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华北农村建设协会(1936/1942)_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论文

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述论(1936-1942)，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华北论文,农村论文,协进会述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5)04-0010-07

       “救济农村、复兴农村二语，渐已蔚为时代潮流……国家内政，除以农村为全部施政之对象外，更有何事急于此者!”①面对日趋严重的乡村危机，20世纪30年代前后，乡村建设或农村复兴的呼声一再涌起，并最终汇聚为具有社会运动性质乡村建设运动。②其中，河北定县平民教育运动，山东邹平乡村建设运动、江宁实验县等，分别代表着不同力量，同时从不同角度切入，共同助推着乡村建设运动走向高涨。然而，在众多社会组织和机构中，能够从国际视角并形成国际性影响的乡村建设组织，则当属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

       抗日战争之前，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南开大学、金陵大学、协和医学院、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六家学术或研究机构组成的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成立。该协进会旨在充分发挥各机构的优势，组织协调各机构联合合作，培养指导乡村建设的青年人才。

       学术界对此组织的研究并不充分，笔者目力所及，只有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③、刘家峰《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研究》④、美国学者James C.Thomson Jr的《While China Faced West：American Reformers in Nationalist China，1928-1937》，⑤以及美国学者马秋莎的《改变中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百年》⑥等论著有所涉及，但却缺乏系统梳理。

       笔者在前述学者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从民国期刊、民国档案资料、私人文集与全集、私人回忆录中钩稽线索，并以洛克菲勒档案馆英文档案为参证，力求相对完整地呈现这一重要的乡村建设组织的历史运行轨迹及其影响。

       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的成立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及当时该基金会副主席冈恩有着密切的关系。“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被有些学者视为‘美国慈善事业的黄金英雄时代’”。⑦美国内战之后，洛克菲勒、卡内基等人迅速积累了巨额财富，同时这些具有远见卓识者也开启了美国的现代慈善事业，由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建立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洛克菲勒基金会成立于1913年，在成立之初即确定的目标就是“提高全世界人类社会的福祉”，⑧为世界文化、教育、卫生、科学及农业做出突出贡献。

       该基金会与中国渊源颇深，成立之后的第二年就积极筹划建立后来闻名世界的北平协和医学院，它的建立对中国的医学事业起到了重要作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洛克菲勒基金会实现重组并改变单纯资助医学的计划。此时中国乡村危机加深，华北地区相继出现了以定县与邹平为代表的乡村建设运动，知识界、社会团体乃至国民政府也积极致力于乡村建设运动。受此影响，该基金会开始瞩目于中国农村建设事业，这才有了“华北计划”的制定与实施，以及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的成立。⑨

       美国学者汤姆森在谈及国民政府的南京十年建设时说，南京十年固然有着许多的社会建设项目，但是由于缺乏彼此之间的合作、缺乏受过训练的合格人才，最主要是缺乏充足的资金支持，⑩所以南京十年建设并不理想；而乡村建设也存在高等教育机构与乡村社会的脱节、地方政府对乡村建设运动态度冷漠等问题。(11)由此提出“需要一种新的项目，它建立在中国人与外国人长久的和不懈的努力基础之上。”(12)这种新的合作项目，正是在冈恩的努力下实现的，他是华北计划及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的构想者、组织者与实施者。

       冈恩于1931年6月9日至7月30日来华对中国进行了第一次调查，并写成《访问中国报告书》(Report on Visit to China)，并于1932年被选为洛克菲勒基金会副主席。随后他又于1932年11月再次来华作进一步的调查。(13)

       基于这两次调查，冈恩于1934年1月23日在上海洛克菲勒基金会驻华代办处写出了名为《中国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调查报告，(14)它是启动“中国项目”的基础与计划。在这份报告中，冈恩首先谈到基金会应扮演的角色。他写道：

       如果一个人要等到这个国家有了稳定的政府和实现统一才有所行动，那么这个人或许会一直等到基金会永远不存在，才可能实现自己的愿望。(15)

