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恨”文化的传承与变化———项针对韩国高中文学教科书的分析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韩国论文,分析研究论文,教科书论文,高中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恨”(Han)是韩国人特有的文化心理特征。20世纪60～80年代，也就是韩国走上现代化民族复兴之路的那段时间里，无论是文学评论家、艺术评论家、社会学家、民俗学家还是精神病医生，都开始思考韩国人的心理与行为特性。他们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恨”这一概念，通过分析韩国的文学艺术作品、普通人的日常行为、社会运动、传统习俗以及精神病案例等概括提炼出了“恨”文化的内涵，并用“恨”来解释韩国人行为的根源。很多学者都指出饱含苦难的历史是韩国人“恨”文化的成因。自20世纪60年代起，韩国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腾飞和政治民主，韩国人的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在今天，“恨”的文化心理特征是否还影响着新一代韩国人？“恨”文化本身是否有所改变？这是本研究希望探索的问题。
新世代成长在新的历史社会环境中，但同时受到已有社会文化的熏陶。要考察他们人格成长的文化环境，教科书是一个重要窗口。因此，本研究选择韩国高中“文学”课本中的上册①作为分析对象，着重分析“恨”文化在今天高中课本中所占的比例及其具体内容，并将这些内容与前人所总结的“恨”文化特征进行比较，以考察当下高中教科书中的“恨”文化是否发生了变化。
一 何谓“恨”
1.“恨”的定义
本文中所讲的“恨”是韩语词
所对应的汉字，发音为Han，与汉语中的恨字不同。李圭泰、崔吉成、金烈圭、金龙云、李御宁等韩国学者都认为“恨”是“韩国人特有的心理特征”。李圭泰指出“恨”字的结构是左“心”右“艮”，因此“恨”首先是聚集在心头非常难以排解的感情。崔吉成进一步指出“恨”是彻底绝望后产生的宿命感与悲哀。金烈圭认为“恨”是各种感情的复合产物：“孤独、委屈、空虚、悲伤都产生‘恨’。有的‘恨’是悲惨感情的抒发；有的‘恨’是遗憾与悲痛的结合；有的‘恨’是怨恨中伴随着顿悟”。金龙云以韩国古老的“处容”传说为例解释了“恨”这一复杂心理：有个叫处容的人回家后发现妻子被鬼神霸占。他想跟鬼神斗，却不是鬼神的对手，想哭又觉得自己太可悲。他又是发火又是笑，但最终还是唱着歌跳着舞离开了自家院子。虽然离开，处容在心中还存有一丝侥幸，希望妻子能够回到他的身边。金龙云认为处容的这种心理就是典型的“恨”。金龙云还描述了二战中被掳到日本的韩国苦力的行为：年轻人们在日本兵的监视下等待着开往北海道煤矿的列车。应该悲伤的他们却看不出悲伤。他们踢毽子，大声笑着、闹着。金龙云认为这些年轻人的表现正表明他们心中充满了“恨”。金龙云又举例说韩国的传统舞蹈中有一种“残疾人舞”，表现的是身世凄凉的残疾人乞丐，他又唱又笑，笑声中都是泪水，这种“恨”最能打动韩国人。总而言之，韩国人因为悲伤和深情而产生“恨”，“恨”这一心理中包含着愤怒、自虐与饶恕。
