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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中欧关系成为国际上一个热门话题，各种议论纷纭，看法五花八门。欧洲舆论还经常围绕一两件事大肆炒作，有时竟闹得满天风雨。“中欧关系究竟怎么啦”？中欧各界许多人士对此深感关切。在此时刻，很需要中欧双方冷静的观察和思考，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判断。
一
严格地说，中欧关系不是一个精确的概念。长时期内，中国所说的“中欧关系”是指中国同西欧国家的关系。后来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欧盟不断扩大，由最初的六国经济合作组织发展成为政治、经济、安全和外交朝一体化迈进的国家联合体，囊括了欧洲27个国家；二是冷战结束后，东欧国家或加入欧盟或向欧盟靠拢，作为一个政治概念的“东欧国家”不复存在。现在的中欧关系实际包括三部分：其一是中国同欧盟的关系；其二是中国同欧盟成员国的双边关系；其三是中国同欧洲非欧盟成员国的双边关系。这三者有联系，但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更不能把中国与其中一方关系笼统归结为中欧关系。
厘清这一概念对准确评估中欧关系整体发展状况很有必要：首先，中国与欧盟一个成员国关系出现问题，即便这个国家是欧盟有影响的成员，并不意味着中国同欧盟的关系发生问题；其次，如果中国与欧盟关系出现某种问题，并不意味着中国同所有欧洲国家关系都有问题。
这几年，中欧关系确实发生了一些波折。面对中国的持续稳定发展，欧盟对华态度出现不很正常的变异，以中国担负“责任”为借口，在许多方面加大对中国的要价，并在双方存在分歧的问题上施加压力。而在中国关切的问题上，主要是取消“军售”禁令和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上，欧盟不仅没有进展，而且立场出现反复甚至后退。此外，有个别欧洲国家，把与中国建立的战略关系置于脑后，在事关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公然挑战中国立场，造成双方关系的困难。与此同时，中国同世界其他大国的关系或有明显的改善，或有积极的进展，整体上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相比之下，中欧关系相对滞后的状况就更加凸显出来。基于这种情况，有些舆论宣扬中欧关系已陷于“恶化”状态。显然，这种结论也是肤浅的和草率的。
中欧关系不同于一般国与国之间的双边关系，涉及中国与欧盟、中国与各个欧洲国家两个层面，利益呈现多元化，交往领域广泛，内容更加丰富。因此，应该进行全面、综合的观察和深入、具体的分析。既要看到局部，更要看到全局，而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从整体上看，决定中欧关系的基本面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尽管出现了一些消极因素，推动中欧关系发展的积极因素仍占主导地位：第一，中欧在战略上没有根本利害冲突，互不构成战略威胁。中国支持欧洲一体化，希望欧洲不断发展。欧洲各国对中国发展大都评价积极，承认对欧洲不是威胁而是机遇；第二，中欧在经贸、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务实合作具有互利互惠的特点，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虽在某些具体事项中会有分歧和摩擦，但保持合作发展势头依然是双方共同的愿望。中欧利益更趋交织，任何一方采取行动损害对方利益，最终自己也难免遭受损失，结果必然是“损人不利己”；第三，面对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全球性问题，加强中欧合作共同应对挑战，已越来越成为双方的共识。有效的合作需要良好的关系做基础；第四，经过几十年的共同努力，中欧人民已有较好的感情积累。任何严重损害人民友谊的言行，都将遭到公众的反对。
只要这些基础条件没有受到根本损伤，中欧关系就不可能恶化。当然，中欧关系的基本面也会转化。中欧之间确实存在着一些分歧，处理不当就会变成双方关系发展的障碍。例如一方的行为严重影响到另一方的核心利益，双方关系的基础就会遭受损害。从当前来看，中欧关系仍可以说是机会依旧，挑战依旧，机会多于挑战。双方共同努力发展机遇，妥善应对挑战，确保中欧关系朝着互利共赢方向发展。这样做，才真正符合中欧人民的根本利益。
二
在当前中欧关系中，欧洲面对的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发展起来的中国。
欧洲经历了近千年中世纪的残酷与黑暗后，才进入文艺复兴时期。此后，英国等主要欧洲国家相继完成工业革命，同时对外实施扩张和掠夺，强占殖民地，逐渐发展和形成在世界上的强势地位。可以说，从17世纪到20世纪初300年左右，是欧洲的辉煌年代。那段时期欧洲列强云集，掌控世界大局。英国更号称“日不落帝国”，俨然以世界“领袖”自居。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开始走向下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取代欧洲成为西方魁首。欧洲虽趋衰落，但经过战后恢复，实力仍居于世界前列，并与美国密切配合，在国际上依然具有很大影响力。
