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1]2001年在《土地开发整理复垦机制及效益评价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根据新《土地管理法》和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我国现阶段新一轮土地开发整理复垦与以往的土地开发整治略有区别，前者主要是通过大力开展农地整理和非农地整理，努力增加有效耕地面积和减少城镇建设及农业内部调整占用耕地，以力争在叁五年内，基本实现耕地“占补平衡”的战略目标；而后者则强调对荒地的开发和对灾毁地的治理，以提高土地质量为目标。土地开发整理复垦概念提出以后，国土资源部在全国四个县进行了试点，笔者参加了其中一个示范点的规划工作，根据工作中的体会，本文主要研究了土地开发整理的运行机制和效益评价等问题，分六个部分进行阐述： 第一部分介绍了本文选题的背景、意义并简要回顾了我国土地开发整治的历史。 第二部分阐述了土地开发整理的基本理论、原则和主要依据。提出可持续发展理论、生态经济学理论、国家安全理论、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理论是支持我国土地开发整理的理论基础。其原则是要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均衡协调的思想，即土地开发整理要与地方经济发展相协调；要与生态环境的改善相协调；增大耕地面积与退耕还林相协调；全流域的综合协调；山地与沟谷、坡地与坝地的整治相协调；调整用地结构与优化土地质量相协调。做到既要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又要发展地方经济，提高农民收入，解决农村贫困问题。该部分同时简要介绍了土地开发整理所应持有的依据。 第叁部分分析了土地开发整理的运行机制。指出其主推动因是政策激励机制和利益驱动机制，在我国市场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政策激励机制更是主驱动力。利益激励机制也十分重要，随着土地资源配置的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其作用将会越加明显。当以上两种机制失灵，而人类对土地的索取又超过其承载力时，自然界将会自动启用环境胁迫机制，通过自然灾害的方式，使人类被动地在被自然毁坏的土地上进行整理。 第四部分结合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土地开发整理的实践，对开发整理重点片区的划定及治理时序做了详细的研究。提出了重点片区划分的原则和依据，并将全县划分为8大片区16个综合整理小区。在此基础上，结合主观赋权法和变异系数法，建立数学模型，对各重点片区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以及叁者的综合效益进行比较评价并 内容摘要3以此为依据作优劣排序，从而决定重点片区治理的时序。 第五部分研究了土地开发整理的效益评价问题，提出了土地开发整理复垦应以整理为主，兼顾开发。在具体项目中，应在不破坏生态环境，不破坏农村结构（主要是社区结构）的前提下，按先易后难、先投资小后投资大的前提下，重点考虑项目的经济效益，为后续项目的进行积累资金与技术经验。本文对经济效益采用了动态投资评估法，利用秀山县土地刀‘发整理规划中的数据，计算了投资收益比，给出了资金偿还方案并算出了资金回收期。山于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中不确定因素太多，因而在其效益分析中，本文＿＿＿t…，、。。1＿采取了定性的方法。丫 第六部分总结了秀山平江河试点片区土地开发整理所取得的成绩，并对治理中出现的问题作了探讨。
龙拥军[2]2013年在《基于主体功能区的重庆市区域统筹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我国各省陆续开展并完成了省级主体功能区规划,实施并构建以主体功能区为基础的区域开发格局,成为各省“十二五”发展规划期间的重要任务。重庆市是中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是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推进改革开放大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重庆市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大山区和民族地区于一体,城乡关系、区域关系、民族关系具有特殊性,统筹区域发展既是重庆市协调城乡、区域、民族叁个关系的必然要求,也是为全国统筹城乡改革提供示范的需要,是形成沿海与内陆联动开发开放新格局、保障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安全、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需要。