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和平与革命：1935-1938年中国共产党的反法西斯战争观探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共论文,年中论文,和平论文,战争论文,反法西斯战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码号]1674—0351(2015)05—0098—10 1931年，日本率先在中国点燃法西斯对外侵略的战火。1935-1938年，法西斯侵略的战火逐渐在世界蔓延。在中国抗日战争兴起的过程中，作为革命党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一系列关于反对法西斯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观点和理念，并实现了由苏维埃革命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本文拟借助战争观理论的分析框架，考察中共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战争观、和平观，探讨中共革命观念和政策的转变及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① 一、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 1935-1938年，法西斯国家实施战争政策，民主国家奉行绥靖主义，苏联主张集体安全体系，共产国际倡导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共党内毛泽东的领导地位逐步确立，这一系列事件为中共的反法西斯战争观提供了现实依据和思想素材。 中共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战争观大体上涵括对法西斯国家发动战争的根源、特点、性质等问题的根本看法，以及对待法西斯战争的态度、消灭法西斯战争的途径等问题的主要观点，其核心理念即为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 (一)法西斯国家发动战争的根源 中共对法西斯战争根源的看法，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列宁和共产国际的解释。列宁认为，只要资本主义私有制存在，帝国主义战争就不可避免。帝国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世界大战的根源。共产国际则提出，“法西斯主义——这就是战争”，法西斯的本性就是侵略和掠夺。[1]285但是，中共对法西斯国家发动战争根源的认识和分析具体而微。 1931年9月，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中共最初的反应是，日本要掠夺、瓜分中国，压迫中国革命，准备进攻苏联，以及实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空前而剧烈的世界经济危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促使日本“企图在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之中来找得经济危机的出路”。[2]564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秩序的一次沉重打击，“东北事件引起了一连串的侵略”[3]704。1935年10月，意大利不宣而战入侵埃塞俄比亚。11月，中共中央长征甫抵陕北即预言“帝国主义间的矛盾走向大战(东方、西方)”[4]366。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认为，一切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以及由此产生的革命危机，“使得帝国主义除了战争找不出第二条挽救死亡的出路”。日本侵略中国和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无疑的存在着引导到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的危险”。[5]534 1936年7月，德国和意大利开始联手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战，支持法西斯分子叛乱。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至此，全世界已有三分之一的人口不同程度地卷入战争。毛泽东认为，“目前的战争发展到世界大战之间，是不会间断的，人类的战争灾难不可避免”。他援引共产国际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理论，认定“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6]475 1938年3月，德国侵吞奥地利，10月又侵占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和奥地利接壤的南部地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重申“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提出资本帝国主义的本性，不仅是和本国人民大众、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主义国家矛盾的，而且是帝国主义诸国之间自相矛盾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在历史上最尖锐的表现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世界政治经济新的发展，使得世界又面临新的大战。东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西方希特勒在德国登台，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业已开始。“一方面日德意组成了侵略阵线，实行大规模的侵略。另方面各民主国家却为保守已得利益而在和平的名义下准备战争；但至今不愿用实力制裁侵略者”。在这种情况下，从中国开始，埃塞俄比亚、西班牙、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相继遭受日、意、德法西斯国家的侵略。全世界已有六亿人口进入了战争，范围普及到亚、非、欧三洲，“这就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现时状况”。