       当时国民政府所处的复杂的形势，以及许多政府机构运行并不顺畅的情况，是基金会合作的额外的原因，所以基金会在帮助稳定某些活动方面应该起到更重要的作用。(16)

       冈恩认为，为了中国的稳定与进步，基金会理应扮演更重要的角色。(17)

       在报告的第十和第十一部分，冈恩具体阐述了中国的农村建设问题，以及他对基金会在中国农村建设上的设想。

       冈恩认为河北定县、山东邹平、河北清河、江苏无锡、安徽徐州都有适合于本地的乡村建设方法，尤其是晏阳初在定县的平教运动给了冈恩深刻的印象。各个地方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它们一是缺乏合作，二是缺乏真正受过训练的乡建人员：

       一些正在形成的计划没有认识到这一最为严重的缺陷。简言之，十分公正地说，中国的教育机构并没有训练任何一定数量的熟练的将来在农村建设计划中进行田野工作的工人。诸如此类的教育也只是理论上的。其突出的后果就是缺乏有实践经验的人员。

       这些不足就给了基金会一个极其突出的机会。(18)由此，在第十一章，冈恩提出了“华北计划”大纲。这一计划包括燕京大学农村行政研究所、河北定县平民教育会、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华北工业研究所、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以及北平协和医学院预防医学系六个合作单位。

       冈恩的这份报告于1934年12月21日获得了基金会的同意，(19)“华北计划”就此展开，上述各个学术单位和乡建单位从此就有了充足的资金资助。

       1935年7月，“中国项目”正式启动，洛克菲勒基金会开始资助各个大学和民间机构，首期拨款一百万美元，分三年，每年资助三十万美元。各个年份资助机构与资助数额情况见表1、2、3：

      

      

       洛克菲勒基金会对“中国项目”的资助一直持续到1944年。可以说，在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下，全国乡村建设运动又有了新的发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的成立。

       乡村建设运动在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下的有效开展，为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的成立做好了铺垫，作为“华北计划”最重要部分的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在1936年成立。1936年4月2日，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南开大学、金陵大学、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六家大学或机构在北平组织成立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THE NORTH CHINA COUNCIL FOR RURAL RECONSTRUCTION)。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何廉教授被选为协进会会长。(20)各参加单位代表为清华大学梅贻琦，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晏阳初，燕京大学陆志韦，金陵大学谢家声，南开大学张伯苓，协和医学院林可胜。(21)

       该协进会的成立标志着乡村建设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当时不少期刊都进行了报道评述，《皖北民教》发表《五大学与平教会合组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22)《新北辰》发表《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成立》，(23)《田家半月刊》发表《五大学与平教会合组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24)《中央日报》发表《金陵联合华北五大学组织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25)

       杨敬年先生回忆当初在南开求学时的文章中也谈到了协进会，(26)而《民间》杂志于1937年第3卷第23期发表了《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工作大纲》，这篇文章比较详细记载了协进会成立的背景、组织、成员、训练等一系列问题。(27)

       文章首先讲到成立协进会的背景。当时“农村建设”和“农村复兴”已经成为中国政府、民间机构与知识分子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

       顾我国农村，幅员辽阔，历史悠久，农民数目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其问题之复杂与建设之困难，匪言可喻。如何而能使凋敝之农村，焕然重振，如何而能使奄奄垂毙之民众，自拔更生。固有待于适应实地需要，切合农民生活之学术工具与夫实施之机构，同时尤必赖有指导农民、训练农民之农村建设人才，与从事于农村建设问题之学术研究人才。(28)

       而作为现代高等学术机构，大学是培养人才的重要机构：

       夫大学之设立，原为培养专才，出而济世。而今世所急，既莫如农村工作人才，故大学非速事广植，实不足以应时代之需要。

       故欲寻求切合需要之建设方案，必须深入民间：欲训练具有专门知识技能而又有农村身手之建设人才，亦必非深入民间不可。换言之，各大学如欲培养农村建设人才，欲使学生充分明了农村实况，习于农民生活，势不能不扩大其研究范围，充实研究对象而以扩大之民间为实验室，为工作场也。(29)

