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史》与辽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研究论文,辽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对辽朝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辽史研究的基本史料及辽史研究的过去与现状，进行了论述和探讨。作者指出，要把辽史研究继续推向前进，就必须批驳某些日本学者为配合日本军国主义以灭亡中国为目的而在辽史研究领域中所散布的种种谬论，同时还应重视考古新发现。
本文所论涉及怎样评价《辽史》，怎样认识辽史研究的过去与现状以及如何推进辽史研究。问题复杂，笔者陈述的只是个人的一得之见，不当之处尚祈指正。
一、辽朝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
在我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曾经生息繁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古代民族都是今天中国各族人民的祖先，他们都曾经对中国这个世界大国的形成和发展发挥过各自的积极作用。公元10至13世纪初在我国北方广大地区以契丹族为主体建立的辽朝，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唐帝国衰落之后，新兴起的契丹汗国，继突厥和回鹘两大汗国之后，再一次将塞北各族重新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这样，就形成了与中原的五代以及随后兴起的北宋王朝对峙的局面。陈述先生在论及辽朝的历史地位时，说它与五代及北宋王朝并立，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南北朝①。契丹兴起时，后梁、后唐、后晋、后周诸王朝政令所及仅限于中原地区。北宋虽然结束了五代十国时期的分裂割据局面，实现了中国南北方大部分地区的统一，但宋太祖赵匡胤生前并没有实现他梦寐以求的“一统太平”。他说：“燕、晋不复，遽可谓一统太平乎？”②后来，宋太宗虽然灭了北汉，扩大了宋朝版图，但燕云地区却继续在辽朝统治下。依照宋太祖的标准，可以说北宋一代始终都未能实现“一统太平”。所以，称辽与五代以及随后的宋朝并立为南北朝，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辽宋分立与魏晋之后的南北朝相似之处是，这两个时期的南北双方都以“正统”处居。正如南北朝时期南北双方都声称代表中国一样，辽宋对峙时期，北宋自称代表中国，而先于北宋立国的、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辽政权也同样声称代表中国。《辽史》卷五十八《仪卫志》载：
至于太宗，立晋以要册礼，入汴而收法物，然后累世之所愿欲者，一举而得之。太原擅命，力非不敌，席卷法物，先致中京，徙弃山河，不少顾虑，志可知矣。于是秦汉以来帝王法物尽入于辽；周宋按图更制，乃非故物。
辽太宗立晋以后得到了幽蓟地区作为回报，然后又寻找借口灭掉后晋。他们原准备对中原实行直接统治，但当他们的种种倒行逆施遭到中原人民的激烈抵抗以致无法在中原立足时就尽收汴京法物北返。真是宁弃山河也不肯丢弃这些夺到手的法物。尤其是传国玺一件，更是为后来辽朝的历代君主所珍视，且赋诗云：“一时制美宝，千载助兴王；中原既失守，此宝归北方；子孙当慎守，世业当永昌。”③那时他们已经在努力使自己的统治也采取中原封建王朝传统的统治形式。这样，用历代帝王法物妆扮自己的统治，就非常必要了，“故其朝廷之仪，百官之号，文武选举之法，都邑郡县之制以至于衣服饮食，皆取中国之象。”④“耶律氏修好中华有年数矣，爵号、官称，往往仿效。”⑤这种汉化倾向愈演愈烈，到辽兴宗时，他竟赞扬其父辽圣宗是“远则有虞、大舜，近则唐室文皇。”⑥
前后两个南北朝之间还有很多不同之处。魏晋之后出现的南北朝，双方相互轻蔑和排斥，南方称北方为“索虏”，北方称南方为“岛夷”；辽宋对立时期，则由于南北双方在文化上的进一步接近以及实力对比趋于均衡，最终达到相互承认。这是前后两个南北朝很大的不同之处。辽景宗保宁六年(974)涿州刺史耶律琮致书宋雄州孙全兴建议通好，书云：“窃思南北两地，古今所同，曷不世载欢盟、时通贽币？”⑦澶渊之盟订立以后，宋朝统治者也接受了辽朝“南北两地，古今所同”的观点，双方交换文书时互称南北朝。于是，辽宋就成了“兄弟之邦”。宋承认辽朝是与自己并列的“北朝”，是出于不得已，因此除了与辽交往的正式场合之外，仍坚持称辽朝为“夷”，为“虏”。但这种民族偏见即使是在宋朝统治阶级内部也越来越没有市场了。到了南宋，朱熹就曾经说过：“大抵当初出时是夷狄，及志得意满，与我何异？”⑧
