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中国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历史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地理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际中国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于1996年7月16日至20日在北京大学召开。来自国内外的130余位专家学者到会或提交了论文。会议举行六次大会，有38位代表作了学术报告；另外安排了四次分会报告。
这次会议是在国内外历史地理学研究取得重要进展及可持续发展问题日益受到国际学术界和国际社会密切关注的形势下召开的，因而与会者除探讨了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交流了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新成果之外，还就人类活动干预下的环境变迁问题，尤其历史地理研究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展开了深入有益的研讨。
侯仁之的开幕辞在简要地回顾了历史地理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之后，指出：“现在，我们历史地理工作者所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就是使我们的科学研究与国外的同行，进行‘接轨’！……这次会议，将是推动我们的研究走向国际的新起点！”于希贤受组委会委托作了“走向21世纪、走向世界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环境变迁研究》第七辑，1996）的发言。通过中外学者的深入交流，进一步增进了中外学者在历史地理学术研究领域的相互了解，并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推向国际提供了重要机遇和条件。兹将大会学术研讨内容综述如下：
一、历史地理学理论与方法
作为历史地理学重要基础研究的学科理论和方法探讨，受到应有的重视。陈传康教授代表中国地理学会就《现代地理学与历史地理学的现代化》作了深入的论述，他认为历史地理学要现代化，必须经历：一、从考证走向史论、建立通论历史地理学；二、分析历史地理发生原因、使实证规范化；三、实证规范化与可操作性研究相结合这样三个阶段。国际重要学术刊物英国《历史地理学杂志》（《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主编阿兰·贝克（Alan R.H.Baker）在《论历史地理学的实践与原理》的报告中阐述了历史地理学的生命力、任务、意义及其面临的挑战四个问题。关于历史地理学的生命力，他以各类历史地理学杂志、各类学术研究组织及各种学术研讨会议与日俱增的事实来说明学科的繁荣昌盛。关于学科的任务，他认为七十年前提出的“一切地理学都是历史地理学”的主张，至今仍然是真理。一切地理研究都需要历史的透视。现代地理学家和历史地理学家都从事地理变迁问题的研究，为了认识现代某个地区的地理，必须重视该地区往日地理的研究。总之历史地理学是研究时间历程中地理变化及其演替过程和规律的学科。关于历史地理学的意义，贝克认为历史地理学家首先必须努力地去恢复往日地理的原貌，其次有为今天的人类解释往日地理的义务，也有让社会普遍认识往日地理的责任。关于历史地理学面临的挑战，一是历史地理学者不能直接观察往日，只能依据证实历史事件的论据，这对探讨往日地理是一个严峻的桎梏；二是根据历史资料复原的地理并不完全符合实际，因而争鸣和商榷是历史地理学工作的核心。总之利用最广泛的资料、最广泛的理论和最广泛的分析技术尽最大可能描述往日、解释往日，然后接受来自学术界的评判，这就是历史地理工作的全部内容。台湾学者姜道章认为：“过去的地理或时间上地理的变迁，就是历史地理学”。“历史地理学在时间上是历史的，但其内容却是地理的，研究方法也是地理的，所以历史地理学不属于历史学，而是地理学的一部分。”“历史地理学的旨趣，虽然分歧，……但是过去地理的重建与地理变迁，无疑仍是历史地理学两大正统的研究主题。”但是他认为，将“历史地理学二分为历史自然地理学和历史人文地理学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刘盛佳在《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报告中，则强调了探讨地理环境的变迁规律必须运用多种多样的研究方法，以保障研究成果的准确科学。张步天则试图运用数学中的集合概念探讨历史地理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以拓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领域。