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下的工业经济发展困境：内因抑或外因——基于浙江、江苏、广东和山东四省工业经济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因论文,内因论文,工业经济论文,江苏论文,山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为了应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国家及时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促进增长的政策刺激措施。但是这些政策能否帮助我国工业经济走出困境还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这不仅是因为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出口—投资导向型增长模式已具有了较强的路径依赖，并形成了较强的利益结构，而且还因为全球经济调整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更重要的是工业经济作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中流砥柱，政策能否确保其持续增长还依赖于决策者能否为当前工业经济发展困境准确把脉。如果政策不能对症下药，则这一轮的经济刺激计划只会使各地刚刚开始的工业经济结构转型中途夭折，虽然达到了确保增长的短期目标，但经济又会重新回到粗放式增长的老路。所以，在这一轮宏观调控中，虽然确保增长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利用这次全球经济调整的机会推进工业经济的转型升级。上述分析意味着，准确分析当前工业经济的发展困境对制定恰当的经济刺激计划，通过经济刺激计划形成工业经济发展转型的激励结构，对从根本上扭转工业经济持续下行的局面，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目标至关重要。
实际上，从我国各地工业经济运行情况判断，我国工业经济今天正在遭遇的增长困境似乎并不完全源于国际需求的急剧下降。如果我们将考察的时间段向前推移就会发现，原本过热的经济在短短不到半年时间就进入到生产能力过剩型经济危机，而且转变之快远远超过了金融危机的发源地美国。显然，这种情况说明，我国经济的抗风险能力较低，经济增长脆弱性较大。就这点而言，这次金融危机的影响只能说是我国工业经济进入困境的诱因，而非根本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策不能从根本上增强经济增长的抗风险能力，即使没有这次金融危机，我国工业经济乃至整个经济出现回落也是必然的。另一方面，我国工业经济今天正在遭遇的困境也并不完全与我国前期实施的一系列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政策有关。就我国宏观调控政策而言，政策取向在这一轮经济周期中变化特别快，调控政策从双紧到双松时间不到一年。这种快速变化的直接原因就是应对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虽然这种变化也使正在进行转型升级的调整中途停顿，为原本就缺乏竞争力的企业提供了极其宽松的政策环境，使得企业发展重新回到了原来的老路。但这些依靠宽松政策生存的企业，其发展能力非常脆弱，一旦遇上紧约束就难以逃脱倒闭的命运。
基于上述考虑，本文试图通过对浙江、江苏、广东和山东四个发达地区近年来工业经济运行情况的比较分析进一步说明，我国工业经济正在出现的猛烈收缩是因为正在遭遇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所致，还是源于自身的内在缺陷？要想从根本上拯救我国工业经济，如何突破原有的惯性思维继续推进工业经济的转型升级，从根本上夯实持续增长的基础。
二、四地区工业经济抗风险能力实证描述
本文之所以选择上述四个地区进行比较分析，主要考虑到这四个地区都处于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而且经济发展水平较为接近，经济结构异质程度较小。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可以预见，在遭遇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时，四个地区的影响程度应该没有显著差异。然而，2008年以来的工业经济运行情况表明，四个地区工业经济遭遇冲击的反应差异较为明显。
1.2008年初以来工业经济表现