重庆市主体功能区规划将于2013年付诸实施,如何以统筹发展的政策框架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实现重庆市区域发展空间结构优化成为当前的紧迫问题。国外尽管没有采用“主体功能区”、“统筹发展”概念,但区域发展、区域分工与协作、区域一体化、城乡一体化等相关的研究较为成熟,并有区位理论、核心边缘理论等众多区域研究成果,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发展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参照素材。国内关于主体功能区研究,重点讨论了主体功能区的划分、形成机制、实施政策配套等关键问题；对统筹发展的研究则是在国家建设需求下重点探讨城乡间的土地、财政、劳动力等产业资源,以及产业结构的统筹管理,并研究如何实现城乡统筹的政策措施,如何统筹区域各项要素以确保区域发展目标实现、保证区域协调发展的相关研究成果还不多;对采用区域统筹的发展理念促进主体功能区形成,如何统筹区域资源以保证各主体功能区之间、主体功能区内部各构成部分的协调这一领域,目前尚未得到足够重视。本文运用区域地理学及区域科学的区位、地域分异、空间结构优化、空间相互作用等分析方法,研究重庆市主体功能区的区域特征,构建了重庆市区域空间结构的核心边缘-点轴复合结构模型,用空间相互作用模型研究了重庆市这一巨型核心城市的区域影响力,用区位商法和基尼系数法研究重庆市区域发展的总体差异,用pearson相关分析法度量区县间发展综合差距,并进行聚类分析,用生态足迹模型测算区县间的生态承载力差异,在主体功能区均衡模型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主体功能区划分指标及其分类标准。最后运用空间相互作用模型和空间聚类分析模型将重庆市各区县划分为不同类型区。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国家层面发展战略将重庆定位为西部发展增长极核、长江上游枢纽、五大都市化地区之一城乡统筹发展改革试验区；西部地区层面则着力打造成渝经济区、重视库区建设和少数民族山区建设,开展跨省协作；重庆市域层面则充分依托各区县发展基础和潜力,正视区县间的差异,提出都市核心区、都市拓展区、都市发展新区、生态涵养区和生态保护区等发展目标要求。(2)重庆城市空间经济影响力可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级是市域内强影响区,重庆市的影响力超过其他所有城市影响力的总和,包括梁平、万州、石柱、酉阳及其以西的共计24个区县;第二级是市域内中度影响区,重庆市的影响力超过其他所有城市影响力平均值,包括秀山、奉节、开县等7县；第叁级为市域外强影响区,重庆市的影响力超过其他所有城市影响力最大值,包括四川及贵州、湖北的38个区县市：第四级为市域外重庆市影响力超过其他城市影响力平均值的范围,包括四川、云南、贵州、湖南与湖北的57个区县市。(3)重庆市内部区域差异。将经济发展、人口与劳动力、基础设施建设、土地利用、生态承载力等角度的区域发展空间格局进行空间迭合,得到“都市-现代农村-生态两翼”叁层级区域开发格局：第一层级是以主城区强势发展构成的都市核心区域：第二层级上近郊四区构成的卫星城、江北特色农业、江南矿业旅游业区、万州次中心及黔江次中心；第叁层级是东北部叁峡库区及东南部特色产业区。(4)重庆市经济-人口-生态系统具有较高的相关关系。其中经济与人口空间分布耦合方程检验指数高达0.99以上；人口、经济的空间分布同渝中区的距离拟合方程,其检验指数也高达0.9：同时,生态承载力与经济开发程度呈相反的变化关系,主城九区拥有全市67.96%的城市建设用地,外围10县则拥有全市60%以上的林草地。全市由强势发展的核心区、生态优良的外围区和活跃的发展轴叁个部分构成。(5)重庆市统筹发展综合分区为城市化核心区、城市化扩展区、现代农业开发区、生态与农业区及禁止开发区五类区域,并配有区间发展轴。各主体功能区又按照优化区、强化区和培育区叁个层次进行分级管理,按此方法将重庆市各区县分为十一种主体功能类型。(6)从市场、人口、土地、投资、生态儿个方面提出区域统筹发展空间结构优化政策建议。通过对上述内容的研究,得到如下结论：(1)主体功能区是具有明确功能目标的复杂要素构成的区域。主体功能区是由经济、人口、生态的各类要素及其之间复杂关联构成的区域,这种复杂关联是引起重庆市各主体功能区之间、主体功能区内部各区县之间的功能状态差异的主要原因。