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与通胀的随机冲击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胀论文,效应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频繁遭遇重大随机冲击，如2003年的“非典”疫情，2007年下半年开始的猪肉价格和农产品价格的上涨，2008年的冰雪灾害和美国金融危机等。这些随机冲击不同程度地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改变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由此而提出的问题是：如何分解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遭遇的随机性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伴随着每一轮的重大随机冲击，我国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都出现大幅度的波动，如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致使经济增长速度由2008年第二季度的10.4％下降至2009年第一季度的6.1％，消费价格指数同期由7.9％快速下滑至-0.6％。因此，如何度量随机冲击对我国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效应？进一步，我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紧缩)的大幅度波动，特别是美国金融危机时期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快速下滑，主要是源于需求冲击还是供给冲击？准确地回答上述问题对于稳定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旨在基于我国的经济运行背景与数据特征，将经济增长率和通胀中的随机冲击分解为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进而基于分解的结果回答上述问题。
现代宏观经济理论中，无论是传统凯恩斯主义、新凯恩斯主义还是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一个基本命题就是产出波动是由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导致的，其中产出的长期趋势波动由供给因素决定，但对产出的短期波动主要是由供给冲击还是需求冲击所导致，则没有一致的结论。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学派认为需求冲击的是引起产出短期波动的主要原因(Friedman，1970)，新凯恩斯学派则着重强调基于微观基础所引起的价格与工资黏性为产出短期波动的动因(Gordon，1990)。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则认为技术冲击是造成产出短期波动的主导因素(Prescott，1986)。鉴于现有经济理论对导致产出短期波动原因无法得到一致的结论，现代计量经济学家更倾向于“让数据说话”，应用先进的数据分解技术，对实际产出序列进行分解，基于分解结果说明产出波动是源于需求或供给冲击。
Beveridge & Nelson(1981)基于ARIMA模型，将GNP分解成具有漂移项的随机趋势(持久成分)和一个平稳随机过程(短期成分)之和。Campbell & Mankiw(1987)使用标准的ARIMA模型，将美国战后的季度GNP分解为确定性趋势和随机成分，发现对GNP的1％的随机冲击，对GNP的长期影响将超过1％。Blanchard & Quah(1989，下称BQ)认为，上述方法的分解结果能够直观地揭示随机冲击对GDP的影响，但如果实际经济中存在如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多种不同类型的随机冲击，则上述方法分解的结果是GDP对各种随机冲击动态响应的混合。基于此，BQ使用双变量SVAR模型将随机冲击分解为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研究发现，供给冲击对GNP有长期效应，需求冲击对GNP仅产生短期效应。随后，BQ方法成为这一领域的主要方法。Spencer(1996)使用BQ方法研究了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对美国GDP和价格水平的动态效应，发现需求冲击对价格有长期的正向影响而对GDP只有短期的正向影响，供给冲击对价格有长期的负向影响而对GDP有长期的正向影响。Michael(1996)基于BQ分解方法研究发现，德国、美国和英国的产出和通胀的波动主要来源于供给冲击；日本和瑞典的产出波动主要来自供给冲击而通胀的波动则主要来自需求冲击。Mio(2002)使用BQ方法对通胀和产出的分解发现，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较好地解释了1970年后日本的通胀和产出的波动。不难发现，BQ方法的显著优点是能够将随机冲击中的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分解出来，分别研究两种冲击对经济变量的动态效应。BQ方法的主要不足是，为使SVAR模型可识别，必须假定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不相关。如果现实中两种随机冲击相关，则应对BQ方法进行改进。Cover et al.(2006)基于AS-AD模型帮助识别BQ的模型，从而放松了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不相关的假定，他们发现美国的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高度相关，并且需求冲击大约占GDP长期预测误差方差的82％。Enders & Hurn(2006)也认为，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不相关的假定可能不成立。为此，他们借鉴Cover et al.(2006)的方法对澳大利亚的研究表明，供给冲击与需求冲击的相关系数高达0.736，需求冲击大约为澳大利亚产出增长率预测误差的20％。
