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认同视阈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核心论文,体系论文,价值论文,国家论文,视阈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470(2011)04-0069-06
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两个基本因素，即民族国家制度的建构和国民国家认同感的培育。如果说，民族国家制度是民族国家的“硬件”，那么国家认同就是“软件”。没有民族国家的建立，民族主义只是表现为一种情感；没有国家认同感的形成，所建立的民族国家就没有稳固的心理基础。也正因如此，世界各国都注意采取各种措施不断强化国家认同感的基础，增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举措。
一、国家认同及其作用
从词源上讲，“认同”(Identity)一词起源于拉丁文的idem(即相同，the same)。在哲学和逻辑学中，idem就被译成“同一性”，它既表示两者之间的相同或同一，也表示同一事物在时空跨度中所体现出来的一致性和连贯性。洛克就在这一意义上对认同进行了专门论述。他认为：“我们如果把一种事物在某个时间和地点存在的情形，同其在另一种时间和地点时的情形加以比较，则我们便形成同一性(identity)和差异性(diversity)的观念。……同一性之所以成立，就是因为我们所认为有同一性的那些观念，在现在同在以前存在时的情况完全一样，没有变化。……一个事物不能有两个存在起点，两个事物亦不能有一个起点……因此，凡具有一个发端的东西，就是有同一的东西；至于别的东西的发端如果在时地方面都与此一种东西不同，则那种东西，便与此种东西不相同，而是相异的。”①在国家认同中，作为认同对象的国家如果经历了时空转化之后，仍然保持了自身的同一性，那么我们就认为其同一性是持续的，从而可以为认同主体提供稳定的认同对象。国家之持续性的存在有赖于两个因素：从国与国关系看，表现为作为他者的外国对自身的冲击不大，或者这种冲击被有效地吸纳，没有对该国的同一性造成影响；从国内来看，表现为各种差异性的力量被稳固地统合在特定的框架之中。在多民族国家里，后者往往表现为族群认同的力量、反政治制度的力量被有效的抑制，整个社会呈现出多元一体的格局。
认同不仅作为一种事实性存在，同时还是自我的辨别结果，即自我需要辨识自己究竟是否具有同一性，是一种在什么意义上的同一性。无疑，这就落脚到归属问题。在最基本的意义上，所谓归属，“是指一个事物经由辨别自己与其它事物的共同特征，从而知道自己的同类何在，肯定了自己的群体性。”②在辨识过程中，个体通过与他者的比较，力图发现自己与一些人有何共同之点，与他者(others)有何区别之处，从而达到对“我是谁”即自己身份的一种确认。因此，认同是对于“我是谁”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的不断自我诘问过程。在这种不断追问的过程中，自我可以确认自己的特色，确定其所属的类别。而国家认同就是在有他国存在的语境下，人们构建出归属于某个“国家”的“身份感”。
认同之于个体或国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为个体的行为和价值判断提供了基本的参照，“知道你是谁，就是在道德空间中有方向感；在道德空间中出现的问题是，什么是好的或坏的，什么是值得做和什么不值得做，什么是对你有意义的和重要的，以及什么是浅薄的和次要的。”③同样，国家认同也是国民行动意义的重要来源。“国家利益来源于国家认同。我们必须先知道我们是谁，然后才能知道我们的利益是什么。”④同时，国家认同也是现代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它为国家维系自身的统一性、独特性和连续性提供重要保障。国家尽管外在表现为一定的疆域、人口等，但是国家的存在更多地倚赖于国民对它的认可。在这一问题上，美国历史学家斯特雷耶明确指出：“国家主要存在于它的人民的内心和头脑中；假如他们不相信它的存在，那么就没有逻辑练习会使它活起来。”⑤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如果国民对它不能形成强烈的认同感，那么它的统一和稳定就缺乏稳固的心理基础，就会为各种地方性势力和宗派势力的形成创造条件，最终可能沦至解体。
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国家认同感的建构具有特殊的意义。如前所述，认同产生于差异性比较，“自我身份的建构……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且总是牵涉到对与‘我们’不同的特质的不断解释和再解释。”⑥认同的形成以对他者的看法为前提，对自我的界定总是包含着对他者的价值、特征以及生活方式的区分。外在的他者构成了自我反观自身的一面镜子，正是由于另一个外在的对象或他者的出现，才引发自我对自身的反思，进而引发认同问题。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既是在“中国—世界”的空间坐标中展开的，也是在“当下—历史”这一时间坐标中，在多样化语境中展开的。现代化的空间坐标即全球化语境使中国面临着外国特别是西方这一“他者”；现代化的时间坐标即现代性语境使当代中国面临着历史传统这一自身的“他者”；现代化的多样性语境，使当代中国必须平衡因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而引起的各种力量之间的博弈。面对全球化、现代化和市场化的新形势、新挑战，如何有效地应对西方这一“他者”的意识形态渗透、分裂和颠覆，以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巩固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如何有效地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资源，以保持自身民族文化的连续性和同一性，如何积极地应对差异性力量的挑战，以便有效地促进公民对国家的认同，显得十分迫切。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国家认同功能