[7]633-634 (二)法西斯国家发动战争的特点 法西斯侵略者在世界范围日益猖獗之际，西方民主人士曾一度认为“法西斯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影子”[8]20。法西斯国家打着反共产主义的幌子侵略中间弱小国家，而民主国家却奉行绥靖主义。法西斯国家遂将局部战争逐渐推向全面战争。 1935年5月，日本在华北制造事端，向中国提出对华北控制权的要求。中共指出，日本侵略者鉴于直接公开的武装占领东北，曾经引起全中国反日的怒潮，因此采取比较隐秘的方式并吞华北，而且正准备并吞全中国。[5]531而从世界范围来看，1935-1938年，法西斯侵略犹如瘟疫般地蔓延开来。毛泽东认为，法西斯国家发动战争的特点具有“无间断”的性质，直至发展到世界大战。[6]474-475 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分析认为，法西斯国家发动战争的特点就是首先侵略中间国家与采取各种不同的战争形式。日、德、意法西斯国家首先侵略像中国、埃塞俄比亚、西班牙、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等这样的半独立国家或弱小国家，而且采取三种不同的特殊战争形式：第一种是日本对中国、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战争，这是公开的直接的大规模的战争，但是在不宣而战的形式下进行的，开了战争史上的新纪元；第二种是意、德两国侵略西班牙的方式，采取了援助叛军的办法，这是历史上老办法的重演，历史上这类办法是有过的；第三种是希特勒侵略奥、捷两国的方式，没有战争的表面(没有打响)，但有战争的实际，这是不战而亡人国的最巧妙的办法。法西斯国家采用不同战争形式的原因，一方面，是侵略国本身力量还不充足，暂时未便和各大国直接作战，因而采取了巧妙的战争办法，企图使自己先行壮大起来，同时使各大国削弱起来，再与各大国作战；而另一方面，则是各民主国家不愿意制裁侵略者，尤其是英国的怯懦妥协政策的结果，这种政策实际上援助了侵略者，便利其侵略各中间国家。[7]634-635因此，“各大国间的战争虽然暂时还可能不爆发，暂时限制于侵略中间国家的过程虽还在继续着，但最后势必引导各大国卷入空前残酷的战争里去”，这是毫无疑义的前景。[7]635 (三)法西斯国家发动战争的性质 法西斯主义既反对共产主义，又反对民主主义。法西斯国家发动战争不仅侵犯某一民族、某一国家的利益，而且损毁人类文明的福祉。因此，法西斯战争具有反人类的性质。 1936年7月，毛泽东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认为，日本的侵略不仅威胁中国，而且威胁世界和平。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同时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敌人。如果中国完全殖民地化，“这将不仅意味着中国独立的毁灭，也将意味着太平洋沿岸各国人民和文化遭到毁灭的威胁，将是一长串可怕的、愚蠢的战争的开始”[4]390，399。 1936年12月，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经验时指出，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最大的和最残酷的非正义的反革命的战争，迫临在我们的头上，我们如果不打起正义战争的旗帜，人类大多数要遭受摧残”。人类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人类的旗帜，中国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中国的旗帜。人类的大多数和中国人的大多数所举行的战争，毫无疑义地是正义战争，是拯救人类拯救中国的至高无上的荣誉的事业，是把全世界历史转到新时代的桥梁。[9]174 1937年9月，张闻天撰文指出，中华民族抗战是为了“打倒世界上最反动最侵掠与最野蛮的法西斯蒂的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要同“一切为和平与自由而奋斗的伟大民族立在同一条战线上，手携手的向着光明的世界前进”。中国抗日战争是一场“进步的与革命的神圣的民族战争”。[10] 1938年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指出：日本法西斯侵略者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死敌，而且是日本人民的仇敌，同时又是全世界爱护和平的先进人类的公敌。因此，“中华民族的解放战争是世界无产阶级与全体先进人类反对野蛮的法西斯主义暴力的总斗争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7]764。中共确认法西斯战争具有反人类的性质。 (四)对待法西斯战争的态度 日本侵华之初，中国国民党妥协退让，西方国家绥靖姑息。中共率先举起抗日的旗帜，积极组织开展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推动中华民族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由局部抗战逐步走向全国抗战。 1935年8月，中共发表《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又称“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5]262-263。12月，毛泽东在中共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宣示，“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9]161。1937年5月，毛泽东向美国记者尼姆·韦尔斯表示，“不管日本帝国主义哪一天向我进攻，我们都要即时予以抵抗，我们时刻准备着应付事变，不论战争爆发在何时与何地”。中共号召各党派、各阶级坚决反对中国殖民地化，为中国的自由与解放同敌人斗争到底。[4]501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共紧急呼吁，“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11]356。朱德撰文指出，卢沟桥事变是九一八事变号炮重燃，和平已到绝望时期，国难已到最后关头。因此，摆在中华儿女黄帝子孙面前的问题，只是对日本强盗实行抗战。“从华北的局部抗战走向全国的抗战，从二十九军的抗战走向全国人民上下一致的抗战，抗战到底”[12]。8月至10月，陕甘宁边区红军主力和南方红军游击队先后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相继开赴抗日前线。 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演讲时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反对一切阻碍进步的非正义的战争，但是不反对进步的正义的战争。