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PSED项目研究述评及其对我国创业研究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启示论文,国外论文,我国论文,项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外学者提出了创业研究应关注创业行为与过程而非创业者人格特质的主张，并得到了普遍认同。但是，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创业行为与过程研究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直到最近才开始真正步入理论构建阶段，其发展远远慢于战略和组织理论等成熟研究领域的早期发展。相对而言，在国内，我们较早就开始关注创业行为与过程，从理论演绎和调查研究两方面来提炼创业行为与过程中的理性成分，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我们也发现创业是创业者创新冒险精神与理性决策交织在一起的过程，并勾勒了我国创业活动的轮廓。但是，创业行为与过程研究的总体进展并不尽如人意，对于如何开展创业行为与过程研究的认识相当匮乏。基于这样的事实，系统梳理并评述国外创业行为与过程研究的发展历程，归纳并总结创业行为与过程研究演进的内在逻辑，不仅有助于我们提升对创业活动本质的认识，而且能为我国学者开展创业研究提供有益的指导和启示。
一、关于如何开展创业行为与过程研究的理论探讨
20世纪70年代中期，西方经济开始发生根本性转变，知识与技术替代资本和劳动力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1956; Romer,1986)，以规模和范围经济见长的大企业遭遇了严重的危机，而创业活动和小企业却得到了蓬勃发展，在就业、创新和区域发展等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因此创业现象开始格外受到关注。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第三次科技革命引发了技术进步特征的变化，这进一步强化了创业和小企业在经济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此后，创业研究开始蓬勃发展，从注重以宏观层面研究创业的经济功能迅速转向注重从微观层面提炼创业活动的科学规律。
在微观层面，早期研究继承了熊彼特等学者关于创业是少数人天赋使然的特殊活动的观点，聚焦于“谁是创业者”的问题，试图区分创业者与非创业者、创业者与管理者以及创业者群体之间的差异，识别创业者在成就欲、风险承担倾向等方面的独特人格和心理特质。但是，创业特质论者经过长达二十多年的努力并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研究成果，不仅没有勾勒出创业者轮廓，反而把他们描绘成充满矛盾的超现实人物。因此，有些创业学者开始反思创业特质论并探索突破方向。Gartner(1988)在系统总结创业特质论的基础上，认为关注创业者特质的研究没有出路，提出创业研究应关注创业者行为并挖掘创业过程规律的主张。[1]Bygrave和Hofer(1991)借用战略管理研究的发展历程隐喻了创业研究从关注创业者特质转向关注创业行为和过程的必要性，并指出战略管理研究起源于对“总经理角色和职能”的总结，但是长达三十多年的努力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2]随着钱德勒(1962)和安索夫(1971)等学者的奠基性著作的问世，战略管理研究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从关注“总经理角色和职能”转向探索“组织战略过程”。于是，战略管理研究在随后的20年里获得了飞速的发展，迅速成为成熟的独立学术领域。
毋庸置疑，20世纪80年代是创业研究发展的关键转折时期。其间，创业特质论遭遇了严重的挑战，关注创业行为和过程的主张开始受到重视。但是，作为鲜为人知的现象，采用什么手段才能识别创业行为特征并提炼创业过程规律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首要难题。为此，学者们开展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探索，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澄清了创业行为和过程在创业研究中的定位。Gartner(1985)将创业定义为新企业的创建过程，认为从个体（谁在创建新企业）、环境（创业活动所处的情境）、组织（拟创建新企业的性质）和过程（新企业的创建过程）四个维度的交互作用关系出发，可以较系统地描述并解释创业活动，并且指出创业研究应以过程维度为突破口，关注创业者为创建新企业而开展的活动和采取的行为与创建过程本身的内在规律。