在我国，刘树成(2006)认为随机冲击是经济波动的主要来源之一，也是经济周期形成的重要原因。王少平、胡进(2009)将GDP分解为确定性趋势、随机趋势与周期成分之和，发现随机冲击对我国经济的长期波动产生的持久性效应为20％，瞬间效应高达80％。赵留彦(2008)基于BQ的约束条件，使用1990Q1—2006Q2的季度数据研究发现，我国短期中尽管需求冲击对产出增长有正向影响，但产出波动主要由供给冲击决定。龚敏、李文溥(2007)根据BQ方法，使用1996Q1—2005Q4的季度数据研究发现，我国近年来的高增长、低通胀是在有效供给能力改善的强有力推动下实现的。徐高(2008)使用1978-2006的年度数据，由BQ方法发现：中国的供给冲击对通胀产生正向效应，需求冲击对通胀产生负向效应，短期总供给曲线斜率为负。
由我国近期遭遇的随机冲击来看，美国金融危机给国内出口型企业带来负向的需求冲击，根据新凯恩斯理论可知，当企业面对负向需求冲击时，企业首先降低的是产出而不是价格，从而导致失业率上升和产出下降，进而对总供给产生负向供给冲击(Romer，2001)。也就是说，美国金融危机使得我国沿海地区大量出口型企业关门停产，并由此延伸至内地出口型企业和其他相关产业，带来新增失业人数大约为1200—1600万①，这一现实表明我国实际经济中的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是相关的。基于此，本文放松BQ约束条件，使用Cover et al.(2006)的方法将我国的随机冲击分解为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进而揭示这两种不同随机冲击对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短期波动和长期持久效应，最终计算需求冲击、供给冲击对通胀与产出波动的贡献。
二、供给冲击、需求冲击分解模型的构建与估计
根据AS-AD模型，需求曲线揭示了需求冲击正向引起名义产出波动的过程，供给曲线刻画了供给冲击对实际产出的正向持久效应。因此，实际经济中的随机冲击包含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而均衡条件下的价格水平和实际产出的变化则为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联合作用的结果。从实际背景看，2008年突如其来的冰雪灾害给我国南方造成巨大的负向供给冲击，这一冲击与随后的金融危机产生的需求冲击相叠加，带来随后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滑；2009年上半年的宽松货币政策使得我国信贷规模爆发性增长，给我国带来正向需求冲击，使经济增长率成功实现触底反弹，并导致2009年下半年的CPI由负转为正。上述理论和实践分析均表明，我国的经济增长和通胀的变化是来自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作用的结果。为度量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对我国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产生的影响，深入刻画美国金融危机时期以及危机后经济增长和通胀变化的原因，我们有必要将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变化中的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分解出来，分别考察需求冲击、供给冲击对经济增长和通胀的效应。为此，假设取自然对数的GDP(记为y)和价格指数(p)都是I(1)过程，并分别对y，p取差分，记为Δy，Δp②。进一步，令
分别表示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这样，实际产出的变化(Δy)和价格水平的变化(Δp)即为当前和以往各期所遭遇的需求和供给冲击的组合，BQ将其表述为：
不难发现，(7)式中的系数矩阵正好为模型(1)中A(0)的元素。由(7)式可进一步得到：
三、供给冲击、需求冲击的分解与结果分析
(一)数据说明
本文首先使用季度消费者价格指数CPI(1994年=100)将名义GDP换算为实际数据，然后对其取自然对数记为y，并以CPI表示p。本文原始数据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样本期间为1995年第一季度至2009年第二季度。进一步，我们曾在模型设定说明中假定了y，
为I(1)单位根过程，为检验这一假定的正确性，本文使用ADF检验y，的平稳性，结果见表1⑦：
由表1可知，所有变量均为I(1)，其一阶差分均为I(0)进一步支持这一结论。由此也说明，可以使用本文设定的模型分解随机冲击，并进而研究其对经济增长与通胀的效应。
(二)需求冲击、供给冲击的分解结果及其对经济增长与通胀的动态效应