自2008年初以来，四地区工业经济运行都较为紧张。无论是当月同比还是累计同比，四地区和全国一样都呈下降趋势，但下降幅度四个地区有较大差异。2008年12月，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仅为1.1个百分点，不仅远远低于广东11.3％的增长速度，而且也低于江苏(9.2％)、山东(7.0％)和全国5.2％的平均水平。不仅如此，累计增长率在四个地区中也是始终处于最低水平，尤其和江苏的差距更是明显。从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增速看，2008年全年全国工业品出口交货值增长10.8％，同比回落10.7个百分点①。而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出口交货值增长仅为7.9％，同比较2007年回落12.9个百分点。而同期的山东和广东增速分别为23.8％②和8.5％，下降幅度分别为4.5个百分点和9.2个百分点；和江苏相比，差距也较明显，因为江苏同期增长率约为16.7％③。
从经营情况看，2008年全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亏损面高达16.3％，比2007年扩大6.8个百分点，工业用电量增幅同比回落10.4个百分点④。同期，广东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亏损面稍高，有超过20％的企业处于亏损状态。而同期的江苏和山东，2008年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亏损面分别为13.38％和7.1％，用电量同比回落分别为9.1个百分点⑤和2.2个百分点。在经营利润上，2008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较2007年增幅差超过40个百分点，和广东、江苏基本相当，其中江苏2008年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增长率为3.8％，下降约40个百分点。相比较，山东2008年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增长率为13.3％，同比仅下降17.1个百分点。经营上的困境直接导致整个工业经济效益下降和工业投资规模萎缩。2008年浙江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不到160⑥，同期的山东为261.8，江苏为213.13，广东为174.3。就工业经济投资增长率而言，2008年浙江仅为8.5％，而同期的江苏、山东和广东分别为27.9％、23.3％和12.3％⑦。
2.过去5年的表现
从四地区2008年工业经济运行情况看，四地区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尤其是浙江工业经济在这次金融危机面前表现得尤为脆弱。为什么浙江省与其他三个地区的反应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浙江省的相对过度反应是否具有过渡性特征，即浙江总量经济规模较小而导致其遭遇全球性金融危机时抗风险能力较低。如果说外向度的话，浙江的出口依存度显然要小于江苏和广东，所以在遭遇全球性金融危机引致外部需求下降时，影响程度理应小于江苏和广东，但事实并非如此。为了进一步考察其中的原因，我们将考察范围向前推5年，即考察四地区近5年的表现。
自2003年以来，浙江工业经济表现一直不如其余三个地区。从时间上看，2008年四地区工业经济的不良表现实际上从2007年就已经有所反映，2007年四地区工业增加值增长率较2006年都出现了较大幅度下降。所以，仅就这一点而言，四地区工业经济的表现并不完全是全球性金融危机所致。不过，四地区工业经济的共同表现也在说明，他们正在遭遇的可能是一次系统性经济运行风险。然而，从四地区的差异程度看，四地区工业经济对这种系统性经济运行风险反应程度存在明显差异。就亏损面而言，2006年前，浙江工业企业一直表现较好，企业亏损面虽然高于山东，但低于江苏，更低于广东。从亏损面变化趋势上看，江苏和山东自2003年以来工业企业的亏损面呈现缩小之势，而浙江工业经济自2006年亏损面就开始呈不断扩大趋势，2007年较2006年亏损面扩大了近3个百分点。相比较浙江，虽然广东工业企业亏损面一直非常高，但和江苏、山东一样，自2003年以来基本保持下降趋势。如果将时间向后推移到2008年上半年，可以看到，浙江工业企业的亏损情况变化更为明显，和2007年相比，山东亏损面仅上升了1.2个百分点，江苏和广东上升了大约4个百分点，而浙江却上升了近9个百分点。
从过去5年地区间资产盈利能力和全员劳动生产率变化趋势看。表1的计算结果显示，自2003年以来，江苏、山东的资产盈利能力基本处于上升趋势，尤其是山东省，5年上升了近60％。相比较，虽然广东省上升幅度较小，并自2005年基本保持稳定状态，至少没有出现下降趋势。和上述三地区相比，浙江却走了一个相反的路径，即自2003年以来，资产的盈利能力基本处于下降趋势，下降幅度接近20％。从全员劳动生产率看，过去5年四地区都呈现出一定幅度上升趋势，但只有浙江上升速度最慢。实际上，2003年浙江全员劳动生产率还处于领先地位，但很快就被其他三个地区所赶超，到了2007年，江苏、山东和广东全员劳动生产率分别比浙江高出45％、92％和5％。