在国家认同的建构过程中，价值观的建构和引导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作为一种隐性的文化，价值观是影响人们思想取向和行为选择的决定性因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在长期共同的认识和实践活动中，必然要形成一定的价值观念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起主导和统领作用的就是其核心价值体系。核心价值体系，涵盖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决定着社会意识的性质和方向，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引领着社会思潮，是推动社会前进的精神旗帜。
历史和现实充分表明，核心价值体系是维系国家统一稳定的核心要素，是一个社会的方向盘，是一个国家的稳定器。“只有那些共享的价值观、象征符号以及彼此接受的法律—政治秩序，才能提供必要的、广泛流行的合法性：顶层的一致协议和国际上的承认，都不足以构建或确认一个国家。”⑦一个社会的解体往往以核心价值体系的崩溃为先声，一个社会的诞生往往以核心价值体系的形成为先导，一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往往以核心价值体系的确立和完善为支撑。一个国家只有建构起稳定持久、代表历史发展趋势、为国民所认可的核心价值体系，才能真正充分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增强人们的国家认同感，同时也才能赢得他国的尊重。也正因如此，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都自觉地把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来抓。例如，美国尽管表面上一直声称遵循“国家中立”原则，在涉及影响人们追求不同的善的观念时国家保持中立，但是它丝毫没有放松对国民的意识形态教育，始终把“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念的培养和宣传作为一项国家战略，通过隐性的、柔和的方式对国民进行潜移默化的价值引导，以此来增进国民的国家认同感。与美国不同，新加坡用显性的方式，大张旗鼓地进行价值观建设。1981年和1988年，新加坡举行了两次全国性的共同价值观大讨论，1991年政府将讨论结果以《共同价值观白皮书》形式公布，最终形成了“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社会关怀、尊重个人，协商共识、避免冲突，种族和谐、宗教宽容”的共同价值理念。共同价值观念的建设，促进了新加坡各民族之间的和睦相处，增进了人们对新加坡的国家认同，使整个社会保持了稳定和发展的良好态势。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深入发展，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社会整合难度不断加大，在这种情况下，当代中国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命题和重大战略任务。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于提高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认同，强化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念，增强各民族人民休戚与共的感觉，最终提升国民的国家认同感起到巨大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助于增强社会主义制度的吸引力，提高民众的政治认同感。现代国家是一种历史文化共同体，更是一种政治共同体。相比起民族或族群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族群历史或文化来说，民族国家是一种近现代的产物。民族是前于政治的人群组织，它带有浓厚的血缘传统色彩，而国家是一个具有浓厚法律意蕴的词语，它所指的主要是一种政治法律秩序，合法武力的垄断与行政机构的设置，对外代表不容侵犯的主权，对内拥有裁决一切争端的最高裁决权。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认同在国家认同中居于关键地位。国民对支撑该国的各项基本制度能否产生认同，是一个国家认同确立与否的关键。在现代社会，文化多元化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基本现实，“在现代民主社会里发现的合乎理性的完备性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的多样性，不是一种可以很快消失的纯历史状态，它是民主社会公共文化的一个永久特征。”⑧在这样的条件下，如何寻求能为各种文化价值观念所支持的合理的体制框架显得尤为重要。在现代国家，较之文化或价值认同，如何引导国民对社会政治制度形成认同往往被置于一种核心地位，其原因正在于此。
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引导、巩固和强化人们形成政治认同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绝不仅仅是由狭义上的价值观所构成的体系，它更是当代中国社会制度的辩护力量，是引导中国人民对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制度达成共识和认同的重要引导力量：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它蕴含着社会理想、社会信念、社会价值观和社会行为准则的基本取向，从不同侧面反映着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反映着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也反映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之魂，它指导着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和社会运动，决定着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制度体制和目标任务；作为有效引领各种社会思潮的主导力量，它以其鲜明的政治立场、价值追求，成为凝结和统一社会各阶层、各利益群体的强大思想武器。总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助于提高中国人民对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的认同，有助于引导人们对各项基本制度的内在理念形成共同的认知。在现实的制度运行中，它有助于使政治过程获得广大民众的参与和支持，使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更能得到有效的贯彻，最终有助于全体国民树立起共同目标，激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热情和信心。