韩光辉《中国古代都城户口规模研究的方法与实践》在总结个人研究古代都城户口规模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研究相关问题的五种具体的研究方法；张宝秀《聚落分析的方法在区域历史地理研究中的运用》则总结了进行区域历史地理研究所运用的聚落分析方法；这样的实证研究总结对于开拓和完善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应该是有益的。朱士光《关于当前加强历史地理学理论建设的思考》针对目前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存在理论建设滞后、影响学科发展的问题，提出了加强历史地理学基础理论建设的四项措施：一是开展贯通历史时期全过程的环境变迁综合性研究，二是深入人地关系的相关性系统研究，三是开展与制定、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相结合的现实性应用研究；四是注意吸收控制论、信息论、系统科学等有关学科的理论原理，采用先进技术手段，促进学科理论和方法的更新与发展。石泉则以《我对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两点体会》为题向大会报告了武汉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成长与发展的历程及重点研究领域。作为历史地理硕士点和国内历史地理四个博士点之一，在科研和教学活动中，长期坚持了重理论，从研究具体的地理实体入手；重野外考察，将文献资料与考古收获和野外考察相结合；重实践应用，将基础研究与为现实经济建设服务相结合的工作原则，因而取得了荆楚地区历史地理研究的一系列重要进展。杨纯渊则在分析历史地理学与考古学交接点的基础上，分别探讨了历史自然地理与考古学历史人文地理与考古学、及历史地图与考古学的关系，为历史地理学相关研究充分利用考古学成果提供了有益的思路。阙维民的《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发展需要中西方的沟通与交流》，则在强调中西方现代历史地理学需要沟通与交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基础上，指出：“为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健康发展，西方需要了解中国、中国更需要了解西方，以便在中西方现代化历史地理研究领域内架设相互沟通与交往的桥梁”，这“是中西方历史地理学家共同的任务”。这次会议，中西方学者济济一堂，交流成果，研讨问题，为架设中西方现代历史地理学术沟通和交往的桥梁奠定了一块基石。
二、历史自然地理与环境变迁研究
历史地理学作为探索历史时期人地关系及在人类活动干预下地理环境演变规律的学科，一直肩负着揭示地理环境演化过程及规律的任务。近几十年尤其90年代以来的工作实践也表明，历史地理学在探讨这些问题方面的确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受到有关学术界和应用实践部门的重视。因此，人地关系及其影响之下人类生聚的地理环境演变过程和规律的研究成果是这次国际会议交流和探索的重要内容和热门课题。
张修桂对学界素所关注的上海成陆过程作了深层次的系统探讨，提出了新见。尹钧科《永定河下游淤积速度例证》以清乾隆元年（1736年）、二十年（1755年）、嘉庆六年（1801年）永定河下游三次淤积的具体实例论证了永定河惊人的淤积速度，得出了历史上永定河下游善决善淤，是导致北京以南平原地区环境变迁的主要因素的结论。蔡述明等《全新世江汉湖群的环境演变——古云梦泽问题的再认识》在划分湖泊类型的基础上，提出了“江汉湖群的演变历史与区内河湖环境的演变相一致”的见解，及“全新世时，既不存在跨江南北的古云梦泽，也没有囊括整个江汉平原的统一的古云梦泽”的结论；同时认为，“本世纪以来，围湖垦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江汉湖群面临消亡的严重威胁。……这一消亡过程的严重性，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景爱《尼雅废墟的环境变迁》则通过对尼雅废墟的形成过程分析了这里绿洲退缩、沙地形成的自然与社会两方面的原因。这一研究对中国的西部干旱区合理地利用河水资源，防止绿洲沙漠化具有重要借鉴作用。邹逸麟《我国古代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先秦西汉时期》则从我国古代的环境意识及其产生的历史地理背景、不合理的环境行为及其影响等方面论述了研究环境变迁的历史对目前环境治理和保护的意义。于希贤《公元2—57年间地理环境突变及其影响研究》则探讨了公元初地理环境突变所带来的社会及人文影响。