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回顾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政治教育论文,史研究论文,外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707(2014)7－0024－05 与当代世界现实的思想政治教育一样，世界各国同样具有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传统，同样有其历史的传统的渊源。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1]一部世界思想政治教育史，反映了人类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的和普遍的规律。因此，对之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外比较的研究不断深化，而对国外思想政治教育历史的研究还相对比较零散，专门的和系统的研究还未展开。本文就外国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的现状作一梳理和简要评介。 一、外国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内容的几种类型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立30年来，关于外国思想政治教育史的研究，还没有系统的和专门的研究成果。除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中对所涉国家与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历史沿革进行的阐述外，其他相关的研究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加以梳理。 其一，教育学领域关于外国德育史的研究。由四川教育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的于钦波、刘民所著《外国德育思想史》，算是比较直接的参考版本。但该版本所依托的是教育学中的德育学科，而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且主要探讨了道德教育的理论和观点，缺乏政治教育的部分和实践活动的方面。由人民出版社于2012年9月出版的秦树理、陈思坤、王晶等著《西方公民学说史》(公民教育研究丛书)，可谓是对西方思想政治教育史最为直接的研究成果。该书按照西方历史发展的脉络，比较系统地梳理了公民学从萌芽状态到形成学说的演进过程，对西方历史上各个时期公民学说的主要流派、代表人物、思想观点等进行了归纳、分析和概括，系统地评述和阐释了西方公民学说的基本特征、主要观点和思想内涵。该书对于我们吸收和借鉴西方公民学说的思想成果、构建我国的公民学以及公民教育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于外国德育史的研究内容，更多的是散见并包含于一般外国教育史的著作之中。如滕大春著《外国教育史和外国教育》(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张季娟、袁锐锷编著《外国教育史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刘新科著《国外教育发展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等。关于外国教育史的专著和读本可谓汗牛充栋，其中就包含了作为一般外国教育史重要组成部分的外国德育史内容。尽管作为教育学领域的德育史和作为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思想政治教育史有着比较大的差异，然而前者仍然可以成为构建外国思想政治教育史框架体系的重要素材和主要资源。 其二，教育学、政治学、伦理学等领域关于西方德育史的研究。外国思想政治教育史中相当多的内容是涉及西方的部分，包含于西方教育思想史、西方政治思想史、西方伦理思想史之中。如张斌贤、褚洪启等著《西方教育思想史》(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华东师范大学等编《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流派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张焕庭主编《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黄志成主编《西方教育思想的轨迹——国际教育思潮纵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单中惠主编《西方教育思想史》(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丛日云著《西方政治文化传统》(大连出版社1996年版)，金生鋐著《德性与教化》(湖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宋希仁主编《西方伦理思想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等。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西方这类专题史中包含着大量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但是它们并不能直接等同于西方思想政治教育史。在西方思想政治教育史的研究与开发中，仍然需要我们另辟蹊径，避免片面化、机械化、生搬硬套的现象，避免用我们所习惯的自身的价值理念去套用别的文明。与当代西方现实的思想政治教育一样，西方具有同样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传统渊源。应努力尝试用另外一种不同的分析视角，对西方思想政治教育史做出准确的解读。 其三，关于外国思想政治教育史专题研究的著述。尽管学界对于外国思想政治教育史专门系统的研究还未展开，但众多学者已经就外国思想政治教育史上的若干问题和若干人物等开展专题性研究，并取得了不菲的成果。 