对于后一类战争，我们共产党人不但不反对，而且积极地参加”。而反对战争的方法是，在战争未爆发前，极力阻止其爆发；既爆发后，只要有可能，就用战争反对战争，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6]476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是中共对待战争问题的基本态度，也是中共反法西斯战争的核心理念。 (五)消灭法西斯战争的途径 中国共产党人认为，战争是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人类社会的发展终究要将其消灭。中共从事战争的目的就在于消灭战争。但是消灭战争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9]174。 1938年3月，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战阵亡将士大会上指出，中华民族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为了民族自尊与人类正义，决不让日本法西斯不付重大代价而达到其无法无天的目的。“我们的方法就是战争与牺牲，拿战争对抗战争，拿革命的正义战对抗野蛮的侵略战。”[13]113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认为，资本主义已走到毫无出路的地步，新的更大的战争在威胁全人类。而社会主义国家则一切都是光明的、进步的、强盛的。两相对比之下，全世界大多数人类逐渐地找到了如何保卫自己与解放自己的方向，正在用空前的广大性与空前的深刻性逐步地团结自己并准备斗争。全世界人民觉悟、组织、斗争和统一战线是一个向前发展的伟大过程，必须经过广泛而艰苦努力才能完成。法西斯的战争威胁与英国代表的绥靖政策将遭到世界人民的反抗，这是没有疑义的前途。[7]636 中共探索消灭法西斯战争的途径并未停留于一般的理念上。毛泽东以前瞻性的战略眼光，描绘了中国持久抗战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发展演变三个阶段的路线图。同时提出，“世界的主要重心在欧洲，东方是环绕着它的重要部分”，“西方的各大小国家都将以解决欧洲问题放在议程的第一位，东方问题则不得不暂时放在第二位”。[7]591-592中共持久抗战、“先欧后亚”的思想观念，均付诸于中国的抗日实践。 从1935年到1938年，法西斯国家与非法西斯国家之间的矛盾逐步上升为世界主要矛盾，法西斯与反法西斯斗争的成败决定着人类历史发展的走向。中共提出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法西斯战争是非正义战争。宣示反对非正义战争，积极参加正义战争。认为从事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战争，消灭战争的方法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主张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争取反法西斯战争的光明前途。这一系列观点、论断和理念，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兴起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端具有前瞻性的理论价值和先导性的实践意义。 二、和平不可分割，为永久和平而战 1935-1938年，基于对国际法西斯与反法西斯斗争情势的观察、分析，中共提出和平不可分割，争取中国和世界的永久和平，反对绥靖主义等关于反对法西斯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观点和理念，从而阐明中共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对待战争与和平关系问题的基本观念。 (一)“和平不可分割”的理念 1935年，鉴于法西斯侵略气焰日趋嚣张，共产国际提出建立反战、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任务。中共认为，日本侵略中国是时局的基本特点，而“在世界是战争与革命的前夜”[5]531。中国抗日战争和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关系成为中共认识、理解世界和平问题的逻辑起点。 1936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晋西地区召开会议讨论共产国际决议。张闻天的报告指出，日本继续侵华并废弃海军协定，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德国进军莱茵非武装区，公开破坏由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建立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平衡，是主要的挑衅者。一方面是德、日、意接近，另一方面是英、法、美、苏接近，“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增加了，其一触即发之势时刻威胁着人类”。世界革命运动的发展，和平运动的发展，使帝国主义发动大战较为困难，同时也使帝国主义急于在战争中寻求出路。因此，争取和平的斗争更加重要了。中共的任务是“拥护世界和平，反对进攻苏联，反对日本侵占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尤其是中心。“要以民族革命战争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维护世界和平”。会议期间，周恩来提出拥护和平是战斗任务，而反抗战争、拖延战争是基本要求。[14]54-56，62 作为中共中央维护世界和平思想的延伸，毛泽东认为日本侵略中国威胁世界的和平，尤其是太平洋的和平。日本的大陆政策和海洋政策不仅指向中国，而且也指向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因此，日本的侵略就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且是应由太平洋地区所有国家来对付的问题。东方的和平与战争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因为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不是孤立的国家。他主张各国人民联合起来，抵抗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侵略和压迫。[4]390，399-400 1937年3月，毛泽东同美国记者艾格丽丝·史沫特莱谈话提出，日本的侵略不但是中国的大祸，也是世界的大祸，如像德国是世界的大祸一样。“何况这两个侵略国现在已经联合起来了”。