       另外，洛克菲勒基金会1936年年度报告中也提出：

       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是一个为以前非常有限度的乡建活动提供实验室与田野传授和实验的机构，同时也是一个把实际的规则直接应用于中国最需要的农村重建活动中来的机构。这种组织使拥有较高技术能力与强大道德责任感的个人有可能为社会重建与公共行政构想非常可信的与实际的计划。同时，这样的组织对中国也对世界都有着重要的意义。(30)

       由此可知，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成立的目的在于，联合各个大学和机构进行相互的协调，开展田野实验，把田野教学与培养人才统一起来，最终培养合格的乡村建设青年人才。

       在协进会统一组织和协调下，各个参加机构都有明确的分工。清华大学负责工程，南开大学负责经济与地方行政，燕京大学负责教育与社会行政，协和医学院负责公共卫生，金陵大学负责农业，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负责连锁的农村建设工作。(31)随后，协进会在河北定县和山东济宁分别设立实验区，开始了田野实验与计划工作，其中教育、社会卫生及农业一部分在河北定县开展实验工作，经济、工程、社会行政与民政在山东济宁开展实验工作。(32)选择定县，是因为定县原有平教会的基础，而之所以选择济宁，是因为燕京大学在济宁汶上早先就已经开始了实验，再加之梁漱溟也在山东邹平开展乡村建设运动，所以协进会就选择济宁专区作为另一个实验区。(33)

       1937年2月9日协进会在济宁举行实验区开学典礼，(34)建立了乡村研究院，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鸿均为实验区主任。协进会还在济宁设立农村建设实习处，教职员常驻处内，分组担任研究训练工作，并兼任县政府工作：县长为燕京大学教授张鸿均，秘书为燕京大学牛鼐鄂、王大恩，民政科长为南开大学乐永庆，财政科长为南开大学王文钧，建设科长为燕京大学梁桢，教育科长为燕京大学张折桂。(35)各个参加合作大学的本科生与研究生也来济宁参加训练实习。(36)

       研究院进行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七个方面：民政、经济、社会行政、农业、工程、社会医疗与教育。其中，民政方面工作为整顿户籍，财政方面工作为清丈土地、整理地籍、核实田赋，建设方面工作为农业推广、农田水利，农业合作，教育方面工作为设置“乡农学校”和“村农学校”，还有对基层干部培训的工作。(37)

       另外，所有工作需要的一系列实验都在南贾村街区进行。协进会搜集与编制的知识与方法被济宁县的人民掌握。(38)济宁乡村研究院的主要功能就是训练：

       训练研究院自己的助手，以便以后他们在其他相似的单位开展乡建工作，从而扩大乡建规模；训练来自各个合作大学的学生；训练济宁当地人民。(39)

       最后，研究院1937年第一批十名学生通过考试获得教育部颁发的硕士学位证书。他们是通过两年的学习，并且培训是从1935年秋季开始的。1936年第二批八个学生开始两年研究生课程。165名本科生是在1936到1937年开始参与田野实验的。(40)而且，“在1937年所有完成课程的10名研究生和23名高中生最后都找到相应工作。而且每个人还不止一个工作机会”。(41)正当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成绩显著，且进展顺利时，因抗战爆发而华北事业终结，遂向南方迁移。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战争给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中国项目”带来了巨大影响：

       基金会感兴趣的八个项目中的六个被迫离开它们正在进行之地。只有两个例外，即北平的燕京大学和长沙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而后者在定县的实验也因战争不得不放弃。其他机构也不得不转移到中国中部和西部地区，找到新的落脚地后重建，开始新的实验。(42)

       即使如此，基金会决定继续支持“中国项目”。(43)协进会在济宁的实验结束于1937年12月，然后经汉口，过重庆，最后到达贵州省贵阳市，改名为“中国农村建设协进会”或“全国农村建设协进会”。(44)何廉仍为协进会会长。(45)