不同主体功能区目标差异对区域资源的需求不同,功能不同,因而有不同的区域管理政策需求；同一主体功能区无差异功能目标对区内各区县的资源管理与分配提出了新的要求,统筹主体功能区资源,促进各区县共同实现主体功能目标成为新的区域管理任务。统筹区域发展应当充分考虑主体功能区功能目标与区域发展现状的差异,统筹区域资源,引导人口合理流动,形成区域人均经济发展水平、人均生态发展水平、人均社会发展水平总和的各功能区接近均等状态。(2)以统筹区域发展贯穿主体功能区管理,是当前区域发展战略部署的新转变。其一是主体功能区内部各区县之间发展差异的客观存在,需统筹区域资源促使各区县协调发展,共同达成主体功能区的功能目标;其二是不同主体功能区之间功能目标差异,需要统筹区域资源促使各主体功能区相互支持、协调共存,保障全市社会经济在良好生态环境基础上持续发展；其叁是重点开发区超级发展极核具有超越省界的社会经济影响力,需要将区域服务空间和资源获取空间拓展到相邻省份甚至更远,区域统筹的空间范围也相应拓展。(3)核心-边缘空间结构发展模式是重庆市现阶段区域发展的主要特征。首先是重庆市主城核心区的超常发展,其服务空间范围已显着超出省界,服务人口数倍于市域总人口,从而主城区成为全市超级发展极核,与市域次级中心地增长的差距成倍拉大。其次,主城核心区的战略合作空间超越省界,到达邻省中心城市,甚至更远的经济极核,与市域非核心区的差异显着。市域交通干线网络上的次中心是边缘区高效率国土开发的首选地,也是主城核心区辐射整个市域空间的中转地,因此市域各等级城镇沿着交通干线成长,集成为市域发展空间结构的轴带。核心区的超常规模和发展轴带的存在,成为各类主体功能区内部发展空间差异的主导因素。论文的创新点如下：(1)从多层面的区域分析论证了以区域统筹发展贯穿主体功能区空间格局形成的必然逻辑,是区域研究的新探索。论文运用这一思路对重庆市主体功能区空间结构优化提出统筹发展方案,阐明了重庆市叁类主体功能区各区县为实现功能目标所需的政策措施,为重庆市区域管理提供了参考依据。(2)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框架下构建了重庆市区域统筹发展的核心-边缘模型,进一步明晰了重庆市区域统筹发展空间结构形势,以及在主体功能目标总体要求下,各区县对区域统筹发展的响应,丰富了区域研究理论的实践内涵。
赵炜[3]2005年在《乌江流域人居环境建设研究》文中认为通过对乌江流域人居环境建设的研究,探索在当前的城镇化进程中,以“流域”为区域单元的人居环境建设研究的框架构成、研究方法、研究重点,基础理论及典型案例,丰富山地人居环境建设的理论体系,并为相关建设实践提供参考。 论文借鉴了人居环境科学“融贯综合”的研究方法,探索流域人居环境建设的主要研究内容。采用史论文案法,对乌江流域人居环境的历史发展过程进行了纵向研究。运用观察法与统计研究方法横向地进行了乌江流域人居环境现状的调查研究,归纳出研究的叁大关键问题。以问题为导向,进行了“城镇化与城镇体系建构”、“生态环境保护”、以及“城市形态”叁个方面问题的研究,前两者的研究采用了推理预测的演绎方法,后者的研究运用了个案研究的归纳方法。 在历史研究的部分,探寻了元末明初以前的早期聚居形态、文化多样性特征及其空间分布规律,论证地理障碍与资源开发是影响上述规律的主要因子。在其后的历史时期中挑出明清、抗战、叁线建设叁个大开发阶段,论述了各阶段建设的进步及其弊端。研究认为,从开发效益的分配上可以看出开发行为的本质是否具有掠夺性,由此判断出历史上的开发行为曾有过较强的掠夺性,提出对当代开发建设的警示。 在现状研究的部分,指出逆向演替是该区的自然生态演化趋势,而当前的开发建设加速了逆向演替的进程。调查了区域人居环境发展状况,阐明乌江梯级开发对城镇化进程具有较大的推动力。量化分析了城镇化水平与区域经济发展之关系。描述了城镇群体空间的现有格局。调查了城镇空间形态类型与特征。系统分析了区域可持续发展面临的诸多问题,并提炼出论文关注的叁大关键问题。 在城镇化与城镇体系建构研究的部分,提出城镇化是乌江流域综合发展的必要途径。以城镇化的第一宏观判据(工业化水平指数分布曲线)为对象,量化分析了乌江流域城镇化的动力机制特征,研究认为,乌江流域城镇化还处在传统的工业化带动模式中,工业化水平高但工业化质量差,工业化水平极不均衡,这样的状况不能支撑城镇化持续高速、高质的发展;就动力机制的改善提出了建议,并指出城镇化的首要任务是重点培育几个城镇化动力状况和发展前景比较好的市县,作为区域城镇化发展的极核。文章认为,以大河流域为研究对象的城镇体系研究应当受到更多的关注。对于乌江流域的城镇体系,提出以城镇群集合布局,而不是某个城市独大,来形成城镇化发展极核的思路,并从流域关联发展的角度,提出与叁峡库区协调的,规模与职能结构有所改善的城镇体系构成模式及其空间
