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文化西来说”的历史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文化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法分类号 K207.8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民族所创造的辉煌成就曾使世界各国学者叹服不已，而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也始终为国外汉学界所关注。近代以来，所谓“中国文化西来”的观点颇为盛行，曾先后掀起三起波澜：第一次是19世纪八九十年代由法国学者拉克伯里首倡的“中国文化源于古巴比伦说”，在清末民初盛行一时，“一般讲述历史、编篡地理者，大率奉为圭臬”；（注：缪风林：《中国民族西来辩》，《学衡》第37期，1925年1月。）第二次是本世纪20 年代由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提出的“仰韶文化西来说”，曾在中国考古界引起广泛讨论；第三次是1976年，前苏联学者瓦西里耶夫出版《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提出“中国文化源于中亚说”。本文主要考察拉克伯里“西来说”在清末至五四的传布及其对思想界的影响，以从一个侧面丰富人们对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交融历史的认识。
一
中国文化冲突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至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的东来，而有关“中国文化西来”的问题也在那时就已经发生了。手捧《圣经》，一心想把“上帝”传给中国人的西方传教士，“震于中国立国之悠久，及其在世界史上地位之重要也，于是大运神思，力言中国文化渊源西土，以示西洋人之有功于中国。”（注：考狄：《中国通史》，巴黎1920年版，第10页。引自何炳松《中华民族起源之新神话》，《东方杂志》第26卷第2期，1929年1月。）当时，西方传教士依据《圣经》中之创世纪、乐园放逐、洪水等记载，宣称中国文化起源于西方基督教，如清初由传教士汤若望授意、钦天监监正李祖白撰成的《天学传概》中写道：“初人子孙聚处如德亚（指犹太）。……其后生齿日繁，散走遐逖。……在中国为伏羲氏，天学固其所以怀来也。”不过，由传教士强行编造的此种神话，对中国正统士大夫并无多大吸引力，反而因浓厚的宗教说教而招致人的严词批驳，至清末王树枬仍对此一谬论大加挞伐：“李祖白于历代圣贤教人垂世之学，既茫然不知，而于创世纪生人之说，又变本加厉附和而增益之，扬波逐流，逞其谬说，谓他人父，谓他人昆，此盖无耻之尤……”（注：王树枬：《欧洲族类源流考》卷一，光绪二十八年中卫县署刻本。）
在清末思想界真正产生广泛影响的，是拉克伯里的“中国文化源于古巴比伦说”。拉克伯里（1844—1894年），法国人，从小生长在香港，有机会接触中国的古代典籍。1870年他前往英国，在伦敦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任教。 其间他主编了《巴比伦与东方纪事》（《Babylonian andOriental record》）的小报， 并先后出版《古巴比伦文字及其中国起源》（《The old Babylonian charactere and their Chinese
derivatives》）、 《古代中国文化西源考》（《Westem On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等著作。他以19世纪后半叶欧洲考古界对近东地区的挖掘成果为基础，大胆提出中国文明源于两河流域古巴比伦文明。