长期处于优势地位，使欧洲滋生出一种错误的思想意识。他们自以为世界上唯有欧洲“优越”、“超强”，对其他国家和民族怀有严重的傲慢与偏见，而且强烈认为欧洲的一切都“完美无缺”，应是世界效仿的楷模、衡量一切事务的标准。欧洲在二战后接受了美国的“领导”，一则由于迫切需要美国的经济援助和安全保护；二则因为美欧属于相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体系，不少欧洲人把美国看做是“欧洲文明”的发展与延伸。但在处理与其他国家关系中，欧洲这种自高自大的心理一再顽固地表现出来，包括同中国的关系，也是如此。
对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西欧除少数国家表现出一些独立性外，基本都是唯美国马首是瞻，长期追随美国的行动。
自中国改革开放后，欧洲确实对华表现出较大热情，积极发展同中国的全面接触与合作，先后推出五个对华关系的战略文件。欧洲看重与中国的关系，出于多种考虑：最主要的是，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前景最好的市场，这对欧洲经济是至关重要的；其次，随着中国国际影响的增大，欧洲也期望“促进中国全面负责任地参与全球性事务的对话与合作”，以应对国际安全领域的诸多新挑战；再次，欧洲试图通过广泛接触，推动中国向建立在法治和尊重人权基础上的“开放型社会转型”，也就是按照西方模式“塑造”中国。欧洲的设想是，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新生的“中产阶级”必将导致社会的改变。总之，欧洲愿意看到中国有所发展，但不能发展得太快太强大；欧洲赞成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但需在维护现行国际体系的框架内，并与欧洲的思维和理念保持一致；欧洲支持中国进行改革，但应朝着西方所希望的方向发展。
西方世界包括欧洲在内，对中国的崛起一直怀着矛盾的心态，既希望从中国发展中获取利益，又对中国发展充满怀疑、忧虑和无奈。冷战结束之后，中国“崩溃论”更是盛行一时，有些人甚至断言，中国将是“世界共产主义多米诺倒塌”的下一个骨牌。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中国不仅没有崩溃和垮台，而且发展得越来越好。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更以年均国内生产总值(GDP)10%以上速度发展，先后超过欧洲的经济大国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随着中国持续的快速发展，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四起，“妖魔化”中国成为西方舆论的时髦，恶毒诬蔑和攻击中国的言论甚嚣尘上。对一个蓬勃兴起的大国，污蔑和“妖魔化”只能歪曲中国的形象，却难以阻挡中国继续前进的步伐。面对这一现实，中国“责任论”应运而生。继美国提出要求中国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后，欧盟发表了题为《欧盟与中国：更紧密的伙伴、承担更多的责任》第六个对华文件。这份文件与前五个文件基调不同，在强调中欧平等伙伴的同时，更突出了要中国“平等”分担责任的内容。中国“责任论”有一个承认中国作用的积极外表，但实质却是企图用国际责任来“规划”和“管理”中国的发展和影响。
可以看出，欧洲对中国的发展缺乏深刻了解，对中国发展的速度和结果，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因而感到紧张、不安、失落和焦虑。顽固的冷战思维，传统的优越感，自身一体化进程受挫，诸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欧洲有些人逐渐偏离与中国平等合作的轨道，开始更多地把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对中国表现出“强硬的姿态”。中欧关系这两年出现的问题，几乎都与此有关。
发展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强烈要求和正当权利，这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从世界发展的经历看，力量对比发生此消彼长的变化，是正常现象。中国、印度、巴西等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的兴起，是对人类社会进步和繁荣的重大贡献，也有利于发达国家的继续发展。发达国家对此应真诚欢迎，积极与发展中国家进行互利合作，而不应该采取对抗和遏制的态度。欧洲仍是当今社会一支重要力量，加强与中国等发展中大国合作，只能使欧洲的作用更加彰显而不会削弱。越来越多有远见的欧洲领导人意识到这一点，主张增进与新兴国家的合作，这是令人鼓舞的趋势。