其次，魏晋以后与唐以后这前后两度出现的南北朝虽然都有民族大迁徙、大融合，但两者的具体形式和结果却有很大的不同。鲜卑建立北魏时，中原仍处在战乱之中，因此他们得以乘虚而入，在洛阳建立起了自己的统治。当时北方的游牧民族南下进入中原，接受汉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及思想、文化观念。北魏孝文帝将都城由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洛阳，下令鲜卑贵族都改服汉族衣冠，从汉人姓氏，死后也不得归葬代北。于是，进入中原的游牧民族很快都融合到汉族共同体当中了。唐朝灭亡以后历史上出现的后一个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迁徙、大融合，主要不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南下，而是中原战乱频仍迫使大批汉人北走塞外。虽然契丹统治者也乘中原内部混乱之机南下，但他们掠夺了“生口”及财货随即返回塞北。在塞外的大草原上出现了星罗棋布的汉族居民点，这就是当时的所谓“汉城”和头下州。契丹境内的汉人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改变了塞外草原上单一的游牧经济结构，促进了这一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如此，这些汉人还为契丹贵族带去了中原的封建政治观念和政治制度。正是在一些汉族知识分子的直接参与下，阿保机的契丹王朝才得以迅速崛起，契丹族才得以迅速从氏族社会直接过渡到封建社会。初看起来，在辽朝统治下塞北的游牧民族自身的物质生产、生活方式似乎并没有发生什么改变，但辽朝的建立却表明他们已经跨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如果说前一个南北朝时期民族融合的结果主要表现为北方汉族共同体的扩大，那么这后一个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结果则主要是中国农业文化地理范围的扩大以及随之而来的塞北游牧民族政治观念、文化思想方面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有效地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状态的形成。这为后来的金、元、清诸王朝在塞北兴起以及近代我国各族人民抵御殖民主义者入侵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二、辽史研究的基本史料《辽史》
辽朝历时二百多年，在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但留下的文献却极其贫乏。在辽宋对峙的形势下，“契丹书禁甚严，传入中国者法皆死”⑨。辽朝人的著述既然流布不广，因此辽亡之后，保存下来的也就更少。流传至今的只有四部：僧行均《龙龛手鉴》、王鼎《焚椒录》、僧希麟《续一切经间义》和耶律纯《星命总括》。其中除《焚椒录》是记载一件具体历史事件之外，其他三书都是关于文字音韵及星象术数的。历年出土的辽代碑刻、墓志虽已成百数，但也仍只是从某一事件和某一方面反映辽朝历史。辽朝末年，耶律俨尝修《皇朝实录》30卷，金灭辽后由耶律固和萧永祺据以修成《辽史》，但未曾刊行。后至章宗时期又第二次纂修《辽史》，至泰和七年(1207)由陈大任完成，亦未刊行。经宣宗南迁及哀宗自汴京出逃，金亡后，萧永祺《辽史》稿本已散佚无存，耶律俨《实录》和陈大任的《辽史》稿本也均已经残缺不全。元好问曾经言及此事：
泰和中诏修《辽史》，书成，寻有南迁之变，简册散失。世复不见今人语辽事至不知起灭凡几主，下者不论也。《通鉴长编》所附见及《亡辽录》、《北顾备问》等书，敌国诽谤之词，可尽信邪？⑩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一《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列事状》，所列当时搜集到的关于辽朝历史的遗书只有《辽金誓书》和《使辽录》等，且都是宋人留下的。元朝修《辽史》时所能见到辽朝的文献的确非常有限，但却得以见到耶律俨的《实录》及陈大任的《辽史》。据苏天爵说：
辽人之书有耶律俨《实录》，故中书耶律楚材所藏，天历间进入奎章阁。次则僧行均所撰《龙龛手镜》，其他文集、小说亡者多矣。章宗初即命史官修《辽史》，当时去辽不远，文籍必有存者，犹数敕有司搜访事迹。其书又经党怀英、赵沨、王庭筠诸名士之手。章宗屡尝促之，仅二十年，陈大任始克成编。(11)
既然天历间(1328-1330)耶律俨的《实录》已经入藏奎章阁，后来至正初年修辽史诸公肯定是见到了这部《实录》。
元修《辽史》直到元末至正四年(1344)始草草成书。其间遇到的困难除了资料短缺之外，还有一个辽、宋、金三史“义例”即谁为“正统”的问题迟迟确定不了。汉族知识分子坚持大汉族主义的民族偏见，反对实事求是地对待少数民族王朝的历史地位问题。天历二年(1329)揭傒斯在《通鉴纲目书法序》中说：
元魏据有中国，行政施化，卒不能绝区区江左之晋而继之。此万世之至公而不可易焉者犹或易之，此《纲目》不得不继《春秋》而作，而书法不得不为《纲目》而发也。(12)
这位后来参与修《辽史》的揭傒斯赞成朱熹《通鉴纲目》的书法，反对给予北魏以“正统”地位，当然与之相类似的辽朝也不当视为“正统”。直到元朝廷确定辽、宋、金三史的编修“各予正统、各系其年号”之后，反对给予辽朝以“正统”地位者仍大有人在。至正三年会稽杨维真上表称：“中华之统正而大者，不在辽金而在于天付生灵之主也。”(13)汉族知识分子这种极力贬低辽朝历史地位的倾向，自然也不利于充分利用当时的客观条件纂修一部内容翔实的《辽史》。