魏晓芳[4]2013年在《叁峡人居环境文化地理变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叁峡人居环境在历史的进程中经历了漫长的缓变和急剧的突变，与此同时，文化地理也随之变迁。叁峡地区曾因壮丽的峡谷风光闻名于世，又因最大的水利工程令世人瞩目，然而在气势恢宏的背后，叁峡人居环境却始终不尽如人意，文化环境的建设速度远远比不上物质空间的建设速度。不论是在有关叁峡的学术研究中，亦或是城乡规划设计中，还是在实际的移民搬迁城镇建设中，文化都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文化之于地区发展的促进力量不仅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反而成为地域发展的阻碍。基于这种背景，在“”文化强国”战略目标的引领下，论文希望通过研究，建立体系、梳理历史、探寻机制、提出对策，促使叁峡地区优秀的传统文化得到传承、活力的新兴文化得以发展。论文在人居环境科学体系下，以“文化”为核心、文化变迁过程及规律为对象，以“古代—今日—未来”的时间线索与“面—线—点”的空间层次，以“基础研究—>现象研究—>规律研究—>对策研究——>实践研究”的逻辑思路，运用多学科的综合方法，通过梳理叁峡人居环境的文化历史脉络，揭示其地域扩展过程及规律，探讨其文化地理变迁机制，提出叁峡人居环境的和谐文化发展对策，开展叁峡地区不同空间层次的人居环境规划与建设实践，丰富叁峡人居环境的研究领域，为叁峡人居环境的规划与实施提供依据，从而全面提升叁峡人居环境品质。在基础研究中，论文第二章尝试构建人居环境建设体系下文化地理研究的理论体系，解析叁峡文化的组成。论文解析了人居环境语义下文化与文化地理，初步构建了人居环境建设体系下的文化地理研究理论体系，并用类型学解析了人居环境建设体系下叁峡地区文化的构成。在现象研究上，论文的第叁、四章研究了叁峡地区文化的兴起与发展，及主要文化形态的地域扩展过程。论文回顾了叁峡文化的缘起；阐述了叁峡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地理形成与发展过程；分析了叁峡主要文化形态的历史地域扩展过程；总结了人居环境空间语境下叁峡文化历史发展的特点。在规律研究中，论文的第五章进行了叁峡人居环境的文化地理变迁机制研究，阐述了人居环境建设的文化地理变迁的基本理论；分析了影响文化变迁的各级因素，并探寻各种因素相互作用下的变迁规律、解析变迁机制；归纳并探讨叁峡人居环境的文化地理变迁模式。在对策研究上，论文第六章提出了叁峡人居环境的文化发展对策，即叁峡地区文化地理区划与协调、文化生命周期的认知与调控、文化价值的评估与提升，从地域文化的空间和谐、时间可持续与保持先进性叁个方面提出了叁峡地区文化地理区划方法、文化生命周期调控方法与地域文化价值多维评估方法等理论与方法。最后，在实践研究中，论文第七章提出从物质空间规划到文化空间规划的技术思路，建立文化地理数据库、开展文化空间规划、构建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以实现叁峡地区文化和谐、可持续与积极地发展；并通过不同人居环境空间层次的规划与建设案例来实践对策方法。
胡蓉[5]2016年在《耕地保护的经济补偿研究》文中提出“万物土中生,有土斯有粮。”耕地作为土地资源中的精华,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是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关乎国家粮食安全、生态安全、社会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城镇化快速发展对耕地占用的压力以及我国人均耕地少、耕地质量总体不高、耕地后备资源不足的基本国情决定了耕地保护的极端重要性。以往的耕地保护主要依靠的是法律和行政约束的强制性保护,缺乏对耕地保护外部性问题的关注,缺乏相关主体的激励,严重挫伤了地方政府和农户自觉保护耕地的意愿,耕地保护效果不佳。党中央和国务院已经意识到了通过建立耕地保护激励机制推动耕地保护工作的重要性,陆续出台政策文件明确建立耕地保护激励机制。四川省成都市、广东佛山区等地也陆续开展了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实践。学术界针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问题展开热议,已有研究探讨了国家或省域层面大尺度的耕地保护补偿问题,或农户层面的微观保护主体的耕地保护补偿问题,集合区域和农户不同层面问题透视的还较少,没有形成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多层面、多要素的系统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机制设计的重要理论依据,耕地资源的价值内涵不清,针对耕地价值的哪一部分进行补偿存在较大的分歧。补偿路径探索多停留在理论层面的探讨,缺乏区域差异性和社会经济发展下的动态性机制设计。