冯季昌等则在探讨科尔沁沙地变迁的历史过程及其原因、获得某些规律性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防沙治沙的四项方略，具有明显的社会实践价值。满志敏、邓辉、杜耘、傅云新、刘沛林、毛英萍、宋乃平、陈再勤、赵艳等均在环境变迁研究领域对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了卓有成就的探索。针对历史动物地理研究现状，何业恒在对这一新兴学科分支进行总结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历史动物地理研究的重要理论和社会实践价值，同时提出了今后必须加强理论研究、加深拓宽研究领域、注意对外学术联系，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动物地理学新学科的任务。
值得注意的是，围绕历史自然地理和环境演变研究开展的分会报告，有两个问题引起与会学者的极大兴趣。一是历史自然地理研究中的数量化问题，倾向性的看法是，历史自然地理研究中的数量化是必要和重要的，是学界今后努力的方向，但数量化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对具体问题需要作具体分析，不要绝对地为追求数量化而对资料进行不恰当的数值处理。二是对历史地理理论框架及概念的理解和统一问题。历史自然地理研究常常与其它相关学科的研究内容相重合，但在概念使用上往往存在差别，并缺乏一致的操作方法。这种现状并不只存在于学科之间，甚至在历史自然地理内部思想和成果的交流，有时对一些相同的术语分歧也很大。而对这个问题，部分代表认为有必要建立一套统一而明确的概念，以解决这种问题；也有代表认为，需要认真学习和了解其他学科的理论以利于沟通。总之，与会代表认为，历史自然地理和环境变迁研究亟待理论框架和概念体系的完善统一及方法的创新。
三、历史人文地理
历史人文地理作为历史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研究领域，自80年代尤其1990年谭其骧教授《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倡议发出之后，历史人文地理各分支学科均取得了长足进展，形成了全方位跃进的形势，令人鼓舞。
牟元圭《明清时期华人移民朝鲜半岛考》运用国外现存资料，分七种情形，考述了明清时期华人移居朝鲜半岛的历史背景、迁移原因，揭示了大量华人融入韩民族的过程及中韩两国历史形成的深厚血缘关系。曹树基则以《环境与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为题，揭示了明代后期华北地区两次大鼠疫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和社会经济严重衰落及社会生活严重破坏的历史事实，并客观地剖析了鼠疫的疫源及其肆虐的根源，得出了“不同景观接合部以及不同生态环境之间的影响，是造成明代后期华北社会巨变的一个主要原因”的结论。张国雄《试论古代移民信息的类别与特征》从“移民信息是移民被接受以后产生的一种行动”出发，将移民信息区分为官方和民间两类，进而探讨了两类移民信息的自身特征及其对移民运动产生的不同影响。这显然是研究古代人口迁移运动不可回避的问题之一。用家谱资料研究区域人口迁移，虽属抽样分析但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足以说明区域人口迁移的方向及其特点。赵发国正是运用了不同家族的家谱资料对清代登州、莱州二府的人口迁移及相关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
陈家麟《关于潮仙地区开发的几个问题》对古代揭阳县的设置年代、汉代在潮仙的大规模军屯与移民、揭阳岭与五岭关系及揭阳非南康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辩证的分析与探讨。陈国生等《先秦以来中国水稻分布北界变迁的初步研究》在陈述水稻生产的特点及其与地理环境关系的基础上，大体复原了先秦以来不同历史时期我国水稻分布的北界及其变迁过程以及水稻分布北界变迁的四方面原因。龚胜生《中国宋以前矿泉的地理分布及其开发利用》对宋以前中国开发利用的重要矿泉的地理分布特点及开发利用的有效方式进行了系统的探讨。韩茂莉对辽本土农耕区的形成过程及农耕区的规模和地理分布作了较为系统的分析。龙登高《市场资源配置与经济地理布局的历史考察》从考察唐、宋与明清我国市场资源配置与经济地理布局的演变过程与特点入手，系统分析了在蚕桑丝织、陶瓷和稻米三种主要市场资源配置与分布的作用下，明清时期我国经济地理布局的重组状况与特点。但作者认为，终传统时代，“市场始终未能全面成为支配全国经济地理布局的轴心”。