       1938年5月，协进会与贵州省政府商议决定选择贵州定番县(今惠水)作为实验县，在定番成立了乡政学院。乡政学院院长先后是陈志潜、瞿菊农，副院长先后是张鸿均、谢贯一，而且后两者还先后兼任定番县县长。乡政学院参加单位有南开大学、金陵大学、清华大学、协和医学院、燕京大学：

       (学院)由正副院长主持全院事务，工作门类计有六组：(一)教育组，(二)公共卫生组，(三)农业组，(四)工程组，(五)经济组，(六)行政组。组下更行分股。院内各教职员得参加定番县政府工作。(46)

       其中行政组分为社会行政股和民政股，由南开大学和燕京大学负责；经济组分为合作股和财政股，由南开大学负责；公共卫生组由协和医学院负责；工程组由清华大学负责；农业组由金陵大学负责；教育则是由县政府第四科分管。行政组对全县联保主任、保甲长进行培训，而且协助定番县政府成立“妇女工作指导室”，教授妇女识字、常识等，另外还整理定番档案，做人口分析；经济组主要是开展合作事业，制定合作发展计划；公共卫生组与其他单位成立定番县卫生院，还定期检查人员身体；农业组接管农业职业学校，建立农场；教育组则是开展培训当地中小学教师工作。(47)

       协进会在贵州定番进行的所有实验，给当地带来了新的观念，也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地贫穷的状况，但由于定番县落后的文化与教育，还有多族群特征，(48)使得协进会无法在当地继续进行下去，经过在定番前后两年五个月时间，1940年10月，中国农村建设协进会由贵州定番迁往四川。

       协进会迁往四川之后，与平教会全国农村建设学院合作，然后在四川谢马场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学院，即农村研究与训练学院，继续开展工作，而且还把四川省皮山县作为新的实验县。(49)

       参加实验的单位有平教会全国农村建设学院、燕京大学、南开大学、金陵大学、北平协和医学院及国家卫生署训练研究所。(50)协进会在四川实验训练没过多久，由于战争期间通货膨胀严重与交通运输极为困难，最终到1942年全国农村建设协进会停止了所有的工作。(51)

       综合六所大学和机构优势的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因应着乡村建设运动而产生；同时又促进和推动了乡村建设运动走向新的阶段。与梁漱溟和晏阳初主导的乡村建设活动不同的是，协进会是由六所大学和机构组成，各个大学又都有各自的学科特色，能够在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的前提下，积极开展乡建活动，培养乡建人才，构建乡建理论，从而推动乡建运动迈入新的境界。

       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是在美国民间基金会的支助下开展乡建活动的，这凸显了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国际性。洛克菲勒基金会自始至终都在资助并引导协进会的活动，在人才培养、项目规划等方面给予资金支持，有力地促进了协进会乡建活动的有效展开。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乡村危机日渐趋重，同时救治乡村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亦迅速勃兴的时期。如果从其原发的动力和组织结构上看，不仅它的“发动与领导”是由上而下的，是由外引入乡村的，是由知识分子主动的；其发动主体“是散在这里那里的文化性质的社会团体，大大小小的教育机关及经济机关，或知识分子的三五个人，而非由一个政治运动的集团或社会改造运动的集团来策划与领导的”。(52)尚没有形成相对稳定的社会组织或团体发动的持久性和扩张性作用，以至于它们各自都处于割离型的“孤岛”效应，既少了扩张型社会影响，也没有形成连锁型扩展或递进型的社会运动。因此，乡村建设如何从根本上突破孤岛型“村治”而走向社会运动，显然期待着具有现代性的社会组织或团体力量的发动。

