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市场经济的道路——世纪之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层思考之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坚定不移论文,地走论文,中国论文,市场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走过了20个年头。改革初期的10余年间,是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修补、完善还是从根本上予以否定,一直是我国理论界争论不休的重大问题之一。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前,我国的经济改革虽然也迈出了一些步伐,但在理论上仍然缺乏根本性的突破,甚至不断地对市场经济进行激烈的批判,且这种批判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一段时间内达到了顶峰。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明确地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断言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经济发展的手段,为我国经济体制的根本转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不久,党的十四大郑重地提出了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全国人大又专门修改宪法,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写入宪法,从而使我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获得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然而,从近几年改革实践的情况来看,不少人对为什么必须从根本上否定计划经济体制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仍然认识不清,在搞市场经济的实践中则老是“变型变味”,甚至“喊着市场经济的口号,干着计划经济的事情。”时值改革开放20年之际,我们仍然有必要对这些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和研究,以便消除人们的思想疑虑和认识偏误,更快、更好地推进改革。
一、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走入“死胡同”
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很多,但最根本的有两点:一是它必然会导致严重的经济浪费和重大的决策失误;二是在政治体制不够完善的条件下,它往往会成为滋生腐败的重要经济根源。而且,这些弊端是体制本身内在的,并非管理者的素质不高、经验不足和管理方法不当所致。
回顾历史,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决策权高度集中的特点,决定了它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种种决策失误。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 数十万个工业企业,数万种产品,不要说是人,就是神仙也无法把这么一个大国中这么多企业的人财物、产供销等安排得科学、合理,甚至连大体合理也做不到。明明是做不到、做不好的事情,但这种体制偏偏要逼着人去做,失误当然在所难免。出现失误,当然也就无法追究个人的责任。而无法追究个人责任,反过来又助长了决策的失误。如此循环,导致了决策失误的愈来愈多而不是愈来愈少,损失愈来愈大而不是愈来愈小。回顾一下中国实行计划经济的历史,不正是这样走过来的吗?不仅仅是中国,世界上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哪一个不是如此。早在10多年前,作为社会主义强国之一的东德主动向作为资本主义强国之一的西德靠拢,“两个德国”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统一,拉开了计划经济体制退出历史舞台的帷幕。80年代末,苏东国家发生“剧变”并转向资本主义,以更加惨痛的教训向世人昭示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彻底失败。苏联在“十月革命”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在世界范围即属中等,此后,虽然宇宙飞船上了天,航空母舰下了海,各种核武器也应有尽有,可在军事大国的躯壳内裹藏的几乎是一个经济侏儒,人民长期为日常生活消费品的严重匮乏所困扰。对“牛奶”或“面包”的渴望与追求,构成了苏联人民在本世纪20年代选择社会主义和80年代末放弃社会主义的同一动因。放弃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最佳的选择,转向资本主义也不等于是最好的出路,但是,当僵死的计划经济制度长期不能给广大人民带来更多的“牛奶”和“面包”时,人民群众还能容忍这种体制继续存在吗?同样,从眼前来看,尚未进行任何形式改革的个别社会主义国家近几年来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困境,不也主要是长期顽固地坚持计划经济体制导致的恶果吗?
从政治上看,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决策权高度集中的特点,在政治体制不够完善的条件下,它不可避免地会滋生腐败。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决策权高度集中,少数几个部门甚至几个官员就可以决定全社会资源的配置。加之,如前所述,决策的主观性、随意性和免责性,都为权力的商品化提供了可乘之机。一个项目或一笔资金,有众多的地区、部门和企业都在争取,而且都可以列举出种种动听的理由。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项目或这笔资金究竟批给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审批者的喜怒哀乐。为了取悦于审批者,在“跑步(部)前(钱)进”的过程中往往出现了许多“名堂”,于是,腐败之风泛起,并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顽疾。尽管社会痛恨,民众唾弃,官府追究,但此风愈演愈烈。人们虽然都痛恨腐败者,但没想到许多腐败者本身也是这种体制的受害者。
对于计划经济体制的这两大弊端,也许有人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一五”时期的经济建设搞得好?为什么毛泽东时代没有这么严重的腐败现象?我们认为这应作具体分析。“一五”时期中国的工业产值、工业企业和工业产品的数量都少得可怜,并且是在极度短缺的经济环境下实施计划管理的,当然失误会少一些,失误的后果也不可能明显。但在今天的经济环境下,如果有人以为他能够把上百万个企业的人财物和数十万种产品的产供销等安排得非常合理,恐怕别人会把他当作疯子。至于毛泽东领导下的计划经济时期没有产生今天这么严重的腐败现象,则主要应“归功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但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还能用那种方法去防范腐败吗?