很多学者指出“恨”与“怨”有相似之处，但“怨”的心理很多民族都有，“恨”与“怨”的不同之处最能够体现韩国人“恨”心理的特点。李御宁认为日本文化中多“怨”，韩国文化中多“恨”。日本文化中“怨”的代表是刀。在日本的故事传说以及文学作品中，主人公经常因为受到不公正待遇而产生怨恨，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最终会对曾经加害自己的人给予相应的惩罚，这种惩罚很可能非常冷酷。因此，“怨”的心理中包含着报仇的欲望，需要通过“偿还”来了结。不仅是日本，很多民族在感到愤怒和怨恨时会选择复仇，执著于复仇的行为是光荣的，是对荣誉的捍卫。与“怨”相比，“恨”是没有了结的，是一种永久的哭诉，韩国民间传说中的“妈妈钟”很好地体现了“恨”的这一特点：传说新罗女王想造一口能发出美妙声音的钟，但多次尝试都失败了。僧人说如果把孩子和铁水混在一起就能铸出声音美妙的钟，一个穷人家的孩子最终被选作用于铸钟，钟铸成后在风中传出阵阵悲凉的声音，仿佛一个孩子在喊“妈妈”。
“恨”产生的原因与“怨”相似，而且很可能在产生之初也带有“怨”的特征，但后来“怨”却在韩国人的心中发生了变化：当令人怨恨的事情发生，当事人会经历一段时间的痛苦。在痛苦的过程中，他通过遗忘等一系列心理活动达到了“适应”或者“忍耐”的状态。当事人开始把痛苦看做命运，或者归咎为自身的错误，认为“世界原本就是这样”，站到第三者的立场上重新审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痛苦，并将其销化。随着时间流逝，“怨”的强度减弱，“怨”的对象变得不清晰，甚至变成了自身，这时候“怨”就成了典型的“恨”。金用淑指出，“‘恨’是人生连续失败导致的不断积累的悲哀。因为形成时间很长，因此这种感情中的‘毒素’已经没有了，喜怒哀乐早就被岁月漂白了”。②李圭同也认为“恨是被稀释漂白了的精神活动，怨恨与憎恶在被净化与升华后变成了纯净的水”。③
2.“恨”的成因
崔相震认为引发“恨”的原因有三种：一是受到不正当的差别待遇；二是物质或者感情上的需要得不到满足，或者与周围人相比非常匮乏；三是人们处于第一或者第二种状态下，而且因为某种不可控制的力量而无法实现自身的诉求。这种“不可控制的力量”可以来自外界，也可以来自自身。例如“我”过去犯下的无法逆转的错误也会造成“我”今天的悔恨。④
有学者指出，韩国人之所以“多恨”与其“多情”的民族心理特征有关。韩语学会出版的《大辞典》中有“多情多恨”一词，并将其解释为“多悲情多怨恨”。如果对“恨”的体验多了，人的情感就会变得更加敏感，对周围事物的感触变得更加丰富，变得“多情”。而敏感细腻的性格又容易受伤害，变得“多恨”。千二斗对韩国诗歌的研究结果也支持了上述观点：韩国诗歌的主流是抒情诗，而其中最常见的内容就是思念不在身边的爱人。比起相逢来，韩国人更多的是吟唱离别以及遭受挫折的爱。⑤有民俗学家指出，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文化演化后，“恨”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了存在于韩国人心理深处的固定情感活动模式，而不仅仅是在发生特定矛盾时才会被引发的感情。韩宛常认为“恨”是韩国民众生活中的一种“集体情感体验”，这种情感不是个人一时性的心理反应，而是发生在集团文化层面上。朝鲜半岛一直被围绕在强国之间，多战乱，而且土地贫瘠，民众经常感到痛苦却无法克服所面临的问题，因此形成了“恨”这种弱者心理。世世代代的韩国人有着“恨”的历史经历，在冤屈、痛苦的现实中，民众的希望不断遭到挫折，由此产生的怨恨、绝望以及希望抚平伤口的强烈愿望等复杂情绪不断积蓄在整个民族的记忆中，“恨”因此成为一种民族性格特征。
3.“恨”的化解