现存元修《辽史》共116卷，包括本纪30卷、志32卷、表8卷、列传45卷，此外还有国语解1卷。元修《辽史》基本上是对前述两家《辽史》稍加修定、编排，同时再以《契丹国志》、《资治通鉴》等书的资料补充而成。此外，《辽朝杂礼》、《阴山杂录》以及高丽编纂的《大辽事迹》、《大辽古今录》等书，今天虽已不可得见，但当时尚存，因此《辽史》编者从这些著作中也征引了不少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大体上说，《辽史》帝纪（除《天祚本纪》之外）及列传虽然记事简略，但其中所涉及的历史事实，多不见于他书记载。因此，《辽史》这两部分的确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尤其是大量的契丹人物传，更是如此。此外，《营卫志》、《礼志》中关于契丹风俗、礼仪的记载，也都是很可宝贵的。不过总的说来，内容贫乏和记载史事不完备仍是其最主要的缺点。
《辽史》内容贫乏及记事的不完备，尤其突出地表现在不能如实地反映当时的民族关系上。辽王朝不仅治下的人民，汉人占有大多数，就是在其统治集团内部，汉人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然而，《辽史》一书关于辽朝汉人的历史事迹却反映得很少。书中为数不多的汉臣传当中，有的几乎完全照录《契丹国志》。卷七十六《张厉传》就是如此。此外，卷七十四《韩延徽传》中的绝大部分内容也与《契丹国志·韩延徽传》相同。辽朝的汉人在其境内开发了种植业、商业及手工业，然而《辽史·食货志》中却缺少关于契丹境内汉人经济生活的明确记载。辽朝有一支数目庞大的汉军，但关于汉军之制，在《辽史·兵卫志》中也找不到明确的记载。正因为如此，后世往往误认为辽史就是契丹人的历史。
其次，《辽史》记事的不完备还表现为首尾欠缺。圣宗、兴宗和道宗三朝史事在《辽史》中记载较详，在此以前，因为尚无完备的史官制度，《实录》、《国史》都是后来追记和补修的，故记述甚为疏略。《辽史·世表》完全是摘编《魏书》、《北齐书》、《隋书》以及《唐书》中的契丹传而成，且间有曲解。此外《辽史》中关于辽末史事的记载也混乱不堪。元修《辽史》“率据陈大任等所修《辽史》为底本。大任《辽史》于辽末事迹，记述特简。元人乃于大任旧本之外，参取宋人记载，多所增补，其重要材料之一即叶隆礼之《契丹国志》是已。《契丹国志》乃杂抄他书而成，天祚一代史事，实多袭辽末燕人史愿之《金人亡辽录》。”(14)因为未加认真核对，以至将原本是同一人者误为两人。《辽史》中称奚王回离保者实即《契丹国志》中之萧干，然《辽史·天祚本纪》中二名并存，一似二人。这样一部残缺不全的史书反映出的辽朝历史，自然难免有过多的疑点。
三、辽史研究的过去和现状
《辽史》成书草率，所以长期以来治辽史者多首先致力于对该书的校勘和补正。有的作文字校勘，有的则分别对地理、纪年、汉臣、方镇、艺文等方面进行订补。其中成绩卓著者要数清初厉鹗的《辽史拾遗》。是书全面补证《辽史》，采摭群书，多至三百五十八种(15)，为《辽史》纪、传、志、表各部分补充了大量史料。虽然他引用的书籍绝大多数至今尚存，但他的著作却为治辽史者打开了眼界，使人们不再只就《辽史》治辽史，而注意到应在群书中搜寻。此外，乾嘉时代的著名学者如钱大昕也在《辽史》一书的校勘、考订方面下过功夫。清道光中叶以后，西方殖民主义者首先自东南沿海入侵，紧接着，我国从西到东漫长的北部边疆地区也不断遭到蚕食。民族危机的严重现实迫使向来轻视实学的封建士大夫开始重视实际问题的研究，于是，道咸以后治边疆史地者大为增加，“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及辽、金、元，治地理者迨四夷，务为前人所不为”(16)。史学大师王国维的《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考》、《鞑靼考》等著作，运用近代科学方法将辽代史事的考证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自本世纪初以来，我国学者在辽史研究领域中的确取得了不少成绩，归纳起来，至少可以列举以下几方面：一、经陈汉章、张元济、冯家升、罗继祖诸先生校勘，《辽史》已初步成为一部可读之书；二、由于金毓绂、罗福赜、陈述诸先生在搜集、整理辽代碑刻方面长期不懈的努力，扩大了可供研究者利用的辽朝基本历史资料的范围；三、傅乐焕和姚从吾先生关于辽朝捺钵文化的研究、陈述先生关于契丹世选和汗位继承的研究初步揭示了辽朝政治体制及社会文化的特点；四、近年来，史学界关于契丹部族组织、辽朝经济、政治以及地理问题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成绩。