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在基于耕地保护形势的耕地资产核算基础上,以城乡统筹试验区,大城市与大农村并存,人地矛盾尖锐的重庆市为例,综合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空间数据分析、空间计量经济分析、熵权改进的TOPSIS和CA-Markov模型等多种方法,从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意愿、经济补偿标准、经济补偿空间时序叁个方面探讨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合理路径,并以重庆的典型县域进行补偿方案的实证研究。本研究力图解决“如何通过机制创新破解耕地保护困境”,拟通过相关成果的得出丰富耕地保护理论,为健全耕地保护经济激励与制约机制,完善耕地保护在内的土地管理的相关政策和法规提供相对可行的参考。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我国耕地资源实物量持续下降,耕地资源价值量严重扭曲,耕地保护补偿机制急需建立。全国耕地资源存量虽大,人均占有量却小,存量和人均占有量持续下降。2013年,全国耕地资源存量为13516.34万hm2,人均耕地资源占有量仅为0.099 hm2。1998年以来,我国耕地资源价值量持续增加,1998年、2001年、2004年、2007年、2010年、2013年价值量存量分别为158.45万亿元,165.56万亿元,185.41万亿元,249.55万亿元,393.32万亿元,438.97万亿元,1998-2013年间耕地资源价值量流量为280.52万亿元。发展权价值的增加量最多,其次是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价值的增加量。耕地资源的理论价值与市场价值的对比表明,耕地的理论价值量远远大于同期耕地的市场价值量,差距主要来源于具有外部性和公共物品特性的发展权价值、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价值和生态价值等。耕地资源的实物量和价值量的变化表明,两者呈逆向变化关系,耕地资源价值的增加不仅受到耕地数量减少的驱动,人口增长,非农用地需求的改变,政府的干预以及社会经济水平的变化等因素都可能对耕地价值的变化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在我国耕地保护面临的严峻形势下,如何显化耕地资源的真正价值,给予耕地保护主体补贴,才能更好地调动保护主体保护耕地的主动性和积极性。(2)不同区域、不同类型农户的耕地保护及补偿意愿具有差异性,农户的耕地保护补偿参与意愿受耕地价值变化感知、公众认知、农户特征和选择倾向的影响。农户的耕地价值认知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同期耕地保护意愿表现出相似的渐进性。20世纪80年代农民的耕地价值感知度较低,认知的维度较为单一,认可度最高的是耕地的农业生产价值,农户“生存小农”、“理性小农”意识使得此时的农户耕地保护意愿最强烈。90年代,耕地的重要性相对弱化,农民对耕地的就业、养老保障的依赖降低,发展权价值逐步受到重视,农户耕地保护意愿减弱。20世纪初,农户对耕地的生态价值、发展权价值及情感价值认可度高。伴随着农户对耕地多维度价值的认知,农户的耕地保护意愿较90年代有所回升。不同区域、不同类型农户的耕地保护补偿意愿具有显着的差异性。耕地保护补偿参与意愿的结构方程模型表明,农户特征、公众认知、农户的耕地价值变化感知和选择倾向对农户的补偿参与意愿均具有显着影响。其中,劳动力人数、农业生产价值变化感知、耕地重要性认知和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标准分别对这四类外源潜变量的解释力度最好。公众认知、选择倾向和农户特征与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参与意愿呈正相关关系,公众认知对补偿参与意愿的影响最大。农户的耕地价值变化感知与补偿参与意愿呈负相关关系,表明农户感知耕地价值提高时,即使没有补偿其耕地保护意愿也会很强烈。农户作为耕地保护最直接的参与者,经济补偿的开展必须尊重农户意愿,以耕地保护和农户获益为前提。通过广泛宣传提升农户对耕地重要性、严峻形势和耕地保护政策的认知。拟定合理的耕地保护补偿标准。在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方式的选择上,可在综合考虑财政支付能力和民意的基础上,采用现金和保险补偿为主,辅以政策、技术等其他多样化的补偿方式,增加耕地保护补偿的灵活性。针对区域差异下的补偿意愿差异,针对重点人群,划定重点区域。以农业生产为主业的农户是耕地保护激励的重点人群,以他们的意愿需求制定耕地保护补偿方案,尽可能地弥补他们的“特别牺牲利益”。