中、英、美、法、苏五国应该赶快地联合一致，“否则有被敌人各个击破之虞”。[4]4875月，毛泽东向韦尔斯表示，“世界和平阵线的组织正在深入扩大，而且也正在进行着准备裁制一切法西斯主义”。中国的解放运动与世界的解放运动密切联系着，其前途是绝对光明的。[4]503 1938年7，毛泽东在接见世界学联代表团时正式阐述了“和平不能分割”的理念。他指出，中国的抗战，同时也就是帮助世界人民反对共同的敌人。所以中国、日本、世界各种反法西斯的势力是互相影响的，互相帮助的。世界和平不能分割，世界是一个整体，这是世界政治的时代特点。他强调，“和平不能分割”，“法西斯的世界侵略，是世界和平的仇敌”。[13]133，135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重申“和平不可分割”的理念，认为“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侵略反法西斯的斗争，是不可分离地结合着”。反对日本侵略战争的不仅是中国人，而且还有欧洲人，美洲人，非洲人，澳洲人，以及其他亚洲人。“整个世界先进人类已成为休戚相关的一体”。会议强调，中日战争是世界战争的一部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不能离开世界而孤立起来。“一个世界性的帝国主义用战争闯进全中国来，全中国人都关心世界与中国的关系，尤其关心目前欧洲时局的变动”。[7]585，633 (二)“为永久和平而战”的信念 和平是与战争形态互为表里、同时存在的概念。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共产党人认为，人类社会进步到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国家，就没有了战争。“反革命战争没有了，革命战争也没有了，非正义战争没有了，正义战争也没有了”，这就是人类永久和平的时代。[9]174 张闻天在晋西会议明确提出，中共不是和平主义者，要为世界和平斗争，就要反对侵略者；中共的和平政策是战斗的、动员的，是以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中共主张国内和平，团结全国力量，“联俄联共来反对日本”。[14]55，56在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中共认为中国抗日派与亲日派的斗争“是世界和平阵线与世界侵略阵线的斗争之一部分”[14]447。从实现国内和平，反抗日本侵略，到推动国际反法西斯运动发展，争取世界永久和平，成为中共反法西斯战争和平观的基本逻辑。 前述毛泽东同史沫特莱谈话剀切指出，中日战争与世界和平是矛盾的。世界大多数的国家和人民都希望和平，但是日本军阀则希望战争。这种矛盾，依照日本的方针是不能调和的。“要解决这一矛盾，只有一条道路，就是一方面世界各和平国家与中国一同反对日本的侵略政策，迫使日本军阀服从世界公论；另一方面，如果战争不能避免的话，中国应该坚决抗战”。只有这些办法，才是同世界和平相适应的。同世界和平调和的基点，也只能建立在制裁与抵抗侵略者的政策上面。[4]486 1938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反侵略大会上宣称保卫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战争是历史上空前的伟大的世界运动。主张全中国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不分党派，不分信仰，不分男女，不分老幼，统统向着同一的目标而团结起来；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厌恶战争的人，也统统向着同一的目标而团结起来；日本国内的广大人民，也向着同一的目标而团结起来。这个同一的目标就是反侵略，“这就是今天世界政治的总方向”。[13]89，90 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详尽地阐述了中共“为永久和平而战”的信念。首先，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性同争取中国和世界的永久和平，是不能分离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历史上是空前的，但还不是绝后的战争。“只有目前开始了的战争，接近于最后战争，就是说，接近于人类的永久和平”。反对一切反革命战争，使这次战争带着为永久和平而战的性质。而占着五亿以上人口的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将占着重要地位，中华民族的解放将从这个战争中得来。“将来的被解放了的新中国，是和将来的被解放了的新世界不能分离的”。因此，中国的抗日战争包含着为争取永久和平而战的性质。其次，中国的抗日战争是神圣的、正义的、进步的、求和平的。不但求一国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时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然而，“欲达此目的，便须决一死战，便须准备着一切牺牲，坚持到底，不达目的，决不停止”。中共从事战争的信念，正是建立在争取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中国和新世界的上面。[6]475-476 (三)反对绥靖主义 面对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扩张，民主国家试图用牺牲弱小国家的利益以换取和平与安全。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到德国侵吞捷克斯洛伐克，西方大国推行的绥靖政策达到顶点。[15]1101，1110反对绥靖主义成为中共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观念。 日本侵略中国东北，英、法、美等利益攸关国家却对日本姑息退让，国际联盟则要求中日双方同时撤军。中共中央认为，西方国家利用日本侵占东北以便趁火打劫来瓜分中国，干涉中国革命，用新的战争去消灭苏联。《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又称《李顿报告书》)是“最公开、最无耻、最不要脸的文件”。[16]527-28在中共眼里，西方国家的绥靖政策同日本的侵略政策对中国抱有同样的帝国主义目的。 从1935年开始，受苏联对外政策调整及共产国际斗争策略变化的影响，中共希望民主国家积极援助中国抵抗日本的侵略和征服，争取英、美等国站在国际和平阵线。瓦窑堡会议主张同一切和日本相反对的国家进行必要的谅解、妥协，建立国交，订立同盟条约等等的交涉。[5]532，546毛泽东强调，美国注定要对中国和日本的未来起非常积极的作用。希望中美两国结成统一战线，以反对日本及其代表的法西斯战线。认为“随着历史面貌的进一步暴露”，美国会放弃“孤立主义”政策；“英国如继续动摇并像过去那样采取观望政策，如继续乞求日本的‘合作’，那将对英国毫无好处”。