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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已经形成了一套市场化程度较高、以本土企业为创新主体的“企业主导型”创新模式。作为首个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深圳的创新探索不仅是城市自身转型升级的需要，更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步骤。其宝贵经验，将对其他城市的创新工作大有裨益
2009年12月，美国Matthew Bullock 与Walnut工业公司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提起申请，指控中国青岛奥昂特工贸有限公司对美出口和在美销售的集装箱货保系统侵犯其美国专利及相关版权，请求ITC启动337调查，并发布永久排除令和禁止令。
这是2009年美国提起的第8起涉及我国企业的337调查申请。截至2009年底美国对我国发起的337调查已达97起。从2002年开始，我国已连续8年成为337调查的主要对象和最大受害国，其中调查内容88％涉及专利权问题。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我国企业因在海外遭遇知识产权诉讼而支付的赔偿金已超10亿美元。
事实上，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知识产权已成为国家和企业争取科技和经济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是构成其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在全球生产总值的高速增长中，知识产权贡献的份额已经由20世纪初的5％上升到今天的80％-90％；世界上20个左右的创新型国家拥有全球90％以上的发明专利，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无形资产对全球500强企业发展的贡献率已超过80％。然而，目前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较差，发明专利申请数量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距离。
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田力普曾表示：“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环境更为复杂多变，中国企业若想摆脱目前尴尬的应诉局面，应当树立知识产权忧患意识，积极开发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大力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可以说，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发展创新驱动型经济、加速创新型国家建设迫在眉睫。这也是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环节。
早在2006年，党中央、国务院就已经作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决策，提出到2020年中国要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随着这个时间节点的日益临近，该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展。城市，作为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主力，更是加速了创新脚步。许多地方政府纷纷提出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城市作为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的主导战略。
继2008年深圳成为国家创新型城市首个试点之后，2010年1月12日，国家发改委又批准了包括大连、青岛、厦门、沈阳、西安、广州、成都、南京、杭州、济南、合肥、郑州、长沙、苏州、无锡、烟台等16个城市在内的第二批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
国家发改委高技术产业司副司长刘艳荣对《中国投资》表示：“建设创新型城市是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有效举措，通过探索创新发展模式，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加快创新资源集聚，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将强化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全面促进自主创新战略的深入贯彻落实”。
“企业主导型”创新模式
提起深圳的创新型企业，许多人会第一个想到华为。这些年在全球市场叱咤风云、令国际同行敬畏的华为，不仅仅是一个东方商业传奇，更是中国自主创新精神的代表。
到过华为的人可能都有一个共同感受：从外表看，华为的公司大楼与其他企业相比并不出奇，可楼里的一面墙壁却显得有些与众不同：上面挂满了各种专利技术的证书牌匾。华为这面专利墙彰显的，正是华为人最引以为自豪的特质——自主创新。
华为每年的专利申请量基本维持在3000件左右，去年达到4389件，其中80％是发明专利。据市场研究机构Dell'Oro的报告显示，华为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移动设备供应商，特别是在3G、LTE方面构筑了世界第一的竞争力。2009年，华为助力全球领先运营商TeliaSonera在挪威成功发布世界上第一个LTE商用网络，而且全球LTE商用合同数第一。
以代理产品起家的华为走上自主创新的道路，初始的动力完全是为了能够“活下去”。上世纪90年代初，代理进口模拟交换机的华为公司与当时深圳市大量的“三来一补”企业没有什么两样，直到他所代理的香港公司看到市场局面已经打开，做出了收回代理权的决定。几乎是一夜之间，华为就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选择：是要寻找新的代理商、继续过着命运无法自主的日子？还是破釜沉舟、彻底摆脱仰人鼻息的经营模式，走上自主创新的艰辛道路？