[3]Katz和Gartner(1988)将组织化过程理论(Weick,1979)引入创业研究，认为研究创业行为和过程应从新兴组织(emerging organization)而不是已成立的组织入手，并进一步系统阐述了新兴组织 （即处于创建过程中的组织）在意图、边界、资源和交换四个维度上的特征，为后续实证研究的样本选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4]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Gartner等(1992)进一步阐述了创业行为与组织行为的关系，认为组织行为理论基本建立在组织业已存在这一假设的基础上，而创业研究的任务就在于探寻组织为何以及如何形成。他们还指出，创业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谋求组织成功创建的特殊组织行为，创业过程本质上是组织生成(organizational emergence)过程。[5]这些观点表明，创业研究的行为主张将创业过程视为创建新企业的组织活动过程，目的在于从行为层面挖掘创业者为实现机会价值而创造新企业的内在规律。
其次，构建了新企业创建过程的理论模型。《创业理论与实践》(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杂志于1992年秋季和1993年春季连续出版了两期有关创业行为与过程理论模型构建的专辑。其中，Bird(1992)构建的创建过程时间动态(temporal dynamics)模型对后续研究的影响最大。 Bird认为，个体特征和环境节律(environmental rhythm)会影响创业者对创建过程行为顺序及时间安排的心理决策。而创业者会在实践过程中相机调整进展速度(pacing)和选择象征性里程碑事件(symbolic milestone event)来推动新企业的成功创建。[6]在对这两期专辑的14篇论文进行总结时，Gartner和Gatewood(1992)这样写道：“这些理论成果对将创建新企业视为离散事件的片面认识提出了质疑，强化了新企业创建是由若干可识别因素和行动组成的有规律过程的主张。”
再者，界定了一些有助于刻画创业过程的关键概念。创业过程时间动态性，即创业过程的活动顺序与完成时间虽然难以拘泥于固定模式，但必然包含对一些里程碑式事件或活动的基本判断。[6]Gartner (1993)在系统归纳其他学者观点的基础上，界定了一些有助于刻画创业过程的关键概念：打算创业并开始积极行动的个体被称为新生创业者(nascent entrepreneur,NE)；创业者从感知机会到成功创办新企业的过程被称为孕育过程或创建过程(gestation process or startup process)；已打算创业的创业者在孕育过程或创建过程中实施的活动被称为孕育活动(gestation activities)。相应地，处于创建过程中的组织形态被称为新兴组织。Gartner的研究为后续理论和实证研究奠定了概念基础。[7]
最后，依托探索性跟踪调查开展了少量实证研究。美国百森商学院保罗·雷诺兹(Paul Reynolds)在规划设计创业行为和过程的调查研究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率先指出跟踪调查是研究创业行为和过程的有效手段，它不仅能够避免回顾式调查固有的幸存者偏差（survival bias，即只能抽取成功者样本而观测不到失败者样本）和事后认识偏差（hindsight bias，即可能因被调查者记忆模糊或有意夸大等因素而影响调查数据的真实性），而且有助于把握创业过程的时间动态性本质以及孕育活动数量和顺序特征，因而有助于总结归纳创业过程的规律。雷诺兹教授于1992～1993年间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开展了面向成人群体的探索性跟踪调查，并取得了一些成果。Reynolds和Miller(1992)发现，不同创业者实施的孕育活动数量存在高度的差异性，活动顺序和活动的完成比率也各不相同。[8]Carter等(1996)将新生创业者分为“成功创建新企业”、“仍在努力中”和“已放弃创业”三组，结果发现“成功创建新企业”和“已放弃创业”两组样本在孕育活动数量方面并没有显著的差异，但两者的孕育活动数量都明显多于“仍在努力中”这组样本，但他们并没有发现这三组样本在孕育活动顺序上存在显著差异。[9]但是，这些研究并没有为通过创业过程总结创业者行为特征及规律带来实质性的进展，甚至将创业过程归结为混沌无序的复杂过程(Aldrich,1999)。
上述理论和实证探索表明：首先，创建新企业是创业活动的重要环节，是一种动态活动过程，而不是离散事件。创业过程研究应立足于从行为层面挖掘创业者为实现创业机会价值而实施新企业创建的内在规律，澄清创业行为与过程研究的理论定位。其次，时间动态性是创业过程的本质属性，即创业过程由若干需要花费一定时间的活动构成。而且，尽管这些活动的数量与顺序可能存在内在规律，但不太可能拘泥于某种固定模式一成不变。最后，跟踪调查是创业行为和过程研究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参见图1）。