很多学者认为指出韩国人对待“恨”只是被动承受，不会积极主动地消除“恨”的根源。千二斗认为“恨”文化的特点是不关注矛盾的解决，仅满足于诉说“恨”的感情。⑥林宪荣指出，韩国文化不是“解”的文化，是“销化”的文化，碰到委屈悲伤的事情，韩国人会说“心腐了、心烂了”，这种“腐烂”与“销化”的过程会安抚满心的委屈，削减带有攻击性的感情。⑦“销化”是弱者对命运的妥协，也是弱者最合理的生存之道。金佑昌甚至认为韩国人是在品尝“恨”，在欣赏“恨”的美。他在评论韩国近代著名代表诗人金素月的代表作《金达莱》时称：金素月的悲哀是一种自我满足，他的诗歌表现的是一种“甜蜜的自我怜悯”以及对待痛苦时“平静漠然接受的态度”。在诗中，女主人公被自己深爱的人抛弃，但却压抑着悲伤和怨恨，顺从地等待爱人回心转意。矛盾没有变成刻骨的痛苦，粗暴地喷涌而出，诗中找不到这种能量。⑧诗人所沉吟的是一种悲凉与节制的美。有学者指出，韩国人也会通过倾诉、抱怨等方法排解心中的“恨”，李圭泰通过对一系列历史事件、文化现象以及民俗信仰进行分析后就得出了以上观点。他还认为“恨”是挫折与被害意识的结合，被害意识使“恨”中掺杂了自虐的情绪，而自虐也是克服“恨”的一种方式。李御宁也认为韩国的很多诗歌、民间舞蹈、戏剧、民俗活动中都深深埋藏着“恨”，这些文化本身就起到了排解“恨”的作用。例如韩国人在遇到“灾祸”时有请神婆跳大神的民俗传统，人们把跳大神时一种极其投入、亢奋、忘我乃至灵魂出窍的状态称作“Shinming”。“恨”与“Shinming”是两种正相反的情绪，韩国人通过感受“Shinming”以疏散“恨”的情绪。
无论是任由时间冲淡、自我销化、玩味、自虐还是倾诉，这些对待“恨”的方法都是消极被动的，都不指向矛盾的根源。但也有一些学者指出：“恨”中也蕴含着力量。这种观点形成自两种观察。一种是民俗学领域的观察：李圭泰等人注意到“恨”如果再不被销化就会产生令人敬畏的力量。如韩国传统信仰中的神灵不是冤屈而死就是被强者压迫含恨而死。韩国人很容易对这种人产生同情，并且相信含“恨”死去的人有巨大的力量。⑨李圭泰对庆尚南道妈妈教育孩子时经常讲的民间故事进行了分析，发现约70％的故事情节相似：儿子整天给邻居带来麻烦，母亲再三教导却无用。母亲忧虑过度生病而死，这时儿子才明白自己犯的错，从此洗心革面成了一个优秀的人。李圭泰认为，这种故事里母亲是通过“含恨而死”这种自虐的方式使儿子顺应了自己的意愿，这也是一种“恨”的力量。还有一种是社会学领域的观察：千二斗、韩宛常和金成基等人认为韩国存在着“民众之恨”。民众内心中被压抑的要求经过长时间积累会变成强烈的能量，这种“民众之恨”会在特定历史社会条件下喷涌而出，变成社会变革的动力，例如20世纪七八十年代军政府独裁体制下的民众反抗运动(反独裁运动与劳工运动)就是“民众之恨”的一次发泄。⑩韩宛常和金成基则指出“‘民众之恨’也是民众的力量，是民众从绝望走向希望的关口”。(11)对于这一观点，一些学者并不赞同，例如高银与林宪荣就认为“恨不可能聚集成为革命的意志，恨与集团意志没有任何的联系”。
二 对教科书中“恨”文学作品的分析
本研究希望通过对高中文学教科书的分析回答两个问题：“恨”文化在今天是否仍影响着韩国人？今天的“恨”文化是否发生了变化？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分析：其一，“恨”文学在高中文学教科书中所占的比例如何？其二，这些“恨”文学作品反应的是哪个时代，“恨”的发生原因是什么？其三，在这些作品中，“恨”被如何表达？矛盾是被如何解决？
1.“恨”文学所占比例
韩国高中《文学》课本上册共收录诗歌20篇，其中外国诗歌3篇，韩国诗歌17篇。17篇韩国诗歌中有6篇表达了“恨”的情感，占到了35.3％。共收录小说与戏剧片段17篇，其中外国作品4篇，13篇韩国小说与戏剧中，有7篇作品的内容与“恨”情感有关，占到了53.8％。除此之外，此课本还收录了3篇散文和1篇童话，都不带有“恨”的情感色彩(详见表1)。
由上可见，以“恨”为情感基调的文学作品在今天韩国人的中学课本中仍然占有较高的比例，“恨”文化仍然影响着今天韩国人的情感世界与思维方式。
2.与“恨”有关作品的时代背景以及“恨”的发生原因
(1)时代背景分析。
分析高中《文学》课本上册中6首表现“恨”的诗歌以及8篇与“恨”有关的小说或戏剧作品，我们发现如下特点。