多年以后，任正非回忆起当时的情形仍然唏嘘不已。远见决定未来，华为人选择了一条充满危险但更有希望的路：将代理销售获得的微薄利润投向程控交换机的自主开发，给企业找一条生路。
华为交换机的迅速走红，使得小试牛刀的华为公司看到了创新技术为企业发展注入的巨大活力。从此，华为在自主创新的道路上渐行渐远，为了保证自主创新这项资金密集型投资活动的顺利开展，华为明文规定：“保证按销售额的10％拨付研发经费，有必要且可能时，将加大拨付比例。”实际上华为每年的研发投入不仅比国内一般企业不足1％的比例高出许多，有些年份其实际投入比一些跨国公司还要高。
根据著名的IT研究与顾问咨询公司美国高德纳公司的统计，华为在电信业最不景气的2002年，投入研发的资金占总营业额的比例为17％。这一比例要高于诺基亚、阿尔卡特和思科。10多年来，单单是华为在3G领域投入的研发费用，已超过50亿元。华为董事长孙亚芳曾这样回应外界对华为的质疑：“我们为什么要创新，为什么要投入50多亿元到3G中去？是为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华为的创新之路正是深圳市产业转型20年来的一个缩影。
创新精神已成为以华为为代表的众多深圳企业的DNA。在深圳转向发展创新驱动型经济的道路中，企业所扮演的主力军角色从未改变。其主体地位既为深圳城市资源禀赋前提所决定，又是深圳对发展道路的主动选择，成为深圳自主创新的一大特色。
如今，深圳已经涌现出一批凭借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在国内外市场各领风骚的行业龙头企业，形成了国内最大的本土创新企业群。通讯领域的华为、中兴，软件领域的金蝶、金证、亚都，生物工程领域的海王、科兴、海普瑞，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比亚迪、航盛电子、陆地方舟，新材料领域的长园、中金高能，医疗器械领域的安科、迈瑞、金科威等等，都在国内乃至国际市场上具有了相当强的竞争力。
2009年6月19日，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副书记、深圳市政府代市长王荣在腾讯深圳总部调研时表示：“在这么大的金融危机下，深圳依然能够保持一个较为理想的增长态势，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有这样一批成长性好的，抗击能力强的高科技创新型企业”。
深圳市政府近年做过一个统计：深圳高新技术产值当中，有50％来自本土企业；同时，深圳有一个“四个90％”的杀手锏，即90％以上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90％以上职务发明专利出自于企业。这意味着深州已经形成了一套市场化程度较高、以本土企业为创新主体的“企业主导型”创新模式。
打造“服务型”政府全力营造创新环境
在这个“企业主导型”创新模式中，深圳市政府不扮演传统的“婆婆”角色，而是致力于当好企业的“服务员”，体现了政府职能由管理型向服务型的转变。
按照企业的评价，深圳政府的“首功”在于打破僵化体制、机制对于创新行为的障碍，及时建立起扶持创新的较为完备的政策体系。
上世纪90年代初，当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遇到政策“盲区”时，政府适时地制定了相关的“游戏规则”。对于一批国有企业技术骨干“下海”创办民营科技企业的现象，深圳市政府没有采用简单的行政干预，而是通过政策法规的建设进行引导和调整，及时制定了关于技术入股、技术分红、创业投资等一系列法规，规范了市场秩序，为民营企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近10年来，深圳市委、市政府先后制定和实施了50多个有关鼓励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规范性文件，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备的创新政策体系。
“科技、教育、人才”等问题一直被认为是深圳城市竞争力的“短板”。企业自主创新一方面成为“深圳模式”的特色，也从侧面反映出深圳的尴尬——没有研究型大学和重量级科研机构。因而，城市发展的后劲屡屡受到外界质疑。
深圳市政府一方面针对高新技术企业建立自身研究开发机构困难的局面从资金和政策上给予大力支持，对高新技术企业所需的科技人才从调入、职称、住房等方面给予优先照顾解决，吸引了大量创新人才。
另一方面，政府牵头与清华大学组建了市校合作的深圳清华研究院，迅速筹建了南方科技大学，吸引了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华大基因研究院等知名院所相继入驻和落户深圳，从根本上提升深圳科研院所的实力。
通过持续努力，深圳政府较为成功地扭转了基础创新能力较为薄弱的局面，争取到国家超级计算中心、数个国家工程实验室落户深圳，并积极组织申报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高技术产业发展项目等等，努力使得国家级创新基础能力设施布局深圳。
让众多科研院所赞许的是，深圳市对高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的重视和支持，远远优于其他城市，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科技经济“两张皮”的问题。
清华大学校长助理、深圳清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冯冠平深有感触：“我在清华大学时一直十分困惑，那里有一批重点实验中心，有一批很好的科研成果，但就是走不出自我发展、良性循环的路子；到了深圳，我感觉豁然开朗，因为清华的科研成果在深圳找到了市场化的路径”。
在入驻深圳的10几年间，深圳清华研究院平均每年有15个科研成果产业化，共孵化企业400多家。通过孵化企业和出售股权，深圳清华研究院的净资产由最初不到1亿元增长到20多亿元，形成了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良性循环机制。
瞄准“二次领跑”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