鲁西奇以汉江流域开发过程为例，论述了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提出了“人口与城镇分布的地区差异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成对应关系”的观点及衡量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三个标准：地区开发的早晚，经济发展的速度及发达程度，同时探讨了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五方面影响因素：即土地、人口及环境资源和区位交通条件及政治因素。其中土地与人口资源是主导的因素。类似的研究还有张力仁的《清与民国关中盆地商品经济的区域差异》，王培华的《元朝的海运与国运》、马雪芹的《清代河南农业生产中的人地关系》等。香港王楚仪利用地方志、档案资料、实地考察、社会调查及大比例尺地图重建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珠江三角洲乡镇缫丝工业化的变动过程及空间特征。
蓝勇《两千年来中国辛辣口味饮食文化圈的时空特征及环境成因》认为口味文化圈是饮食文化地理研究的内容之一，2000年来中国辛辣口味饮食文化圈的时空特征发生了重要变化，进而探索了该文化圈的自然成因。张伟然《湖南安仁县的方言区划及其历史背景》从分析该县三种类型的方言入手，认为方言分布单元的形成，除自然环境和移民背景两个因素之外，基层行政区划的长期作用也是主导因素。董立三等《从〈汉书·地理志〉看区域风俗文化的成因》分析了《汉书·地理志》对风俗文化区域划分的原则，认为风俗文化区的形成取决于自然环境、政治经济背景及历史文化传统；而对中国的传统风俗文化，应剔除民族性格中的惰性和落后的一面，保持中华民族所特有的勤劳、勇敢、刚毅、宽厚、富于智慧与进取的性格特征、并发扬光大。有关历史文化地理方面的研究还有杜非的《西汉姓氏及其地理分布》、刘沛林的《中国传统聚落环境的文化生态研究》、张晓红的《清代陕西婚俗地域分布特点的初步研究》、孙天胜《山东史前文明发达的地理基础》等。美国J.L.李丽莎（Elizabeth J.Leppman）《新教在中国：1807—1904》认为基督教新教在中国的传播是中西交流史的一部分，到1904年时，中国几乎每一个省都有它的踪迹。D.A.诺里斯（D.A.Noriss）《文化革命期间的文化景观》则认为，“文革”期间文化景观的变化反映了“文化革命”阶段性的变化。
作为历史人文地理重要组成部分的城市历史地理成为这次国际会议最为热烈和最受关注的研讨题目之一。参与研讨的代表约占代表人数的三分之一。曾昭璇、曾新等《广州：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分五个不同历史时期展示了广州对外贸易发展与演变的历史过程，认为广州系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陈代光《略论广州建设国际大都市的有利条件》则在改革开放的新历史条件下提出了将发展历史悠久的广州建设成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新课题。作者认为坚实的历史基础、新的发展机遇、明显的经济区位优势及雄厚的经济实力是广州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已具备的优势条件。杜瑜《中国古代城市布局与地理环境关系》则以若干著名城市为例，阐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布局及其发展变化实际上与当地地理环境有密切关系的观点，因而认为探讨我国古代城市周围地理环境，使当今城市布局更好地适应和利用周围环境，以适应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
美国蒙大拿州立大学刘建一《从通商口岸到开放城市》运用中国人口普查及相关数据资料研究了近代以来中国东部通商口岸城市的发展历程，探讨了中国城市在长期历史发展及中国社会广泛背景下发生的实质性变化。1842年之后，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发展时期，中国通商口岸向开放城市的转变，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变化的缩影。美国W·威科夫（William Wyckoff）《历史地理学与美国西部》通过美国西部历史地理的研究，建立起了一套可以运用于其他边远地区的地理分析框架或称探索区域历史地理状况的五个要素。他认为美国西部地区150年间的发展历史，是美国历史地理的重要领域。西部历史的不同阶段，提供了历史地理研究的不同主题。