关于外国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发展的论述主要有：劳逊的《世界德育演进视野里的中国学校德育》(《当代青年研究》1996年第5期)，戚万学的《20世纪西方道德教育的历史发展及启示》(《教育研究与实验》1994年第3期)，戚万学的《20世纪西方道德教育主题的嬗变》(《教育研究》2003年第5期)，刘宗泉的《浅析西方公民道德教育的历史发展脉络》(《商情》2010年第4期)，张鲁宁的《西方公民德性教育思想的历史演变》(《研究与实践》2008年第6期)，江畅的《西方德性思想的历史演进和基本的特征》(《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王凡的《当代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学校德育的历史轨迹及发展趋向》(《学术交流》2004年第4期)，杨少星的《西方公民身份的历史概要》(《世纪桥》2008年第6期)，倪愫囊的《西方道德教育理论的历史流变》(《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张丹青的《历史上西方政治思想家关于教育对治理国家作用的论述》(《思想战线》2001年第3期)，周为生的《西方国家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溯源及途径探析》(《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等，均属于此种类型。 关于外国思想政治教育断代史的论述主要有：马忠蕾的《古希腊城邦制度里的思想政治教育》(《华人时刊(下旬刊)》2011年第9期)，张法琨选编的《古希腊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依迪斯·汉密尔顿的《希腊精神——西方文明的源泉》(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肖厚国的《古希腊的思想与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刘明翰的《文艺复兴时代的教育思想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王俊英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教育家的实践》(《皖西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卡西尔的《启蒙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徐鹤森的《试论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等，均属于此种类型。 关于外国思想政治教育国别史的专题论述主要有：金龙哲、徐冰的《日本学校德育的历史与现状》(《比较教育研究》1994年第5期)，申改敏的《通过〈教育敕语〉看日本的军国主义教育》(《现代交际》2011年第9期)，武心波的《日本古代“天皇制”的象征意义及其批判》(《国际观察》2006年第6期)，赵波的《略论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形成》(《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李爽的《美国道德教育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科教文汇》(中旬刊)2009年第1期)，王春英的《对前苏联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反思》(《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2期)，王春英的《历史回眸——对前苏联思想政治教育失误的当下解读》(《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4期)，陈睦富的《关于前苏联思想理论教育的反思》(《咸宁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陈萍的《坚定行动指南服务和平崛起——对前苏联思想政治教育的若干思索》(《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张芬的《官僚特权的贻误——前苏联思想政治教育历史教训》(《科学决策》2004年第12期)，吕璟的《前苏联思想政治教育的失误对我国的借鉴》(《学理论》2011年第30期)，岑峨的《对前苏联思想政治教育的反思》(《思想·理论·教育》2001年第10期)，王东红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要素视域下的苏联解体》(《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科学版)》2009第2期)，段燕华等的《从苏联解体的原因看加强党员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性》(《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吴俊平的《前苏联学校青少年思想政治和品德教育模式经验教训研究》(西南师范大学2000硕士学位论文)等，也均属于此种类型。 关于外国思想政治教育史人物的专题论述主要有：李志强的《走进生活的道德教育：杜威道德教育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12月版)，付煜的《杜威教育思想与陶行知教育思想之比较研究》(南京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阎华荣的《杜威教育哲学对中国的影响及其当代意义》(南开大学2004年硕士学位论文)，单中惠的《杜威：“西方孔子”在中国(上)》(《中国教育报》2007年6月8日第3版)和《杜威：“西方孔子”在中国(下)》(《中国教育报》2007年6月15日第4版)，陈明莉的《马基雅维里的教育思想评介》(《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唐新川的《斯宾塞教育思想的产生及其科学教育课程观》(《延安大学学报》2004年第8期)，张惠娟的《简论斯宾塞的科学教育思想》(《现代教育科学》2007年第5期)，罗周燕的《论乔治·凯兴斯泰纳的公民教育思想》(《教育视野》2006年3月号上旬刊)，徐小洲的《论凯兴斯泰纳的公民教育思想》(《杭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史降云的《福泽谕吉启蒙教育理念探析》(《教育评论》2005年第5期)，张广勇的《日本明治时代福泽谕吉的启蒙思想》(《历史教学》1984年第5期)，王保星的《试析福泽谕吉的启蒙教育思想》(《日本问题研究》1999年第4期)等，均属于此种类型。 