       “乡村建设需一全国计划，且为全国建设计划之一部分，因乡村建设必随经济建设而行，而经济建设又须以全国为单位也。”(53)有鉴于此，为整合乡建社会组织的力量，王怡柯、李景汉、梁耀祖、梁漱溟、晏阳初、高践四、章元善、许仕廉、仝启、张鸿钧、杨开道、严慎修等认为，应呼吁自动地广事联合，协力以图乡村事业之发展进行，发起“乡村建设协进会”，(54)这就直接促成了全国乡村建设工作讨论会的召开。

       显然，“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打破了此前乡村建设事业彼此隔绝的孤岛效应，形成了区域性合作共进的模式，为乡村建设运动的扩展和组织整合提供了示范模式。因此，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在近代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尽管全国性的乡村建设组织和机构受多方制约未能组建成功。

       注释：

       ①《省政与农村建设》(1933年8月28日致湖北省政府张主席岳军书)，文群讲述：《农村问题集》，南昌：新记合群印刷公司，1934年，第20页。

       ②“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兴起过一场乡村建设运动，参加这一运动的学术团体和教育机构达600多个，建立各种实验区1000多处。”见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前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③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第132～136页。

       ④刘家峰：《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研究(1907-1950)》，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1～132页。

       ⑤James C.Thomson Jr,While China Faced West:American Reformers in Nationalist China,1928-1937,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9.From Models to Training Programs:The Rockefeller Effort,pp.122～150; The Fate of Gradualism in Kuomintang China,pp.197～220.

       ⑥ 马秋莎：《改变中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百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50～372页。

       ⑦马秋莎：《改变中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百年》，第16页。

       ⑧见洛克菲勒基金会英文官方网站：http://www.rockefellerfoundation.org/; Raymond Blaine Fosdick,The Story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New York:Transaction Publishers,Reprint,1989.

       ⑨马秋莎：《改变中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百年》，第319页。

       ⑩(11)(12)James C.Thomson Jr,While China Faced West:American Reformers in Nationalist China,1928-1937,pp.122～124.

       (13)关于冈恩第一次来华的情况，参见Gunn,“Report on Visit to China,June 9th to July 30th,1931”，转引自James C.Thomson Jr,While China Faced West:American Reformers in Nationalist China,1928-1937。第二次来华的情况，参见上书与马秋莎：《改变中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百年》(第八章第三节)，2013年。

       (14)Selskar Gunn,China and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January 23th,1934,RG 3.1,Series 900,Box 22,Folder 169，洛克菲勒档案馆。

       (15)(16)(17)Selskar Gunn,China and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January 23th,1934,RG 3.1,Series 900,Box 22,Folder 169，洛克菲勒档案馆，pp.1～2。

       (18)Selskar Gunn,China and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January 23th,1934,RG 3.1,Series 900,Box 22,Folder 169，洛克菲勒档案馆，pp.42～43.

       (19)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nual Report,1936,NEW YORK,1937,p.311.

       (20)何廉：《何廉回忆录》，朱佑慈等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第59页。黄肇兴、王文钧：《何廉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文史与文学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35卷第101至103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第96页。

       (21)《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工作大纲》(附录)，《民间》，1937年第3卷第23期，第16页。

       (22)“清华、燕京、协和、南开、金陵五大学与平教会合组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会所暂设鲁济宁，其目的乃使大学课程乡村化，训练高级技术人才，实地工作，俾改进农村建设。”《五大学与平教会合组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皖北民教》第二卷第九、十合期，第141～142页。

       (23)“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为清华、燕京、南开、金陵四大学，及协和医学院，定县平教会等发起组织，该会目的在使国内各大学学生对于农村问题之研究，得一实地考察之机会，首先经平教会同意，以该会为训练实习之所，名为‘定县实验区’，近复拟在山东济宁举办‘济宁实验区’，于二月五日举行成立典礼。”《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成立》，《新北辰》。

       (24)“北平的清华，燕京，协和，天津的南开，南京的金陵五个大学和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简称平教会)最近合伙组成‘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会所设在山东的济宁。他们的目的是要把大学里所教所学的课程，拿到乡间去教学，以便所教所学的东西，能实地在乡间做出来，借此把穷苦的农村，慢慢地变好起来。”《五大学与平教会合组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田家半月刊》。

