本的利用一般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教师对过往师生关系的利用。当教师为了自身利益而利用曾经的师生关系时,学生会出于对教师的感激而为教师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如此,原本纯洁的师生关系就会变质。师生关系是以知识和情感为纽带而建立的,利益关系的介入会在一定程度上破坏师生关系的单纯性,从而使教师对这种关系产生复杂的心理体验,对自我的认同发生动摇。另一种是教师对当前师生关系的利用。在实际的教育过程中,教师一旦利用了学生和学生家长,也就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自己作为教师的教育资本。教师会因为与家长之间的利益关系而改变对待学生的态度和方式,其手中所掌握的包括教育关注在内的各种教育资源的分配就受到影响而有失公允。这影响的往往不只是一个学生,而很可能是一个班的学生,更为严重的是影响到所有孩子对成人世界的理解和他们整个价值体系的建立。因此,当教师利用当下的师生关系为自己获利时,其代价却是失去了自己对自己的尊重,自己对教师这一职业的敬畏以及师生关系的纯净。所有这些都会叠加起来,影响教师的自我认同,尤其是道德层面的自我认同。

       三、教师自我认同资本困境的突破

       教师无法在真空中存在,因此,教师突破资本的困境,重建自我认同一方面需要主体自我的努力,另一方面,也是更为基础性的方面是外部环境的优化与支持。

       (一)教师主体自我的突破策略

       主体自我永远无法推卸其所承担的建立自我认同的使命。因此,教师自我认同的重建首先需要的是主体自我内在的精神努力。正是梁漱溟先生所谓的“向内的用心和努力”,并且是“人心自觉之力”。[13]

       1.职业敬畏感的确立

       教师职业有其内在神圣性,所以,人会将学校称为“世俗的教堂”。美国学者帕克·帕尔默曾明确提出“教育的健康发展依靠我们有能力把神圣与世俗结合在一起,以便彼此间互相纠正,互相充实。”[14]这是因为,教师作为知识与信仰的承载者只有对这一职业的使命怀有敬畏才能实现其独特的存在价值,获得内在的自我认同感。然而,“在一个充满不敬的文化中,教育遭受的命运最为可悲——教育会变得日益平庸。当什么都不再神圣,不值得尊敬时,我们最多只能达至平庸。”[15]当前教师自我认同的资本困境正是与教师对这一职业的平庸化理解密切相关的。教师对这一职业的神圣感和敬畏感的缺失,导致其对这一职业秉持一种世俗化甚至是庸俗化的理解。因此,收入的高低、身份地位的尊卑都成为教师建立自我认同的核心标准。过于庸俗化的职业认知会遮蔽这一职业的精神内核,使教师难以发现物质之外的精神高地,难以沉静其心,投入感情以静享教育的美好和意义。“我们失去了惊喜的能力”。[16]因此,教师想要突破自我认同的资本困境首先要做的就是突破世俗的标准,更加充满敬畏地认识自己所选择的职业,在这一职业中创造超越性的价值和体验。

       2.自我价值的选择与实现

       “要么服从欲望的引导,要么聆听良知的声音”,这永远是一对矛盾,却永远需要人类面对和回答。教师职业从来都不是一个能令人发家致富、身份显赫的职业,因此,选择这一职业的人就需要反思这一职业是否能够满足自我的欲望和需求?如果是一个物质欲望强烈的人,那么选择教师职业注定无法满足其物欲;而对于一个权力欲和虚荣心极强的人,这一职业无疑也是无法令其满意的。正如一位老教师②所言,“三尺讲台如同圣坛,外慕纷华者莫登之,心智浮躁者莫登之。”因此,在教师职业中要想超越各种资本所形成的困境,就需要教师进行冷静的自我价值观的澄清和选择。价值澄清的过程,就是要真正回到这个职业,回到“深度自我”的内部,现实地思考,去寻找这个职业能够为自己提供的安身立命的最核心的支撑。美国学者莎伦·F.拉里斯等曾提出,变革时代需要的是“动态教师”,而动态教师应对社会变革和挑战的方式就是“依靠并发现内心的价值观”。[17]而这一过程恰恰是一个本真自我的发现过程,是自我力量的发现和实现的过程。这正是泰勒所倡导的赖以对抗现代性危机的“本真性理想”的实现过程,也是自我认同的一种深度建构的过程。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原创的做人方式,这一观念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发现自己之所是”,[18]从而确认自我的存在价值,而这种“‘存在之感受’将使我成为一个完美的道德创造物”。[19]借由这样的过程,使教师在发现自我的过程中实现自我价值,在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中建立真实而深刻的自我认同,从而对抗外界的种种诱惑和规制。