在论及辽史研究的现状时，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日本人长期以来在这一领域内造成的巨大影响。当我国的辽史研究主要还停留在整理史料及考订个别史实阶段上时，新崛起的日本军国主义在本世纪初基于侵略扩张的基本国策，却已经看好了辽史具有可供他们利用的价值。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为谋求独占朝鲜并进而向我国东北地区扩张，在1904-1905年与沙皇俄国兵戎相见。1905年9月，日本作为日俄战争战胜国与俄国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俄国确认了日本在朝鲜半岛的霸权。同年12月，日本又强迫朝鲜与之签订协议，接受它的“保护”。此后，它对朝鲜的侵略就更加速了步伐，并终于在1910年实现了对朝鲜的吞并。由于历史上朝鲜曾经以清朝为宗主国，故日本在实现其吞并朝鲜的野心时，为防止清朝的干涉，就先发制人地强调中国与朝鲜之间历来有明确的边界。当时他们一再强调鸭绿江、图们江自古以来就是中朝两国的天然界限，说在两条河流左右有闲空地带，以此证明这是两个对等的主权国家——“敌国”。最具有代表性的要算是白鸟库吉，直至明治四十三年(1910)，他还根据《史记·朝鲜列传》的记载，得出结论说：“满韩两国之间设中立地带，当远溯其渊源于秦汉，而后世清朝之初，以鸭绿、豆满二江左右为间旷地，自可谓合于上代遗制也。”(17)
日本在完成了对朝鲜的吞并之后，又急于把侵略魔爪通过朝鲜半岛伸向我国东北。于是他们在中朝边界问题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把关于中朝自古以来就有明确边界的说法一下子就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而“朝鲜与满蒙不可分离论”却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了。从1915年12月起，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开始出版《满洲朝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他们的辽史研究更是与这种转变密切配合，1919年“东洋史学”权威津田左右吉在《满洲朝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第五本中发表了《辽国制度的二重体系》一文。后来，岛田正郎曾对这一“二重体系”说推崇备至，并将其修正为“二元制”(18)。
津田左右吉和岛田正郎将辽朝制度“二元制”说视为一项了不起的发明，其实这个“发明”不过仅仅是为辽朝的南北面官制度贴上了一个标签。在这一新的标签之下对南北面官制度所作的一项重要的解释，就是声称辽朝曾实行“汉人自行管理的行政原则”。辽朝是在契丹部族联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个以契丹贵族为主体的王朝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复杂的民族问题。辽朝建立之后，他们用建立头下军州的办法来统治流亡到契丹境内的汉人，“其节度使朝廷命之，剌史以下皆以本主部曲充焉”(19)。所谓“本主部曲”，亦即隶属于作为头下州主人——契丹贵族的流民中的成员。当然也不排除契丹统治者使用被俘掠来的汉人作为头下军州的官员。辽初著名汉臣韩知古就是被阿保机妻述律氏之兄俘掠去的私奴。但这并不能解释为辽朝实行了让汉人“自行管理的行政原则”。契丹贵族从来没有放松过对头下军州内汉人的统治，同时也不断派宗室权贵在燕云地区掌握军政大权。为什么津田左右吉、岛田正郎等人要为辽朝政治制度贴上“二元制”的标签呢？岛田先生自己解释说：
笔者对蒙古系的游牧民族契丹，在十世纪建立辽国之事，曾经提出种种问题加以讨论。根据该等讨论，笔者始终主张尽管辽国为征服中国华北的一部分而仿照中国王朝的制度所建立的国家，并以汉人为其主要的构成分子之一，而其农业经济又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但仍未便将辽国视作中原王朝的一环叙述，应归入北亚洲诸民族的兴亡史中申论。以往八十余篇论文，皆系为证明此项主张所撰述者。(20)
辽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王朝，实行的也是中国的制度。面对这样的基本事实，岛田先生还是坚持要将辽朝的历史从中国历史中划分出去，归入一个他为之设定的范围。朝鲜与满蒙既然“不可分离”，而我国历史上统治东北和华北地区的辽朝又是“二元制”的，那么，把我国的东北合并在他们统治下的朝鲜，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这就是日本侵略者在吞并朝鲜之后，大肆鼓吹“朝鲜与满蒙不可分离”论，同时又煞有介事地兜售其关于辽朝制度为“二重制”或“二元制”的良苦用心之所在。日本学者在辽史研究领域中长期进行了分裂中国的舆论准备之后，又抛出了辽朝为“异民族征服王朝”的谬论。1944年一批日本学者秉承“军部”的意图编写的一本《异民族统治中国史》，就极力宣扬辽朝制度为“二元制”以及辽、金、元、清诸王朝是“异民族征服王朝”，其目的在于为他们分裂中国、制造“满洲国”并进而在全中国范围内建立他们的“异民族征服王朝”寻找历史根据。联系自上世纪末至本世纪40年代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来考察日本的“满洲史”研究在这一历史时期内所走过的道路：由坚持鸭绿江、图们江自古以来就是中朝国界论，一变而为满洲、朝鲜不可分论，再变则为辽朝制度“二元”论，最后则演变成为其全面灭亡中国服务的“异民族征服王朝”论，这一变化过程表明，他们的“学术研究”完全是为推行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国策服务的，他们的“辽史研究”纯系军国主义国策的附庸。