粮食主产区、基本农田保护区和城乡结合部是耕地保护激励的重点区域,在耕地保护的同时实现优质耕地更好保护。(3)基于耕地资源综合价值及分维度价值的保护补偿标准存在空间分异。全市耕地综合价值补偿额度值以主城区为核心区域,沿圈层式向外递减,至渝东北、渝东南降至最低,总体上呈现“两圈两翼,西高东低”的空间格局,局部区域具有典型的空间变异性,万州和黔江地区的补偿价值高于周边区县。空间关联分析表明,耕地保护补偿标准在空间上具有显着的正相关性,即补偿标准高的区县跟补偿标准高的区县相邻,补偿标准低的区县跟补偿标准低的区县相邻。基于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的分维度补偿值在地理空间上表现出类似的地域分异格局,即整体上都具有渝西>渝中>渝东北>渝东南。各类补偿标准的Global Moran’s I值介于0.4025-0.8519,空间关联性较强。为提高补偿的可行性,制定耕地保护补偿标准的弹性区间,即以耕地资源的发展权价值作为耕地保护补偿的下限,以非市场价值作为耕地保护补偿的中间值,以综合价值作为耕地保护补偿的上限,并依据不同的目的或在特定的时期分阶段实行不同的耕地保护补偿标准。人口、社会经济、交通区位和农户行为对耕地保护补偿标准空间分异的计量经济分析表明,人口因素与耕地保护补偿标准空间分异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关系。社会经济因素同样表现出显着的影响,但影响的程度存在差异,经济密度高、投资力度大、农业现代化水平高的地区也是耕地保护补偿标准的高值集聚区。这一空间集聚特征也表现在交通区位因素与耕地保护补偿标准的空间关系上。农户行为因素中,农户经营投入行为、种植选择行为与耕地保护补偿标准的空间分异表现出显着的空间相关性。因此,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的构建应在区域耕地资源价值科学评定的基础上,结合区域实际,制定差异化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标准弹性区间,提高耕地保护经济补偿针对性和有效性。(4)依据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效率划定耕地保护补偿空间时序,在不同的区域实施差异化的补偿策略。以耕地建设负荷为依据,以重庆耕地分布的37个区县级单元为研究对象,确定了各县域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优先序,并将重庆耕地保护补偿划分为叁个区域:优先补偿区,次级补偿区和临界补偿区。叁个区域涉及的区县分别为12个,14个和11个,占全市耕地总面积的32.36%,37.14%和30.50%。叁大区域在耕地资源禀赋、区域发展定位和市级耕地建设性补偿的支持力度方面均存在显着差异。根据空间时序和区域差异性,设计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区域协调战略。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时序上,分别设置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先行试点区、试点区和全面推开区;在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方式的选择上,优先补偿区和次级补偿区多为区位较好的城市近郊区域,对农户可以现金+保险补偿为主,适当配置耕地保护、现代农业的信贷优惠政策;而次级补偿区中的部分县域及临界补偿区多为远离重庆经济社会政治中心的县域,激励性补偿在以现金+保险补偿为主外,适当配置技术补偿,提高后备建设区的农业“造血”功能。(5)本研究构建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思路和关键技术方法合理、可行,但在不同的区域应用时应进行修正。基于耕地保护经济补偿范围变化调控、经济补偿标准差异化设计、经济补偿空间时序安排、经济补偿的农户意愿调查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思路和关键技术方法在重庆市江津区的实证表明是合理、可行的。在耕地保护经济补偿范围方面,借助遥感解译技术和GIS技术动态监测土地利用变化,利用CA-Markov模型预测未来年份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范围,实现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动态化、精确化;在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标准方面,基于耕地资源价值内涵重构,通过收益还原法、替代市场法等对耕地资源的分维度和综合价值进行了评估,确定了不同区域的耕地资源不同价值的理论补偿值,结合地方财政承受力确定了实际的经济补偿标准,并明晰了补偿资金的来源渠道。