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建立[1]2001年在《试述“文化大革命”中的大字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大字报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文化现象，在“文革”中曾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剧烈的动荡，对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客观分析、探讨“文革”中的大字报，从中总 结经验教训，对当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本文在回顾大字报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的基础上，试就“文革”中大字报的形式、内 容、泛滥的原因、及其危害与教训等几个方面进行客观的分析与思考。 本文正文共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探讨了大字报的历史渊源，考察了大字报的历史发展过程。大字报 的历史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叁个时期：一、大字报的产生与发展时期（1957－1966）Z 二、大字报的泛滥时期（1966－1976）；叁、大字报的衰落时期（1976－1980）。 第二部分，归纳了大字报的各种常见形式，介绍了大字报的主要内容。本文认 为，教条式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精神、批判各级的‘’走资派”是“文革”期间大字报的最基本的内容。 第叁部分，从毛泽东对大字报的支持、文革小组一伙的煽动性宣传、法制意识 的缺乏、极左理论的泛滥等方面，系统的剖析了“文革”中大字报泛滥的原因。 第四部分，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从总结经验教训这一思想出发，分析了大字 报对社会造成的危害，着重指出大字报的泛滥是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一个重要 原因，从而总结出几点认识，以期为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 有意义的启示。 本文结语部分从总体上对大字报作了简单的评价。揭示出研究这一课题的现 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陈建坡[2]2009年在《“文化大革命”史研究30年述评》文中提出“文化大革命”因涉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过程复杂多变、影响宽泛深远而受到海内外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30年间,不少专家、学者在这一领域进行了大量艰辛地爬梳,取得了若干成果。在当前的时代和学术背景下,较为系统、全面地从史学史角度对现有成果进行整理、分析总结,不仅是进一步研究、争鸣的重要基础,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可以统一思想,教育广大的党员、干部、群众,深刻地理解新时期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正确把握“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从而进一步深化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作为一篇综述性文章,本文首先是对30年来,“文革”史研究的相关文献、着作、文章进行较为全面的搜集、分类整理,编制“文革”史研究书目索引;然后,对这些主要成果按史学史基本架构的要求进行较为系统的分类述评,以便可以从整体上把握其发展脉络,了解其现状和发展趋势。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文章采取纵向分阶段梳理和横向分专题分析相结合的框架结构。第一章将30年的“文革”研究分为酝酿与艰难起步、第一个研究高峰、在“平静”中持续发展叁个时期,分别对各个时期的主要成果进行了归类介绍和简要评述,并结合不同时期的史学背景和时代特征,总结归纳了各个时期的特点。籍此,既可以基本了解“文革”研究的发展脉络,也可以比较清楚地把握各个时期的研究特点、不足和趋势。本章还对每个时期中比较重要的专题、个案研究,如“文革”时期大字报、教育革命、革命委员会、“叁支两军”、新的史学方法等等进行了比较系统地分类述评,从中可以较深入地把握某些专题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第二章主要是对“文革”起源问题分初步开展、学术正常化、深入探讨叁个阶段进行述评。从中,我们既可以及时总结30年来,史学界在“文革”起源宏观分析、微观探索等方面取得的若干成果,还可以较清楚地发现存在的若干不足,从而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更深入探讨。第叁章则涉及到学界对“文革”的概念、性质、分期及经验教训总结等问题的研究情况。这些问题都是“文革”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可以深化对“文革”内涵、外延等问题更加客观、准确的理解,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提升整个“文革”史研究的学术层次。