1.需求冲击、供给冲击的分解结果
本文首先使用我国的季度数据估计模型(3)，综合考虑AIC，SC准则以及系数的显著性，滞后阶数q确定为6。本文同时还对模型(3)估计的残差做了自相关检验和正态分布检验。Box-LjungQ统计量检验结果表明残差没有自相关，Jarque-Bera统计量检验结果表明残差近似服从正态分布。⑧进一步，按照前述Cover et al.(2006)的分解方法，得到模型的估计结果，其中需求冲击与供给冲击的协方差为
=0.15，由此说明我国的需求冲击与供给冲击正相关，因此，本文使用Cover et al.(2006)的方法具有针对性、适宜性。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的分解结果见图1。
图1 供给冲击(e[，s])和需求冲击(e[，d])的分解结果
分解结果表明，样本期内的需求冲击平均为-0.010，标准差为0.65；供给冲击平均为0.063，标准差为0.74。相对较大的标准差则隐含着样本期内，我国宏观经济存在一定幅度的波动。
分时期来看，1996年为实现宏观经济软着陆，我国实施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加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我国遭遇了负向的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由分解结果看，1996年后我国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整体表现为负值，其中1998年的需求冲击为-2.58，1999年的供给冲击为-0.73。负向的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导致我国宏观经济在这一时期面临持续的低增长与通货紧缩共存。为刺激经济增长，避免通货紧缩，我国政府从1998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随后，负向的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开始上升，其中，需求冲击在2003年开始持续为正，供给冲击于2002年开始持续为正。
2003年我国虽然遭遇“非典”疫情的冲击，但在1998年开始的货币、财政政策的刺激下，2003年我国的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都为正值，这一结果说明“非典”疫情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有限。2005年后由于投资过热、外需过热的影响，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都于2007年达到一个局部最大值。其中2007年需求冲击为3.21，供给冲击为3.99。
为抑制通货膨胀、经济过热，央行从2006年开始连续8次加息，17次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连续的从紧货币政策随后带来负向的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此外，2007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还遭遇一系列负向的随机冲击：猪肉价格和农产品价格的上涨，2008年初突如其来的冰雪灾害和随后的地震与国际油价及粮价的上涨，以及2008年下半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这些负向的国内外随机冲击叠加起来，导致2008年我国的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大幅度下滑，其中2008Q1的负向需求冲击为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效果，负向供给冲击为冰雪灾害和农产品价格上涨等因素导致的结果。特别地，2008年下半年的负向需求冲击和负向供给冲击为金融危机影响的结果，这一结果隐含着美国金融危机是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影响我国的宏观经济。
为抵御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的负面影响，从2008年下半年起，我国政府在随后两年多时间内将安排4万亿元投资启动内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与此同时，我国央行连续5次降息，3次较大幅度下调存款准备金率。4万亿的投资产生的投资需求，导致正向需求冲击，同时投资的增加形成生产要素的累积，从而增加总供给能力，形成正向供给冲击。另外，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增加了货币供给量，刺激总需求增加，利率的下降则引起投资的增加导致总需求扩张，而投资的增加又会引起资本的积累，从而提高总供给。因此，应对美国金融危机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将给我国带来正向的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从本文分解结果看，以上的政策效果已初步体现：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都由负转为正，其中2009年第二季度的需求冲击为0.21，供给冲击为0.66。
2.需求冲击、供给冲击对经济增长与通胀的动态效应——基于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