图1 创业行为与过程研究定位
综上所述，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学者们不仅意识到创业研究应该从关注创业者的人格特质转向关注创业行为和过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且就如何识别创业行为特征并总结创业过程规律开展了深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并最终促成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创业动态跟踪研究项目(PSED)，极大地推动了创业研究的进步。
二、创业动态跟踪项目的缘起和实施情况
如前所述，新企业并不是环境条件的产物，而是由创业者通过开展一系列的孕育活动创办起来。保罗·雷诺兹教授认为，对已打算创业的创业者进行动态跟踪调查，是描述并总结创业过程特征和内在规律的基本手段，并于1992～1993年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开展了探索性调查。随着探索性调查成果在创业研究领域的扩散并得到创业学者的认同，开发联合研究项目的想法便开始逐渐形成。1995年，百森—考夫曼创业研究会议在英国伦敦商学院召开。会上，保罗·雷诺兹教授首次提出了关于PSED项目的构想，引起了与会学者的极大兴趣。同年11月，在美国芝加哥召开了PSED项目的第二次组织会议，创立了由包括美国和欧洲国家在内的32个成员单位组成的创业研究联盟(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Consortium,ERC)。在成员单位的共同出资推动下，PSED项目于1998年在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相继付诸实施。
本文拟围绕PSED项目的理论模型和调查设计来介绍其实施情况（详细资料可浏览网站http://www.psed.isr.umich.edu/main.php）。图2是PSED项目的理论模型，它表明在创业过程中，创业者会经历四个阶段和三次转型。第一次转型是个体做出创业决策并开始创建过程。此时，如果创业活动独立于现有企业，个体就转变为新生创业者。如果创业活动发生在现有企业内部，则个体就成为新生内创业者(nascent intrapreneur,NI)。第二次转型是新生（内）创业者完成创建过程，从而成功创办起新企业。第三次转型是新企业战胜生存挑战并进入成长阶段。在图2中，“？a”表示成功创建新企业的新生创业者比例；“？b”表示那些中途退出创建过程的新生创业者比例；“？c”表示创建过程特征，包括创建过程的时间周期、活动数量、活动顺序以及具体孕育活动的特征。以理论模型为依托，PSED项目尝试回答“谁在实施创业活动”、“如何实施创业活动”、“哪些创业活动更可能促成新企业诞生”、“为什么有的创业活动能够成功地创造高成长企业”等四个相互关联而又彼此递进的基本问题。
注：图中NE表示新生创业者；NI表示新生内创业者。
图2 PSED项目的理论模型
注：NE和NI同图2；CG表示对照组。
图3 PSED项目的调查设计
图3描述了PSED项目的调查设计方案，其核心内涵是，以抽取具有代表性的新生创业者样本为前提，通过多轮次数据搜集来跟踪新生创业者的创业努力，目的在于深入认识创业过程特征及结果决定因素。具体而言，PSED项目以成人群体（18～64岁）为总体样本，采用随机跳号的家庭电话访谈方法，从中抽取有代表性的新生创业者，并在连续24个月内每年对其进行一次电话访谈和问卷调查。调查分三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采用随机跳号方式进行家庭电话访谈，旨在从中抽取有代表性的新生创业者。如果受访者对“你是否正独自或与他人一起从事创业活动”以及“你是否正独自或与他人一起创建新企业或为你的雇主创建新企业”两个问题中的任意一个回答“是”，并且满足“受访者期望成为新企业所有者或部分所有者”、“受访者已在12个月前就采取积极行动来创办新企业”以及“新企业仍处于创建阶段”三个条件，那么就被认定为新生创业者。第二阶段是对愿意参与项目研究的新生创业者样本（NE和NI）进行第一轮电话访谈和问卷调查，对不是新生创业者但愿意参与项目研究的对照组(comparison group,CG)进行对比性电话访谈和问卷调查。第三阶段是分别在第一轮电话访谈12个月和24个月后对受访者跟踪进行电话访谈和问卷调查，目的在于监测创建过程的进展状况，并且识别创建过程的结果。