当然,有不少人之所以不敢理直气壮地坚持彻底否定计划经济体制的观点,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计划,而且那些“自由度”很高的资本主义国家几乎都在竭力追求“有计划”地发展市场经济。那么,以“计划经济”著称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还要彻底否定计划经济体制呢?回答这个问题实际上非常简单,只需纠正一个认识上的偏误,即将资本主义国家的计划指导与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混为一谈。实际上,二者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首先,资本主义国家的计划主要是企业内部的具体计划,是指企业有计划地、井井有条地组织生产经营;而社会主义国家传统的计划经济是一种制度或体制,其计划则是全社会性的,覆盖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角落。其次,资本主义国家的计划是指政府进行一些必要的宏观计划指导;而社会主义国家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计划则是指令性的,不分巨细、无所不包的。再次,资本主义国家的计划指导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的,是对市场缺陷的弥补和矫正;而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是完全否定市场经济的,是作为市场经济的对立物而产生和存在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计划是根本不同的。我们所要彻底否定的不是市场经济下政府必要的宏观计划指导,而是视市场经济为“对立物”的计划经济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
总之,数十年来社会主义国家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早已充分证明,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走入了“死胡同”,必须加以彻底否定。时至今日,如果我们仍对计划经济抱有幻想或有所迷恋,不愿从根本上彻底否定这种体制,或者试图把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揉合在一起,最终只能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带来悲剧式的结局。
二、市场经济是当今世界最富有活力和效率的体制
中国在否定计划经济的同时,为什么必然会选择市场经济的体制?这是因为,在当今世界上,还没有比市场经济更富有活力和效率的体制范例。正如与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是内生的一样,市场经济的活力和效率也是源于它自身的矛盾,即商品个别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差别性与其市场价格的同一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直接决定着企业的生死存亡。企业为了追求超额利润和求得生存,必须千方百计地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从而产生了内在的动力和外部的压力,提高了生产的效率,整个国家的经济生活也由此而充满活力。市场经济体制的这种魅力及其所创造出来的种种奇迹,在现实生活中已是不容争辩的事实。
首先,从中国与前苏联的经济发展状况比较来看,两个国家过去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甚至是从前苏联照搬过来的。但是,前苏联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比中国多得多,如人口比中国少,土地比中国多,不少自然资源比中国丰富,工业的基础比中国雄厚,科技力量也比中国强。前苏联的经济短缺,过去我国的经济也短缺,而且短缺的程度比苏联还严重。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短缺逐步得到了缓解,甚至开始出现了相对过剩。而前苏联则因经济的长期短缺并愈加严重而走上了分裂之路。导致这一反差的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于我国的改革开放自启动之日起,就自觉或不自觉地踏上了市场经济的征途。而前苏联在分裂之前虽然也进行了多年的改革,但总的来说,他们的改革受“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等传统思想的束缚过深,始终未能从根本上放弃计划经济体制。从赫鲁晓夫的“工业管理体制改革”到勃列日涅夫的“新经济刺激”,无一不是如此。80年代中期后的改革,前苏联的领导人虽然也提出了“市场化”的目标模式,但往往是口头上喊得多,实际干得少,因此,改革的效果亦不明显,经济短缺的程度没有根本改变。可见,过去同是计划经济的前苏联和中国,在改革中由于市场化的方式和程度上的差异,迄今为止却导致了截然不同的经济效果。
其次,从中国内地与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来比较,改革开放以前,内地与沿海地区的经济状况并无今天这样大的差别,内地发展经济的一些有利因素也是沿海地区所没有的,如各种资源比沿海地区丰富,大、小“三线”建设使一些内陆省份的工业基础比浙江、广东、福建等沿海省份雄厚得多,有的省份更是人才济济。但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内地却不断落后于沿海,而且差距越拉越大?原因当然可以列出许多,但最主要的还是内地经济的市场化进程比沿海慢,人们的市场经济意识比沿海差,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沿海地区较多地凭借市场经济的活力,大大领先于内地,并且不断拉大了二者间的经济差距。许多人都喜欢把沿海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归结于外资的作用,但殊不知“三资”企业的活力同样离不开市场经济体制这一重要源泉。