       3.作为知识分子的身份构建

       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都有待重建,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在这一过程中应该承担更加重要的责任,去引领社会的道德文化风尚,同时也确立自身的社会价值。一般而言,知识分子“担当着社会的道德规范、意义模式、生活方式等等的建构和阐释的使命。他们常常对过去的或现存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道德规范等等进行反思与批判,并传播一种新的价值观念与人文理想,而这也为社会的变革与发展提供思想上的‘火种’”。[20]作为知识分子的教师想要从资本困境中突围,就需要发现其身份的特殊意义。一方面需要在一般身份的意义上意识到,“现代上层身份理想的最大过错在于严重歪曲了生活中何者最重要的问题,以及把物质积累过程抬高到人生最高成就的水平,然而在一个更加真实的、更加全面的对我们自己的概念之中,物质积累充其量只是决定我们生活方向的众多因素之一而已。”[21]而且,要在知识分子这一特殊身份的意义上超越各种有悖伦理的物欲诱惑,在道德文化层面有所坚守,有所引领,为整个社会价值取向的完善发挥独特的作用。而这种超越和坚守无疑需要一种道德理想主义的情怀,一种舍我其谁的担当。如同张承志所描述的“逆着滚滚红尘,人欲横流的时潮,我的小船又顶着风起航了,没有什么复杂的原因,我命定如此,我命定要补充一种空白。当你们感到愤怒的时候,当你们感到世风日下没有正义的时候,当你听不见回音找不到理解的时候,当你们仍想活得干净而觉得艰难的时候,——请记住,世上还有我的文学。”[22]而教师所要做的就是拥有这样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告诉那些孩子和大人们,在这样一个价值混沌、心灵空虚的时代里,还有老师在擎着光明的火炬,希冀烛照未来。只有发现了自身身份的独特价值,教师自我认同感的建立才能找到坚实的支撑,才能超越外在的种种规制而实现精神上的自由和自信。

       (二)客观制度环境的支持策略

       英国学者阿兰·德波顿曾用形象的比喻说明了自我认同的建立对外界的强烈依赖。“我们的‘自我’或自我形象就像一只漏气的气球,需要不断充入他人的爱戴才能保持形状,而他人对我们的忽略则会轻而易举地把它扎破。因此,唯有外界对我们表示尊敬的种种迹象才能帮助我们获得对自我的良好感觉。”[23]我们的自我是在与环境的对话和互动中建立起来的,因此,教师自我认同的重建需要客观环境提供有力的支撑。

       1.收入分配制度的调整

       在以市场经济为原动力的社会转型中,旧有的分配机制被打破而更为合理和引导社会发展方向的制度却未建立和完善起来。在这种背景下,教师在经济资本占有上的劣势以及伴随而生的社会生活中的尴尬和困境,都影响了教师的自我认同。为此,调整现有分配制度,尤其是加大教育投入,提高教师的工资和福利待遇,让这些决定中国未来的人能够充满自信和荣耀地面对自己的使命,而不是在经济的束缚中捉襟见肘地为生存而困窘,令心灵蒙垢。

       因为,提升教师工资待遇所产生的影响,不只是物质层面的,而是提升了教师在学生以及社会群体中的声望和尊严,使教师职业更能获得尊重和崇尚。这样,教师就能更有权威地进入教育过程中,也更加自信地影响学生的价值观和未来。“知识有用”“知识能够改变命运”需要有信服力地在教师身上得到体现,才能成为影响社会价值理想的积极力量。