首先，这些作品中古代作品较少，大部分是近现代作品。诗歌中只有1篇《公无渡河歌》是古代诗歌，小说与戏剧作品中也只有1篇《沈清传》是古代作品。
其次，近现代作品的时代背景是从日本殖民地时期至工业化开发之初，这些作品反映了韩民族在这期间不同阶段所经历的苦难。诗歌的时代背景非常集中，除了古代诗歌《公无渡河歌》之外，其他五首诗歌都形成于日本殖民地时期。小说与戏剧作品的时代背景较为多样，《沈清传》是古代故事，《驿马》没有明确的时代背景，其他故事以日本殖民地时期为时间起点，分别反映了二战后不同历史时期韩国人所经历的迷茫与痛苦：《无情》的时代背景是日本殖民地时期，《误发弹》的时代背景是二战后美军接管期，《广场》的时代背景是朝鲜半岛战争期，《鹤》的时代背景也是朝鲜半岛上两种体制尖锐斗争的时期，《沙子的故事》发生在韩国工业化建设的初期阶段。
(2)“恨”之发生原因分析。
古代作品中的“恨”是主人公个人的经历，现代作品中的“恨”大多是民族之恨或者阶层之恨，民族之恨所占的比例尤其高。不仅如此，与古代作品相比，近现代作品中的“恨”有其明确的外因。
两篇古代作品中，诗歌《公无渡河歌》是一位妻子对自己不幸遭遇的哭诉：妻子劝丈夫不要渡河，但丈夫不听劝告落水而死。小说《沈清传》是一个歌颂孝行的故事。女主人公沈清的父亲是盲人，母亲生下沈清后随即死去。沈清非常孝顺，为了不让父亲受苦自卖自身，成为商人们祭海神的祭品，被投下大海。沈清父亲拿到了女儿的卖身钱后被一个寡妇骗光。故事发展到这里，《沈清传》中的“恨”达到高潮。《公无渡河歌》和《沈清传》中的“恨”来自于灾难、疾病和贫困，是广大民众经常遭受又难以摆脱的苦难，当事人是社会底层的女性，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里，她们是最承受苦难最多的人群，沈清的孝行又完全符合人们的道德标准，因此这两个作品能够引起广大民众的广泛同情。这样的作品帮助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民众抒发了他们的“恨”，安慰了他们的伤痛。但在这两个故事中，引发“恨”的外在原因并不清晰，或者说没有突出的矛盾、鲜明的对立面。
在近现代作品中，五首写作于日本殖民地时期的诗歌表达的是整个民族的“亡国之恨”，日本殖民是这些“恨”产生的原因。《序诗》的作者是殖民地时期死在日本监狱中的“抵抗诗人”，诗歌传达了诗人痛苦的心境以及坚韧不屈的意志。《流浪者》、《你的沉默》、《乡愁》和《你快来》表面上表达的都是对故乡或者爱人的思念。朝鲜沦为殖民地后，文学作品中的“思乡情结”一度变得非常普遍，诗人们通过这些题材隐晦地表达对祖国的思念、因丧国而产生的失落与惆怅。
与诗歌相比，七篇近现代小说与戏剧作品中的矛盾表现更为明确。《无情》描写了韩国封建社会末期一名年轻女性的不幸遭遇。故事中女主人公英彩的父亲被捕入狱，英彩为救父沦落为妓女，但心中不忘自己的爱人。当英彩找到爱人后，却发现他爱上了出身富裕家庭的另一名少女。英彩自杀被救，最终走上了教育救国之路。小说中有很多对贫困民众的描写，这一作品表现的不仅是女主人公自身的“恨”，而且是整个民族在封建社会末期所经历的苦难，是因为愚昧落后而产生的“民族之恨”。《广场》的时代背景是朝鲜战争时期。故事的男主人公是大学生，其父亲是共产党员的事实被南方政府知道后，主人公遭受了严刑拷打，开始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中进行思考和选择。主人公逃到北方找到了父亲，但随即发现北方也不符合他的理想。朝鲜战争爆发，主人公成为军人回到“三八”线以南，遇到了大学时代的女朋友，两个人有了孩子。但女友因难产而死，主人公成为战俘，被送上了前往中立国的轮船。《广场》这一故事中的“恨”是知识青年们在冷战造成的民族苦难中所感到的迷茫与绝望，也是“民族之恨”。《鹤》的时代背景是朝鲜战争前后。故事主人公成三与德在一起在“三八”线附近的村子里长大。