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教育与中国小说史学的兴起——以北京大学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京大学论文,小说论文,史学论文,中国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小说在20世纪中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价值提升，除承继晚清学人大力倡导之风气的余绪外，新文学倡导者的重视与推崇，使之进入现代大学教育体制，成为学术研究对象，更对这一提升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并因此建立起具有学科意义的中国小说史学。小说史学一跃成为文学研究中的一大显学，吸引了大批杰出学人投入其中，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突出现象，甚至可以作为一个文化事件来解读。一方面，作为俗文学文类的小说的价值提升，是新文学倡导者实现其文化主张的需要。五四一代学人激扬民间文化的生命活力，作为颠覆正统文化的思想资源，力图借此建立新的文化与文学秩序。小说在中国古代文学体系中长期处于边缘地位，民间性至为突出，成为实现上述文化主张的有效工具。另一方面，随着小说等俗文学文类逐渐由边缘走向中心，又反过来影响并规约了中国人对文学的理解与想象的图景，改变了既有的“文学常识”。可见，发生时期的中国小说史学，其认识价值不仅在于对小说史学科的奠基作用，还在于中国学人第一次将小说纳入学术研究视野，并采用西来之文学史（小说史）这一研究体式，预示并最终实现了一种新的学术认同与文化选择。小说成为学术，其影响也不限于学科内部，还包括对文学概念的重新建构，对一种新的文学研究思路与阅读趣味的倡导和发扬。在促成小说史学之兴起的诸多因素中，现代大学教育至为关键。中国现代大学学制建立以来，小说逐渐成为大学教学与研究的对象。特别是蔡元培长校的北京大学，将小说纳入大学课程之中，有效地提升了其文学和文化地位。五四学人在北京大学开设小说史课程，从事小说史研究，不仅使小说进入最高学府，而且培养了以小说为研究对象的新一代研究者，实现了学术的薪火相传。以北京大学的小说教育为研究对象，不仅有助于揭示现代大学制度与中国小说史学兴起之关系，而且能为考察五四新文化的众多发现和主张如何以制度化的方式得以落实，提供一个有效的个案。
一
作为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北京大学及其前身京师大学堂在诸多方面均做到了“开风气之先”。但是，文学、特别是小说在大学学制中占据一席之地，则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由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主持拟定的《钦定大学堂章程》为文学设科。但所谓“文学科”，包括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掌故学、词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七类[1](P544)，与今天理解的作为常识的文学概念相去甚远。次年，由张氏会同荣庆、张之洞共同拟定的《奏定大学堂章程》，将经学、史学、理学等分别设门，中国文学门始获独立。在其所设科目中，包括接近文学史的“历代文章流别”；而在研究方法上，则强调了小说等诸文体与古文之不同。[1](P587—588)然而，《章程》对于小说文类只是顺带提及，并未赋予其独立地位。1917年1月蔡元培正式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小说在大学学制中才真正浮出水面。在同年年底发表的《改订文科课程会议纪事》中，中国文学门（简称国文门）选修课内增设《宋以后小说》一项。[2]而由蔡元培筹办的北京大学各科研究所中，国文门研究所的研究科目即包括小说科，指导教师为周作人、胡适和刘复（半农）。[3](P60)从1917年12月到1918年4月，国文门研究所小说科共举行研究会六次。① 刘半农和周作人全程参与，胡适也在一次会议上作关于短篇小说的演讲；学生身份的研究员有袁振英、崔龙人、傅斯年和俞平伯。在每次研究会上，首先由指导教师作关于小说的演讲，再由学生提问。演讲稿经记录整理发表，如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刘半农《通俗小说之积极教训与消极教训》、《中国之下等小说》，胡适《论短篇小说》等，都成为新文化运动期间著名的小说理论文献。通过演讲，研究会力图解决“何谓小说”和“怎样读小说”的问题。无论是刘半农重新定义中国小说，还是周作人介绍域外经验，以及胡适对短篇小说文体概念的界定，都出于新文学的立场，确立对小说文类的评判标准，从而为小说获得新文学的身份，进入现代大学学制奠定了理论基础。