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技术进步论文,经济增长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二十年经验证明，市场化改革与对外开放推动了经济发展。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比较复杂，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难题。本文着重阐述技术进步两方面的基本特征：（1 ）技术进步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增长过程本身所具有的；（2 ）一系列初始条件共同决定了最优增长路径，发展道路有其必然性，不是人为设计的结果。技术进步一旦还原为市场化过程本身所具有的内在因素，那么，它就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变革速度和改革模式受资源条件和市场适应能力制约，这些因素是决定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力量。
1.总量增长中的技术进步因素
改革开放20年来（1978—1998年），我国经济迅速崛起，国民收入持续增长，对外贸易不断扩大，引进外资大量增加，综合国力明显增强，我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加深。表1 计算了改革开放以来历年我国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y表示产出量，k表示资本量，I表示劳动量， △表示相应的增量，角码—1表示上期，ε则表示弹性系数， 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资本量增长高于经济增长率，而劳动量增长相对缓慢。这就表现为传统的增长方式，即高储蓄率和高资本积累率的推动作用。
由于劳动量增长以及劳动量的产出弹性变化不显著，故省略这一因素的变化，只分析资本因素。与传统增长方式相比有一点显著不同，即资本量的增长不单代表了规模的扩大，而且代表资本效率的提高。通过表中的计算，我们可以对比发现，由资本数量决定的增长效应（εK ）趋于下降，而“索洛残差”代表的技术进步弹性（εA ）有增长的趋势。
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关系复杂性的一个原因在于，经济学中对“技术进步”定义得较为模糊，理论上的争议颇多。按照“索洛残差”的定义，等于是将所有非要素增长因素都算作了技术进步，这当然是不合理的。卡尔多曾对此列举了许多证据，说明现实中不能解释的一些现象。为此，人们又重新引入斯密和扬格的分工理论，指出市场关系的扩大和交易费用降低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在现代经济条件下，一方面我们不能过分强调技术进步的作用，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现在都要致力于市场化改革和推进国际贸易，“改革”、“开放”已经成为各国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光用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已远远解释不了现代经济增长现象。尤其是那些落后国家，制约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并不是缺乏先进的技术和物质装备，而是更为深层的制度性矛盾；另一方面，技术进步的作用相比于过去则越来越大，特别是知识经济条件下，技术进步能够直接推动社会进步和制度建设，旧有的封锁和限制起不了应用作用；譬如，发达国家网络信息事业发达，他们强调“研究与开发”活动，强调知识产权保护，等等，这些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非常直接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在这种条件下，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往往能够合二为一。
以1990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虽然两个时期资本量的增长均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但是前期εK基本上递增，εA递减，后期则刚好相反，εK递减，εA递增，与此相对应的是，我国市场经济规模和范围也有了很大变化。在这前后两个时期内，对资本质量变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这样的两个因素，它们正在改变我国经济增长的基本格局：
表1 总量增长因素（%）
年份 △y/y-1 △k/k-1 △1/1-1 εA
εK
εL
1982 0.14279 0.10840 0.03591 59.62 22.78 17.60
1983 0.13351 0.09908 0.03053 61.73 22.36 16.01
1984 0.11991 0.10411 0.03299 54.70 26.05 19.26
1985 0.09405 0.10855 0.03344 40.49 34.62 24.89
1986 0.08992 0.12217 0.04240 34.02 40.76 25.22
1987 0.09041 0.11803 0.03188 36.16 39.16 24.68
1988 0.08496 0.10567 0.03152 36.72 37.31 25.97
1989 0.06873 0.09988 0.02986 26.00 43.59 30.41
1990 0.06934 0.11827 0.02937 19.17 51.17 29.65
1991 0.07552 0.12698 0.02930 22.40 50.44 28.16
1992 0.08373 0.12931 0.02829 30.01 46.33 23.66
1993 0.08900 0.11248 0.02703 40.82 37.92 21.26
1994 0.09031 0.11849 0.02655 40.06 39.36 20.58
1995 0.09018 0.10643 0.02571 44.63 35.41 19.96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按全社会口径计算，设1981年为基期，K弹性系数εK＝0.35、L弹性系数εL＝0.65。