从表1一系列数据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浙江工业经济2008年的表现似乎并不完全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也不是2006年以来落实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一系列政策的结果。因为这两个原因在同期也作用于其他三个地区，为何其他三个地区工业经济的反应却没有浙江这么强烈。这说明，浙江工业经济相对更猛烈的收缩可能更多源于自身工业经济增长的较大脆弱性和较低抗风险能力。
图1 纺织等行业在整个工业中所占份额
注：行业包括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烟草制品业，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皮革等制品业，木材加工及木竹等制品业。
三、工业经济结构与发展困境的内源性
无疑，紧张的国际经济形势和国内紧缩的政策环境对各地区工业经济运行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影响到底有多大，前一部分的比较结果表明，这可能与各地工业经济特点有关。因为无论是国际环境还是国内宏观调控政策，对国内各地区的影响都是外生给定的，如果所有地区是同质的，那么影响不应该存在地区差异⑧。而从前一部分的工业经济运行情况看，上述影响至少在浙江、江苏、山东和广东之间存在明显差异。所以，我们在分析工业经济抗风险能力地区差异的内生原因之前有必要对四地区工业经济结构进行考察。
1.四地区工业经济结构比较
表2从五个方面对2006年四地区工业经济结构进行了比较。计算结果表明，虽然四地区工业经济都表现出明显的重工化倾向，但相比较江苏、山东和广东，浙江工业经济的重工化程度较低，工业增加值有近45％是由轻工企业创造的。浙江工业经济的相对轻型化也在资产总量上得到了反映。而在整个工业中，纺织业、服装鞋帽制造业在浙江又占有相当份额，不仅高于江苏和山东，更是远远高于广东(见图1)。从企业规模看，如果以增加值为标准，浙江工业企业更趋小型化，工业增加值中有近一半是由小型工业企业创造的。虽然山东小型企业也创造了整个工业增加值的45％以上，但如果以资产规模为标准，则山东工业企业的小型化程度要远远低于浙江，两者相差近20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小型企业在浙江工业经济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从和山东比较的结果看，我们发现浙江小型企业的资产报酬率是非常低的。这一点可以利用单位资产创造的增加值得到说明。浙江小型企业单位资产创造的增加值不到0.25，而同期的江苏、山东和广东分别为0.42、0.77和0.39。这也可以通过资产盈利能力得到进一步说明。浙江小型企业的资产盈利能力仅有0.048，而同期的江苏和广东基本上都在0.063以上，山东则更高达0.130。从工业的私营化程度看，相比较而言，浙江工业经济的私营化程度最高，几乎为广东的3倍。然而，浙江私营工业企业的效率却相对较低，这无论就单位资产创造的增加值而言还是就资产盈利能力而言，浙江私营工业企业的资产回报率都是最低的。从工业企业外向化程度看，浙江工业产品的外销水平要远远低于广东，和江苏相当，但要远远高于山东。就外资参与工业经济程度而言，浙江工业的外资参与度处于中等，虽然远远低于江苏和广东，但却略高于山东。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将浙江工业经济的特点总结为轻型化、小型化、民营化，在轻型化中又以纺织、服装鞋帽企业为主。虽然浙江工业的外贸依存度较高，但外向化程度并不非常突出，依赖国内需求依然是浙江工业产品销售的主渠道。尽管和江苏、广东一样同处沿海地区，但外资的参与度较低，依赖国内资本依然是浙江工业发展的主要特征。
2.工业经济发展困境的内源性分析
从近年来工业经济运行环境看，这一轮的国内经济形势和全球经济振荡对四地区工业经济产生的影响应该说具有共同特征，即：一方面，外部市场环境变化对工业经济发展形成了挤压，另一方面国内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对工业企业生产经营行为形成了紧约束。但为什么浙江工业经济会在相同的环境下表现出更为脆弱的增长绩效呢？
(1)自给能力与产品结构差异。相对于其他地区，浙江的资源相对贫乏，资源主要靠外部市场提供。表3的数据显示，无论是电力还是煤炭，浙江的能源自给率都非常低，煤炭基本上全靠外部调入或进口，整体上，浙江的一次能源消费自给率仅有3.3％，不仅如此，自2003年以来就一直处于下降趋势。作为能源的最主要消费行业——工业，较低的能源自给率意味着浙江工业受制于外部环境的约束较其他地区更强，尤其是能源燃料动力价格的变化必然会对浙江工业产生更强烈的冲击。随着全球能源价格的上升和国家对能源资源性产品价格的上调，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必然挤压工业企业的利润，使其利润率下降。当然，工业企业也可将投入品的成本上涨传递给出厂品，以此减缓投入品价格上升对企业经营利润的侵蚀。但对工业企业来说，这一过程能否实现以及实现程度需要取决于企业产品的市场竞争程度。