第四章考察了学术界对“文革”时期群众组织、群众运动的研究。这一领域的研究,是从一个更微观但更为复杂的社会层面、从下层群众组织与群众运动的角度对“文革”诸要素的深入探究,是当前整个史学发展中社会史、区域史研究取向的一种反映。系统总结史学界在这一领域研究中的成果、经验、不足与发展趋向,推动“文革”朝着微观史、区域史、社会史方向发展,是当前提高“文革”史整体研究水平,解决核心档案史料严重不足等局限的主要手段,因而具有较强的学术前瞻意义。由于各章节后都有虽简短但相对独立、有针对性的小结,结语部分没有过多的展开,仅仅强调了“文革”史研究的复杂性、多样性特点及文章存在的主要不足和需要补充、完善之处。我们应当坚信:虽然当前“文革”史研究受到若干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存在着史料来源,研究理念、方法,学术交流与对话等多方面的困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有志于这一领域研究的专家、学者长期而艰难的努力,“文革”史研究必定会不断取得进步。
连昕萌[3]2017年在《神变形不变:浅析新闻报道中大字报一词的语义流变》文中认为大字报是文革期间带有典型意义和标志性的政治宣传手段,被取消后,大字报改头换面以另一种形式活跃在新闻报道中,本文截取2015年4月到2016年4月这一年与大字报有关的报道样本进行内容分析,结果显示,今天的大字报,其原有精神的内在和逻辑已经发生改变,但其外在特征并没有发生改变反而进行了强调、扩充。
张加春[4]2007年在《网络大字报话语的知识考古》文中认为正当互联网方兴未艾之时,互联网上的语言暴力也开始满天飞舞,如“虐猫事件”、“铜须门事件”。面对风行的语言暴力,有人联想到文革时期的大字报,将其视为“文革语言遗风”,并赋予了一个不得不使人警戒的名字“网络大字报”。本文对网络大字报进行历时性的知识考古,认为网络大字报的形成是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演变,有其形成的历史机制。在1840年以前,由于没有受到大规模外力的冲突,在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语言保持了自己的纯洁性。但是,随着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开始,儒家思想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中国传统文化同西方文化之间产生了激烈的碰撞,这对原有的话语体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政论文开始,借助近代报刊,语言的形式开始发生变化。到革命派和保皇派之间论战,已经可以看到话语暴力的端倪,原来的话语平和文雅被打破。白话文运动是中国第一次话语革命,彻底改变了文言的主导性地位。但是由于还没有建立起现代标准的白话规范,白话文实际上成为思想革命的武器和工具,大量西方语汇和下层生活语汇汇入其中,语言粗俗化倾向已经很明显。这阶段,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学对以后的话语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鲁迅的文本被视为行文参照的模板。在延安,通过文艺整风运动的开展实现了文学政治化的过程,革命话语成为革命根据地的主流话语,并随着全国的解放而在全国范围内占据了主导地位。建国以后,左倾思想的快速发展,也将语言暴力和政治话语发展到了极至,并最终形成了大字报话语。在文革时期,大字报话语泛滥成灾。文革结束后,由于没有清算这种大字报话语,它被保留了下来,并逐渐产生变异。红色经典的兴起,标志着在现代社会传统政治话语还有极强的生命力。后现代的叙事方式契合了网络的语言需求,暴力语言在网络上获得了发展。而传媒的语言暴力更为网络上的语言暴力提供了合法性。日益复杂的社会矛盾,将大量舆论挤压到网络上来,网络大字报最终形成。本文认为,网络大字报及其话语的形成,正体现了我国社会权力变迁的过程,一种是思想的权力,主要是儒家思想、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之间的权力变迁;另一种是政治权力的变迁,话语暴力不过是革命暴力的一种延伸和补充,在革命暴力不再可能的现代社会,话语暴力替代性表达了这种暴力倾向。话语暴力不是简单的暴力,背后有着国民深深的焦虑和乌托邦思想,话语暴力的形成正是国人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产生的,现代性引起的焦虑成为暴力的根源。作为一种存在状态的焦虑,将话语暴力也拖到现实的存在当中来。网络大字报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即新群氓时代。群体的力量在现代仍然不可小觑。
傅明根[5]2006年在《大风起兮》文中指出成长于“文革”，毕业于80年代初期的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吴子牛等中国第五代导演，是中国当代电影中一支生力军。他们以其独特的对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方式，参与到了中国新时期以降的二十年的文化发展态势之中。在彰显出第五代电影与中国新时期改革开放时代的社会文化发展大语境同步的同时，更彰显出他们的改编电影，在诸如电影语言的现代化，电影改编观念、改编模式，改编风格的多元化，尤其是使中国电影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化方面的探索与超越性价值。 本论文立足于文学的电影改编这一研究视角，从电影改编的语境、改编的模式以及改编中的叙事话语等层面，关注和探讨中国第五代导演的文学改编电影。希望能够从第五代电影对文学的改编实践中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以为中国电影的改编添砖加瓦。所以，本文第一部分主要涉及到第五代电影改编的政治语境、经济语境、文学语境和电影语境的分析，第二部分择取了第五代导演叁位主将的叁种电影改编模式：陈凯歌的“反思型”；张艺谋的“民俗型”和吴子牛的“战争型”加以阐释。第叁部分则从电影叙事层面上挖掘第五代导演所拍摄的一些共同题材或话语中的意识形态内涵。主要包括“文革”题材书写和“刺秦”题材书写。最后一部分则对第五代电影作为一个“代”所呈现出的“代群”符码特质——探索性、改编性、意识形态性、世界性的一次总结与归纳。