[4]391，395-396美国在远东的利益与日本的大陆政策是不相容的，所以美国对中国问题便不应隔岸观火；英国“保守党在西欧政策上徘徊于和平阵线与法西斯阵线之间，已经引起国内人民的极大不满”。[4]502-503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主张实行抗日的外交，拥护和平阵线，反对侵略阵线。同时中共也观察到，“英法对中国虽表示某些同情的论调，但他们不赞成中国今天实行全国性的抗战，希望中日妥协”；“美国还保持着静观态度”；苏联面临东西方法西斯国家共同进攻的战争危险。[11]386-387中日战争伊始，苏联即同国民政府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援助中国抗日，并倡议国际社会通过集体安全体系制裁日本。而英美却拒绝接受苏联的倡议，不愿加入制裁日本的行列。中国希望苏联出兵同日本作战的希望落空。中共领导人认为，日本与苏、美、英、法的实力相差悬殊。如果苏联给日本背上一拳，美国在东面送日本一脚，英法从南面打日本一下耳光，那日本早就见阎王去了。甚至，“美国只要用一指就能把日本打倒”。问题是西方国家并不打算这么做，这使得苏联难以单独行动。[17]401-402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点名批评以英国张伯伦政府为代表的绥靖政策，提出假如英国不改变政策，势将引导法西斯国家进行更大规模的冒险战争，最后势必引导西方民主国家卷入空前残酷的战争里去。[7]635-6361939年9月，欧洲战争爆发。中共反对绥靖主义的思想观念成为历史谶语。 中共反法西斯战争的和平观是在法西斯国家发动局部战争逐步破坏世界和平的背景下形成的。“和平不可分割”的理念强调世界各种反法西斯力量联合的重要性，提出由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共同应对人类文明危机的新思路。“为永久和平而战”的信念既不同于西方和平主义者“反对一切战争”的观念，又区别于中国传统兵家“以战去战”的思想，其道德理想和价值追求是中国和世界的永久和平。而中共反对绥靖主义，倡导积极和平的政策，则昭示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时代需要和历史走向。 三、抗日高于一切，一切为着抗战胜利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按照列宁“为了革命的战争与和平”的观念，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相适应，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都具有与现实革命相关联的意义。[18]50-51在反对法西斯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探索中，中共从苏维埃革命逐步走向抗日民族战争。中共观念和政策的转变赋予中国革命以新意蕴。 (一)从苏维埃革命到抗日民族战争 中共成立之初即认为“无产阶级是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也是世界的”，将中国革命界定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19]141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按照苏俄革命模式和共产国际决议，掀起土地革命风暴，建立苏维埃政权，走上工农武装割据，以暴力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的道路。从九一八事变开始，中国国内阶级关系和社会矛盾发生变化，世界局势大动荡、大分化。中共中央发表一系列宣言和决议，高举抗日的旗帜。与此同时，提出“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武装保卫苏联”等口号，认为只有苏维埃政权才是唯一的能够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权，坚持以苏维埃运动为中心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革命战争。[2]567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教条主义者推行“左”倾路线，笼统排斥资产阶级作为反帝反封建的动力，脱离了民族民主革命的轨道。1934年中共反对国民党“围剿”的战争失败，中国革命再遭挫折。 1935年是中共革命观念和政策转变极为关键的一年。遵义会议对苏维埃革命战争进行了反思，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华北事变爆发，中国兴起反日斗争浪潮。中共发表“八一宣言”，倡议成立国防政府，组织抗日联军；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同一切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5]265-267瓦窑堡会议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总路线，宣告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政策的许多部分，改变到更加适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情况”。中共虽然开始从利用矛盾、改变策略的角度来看待帝国主义的问题，但是坚持认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伟大因素，将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是党指导革命战争的基本原则。[5]540，544而毛泽东则明确指出，那种认为“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等思想观念是错误的。[9]154 中共革命观念的改变势必推动政策的变化。1936年间，中共逐步实现从“抗日反蒋”、“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的政策转变。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集中体现了中共政策转变的绩效。1937年2月，鉴于国际局势和中国事态的发展，经共产国际同意，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11]38-39第一次公开宣布放弃苏维埃革命政策。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向党内外阐明“抗日高于一切”的政策理念，提出“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的奋斗目标，逐步从苏维埃革命走向抗日民族战争。