后来德在在共产党领导下组织农民运动，被成三所在的治安委员会抓捕，由成三负责押送。成三为德在的行为感到气愤，但回想起两人的友谊，又为好友的境遇伤心，因此陷入了痛苦与混乱。《鹤》的主人公是不能完全理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差异的普通农民，但却感受到了冷战带给这个民族的分裂之痛，他们的“恨”也是整个民族共同经历的“民族之恨”。《误发弹》的时代背景是朝鲜战争后的韩国。故事中主人公哲浩是收入微薄的推销员，母亲在战争中疯了，弟弟在战争中受伤，战后找不到工作非常颓废，姐姐是混迹美军驻地的妓女。哲浩苦苦支撑贫困的家庭，但弟弟因抢劫银行而被捕，妻子也因难产而死。《误发弹》这一故事中的“恨”是战争创伤导致的“民族之恨”。《沙子的故事》的时代背景是韩国工业化初期。故事讲述的是暴雨使一个小岛面临被淹没的危险，村民为了保护村子在大坝上凿缺口，但有钱人希望村子被淹没，从而能够以较低的价格买下土地，因此派人阻拦。争执中，葛田爷爷失手把对方推到水中，被判杀人罪入狱，村民们为其辩解无济于事，与老爷爷相依为命的孙子从此失学。这一故事中的“恨”是下层民众被既得利益阶层欺压而产生的怨恨。在一味追求经济发展速度的现代化初期阶段，民众被少数资本和政府权力压榨的现象恨普遍，因此村民们的“恨”带有“阶层之恨”的性质。《满船》的时代背景不详。故事讲述的是贫困渔夫阿雄为了尽早还清欠船主的债迫不及待地在鱼群出现时出海，结果遇到暴风雨，儿子和女儿的未婚夫都葬身海底。但阿雄仍然不肯放弃，驾着小船板再次出海。阿雄的妻子疯了，丢掉了襁褓中的小儿子，女儿也上吊自杀。《满船》中的“恨”源于下层人民的贫困以及在与命运抗争的过程中不断遭受的挫折，是“阶层之恨”。《驿马》的时代背景不详。故事讲述的是一个酒馆女老板与儿子相依为命，得知儿子命中注定四处流浪后想尽各种办法希望改变其命运。一个杂耍艺人带着女儿来到酒馆，儿子与之相爱，母亲希望促成两人的婚事，让儿子尽早安定下来。但母亲忽然发现自己是杂耍艺人的私生女。儿子与爱人分离后一病不起。这一故事中引发“恨”的原因是命运。
综上所述，今天韩国高中文学课本所收录的“恨”文学作品中，近现代作品明显多于古代作品，没有当代作品。与古代作品相比，近现代作品大多有明确的矛盾对立面，即引发“恨”的外在原因。尽管一些作品本身没有明确交代历史背景以及矛盾诱因，课本在注解部分给出了明确的说明。具体到引发“恨”的原因，大部分是韩国近现代史上整个民族所经历的苦难或者矛盾，例如落后愚昧、日本殖民、朝鲜战争、盲目的经济开发等。前人研究大部分都认为“恨”没有明确的外在指向，是内在归因，是宿命论。但本研究发现，今天高中文学课本中占分量较大的近现代作品显然发生了变化：首先，“恨”的外在原因已经非常明晰。其次，尽管很多学者不认可“民众之恨”的存在，但对这些近现代作品的分析却发现大部分作品中的“恨”表现的都是某个时代整体民众或者某个阶层的普遍经历。
3.“恨”的表达与解决方式
前人研究认为韩国人面对“恨”选择“自我销化”而非复仇或者消除矛盾的根源。了解这种性格特点非常重要，因为这可以帮助我们判定一个民族在面对矛盾时可能发生的行为轨迹。
与小说和戏剧相比，诗歌更侧重于抒情，对事实的叙述非常模糊，而小说和戏剧则会围绕矛盾展开故事情节。因此在对诗歌进行分析时，我们着重于分析其对“恨”情感的表达，例如所选择词语的色彩、诗歌的整体氛围等，通过这种分析也可以了解这些“恨”是否具有攻击性。对小说和戏剧进行分析时，我们侧重于通过故事情节分析主人公应对“恨”的行为方式。
(1)诗歌中“恨”的表达。
在表达“恨”的6首诗歌中，古代诗歌《公无渡河歌》非常简短，原文为“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当夸公何？”这位妇女的“恨”没有任何仇恨，只是自怜，这种诉说本身就是她承受“恨”的一种方法。