项目最初设计的调查期限为24个月，随着项目实施过程中的资金补充，项目实际实施的调查期限为36个月。也就是说，从1998年到2001年，PSED项目连续三年每年对新生创业者进行一次跟踪，总共开展了四轮跟踪调查，采集了丰富的原始数据，不仅解决了长期制约创业研究的数据难搜集问题，而且探索出了一个行之有效的调查设计方法体系。在PSED项目的推动下，创业行为与过程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截至2005年，已累计发表80余部（篇）著作、期刊论文、会议论文和研究报告，大大提高了对创业过程中创业行为及规律的理性认识。
三、创业行为与过程研究新进展
Shane和Venkataraman(2000)将创业过程概念化为机会发现和机会开发两个子过程，认为机会发现是创业过程的概念化阶段，即从产生创意到形成相对明确的商业概念的过程；机会开发对应于新企业的创建过程。根据Shane和Venkataraman(2000)的研究框架，可以发现基于PSED项目的研究成果聚焦于三个问题：(1)哪些因素影响或决定个体萌发创业意图并实际付诸行动；(2)机会发现过程及其后续影响是什么；(3)机会开发或创建过程特征及其后续影响是什么。鉴于本文的重点是创业行为和过程研究，本文拟从机会发现和机会开发两个子过程入手来梳理并评述与后两个问题相关的PSED项目研究成果，旨在总结和归纳创业行为与过程研究的新进展和未来发展方向。
第一，从机会性质出发探索机会发现过程的本质。长期以来，学者们总是在机会发现是系统搜寻还是偶然发现的结果之间摇摆不定，并没有对“为什么某些人能够发现创业机会而其他人却不能”这个问题做出合理的解释。认知学派借鉴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有关机会发现是系统搜寻过程结果的观点，认为创业机会发现是个体有意识地系统搜集、处理并识别信息价值的过程，并将创业机会发现归结为个体卓越的信息处理能力、搜寻技术或扫描行动（Shaver和Scott,1991）。奥地利学派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机会是偶然发现而非系统搜寻的结果，他们将机会发现归结为创业警觉，即个体对未得到满足的市场需求及未被充分利用的资源或能力的敏感力(Kirzner,1973)。在奥地利学派看来创业机会并不可能成为系统搜寻的目标，因为“在发现之前，个体并不能知晓机会是什么，个体并不可能系统搜寻先前不知道的事物”（Kaish和Gilad,1991）。
基于创业机会异质性的基本判断，学者们开始注重在合理区分创业机会类型的基础上识别机会类型与发现过程的匹配关系。Smith等(2005)借鉴知识管理领域对编码型知识(codified knowledge)和默会型知识(tacit knowledge)的区分，认为创业机会也可分为编码型机会(codified opportunity)和默会型机会(tacit opportunity)两类。前者是指能明确记录、阐释或沟通的新手段——目的关系，后者是难以编码、阐释或沟通的新手段——目的关系。利用PSED项目数据的实证分析显示，与默会型机会相比，编码型机会更为普遍，系统搜寻是发现编码型机会的主要手段，而默会型机会往往是偶然发现的结果。典型个案分析表明，先前掌握的知识是发现默会型而非编码型机会的关键。[10]Dahlqvist等(2004)进一步将机会发现过程与机会创新程度联系起来，尽管没有发现明确的匹配关系，但结果显示通过系统搜寻发现的创业机会其创新程度高于偶然或凭运气发现的机会。这些研究虽然仍具有较强的探索性，但却意味着学者们已开始从机会发现过程的一般性分析转向挖掘机会类型与发现过程匹配关系，探索和解释不同类型的机会导致并引发不同类型的发现过程的原因和机理是未来研究的重点方向。
第二，探讨了机会发现过程对机会开发的影响。早期研究片面地假设，发现机会是创业活动得以开展的必要条件，过分注重机会发现过程本身的影响因素和内在规律研究，忽视了不同机会发现过程对后续创业过程的影响机制。到目前为止，已有学者进行了这方面的探索。Bhave(1994)是较早关注这个问题的学者。根据关于27项创业活动深入分析的结果，他将创业过程分为外部激励型和内部激励型两类，认为两者的本质区别是机会发现过程不同。前一种创业过程始于决定创业的决策，涉及旨在选择不同创业机会的系统搜寻过程；而后一种创业过程则始于识别可解决且有价值的现实问题时的偶然发现，涉及对既定创业机会的评价。尽管他没有发现两者在机会开发即新企业创建阶段的显著差异，但仍明确指出后续研究应注重考察机会发现过程对后续机会开发过程的作用机理。[11]
借鉴Bhave(1994)的分类，Hills等(2004)试图识别内部激励型和外部激励型机会发现过程与成功创建新企业的可能性之间的内在联系，但是，利用PSED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并没有显示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也没有证明两者对新企业未来预期收入的影响。而另一项基于美国PSED数据的研究，却发现了偶然发现机会的创业者（探索较少的机会，坚持同一机会而不是改变机会，而且机会萌发于特定产业的工作经验）成功创办新企业的可能性较大，在12个月和36个月之后维持新企业运营的几率也更高。有趣的是，Chanlder等(2003)却发现，经由预应性搜寻的创意能比经由反应性搜寻或偶然发现的创意更快地付诸实践。两者18个月之后的生存率并没有显著差异，但是基于预应性搜寻的新企业的销售和利润表现更好。[12]可见，现有研究结论之间的矛盾非常突出，但可以明确的是，创业机会异质性与创业过程有着较强的作用关系，未来研究应该进一步探索机会分类方式，并据此来分析机会发现过程特征及其对后续机会开发过程的影响。