然而，对于浙江工业经济而言，和其他三个地区相比，浙江内部市场相对较小，工业产品的销售市场主要在省外。不仅如此，前述分析表明，在浙江工业经济中，纺织业、鞋帽等制造业、食品加工业无论在整个工业中还是在工业品出口上都占了非常大的比重⑨。这些行业生产的产品面对的市场竞争程度较高。同时，相比较而言，这些产品的技术含量较低，附加值较小，基本上都是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了扩大市场份额，企业之间的竞争基本上采取低水平的价格竞争。这意味着，企业无法将投入品价格的上涨转嫁到下游产品，即使能够转嫁，转嫁的幅度也非常有限。图2描述了不同地区2008年上半年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与原材料等购进价格指数及其同比扩大程度⑩。从图中看，除江苏外，浙江两类价格指数差距同比扩张最大。上述数据分析表明，以纺织品等轻工产品为主的浙江工业经济面对两头挤压的市场环境，如果不凭借较高的管理水平和相应的技术升级，必然出现经营上的困境和业绩上的滑坡。
(2)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与工业经济的脆弱性。企业的竞争能力不仅决定了企业的盈利能力，也决定了企业面对困境的挑战能力和应变能力。作为以竞争程度较高的轻工产品为主的浙江工业经济，竞争能力的高低更是决定其在新经济环境下能否生存和获利的决定因素。为此，我们从两个角度考察浙江工业经济相对竞争力的高低。
第一，关于管理水平的高低。一般认为，体现管理水平高低的因素有很多，为了避免指标过多造成的繁琐，我们只考察其中的三个指标(11)。表4对这三个指标进行了描述。从体现资金管理水平的资金周转率看，浙江工业企业的资金管理水平最低。实际上，如果将考察的时间放长到过去5年，我们会发现，除浙江外，其他三个地区的资金周转率呈上升趋势，尤其是山东，而浙江不但未上升，在2006年之后还出现了明显下降。流动资金周转率的高低不仅可以反映企业资金的运用效率，而且对企业在面临市场资金困难的情况时突破资金困境至关重要，尤其是对那些融资困难的企业，较高的流动性管理水平更是非常重要。而浙江正好又是以中小型企业为主，中小型企业主要依靠内部融资，所以，中小企业更容易遭受现金流约束。从经验上看，2008年年初以来，浙江、广东和江苏的工业经济出现了较山东更严重的回落，管理水平上的落后不能不说是一个较重要的原因。除了流动性管理外，在存货管理和应收账款上，山东也表现出较浙江等三地区更好的绩效。
第二，企业在竞争中能否获利以及获利多少很大程度上与产品自身的技术含量有关，因为技术含量的高低往往直接决定产品的附加值。然而，直接度量产品的技术含量并不容易，所以，经验上，人们总是用新产品销售产值、研发投入等指标来反映。由于受数据所限，本文对四地区工业产品技术水平的测度只采用了新产品销售产值和研发投入两项指标。由于受数据可得性限制，表5仅对大中型企业的科技创新活动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浙江虽然大中型企业中开展科技创新活动相对比较普遍，但创新投入相对不足。企业平均拥有的科技人员仅是山东的1/3、江苏的1/2、广东的1/2.5，科技人员中科学家和工程师所占份额虽然和江苏、山东接近，但比广东低近13个百分点。研发投入不仅在总量上处于较低位置，而且在企业平均投入水平上更是低得惊人。有研发活动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浙江刚刚超过600万元，而最低的江苏就达到了1300万元以上，是浙江的2倍多，山东则超过了2000万元。在科技投入中，浙江政府投入的比重虽然较广东高，但要低于江苏和山东。投入的相对不足使得浙江工业产品中高科技产品比重相对较低，2006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中，高科技产品产值仅占8.1％，而同期的江苏、山东和广东都接近30％。不仅如此，如果将考察的时间向前推移，我们发现，在其他三个地区这一比重是不断上升的，而浙江却出现了小幅下降。不过，在产品创新方面，浙江远远走在前面，但浙江的产品创新主要集中于式样创新，原创性的技术创新不多。
(3)相对集中的出口结构与工业经济运行的系统性风险。相对于广东和江苏，浙江工业经济的外贸依存度处于较低水平，但就自身而言，浙江工业经济的外向型特征还是非常明显的。2006年工业经济的外贸依存度高达25％，工业经济的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超过2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工业出口对浙江经济的较快稳定发展举足轻重。然而，浙江虽然可以称得上一个外贸大省，但出口结构相对集中，无形中增大了浙江工业经济运行的风险。表6数据表明，浙江工业的出口行业主要集中于纺织、服装、鞋帽皮制品等少数几个行业，虽然山东也是一个纺织出口大省，但相比较浙江，还相差近12个百分点。由于纺织、服装、鞋帽皮制品技术含量较低，再加上生产技术落后，容易遭受进口国的技术壁垒和环保壁垒。从贸易方式看，浙江工业出口主要集中于一般贸易，而一般贸易又是所有贸易方式中遭受技术壁垒和环保壁垒最多的贸易方式。