进一步，由AS-AD模型可知，产出和价格的波动源于需求和供给冲击，但对产出和价格影响的方向和持久性，需求冲击、供给冲击产生的效应不尽相同。当面对正向的需求冲击时，短期中由于经济中的各种“摩擦”⑨，产出先上升后下降，而通货膨胀持续上升；长期中价格和工资将调整至均衡，各种“摩擦”消失，因此长期中需求冲击不影响产出，仅影响价格。另一方面，当面对正向供给冲击时，产出将上升而物价指数将下降。因此，需求冲击对经济增长具有短期效应，对通货膨胀具有持久效应，而供给冲击对通胀和经济增长都有持久效应。为揭示供给冲击、需求冲击对经济增长和通胀的动态影响，本文首先使用Choleski因式分解，将模型(1)分解得到的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正交标准化，以消除随机冲击的相关性，然后根据VAR的脉冲响应函数⑩，分别计算了经济增长和通胀对一个单位正向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的累积响应，结果见图2和图3。
从图2看，需求冲击(e[，d])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驼峰”效应，“驼峰”效应最高点出现在冲击后的第4个季度。(11)随后，需求冲击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以较快的速度逐步递减直至消失为零。供给冲击(e[，s])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在初始时期较平稳地累计增加，最大响应出现在冲击后的第9个季度，随后累积效应缓慢回落，并最终稳定保留在0.6附近。这一结果说明，短期中为促进增长或防经济增长过热，宏观经济政策应从总需求管理入手，通过扩张或抑制总需求能够较快达到调控经济增长的目的；与之不同，长期中促进经济增长应从刺激总供给着手，通过持续正向供给冲击推动经济长期持续增长。这一结论对后危机时期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有借鉴意义(分析见后)。上述结论与我国的实际经济运行基本一致。例如，1998-2002年，我国虽然实施了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但由于当时的银行惜贷、企业惜投、居民惜购以及外需不足，导致这几年的需求冲击整体为负，经济增长低迷，政策效果没有能够体现。2004年后，随着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的扩张，需求冲击显著转为正，经济增长速度随即快速上升。另一方面，2007年下半年后由于猪肉等农产品价格和国际原油价格的上涨，供给冲击下降直至为负值(见图1)，其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在随后时期逐步缓慢显现出来。
图2 经济增长对供给冲击、需求冲击的累计响应
图3 通胀对供给冲击、需求冲击的累计响应
从图3看，需求冲击对通货膨胀的正向累积效应在初始期逐步增加，并在随后的第三季度达到局部最大值(1.86)，随后缓慢波动，并最后持续稳定在1.96附近。供给冲击对通胀有持续的负向效应，这种负向效应在前8个季度呈“V”型，随后下降并稳定-1.7附近。从实际看，2003年我国货币供给增长速度创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新高，广义货币供给量增速达到19.6％。货币供给的快速增长给我国宏观经济带来正向需求冲击，受这一冲击的影响，我国2004年的价格水平较大幅度上涨3.9％。2007年下半年，我国猪肉等农产品价格快速上涨，给宏观经济带来负向供给冲击，这一冲击导致了随后较高的通货膨胀，2007年第4季度的通胀率达到6.63％。
上述分析表明，本文分解的随机冲击对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动态效应与AS-AD模型所揭示的经济含义相一致，与前文对A(0)中各元素预期符号相吻合，并基本准确地刻画了我国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所受随机冲击的影响。进一步，结合前述随机冲击分解的结果与脉冲响应函数的结论(12)，我们可以准确地判断：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和通胀率的快速下滑主要是负向需求冲击的后果，而2009年下半年的经济迅速复苏则再次说明刺激总需求的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和通胀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上述结论还说明：由于供给冲击才能带来经济持续增长，在我国2009Q4经济增长率达到10.7％的情况下，我国未来一定时期内的宏观调控政策不宜继续大幅度拉动总需求，而应着力转向于刺激总供给，通过持续正向供给冲击达到保持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增长的目的。
(三)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中需求成分、供给成分的分解