[13]369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应该根据“一切服从抗战利益，一切为着抗战胜利，一切为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高于一切”的原则立场，在全民族团结、国共长期合作的条件下，在全世界爱护和平的民族国家与所有先进人类的同情与援助条件下，进行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民族自卫战争。[7]755，762，765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是中共实现革命观念和政策转变的标识。 (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相结合 在从苏维埃革命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过程中，中共通过观察、分析中日战争牵动中国与世界局势变化的特点，在倡导建立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主张建立国际反法西斯联盟，进而提出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相结合的思想。 前述毛泽东和斯诺谈话认为，除日本以及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国家之外，反战的国家，像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和比利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如暹罗、菲律宾、中美各国、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亚、荷属东印度等；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这些各种类型的国家能够组成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反法西斯联盟的性质是和平联盟，是为了共同抵抗那些发动战争的国家。主张以“共同保卫和平”为基础，参照现有的法苏条约蓝本，缔结类似的太平洋各国抗日条约。[4]391，398他同史沫特莱谈话时指出，中国的统一战线是抗日的，不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而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正向中国侵略；中国的统一战线是民族的，包括全民族一切党派及一切阶级，只除开汉奸在外。中共倡导的民族阵线比法国或西班牙的人民阵线范围广大得多。[4]479 1937年5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提出，九一八事变以来，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由一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变为特别尖锐的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而且其他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扩大了矛盾裂口。因此，在中共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的任务”。中国不但应当和苏联相联合，而且应当按照可能，和那些愿意保持和平而反对新的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会议重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抗日为目的，而不是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9]252-253毛泽东认为，中日战争的结局有两种可能的前途：第一是中国完全战胜日本。国内统一战线的成功，人民与政府的紧密团结，国际和平战线的胜利，日本国内和平势力的援助，是争取此种前途的条件。而中国人民自己的团结与坚决的抗战为最主要的和决定的条件。第二是日本把中国变为它独占的殖民地。但“这必由于中国人民的分散，不团结，不抗战或不坚决不彻底的抗战，不联合世界上帮助它的友人等条件下才会发生此种危险”。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为了争取第一个前途。[4]502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分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国际环境认为，“只有一部分帝国主义国家如日德意等反对国共合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另一部分帝国主义国家，由于他们与日本的矛盾，现时并不反对我们的统一战线，反而采取赞助的立场”。“所有国家的先进人民都是赞助我们的，苏联更是诚挚的赞助”。新的国际环境对国共长期合作有重大影响。[7]609毛泽东明确地将世界上的国家分为两类，即法西斯国家和民主国家。[13]154中共将英、美视为民主国家，赞助国民政府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走同英美联盟的外交路线，这是决定中国抗日战争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相结合的主张，反映了中华民族争取独立解放与自由同保卫人类和平紧密关联的时代主题。 (三)独立自主的原则和自力更生的方针 在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同时，中共主张以独立自主的原则和自力更生的方针处理反法西斯同盟内部的关系，这是中共革命观念和政策转变的重要环节。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中日战争爆发前后，中共即提出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问题。1937年8月，毛泽东在洛川会议强调，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中共在政治和组织两方面保持党和红军的独立性。“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中共制定全面抗战路线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鲜明地提出自己的抗战主张，这本身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并争取领导权的政治宣言。