五首近现代诗歌同样都笼罩在忧伤中，遣词用句平静而美丽缠绵，也是一种和平的“恨”，没有流露出强烈的仇恨和明显的攻击性。
在《流浪者》中，诗人用流浪者暗指民族精神，写到流浪者顺着孤独的田间小路穿行，仿佛是“云中穿梭的月亮”，“走过酒熟的村子”，看到的是“燃烧的晚霞”。诗歌所刻画的场景静谧而美丽，在这样的场景中，流浪者的孤独又让人感到忧伤，是一种并不浓烈但回味悠长的“恨”。
《乡愁》是一首表达“思乡情节”的诗歌。诗人用排比段落不断重复回忆虽然朴素贫穷但承载着作者深情回忆的故乡。诗人对故乡的描写细腻而充满柔情，一开始就用“广袤原野”、“潺潺溪水”、“老故事”以及“在日落时分金光中懒洋洋叫唤”的“长着斑纹的黄牛”勾勒出平静香醇的乡村景色。之后，诗人又描写了故乡生活的一个个片段：被草尖露水沾湿的感觉、在半夜风声中醒来的老父亲、黑发飘扬的小妹妹、赤脚劳作的妻子、寒夜里围坐在火旁低声细语的家人。随着回忆，诗人思乡之情渐渐进入高潮，在每段场景结束后，都重复着“这样的故乡，即使在梦里又怎能被遗忘？”联系当时日本殖民地的历史背景，思念、叹息与悲伤跃然纸上。这种吟唱不是鼓舞同胞反抗，而是平静地展示民族之伤痛，咀嚼丧国失乡之“恨”。
《你的沉默》作者是一位独立运动家，这首诗比《流浪者》和《乡愁》的情感表达更为积极，传递了对祖国光复的信心。诗人用爱人暗指祖国，在诗的结尾写到自己将怀着执著炽热的爱等待爱人(祖国的光复)：“我们在相见时担心离别，离别后相信重逢。啊，你走了，但我在心中没有送走你。爱的歌围绕着你的沉默。”作者指出不应该一味悲伤，不应该放弃希望：“离别若只换来毫无用处的泪水，那么爱会破碎，因此我把难以驾驭的悲伤的力量注进了希望的头颅。”尽管有这些积极的表达，诗歌中一半以上的内容还是在描述诗人与爱人(祖国)分别后的痛苦。诗中用到了“青山”、“枫树”、“金黄色的花圃”、“誓言”和“初吻的回忆”等词语，渲染出美丽又凄凉缠绵的意境，这首诗也是同样抒情多于言志，也同样笼罩着忧伤缠绵而又美丽的“恨”。
《你快来》写作于日本殖民地末期，是5首诗歌中色彩最明快的。诗歌表面上写的是作者呼唤伙伴们回到故乡，其实是用回归故乡来比喻祖国解放。诗人首先用繁花美景来形容自己心目中解放后的祖国：“告诉你，桃花开了，告诉你，杏花也开了。你曾经生活了那么久的你深爱的家，在那被粗暴践踏的篱笆上，樱桃花开了，李子花也开了。白天有蜜蜂蝴蝶飞舞，晚上有猫头鹰歌唱。”然后又急切呼唤这一时刻的到来：“你和鸽子、鲜花、绿色的旗帜一起回来吧。在那开满桃花和杏花的地方，在你我童年嬉戏的绿色大麦田里，南风在吹，天空漂浮着乳白的云，云雀在欢笑，肥硕的荠菜花铺满了芳香的山坡。阿哲，你躺在绿色的草地上摘片草叶吹笛子吧，我来跳舞，像鸟儿一样跳舞。和铁蛋、石头、阿福一起，我们像从前，像从前那样嬉戏吧。”这种美丽欢乐的场景让人欢欣鼓舞，但此诗作于日本殖民地时期，当时韩民族并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因此这首诗在给人以希望的同时，希望与现实形成的反差让人格外感到悲伤，甜美的愿望反而会刺激人们的“亡国之恨”。
五首近现代诗歌中，反抗味道最明显的是《序诗》。《序诗》的第一句就是“直到死的那一天，我仰望青天，心中没有一丝羞愧”，还有“我用一颗歌唱星星的心，去爱所有走向死亡的东西，走完摆在我面前的路”，这些诗句是诗人在表达宁死不屈的意志。在砥砺心志的同时，诗人也在观察自己的内心，说自己因为“拂过树叶的微风”而“感到痛苦”，诗的结尾写到这种让人痛苦的“风”(暗指内心的情感起伏)“今天晚上也会吹过星星”。诗人把自己敏感痛苦的内心世界展示出来，让读者对诗人感到尊敬的同时又真切地体会到诗人的悲伤。这首诗更多的是自我反省与表白，没有直接煽动愤怒与反抗。
(2)小说与戏剧中主人公对“恨”的应对方式。