四、冲出日本学者的窠臼
日本学者为军国主义侵略扩张国策服务的“辽史研究”，因受到日本统治阶级不遗余力的支持，出版了数量极多的论著。这种数量优势，致使一些善良的人们总是以为，他们的“辽史研究”即便是为侵略者服务的，也不会是一无是处，其中总还是包含有学术价值的东西。正是由于有了这种认识，于是就不免在自己的研究中因袭日本人的成说，这样也就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他们的窠臼。我们的辽史研究要冲出日本人的窠臼，首先就要揭穿他们的“辽史研究”与军国主义扩张侵略政策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突出地反映在所谓“异民族征服王朝”论上。
要深入揭示他们宣扬的“异民族征服王朝论”的反动本质，并非易事，因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日本侵略者关于辽史的种种谬论，的确曾经同正在从事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革命斗争的中国人民对本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的扭曲认识纠缠在一起。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21)但是，在历史上，不论是汉族统治者，还是少数民族的统治者，他们建立的王朝都不免要存在不同形式的民族压迫。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尤其残酷。人民群众广泛而持久的反抗斗争常常以“反清复明”为号召，直到清末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最初走上历史舞台时，也仍使用“驱逐鞑虏”这一民族主义口号。然而，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中国人民并没有摆脱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帝国主义的侵略，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使中国各族人民逐渐认识到了究竟谁是侵略者，谁是自己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先生才对他的“三民主义”作了重新解释。重新解释后的“民族主义”，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打倒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军阀，求得国内各民族之平等。但是，大多数人长期形成的观念并不会一下子就改变过来。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历史学家“把两宋政权从其邻邦那里所受到的政治和军事的欺压，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华民族从东西方诸列强所蒙受的日益加剧的政治欺压和侵略相比拟，在今天看来，尽管是不够恰当的，但在当时，人们大都是如此看待的。”(22)中国各族人民彻底觉悟到他们是“谁也离不开谁”的亲兄弟，是在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统治、建立新中国之后。“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内各民族都成了相互敬爱的兄弟民族，各族的祖先也就成了各族共同的祖先——伯祖和叔祖，因此，一族的成就，也是各族的成就；一族的灾祸，也是各族的灾祸。”(23)当中国社会现实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之后，我们对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才有可能获得全新的科学认识。
我们自己对民族关系的扭曲认识，同为侵略者张目的“异民族征服王朝”论，有本质的区别，两者绝不能混为一谈：他们讲历史上的“征服”，目的是为了实现对中国的征服；当时我国学者尽管不适当地把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也说成是“征服”，但目的却是为了团结全中国各族人民投身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正义战争。要认识日本人宣扬的“异民族征服王朝”论的反动本质，还应当将他们的谬论与当时其他外国学者对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的不正确认识相区别。例如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1934年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谈到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建立的王朝在中原建立都城，同时又在长城以北建有另一个都城时，就认为这些王朝都是在“野蛮人”、征服中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24)以拉铁摩尔为代表的美国“边疆学派”与日本学者不同，他们的研究工作并不是直接受到本国政府的控制。