受苏联对华政策和共产国际新方针影响，王明回国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中共党内围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国共关系问题展开激烈争论。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的政治报告突出“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指导思想。而在会议的结论中，他肯定刘少奇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批评意见，强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6]538-540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决议放弃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提法。毛泽东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观念逐渐为中共党内所接受。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独立自主的思想意识。苏联和共产国际在思想理论和政策观念上曾给予中共以积极指导和帮助，但也造成中共党内教条主义的问题。从九一八事变到华北事变，中共中央关于抗日的一些指示、宣言、口号等，几乎是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讲话或文件的翻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共党内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必须具有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7]650正是站在这样一种新的思想高度，中共破天荒地在中央全会上开始对共产国际指示进行具体分析，放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主张。中日战争爆发后，中共视苏联为中国的“天然盟友”，从战略上支持和配合苏联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但放弃“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独立自主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注重保存、发展和壮大中国革命的力量。 反法西斯战争中自力更生的方针。中日战争爆发前，毛泽东指出，中国想要成功地反对日本必须争取外援。但这并非说没有外援中国就无法抗日，也不是说中国必须等到有了外援才能开始抗日。只是中国单独作战，“牺牲就会大些，战争的时间也会拖得长些”。[4]400，401中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提出，“战胜日寇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但外援是不可少的，孤立政策是有利于敌人的”。[6]347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分析认为：第一，国际和平阵线各国有各国的情况。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助我，政府则取某种程度的中立态度”。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形势目前还不容许它作超过现时程度的援助”。中国只有主要依靠自力更生。第二，世界的主要重心在欧洲，主要和平阵线国家与主要法西斯国家斗争的焦点是欧洲战争危机问题。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战略全局来看中日战争，中国必须以自力更生为主。第三，从长期战争与集中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原则出发，组织一切可能的外援不可忽视。中国的外交方针应着眼于长期性，不重在眼前利益而重在将来的增援。第四，民主国家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援助中国的，主要是其人民同情中国，而苏联的援助则更加积极。因此，“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与外援的配合，主要是和先进国家与全世界广大人民反法西斯运动之将来的配合，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松争取外援的方针，应该放在这种基点之上”。[7]581，591，619-620，636-637 (四)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 中国革命具有国际主义意义是中共的基本信念。在放弃苏维埃革命，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情况下，中共开始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逐渐确立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思想观念。 中共宣布放弃苏维埃革命后，如何践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主张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毛泽东指出，中共实行的各种具体政策完全是为了抵抗日本保卫中国。国内任何政党和个人均应将部分利益服从于全体利益，将阶级利益服从于民族利益。“共产党人决不将自己观点束缚于一阶级与一时的利益上面，而是十分热忱地关心全国全民族的利害，并且关心其永久的利害”。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是国际主义者，他们主张世界大同运动；但同时又是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者，为了保卫祖国，愿意抵抗日本到最后一点血。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并不冲突，因为只有中国的独立解放，才有可能去参加世界的大同运动。[4]482-484 1938年5月，在同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使埃文斯·卡尔逊会谈时，毛泽东详细阐述了中共抗日的政策主张。他宣称中国实现共产主义是遥远的将来。