       (25)“本京金陵大学，为深切研究农村问题起见，特与清华、燕京、南开、协和等五大学，联合举办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内设卫生、工程、社会教育、政治经济、农村等五研究部，由金大担任农村研究部，协和医学院担任卫生研究部，清华担任工程研究部，燕京担任社会教育研究部，南开担任政治经济研究部，先从事考察各地土地汇报情形着手，然后再实施各项研究工作。”《金陵联合华北五大学组织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中央日报》，1937年1月18日，第二张，第四版。

       (26)“有一件事在南开校史中很少提到，那就是抗战前南开经济研究所和燕京大学，协和医院和金陵大学联合建立的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由何廉任会长，并在山东济宁设立实验室，得到美国罗氏基金团(即洛克菲勒基金团)的资助，当时招收的第一、第二届研究生研究学门分为合作、土地制度、土地行政、地方行政、地方财政(第二届增加经济史)，就是为农村建设培养人才，研究生每月奖学金50元，也是罗氏基金团的钱。”杨敬年：《我的人生历程与经研所的五位老师——何廉、方显廷、张纯明、李锐、陈序经》，见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南开大学党委宣传部编《最忆是南开》，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50页。

       (27)《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工作大纲》(附录)，《民间》，1937年第3卷第23期。

       (28)(29)《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工作大纲》(附录)，《民间》，1937年第3卷第23期，第15页。

       (30)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NUAL REPORT 1936,NEW YORK,pp.313～315.

       (31)《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工作大纲》(附录)，《民间》，1937年第3卷第23期，第15～16页。

       (32)《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工作大纲》(附录)，《民间》，1937年第3卷第23期，第15～16页。

       (33)黄肇兴、王文钧：《何廉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文史与文学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35卷第101至103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第96～97页。

       (34)《华北农村建设协会济宁实习区开学典礼》，《中央日报》，1937年2月9日，第二张，第四版。

       (35)黄肇兴、王文钧：《何廉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第96页。

       (36)《农村建设协进会一览》，《农村建设》，1938年第1卷第1期，第35页。

       (37)(45)黄肇兴、王文钧：《何廉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第97页。

       (38)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NUAL REPORT 1937,NEW YORK,pp.358～359.

       (39)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NUAL REPORT 1937,NEW YORK,p.359.

       (40)(44)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NUAL REPORT 1937,NEW YORK,p.363.

       (41)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NUAL REPORT 1937,NEW YORK,pp.363～364.

       (42)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NUAL REPORT 1937,NEW YORK,p.357.

       (43)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NUAL REPORT 1938,NEW YORK,p.361.

       (46)《农村建设协进会一览》，《农村建设》，1938年第1卷第1期，第36页。

       (47)李寿生：《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乡政学院在定番》，贵州省惠水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惠水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省地质矿产局区调大队制印厂印制，1987年6月，第72至76页；另见《农村建设协进会会务纪要》，1938年第2期，第3期，第6期，第7期；《农村建设》，1938年第1卷第3期，第115至120页及《农村建设协进会一览》，《农村建设》1938年第1卷第1期。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NUAL REPORT 1938,NEW YORK,pp.364～365.

       (48)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NUAL REPORT 1939,NEW YORK,p.363.

       (49)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NUAL REPORT 1939,NEW YORK,p.340.

       (50)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NUAL REPORT 1939,NEW YORK,p.305.

       (51)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NUAL REPORT 1942,NEW YORK,p.240.

       (52)亦农：《乡村建设到那里去》，《乡村建设》半月刊第6卷第7期，第2页。

       (53)《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三次大会经过》，乡村工作讨论会编：《乡村建设实验》第三集，民国丛书第四编(16)，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第48页。

       (54)公竹川：《全国乡村建设协进会将在邹平开成立会》，《乡村建设》旬刊第2卷第30期，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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