近年来，我国频繁遭遇的诸如洪水、冰冻乃至地震等自然灾害，以及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金融危机等的冲击，势必影响我国经济增长和通胀的长期趋势和短期波动。因此，分析需求冲击、供给冲击对经济增长和通胀的长期趋势和短期波动效应，对于准确认识随机冲击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对于适时制定适宜的稳定经济政策，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BQ模型的显著优点是不仅能够分解出经济增长与通胀中的长期趋势和短期波动，而且还能基于分解的结果，计算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对经济增长和通胀(通缩)波动的贡献。
1.经济增长中需求成分、供给成分的分解结果及分析
经济周期理论认为，当期的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当期劳动生产率的改进、技术的进步以及经济结构的改善，而且也取决于业已形成的生产要素的积累(供给冲击)。因此，供给冲击将对当期及随后的经济增长产生长期持久影响，这种影响就构成实际经济增长中的长期趋势。从经济增长中褪去长期趋势就形成经济增长中的短期波动，它来自需求冲击效应。前述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也表明，需求冲击对经济增长具有短期效应，供给冲击对经济增长具有长期影响。因此，经济增长中的长期趋势来自供给冲击的累积效应，短期波动则来自需求冲击的效果。为分解出经济增长中的长期趋势和短期波动，基于前述经济周期经济理论，令模型(1)的供给冲击为零，剩余的部分即为由需求冲击构成的经济增长率中的成分，它是经济增长率的短期波动成分，同样，令模型(1)中需求冲击为零，剩余即为GDP增长率中的供给成分，由此构成经济增长率的长期趋势。分解结果见图4、5。
图4 GDP增长率中的需求成分(短期波动)
图5 GDP增长率中的供给成分(长期趋势)
从图4容易看出，1996Q3—1998Q2，经济增长率中的短期波动成分大幅度快速下滑，导致下滑的主要原因是紧缩性货币政策和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负向需求冲击。1998年后的积极财政政策以及连续4次下调存款基准利率的宽松货币政策的刺激，导致短期波动成分由底部向上爬行，并于2000Q2达到波峰。2001年和2004年，短期波动成分都出现一个下行过程，下行的主要原因是货币政策的收缩导致的，例如，2000年的M[，2]仅增长12.3％，创同一时期增长率的最低点。2005Q1—2007Q2，我国面临投资需求、出口需求增长过快，以及较大幅度的流动性过剩所带来的正向需求冲击(见图1)，导致短期成分稳定位于波峰，隐含这一时期经济过热。2007Q3的短期成分开始下降为负，并于2009Q1探底。最近一轮短期成分的下降首先是源于2007年的紧缩性货币政策，而美国金融危机带来的负向需求冲击则加速了其下行的速度。进一步，从短期成分的运行趋势看，2009Q2开始反转，“V”型结构初步形成。这一结果意味着我国宏观经济历经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后于2009Q2开始复苏，它还说明，我国2008年下半年后的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开始取到明显的效果。同时也应看到，“V”型结构虽然初步形成，但需求冲击仅对经济增长产生短期效应，因此如同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的2000年，收紧货币政策可能导致随后出现需求成分再次探底，因此，我国今后还应继续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另一方面，根据经济增长理论，GDP中长期趋势成分主要源于各种投入要素的增加以及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转型等因素形成的供给冲击，它大致反映总供给支撑经济增长的能力。从图5可以看出，季度GDP增长率中的趋势成分平均为9.62％，标准差为1.58％。这一结果说明我国宏观经济已形成快速增长的趋势，如果没有遭遇重大的负向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我国宏观经济将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具体来看，1996-2001年，GDP增长率中的趋势成分有逐步下降的趋势，但下降的速度相对较慢，幅度相对较小，由此表明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的负向供给冲击也导致了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但供给冲击的影响相对较小。2007Q2后，受国际油价、农产品价格以及地震、冰雪灾害，特别是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增长率中趋势成分开始大幅度下滑，并于2009Q1触底，2009Q2反转。
特别地，由上述分解结果还可以分析每期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对经济增长率影响的重要程度。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期，1998年季度平均增长率为7.53％，其中由供给冲击支撑的趋势增长率为8.67％，由需求冲击导致的短期增长成分为-1.14％。因此，如果没有金融危机等负向需求冲击，1998年我国仍将以较高的速度增长。2000年GDP增长率中的短期成分逐步增加，并基本维持相对较高水平，但由于该年度增长率中供给成分相对较低，平均值仅为8.2％，从而导致我国2000年经济增长速度相对偏低。与之不同，尽管因货币政策收紧导致2004年需求成分较大幅度下降，但由于这一年度经济增长中的趋势成分仍保持较高水平，平均为10.6％，由此形成了2004年的较高增长速度。上述分析说明，由供给冲击形成的趋势成分是保持我国经济快速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