除了“异民族征服王朝”论之外，日本学者以分裂和征服中国为目的对辽朝历史一系列具体问题所做的歪曲解释，也有待于我们用很大力气去一一清算。如果我们不能走出日本人的窠臼，辽朝历史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就不可能获得科学的解释。关于契丹部族社会的解体和国家的产生以及契丹族的社会性质等问题，虽然是解放后我国学者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指导提出的全新的课题，但是，由于长期以来日本人鼓吹辽朝制度“二元论”的影响，于是将辽朝社会中的契丹人与汉人分割开谈论契丹国家的产生以及契丹人的社会性质等问题，完全忽视了汉族在政治、经济以及思想文化诸领域对契丹社会变革的影响，结果往往以抽象的理论公式的推演代替具体历史事实的探索，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关于头下制度，在敦煌寺户文书中与头下制度有关的大量资料被发现以后，已经证实这种制度并不是吐蕃、契丹等少数民族本身的制度，契丹人自己的社会组织是氏族和部落，头下是他们用以管理汉人流民的组织。契丹境内的头下与汉城其实是同一件事。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人们仍沿袭日本人数十年前的观点，把辽朝的头下看作是契丹人的社会组织。
关于辽的官制，认为只有南面官是采用汉官制度，忽视了汉官制度对北面官制度的影响。北面官的最主要的机构是北枢密院，契丹以枢密院作为最高军事机构，是太宗“南伐”病死于北返途中之后，大同元年(947)八月世宗耶律阮“始置北院枢密使，以安抟为之”(25)。北面官中的确保留了契丹原有的部族官制，但如果不是有北枢密院作为统帅，如果不是按照中国封建王朝传统的官制对契丹部族官制进行改造，是形不成辽朝的南北面官制度的。
关于捺钵制度，虽然具有契丹游牧文化特征，但它作为包括皇帝的殿帐以及北南面臣僚会议在内的辽王朝的朝廷制度，则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封建文化和政治制度的特征。我过去曾汪意到捺钵中皇帝殿帐的特征以及它与传统王宫规制的相似之处，两年前，亲自考察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境内的庆陵遗址之后，对辽朝捺钵的性质和特征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庆陵包括圣宗、兴宗和道宗三个皇帝的陵寝。这三个皇帝在位时正是捺钵成为定制的时期，夏捺钵是皇帝召开北南臣僚会议及接见宋、夏使节的场所，其地点就在庆陵附近。当年捺钵的建筑虽然已经荡然无存，但庆陵中的永庆陵（东陵）地宫壁画四季山水图正表明该陵寝就是按照四时捺钵的环境为死后的辽圣宗精心营造的。地宫仿木结构的建筑以及门楣之上二龙戏珠的装饰图案，反映出不论是陵寝还是捺钵，都是与封建皇帝的身分相一致的。
《辽史》一书关于辽朝的军事制度的记载非常混乱。契丹有部族军，其实部族军并非在部族之外另有一套组织。契丹的部族组织与军事组织是完全合而为一的，只有辽朝的汉军才有一整套制度。《辽史·兵卫志》记载的征召、给养、命将等事多与契丹部族军无关，可能都是汉军的制度。只有将汉军与契丹部族军区别开来进行研究，才有可能将这些混乱的记载理出头绪。
总之，辽史研究要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有所前进，关键就是我们的史学工作者要彻底摆脱日本学者的影响，走出他们的窠臼，实事求是地对待辽史上的民族关系，核心问题是不能将辽朝等同于契丹，是要充分估计汉族的影响和作用，把辽史视为辽朝境内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
五、如何实现史料的突破
辽史研究工作者一直苦于史料贫乏。要推进辽史研究，首先必须实现史料的突破。人们为此曾探索过在宋人著作中广泛搜寻，这虽然也有相当显著的收获，但多半局限于宋辽交往方面。而真正涉及到辽朝社会内部情况的重要史料，终究难于在宋人的著作中找到。因此，要改变辽史研究史料贫乏的现状，除了应当充分重视在大量的宋人著作中搜寻，以期有新发现之外，还应当特别重视考古新发现。