总之，除通史类著作外，各种专题史、断代史、国别史著述以及资料汇编陆续出版发表，如《外围教育家评传》、《西方教育思想史》、《美国教育史》、《日本教育史》、《英国教育史》、《外围古代教育史》、《外国近代教育史》、《外国现代教育史》、《外国学前教育史》、《外国幼儿教育史》、《外国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世界教育名著通览》、《外国教育发展史料选粹》等等，都是比较有影响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一批外国教育史专业博士论文(专题史)的出版，如《近代欧洲对美国教育的影响》、《社会转型与教育变革——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研究》、《杜威教育思想引论》、《欧美国民教育理论探源》、《日本教育现代化的历史基础》等，均可以为外国思想政治教育史的研究提供充足的素材资源。 二、外国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和教学现状评介 研究外国思想政治教育史，有助于启迪思想政治教育思维，思考当代现实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把历史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这两个互相密切联系的方面，要求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人类历史的发展，并为大家做出了这方面科学研究(其中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的典范。列宁也曾写道：“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有一种最可靠的方法，它是真正养成正确分析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致淹没在一大堆细节或大量争执意见之中所必需的，对于用科学眼光分析这个问题来说是最重要，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2] 那些承载着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的“经典著述之所以享有这种地位，完全是因为它们所含有的分析能力，以及这些分析往往被证明是思考当代政治问题之卓有成效的起点”[3]。尽管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思想政治现实与历代的或当代的外国思想政治教育家所面对的会有相当程度的差异，但只要承认人类社会的思想政治发展存在着某些共同的规律，那么，就不能忽视外国思想政治教育史在深层次上所蕴含的某些思维方式、方法、切入点对我们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所具有的启迪作用。对此，学界有了越来越多的共识。 笔者认为，就目前外国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学术研究而言，各地凡设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院校，都应当以外国思想政治教育史的课程建设作为切入点，逐渐推进其作为分支学科的科学研究。 目前的状况是，除前述外国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学术研究外，一些设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院校开设了相关课程，特别是开设了“西方思想政治教育史”的课程或专题系列，在课程建设、教材开发等方面均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总体来看，开设外国思想政治教育史或西方思想政治教育史课程的院校寥寥无几。就笔者的视野所及，大多数院校开设的是“西方政治思想史”，而不是“西方思想政治教育史”；而“西方政治思想史”则属于政治学专业学科范畴，而非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科范畴。尽管“西方政治思想史”也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应该修习的课程，但“西方思想政治教育史”在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设置中的缺失，却仍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目前一些院校开设相关课程的情况是：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思想政治教育系为本科生开设了“西方思想政治教育史”专业选修课程，开展了关于西方思想政治教育史的课程建设，编著了《西方思想政治教育史教程简编》，并在教学过程中逐渐完善；北京师范大学为硕士研究生开设了“外国德育思想史”专业选修课；华中师范大学也为教育硕士开设了“西方德育思想史”。虽然国内少数院校陆续开设了外国或西方思想政治教育史的相关课程，但迄今为止尚没有《西方思想政治教育史》的专门的正规的统一教材，因此各地均是各自为政，自编讲义，大多从“西方教育史”、“西方思想史”、“西方政治思想史”等各类专题史中获取资料。西方思想政治教育史的自编教程正在使用中不断完善，我们相信，成熟的相关教材的开发成果将在不久的将来公开面世。 客观地讲，目前由于没有外国或西方思想政治教育史的现成著作和教材，因此相关的研究以及课程内容的设计和教材的编写难度是很大的。关于外国或西方思想政治教育史，无论是学术的研究，还是课程教学内容的设定以及教材的开发编写，实际是在做一项基础性的开拓工作。 三、对开展外国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的建议与思考 笔者认为，外国思想政治教育史的研究，应当尝试紧紧扣住“思想政治教育”核心范畴。以西方思想政治教育史的教材编著为例，其内容的设计应当在广泛吸取西方各类相关专题史的基础上，努力避免成为这些专题史的简单组合；同时努力挖掘西方文化传统下其思想政治教育的独有特色，探寻与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史大为不同的理路特点，从而从历史渊源上更好地说明当代西方思想政治教育的不同理路及其分野。在学术研究与教学实践中我们逐渐认识到，梳理西方思想政治教育史，对于理解和认识当代西方思想政治教育的确具有基础性的作用。 西方思想政治教育史追寻西方从古希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思想政治教育演变过程和发展轨迹；要选择各个时期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作出较大贡献的、有代表性的西方思想家和教育家进行重点讨论，阐释其思想政治教育观点。