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的政治信息传输和交换体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五六论文,二十世纪论文,体制论文,政治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215(2002)05-0052-05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历来认为，正确的决策，“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正确的情报”[1]。而正确的情报则取决于信息传输和交换体制的完善与否。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虽然是错综复杂、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但当时我国政治信息传输和交换体制中的弊端却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一、单一纵向的政治信息传输体制所产生的失真信息，促使毛泽东产生了发动“文革”的思想
以政治信息的传输方向分类，有纵向和横向两种传输方式。50年代后期，由于中国政治信息的横向传输缺乏必要的制度和法律保障，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之后，又难以正常运转。横向政治信息传输受阻的结果必然是纵向政治信息传输的强化，在我国形成的政治信息传递结构是一种以党组织和行政等级渠道纵向传输为主的直线型结构。中央决策核心分别从行政和党组织（主要是党组织）获取所需的政治信息，各级政府机构、党委构成了政治信息向上传递和向下输出的主体。此种纵向政治信息传输结构对自上而下信息的传输具有较强的功效，能极为迅速地将决策核心的指示和政策及时输送到中层和基层。但传输渠道的单一性却对自下而上的信息输入，造成两种现象的发生：
其一，大量政治信息的积压和受阻。“中央决策者只能读到或听到和了解到数量有限的信息”。[2]
其二，信息失实十分严重。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对干部的任命制而非选举制，决定了其领导职务的非稳定性，上级的认同或否定是决定其政治命运的主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信息传输过程中出现了传输主体“投其所好”，印证上级指示或判断正确的现象，刘少奇对此曾尖锐地指出，“……看领导上的意图讲话，你要求什么、喜欢什么，他就把这方面的情况反映给你，这种情况恐怕相当普遍，在许多地方已经形成一种不良风气”[3]。中共中央在60年代初总结政策发生失误的原因时，曾认为“几年来犯错误很大的原因是在于对实际情况缺乏了解，往往根据片面的、虚假的汇报材料”[4]。
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中，毛泽东认为，反右派“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5]。全国各地为印证毛泽东和中央判断的正确性，政治信息传输系统开始向中央报道大量所谓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言论。从而又促使毛泽东对形势判断的更加严重。于是采取了对右派“诱敌深入，聚而歼之”[6]的策略，导致划定右派的数目亦不断成倍增加。6月29日，毛泽东估计需要在各种范围内点名批判的右派，“北京大约400人，全国大约4000人”[7]。但到7月10日，新的估计又翻了一番。到9月八届三中全会时，全国已划右派达62000多人。据三中全会上的透“底”估计，“全国大约有右派分子15万人”[8]。而到整个运动结束时，全国共划分右派分子55万人，比八届三中全会估计的还多40万人。
55万右派分子的数目是毛泽东所始料不及的。他不得不重新思考中共八大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在他看来，“整个过渡时期，总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去年所有制是革掉了，但人并没有革掉，没有改造。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9]。
如果说在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中，失真信息的循环主要源于下层和上层的互动，那么，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之后，失真信息的循环则转换为上层和下层的互动。
首先，就上层而言，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之后，“把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甚至人为地制造所谓‘阶级斗争’，对和平演变的形势作出了不符合当时当地实际的夸大估计”[10]。在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作出了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11]的论断。
由于毛泽东对形势作出了如此严重的估计，中共中央很快对毛泽东的判断作出了回响。向省、军级发出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问题的提纲》。在对形势的估计上，中央认为“当前社会中揭发出来的很多事实，证明上述阶级斗争的论断是正确的。(1)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地主富农，总是企图复辟，伺机反攻倒算，进行阶级报复，打击贫农、下中农。(2)被推翻的地主富农分子，千方百计地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有些社、队的领导权，实际上落在他们的手里。其他机关的有些环节，也有他们的代理人”。并告诫下层，“上述阶级斗争的各种严重现象，并不是我们所有的同志都注意到了”[12]。要求“根据毛泽东同志1962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所作的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指示”，“分清敌我矛盾，分清人民内部矛盾”，“共同对付社会主义的敌人”[13]。
其次，就下层而言，由于中央的严厉告诫，中国政治信息传输体制中所特有的“唯上印证”功能不可避免地得以发挥，全国各地纷纷向中央报送了大量关于“阶级斗争”的材料。在这些材料中，对阶级斗争的状况都不同程度地作出夸大的描述。如中共中央华北局的一份报告指出：根据华北阶级斗争形势的调查分析，“封建阶级残余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千方百计地腐蚀我们的干部和群众，不断地对他们自己的子弟进行反革命传统教育，进行‘变天’教育，图谋阶级报复，而且已经篡夺了一部分基层组织的领导权，实行阶级复辟和反革命破坏”[14]。中共河南省委对问题的估计更加严重，指出当前我省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是十分激烈的，并认为，“原来我们对在大好形势下有着严重的阶级斗争认识是不足的，对主席在去年北戴河会议上强调要抓阶级斗争的指示，体会也是不深刻的，直到这次主席一再指示，才下定决心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果然‘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多天来的阶级斗争实践，使我们感受很深，又一次体到中央和主席的指示，十分英明，十分及时”[15]。