近年来，有关辽代的考古新发现层出不穷。对于辽史研究最有价值的，当然是新发现的文字资料。历年来出土的辽代墓志，是《辽史》之外最重要的资料，这些墓志既有汉人的，也有契丹人的；既有帝王将相的，也有普通人的。这些墓志如能全部发表，当可为辽史研究提供许多有价值的新资料。例如，1992年7月在内蒙古自治区阿鲁科尔沁旗境内发掘的耶律羽之墓，除大量随葬品之外，还出土完整的墓志铭一方。虽然至今尚未发表，但从梁万龙同志著文介绍来看，该墓志的确为我们提供了《辽史·耶律羽之传》所缺乏的新资料，包括羽之的卒年及年龄、家世以及他在东丹国身居要职的经历，可纠正《辽史》记载的错误。(26)例如，关于耶律羽之上书辽太宗耶律德光建议迁徙渤海遗民实东平（辽宁辽阳）一事，《辽史·耶律羽之传》记此事时无明确年代，在《辽史·太宗本纪》中系于天显三年(928)年末。而《耶律羽之墓志》则明确记载上表建议迁徙渤海遗民实东平及实施迁徙都是在天显四年。这一新发现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弄清辽太宗耶律德光与其兄耶律倍的关系以及东丹国的历史。金毓绂先生在《渤海国志长编》卷七《大事表》中天成三年（即辽天显三年）下曾注：“十二月，耶律羽之迁东丹国于辽阳，并徙其民，（东丹）王寻归国。”天成四年下又注：王“归国”。其实，自从耶律倍来皇都（即辽上京）处理太祖阿保机的后事以来，就一直没有返回东丹。不是他自愿留在皇都，而是其弟辽太宗对他放心不下，怕他回去以后与渤海遗民结合起来造反。《辽史·太宗本纪》在天显三年至天显四年记载太宗一再“幸人皇王倍第”及“宴人皇王僚属于便殿”，都是发生在皇都上京。人皇王耶律倍是天显五年五月才返回东丹的(27)。德光在这时才允许其兄返国，是因为直到上一年才完成迁徙渤海遗民的工作。在完成此事之前，他是断然不敢放其兄返国的。关于此事，《耶律羽之墓志》的记载显然比《辽史》更准确。
不仅出土的墓志、碑刻等可以为辽史研究提供重要的新史料，就是其他器物上的只言片语有时也同样可以为我们了解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提供线索。例如，关于辽的国号，史书记载历来有不少疑问。北京房山境内北郑村辽塔出土的一块墨书“大蕃天显”文字砖(28)证实，辽朝初年，他们自己曾称其国为“大蕃”。“大蕃”也就是“大契丹”。近年，有一批精美的辽代金银器流失到国外，其中有涉及文忠王府与承天太后的錾文，这些錾文对于了解圣宗时期辽朝的历史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景宗死后，圣宗幼年即位，其母承天皇太后长期摄政，而实际掌握大权的则是与承天有着事实上的夫妻关系的权臣韩德让。其中一件盘龙纹盠顶纯金方盒，盒内錾文是：“太平五年臣张俭命工造成，又供养文忠王府太后殿前。”(29)承天太后死于统和二十七年(1009)，韩德让死于统和二十九年。“文忠”是韩德让的谥号，在文忠王府内设“太后殿”，不仅证实承天太后与韩德让的确是夫妻，而且这种关系是公开的。此外，在他们死后，臣下张俭等人造器供奉，为辽圣宗祈福，仍把他们奉若神明。足见其生前至高无上的地位。同时，这批器物及其上的錾文对于了解辽朝的宫卫制度也非常有价值。《辽史》卷三十一《营卫志·宫卫》记载：“辽国之法，天子践位置宫卫”，“太祖曰弘义宫，应天皇后曰长宁宫，太宗曰永兴宫，世宗曰积庆宫，穆宗曰延昌宫，景宗曰彰愍宫，承天太后曰崇德宫，圣宗曰兴圣宫，兴宗曰延庆宫，道宗曰太和宫，天祚帝曰永昌宫。又孝文皇太弟有敦睦宫，丞相耶律隆运有文忠王府。”除了以上十二宫一府之外，太祖长子耶律倍及三子李胡也都有宫卫，前者统和中更谥文献皇帝，后者重熙中更谥章肃皇帝。除了皇帝（包括死后始追谥为帝者）和摄政的皇太后之外，只有韩德让是以“大丞相晋国王”的身分拥有宫卫的。他是死后“官给葬具，建庙乾陵侧，拟诸宫例，建文忠王府”的，与皇帝及太后生前拥有宫卫不同。乾陵是景宗陵寝。圣宗究竟是将其母与其生父合葬在乾陵，还是将其母与其母的后夫韩德让一起合葬在其父陵寝之侧呢？这一历史之谜还有待于进一步解开。不过新发现的金银器錾文却让我们明白了，拟诸宫例建文忠王府，是因为在文忠王府内建有太后殿。韩德让死后享受此等殊荣，完全是借助于他与承天皇太后的关系，而并非因为他是大丞相。
除了文字材料之外，其他出土文物也同样有助于我们了解辽史上的重要问题。游牧部族一年四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其首领处理政务亦无定所，这是他们古老的传统，契丹统治者亦复如是。圣宗以后，在长期的和平环境中，辽朝逐渐形成四时捺钵制度。“捺钵”即皇帝的行宫，辽朝行宫独特之处在于皇帝一年四季都住在捺钵行宫。每届春水、秋山之时，除达官贵人之外，各属部首领亦来参加，所以这些活动绝非单纯消遣，而是处理各部族事务的一种方式。冬、夏捺钵亦称“消夏”和“坐冬”，其主要活动是由皇帝主持召集北、南臣僚会议，处理包括汉族地区在内的辽朝全境范围内的军国大事。关系到辽朝基本政治制度及文化特征的捺钵制度，《辽史》以及其他的文字资料，对此都没有详尽的说明，但近年的考古发现却不乏与此有直接关系者。这些发现，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捺钵制度形象、具体的资料。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解放营子一座辽中期的贵族墓葬中，有一幅绘于八角形木椁东壁上的画，画面上的驼车上张帐幕，即契丹人的“车帐”，帐内坐着妇女，车下有乐队、仪仗，一切都准备就绪，即将出行。他们是去往何处呢？车帐上画有一个较原物放大了许多的鹰鹘，表示主人出行是要赴春水，参加一年一度的捕鹅雁的盛会。契丹贵族无不以参与皇帝主持的这种活动为无上光荣。墓中的这幅壁画带有显示主人高贵身分的意义。1986年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区哲理木盟奈曼旗青龙山的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中的一枚锥，锥末端圆形中空，圆柱形玉柄嵌入其中，并配有银鞘，这是驸马萧绍矩腰间的佩物，据孙机同志考证，应是在春捺钵参加捕鹅活动时特用的剌鹅锥。