再次,从中国农业与工业的发展状况比较来看,农业发展的诸多条件几乎都比工业差,如人多地少,劳动者文化素质差,技术装备水平极低等等。但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最早出现相对过剩的是农副产品而不是工业产品呢?中国的农产品曾经在80年代中期就出现过相对过剩,而工业产品中的相对过剩却是在90年代初才开始出现的。从出现过剩的时间来看,工业比农业约晚了8~10年的时间。原因何在? 原因就在于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较早地把农民推向了市场,整个农村经济也相对较早地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相反,工业改革的起步比农业晚,改革的步伐比农业慢——工业品的产销放开的速度即市场化进展比农产品慢得多。由此导致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工业经济的活力不如农业经济,城市经济的活力不如农村经济。
此外,从中国经济的发展环境来看,在苏联东欧国家发生演变以前,全世界大约就有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体制。 而现在,原来搞计划经济的绝大多数国家也都陆续地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搞市场经济的国家就更多了。这种现象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大势所趋,是市场经济本身的魅力所致。因此,中国要与世界经济接轨,中国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应当顺势而为,选择市场经济道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
三、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消除的几大障碍
我国改革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在不断克服各种障碍的过程中逐步推进的。
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前,由于受“社会主义等于计划经济,资本主义等于市场经济”的传统理论的深深束缚,人们不敢跨越“经典模式”或“苏联模式”的“雷池”,不敢搞市场经济,害怕被扣上“搞资本主义”的帽子。因此,在这个时期的改革中,尽管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有了明显的推进,但理论上却没有对计划经济进行彻底的批判,对市场经济予以充分的肯定。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评判标准,结束了姓“资”、姓“社”的无休止争论,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至此,中国可以大胆地搞市场经济了。但是,我们又遇到了不会搞市场经济的困扰。尤其是政府及有关部门,不知道该如何搞市场经济,在很多方面仍然以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和方法搞市场经济和管理企业。例如,政府仍坚持用“产值”等各种指标考核企业,引导企业行为,而不是让市场去检验企业,引导企业;仍然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用人标准去选拔、评价企业经营者,而不主要是用经营业绩的好坏去选聘经营者,而且,对企业重要领导人仍然实行定官定级的行政性管理等。
当前,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障碍表现为一些人不愿搞市场经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人们一方面看到市场经济的活力越来越大,效率越来越高,另一方面也越来越多地感受到了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的冲击——竞争加剧,企业破产,职工下岗失业……。于是,有些人又开始留恋计划经济体制下“铁铁饭”带来的“轻松”、“平静”、“稳定”和“保险”,因而不喜欢市场经济,甚至害怕市场经济,恐惧市场经济,拼命地抵制市场经济。当然,在不愿接受市场经济体制的人群中,首先还是来自一些权力机关及其相当一部分官员,他们担心市场经济体制会“夺走”他们手中的权力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各种利益。由于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与计划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前者通过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后者则通过行政权力配置资源。因此,搞市场经济,就要排斥政府权力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政府机关和职能部门的许多行政特权就会丧失至少原有的权力会被大大缩小,甚至一些政府部门本身都缺乏存在的必要。在这种情况下,“寻租”的基础没有了,政府机关和职能部门中相当一部分人的种种利益就会受到影响或者完全丧失,一部分人连“饭碗”也保不住。因此,一些政府机关和职能部门不愿搞市场经济,他们虽然喊着“市场经济”,实际上却以各种形式抵制市场经济,千方百计地扭曲市场经济,以便在体制转轨中捞取更多的利益。中国的企业改革已有20年的历史,但直到今天,企业的经营活动仍然受着“千手观音”的控制。即使是办一件小事,也要跑许多部门,盖无数个章,交无数笔费。其次,有些国有企业也不愿搞市场经济。计划经济的微观基础和“活动中心”就是国有企业。