       2.社会价值体系的重建

       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将每一个人笼罩其中,每个个体的挣扎和改变都是艰难而微弱的。环境往往会作为一种裹挟的力量扭曲个体的价值取向,教师也难以幸免。这正是“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的悖论性关系。在势不可挡的功利主义、享乐主义以及金钱至上等价值观念的洪流中,要求教师固守清贫、心无旁骛难免过于苛刻。如果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不是单一的物化标准,那么教师还可以固执地在自己的精神高地上守护自己的尊严和高贵,守住内心的沉静和自信,还可以牢牢地拥有对自我的认同。然而,这样的如果仅仅是如果。因此,在整个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如何对社会的价值体系进行重建是需要通过系统的社会管理手段去实现的重要命题。通过政治宣传、制度设计以及传统文化的复兴等多种方式和手段来扭转偏颇的价值取向,使人们真正珍视道德操守,真正尊重文化和道义,真正看淡物欲,崇尚精神,从而形成一种多元而正向的价值体系。因为,“人们的认同是由提供框架或视界的承诺和身份规定的,在这种框架和视界内我能够尝试在不同的情况下决定什么是好的或有价值的,或者什么应当做,或者我应赞同或反对什么。换句话说,这是我能够在其中采取一种立场的视界。”[24]社会的价值体系能够作为这样的框架或者坐标系而存在,从而使每个个体能够明确自身的价值立场。在这样明确而完善的价值体系中,作为文化与知识化身的教师,作为道义与精神承载者的教师,将会因为自我身份的认同而更加自律,也更能获得自尊和荣耀,从而更加珍视自己的职业声望,确立坚实的自我认同感。如此,也就能够超越经济资本的制约,超越社会资本给自身带来的自卑,超越文化资本层面的无力,在整个社会的支持系统中,自在悠然地享受单纯而幸福的职业生活。

       3.社会制度环境的规范

       制度环境对人的观念和行为能够产生整体性的影响。好的制度环境能够使坏人变好,坏的制度环境则会使好人变坏。社会转型的阵痛就是制度失范。在失范的制度环境下,人们往往通过扭曲的方式获取资本和利益,以便在环境中获得有利的生存。而作为“正人君子”的教师是难以适应这种环境的,于是只能变成“势利小人”,利用各种职业条件和社会资本来获取物质利益。因此,如何通过制度环境的规范为教师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使其无法或者没有必要通过非正当手段获利,这就需要规范教育环境、法制环境以及政治环境,使“求人办事”不再大行其道,而是按照制度照章行事。通过人事制度的规范,使机会和岗位能够以公平的方式赋予适当的人。制度是一个系统,制度的规范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但一定是一个基础性的过程。通过规范的制度环境的建立,为每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光明磊落、心地坦荡的存在创造现实的环境,为每个人由内而外的自我认同的建立奠定基础。

       每一个个体与他身处的社会都是一种相互建构的关系,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价值重建需要每个人内在的价值反思和调整,而与此同时每个个体价值观念的改变也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整个社会的制度性重建。罗斯金对于“财富”概念的重构,无疑对于身处转型时期的人们具有启示性的作用。他在《给那后来的》一书中请求我们放弃日常把财富等同为金钱的观念,采取以“生活”为基础的思维观点,根据这种思维观点,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将不再理所当然地是商人或地主,而是那些在凝视夜晚星空时深深感到惊奇的人,和那些能够理解和减轻他人痛苦的人。[25]作为教师其在社会中的独特身份决定了需要每一个教师对主体自我的价值和力量进行更为深刻的反思和发现,并且在现实社会中实现这种力量。唯有如此,各种资本的规约与局限才会在一种更为超越性的力量面前失去威力。因此,社会转型过程中教师自我认同的重建首先需要实现一种内在力量对外在规限的超越,才能够确认其作为教育者和文化引领者卓然不同的存在方式和存在价值。

       [收稿日期]2013-12-05

       注释:

       ①作者围绕“教师自我认同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开放性调查,本文中涉及的有关调查内容均出自该调查。

       ②这位老师是我的同事刘虹教授,她对教师职业秉持着朝拜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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