有些墓葬及出土的器物，虽无铭文但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契丹人社会生活方式的演变。历年来在东北及内蒙发现了很多鸡冠壶。这是一种瓷器，但却是摹仿契丹牧民传统的皮袋容器形制烧制的，每个壶上都仿制皮革缝制的痕迹。瓷器的使用，表明至少当时的契丹权贵已经开始过定居生活了，但瓷器的形制仍然是仿皮袋式的，这也反映出他们对游牧生活的眷恋。此外，在东北、内蒙各地发现的契丹贵族墓葬，多有砖砌的仿木结构的墓门，法库叶茂台辽墓还出土了一个棺床小帐。这个小帐是仿大木作建筑建造的，九脊顶，面阔三间，进深两间，周围是壁板，前有窗，与当时大木作原样无甚差异，而且较地面上同时代建筑后又屡经修葺者尤为真实可靠。更值得重视的是，这个棺床小帐是出自叶茂台契丹贵族墓葬，说明自辽前期起，契丹统治阶级的汉化倾向就已经极其明显，他们不再单纯过转徙随时的游牧生活，而是建有考究的祠堂、宅第，与汉族封建地主无异。其他如辽墓中出土的大量五代、北宋时期定窑瓷器，有的还带“官”字款，这些器物都是研究当时中国境内南北两个政权相互交往的重要资料。近年在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中还出土了几件来自中亚的玻璃器皿，则是研究当时辽朝对外关系的重要资料。总之，如果在辽史研究中除了重视文献资料的深入发掘之外，还能充分利用不断出现的丰富的考古资料，那么，实现史料的突破就一定是可以做到的。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辽朝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占有重要地位的朝代，辽史研究不仅对于全面了解我国各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过程有着重要意义，同时对于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及领土主权的完整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批驳日本学者当年以妄图分裂和灭亡中国为目的而在辽史研究领域中所散布的种种谬论，是我们辽史研究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义务，也是我们进一步推进辽史研究的重要前提。近年来层出不穷的考古新发现，为辽史研究提供了大量有重大价值的新资料，我们如充分运用现有一切客观条件，刻苦钻研，就一定能改变辽史研究的落后面貌。
注释:
①《辽金两朝在祖国历史上的地位》，《辽金史论集》（一），第2页。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七，开宝九年二月乙亥。
③孔平仲：《珩璜新论》。
④《东坡应诏集》卷五，《策断》。
⑤《苏魏公文集》卷六十六，《华夷鲁卫信录总序》。
⑥《全辽文》卷六十，《圣宗皇帝哀册》。
⑦《宋朝事实》卷十二，《经略幽蓟》。
⑧《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三，《夷狄》。
⑨《梦溪笔谈》卷十五。
⑩《元文类》卷五十一，《故金漆水郡侯耶律公神道碑》。
(11)《滋溪文稿》卷二十五，《三史质疑》。
(12)《揭傒斯全集·文集》卷三十。
(13)《辍耕录》卷三，《正统辨》。
(14)傅乐焕：《辽史丛考》第159-160页。
(15)据柴德赓先生统计，见《史籍举要》第140页。
(16)《观堂集林》卷二十三，《沈乙庵先生七十寿辰》。
(17)方状猷译：《东胡民族考》第80页。
(18)《辽朝北面中央官制的特色》，台湾《大陆杂志》1964年第29卷第12期。
(19)《辽朝北面中央官制的特色》。
(20)《辽朝北面中央官制的特色》。
(21)《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6页。
(22)《邓广铭学术自选集·自序》。
(23)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绪言》。
(24)"Owen Latmore Studies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 1929-1958)",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 Toronto 1962,p239.
(25)《辽史》卷五，《世宗本纪》。
(26)梁万龙：《耶律羽之及其族氏考析》，《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1993年第4期。
(27)《辽史》卷三，《太宗本纪》。
(28)见《考古》1982年第2期图版玖。
(29)韩伟：《辽代太平间金银器錾文考释》，台湾《故宫文物月刊》第12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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