马正林《论汉长安园林》在比较中国、西亚、欧洲等世界三大古典园林体系各自特点的基础上，以汉代都城长安皇家园林为例，深入探讨了中国古典园林融人工建筑于自然山水之中，使之浑然一体所形成的独自特色。郑川水《清代辽东沿海市镇与港口贸易的兴起》认为辽东沿海开阔的海口港湾、清前期盛京及蒙古经济区的开发和农牧产口的增加以及在清政府粮食调剂政策导向下形成的粮食运销内地的繁荣贸易推动了辽东沿海市镇与港口贸易的兴起和发展，至清中期贸易额已达到可观的规模。王均《近代北京城市地域结构》从近代城市性质、城市功能地域、城市社会空间是三个层面探讨了近代北京城市地域结构的特点，为认识近代社会转型期的城市发展打开了有益的窗口。唐亦功则在比较公元七至十世纪东西方城市布局的基础上，探讨了东西方文化的明显差异。作者认为反映民族文化心理的城市布局体现东西方文化差异更为具体和清晰。李孝聪《关于中国古代城市研究的几点看法》从城市定义、中心城市和城市体系，历史城市地域结构和文化分异三个方面介绍了研究中国古代城市的心得与体验，对中国城市史研究不失为有益的借鉴。王克陵、陈新海、刘民英、王妙发、王禹浪、晏昌贵、梅莉、张玲玲等各就自己的题目对有关城市的相关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取得了新进展。
历史军事地理研究则有陈可畏的《楚汉垓下之战新论》，朱玲玲《蒙元宋襄樊之战》，靳生禾、谢鸿喜的《长平古战场考察报告》等。陈文集中探讨并解决了垓下的地理位置、楚汉垓下之战的形成及垓下何以成为楚汉决战战场，以及项羽近十万精锐何以一败涂地、全军覆没等问题。朱文则通过对襄樊之战的背景、蒙元与南宋双方策略的制定、南宋两度增援襄樊失败及襄樊陷落的研讨，展示了敌对双方充分利用地理环境制定克敌制胜的军事决策的历史画卷。靳文除探讨了长平之战的经验教训之外，着重就长平之战古战场的地理形势、秦赵双方进军路线、赵军防线及双方交战战场提出了详尽的田野考察报告，因而值得重视。
四、沿革地理与地名考证
历代疆域和政区沿革及地名考据的传统研究领域继续受到重视并取得了重要进展。辛德勇《说历史文献中的夏王朝中心区域》支持王国维提出的夏“与商人错处河济间益数百岁”的重要论断，并利用历史文献的记载，进一步申说了夏王朝中心区域是在黄河下游的古河、济之间地带，而今日普遍视为夏王朝中心的晋南、豫西地区实属夏王朝的边鄙。徐少华《包山楚简释地十则》研究了湖北荆门包山楚墓出土的竹简简文涉及的十个地名，为探索这些地区的政区沿革以及我国郡县制的形成与发展，为解决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的有关历史地理问题提供了扎实的工作基础。陈伟《春秋时代同盟的地域政治系统》认为春秋各国通过结盟形成的地域政治系统具有与盟各国一般存在若干等级，以盟主为同盟主宰；及与盟各国大致以盟主为中心，依距离之远近，形成不同圈层这样两个共性，因而这种同盟政治整合程度较低，不稳定，是春秋一代霸主迭起，争战频仍的根源。艾冲《论两汉州域属性的演变》通过考察汉代州制演变的历程，尤其是州域主官的称谓、秩阶和职权的变更，认为州域属性由监察区转为行政区始于西汉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定于东汉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陈怀荃《黄帝、炎帝和我国的英雄时代》则探讨了中原华夏的族源及五帝时的时代特征。王北辰《秦直道南口的研究》总结了以往研究和考察的成果，提出了由陕北黄土高原进入内蒙古鄂尔多斯的隘口（即文中之南口）何在及秦直道在陕西境内的路线问题，并列举了凭据的资料和论证步骤，制订了详尽的工作计划。显然这应该是一个值得学界注意并拨冗研讨的题目。郭声波《论四川盆地内外江名的演变》探讨了四川盆地内、外江名称的源流演变及历史文化背景对江名演变的影响。
周宏伟《顾祖禹籍贯辩正》从顾氏先人世居常熟宛溪、顾氏本人出生并在青少年时期生活于常熟及顾氏自署“常熟”、“吴中”等三方面论证了顾祖禹的籍贯应是江南苏州府常熟县，即今江苏省常熟市，从而纠正了三百年来顾氏籍贯是江南常州府无锡县的错误说法。靳润成《扁鹊故里新考》取证于中国古代以地为氏的事例及姓氏演变，提出了战国齐名医扁鹊故里为郑地、原称秦、即今天河南范县城南一带的新见，否定了渤海郑（今河北任丘）和卢（今山东长清县）的旧说。郑宝恒《民国时期行政区划概况》以1927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为界，分述了民国前期（北洋政府时期）省道县三级制及民国中后期（国民政府时期）省县二级制下我国行政区划的状况。此外，石大成对唐代渤海国、李晓杰对东汉建武十三年益州剌史部所辖诸郡沿革、梁国昭对汉初南越国北界及有关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法国远东学院的蓝克利（Christian Lamouroux）以《地理论辩与边界：1075年的宋辽边界谈判》为题探讨了确切的地理知识和详细的地图在1074至1075年（宋神宗熙宁七、八年）宋辽河东边界冲突及两国边界谈判中的地位和作用。显然这也是一个绕有兴味的题目。
五、历史地图编制探讨