中共近期的目标是在中国实行民主，希望同国民党保持统一战线，赞成两党政府；主张同一切外国在平等基础上保持友好关系。[20]221因此，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体现的是爱国主义，而不是苏维埃革命突出的国际主义。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认为，国际主义者的共产党员是否可以同时又是爱国主义者，主要看什么历史条件来决定。对于中共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密切结合，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只有全民族的解放才能有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的解放，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实施。中共提出用民族自卫战争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口号，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员站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这些做法，这些爱国主义，一切都是正当的，应该的，必须的，正是国际主义在中国的发挥，一点也没有违背国际主义”。[7]638中共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观念，既强调爱国主义的历史条件，又突出国际主义的时代内涵。 苏维埃革命是中共通过无产阶级战争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尝试，超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21]309中国革命的危机，中日战争的爆发，促使中共放弃以苏维埃运动为中心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战争，逐渐确立“抗日高于一切”、“一切为着抗战胜利”、“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等思想观念，转而从事抗日民族战争。中共思想观念的转变及其抗日政策的实践，为中国与世界共同反对法西斯侵略战争奠定了理论基础。 四、基本结论 中国共产党的反法西斯战争观并不是从中日民族矛盾对抗中产生的，而是中国苏维埃革命内生性危机因素的意外作用。中共革命观念的转变类似一个应激性的进化过程，而应激源只能从中国革命内部去探寻。因此，叙述和讨论中共反法西斯战争观的产生和形成，就需要考察和辨别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观念和主张，发现其思想的源头与变异的脉络。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共反法西斯战争观的产生和形成并不是来自周密的论证，而是一些存在于中共原有话语体系中的观点和理念。诸如“阶级”、“斗争”、“革命”、“战争”等，这些本身具有强力改造中国与世界意涵的关键词，在反法西斯战争的特定语境中几经变异转换，淡化了意识形态色彩，逐渐演化为同“正义”、“和平”、“文明”、“进步”等相互关联的思想观点和政策理念，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理想和价值追求，从而导致中国革命的面貌发生结构性的变化。 中国共产党从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的逻辑起点出发，认定法西斯战争是非正义战争。主张反对非正义战争，积极参加正义战争。宣示从事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战争，消灭战争的方法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因此，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争取反法西斯战争的光明前途，是中共反对法西斯侵略战争的核心观念。法西斯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特点是由局部战争走向全面战争，本质是破坏世界和平，危及人类文明。中共“和平不可分割”的理念，强调世界反法西斯力量联合的重要性，主张共同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拯救人类文明。“为永久和平而战”的信念，既不同于西方和平主义者“反对一切战争”的观念，又区别于中国传统兵家“以战去战”的思想，其价值目标是人类的永久和平。而反对绥靖主义与倡导积极和平，则集中体现中共集体安全的政策理念。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都具有与中国革命战略相关联的意义。基于对中日战争和世界情势的观察分析，中共提出“抗日高于一切”，“一切为着抗战胜利”，为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与解放而奋斗，从苏维埃革命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由通过阶级斗争实现民族解放，到利用民族斗争夺取阶级胜利，中共思想观念的转变及其抗日政策的实践推动中国革命呈迅猛发展的态势。 尽管中国共产党的反法西斯战争观并非周密论证的思想体系，但是“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和平不可分割”，“为永久和平而战”；“抗日高于一切”，“一切为着抗战胜利”等思想、观点、理念，以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等原则、方针、精神，对中国抗日战争兴起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开局具有前瞻性的理论价值和先导性的实践意义。从回顾历史的角度来看，在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程中，中共的一些具体思想观点和政策理念不乏波动与调整，但始终没有偏离1935-1938年间基本确立的主体思想和核心观念。因此，1935-1938年中共的反法西斯战争观在中国革命思想史上占居承先启后的战略地位。 ①战争观是人们对战争问题的总体的根本的看法。战争观理论涵括人们对战争根源、战争特点、战争性质、对待战争的态度、消灭战争的途径等问题的观点，以及关于战争与和平、战争与革命的关系等问题的理念。标签：抗日战争论文; 法西斯主义论文; 帝国主义论文; 军事历史论文; 战争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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