拉克伯里“西来说”的主要根据，是中国早期与古巴比伦所存在的种种相似性。在其1894年出版的长达8 万字的《古代中国文化西源考》一书中，他共列举出两文化近百种类同之处，其中主要有：（1 ）天文历法方面，古代两河流域居民与中国人都采用太阳历纪年法，置润月，一年分四季、12个月、24个节气，以12年为世运一循环、19年为天文上一周年、60年为一纪（甲子）。此外，关于“天”的形状的描述（“天似穹窿”）、对慧星的称呼、以金木水火土为五日累积法和天干地支的用法等也相同。（2）科技发明方面， 古代两河流域居民与中国人均能进行摩擦取火、开沟造运河、种植小麦、锻造金属、利用粘土造瓦、制造兽皮舟以及使用战车等。（3）语言文字方面， 拉克伯里认为《易经》中的八卦就是古巴比伦楔形文字的变形。他认为所谓“卦”者，就是中国的一种古文字，因为字简而事繁，故于一字中包含多种意义，后代人遂以为“八卦”寓含天地万物之理。而《易经》，实质是古文字字典，周秦时代人们欲治古文，不能不翻检字典；史载孔子读《易》，“而韦编三绝”，就是证明孔子使用字典之勤。（4）政治制度方面， 古代两河流域居民与中国人都行帝王独裁政治，置天官，以右为尊。此外，两文明在“四表”、“四海”、“四岳”、“十二牧”、“黔首”、“中国”、“上帝”等概念的使用方面也有相同之处。（5 ）历史传说方面，中国古代关于大洪水滥的传说、神农氏的传说，仓颉造字的传说以及半鱼半人形巨人的传说等，在古巴比伦也都能找到类似的记载。根据以上诸点，拉克伯里推断，公元前2282年左右，生活于两河流域的闪米特人的一支——巴克族，在其酋长奈亨台（中国人传说中的黄帝）率领下东迁，从土尔其斯坦经喀什噶尔、塔里木河到达昆仑山之东方（中国古籍记载中的“花园”），后一部分经叶尼塞河到达黄河源头，发展成为日后的汉族；另一部分则与藏西北当地民族融合。（注： T · D ·lacouperle:Westem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London,1894,P24.）
拉克伯里的这一结论，与中国史家的传统看法大相径庭。先秦以来的文献，基本相信汉民族是起源于本土的，具体地说是发源于中原地区，后来，一部分被流逐到边疆，才有了“四裔”各族。如司马迁认为，由于共工、欢兜、三苗、鲧有罪，于“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注：《史记·五帝本纪》。）拉克伯里“西来说”对这一本土说提出了挑战。
不过，仔细审绎不难发现，拉克伯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于古巴比伦的观点，显然是受到当时欧洲流行的文化传播学派的有关理论的影响。按照文化传播学派解释，人类文明的发生发展是一个从中心向四周不断扩散、传播的过程，世界各民族文明与这一“中心文明”都存在一种亲缘关系。至于这一“中心文明”具体何在，学者们意见不一，有的认为在埃及，有的认为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向世界各地的扩张，文化传播学派关于世界文明的单一起源论就变成了“西源论”，即认为亚非拉等非西方地区的文明或多或少是受到西方早期文明“启示”和影响的结果，这显然是殖民主义者为其扩张侵略而进行的一种赤裸裸的辩护。
二
进入民国时代，拉克伯里“西来说”在国人中仍有相当的影响，如1915年袁世凯政府制定的国歌中，就有“华胄来从昆仑东，江河浩荡山绵连”的词句，明显是受此影响。同年浙江学者丁谦出版《中国人种从来考》，以《穆天子传》为主要资料，来考证中国民族西来的有关史迹。至1918年还有人撰文指出：“朔轩辕东征之迹，其必由衡山钟山复逾昆仑，而后入于中夏，繁衍其子孙民族，以肇造此泱泱古大邦。”（注：章鸿钊：《三灵解》，1918年排印本。）
不过，从民初至五四这一历史时期，拉克伯里“西来说”的影响力逐渐减弱。除少数人仍坚持这一观点外，更多的学者对此提出质疑，如郑浩抨击拉氏之论虽貌似“亲奇”，但在学术上却“最无价值”；（注：郑浩：《中国民族西来辩》1918年版，第2页，无出版单位。另， 此文同时载入1929年上海华通书局出版、蒋智由所著的《中国人种考》一书之附录，有论者因此视为蒋氏后作，不确。）柳诒征也认为“西来说”“无确证，不足成为信献”。（注：柳诒征：《自立与他立》，《学衡》第43期，1925年7月。）五四前后， 国人对“中国文化西来说”进行全面检省，具体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指出以往学者在引证资料上的失误。清末民初一批学者信从“西来说”，所依据的中国古文献，主要是《山海经》、《穆天子传》、《列子》、《路史》等著作。