在经济补偿的具体方式方面,依据农户意愿调查中感知敏感的经济补偿标准、补偿方式、补偿依据等方面确定农户认可度高的形式。在经济补偿的区域协调方面,依据“效率优先”的原则优化布局,开展全面补偿和重点补偿,提高经济补偿资金的使用效率和耕地保护效率。研究构建的思路和方法理清了耕地保护经济补偿过程中地方政府和农户的利益关系,建立了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模式。研究区域作为西南丘陵地区的典型代表,其经济补偿方案在西南丘陵地区具有很强的示范意义和推广价值。基于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复杂性,在应用时需要根据不同区域的不同情况进行地方财政收支能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的修正。综上所述,本文以耕地资源价值为切入点,通过重构耕地资源价值体系,核算静态时点及连续时间序列的耕地资产价值变化,明确了耕地资源价值内涵和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建立的必要性。采用农户调查了解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微观主体农户的意愿诉求,将土地价值意识纳入农户的补偿参与意愿分析,增强了经济补偿设计的针对性。基于耕地资源价值的补偿标准空间分异及补偿标准、范围的时间演变,设计了差异化、动态化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路径。同时,基于耕地保护补偿效率的空间时序划定及地方财政承受力的补偿路径调整,提高了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可行性。最终构建了基于耕地保护经济补偿范围变化调控、经济补偿标准差异化设计、经济补偿空间时序安排、经济补偿的农户意愿调查的系统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路径框架,明确了各个关键环节的技术和方法。本文的经济补偿标准修正和分区方法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地方实际,案例研究如何更好地进行理论提炼,补偿重点区域如何聚焦才能更好地提升研究成果的精确性和针对性有待进一步加强,从而为政府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的制定提供更为科学的依据。
苏金凤[6]2016年在《基于GIS的新疆土地整理宏观绩效的空间特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以食为天,土为粮之母。现阶段,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多地少、耕地质量总体亟待提高,后备资源相对匮乏。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土地整理项目维持“18亿亩红线”的重要举措。通过15年的摸索实践的经验累积,新疆自治区实施的土地整理项目在提高现有耕地质量和增补耕地数量方面可谓是功不可没。在新疆自治区农村公共投资中,土地整理项目占很大的比重。然而,土地整理活动的逐步开展,其投入产出及宏观绩效等问题相继显露。新疆自治区土地整理项目缺乏完整可靠的投入产出及宏观绩效的基础数据,空间分析研究也是几近空白。本研究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土地开发整理建设管理局提供的截止2015年末已实施的土地整理项目台账及新疆统计年鉴,采用地理信息技术中空间自相关、实证计量模型等方法,对已实施的1079个土地整理项目投入产出及宏观绩效的空间布局进行了研究,得到结论:(1)对自治区2001-2015年实施的土地整治项目的85个县、市为单位,采用Moran’s I指数对“十五”“十一五”和“十二五”在投资规模、建设规模、项目个数和新增耕地规模四个基本指标进行了空间相关性分析,在Geoda软件中编制空间分级图,得到四个指标不同时期的分布规律。(2)通过2010-2014年实施的土地整治项目,进行了宏观绩效评价,得到2010至2014年度综合绩效呈现稳定增长态势,绩效值从29.12增加到41.75;以及绩效分级结果,优秀等级只占4.71%;良好等级占12.71%;一般等级占43.29%;较差等级占39.29%。本研究是将土地整理项目投入产出及宏观绩效自相关分析并进行了空间表达,进一步拓展土地整理研究的范围。本次研究意义在于:(1)促进土地整理项目的管理实施;(2)有利于土地利用规划科学学科建设的进一步完善。