不过，研究会参加者人数有限，也并未采用授课方式。将小说史列入中国文学系的课程，时在1920年。②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北京大学，在文学课程设置上较之大学堂章程有相当大的调整和突破，其中最突出的是“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课程的分置。③ 此举使二者的学术分界渐趋明朗，开始形成各自独立的学术视野和理论个性。这两门课程的边界，类似于后来高等院校文学专业的“文学史”和“文学作品选”的区分，前者讲历史演变，提供文学知识和研究思路；后者重艺术分析，培养鉴赏能力和写作水平。课程分置改变了晚清学制中“文学史”概念上的混沌局面，使之逐渐摆脱了传统“文章流别”的干扰，理论个性得到更充分的发挥。文学史概念的正本清源，是提升其学术价值的基本条件之一。同时，为长期被排除在学术视野之外的小说和戏曲单独设课，也使具有西学背景的研究者有了用武之地。这一时期进入北大的刘师培、“章门弟子”等学者，既有深厚的国学基础，又对西方文学理论非常熟悉，在经营文学史方面有着前辈学人不可比拟的理论优势。他们往往依据自家的研究兴趣与学术水平，对教学大纲中规定的文学史教学内容及书写形式有所调整和自由发挥，植入研究者本人的理论个性，促进文学史由教科书向个人著作的转化。此外，蔡元培长校时期的北大，在为各门课程选择教师时，特别注重其学有所长与术业专攻，延请刘师培讲授中古文学史，周作人讲授欧洲文学史，吴梅讲授戏曲史，鲁迅讲授小说史，俱为一时之选。其中小说史课程的设置，最初由于找不到合适的人选，而暂时搁置。1920年预备增加小说史课，拟请周作人讲授。周作人考虑到鲁迅更为适合，就向当时的系主任马幼渔推荐。鲁迅于是受聘北大，开设小说史课，并因此成就了其小说史的撰写。[4](P410)可见，在北京大学的课程设置和教师遴选中，体现着因人设课、因课择人的办学理念。这既保证了各门课程的学术水平，又促使学者将其学术思路与研究成果以文学史的书写方式落实到文字，公诸于世。
晚清至五四学人选择文学史这一著述体式，大都与其在学院任教的经历有关。④ 而且随着对文学史概念理解的深入，以及具有西学背景的研究者加盟，文学史开始由教材式的书写形态向专著化发展，学术价值获得了明显的提升。在讲义基础上形成的文学史著作，不乏在观点和体例上卓有创见者，不仅显示出作者的学术个性，而且实现了对文学史这一著述体式的学术潜质的创造性发挥。衡量一部文学史著作学术价值的高下，除作者学术水平因素外，也有赖于作者对自家著作的学术定位。教材型的文学史，以知识传授为主，汇集各家学术观点，较少突出自家独见，强调材料的准确和论述的稳健。专著型的文学史，则避免滞着于知识的介绍，而重在自家研究思路与方法的展示，以及个人学术创见的充分发挥。依上述标准考量由课程讲义增补修订而成的《中国小说史略》⑤，不难看出鲁迅经营自家小说史专著的明确意识。与刘师培、黄侃、吴梅等学者一样，鲁迅登北大讲坛，是因为在某一学术领域中的非凡造诣，而不是为课程的开设，涉足新的专业。这保证了他们从事研究的主动性和学术特长的发挥。鲁迅在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之前，在这一研究领域中浸淫已久，凭借深厚的学术积累撰写讲义，一出手便不同凡响。同时，中国小说史作为选修课，不同于必修课在内容上有着明确的规定性，讲授者可根据自家的学术兴趣和研究水平调整课程内容，选择讲述方式，可进可退，拥有更大的自由度。鲁迅个人的学术创见因此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应北大之请讲授小说史，为鲁迅学术思路的系统梳理和研究成果的全面展示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不仅促成了中国小说史学划时代的名著《中国小说史略》的撰写，也开启了小说史学的“鲁迅时代”，并最终奠定了中国小说史学的学科规范与学术品格。
二
与鲁迅相近的是，作为北京大学专职教员的胡适，也通过对小说的研究与传播，彰显出自家的学术选择，进而奠定了中国小说史学的学术品格。
作为新文学倡导者，出于为建立新文学提供历史依据的目的，胡适选择并最终确立历史进化的白话文学史观，作为构筑中国文学史的基本线索，从而决定了其对小说文类的密切关注——小说凭借其白话文学的身份参与新文学的建构。在胡适构筑的新文学体系中，小说一直作为其主要依据和资源。早在1906年，时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的胡适，就在《竞业旬报》上连载长篇章回体小说《真如岛》，意在“破除迷信，开通民智”[5](P80—81)。以小说为启蒙之利器，是其从事新文化建设的起点。因新文化运动骤得大名之后，时任教于北大的胡适，参与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学术活动，致力于小说的研究与传播，此举不仅是与小说再续前缘，也源于胡适宣扬自家学术理念和方法的目的，并受到北大学风的深刻影响。