客观而论，上述著作全都是“荒诞不经”，但毕竟神话成分大大超过历史成分，其可信性值得推敲。不经过严谨的辨伪而盲信古书，穿凿附会，结果就如刘师培、丁谦等人一样，闹出“巴克即盘古”、“周穆王西登昆仑”之类的笑话。五四时期，随着“疑古思潮”的兴起，后起学者对在中国民族起源问题上盲信古书的非科学态度提出了有力的批评，如朱逖先说：“晚近言汉族西来者，大都取证于汉魏以来之纬书神话，一二欧人亦都接近此辈，妄相附会，驯至积学之士，亦震其新奇，从而附和之”，（注：朱逖先：《文字学上之中国人种观察》，《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2期，1922年4月。）他指出，对中国先秦典籍必须进行必要的辨伪。柳诒征也强调“吾人今日所知之文字，仅能及于商周这时；所读之书，大抵周秦以来之书。周秦之人去太古，不知若千万年，视吾人之去周秦之年岁，不止十百倍。故虽周秦人相传之说，不能尽信为正确之史料，后世穿凿附会之说，更不足言”。（注：柳诒征：《中国文化史》，《学衡》第46期，1925年10月。）
第二，从最新发现的考古资料来批驳“西来说”的不确。20世纪初一大批著名学者之所以盲从“西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缺乏考古实证。关于这一点，当年的倡说者也直言不讳：“以今日我国地质之尚未发见，而研求人类学专门之乏人，不能得几多实迹之征验，而徒凭藉古书与近时各国学者研求之说，而欲剖析此一大问题，殆不自量。”（注：蒋智由：《中国人种考》，新民社光绪32年版，第170页。 ）但这种情况到五四时期有了初步的改变。其时，一方面，是求学海外的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李济、杨仲键等一批古地质学、古生物学、古人类学学者纷纷归国，中国近代考古学蹒跚起步；另一方面，许多国外学者如安特生、桑志华等人对中国河南、内蒙、甘肃等地进行了一些考古发掘，获得了中国史前文化的第一手资料。（注：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2—101页。 ）这些最新的考古信息很快被学者们掌握，成为反驳“中国文化西来说”的有力证据。如梁启超在1922年的一次讲演中就指出，“二十多年前，有人在长城以北发现了石器时代的人骨”，“近来又在河南地方发现了二十多万年前陶器和人骨，也是石器时代的东西”，因此，“至少在五万年前，河南已有人类，是无可怀疑的”。梁氏由此认为，拉克伯里提出的汉族是在公元前2200左右从西亚迁来的说法缺乏根据。（注：梁启超：《中华民族之研究》，《地学杂志》第13卷第1期，1922年1月。）缪风林也说：“以由地质时代言之，人类之出现，最早不能过新生代Camozoie之更新世Pliocene与最新世Pleistocene，此时东亚地势早成大陆， 就适宜于人类之生活言，似乎不让地球任何洲与亚洲之任何部。”他并且推断东亚文明的发生必早于西亚文明：“然在爪哇于最新地层内已有猿人遗骸发现，距今在五十万年以前，而在中国今日尚以在河套第四纪Quaternary之砂土中发见之旧石器为最古，距今不过数十万年……东亚之有人，为期实先于西亚。”（注：缪风林：《中国民族西来辩》，《学衡》第37期，1925年1月。）应该说，五四时期， 由于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当时的考古发掘还比较落后，成果也不是很突出，中国史前文化的线索远未明了。即使如此，这些并不充分的考古资料，也足以使人们开阔眼界，破除笼罩于中国文化起源问题上的神话色彩，启迪人们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这一问题。