美国金融危机时期，我国2009Q1的实际增长率为6.1％，其中趋势增长率为7.48％，短期增长成分为-1.38％。因此，美国金融危机时期我国的趋势增长率和短期增长成分都位于较低水平。由此印证了美国金融危机是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大幅度地冲击我国的经济增长，导致我国这一时期经济增长速度的快速下滑，也隐含着反危机的刺激经济增长政策应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着手。2009Q2我国的实际增长率上升为7.9％，并且趋势增长率和短期波动成分都实现了反转，其中趋势增长率上升为7.97％，短期成分由低位上升为-0.07％。因此，在2009Q2的增长率比2009Q1的增长率上升的1.8个百分点，供给冲击贡献41％，需求冲击贡献59％。这就说明，正向需求冲击是经济复苏的主要原因。进一步，从复苏的幅度和过程来看，2009Q4的增长率达到10.7％，结合本文脉冲响应函数的具体结果以及2009Q2经济复苏中需求冲击是主要原因的结论，我们可以判断，2009Q4的经济快速增长主要是来自需求冲击。由此说明2009Q4的经济增长率中需求成分较高，而供给成分相对较低，隐含着我国的复苏过程还不稳健，经济增长速度还存在回复低谷的可能。因此，金融危机后我国促进增长的政策应着重从增加有效供给着手，并适度刺激有效需求。
2.通货膨胀中需求成分、供给成分的分解结果及分析
基于前述AS-AD模型和本文脉冲响应函数的估计结果，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对价格水平都有长期的累积效应，因此任何时期的随机冲击都将改变随后通胀(通缩)的数值和路径。为揭示这种长期效应，令模型(1)中的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分别为零，基于此得到通胀中的需求成分和供给成分，由此揭示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对通胀(通缩)影响的影响程度。结果见图6、7。
图6 通货膨胀中的需求成分
图7 通货膨胀中的供给成分
从图中可以清晰看出，由于亚洲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负向需求冲击和负向供给冲击，导致通胀中的需求成分快速下降为负，并在底部反复徘徊，而供给成分却呈现上升的趋势。这一结果印证了负向需求冲击对通货膨胀形成负向影响，而负向供给冲击对通货膨胀产生正向影响的理论结论。它还说明，亚洲金融危机时期我国较长时期的持续通货紧缩主要源于需求冲击。
图6中的需求成分在2003-2007年由负转为正并逐步攀升，导致2003-2005年需求成分攀升的原因是持续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刺激，而2006、2007年需求成分上升则是由于流动性过剩、出口需求和投资需求的过快增长。另外，图7中供给成分在2004年形成一个“凸起”，其原因是2003年下半年开始的农产品价格上涨形成的负向供给冲击，由此也说明我国2004年物价指数的快速上升(3.9％)是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的叠加结果。进一步，2005和2006年通胀中供给成分下降是由于生产效率提高所带来的正向供给冲击的结果，而国际油价、猪肉价格和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是导致供给成分在2007年较大幅度攀升的主要原因。因此，2005年的低通胀(1.8％)是由于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联合作用的结果，2006年的低通胀(1.5％)则是主要由于正向供给冲击的结果，而2007年开始的高通胀既有需求拉动(需求冲击)的因素，也有成本推动(供给冲击)的因素。由此也说明，我国近年来的高通胀是来自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的联合作用结果。
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2008年下半年通胀中需求冲击成分大幅度下降。这一结果表明，美国金融危机时期的低通胀主要是负向需求冲击的后果。具体来看，2009Q1我国通胀率为-0.6％，其中需求冲击成分-3.32％，供给冲击成分为2.72％。这一特征与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的1999年的结果相似：1999年我国的季度通胀率平均为-1.52％，其中供给冲击成分为0.55％，需求冲击成分-2.07％。由此说明我国近期较大幅度的物价指数下降主要是负向需求冲击的结果。进一步，受2008年下半年以后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的刺激，我国2009年上半年产生爆发性信贷增长，使得我国出现了流动性相对过剩的局面，由此而引起通货膨胀预期。结合本文脉冲响应函数的结果，2009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带来的正向需求冲击将对通胀将产生持久效应，因此，2010年我国将面临物价指数持续上涨的局面。基于此，金融危机后的宽松货币政策还应适度收缩，防患未然，避免随后出现高通胀。这一结果再次说明，后危机时期的刺激增长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应注重刺激有效供给。