以地图形式反映历史地理研究的某些重要成果是历史地图（集）的功能。这一工作历来受到历史地理学术界的重视，因而成为历史地理研究的四大领域之一，自然也是此次会议研讨的内容之一。司徒尚纪《〈广东历史地图集〉编制的若干问题》认为，《广东历史地图集》是一部以图文结合形式，汇集了广东历史地理研究成果，从自然和人文两方面反映广东历史发展的综合性历史地图集。作者从图集编制宗旨、编制原则、图集编制内容、基础底图选择、主要编制步骤和表示方法六方面总结了编制省区历史地图集的成功经验及存在的教训，这对编制省区历史地图集显然具有借鉴意义。郭利民《中国历史行政区划地图主要专题要素的表示》一文对自然要素和政治要素在图集中的表示方法提出了若干个人的见解，其中对描绘一、二级政区界线的设想值得历史地图的编绘工作者深入思考和讨论，以便取得共识，推动这一工作的进展。
六、古代地理文献研究
地理文献的研究及地理内容的发掘也是这次研讨会的重要内容。陈桥驿《中国方志资料国际普查刍议》认为地方志是一种价值连城的文化资源和汉学资源，也是带有国际性的文化财富；在具备了在世界范围内普查中国方志资源的许多有利条件的今天，有必要对分布流散于世界各地的中国方志资源进行一次全面普查，补充并修订《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以利方志资源的流通与利用，推动学术研究的繁荣。同时作者对方志普查的步骤和方式方法亦提出了具体建议。牟永贵、姜祖鹏则从地理价值和军事思想两个方面论述了《读史方舆纪要》的重要军事地理价值。华林甫则从古代地名命名原则的归纳、总结与运用，地名渊源和地名通名解释与地名用字变化原委及地名难僻字读音，历史地名考辨等四个方面考察了《元和郡县志》的地名学贡献。因而作者认为《元和郡县志》是一部地名学巨著，是中国地名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巨大进步。
七、历史地理与可持续发展
关于目前全球关注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大会亦作为专题研讨的内容列为议题之一给予了高度重视。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章生道（Sen-dou Chang）在《北京走向国际性文化都城过种中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发言中指出，可持续发展赋予古典地理学的理论以新的意义，与环境决定论，人地和谐论及“天人合一”的传统哲学思想均存在密切的关系。因此他认为，中国文化和社会在世界上持续性是最长的，假如从仰韶文化或龙山文化算起，已有6000多年的历史。从生态学观点或从地理学包括历史地理学的观点来研究中国的持续性，参加到世界学术的主流中去，与世界学术接轨，是我们应该关心的一个问题。关于北京城市的持续发展他提出了四点看法或者建议：一、赞成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使北京成为全国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大目标，也赞成很多专家学者提出的保护与发展传统城市、恢复古都风貌建议，还希望增加民族文化与文物，提高北京旅游资源的素质；二、调整北京产业结构，改善环境质量，充分利用科技人力资源优势发展技术密集型、产品附加价值高、耗能少、耗水少、排污少、运量与占地少的产业；三、城市建筑设施向垂直方向发展，地上建筑严格执行北京市建筑高度控制方案，地下空间因地质条件好、应尽可能充分开发利用；四、要在21世纪中叶实现具有第一流水平的现代化国际城市的目标，在发展城市基础设施硬件的同时，大力发展软件即城市风貌景观、环境素质和人民道德等。黄以柱《〈21世纪议程〉与历史地理学》认为，历史地理学在探讨环境与发展的问题中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应为实施《21世纪议程》作出贡献。历史地理学者应抓住有利时机，加快学科建设的步伐。因而提出了历史地理学目前的五项行动方略。朱士光在《关于当前加强历史地理学理论建设问题的思考》报告中，亦强调了加强历史地理学理论建设，必须努力与制定、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相结合的问题。
八、历史地理学发展趋势与存在问题
闭幕大会听取了各分会研讨报告的汇报及邹逸麟代表大会组季会所作总结发言。综合与会代表的研讨报告和分会汇报及总结发言，分述近年来历史地理学发展的特点、趋势和存在问题如下：
1.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受到方泛的重视 理论和方法论是学科发展的灵魂和生命线，经过几十年的工作实践，这在学界已形成共识。可喜的是，建立在近一二十年不断深化的专题研究基础上的学科理论和方法探索较五六十年代更提高了一个层次。实践表明，从具体的课题研究基础上总结升华出来的理论和方法才最有科学价值和生命力。但还需继续深化总结，不断丰富，以尽早建立起学科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体系，推动学科的健康发展。在这方面不少学者已有紧迫感。同时会议研讨认为，各个领域和部门学科也均存在理论总结和方法探索的任务，需要解决的问题还不少。例如在历史自然地理和环境变迁研究中如何对相关指标实行数量化及如何建立统一理论框架和基本概念问题，均需要尽早解决。