从出口产品的技术水平看，浙江工业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较低，高新技术产品占工业出口产值的比重刚刚超过10％，虽然略低于山东，但远远低于江苏和广东。较低的技术水平表明出口产品的竞争力较低，同时也更容易遭受贸易壁垒的出口阻挠。从出口企业的类型看，浙江工业中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贡献较低，2006年还不到40％，而同期的江苏却高达77％，即使最低的山东，也比浙江高出近15个百分点。一般认为，外商投资企业具有良好的全球销售网络和技术水平，所以产品的出口竞争力较高，一般也很少遭受贸易壁垒。从出口企业的规模看，小型企业出口在浙江工业出口中贡献突出，有近一半的出口是由小型企业实现的。虽然小型企业经营比较灵活，技术创新活力较强，但受规模所限，创新能力一般较低，所以，产品的竞争力较小。另一方面，依赖小型企业的出口也降低了浙江工业出口的整体竞争力，因为小型企业比较分散，在遭遇贸易壁垒时回应能力较低。从出口目的地看，中国各地区出口目的地都相对比较集中，不仅如此，出口目的地基本相同，这无形中增加了国内不同地区出口企业之间的相互竞争程度，同时也加大了工业经济运行的系统性风险。
由于浙江工业出口主要集中于纺织、鞋帽皮制品行业，而这些行业面对的市场又是近乎完全竞争的市场，所以，出口企业之间同业竞争非常激烈，利润非常微薄。再加上出口又集中于小型企业，所以，产品的技术水平相对低下，价格竞争更是激烈。在面临人民币不断升值和出口退税政策的双重挤压下(12)，经营困难是必然的。
(4)工业结构与工业经济应对宏观调控的抗压能力。前述分析表明，浙江工业结构在规模上小型化特征明显，小企业构成了浙江工业企业的主体。相对于大企业集团，小企业集聚有其自身优势，可以克服大企业管理上的困境，节省交易成本，同时小企业经营具有较大的灵活性。正是因为小企业这些优点，以小型私营企业著称的浙江才有今天的经济成就。的确，小企业集聚对浙江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小企业有小企业的弊端，而且随着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小企业集聚这种产业组织模式的弊端也不断放大。小企业缺乏足够的技术和品牌创新能力，竞争手段单一，企业的管理效率低下，所以，产品附加值较低，盈利能力弱，抵御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不足。从行业结构上看，能源资源生产行业规模相对较小，导致浙江工业的能源资源自给能力较低。这意味着，浙江工业经济发展在资源能源供应日趋紧张的今天更容易受到外部制约。而山东工业经济在这一轮经济周期中显示出较好的成绩，与山东能源资源较高的自给率无不相关。
由于资源能源总是稀缺的，所以，在经历了近30年的粗放式发展之后，中国开始重新提出走集约型经济发展道路，通过一系列约束措施引导企业走资源能源节约型发展道路，包括提高资源能源的价格等。同时，为了降低经济活动对环境的污染程度，实现绿色增长，中国开始加大了对污染的治理力度。无论是提高资源能源的使用成本还是加大污染的治理力度，对企业来说，都会使生产成本增加。在企业无力消化这些成本的情况下，企业自然面临经营上的困难。从浙江的工业结构看，浙江的高能耗高污染行业占到了36.22％，即有超过1/3工业经济处于国家调控的范围，虽然这一比重要低于江苏，但比山东和广东高。相反，高技术制造业发展却相对不足，比重不到30％(见表7)。高技术制造业比重低意味着浙江工业经济的发展基本上走的是一条数量型增长路径，通过要素投入获取较低的附加值。同时，工业结构的低端化也使工业企业无法消化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压力，而劳动力成本上升又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意味着，浙江工业结构如果不能实现转型升级，遭遇困境是难免的。
四、关于工业经济转型升级确保持续增长的几点思考
通过上述四地区工业经济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一轮经济周期中，浙江工业经济之所以出现如此剧烈的反应，与浙江工业经济自身的发展不无关系。回顾浙江工业经济乃至整个经济的发展，如果排除人文因素，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就是顺应市场的体制和制度供给，在灵活的体制和宽松的制度环境下，市场走出了一条自我完善的道路，而较高的市场化程度为浙江工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种良好的自我激励机制，也为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体制保障。然而，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浙江工业经济的原有优势正在成为劣势，工业结构上的小型化在市场经济初期和在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的过程中凭借其灵活的经营方式成为一种有效的工业经济发展模式，但随着市场结构的变化，工业结构小型化抵御市场风险能力较低的弊端逐渐凸显出来。