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意味着国有企业就要失去其外部强大的特殊“保护伞”和温暖的政府怀抱,象非国有企业一样走向市场,并在竞争中去求生存、求发展。而残酷的市场竞争,对过去习惯于躺在国家身上吃“大锅饭”的国有企业来说,既很艰辛,又面临着被市场淘汰的风险,职工甚至随时都有下岗、失去“饭碗”的可能。因此,许多国有企业不愿搞市场经济。一些已被逼上市场经济之路的国有企业也力图退回到计划经济,或者千方百计想抓住计划经济的“尾巴”,在国家身上躺一天算一天,从而缺乏改革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这一点,在已转为生产民品的军工企业和已经改为非国有的原国有企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再次,相当多的国有事业单位也不愿搞市场经济。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国的事业单位也是直接受国家计划安排的。事业单位的建立与转向、取消,人员的进出,经费的多少,职工待遇的高低等等,都是由国家计划决定的,其干部职工既没有“找米下锅”的压力,也没有多劳多得的动力;既缺乏升迁、调离的机会,也没有被辞退的风险,因而形成了超级的“稳定”和“保险”。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也早早地“光顾”了国有事业单位:“官办”学校要逐步走向市场,与“民办”学校争夺生源;医院要开始自负盈亏,必须走向市场,争夺病员;科研院所也要逐步面向社会实践,“找米下锅”,即自找课题或项目,解决经费来源和自身的生存问题,等等。市场经济对国有事业单位的直接冲击以及由此而给干部职工带来的利益损失和生存风险导致相当多的国有事业单位不愿搞市场经济,甚至恐惧市场经济。
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面临的另一障碍就是,许多人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这样一个浩繁的复杂工程简单化。直到现在,仍有不少人将市场经济简单地理解为面向市场进行生产和销售,价格由市场决定,并把每个改革环节、方面和措施都视为独立的和互不相干的。因此,在理论上,改革常有哪些是突破口,哪些是核心或中心,哪些是关键的激烈争论。在实践中,改革的方法也主要是孤军深入,单方面突破,缺乏有机联系和整体配套性,改革的整体效果不够理想。实际上,市场经济体制,从组织结构来说,是一个系统,是一个个“要素单元”有机结合的整体;从内涵或者说“要素单元”的内容来说,是政府、企业、市场三者之间的有机联系。因此,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也要系统、配套地进行,任何单方面突破和孤军深入都是徒劳的,人为地设置改革“禁区”更是会阻碍市场经济体制的整体建设,影响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搞市场经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就要以市场经济的思维和科学方法正确地处理政府、企业、市场之间的关系。不仅要根据市场经济的需要来推进政府、企业、市场各个方面的改革,而且要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正确确立政府、企业、市场在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中的角色和地位,妥善协调三者之间的关系,使之趋于科学、合理,从而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概括地讲,政府要在自觉地进行自我改革、自我革命的基础上,确立自己在市场经济中的“管理”和“服务”角色。要通过制定科学的宏观政策,来间接地管理企业,引导企业的市场行为。同时,要通过完善市场体系建设尤其是要素市场的建设,加强市场管理,建立良好的市场秩序来服务于企业,为企业的高效运转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条件。对于企业来说,要加强内部的各项改革,尽快走向市场,参与竞争,在市场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对于市场来说,则要在政府的调控管理下不断完善和规范,为企业的活动提供良好的舞台和环境。可见,政府、企业、市场三者之间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的角色是立体交叉的关系,本不存在孰轻孰重的问题,而是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缺一不可的。但是,由于我国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逐步转轨而来,因此,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最大的阻力和障碍还是来自于“政府”,在于政府是否能进行自我革命,自觉放弃手中许多的权力,将其退给企业、交给市场和赋予社会。为此,我们必须尽快将政治体制改革提上议事日程,使之与经济体制改革相互协调与配套。否则,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终将会走入“死胡同”,甚至会演化为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腐败没落的官僚资本经济。
20年的伟大实践证明,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一场破旧立新的深刻革命。破旧,就是要彻底破除计划经济体制;立新,就是真正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攻坚阶段,虽然我们还面临着许多的困难障碍,但是,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坚持自己的信念,不遗余力而又系统配套地推进改革,社会主义制度的沃土中就一定会生长中丰硕的市场经济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