首先应当阐述西方思想政治教育史的研究对象、价值意义、研究方法和基本线索；然后设置专门章节分别介绍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时期、启蒙运动时期和现代西方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最后还要专门阐述西方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所涉主要主题以及历史主题在当代西方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继续与发展，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总体评价与剖析。 在教学的规划方面，该课程应当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课程相对接。“西方思想政治教育史”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密切关联，成为相互捆绑式的两门课程：“西方思想政治教育史”侧重于历史，而“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侧重于现实。也由于该课程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关联性，课程似应将当代部分归入“比较”课程中进行专门探讨，而对西方思想政治教育史的讨论截至1945年“二战”结束为宜。 在教材的编写方面，应在体系与结构方面做宏观框架设计。可以分别用两章篇幅(导论与结语)做宏观构思；用三章篇幅(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对西方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情况进行梳理；用另外三章篇幅(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现代西方)对西方近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演变进行阐述。 应在发展演变方面反映历史基本线索。可以分别对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现代西方进行阐述。在素材选择方面突出学科重点内容：分别分析西方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 应在理路特征方面逐渐发掘其历史主题。这些历史主题包括希腊城邦与民主教育，罗马法学与法制教育，宗教神学与平等教育，人道主义与自由教育，启蒙思潮与天赋人权教育，民族主义与公平正义教育。要把这些历史主题与当代西方的自由主义、共和主义、社群主义和多元主义等公民教育思想流派实现对接。西方思想政治教育史应当理出其历史的发展线索，把握所涉的历史主题，并说明历史课题在当代的继续与发展，从历史渊源和发展演变上阐明当代西方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 纵观西方思想政治教育的演变与发展，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在其漫长的探索征程中，逐渐形成了不同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路和特点。它的历史主题是与东方国家截然不同的；它的思想理念是与世界其他地区大相径庭的；它的实施路径与方法也与其他民族的具有相当差异。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下，其思想政治教育史具有不同于其他文明的特色，尤其是中西方思想政治教育的不同理路及其分野，在二者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得以明显体现。因此，西方思想政治教育史的研究，应注重挖掘其独特的内涵及其特色，因为它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与启示意义。 总体来看，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一门分支学科，外国思想政治教育史学科研究的意义是毋庸赘言的。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与创新，“客观上需要从过去的历史中吸取经验作为指导”[4]，这说明思想政治教育史与生俱来就是为现实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服务的。早在1905年，美国教育史奠基人孟禄(P.Monroe)撰写了《教育史教科书》，力图通过教育史“破除教育工作者把兴奋点仅仅放在近前的教育实践的狭隘性，从而使他们能从历史长河中领略教育的意义、本质、目标和过程”[5]。美国教育家杜威更将教育史看作是教育科学的实验室而予以高度重视。他强调教育科学中一些长期性和根本性的课题，实验室是无能为力的，若借助历史探索却能得出结论。巴茨(P.F.Butts)在《教育文化史》一书中说：研究教育史，就其本身而言，是不能解决目前的实际问题的；但它使我们更为聪明地解决目前的实际问题。“这是因为研究教育史可以帮助我们看出目前的重要问题是什么，这些重要问题是怎样出现的，过去曾怎样解决的，过去解决的办法能否用来解决目前的问题。”[6]这些关于一般教育史的论述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史也是同样适用的。 一切现实都是历史的，一切历史都是现实的。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内，人们也一样很难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分界线。中外思想政治教育史能够直接为现实思想政治教育的决策和改革服务。不重视历史研究，只着眼于现状，无异于本末倒置。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在内的重大教育问题，几乎都无法与历史截然分开。我们提倡的素质教育理论实际上与两千多年来人们所追求的和谐发展和全面发展教育是一脉相承的。翻开教育史著作就可以发现，该理论最早由古希腊思想家提出，后由人文主义教育家继承和发扬，再由欧文奠定理论基础，最终由马克思发扬光大。我们在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现实中也会遇到其他种种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也完全可以从中外思想政治教育史中寻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