再加上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滞后，企业的小型化也使浙江工业经济的整体创新能力相对低下，而这又进一步减缓了浙江工业经济转型升级的步伐。在缺乏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情况下，工业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变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同时，工业经济的小型化虽然可以获得分工深化带来的市场效率，但也使浙江的工业经济具有了明显的低端化倾向，而大量群居的小型企业不仅没有产生集聚经济效应反而进一步加剧了企业之间低水平的市场竞争，降低了整个浙江工业经济消化市场风险的能力，增加了浙江工业经济的脆弱性。
通过浙江、广东、江苏和山东工业经济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面对市场竞争环境的变化，提高工业经济的持续竞争水平和抗击风险的能力，必须通过转型升级，在发挥原有优势的同时突破经济增长的结构锁定。然而，如何推进工业经济的转型升级，四地区的经验表明，下列问题值得重视：
(1)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应该说，一个地区的整体经济表现并不完全依靠市场，也并不完全依靠政府，而是两者的有机结合，但这种结合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应该有所区别。以浙江为例，浙江的经济成就与浙江地方政府的市场意识有很大关系，放任市场主体的自由选择为浙江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机会，同时也推进了全民的市场竞争意识，使市场经济的效率在浙江获得了更大程度的释放。在市场经济的发育初期，政府的相对“无为”为市场的有为提供了机会。然而，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市场环境的日趋复杂，原有的竞争优势可能变为弱势，所以，必然根据环境变化适时进行转型升级，但工业经济的转型升级如果依靠市场自发完成必然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实际上，通过市场的自发竞争过程，工业经济最终也会实现转型升级，但这可能会给社会造成较大的阵痛，在日趋激烈而多变的市场环境中，这对一个区域经济体来说只能是一种次优的制度安排。转型升级的过程必须发挥政府的作用，当然，政府也有失灵的时候，甚至失灵程度甚于市场，但在这个特殊时期，又是在区域间竞争如此激烈的时候，依靠政府的力量推动转型升级的步伐必不可少。然而，发挥政府的作用并不等于政府将成为这场转型升级的主体，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企业都是市场运作的主体，转型升级的主体只能是企业。对我国而言，在这场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尤其是这一过程的初始阶段，政府必须“有所作为”。通过规划、政策引导和平台搭建等有效服务加快工业经济的转型升级。在处理政府与市场两者的关系上，关键取决于政府的观念和认识，确定有所为有所不为，尊重市场选择，明确干预方式。
(2)工业转型升级应具有战略眼光。实际上，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和我国参与世界经济程度的不断加深，我国工业经济的转型升级不可能脱离于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随着全球化产业升级步伐的加快与产业转移，作为一个外向度较高的区域经济，我国工业经济的转型升级必须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下，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确定工业经济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从而在战略上把握工业经济转型升级的方向。作为区域内异质程度较高的大国经济，必须将工业经济的转型升级置于国家区域发展的整体规划之中，根据不同地区工业经济自身的特点确定不同地区工业经济的主体功能和转型方向，比如，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之间的工业经济结构布局。在此基础上，通过区域间的产业转移推动地区间分工和协作的进一步深化，按照企业之间行业之间的关联性引导群居经济向集聚经济转变，以此提升整个经济的竞争力，实现地区间的协调发展。在处理地区间工业经济结构整体优化的同时还要正确处理好三次产业的关系，实现产业间的联动转型与升级，以此打破三次产业之间的隔绝，实现工业与其他行业间的进一步分工与相互支撑，以此提升经济整体竞争力。