第三，试图勾勒创建过程的一般特征。Sarasvathy(2001)在理论层面区分了目标导向过程(causation)和手段导向过程(effeetuation)。前者遵循规范的分析、计划、实施、控制的线性过程，聚焦于在目标既定的条件下选择实现目标的最佳手段；而后者遵循因果倒置逻辑的非线性过程，关注在手段既定的条件下选择可能实现的最佳目标。实证研究表明，成功创业者更接近于手段导向过程。有些研究者试图运用PSED数据来总结创建过程的一般规律。他们的基本发现是：新企业创建是线性过程与非线性过程相互交织的复杂活动过程。例如，Liao和Welsch(2002)从复杂理论视角考察了创建过程的特征，发现孕育活动的线性叠加能提高成功创建新企业的可能性，但却很难识别创建过程的阶段性发展历程，存在十余种彼此矛盾的行为顺序。他们认为，大约40%的创建过程更具线性特征，而剩下的创建过程则非线性特征更加突出。[13]Lichtenstein等(2006)发现，与非线性创建过程相比，线性创建过程以在较长的时期内按部就班地实施孕育活动为特征。有趣的是，在创建努力开始与接近尾声时，总会有一些间断性活动打破线性创建过程。对此，他们认为，遵循线性创建过程的创业者会适时利用调整策略来保证后续创业努力的顺利进行，从而提高创业成功的可能性。[14]可见，创建过程是组织活动过程而非离散事件，是存在内在规律而并非混沌无序的复杂过程，其复杂性表现为个体间创建过程因情境和初始条件不同而表现出来的差异，以及个体创建过程中线性与非线性过程的相互交织。未来的研究应在进一步提炼创建过程线性与非线性过程交织内涵的基础上，考察情境因素和初始条件对创建过程的影响关系和作用机理。
第四，揭示了创建过程特征与后续产出的内在联系。目前的研究主要从识别创建过程一般特征以及创建过程中的特定活动特征与后续产出的关系这两个层面上展开。总体来看，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结论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在创建过程一般特征与后续产出的内在联系层面，有些研究采纳演绎逻辑，试图识别线性与非线性创建过程的成效差异。例如，Delmar和Shane(2003)以瑞典17位专家型创业者提出的创建过程活动顺序和流程为基本标准（线性过程），运用瑞典的PSED数据分析了偏离规范流程的程度对新企业销售赢得时间和销售额水平所产生的影响。他们发现实施的活动越多，偏离标准活动顺序的负面影响就越大。[15]但是，Lichtenstein等(2006)却研究发现，尽管线性和非线性创建过程之间存在着活动顺序差别，但在创建成功率方面并没有显著的差异。[14]另一些研究采纳了归纳逻辑，试图揭示有利于新企业诞生的创建过程特征。例如，Delmar和Shane(2004)运用制度理论研究发现，先开展谋求新企业合法性的活动能有效推动其他孕育活动的开展，从而提高新企业的创建成功率，并能降低新企业创建后头30个月内的解体或倒闭风险。[16]基于PSED数据的其他研究也表明，创建过程的最佳活动顺序应该以为新企业谋求合法性为重点展开。[17]
关于创建过程中具体活动特征与后续产出关系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探讨制定经营计划的价值，但并没有取得一致的结论。一些研究者认为，制定经营计划能够提高新企业的创建成功率，并改善它们的初始绩效。例如，Shane和Delmar(2004)根据目标设定理论研究发现，在开展营销和促销活动之前就制定并实施经营计划能够提高创业者的行动质量，降低新企业“流产”的风险，甚至有利于新企业的后续发展。[18]而另一些研究则表明，制定经营计划与新企业创建成功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如Honig和 Karlsson(2004)发现，制定经营计划仅仅是创业者应对外部利益相关者需求以谋求合法性的手段，与新企业的创建成功率乃至初始绩效没有任何联系。[19]还有一些研究表明，制定经营计划对新企业创建成功率的贡献取决于创业情境。例如，Liao和Gartner(2006)发现，在高财务和竞争不确定性条件下，制定经营计划越早，就越有利；而在财务和竞争不确定性较低时，制定经营计划越晚，就越有利。[20]