第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助于使民族认同自觉服从于国家认同，增强民众中华民族一体感。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属于多民族(族群)国家，都面临着协调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问题。对此，白鲁恂就指出：“在大多数新的国家里，从部落到种姓、再到种族或语言集团等各种传统认同形式，都会与一种范围更大的民族国家认同的意识相冲突。……认同危机也会涉及如何解决传统遗产与现代习俗的冲突问题，并且也涉及在地方性意识与世界惯例之间的两难抉择。”⑨现代国家认同的形成需要国家建构起能为各族人民理解、接纳的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并采取各种方式使这些因素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稳固化，以便形成稳固的国民心理。但是，这一转变过程是十分复杂的，这与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紧密相关。人们能否接纳一种为各族人民共享的文化、能否自觉认可共同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如果一个国家内不同民族的人们仍然习惯性地把自己的民族作为情感的归属对象和行为的依托对象，而不能建构起共属一个国家的感觉，从而出现族群认同超越国家认同的现象，那么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将不会得到很好的解决，结果将不仅是破坏社会的稳定，甚至可能引发国家内部秩序的崩溃。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每个民族在生活习惯、语言、价值观念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别，这些差别作为一种客观事实维系着人们对自身民族的身份认同。同时，各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着不平衡，民族地区之间资源分配存在着差异，这会使得各民族成员在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上容易出现分化，甚至还会在各种复杂势力的干扰下形成新的矛盾冲突，削弱对国家的认同。当代中国国家认同的建构和发展，必须构筑起一种超越各民族个别利益的共同的价值观念，并在现实生活中通过切实有效的贯彻这一价值观念实现各族人民的共同富裕和共同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于实现这一目标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它有助于使人们超越民族、血缘、语言、习惯、地域等方面的差异，消除彼此之间的分歧和隔阂，增强社会成员的归属感和向心力，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安全，促进全社会的团结和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现阶段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这个共同理想，把国家、民族与个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强调了国家要实现现代化、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人民要过上富裕的小康生活，是保证全体人民在政治上、思想上、精神上团结一致，凝聚各民族、各党派团体、各阶层、各界人士的智慧和力量，克服一切困难、创造美好未来的精神纽带和强大动力。不论哪个社会民族、哪个利益群体的人们，都能够也应该认同与自身息息相关的这些奋斗目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不懈奋斗。
第三，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助于增强中华文化的吸引力，提高民众的文化认同感。文化认同是增强国家认同的重要力量。“只有当社会一体化从社会成员那里得到文化习惯的支持，而文化习惯又与他们互相交往的方式紧密相关，政治共同体的社会一体化才能取得成功。”⑩一个民族、国家区别于另一个民族、国家的特征大都是在历史中形成的，这些特征通过文化的形式保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所谓文化认同，是指人们由于分享共同的历史记忆、文化习俗等形成对某一共同体的归属感。一个国家只有具备为全体国民所认可的共同的价值观念，形成共同的民族心理、共同的集体记忆和公共文化，才能使该国家形成稳固的国家认同感。
从国家认同的角度看，文化认同感的建构具有两层意义：其一，通过确立各民族共同体成员共享的普遍价值观念，在“多元一体”化格局中促成各成员对公民身份的认同，可以有效地抵制民族国家内部的各种分离倾向和分离力量；其二，通过建构一种与其他民族国家相比具有独特性的文化价值体系，并在差异性的比较中可以充分彰显“自我性”，可以增进国家成员的自豪感，进而有效地抵制外部不良文化的侵蚀。在这两个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作用表现得十分明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力倡导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大力弘扬各民族和睦相处、友好相待、共赴国难、共渡难关的优良传统，以此来建立与中国国家相吻合的中华民族的价值文化，实现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统一，抵制各种分裂国家的思想和行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同时，在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相互交织，相互激荡，西方敌对势力对我西化、分化有增无减的形势下，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助于积极应对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挑战，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夯实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基础，更好地做到凝魂聚气，强基固本。