1993年，当深圳市“产业主动转移”的号角吹响时，其他省市还沉浸在代加工产品带来的经济利益中。确立了高新技术产业作为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的深圳市，开始利用特区的优势实现“第一次领跑”。深圳相继出台扶持政策，以帮助企业从加工贸易向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科技产业突围，以华为、中兴为代表的一大批本土企业开始在创新的舞台上崭露头角，带动深圳步入经济高速发展期。
然而，在经历10余年的高速发展之后，今天的深圳早已接受一个事实：上世纪90年代由“政策红利”带动的区域创新优势已经成为历史。
“目前，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又到了一个关键时期，政策效应衰减，基础支撑不足，市场竞争加剧”，2008年获批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之后，深圳市相关领导在市经济工作会议上表态，如何发展“一批有重要影响的产业”是推动深圳下一步转型成功的关键。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所长穆荣平在接受《中国投资》采访时表示，“创新型城市意味着一种方法和路径，而不是经济规模和总量，深圳未来发展必须忍受经济规模总量下降的阵痛，将有限的资源向重点产业、企业集中，比如民营高科技企业、处在创业期的创新型产业”，他强调，“什么都想做”会伤害深圳过去30年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和成果，从而扼杀了深圳的活力。
“其实深圳的产业结构一直在调整，但与其他城市不同，深圳在更高层次上的需求更迫切。因为深圳的人均GDP已接近1.4万美元了，这在整个珠三角地区，甚至就全国而言都是一个标杆数字，未来产业必须更高端发展，这也是在为全国其他城市探路”，深圳大学中国特区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袁易明教授认为。
2010年2月11日，深圳市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布会上，常务副市长许勤宣布，生物、新能源、互联网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将成为未来深圳的支柱产业。
袁易明认为：“生物、新能源、互联网三大产业的附加值都比较高，是未来需求很强的产业，在深圳面临资源环境约束条件下，对于改变原来经济发展的方式和模式，必定有很强的引导作用”。
在许勤看来，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出台可谓是水到渠成。对于全国“热捧”的这三大产业，深圳市在产业规模、产业能力尤其是创新能力方面，都有自己的优势。“在上述产业领域，深圳都拥有一些行业领先的企业，在行业内都处于龙头地位，同时，一大批中小企业也正在迅速成长。从产业本身来说，三大产业都是方兴未艾，未来的增长空间巨大，将会成为提升深圳城市竞争力、掌握未来发展主动权和增强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然而，全国已有不少省份都把生物、新能源、互联网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列入未来发展重点，深圳发展这些产业会不会产生重复建设、产品同质化现象？许勤强调：“深圳在这三大产业的发展规划上，并不是要搞全面开花，而是更多集中在深圳有基础、产业有空间、未来实现产业目标更有可能的领域，有重点地引入，构建有深圳特色的产业”。
近期，深圳打造互联网支柱产业战略已初现端倪。2009年9月20日，马云来到深圳；2010年2月1日，李彦宏也来了；2010年3月28日，已永久落户深圳的中国IT领袖峰会第二次会议召开，互联网巨头、创业投资巨头齐聚深圳。以腾讯为基础打造的深圳市互联网支柱产业雏形已经开始显现。
按照许勤的期望，未来7年，深圳将通过规划部署、通过政策的引导和政府资金以及社会资金的共同投入，迅速壮大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进一步带动深圳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加快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
他表示，目前，市政府已经专门设立了生物、新能源、互联网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在2009-2015年，投入105亿元财政资金，来支持三大产业迅速形成规模。预计到2015年三大产业将形成6500亿元的规模。
“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不仅仅是深圳的事，也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步骤”，许勤一语道明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重大战略意图。
实际上，作为首个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深圳近两年推进创新城市建设工作的可喜成效，已对其他城市起到了较好的示范效应。
国家发改委高技术产业司副司长刘艳荣对记者表示，“我认为深圳的一些经验具有普适性，值得其他城市学习和借鉴。首先是自上到下凝聚了创新共识，力量能拧成一股绳。再者是健全了创新体系，改善了创新环境，而且广聚了创新资源。在此基础上深圳大力实施了产业创新，并根据自身优势选择了适合的产业路径。应该说，这些经验，对于其他城市如何迅速有效地开展创新型城市试点工作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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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调查”是指ITC根据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337节(简称“337条款”)，对不公平的进口行为进行调查，并采取制裁措施的做法。在实践中，“337调查”主要针对进口产品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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