(3)工业经济的转型升级必须立足于现有基础实行渐进式转型升级，以减缓工业结构快速转换造成的社会阵痛，在此基础上，正确处理好轻工业与重工业、小型企业与大中型企业、外向型经济与内向型经济之间的关系，以此实现不同行业之间的协同效应。以浙江为例，浙江工业经济一向以小型化轻型化为主，自20世纪末以来，浙江工业经济在经历了市场的洗礼之后，出现了一些大型甚至是巨型企业，并且部分企业正在成为企业中的领袖，引领着浙江工业经济的发展，同时在全国重工业化倾向的发展趋势下，浙江工业经济也正在朝重型化迈进。但在浙江工业经济的转型升级过程中，工业经济结构是否一定需要走向大型化和重型化需要结合浙江实际。就大型化而言，企业规模是企业利益驱动下的自由选择，市场是最好的引导机制。政府的角色只是为企业规模的选择提供平台，比如建立产权交易中心等。就重型化而言，重型化的传统特征就是资本密集型和资源能源消耗型，而浙江又是一个资源能源自给率极低的地区，走传统的重型化道路显然不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如果要选择重型化，唯一的转向就是引导有基础的企业向高科技装备制造业转型。就外向型经济而言，浙江一直以来凭借其在轻纺、皮革鞋帽等轻工产品上的优势占领市场，但由于缺乏足够的技术创新能力，产品的附加值较低，同时产品主要依靠海外市场进行销售，经营风险较高。所以，浙江工业经济在这一轮的转型升级过程中，转型的方向是高附加值产品，实现的途径只能通过技术升级，提升产品的科技含量。
总之，转型升级对任何经济体来说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必然。虽然面对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我国实体经济也开始出现令人担忧的下降，尤其在我国就业压力还如此大的时期，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无疑是非常必要的，在这种情势下，国家出台一系列财政刺激措施确保增长的确非常必要。但如果仅是为了保增长，即使政策实现了预期目标，调控也不能说是成功的，因为这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经济持续增长的问题，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再一次遇到这种全球经济调整是否还是要采取财政刺激计划。不仅如此，如果仅是通过这次刺激计划使缺乏竞争力的经济活动得以喘息并形成下一阶段新一轮的投资冲动，势必会强化经济增长的路径依赖，使经济增长重新回到粗放式增长的老路。上述分析意味着，利用当前困境以利益为导向激发引导企业突破发展路径锁定的激励，走科技创新之路，通过不断的技术和管理创新提高产品、企业、行业与产业的竞争力才是经济刺激计划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2009-02-01.
②由于山东2008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出口交货值增速数据缺失，这里采用山东2008年出口增速代替，降幅同样如此。
③由于数据缺失，江苏数据仅指工业制成品同比增长率。数据来源于2008年江苏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④数据来源于中金在线(news.cnfol.com/090209/101,1606,5426300,00.shtml)。
⑤江苏的数据来源于江苏统计信息网工业经济效益月度数据统计。
⑥由于无法获得2008年全年数据，所以，这里的统计仅是根据1—10月各月累计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的平均增速推断出来。数据来源于浙江统计信息网。
⑦广东省数据来自和讯新闻网(http://news.hexun.com/2009-02-13/114422531.html)，其余数据来自各省2008年统计信息网。
⑧有经验表明，由于我国地区间存在较大的异质性，无论是“一刀切”的货币政策(至少在一个统一的经济体内，所有地区都是面临相同的货币政策)，还是统一的财政政策(不像货币政策，不同地区可以实施不同的财政政策)，其调控效果都会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⑨受篇幅所限没有给出这些行业占工业出口的比重，根据各省的统计年鉴，2007年浙江为58.28％，高出江苏近20个百分点，高出广东近10个百分点，高出山东近5个百分点。
⑩这里没有考虑全球经济调整引致的这次价格尤其是原材料价格的下降。因为这种价格下降对四个地区是完全相同的。
(11)这里，指标的选择也考虑了数据的可得性。
(12)在这一轮的财政刺激计划中，扩大企业的出口退税范围，提高企业出口退税率，对帮助企业脱离困境无疑具有非常重要意义，但这种政策刺激只能救急，不能从根本上帮助这些企业提高其市场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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