不仅如此，当代中国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努力挖掘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有益价值，从时代伟大实践中汲取新鲜养分，增强中华文化的民族性、时代性、先进性，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用现代传播手段提升中国文化传播能力，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推广我们的价值观，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扩大我国的国际影响力，从而以一种积极的姿态增强当代中国的国家认同。
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升公民的国家认同感
认同具有很强的建构成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认同都是建构起来的概念。人们是在程度不等的压力、诱因和自由选择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认同。”(11)现代国家必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来提升公民的国家认同感。在当代中国，为真正起到提升国民的国家认同感的目的，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中，应当努力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提升国民的福祉，满足人们的政治诉求，积极探寻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结合点。国家认同感的建构具有很强的主观成分，并不意味着这种建构仅仅通过空洞的宣传就能达到，相反，国家认同感的形成是立足于坚实可靠基础上的引导、动员、强化，否则宣传会流于空洞的口号，最终的效果将是适得其反。现代社会个体自由权利意识日益增强，个体对自己的私人利益、权利诉求越来越强烈，国家在现代生活中要通过自身功能的积极有效发挥来保障个体自由权利的实现，让国民切实感到国家带给自己的切切实实的利益。一个不能为国民提供基本的物质基础和基本的权利保障的国家，要想使民众始终对其保持高度的认同感是不可能的。正因如此，现代国家必须大力推进法治，充分保障个体的自由权利；完善各项民主制度，不断满足国民参与政治、分享政治权利的诉求；创造公平正义的框架，保障个体的机会平等原则；建构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为每个个体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现实的基础，进而增强对国家的归属感。只有在国家利益与个体权利之间找到恰当的结合点，让每个个体现实地感受到国家带给自己的福祉，才能够使个体自觉自愿地认同国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反映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本质要求，渗透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在所有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中处于统摄地位，它将国家的发展、民族的进步、个人的成长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当代中国，要大力提升民众的国家认同感，必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真正体现到制度设计、政策规划和社会管理之中，将价值观念层面的要求转变为现实的东西，创造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里，为每个公民的成长和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其次，挖掘传统文化资源的意蕴，增强国民共属一体的感觉。民族文化将一个民族共有的精神与性格凝结在一起，是民族发展的天然纽带。个体的存在从来都是归属于特定的文化传统之中的，特定的文化传统塑造着民众的性格、心理，构成了其认识自身和他人的基本思维框架。离开了共同的语言、历史，国家认同将成为无源之水。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传统，将一个国家中哪怕是未曾谋面的人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记忆性的社群”，进而“提供了一种道德传统，有助于表述我们生活中的一致性，使我们有义务来促进我们的历史中所有记忆和期望的理想，把我们的命运与我们的前辈同时代的人以及后代联结在一起”(12)。这种共同的记忆使人们获得了生活的意义和希望的源泉。国家认同的维系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种历史因素的支持，一个没有历史作为支撑的国家认同是难以维系长久的。也正因如此，历史悠久的国家自然特别关注将遥远的过去与当下紧密联系起来，而对于历史短暂的国家，例如美国，也尽力追溯自己的历史，将“五月花号”等历史事件的意义和价值尽力加以开掘，以显示其民众共享“盎格鲁-撒克逊”价值理念的缘由。