于光远[6]2004年在《我所知道的建国后制宪修宪经过》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修改宪法是这届“两会”议事日程中最重要的一项。近几个月我开始收集资料,特别对建国以来制宪修宪的情况查阅了一下,做了一些思考。现在我按时间次序,一部一部宪法来作介绍。第一部宪法我说的“第一部宪法”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我的这个说法可能是惟一的。现在写关于宪法文章的人,通常都是把1954年制定的宪法作为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因为用宪法这个名称的,它的确是第一部;也有人把《共同纲领》算作第一部宪法的,但是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合
王小平[7]2013年在《肃反运动研究（1951-1960）》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是对1951——1960年间发生的“肃清反革命运动”的专题研究。肃反运动开始于镇压反革命运动。1950年3月,中共中央发动了镇压反革命运动。1951年5月中旬,镇压反革命运动进入收缩阶段。同时从社会上的大规模清理,转入清理党政军内部。5月21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清理“中层”“内层”问题的指示》。肃反运动实际上开始。为了处理那些清理“中层”、“内层”过程中被发现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党员,1951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清理“中层”“内层”运动中对共产党员所有隐瞒政治问题和历史问题的处理办法(草案)》。这项党内清理工作一直延续到1953年12月。镇压反革命运动和清理“中层”、“内层”的运动,引起中共中央决定再次审查干部。1953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这一审干工作一直延续到1955年10月。在审干过程中,先后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潘扬事件和胡风事件。中共中央抓住这两个事件,大张旗鼓地开展肃反运动。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此后,中央和全国各级党、政府、人民解放军、群众团体、企业,都普遍展开了“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1956年12月,第一批肃反运动结束。之后,中共中央又开展了第二、第叁、第四批肃反运动。1958年12月,肃反运动进入最后一个阶段。在八届八中全会精神影响下,肃反运动由松变紧。直到1960年9月,中共中央发现公安部对敌情估计失当,才停止了肃反运动。在肃反运动过程中,中共中央共先后颁布过六项政策:即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判别标准与处理政策;调查取证政策,包括有关调查范围、手续的规定与邮检的政策;关于逮捕、审查、审批权限的政策;甄别定案政策;关于参加肃反运动的职工及各类被审查人员待遇的政策;关于被审查者中逃跑、自杀人员的处理政策。与全国肃反运动同步,山西省也开展了肃反运动,先后分七批进行,于1962年4月结束。在这期间,山西省委十人小组用四种方法推动运动:召开各种会议进行全省肃反运动的规划和动员,派出检查组检查各地的运动情况,创办《肃反简报》交流信息,推广各地肃反斗争的经验。与此同时,还颁布了一些具有山西特点的政策,比如,甄别定案、逮捕人犯、调查制度、关于同志会骨干分子界定的政策。山西兴县于1956年7月展开了肃反运动,先后分七批进行,于1962年3月结束。县委五人小组开展运动的方法,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党委重视、调查取证、开展肃反斗争、甄别定案。这场政治清理运动涉及面广、持续时间长、被清洗人员多,对中国当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当代史的研究中,它还是一个没有认真开垦的园地。现有的许多论着,多半停留在概念化简单结论的层次上。因此,有必要还原真相,检讨历史。本文的贡献是:(1)弄清了全国肃反运动的起止时间和发动原因;(2)梳理了全国肃反运动的过程,讨论了肃反运动的六项政策;(3)重点论述了山西肃反运动的经过,并叙述了兴县的肃反运动;(4)提出了作者对肃反运动的否定的评价。本文的不足之处是,目前还无法收集到更多档案资料。因此,本文现有篇章档案材料比较丰富,但还没有条件对全国各省的普遍情况作详细研究。