（1）乡镇企业的崛起。80年代初期，市场的大门还未开启， 各种限制都没有取消，乡镇企业由于有原社队工副业积累的底子，又有社队集体组织的依靠，这种特殊身份对其发展就非常有利。等到80年代中期实行价格双轨制，乡镇集体企业的活动空间迅速扩大，国有企业受严格的财务制度和质量标准限制不能干的事它可以干，私人企业不允许干的事它可以干，由于市场上竞争对手少，乡镇企业具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市场上成了一枝独秀。但是乡镇企业真正受到世人瞩目是在90年代，这一时期国有企业开始走下坡路，经济状况普遍不好，而乡镇企业经过三年“治理整顿”，非但没有被挤跨，反而在产品质量和竞争能力上有了很大改观，这种经济格局令人刮目相看。所以，乡镇企业的发展是与市场化程度紧密相联的。
（2）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涌入。 沿海地区最先发展“三来一补”工业，大量吸收内地的农村剩余劳力，尤其明显的是从内地向沿海地区涌动的“民工潮”现象，这不仅改变了农村的产业结构，而且产生了劳动力在地区间的重大转移，有力地支持了沿海地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珠江三角洲”地区就是一个典型事例，它从起步、发展到现在面临日益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每一步的发展都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格局联结在一起。这种以香港——深圳为增长极的产业扩散过程在90年代初达到了高潮。无独有偶，有关“东亚奇迹”的讨论也是在这一时期发生的。由于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发展劳动密集型初加工产业是完全有可能的，按照刘易斯模式，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现象终止之前，这个增长过程是不会完结的。但是，在90年代末随之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得这样的结论也破灭了。由于市场规模扩大，市场主体增加，在同类产品市场竞争愈来愈激烈的情况下，如果缺乏技术创新的经济背景，那么，长期来看，就会影响到增长的质量及其稳定性。
2.市场扩展中的技术进步现象
我们可以设想，资本性质的变化不外乎这样两条途径，即资本产出效率以及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而所谓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则是市场化作用的结果。由此，我们可以发现，索洛残差是由市场化的配置效率提高带来的，是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结果，而不是依靠技术创新。我们采用全国30个省（市）1993——1994年的横截面数据作回归，其中G表示年均增长率，FI表示固定资产投资相对于GDP比率，NS表示非国有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括号内统计数字是t检验结果，表明固定资产投资率和非国有工业比重对GDP增长率都有显著的正影响：
G＝0.1081FI+0.1937NS，R＝0.625
（3.86）
（10.42）
1994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率约为40%，非国有工业增加值占比重为45%，GDP增长率为13%，所以，其结果是非国有工业增长对GDP的影响要远远大于投资增长：
FI贡献率＝0.1081×0.4／0.13＝0.33NS贡献率＝0.1937×0.45／0.13＝0.67
这就回答了最初提出的问题，即资本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首先不是表现在产出效率的提高上，而是市场化的结果和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有关“技术进步”，由于有了扬格、阿罗、卢卡斯、罗默等人的重大发展，基本上可以演绎成“专业化分工体系扩展”的长期增长理论，它在时间路径上变成了这样一个循环往复、不断上升的过程：即分工随着市场扩大而深化→产业在同一分工水平上复制→预期未来生产率提高→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发挥→迂回生产链延长→创造新的需求→分享外部性→规模收益递增→长期增长。纯粹的技术进步就蕴含在市场化过程中，使得经济增长和市场扩大联系在一起。
这种增长机制似乎回归到“斯密传统”，即发展比较优势产业和贸易促进了经济增长。其推论证明了我国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沿海地区发展格局的有利性。“珠江三角洲”存在大量“三来一补”的加工业，主要就是以香港为增长极的产业扩散过程和南中国的市场扩展的结果。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后基本上已经确立了外向型经济发展格局，并且是处于优先发展状态。除了象“经济特区”这种地域概念外，只要是出口导向型外商投资企业都能享受优惠政策，外商投资企业直接参与外贸活动的规模是巨型的。出口加工包括两种基本形式，一种类型是来料加工，通常是在港的外国贸易公司将原料装船运到大陆，由乡镇企业进行加工或组装后再出口，赚取加工劳务费；另一种类型叫加工进口，由本国企业购买进口的原料，生产并自己销售。由于它的规模巨大，带动了农村和城镇的发展，对广大沿海地区来说意味着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三位一体的现代化过程。
技术进步差距的扩大并不完全是纯技术的因素，甚至包括这些技术和知识产品所具有的性质在内，都涉及市场因素，技术进步一旦还原为市场化过程中本身所具有的力量，那么，它就成为经济增长的内在的因素，包含着规模收益递增规律。
就国内资本投资产生技术进步而言，最大的差别则在于改革开放所产生的变化。解放以后，我国为了在短期内实现工业化，采取了一种供给制的办法，建立自己的高科技研究机构和重工业生产基础，这个体系完全是封闭式的，其技术只在内部传播，与广大社会脱离了联系，更谈不上有什么市场，造成资源的很大浪费，资源配置扭曲。一些高新技术只用于生产不用于消费，虽然原子弹能够爆炸，卫星能够上天，但是老百姓的针头线脑却很成问题，这在今天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基本上是走劳动密集型产业外向型发展的道路，技术创新处于一个次要的地位。大量的军工转民品，原来生产精密机械的企业改为生产电风扇、电视机，技术和质量相当过硬，在国际市场上也具有先进水平。但就总体趋势来看，一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重复建设难以避免。特别是90年代以后，乡镇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与国有企业基本形成了三足鼎立，国内市场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格局已基本形成，这样，低技术水平的重复建设将导致严重的生产过剩和过度竞争，企业无法正常盈利，最终迫使企业加速技术改造和提高技术进步水平。在这种条件下，技术进步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市场竞争所导致的结果。所以，经济增长通过市场机制（包括市场竞争和规模）它本身也创造了技术进步。