第三，用文化人类学的观点否定“西来说”。如前文所指出的，拉克伯里“西来说”，实际是受到文化传播理论的深刻影响。对于文化传播理论的局限性，现代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有比较中肯的批评：“传播论有一定的价值，但是必须指出原始的创造在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作用，由于人性一致的原则，我们应当记住原始创造的火花或种子可以迸发出任何生命的火焰或花朵。”（注：汤因比：《历史研究》（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0页。）进入20世纪后，文化人类学在欧美兴起。持这一理论学者普遍认为，由于人类生理与心理的一致性，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人们发展到一定的社会阶段，需要某些生产生活技术的时候，这些技术成果就会在两个或两个以上毫不相干的地方一次又一次地被发明出来。各民族古代文明的某些相似性，只能证明人类在适应自然、改造自然这一点上具有共同的思想与能力，而不能说明它们是相互彼此影响的结果，更不能说明就是一个“中心文明”向四周扩散的结果。在解释人类文明起源的问题上，文化人类学的上述观点，显然比文化传播理论更具说服力。难能可贵的是，五四时期国人在反省“西来说”的时候，已具备这一识见。如梁启超在解释中国早期文明与古巴比伦文明的相似性时，就认为，“大凡人类的本能都是一样的，不必有什么关系总能相同”；（注：梁启超：《中华民族之研究》，《地学杂志》第13卷第1期。）陈嘉异则强调，同一文化的发生，除种族因素外，土地、 气候、经济等都不无关系，世界几大文明如埃及、印度、巴比伦、中国等几乎同时产生，这绝非偶然；它与这些国家同处温带地区，多河流平原，土壤肥沃，比较适宜于人类居住生活等息息相关。因此，“与其谓语中国民族之文化为由巴比伦或埃及等所输入，毋宁谓彼此因地理气候之相等而遂发生类似文明”。（注：陈嘉异：《东方文化与吾人之大任》，《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00页。）缪风林也认为，在史前环境下， 各民族的初始活动是极其相似的，大都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其初也，滨水居者渔以养，山谷居者猎以养。其继也，以渔猎之所获，有时而竭，犹不足以养也，则进而游牧；以游牧之所畜，犹未能为生也，则进而耕稼。其终也，觉仅恃耕稼这收获，尚不能供其需，而不免于匮乏积淀也，则进之以通工艺……若此，皆多民族之相似者，非必彼此因袭于其间也。”（注：缪风林：《中国民族西来辩》，《学衡》第37期，1925年1月。 ）五四时期国人对人类文化起源的解释未必全都准确，但其视野比起前辈学者毕竟要开阔得多，因而其对这一问题的见解凸现出理性的气息，比较有说服力。
第四，对汉字与古巴比伦楔形文字相似问题的具体探讨。在这一问题上缪风林认为，汉字的发生发展经历了结绳、图画、书契三个阶段，今日中国人所知最早文字，是“夏龟”、“殷契”之类的甲骨残文。他径直断言，这些甲骨文对研究王公、地名、文字、典礼制度的演变很有必要，而“考证民族西来，毫无用处”。（注：缪风林：《中国民族西来辩》，《学衡》第37期，1925年1月。）缪风林的这一论断， 显然是绝对了一点，而相对而言，柳诒征的态度更客观一些，他具体比较了八卦图画与楔形文字，指出二者有很大的区别，“一则有横无纵，而数止于三，一则纵横兼备，而笔画亦无定数，则无论年代不合，虽至愚浅之人，亦可知其不类也”。（注：柳诒征：《中国文化史》，《学衡》第46期，1925年10月。）
中国民族文化既非“西来”，那么它必发生于本土。五四时期国人在否定拉克伯里“西来说”的同时，鲜明地提出中国文化为“独立的”、“自创的”观点。朱逖先认为，从《国语》、《孟子》、《史记》、《吴越春秋》等书记载看，伏羲、神农、颛顼、帝喾、尧舜、夏、商、周之君，其所生、所居、所葬，皆在中国以内，“由是证知中国人种，发生于本部”。（注：朱逖先：《文字学上之中国人种观察》，《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2期，1922年4月。）梁启超在一次讲演中说，埃及、小亚细亚、希腊、印度、中国为世界文明的五大发源地，但前四者彼此间有交流，其文明“自己的实兼有外来的”，惟有中国因山海阻隔，与周围文明并无交流，其文明全然为“独创的”。“东方文化派”的代表人物陈嘉异则认为，“西方文化最初之来源，即袭取他人，互相效仿，无一能有特创之独立文化”，而“吾国文化创自吾族”，“吾族建国华夏，实为绝早；纵令西来，亦远在有史以前。而有史以后之文化，则固然伏羲神农黄帝以来，列祖列宗所披荆斩棘铢累与而手创，决非受任何外族之影响而始发生者，则实一不诬之事实也。”（注：陈嘉异：《东方文化与吾人之大任》，《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99—300页。）