前人研究发现，韩国古代小说很少有莎士比亚式的悲剧结尾，(12)善良的主人公虽然历尽苦难，但结尾都是美满的，主人公都能够谅解迫害过自己的人，因此没有复仇的情节，(13)“恨”不会变成具有破坏力的力量。在8篇与“恨”有关的小说和戏剧作品中，只有《沈清传》是古代作品，沈清及其父亲的“恨”经常被学者们作为韩国人“恨”文化的一个典型。《沈清传》中的“恨”最终是这样被化解的：沈清作为祭品投入大海后，其孝心感动了上天，最终成为王妃。王妃想念父亲，邀全国的盲人进京赴宴。沈清的父亲被寡妇骗得一无所有后一路乞讨到京城赴宴。父女相逢后，父亲哭诉到不能看到自己的女儿是他一生最大的“恨”，结果他的“恨”感动了上天，得以重见光明。所有的“恨”都通过上天的仁慈而化解了，包括寡妇在内的所有曾经伤害过沈清一家的人都没有得到惩罚。
分析七篇近现代作品中，我们发现所有故事都是悲剧，而且其中有6篇作品中的“恨”都没有被化解。但这些作品一个特点与古代小说相同，那就是都没有复仇情节，故事往往在“恨”达到最高潮时戛然而止。七篇近现代作品中，唯有《无情》中的“恨”得到了部分化解。女主人公英彩在自杀时被救，救她的女大学生说服英彩与自己一起去日本留学，两个人在火车上遇到了去美国留学的英彩的男友和他的未婚妻。火车经过灾区，四人一同为灾民举办了赈灾音乐会。在这个过程中，英彩原谅了背叛他的男友及其未婚妻，心中的“恨”得以化解。在这个故事中，启蒙思想战胜旧道德，解放了英彩，而民族救亡的大义使英彩与其男友之间的紧张关系得以缓和，使英彩心中的“恨”得以被抚慰。
《广场》的结局是：主人公在被送往中立国的途中始终因为过去的经历而备受煎熬，无法憧憬新的生活。他在船上看到两只海鸟，认为是死去的女友和孩子。理想与爱破灭的痛苦使主人公选择了自杀。在这个故事里，主人公的“恨”致死未能化解，而且在他自杀时达到了高潮。
《鹤》的结尾是：成三虽然对德在的所作所为感到气愤，但在押送德在的途中，还是被好友一家的困难处境以及两人童年的美好回忆打动，因此放走了德在。成三虽然选择了释放好友，但面对冷战给这个民族带来的灾难，他无能为力。成三在故事的最后并没能把自己的行为完全合理化，仍然受到憎恶与友爱两种感情的痛苦折磨。这种发生在好友之间的敌对更让人痛苦，而成三因为感情违背了自己的信念，因而感到苦恼。成三与德在之间的矛盾看似化解了，但“恨”却没有得到化解。
《误发弹》的结尾是：哲浩在经历了一连串的打击后崩溃了，失魂落魄地走上了街头，突然感到牙疼。牙医告诉他一次只能拔一颗牙，哲浩不听劝告，换了不同的医院，接连拔去了几颗牙，感到非常眩晕。哲浩坐上出租车，却不知道自己应该往哪里去。出租车在城市里穿梭，哲浩渐渐意识模糊。主人公面对现实毫无招架之力，他不断把伤痛内化，通过自残的方式承受着使他崩溃的“恨”，他的“恨”在故事结尾达到最高潮。
《沙子的故事》的结尾是：大家对解救葛田爷爷无能为力，“我”和村民在谈到这件事时陷入了沉默和叹息，但也只能目睹葛田爷爷获罪入狱以及他的孙子失学，任凭“恨”在心中郁结。
《满船》的结尾是：虽然经历了船毁人亡的灾难，但主人公阿雄变得更加激动，他不愿接受现实，仍然希望与命运抗争，驾着小船板又出海了。阿雄妻子疯了，扔掉襁褓中的小儿子，女儿也上吊自杀。故事中船主几次出现，逼阿雄一家走上绝路，但阿雄的反抗却是自虐式的，并没有指向船主。无论是不接受现实的阿雄、接受现实而疯掉的妻子还是自杀的女儿，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崩溃”了，阿雄家的“恨”在故事的结尾达到了高潮。
《驿马》的故事结尾是：酒店老板的儿子因为失恋大病一场，后来终于接受了爱人是姨母这一命运的捉弄。身体渐渐好转后，他选择做一名游走商人离开家这个伤心地，母亲不得不接受了儿子“流浪”的命运。在这个故事中，酒店老板儿子选择了顺从自己无法战胜的命运，等待心中的“恨”在漫长的人生路上被时间慢慢冷却。
三 结论：“恨”文化的传承与变化