此种以印证决策者指示正确为主的失真信息，推动毛泽东在对阶级斗争形势错误估计的基础上，得出了如下难以思议的结论，“农村政权有三分之一以上不在我们手里；工厂企业里一个相当大的多数，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学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文化艺术界的大多数已经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党内、政府里和军队里已经混进了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16]。
如何防止这种“弥天大祸”呢？毛泽东认为“过去我们进行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17]。只有自下而上地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能解决目前的严重危机。
二、自上而下的政治信息交换体制失去了更正失真信息的内在机制
如果说单一纵向的信息传输方式导致了失真信息的产生，那么，民主的平等的思想信息交换是可以辨别这些导致发动“文革”的信息的真伪的。诚如历史不能假设一样，当时的国家机关特别是党的组织并没有形成一个辨别失真信息的机制。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规定，中共党员有权“在党的会议上或者在党的报刊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的理论和实际问题的自由的、切实的讨论”。并指出：“党员和党组织的负责人如果不尊重党员的这些权利，应当给予批评和教育；如果侵害党员的这些权利，就是违反党的纪律，应当给予纪律处分”[18]。从字面来看，在中国共产党内，关于信息交流的实体制度是较为健全的。但具体执行的程度制度则明显的不足。党章虽然规定了不准侵犯党员的信息交流权力，并对侵害行为提出了处置的措施，然而执行措施的主体是什么？执行的程度是什么？主体在党内的权力和地位如何？等等均没有明确规范。故在实际运作中，党内难以也不可能形成一种平等交流信息的机制。在各级党组织中，党的负责人和一般成员的思想信息平等交换难以正常进行，取而代之的是自上而下的单项思想信息传输。具体到中央委员会，毛泽以外的成员只有接受毛泽东意见的义务，而没有向党的主席陈述不同意见的交流权利。1959年庐山会议上对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批判，就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点。彭德怀作为一名政治局委员，以书面形式向党的主席进行思想信息的交流，这完全符合党章规定的组织原则，也是行使党章规定的党员权力。然而，毛泽东和其他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讨论彭德怀的意见时，却把对形势估计的分歧提高到党的团结与分裂的极端高度，给其他人留下了一个非此即彼的唯一选择，一场政治信息交流变成了是维持团结还是要搞分裂的政治斗争。因此，在中央委员会内，极易形成如下状况；某个委员的看法与毛泽东的意见不尽相同，尽管此种思想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他颇有同感的委员也不敢明确支持，以避“反党集团”之嫌。最后它导致了其他政治局委员或中央委员在无法同毛泽东进行正常思想交流的同时，也无法通过正常的意见交流而形成统一的主张，无法为坚持自己的意见争取必不可少的支持。其结果只能是下述情况：一是在中央委员会内，只能有一种思想观点，这就是毛泽东个人的看法，形成了毛泽东的个人“一言堂”。二是当毛泽东作出某种错误的判断时，中央委员会其他成员只有接受和执行的义务，而没有辨明与修正的权力，不同的看法则被认为“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19]。并且不同看法同毛泽东的观点差距愈大，愈被认为是愈加激烈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
由于党内未能形成科学的、民主的、平等的信息交流机制，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来关于阶级斗争的失真信息非但不能辨明和更正，反而进一步加剧了毛泽东对形势判断的失误。庐山会议及之后，他开始将党内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同意见分歧，作为阶级斗争在党内的表现来予以对待。
60年代初，党中央在分析“大跃进”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遭受挫折的原因和如何克服当时面临的困难时，政治局内部产生了分歧。刘少奇认为，现在“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巩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20]。“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21]。面对“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困难，刘少奇认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对经济还要作全面的、“伤”筋动骨的调整。在1962年6月的一次会议上，他提出了“工业上要退够；农业上要退够，包括包产到户”[22]。如果说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党中央内部关于形势的分歧对毛泽东所产生的震动还只是“吹皱一池春水”的话，那么，1962年以后刘少奇等中央一线领导成员与毛泽东在关于如何调整和克服当时面临的困难上的意见分歧，对毛泽东已产生了“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强烈震撼。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等中央一线领导成员的上述认识，已不止是“三面红旗”是否高举的问题，而是面临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如果按照党章规定，毛泽东对刘少奇等人的误解，完全可以通过党内正常的思想信息交流而予以澄明，但信息交流机制中非平等的自上而下性，非但使这种可能化为乌有，而且又引发了一系列更为严重的分歧和误解。