积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将自己认同为炎黄子孙，将春节、元宵、清明、中秋等传统节庆作为自己民族的风俗，将“龙”、“长城”、“黄河”作为自己民族的标志。这些符号汇集在一起就构成了“中国人”特定的身份。在当代中国国家认同的建构中，要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采取各种有效方式把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优良品德和自身的特色呈现出来，通过彰显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自我”，来强化中国人的“我们感”；通过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不断激发中华民族的民族自豪感，以此来凸显中华民族对“自我”的信心；通过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积极宣传中华民族文化，在文化交流中取得话语权，以此来凸显中华民族这一“自我”的独特魅力；紧密依托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文化资源，大力发挥民族文学、传统节日、历史传说、名胜古迹等象征性符号的作用，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将有益的历史文化符号资源呈现出来，并以特定的方式将符号背后的丰富历史意蕴挖掘出来，不断强化国民的集体记忆，激发其共属一体的想象。
最后，强调中华民族和国家的整体利益，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统一。现代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它必须采用适当的方式将各个民族或族群的认同融合到作为整体的国家认同之中，否则国家就会被各种民族认同的力量肢解掉。因此，相比起特定的族群认同，国家认同应该居于首位。
当代中国，只有实现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而非对特定族群认同的统一，才能使国家认同获得稳固可靠的基础。正因如此，当代中国国家认同的建构，必须注重中华民族共属一体想象的调动。我们所要建构的应该是一种立足于各个民族基础之上，同时又超越了各个民族的国家认同。为此，我们应该明确指出，中华民族文化是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成果。“我们首先要构建涵盖少数民族文化内容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概念和符号系统，实施‘文化包容’策略，决不能仅把中华文化符号象征系统界定在汉族文化的有限范围内，要强调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形式和多重性内涵，要把少数民族的文化更多地纳入到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系统之中。”(13)因此，无论是历史教科书还是语文教科书的编写，都不应该过度突出某个特定族群的刚性特征，这种做法只能导致自我内部差异性的强化。相反，我们通过对中华民族共有特征的强化(当然不是进行汉族特征的强化)，可以突出中华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相比的独特性，强化全体国民的“中华民族感”。只有将中国感与中华民族感有机融合在一起，才能为当代中国国家认同构筑稳固的心理基础。
注释：
①[英]洛克，关文运译.人类理解论(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302.
②江宜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M].台北：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10.
③[加]查尔斯·泰勒，韩震等译.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38.
④Samuel P.Huntington,The Erosion of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In Eugene R.Wittkopf and James M.McCormick(eds.),The Domestic Sourc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1999:11.
⑤Strayer Joseph,On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modern stat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0:5.
⑥[巴]爱德华·萨义德，王宇根译.东方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426.
⑦[俄]瓦列里·季什科夫，姜德顺译.苏联及其解体后的族性、民族主义及冲突——炽热的头脑[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465-466.
⑧[美]约翰·罗尔斯，万俊人译.政治自由主义[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37.
⑨白鲁恂.政治发展的诸方面[A].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近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国家认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127-128.
⑩[德]阿克塞尔·霍耐特，胡继华译.为承认而斗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64.
(11)[美]塞缪尔·亨廷顿，程克雄译.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征面临的挑战[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21.
(12)[美]丹尼尔·贝尔，李琨译.社群主义及其批评者[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124.
(13)韩震.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及文化认同——一种基于历史哲学的分析与思考[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
标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政治论文; 社会认同论文; 自我认同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他者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