李贵[8]2017年在《河南省开封专区农村整风整社运动研究（1958-1962）》文中认为新中国建立后至改革开放前,中共乡村治理的基本线索可以说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条线索的起点自然是土地改革运动,通过土改中的阶级斗争实践,农村社会不仅实现了土地、财富的再分配,而且每个人的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日常生活都与阶级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继土改之后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由于缺少经验,产生了许多问题。为此,在中共中央的要求下,各地结合着整党整风,对合作社、人民公社进行了长期的、时断时续的整顿。在整风整社的过程中,有两种思路一直在起着作用,一是阶级斗争,二是技术式整顿,在不同的阶段,两者往往交替居于主导地位。1962年,随着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公社体制的确立,及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阶级斗争的重提,农村整风整社融入到了新的"四清"运动中,中共乡村治理的模式几乎完全为阶级斗争所取代。因此,可以说,农村整风整社运动是改革开放前中共"以阶级斗争为纲"乡村治理链条上的重要环节。相对于土改、"四清"的研究而言,学界对农村整风整社的关注度不高,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是这一运动的影响不及土改、"四清";二是整风整社持续时间长、时断时续,中央文件对此记载不甚清晰,做全国层面的系统梳理有一定难度。为此,本文以河南省开封专区为中心,利用当地丰富的档案资料,考察了 1958一1962年人民公社时期整风整社运动在专区范围内的开展过程。研究的需要,文章对开封专区合作化时期的整风整社也做了论述。合作化时期开封专区对初级农业社的整顿有1955年春、1956年春两次,对高级农业社的整顿有4次,分别在1956年春、1956年秋、1956年底至1957年初、1957年冬至1958年春。其主要特点是:运动主要由基层党委领导,工作队起辅助作用;强调整党、整团、整社的一致性;重视对叁类社的改造。1958—1962年人民公社时期开封专区农村整风整社运动大致分为5个阶段:第一阶段1958年8月到10月,整风整社主要是通过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方法,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为贯彻"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左"倾方针服务,同时对人民公社的所有制、经营管理、公共食堂等问题,进行了一些初步的研究和试验。第二阶段1958年11月至1959年7月,即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前,整风整社主要是贯彻纠"左"政策,开展针对"共产风"的清算旧账工作。第叁阶段1959年11月至1960年3月,即庐山会议后的近半年时间里,整风整社以贯彻"反右倾"为中心,先从农村党员干部整风开始,接着以社会主义教育的形式扩展到了全体农村人口中。第四阶段1960年4月至1961年3月,整风整社主要是整肃农村干部,大致以1960年11月"十二条"的下发为界,前段以改造"叁类队"和开展"叁反"为主要内容,后段以开展"民主革命补课"和反"五风"为主要内容。第五阶段1961年4月至1962年10月,整风整社以贯彻《农业60条》为主,内容上包括调整社队规模、民主办社、小队核算、甄别平反等。通过对人民公社时期开封专区农村整风整社运动的考察,本文认为:首先,开封地委对不同阶段整风整社运动的部署,基本遵循中共中央的思路,阶级斗争与技术式整顿交替居于主导地位。在以阶级斗争为主的时段,专区内下级机关往往会迎合上级,制造一些阶级斗争形势紧张的虚假材料,从而使运动有种错误放大化的效应。其次,开封专区1960年4月至1961年3月的整风整社是按照毛泽东"两类矛盾"理论进行的。在运动开始前,先划清"敌我",在社队中按问题的严重程度分出一、二、叁类,然后在所谓"敌人掌权"的叁类社队重划阶级成分、成立贫下中农阶级组织,开展夺权斗争,对疑似有问题的干部采取集特训的方式处理。这些做法都延续到了"四清"运动时期。另外,"四清"运动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即"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其提法的雏形就是在此阶段整风整社中孕育的。因此,可以说此阶段的整风整社就是"四清"运动的前奏。最后,受"大跃进"中开封、商丘两专区合并的影响,两地干部存在竞争性的派系结构,从而使整风整社运动在开封专区的"地方化"转换方面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
参考文献：
[1]. 试述“文化大革命”中的大字报[D]. 邱建立. 河南大学. 2001
[2]. “文化大革命”史研究30年述评[D]. 陈建坡. 中共中央党校. 2009
[3]. 神变形不变:浅析新闻报道中大字报一词的语义流变[J]. 连昕萌. 新闻传播. 2017
[4]. 网络大字报话语的知识考古[D]. 张加春. 中国传媒大学. 2007
[5]. 大风起兮[D]. 傅明根. 暨南大学. 2006
[6]. 我所知道的建国后制宪修宪经过[J]. 于光远. 党的建设. 2004
[7]. 肃反运动研究（1951-1960）[D]. 王小平. 南京大学. 2013
[8]. 河南省开封专区农村整风整社运动研究（1958-1962）[D]. 李贵. 山东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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