中国本身的发展战略和对世界以及欧洲的观点政策都是清晰和透明的。中国一再向世界郑重申明，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强调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坚持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积极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所有这些，中国都没有停留在宣言上，而是努力落实在行动上。中国一向重视与欧洲的关系，始终如一推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的发展。
作为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欧洲应当对中国有更多了解，赋予更多的信任。时代不同了，国际关系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欧洲应改变历史形成的那些与当今时代不相符合的思想意识，摆正自己在世界的位置，端正对中国发展的态度，树立正确的“中国观”，真正平等地对待同中国的关系。这对中欧关系长期稳定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三
中欧之间既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也存在分歧，这是客观事实。问题在于如何全面权衡利益和妥善处理分歧。
中欧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包括一些价值观念；二是在一些国际问题上；三是涉及双方利益的一些具体问题上。
双方在第一方面的分歧是最难解决的，同时也应是最容易处理的。所谓“最难解决”，因为社会制度是由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和人民意愿决定的，涉及该国历史遭遇、社会形态、道德传统、文明传承和发展阶段等各个方面。本质上，这属于国家内政和主权范畴。即便在西方国家之间，也存在诸多差异。强求一致是不现实的，也是毫无道理的。中国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完全由中国人民自己决定，任何国家都无权干涉。意识形态与各国的发展历史、社会传统、民族特点、思维方式等密切相关，有共性，更具特性。例如，民主、人权、法治等同样是中国的追求目标，中国的重视程度绝不逊于欧洲，但在具体实施上则需依据本国的现实和传统，不能完全一致。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处理相互关系，是过时的冷战思维。中国历来主张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应该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发展合作、和平共处。在意识形态上，中欧可以相互交流，彼此借鉴，共同提高，但不能借此对对方横加干涉。中国从未试图把自己的制度和观点强加于欧洲国家，同样欧洲也不应企图通过任何方式改变中国。在这些问题上，邓小平讲得非常明确：“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所谓“最容易处理”，就是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原则上并不直接影响到对方的利益。双方应承认世界多样性，采取相互尊重与包容的态度，互不干涉，求同存异。这些都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在国际问题上，中欧共同面临许多全球性挑战，需要加强合作，共同应对，这是大方向和大原则。但中欧的对外方针政策和立场不尽一致，考虑问题的角度、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以及涉及利害的程度亦有区别，有合作一面，也有分歧的一面，这是很自然的。事实上，欧盟各国对待同一问题也并非完全一致，经常出现分歧和争论。既然欧洲内部都是如此，有什么理由要求中国凡事与欧洲保持一致！中欧在国际事务中需要加强合作，但各自保持独立自主，也就是“和而不同”。
战略伙伴主要方面是互利合作，但也有竞争，也会产生利益的碰撞和冲突。欧盟同美国是盟友关系，但经常在经贸等问题上吵得不可开交。重要的是，中欧应共同努力寻求双方利益的最佳汇合点，不断拓展合作的新领域和新途径。出现分歧，要从关系大局出发，站在战略的高度，通过磋商找出解决的办法，达到互利共赢的结局。采取任何方式的保护主义措施，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从长远看只能给双方都造成损失。在维护本身利益时，也要考虑对方利益，这样的合作才能维持长久，充满旺盛的活力。
中欧关系既有战略性，也有复杂性。欧盟本身决策机制上又存在两重性，更增添了关系处理的难度。这需要双方凡事要保持慎重和冷静，始终考虑中欧关系的全局和长远利益，共同作出不懈努力。良好的全面合作战略伙伴关系，有利于中欧人民，也有利于世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