“方法”对于胡适而言具有特殊的意义。胡适承认自家在治学方法上受到赫胥黎进化论和杜威实验主义哲学的影响[6](P94—98)，并在清代考据学中发现了“科学”精神，据此总结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10字箴言。[7](P288)这既是胡适治学的基本原则，也是支撑其“文学革命”主张的理论基础。胡适大部分学术著作都有教人以“拿证据来”作为思想方式和治学方法的学术意图。大力倡导“文学革命”，也意在传播其重实证的科学法则和科学精神。据此，胡适的学术研究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构成一种研究范式，提供了一种具有典范性的方法论。对于胡适而言，“方法”不是学术研究中的技术因素，而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方法”决定了胡适发现问题、思考问题的视角和眼光，也决定了他对于研究对象的取舍与判断。在学术论著中，胡适不断强调方法的重要性，并进一步将自家治学的基本方法定位在“考证”之上。胡适以科学的眼光考量中国传统学术，在清儒家法和杜威实验主义之间寻找交集，于是，在清学的考证方法中发现了与科学理念的相契合处——实证性。在胡适看来，考证方法经过科学理念的改造与整合，已不为传统学术所囿，而成为自家得以安身立命的学术根基，并能担负起“整理国故”——建设新文化的历史使命。
胡适选择考证作为治学的主要方法，不仅出于其新派立场，回国之初的学术环境，及其带来的巨大压力，也促成这一选择。胡适最初因提倡白话文而被蔡元培延请，担任北大教职。彼时北大文科正笼罩在一股考证学风之下，最有声望的三位文科教授：刘师培、黄侃和陈汉章，都在小学方面功力深厚。[8](P94—98)而且，胡适发现他的学生——如傅斯年、顾颉刚、毛子水等——在旧学根底上也胜过自己。[9](P296)这一学术环境，及其带来的生存压力，使胡适不得不在治学上，尤其是考证之学上加倍用功。不过，胡适毕竟是以新文化倡导者的身份进入北大，将自家治学完全纳入旧学轨辙，既非胡适所能，亦非其所愿。胡适以自家西学之根基，调整考证的学术思路与研究对象，将考证从传统经学、史学的体系中抽离出来，以“西学东渐”统摄“旧学新知”，试图在旧学与西学之间找到一个有效的平衡点。胡适此举，一方面是基于新派立场，有意与旧派争夺学术阵地，将白话小说这一被排斥在传统“四部”之学视野以外的边缘性文类纳入考证的视野⑥，提升了小说的文化地位，也从根本上改变了考证之学的研究对象和学术品格⑦；另一方面，由于胡适在旧学上无师承，也使其不为之所囿，比较容易“离经叛道”，在研究过程中闪展腾挪，依照研究对象进行自我调整。可见，胡适不为传统经学家法和门户所限，源于其对旧学的相对“陌生”——旧学根基和功力的相对不足。而在学术转型的大背景下，“以西学剪裁中国文化”渐成主潮，这一不足却反而成为他的长处：胡适与旧学之间的距离，恰好为西学所填补。这样，在由经史子集四部之学转向现代学科划分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文学文类等级秩序重新调整的过程中，胡适敏锐地把握住了新学科的命脉，以西学的眼光唤起新一代学人改造旧学、创建新学的信心与热情。⑧ 胡适以其“半新不旧的考据”[10](P750)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并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在学界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胡适曾在复王重民信中坦言，自家“在文学史上的贡献只是用校勘考证的方法去读小说书”[11](P74)。晚年也曾对助手胡颂平谈到：“我自己对《红楼梦》最大的贡献，就是从前用校勘、训诂、考据来治经学史学的，也可以用在小说上。”[12](P3652)胡适在个人的研究兴趣和北京大学的学术风气之间，选择以实证方法研究小说，既要借此传播科学观念，又力图将小说与经史相并置，提高其文化地位，进而为新文学的确立提供理论支持，并为自家赢得学术声誉和归属。以治史的眼光看待小说，使小说更加适于纳入考证之学的范畴，得以和经史相并置，从而将小说从边缘性地位中解放出来，使之真正进入了学术研究的视野，获得更高一级文类的地位。在考证的前提下，以小说取代经史，又促成对于传统经学的研究对象的置换，使之逐步获得现代学术的品格。为提升小说的文化地位，胡适为其量身打造了考证之法；为实现考证之学的现代转化，胡适又选取小说文类，纳入其研究范畴。可见，对于胡适而言，提升小说的文化地位，非考证不得其法；使考证为新学所用，亦非小说不得其实。作为方法的“考证”与作为学术对象的“小说”，交融在胡适的小说史研究的视域之中。“小说”与“考证”的遇合，促进了双方在现代学术体制中的身份转换与价值提升。