黎帅[7]2018年在《清代黔东北经济开发研究（1644—1840年）》文中研究指明黔东北地处武陵山区腹地,是我国内地平原地区通往云贵高原的过渡地带。受地理环境和民族关系影响,明清以前中央王朝往往委任土司代理以达到维持区域稳定的政治诉求。宋元时期,田氏土司逐渐成为中央王朝在黔东北地区的行政代理,主导着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历程,故有“思播田杨,两广岑黄”之史谚。由元转明,田氏土司因争夺“砂坑”而遭改土归流。随后,明廷一方面按照内地行政体制,推行府州县制度,一方面通过移民屯垦,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清代是黔东北地区经济开发的重要时期,并在农业、手工业、矿业等经济层面都有显着提高。在农业方面,随着黔东北地区人口的增长,大抵改变了明代“地广人稀”,劳动力严重不足的困境,平坦之地渐为良田,山间瘠田亦随玉米、番薯等作物的推广得以开辟,田土利用已颇具规模。随着与内地联系的紧密,农耕技术有了显着提高,粮食产量逐渐增加,水利、农具等方面显着提升。清代黔东北地区经济作物得到较为广泛的种植,一方面提高了土地利用的效能,另一方面也表明农业生产与区域市场的紧密联系。与此同时,手工业、矿业亦较明代颇有改善。在地方官府的推广下,棉花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纺织业逐渐兴起。其他手工业也随着内地移民的涌入得到开发,带动了区域山林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矿业的开采和冶炼技术得到提高,尤其是黔东北的汞矿成为稀缺物资,价值颇巨。铜仁府、思南府汞矿资源丰富,场局颇多,受到国家重视,对区域经济开发具有带动作用。随着清雍正年间改土归流的展开,黔东北地区周边之苗疆相继得以开辟,改变了明代土司环列、动乱频仍之窘境,促进了黔东北商贸网络的形成和发展。黔东北商贸以思南府城、铜仁府城为区域中心,以城镇乡场为节点,辐射范围不断拓展。物资贸易以“川之盐”、“楚之布”为大宗进境商品,本地土特产品如棉花、蜡、漆、桐油、药材等经商贾转销内地。众商贾之中,外省客商主导着境内大宗商品贸易,本地商贩虽有所发展,然其经济实力、商业规模仍处于初级阶段。外省客商于重要城镇市场设立会馆,建立祠庙,带动了黔东北地区市镇经济的发展。因此,清代黔东北商品贸易具有鲜明的外控性。在清代黔东北经济开发进程中,中央王朝的推动始终是众多因素中的关键所在。明初改土归流后,黔东北地区转为流官统辖,表征国家权威在该区域的延伸。明末清初,黔东北地区久经战乱困扰,社会经济凋敝。步入清代,国家一方面通过轻徭薄赋政策恢复经济生产,另一方面强化国家权力在黔东北区域的延伸。通过调整建置、完善地方官府职能,国家成为区域经济开发的主导力量。与此同时,地方官府着力修缮城池、疏通驿路,加强了黔东北地区与内地的交通联系。自明代改土归流,贵州地区财赋收入长期不足,面临巨大财政压力。清代赋役大抵仍延明制,并针对前明财政弊端进行革新,故清代黔东北地区虽曰财赋不足,然尚可维持,加之国家财政“协济”之策,财政大抵满足地方事务所需。财赋取之于民,亦用之于民。清代国家设立了较为有效的灾荒应对措施和社会救济制度。这些制度和措施缓冲了黔东北经济开发进程中的经济不平等,对维持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社会稳定不仅是国家在场的重要宗旨,亦是区域经济开发的重要保障。清王朝对黔东北的经济开发是武陵山区开发的历史缩影,不仅体现出区域性,更带有南方山区经济开发的普遍性。总结清代黔东北经济开发的历史影响,对于我们认识国家与区域经济的关系、完善南方山区经济开发措施、调整民族地区扶贫开发政策等方面具有历史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 土地开发整理复垦机制及效益评价研究[D]. 桂林. 西南师范大学. 2001
[2]. 基于主体功能区的重庆市区域统筹发展研究[D]. 龙拥军. 西南大学. 2013
[3]. 乌江流域人居环境建设研究[D]. 赵炜. 重庆大学. 2005
[4]. 叁峡人居环境文化地理变迁研究[D]. 魏晓芳. 重庆大学. 2013
[5]. 耕地保护的经济补偿研究[D]. 胡蓉. 西南大学. 2016
[6]. 基于GIS的新疆土地整理宏观绩效的空间特征研究[D]. 苏金凤. 新疆大学. 2016
[7]. 清代黔东北经济开发研究（1644—1840年）[D]. 黎帅. 中南民族大学.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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