四、结论
本文使用数据分解技术，将我国经济增长、通货膨胀中的随机冲击分解为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分解结果基本准确地刻画了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现实。在此基础上，本文使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了供给冲击、需求冲击对经济增长和通胀的动态效应，并进而揭示了需求冲击、供给冲击在我国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短期波动和长期趋势中的贡献。上述结论互为补充，相互印证，可概述为：
第一，样本期内，我国遭遇的需求冲击平均为-0.01，标准差为0.65；供给冲击平均为0.063，标准差为0.74。其中，美国金融危机使得我国2009Q1的需求冲击为-1.85，供给冲击为-0.15，负向的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导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和价格水平大幅度下滑。
第二，本文对经济增长率的分解表明，我国季度GDP增长率中长期趋势成分平均为9.62％。这一结果说明我国宏观经济已形成快速增长的趋势。美国金融危机带来的负向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导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快速下滑。2009Q2我国经济增长触底反弹，增长速度达到7.9％，经济实现复苏，正向需求冲击是经济复苏的主要原因，由此意味着复苏过程经济增长率中供给成分相对较低，隐含着我国的复苏过程还不稳健。因此，现阶段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应以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优化为重点，着力提高有效供给能力，并适度刺激总需求，以此促进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第三，本文脉冲响应函数的结果为，需求冲击对产出具有短期正向“驼峰”效应，供给冲击对产出具有长期正向持久效应。这一结果意味着，短期中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应从拉动总需求着手，长期中促进经济增长应从刺激总供给着手。进一步，需求冲击对价格水平具有长期正向效应，供给冲击对价格水平具有长期负向效应。美国金融危机带来的负向供给冲击以及应对金融危机的宽松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形成的正向需求冲击，对通货膨胀带来正向影响，且这一正向影响将持续存在。因此，现阶段我国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应具有前瞻性，应实时、灵活操作，避免随后出现高通胀。
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但文责自负。
注释：
①资料来源：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部部长杨义勇在2009年上海论坛的发言，人民网，http://sh.people.com.cn/GB/134952/154142/154421/9279880.html.
②这样Δy表示GDP的增长率，Δp则反映了通货膨胀率。
③因为假定了y，P为I(1)过程，因此有X=(Δy Δp)'为平稳过程。
④其推导过程见Blanchard & Quah(1989)。
⑤这里的随机冲击与模型(1)随机冲击区别在于：模型(3)的结构冲击是系统最根本意义上的原始冲击，模型(1)的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有可能是受后者的影响而表现出的对经济系统的扰动(龚敏、李文溥，2007)。
⑥Cover et al.(2006)对AS-AD施加了三个约束：(4)，(5)式分别表明一单位供给冲击和一单位需求冲击对
有单位效应，(5)式表明AD曲线的斜率为1。这三个约束加上下文(9)式的第4个约束，正好识别本文的模型。
⑦我们需要说明，这里的单位根检验使用的是季度GDP的自然对数，对模型(1)的分解和估计应该使用季度GDP增长率。但用消费者价格指数折算成实际GDP后计算的季度GDP增长率与国家统计局报告的季度GDP增长率略有差异，这是由于GDP折算指数不同导致的。另一方面，模型(1)的估计与分解过程中仅涉及GDP增长率的数据，而不涉及实际GDP数据，为此，本文在模型(1)的估计与分解中使用国家统计局报告的季度GDP增长率。
⑧由于模型(3)在本文中没有太多的经济意义，为节省篇幅，我们没有报告模型(3)的估计结果。
⑨这里的摩擦主要指经济中的信息不完全以及名义工资、名义价格刚性。
⑩具体计算见约翰斯顿、迪纳尔多(2002)，恩德斯(2006)。
(11)Blanchard & Quah(1989)，Spencer(1996)对美国的数据分析发现，“驼峰”效应最高点分别出现在随后的2个季度和3个季度。因此，本文的结果与上述文献的结论基本相同，也与徐高(2008)等的结论基本相同。
(12)这里是指美国金融危机时期我国遭遇了负向需求冲击，而脉冲响应函数表明负向需求冲击对增长有短期负向“驼峰”效应，对通胀短期有相对较大的负向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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