3.适时转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
考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以及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差异，可以发现我国技术进步能力不足：（1 ）“研究和开发”活动投入少；（2）基础研究投资不足，后备技术缺乏；（3）基础教育薄弱； （4）投资利用效率低；（5）技术引进不合理；（6）企业缺乏主体意识，企业创新能力不足。我国未来十年发展主要是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和数量扩张的增长优势，还是下大决心提升产业结构，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这是一个方向性的问题，对技术进步有什么样的定位就会形成不同的技术进步机制。
表2对几个具有发展潜力、产业结构类似的国家作了比较。 不可否认，我国资源秉赋优势仍在于劳动力（尤其是中等教育），整体上将保持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专业化的比较优势，所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仍然在长期上具有优势。因此，技术道路只能采取中间形式，即以模仿和学习为主，兼顾开发，从全国范围来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还有十年左右的时间可以利用，总的来说，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外向型经济的作用不可低估。只有当它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才会被其它投资形式所替代，这一替代过程应该是相互融合，而不是相互排斥的。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应当是一个具有层次性的、互为补充的整体，有一个自由选择的过程，包括企业和劳动力都应当符合自然淘汰的规则。
但是，这并非意味资源和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仍将占有竞争优势，一些行业及其产品如服装业和农产品（如稻米等谷物、家畜和加工食品）会从世界市场上退出一部分份额，产业的相对优势已从低技术的服装转向中等技术的制造业、轻工、机械运输产品、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等。当然，像“三来一补”这样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只是技术进步和经济成长的初级阶段，沿海地区应该逐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要在原有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表2 各国资源禀赋
人均耕地
实物资本 中等教育
高等教育
(公顷)
(千美元/工人) (人均年数) (人均年数)
1995 2020 1995 2020
1995 2020 1995 2020
韩国 0.07 0.06 21.48 115.17 5.65 6.44 3.03 6.75
马来西亚 0.42 0.40 15.84 139.62 3.78 5.70 0.53 2.20
印尼 0.19 0.18 2.70 21.94 2.34 6.20 0.51 1.59
菲律宾
0.20 0.19 2.99 27.17 3.48 6.17 2.74 5.02
印度 0.30 0.29 1.68 8.20 3.92 4.38 0.45 1.30
巴西 0.61 0.58 9.56 31.22 1.76 3.83 0.12 2.08
中国 0.12 0.10 0.16 13.15 4.22 5.94 0.18 0.36
资料来源：1997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
产业结构调整是一个逐步替代、不断升级的过程，要量力而行，并加以正确引导，不能采取行政上一刀切的办法限制“三来一补”。如果适宜于它发展的土壤没有改变，那么采取驱逐等办法等于是没有利用自身的区位优势，增加了产业升级的难度。实际上，我国发展知识经济的条件并不是太优越，由于地域广阔，地区发展极不平衡，即使要发展也不可能象有的国家那样做到覆盖全部。特别是城乡差别、先进落后地区的差别这样的鸿沟难以填平。从长期来看，知识经济的发展不可能抛开农村经济和农村人口。由于有三分之二的农村人口没有吸收进来，发展知识经济的深度和广度都是有限的。所以，要发展知识经济，首先就必须在基础教育、科研机构改革、企业机制、技术引进等环节上营造创新环境。所有这些因素中，教育是最重要的投入，“科教兴国”基础在于教育，其关键在于人才的培养，特别是要培养当地需要的适用型人才。
从国际国内的经济形势来看，今后一个阶段，无论是科教兴国还是发展外向型经济，都要着眼于提高国际竞争力。为此，需要争取高科技产业落户，鼓励科技含量高的新产品开发，逐渐增加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把沿海地区建设成高科技产业落户和技术开发、成果转化的基地。虽然我国人力资本平均水平不高，特别是高等教育整体水平明显不如其他国家，不利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但是我国人力资本总量并不少，其数量和规模仍很大，特别是沿海大城市集中的资源总量非常庞大，具有发展高技术产业的优势，因此不能简单地否定先进地区先行的做法。这是有好处的，一是它有市场基础，包括企业层次和个人层次上的市场需求，特别是股票市场、期货市场与实物经济关系紧密相联，需要进一步提高市场效率。有了这个基础，政府的推动力才能水到渠成，才会有效；二是技术的传播扩散到周边地区，可以带动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如人口的流动，人们可以增长不少的见识，不断接受新事物，对技术扩散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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