可见，创建过程特征会影响新企业创建的成功率，甚至有可能决定新企业的后续绩效表现。这一点已经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有学者已经开始探索其内在规律和机理。但是，现有研究并没有考虑创业者、创业机会和情境因素对新企业创建过程与后续产出内在联系的影响，这可能是导致研究难以得出一致结论的原因。为此，已有少数学者开始着手进行这方面的研究，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Samuelsson (2001、2004)关于创新型机会和模仿型机会的最佳创建过程差异的阐述，Gustafsson(2004)对新手型创业者和专家型创业者在创建过程中不同的决策和行为模式进行的探讨，以及Ruef(2004)关于环境不确定性、战略和结构三个情境因素对创建过程影响的分析等。但是，这方面的研究目前仍显不足，有待今后努力加强。
综上所述，依托PSED项目的创业行为和过程研究业已取得阶段性的进展。首先，这方面的研究不仅对“新企业创建过程是离散事件”的片面认识提出了质疑，而且提高了我们对复杂创业现象的理性认识，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创业研究的知识基础。其次，在如何开展理论驱动研究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纵观创业行为和过程研究文献，不难发现，2000年是重要转折点，研究从理论探讨迅速转向了实证分析，开始借用制度理论、复杂理论等成熟理论来剖析创业现象，从而不仅加快了创业研究融入主流管理理论的步伐，而且还有助于我们在把握创业现象本质的基础上检验主流管理理论对创业现象的解释力，进而把握主流管理理论不能解释的独特现象，划清创业研究与组织和战略研究的界限，推动创业研究向着独立的学术领域发展。最后，在调查设计和研究方法论层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动态跟踪而非回顾式调查，是研究创业行为与过程的有效方式。正因为如此，以动态跟踪调查为特色的PSED项目才能够迅速推动创业行为与过程研究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围绕动态跟踪调查的设计，PSED项目在抽样技术、访谈提纲和调查问卷设计等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并将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的事件史分析法(event history analysis)成功地引入了创业行为和过程研究，摸索出了一整套数据编码、筛选和处理的方法，解决了长期制约创业行为与过程研究发展的调查思路和方法论难题，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标准。
四、对我国学者开展创业研究的启示
自2000年以来，国外创业行为与过程研究依托PSED项目，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其发展势头日益迅猛，已成为创业研究学者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然而，在国内，尽管创业研究学者积极引入国外的创业研究成果，并围绕创业过程进行了大量有价值的理论探讨，但创业行为与过程研究的发展仍然十分缓慢。为此，本文归纳了国外创业行为与过程研究的发展历程对我国学者开展创业研究的几点启示。
第一，创业行为与过程研究应着眼于新企业生成之前，目的在于从微观层面探索新企业何以和如何产生的问题。创业是个体及创业团队不拘泥于资源约束，发现和把握创业机会并创造价值的行为过程。其中，创建新企业是创业活动实现价值创造的关键环节，因此，如果不能总结新企业创建过程的内在规律，那么就不可能解释创业活动与价值创造之间的复杂关系，更谈不上管理创业活动以积极创造价值，系统总结新企业创建过程的内在规律是构建创业管理理论体系的知识基础。同时，创业行为也是谋求新企业创建的特殊组织活动，新企业创建是创业行为随时间累积的结果，因此，创业行为与过程研究的目的在于从行为层面总结新企业创建过程的内在规律，进而在微观层面回答新企业从何而来的本源性问题。
第二，创业活动是看似间断无序但存在有机联系的复杂现象。基于PSED项目的研究表明，新企业创建是线性与非线性相互交织的过程，创业者特征、机会性质、发现过程特征、创建过程及其内在活动顺序等之间不仅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而且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所创办新企业的后续成长表现。此外，Gilbert等(2006)在系统梳理新企业成长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指出传统的组织和战略视角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新企业绩效表现差异的原因，但不能解释新企业如何获得成长绩效，新企业成长研究应向前追溯到新企业的创建过程，识别新企业创建过程与成长表现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就意味着创业活动是从创意产生到新企业成长的连续过程，割裂从新企业创建到新企业成长的过程的研究思路无法充分解释复杂的创业现象。因此，未来研究应该注重挖掘新企业创建过程各子要素或子过程之间，以及新企业创建过程与新企业成长现象之间的有机联系和作用机理。