2.综合研究趋势得到加强 历史地理学虽有自然和人文之分，又有更具体的部门之别，但在现实的研究课题中很难将它们截然分开。就拿环境变迁研究来说，它应属于历史自然地理范畴。但是，人类生存环境的演变自古以来就受到人类活动的干预，而且人类经济活动是环境变迁的重要动力，因此，探讨环境变迁问题不能忽视人类自身对环境的作用，不能离开人文和自然的综合。同时，为了深入探讨使结论科学可靠，还不可回避地移植引用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而人文地理的研究也必须考虑到自然环境的作用。因此，在历史地理研究领域已基本上不存在纯粹孤立的部门研究，而综合已是必然的趋势。这就要求学者拓宽思路，提高综合研究能力，适应这一不断发展的趋势。
3.部门研究与区域研究并重 五六十年代学科的分化使部门研究得到加强和深化，因而也推动了部门历史地理研究的兴起和繁荣，发表了大量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但随着新时期国土整治和规划及地区经济建设的客观要求，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在近十余年来日渐受到学界的重视，已出版了《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海南岛历史上土地开发研究》等区域历史地理专著，为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开山工作。会议认为，适应现实需要的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甚为重要，应该继续加强，力争有更多的区域历史地理综合研究成果面世。
4.基础研究与现实结合 基础研究为社会实践服务这是一个自50年代即已探讨的旧话题。其实，在中国“经世致用”是历史地理学的优良传统。但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将历史地理基础研究与现实经济文化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以增强学科生命力和社会存在价值，已引起历史地理学者较为普遍的注意。具体措施之一，是加强近现代历史地理课题的研究。打破旧的传统，将研究的时间跨度从古代下延到现代，与现实问题的探索相衔接，大大提高了为现实服务的机遇，可视为历史地理研究出现的新动向。数理基础训练好的青年学者应在这一领域一显身手。措施之二，积极参与经济文化建设尤其21世纪发展战略决策的论证。揭示过去，认识现在为预测未来服务是历史地理学的优势。在当今经济文化建设的大潮中，在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议题中，历史地理学应该争得一席之地，以推动自身的发展。当然，在这个问题上还存在不同的认识也是正常的现象。
5.加强中西学术的沟通与交流 此次国际学术会议邀请一定数量的西方著名学者出席，为中西学术交流和沟通创造了良好气氛，并为建立较稳定的学术联系奠定了基础。经过学术交流，使中国学术研究与西方或称国际学术“接轨”的思想已得到较为广泛的认同。所谓学术研究的国际接轨包含两层意义，一是与西方建立广泛的学术联系，全面了解国际历史地理学术动向、最新学术成就尤其理论与方法论方面的进展，以为探索问题的借鉴；一是及时准确地通过国际学术刊物和会议介绍与传递中国历史地理学各个领域的工作成就和学术成果，使西方更多地了解中国，认识中国，以便在现代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架设起中西方相互交流和密切合作的桥梁，最终达到推动历史地理学国际性同步发展的目的。
6.坚持传统特色、繁荣学术研究 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已形成各单位各机构乃至个人的传统特色和学术风格。这正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优势所在、生命线所系，因此在短短几十年中即形成了学术繁荣、学科发展的好形势。会议认为，在未来的学术探索中继续发扬各自传统，保持所长，相互尊重，通力合作，仍然是繁荣学术、推动专业发展的动力。在中西方之间也同样存在各自的优势和弱点乃至不同的学术风格。在国际性学术交流中如何发挥优势、取长补短，完善自我，同样是繁荣学科研究所必须给予注意的课题。
会议期间，中外代表还参观考察了举世闻名的清代避暑山庄、外八庙及明金山岭长城。
综上所述，经过五天紧张有序的工作，完成了大会全部议程；会议确定的“报告学术、增进了解、促进交流、推动合作”的预定目标已经实现，研讨会获得了圆满成功。
会议得到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国家教委的资助。
韩光辉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