作为现代中国学术之新范式的建立者，胡适在人文学科诸领域中均做到了开风气之先。对于中国小说史学而言亦如是。作为胡适大力倡导的“整理国故”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小说史学不仅承载着提升白话文学地位的文化使命，也体现出以小说为社会史料的阅读趣味。以《〈水浒传〉考证》和《〈红楼梦〉考证》为代表的“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系列论文，与胡适的大部分学术著作一样，具有“教人以方法”的典范意义，其学术思路与写作策略，启发并规范了几代学人。胡适对于小说史研究的学术期待与文化诉求，不仅在他本人的著述中得到了较为有效的呈现，更经其弟子和学术追随者顾颉刚、孙楷第、周汝昌等人的进一步倡导与发挥，逐渐蔚为大观。尽管随着小说史资料的不断发现和小说史观念的日益更新，后世的研究较之胡适有一定的突破与超越，胡适的一些学术论断，尤其是对作品的审美判断，也常常遭到诟病；但其基本思路为后学所承继，至今仍保持着学术生命力。胡适对于中国小说史学的贡献，不在于某些具体论断的确凿不移，而在于开辟了一条新的学术路径，并最终奠定了中国小说史学的学术品格。
收稿日期：2009-11-13
注释：
① 参见《北京大学日刊》，1917年12月27日第二版、1918年1月17日第三版、1918年1月20日第二版、1918年2月3日第二版、1918年4月16日第三版、1918年4月22日第一版。1918年5月的研究会仅有预告，未获进行，此后则中断。
② 北京大学于1919年“废门改系”，国文门改为中国文学系。参见《学科课程一览》，《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12月17日第五版。
③ 参见陈平原：《新教育与新文学——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中引录1917年北京大学国文门课程表。该文并未指出两门课程内容上的区别。选自陈平原：《中国大学十讲》，第13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在此后发表的一篇学术随笔中，陈平原依据巴黎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收藏的北大讲义，论述了两门课程的分界，并有精彩的发挥。参见陈平原：《在巴黎邂逅“老北大”》，《读书》，2005年第3期。“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课程的分置，突出两种文学的研究思路，并规定了各自的学术对象和方法，使前者逐渐趋向史学。
④ 中国古代不存在文学史这一研究体式，以之取代传统“文章流别”，实有赖于晚清以降对西方学制的引进，对近代日本及欧美文学教育思路的移植。参见陈平原：《新教育与新文学——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选自陈平原：《中国大学十讲》，第112—113页。
⑤ 该书最初作为鲁迅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院校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的讲义，陆续分发，或题名《小说史大略》，或题名《中国小说史略》，或题名《中国小说史》，至1923年12月由北京大学第一院新潮社正式出版时，定名《中国小说史略》。参见拙作《论〈中国小说史略〉的版本演进及其修改的学术史意义》，《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1期。
⑥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子部”之下包括被后世视为“笔记小说”的《世说新语》等，“集部”之下包括作为文言小说总集的《太平广记》以及收录小说的各种类书，但白话小说均被排斥在“四部”之外。
⑦ 胡适在《〈曲海〉序》中指出：“向来中国的学者对于小说戏曲大都存鄙薄的态度，故校勘考据的功力只用于他们所谓‘正经书’，而不用于小说曲本；甚至于收藏之家，目录之学，皆视小说戏剧为不足道。……比较说来，小说更受上流社会的轻视，故关于他们的记载更缺乏。”参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4卷），第56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⑧ 顾颉刚的“疑古”思想及其“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即得益于胡适的小说史研究，特别是《〈水浒传〉考证》等论文的启发。参见顾颉刚：《〈古史辨〉自序》，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第40—4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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