1964年，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出现修正主义和“和平演变”的忧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城市开展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在1964年12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对象问题，却成了毛泽东和刘少奇争论的焦点。
毛泽东主张，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23]。刘少奇主张，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现在的“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运动的性质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24]。
就毛泽东和刘少奇所争论的方式和内容而言，完全是一场党的领导成员在党的会议上所进行的一场正常的平等的思想信息交流。但中央领导其他成员却认为刘少奇在会上同毛泽东的争论，是对毛泽东不尊重。毛泽东将刘少奇与其所进行的争论看得更为严重，他认为，这不是什么尊重与不尊重的问题，“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能用；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25]。并判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从此产生了在政治上打倒刘少奇的决心。“埋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种子”[26]。毛泽东1970年12月18日会见斯诺时的答话也证明了这一点。斯诺问毛泽东：“我有一个问题想提出来，即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回答说：“那就早啦。1965年1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27]
三、非常规的政治信息摄取渠道强化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观动机
一位熟悉毛泽东的外国人说，毛泽东是完全理智地根据他所了解的情况采取行动的，问题在于他所了解的情况掺了假。[28]此话是有一定道理的。单一纵向的政治信息传输体制所导致的信息量不足，促使上层决策核心不得不另辟新径，获取自己必要的信息资源。于是非常规的政治信息传输渠道便应运而生。所谓非常规渠道，是指未经正规化，并超越于法定组织制度和工作程序以外的某种渠道。在“文革”发动前夕，中国非常规渠道的传输过程中，具有特殊身份的江青起了关键的作用。
建国初期，江青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副处长。无论职务还是政治地位和权力，此种安排和她本人的期望值实有天壤之别，她时刻待机而动。1962年9月，康生以“索隐”方式，在毫无事实根据的情况下，向毛泽东进言，指责小说《刘志丹》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29]。以致毛泽东作出了“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如果想推翻一个政权，先要制造舆论，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30]的论断。康生的行为给江青以深刻的启发，在毛泽东对中央一线领导产生信任危机时，她开始俨然以“哨兵”的姿态，关注意识形态领域，并向毛泽东提供诬陷和整人的材料。用她自己的话说，“在文教方面我算是一个流动的哨兵。就是盯着若干刊物报纸，这样翻着看，把凡是认为比较值得注意的东西，包括正面的、反面的材料，送给主席参考”[31]。
1964年7月，江青将反映文化部、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检查工作简报》选送给毛泽东阅。其中第9号简报反映了所谓“大肆宣传30年代电影的情况”，说“有些人留恋30年代，全盘肯定并以此否定社会主义电影成就，否定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划时代意义”。第18号反映了所谓“音乐界盲目崇拜西洋的一些情况”，说有些人“宁愿演外国戏的丫头，也不演中国戏的主角”以及“音乐界今不如昔思想”等。在她别有用心的报告下，毛泽东对文艺战线的形势也作出了错误的估计。1964年11月26日，他在听取三线建设工作汇报时插话说：整个文化部系统不在我们手里。究竟有多少在我们手里？20%？30%？或者是一半，还是大部分不在我们手里？我看至少一半不在我们手里。[32]更为严重的是，江青和康生以凭空捏造的手法，对由著名明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所写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向毛泽东报送了大量主观推测的虚假信息。
《海瑞罢官》酝酿于1959年庐山会议之前，写成于1960年11月[33]，发表和演出于1961年初，根本不可能为1962年的所谓“单干风”和“翻案风”鸣冤叫屈。但江青却认为，“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从来是不敏感的，但是，却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34]。在向毛泽东汇报中，硬说剧中的嘉靖皇帝是影射毛泽东，海瑞则是彭德怀。并将剧中的“退田”、“平冤狱”作为“资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35]。康生则向毛泽东进言说：“吴晗的《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有关，是替彭德怀翻案”[36]在众多失真信息的影响下，毛泽东得出了文学艺术界“十五年来，基本是（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不去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37]的结论。接着他授意江青组织写作并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决非毛泽东的率意而为，而是他的一次重大的试探性行动。文章发表后，在一线工作的中央领导集体成员鉴于八届十中全会以来的种种变化和姚文元的恶劣做法，初期都不赞同姚文的观点，政治局常委中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一段时间内都不同程度地抵制了姚文，因而中央有关部门都没有发出转载姚文的通知。除华东各省外，全国报纸都未及时转载姚文，加上北京市委对姚文单行本征订时的抵制，更促使毛泽东认为刘少奇、彭真控制的“北京市委是水也泼不进，针也插不进”[38]的独立王国，其所作的“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的判断得到了证明。逐决定以个人的权威发动一场自上而下的“文化大革命”，以摧毁“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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