第三，注重结果驱动解释逻辑与事件驱动解释逻辑的互补性。Aldrich(2001)指出，在开展创业行为和过程研究时，应该注重区分结果驱动和事件驱动两种解释逻辑的差异，结果驱动是向后构建理论，即根据观测到的结果来挖掘以前发生的原因事件；而事件驱动是向前构建理论，即根据观测到或记录的事件推演结果。具体而言，结果驱动解释法是在统计上检验一组自变量对具体结果标准（因变量）变异的解释程度，而事件驱动解释法是强调事件时间次序和顺序变化所引发的不同结果。关于创业行为和过程研究，应该针对具体问题采用相应的解释逻辑。对于什么是创业活动的前因或结果的问题，采用结果驱动逻辑来进行解释更加有效；而事件驱动逻辑可用来解释创业过程随时间展开的必要条件（Van de Ven和Engleman,2004）。从现状看，基于PSED项目的研究大多运用结果驱动逻辑来解释创业行为与过程的前因后果，关注的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而在采用事件驱动逻辑来解释“怎样”问题方面关注不够。也就是说，代表性大样本跟踪调查有助于认识“创业行为与过程是什么”以及“为什么如此”的问题；而依托典型个案跟踪调查，采取事件驱动逻辑规划科学的研究方案，有助于解释创业过程如何随时间展开的问题，这也许是缩小我国创业研究水平与国际差距的可行方法。
第四，应该组建创业研究网络，开展合作研究。目前，已有美国、瑞典、芬兰、挪威、意大利、德国和澳大利亚等十多个国家参加PSED研究项目。这些国家依靠PSED的调查设计和研究方法，分别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开展创业行为与过程研究。在我国，创业活动总体上非常活跃，但是地区间创业活跃程度差异较大，并且因地域特点的差异而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为此，应当在承认动态跟踪调查对开展创业行为与过程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基础上，借鉴PSED项目的联合研究思路，积极组建创业研究网络，联合开展跨地区创业活动的比较研究。通过比较来寻找差异，从差异中发现和总结共性规律，这不仅有助于我们识别创业行为与过程的内在机理与科学规律，而且有助于我们挖掘区域层面因素对创业行为与过程影响的作用机理。
第五，积极开展创业行为与过程研究，推动我国的创业政策与创业环境建设。基于PSED项目的宏观研究业已证明，创业活动在推动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和鼓励创新活动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在创业群落中，一国高成长欲创业者的人数与整体创新水平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性，鼓励创业尤其是具有高成长潜力的创业已成为各国政府的工作重点。在我国，虽然从整体看，创业活动相当活跃，但机会型创业比重却远远低于GEM参与国家或地区的平均水平，如何采取有效措施来培育和鼓励机会型创业活动已成为关系到我国国计民生的重大现实问题。在政策层面，我国仍在沿用管理中小企业的办法来鼓励和引导创业活动，创业政策体系极不完善，缺少针对创业活动的服务体系。事实上，与定位于新企业初期成长的中小企业政策不同，创业政策应定位于鼓励创业和提升创业成功率。如果仅把创业过程看成一种随机过程，不了解创业活动过程所包含的基本活动和关键影响因素，那么，创业环境建设就无从谈起，中小企业政策也会成为空中楼阁。这也正是我们普遍意识到创业环境建设重要但又觉得无从下手的主要原因。为此，积极开展创业行为与过程研究，了解创业活动尤其是机会型创业活动的起源，总结新企业创建过程的内在规律，归纳创建过程中的关键活动，这不但有助于从理论上认识复杂的创业现象，而且还能够为政府制定鼓励创业活动尤其是机会型创业活动的政策提供科学的指导。
五、结束语
创业行为与过程研究不仅是创业研究发展的必经阶段，而且已成为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必然要求。但是，国内学者仍没有对创业行为与过程研究予以足够的重视，更谈不上深入认识创业行为与过程研究的内在规律和逻辑。最后，借用Weick(1995)的话来结束我们的讨论严理论是情境依赖、现象驱动的，任何理论都起源于对不可知现象的抽象与提炼，或者提出崭新的研究问题，或者提出新的研究视角或解释逻辑”。结合创业行为与过程的本质来开展创业行为与过程研究，终将证明怀疑论者关于创业领域不可能创造理论并随后用实证方法加以证实的观点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