从20世纪初的“翁然赞同，初无异词”，到五四前后的全然否定，近代国人对“西来说”的态度何以前后迥异？除若干考古资料的实证外，笔者认为，民族心理的变迁是一大动因。英国文化学家雷蒙·威廉斯说：“文化观念的历史是我们在思想和感觉上对我们共同生活的环境的变迁所作出的反应的记录……文化观念是针对我们共同生活的环境中一个普遍而且是主要的改变而产生的一种普遍反应，其基本成分是努力进行总体的性质评估。”（注：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74页。）对中华民族起源的研究， 本是一个学术问题，但在近代中国遭受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民族压迫的历史条件下，它就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与中国文化、中国民族现实境遇息息相关的时代课题。在某种意义上说，对中华民族起源“西来”与“本土”的争论，实质上反映的是民族心理的自卑与自信的问题。总的来看，从鸦片战争以迄辛亥革命，国人的文化心理趋向是不断认同于西方文化，相信西方文化远比中国传统文化先进，以西方文化为民族新文化建设的最终目标；但这一心态随着“一战”的发生而出现转向。以“一战”充分暴露西方文化弊端为契机，国人开始对中西文化的双重反省，较多认识中国固有文化的优长，主张以中国文化的复兴推动中国民族的复兴。五四国人民族文化自信心的高涨，突出表现在以杜亚泉、陈嘉异、梁漱溟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的崛起。批驳“西方文明中心论”，肯定中国文化的独立性与现实价值，是“东方文化派”文化主张的核心。由此，他们摈弃“西来说”，自是应有之义。所以，只有从五四时期国人民族主义情绪日趋亢奋的深刻背景中，才能认识当时学者否定“西来说”的真意所在。
三
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在近代曾引起了国人的广泛关注，但在当时地下资料未明的条件下，这一问题不可能得到根本的解决。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几代考古学者的辛勤努力，如今这一问题已有了答案。在我国境内已经发现了从“能人——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等已知人类发展各个阶段的考古资料。从800万年前的云南禄丰古猿， 到400万年前的元谋古猿；从170万年前的云南元谋人，到100 万年前的陕西蓝田人；从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到30万年前的安徽和县人等。最近，我国考古界又传来重大消息：1985年以来，我国科学家黄万波等人在四川巫山县龙骨坡发现人类化石。经美国衣阿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等5家单位运用古地磁等3种方法测定，这批人类化石的地质年代在200万年前左右。（注：《我国科学家进一步证实我国200万年前就已出现古人类》，《光明日报》1998年4月6日。）“巫山人”的发现，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我国长江中上游与西南地区是人类起源地之一。
由此，我们重新审视清末至五四这一历史时期拉克伯里“中国文化西来说”的流布过程，既不难发现20世纪初一批知识分子盲从“西来说”的失误，更能体察五四时期国人否定“西来说”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可贵的时代价值。在当年严重缺乏考古实证的条件下，他们从对中国民族文化负责的态度出发，以科学的精神对待中国文化的起源问题，率先纠正“西来说”的谬误，鲜明地提出中国文化为“独立的”、“自创的”观点，这不仅彰显了他们可贵的爱国情绪，也体现了五四国人一定的学术前瞻性，值得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