总结上述分析结果，本研究发现：与前人对“恨”文化的研究结果相比，今天韩国高中文学教科书中的“恨”文化既有传承又有变化。
第一，“恨”仍然在教科书中占有较高的比例，“恨”仍然是韩国文化中的重要元素。无论是韩国人还是熟悉韩国人的外国人都认为韩民族“多情多恨”、“细腻而敏感”，教科书中“恨”文学所占的较高比例证明了这一点。尤其是教科书中所收录的诗歌作品，那些忧郁缠绵而又细腻的抒情生动展示了韩民族的“多情多恨”。
第二，“恨”文学中始终没有复仇情节。前人研究认为“恨”文化最重要的特点是当事人对待“恨”会选择“内在消化”，而不是反击。本文也发现，无论是教科书中的古代作品还是近现代作品，都不存在复仇情节或者复仇意图。从近现代诗歌作品中，我们甚至看到韩国人在面对日本殖民统治时也在吟唱“恨之美”。这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韩国人今天的文化仍然是“恨”文化而非“怨”文化。
第三，教科书所收录的近现代作品中，“恨”已经有了明确的外在指向。前人研究结果强调“恨”没有明确的外在指向，往往被内化，变成自责，或者被作为命运接受。本研究中所分析的古代作品也符合这一特点，但所占比例更高的近现代作品在这一点上却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古代民众把自己不能克服的矛盾都解释为命运的话，在韩国走出封建社会特别是遭受了日本殖民之后，加害者与受害者之间的对立局面在他们的心中变得清晰了。
第四，近现代作品中的“恨”大部分是“民族之恨”。在本研究所涉及的“恨”文学代表作中，近现代作品占了绝大多数，时代背景多集中于日本殖民地时期与朝鲜战争时期。外来势力引发的苦难是韩国人无力抵抗的，给韩国人留下了无法抚平的“民族之恨”。
第五，近现代作品中的“恨”积蓄有破坏力。近现代作品中的“恨”虽然也没有转化为外向攻击，但与善恶有报、重归和谐的古代小说相比，近现代小说戏剧作品中悲剧结尾占了大多数。故事总是在“恨”达到高潮时结尾，“恨”的能量达到最高潮时没有得到释放。在民族或者阶层的苦难面前，当事人因为无力回击其所面临的巨大矛盾而暂时放弃反抗，但“恨”的情绪终究需要得到抚慰，这种能量如果不断聚集，有可能在某种条件下转化为巨大的甚至是歇斯底里的攻击力。鉴于近现代作品中的“恨”有了明确的外在指向，是带有群体性的“民众之恨”，同时又积蓄有能量，笔者认为“民众之恨”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会变成社会运动的动力。
注释：
①韩国学校在小学和初中阶段设“国语”课，高中起设“文学”课，相当于中国的语文课。高中三年的“文学”课本分上下两册。
②[韩]金容淑：《韩国女流文学的特质——对“恨”的命运论分析》，《亚洲女性研究》第14辑。
③[韩]李御宁：《恨与怨》，载《韩国人的心》，东京：学生社，1985。
④[韩]崔相震：《韩国人心理学》，中央大学出版部，2000。
⑤[韩]千二斗：《恨的结构研究》，文化与知性社，1993。
⑥[韩]千二斗：《恨的结构研究》。
⑦[韩]林宪荣：《恨文学与民众意识》，载《今日图书》，hangil出版社，1984。
⑧[韩]金佑昌：《韩国诗和形而上》，《世界文学》1975年春季号。
⑨[韩]李圭泰：《韩国人的意识结构》，shinwon文化出版社，1991。
⑩[韩]千二斗：《恨的结构研究》。
(11)[韩]韩宛常、金成基：《对“恨”的民众社会学研究》，载首尔大学社会学研究会编《现代资本主义与共同理论》，hangil出版社，1980。
(12)[德]雅斯培著《悲剧论》，[韩]沈一哲译，新潮社，1966。
(13)[韩]巨大石：《古典小说的幸福结尾与韩国人的意识》，《冠岳语文研究》1978年第3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