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实践唯心论”哲学:学习卡尔183;马克思“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_唯心主义论文

我的“实践唯心论”哲学:学习卡尔183;马克思“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_唯心主义论文

我的“实践唯心主义”哲学观——学习卡尔#183;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省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卡尔论文,马克思论文,唯心主义论文,手稿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4—5856(2006)02—0001—12

十几年来,我主要以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为文本根据,对卡尔·马克思哲学思想给出了“实践人道主义”的解释,先后发表了数十篇文章,其代表作有:《论“实践的人道主义”》、《“实践人道主义”辩》、《是“实践唯物主义”,还是“实践人道主义”》、《马克思哲学是对实践的人道批判》、《马克思哲学是“意义”形上学》、《是唯物主义的现代科学形态还是人道主义的现代价值形态》、《马克思的实践人道主义哲学通论》,受到了十多位学者的批评,批评之要害,即我所坚持的“实践人道主义”哲学观、历史观必将陷进“主观唯心主义”的泥潭。2005年,我在《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发表了《从“实践人本论”到“实践心本论”》,坦白了我的“心本论”即批评者所谓的“唯心论”。在这里我想全面地交待我的“实践心本论”即“实践唯心主义”玄思断想,这里主要是提出问题,对于诸多问题的详细悟解,我将有单篇文章一一说明。

一、“实践的唯物主义”与“实践的人道主义”

思想解放以来,国内马克思哲学界普遍不满意斯大林解释模式及中国版的复制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材体系,建构了“实践的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交往实践唯物主义”、“主体唯物主义”、“信息唯物主义”、“辩证的历史的实践的人道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这些新的解释派别尽管倾向各异,但其最基本点是一致的,即名称的主词都是“唯物主义”,逻辑基石和起点都是列宁的“物质”即不以人为转移的“客观实在”,都极力反对“人道主义”和“唯心主义”。故与斯大林模式在本质上都是“以物为本”的唯物主义,可视为斯大林“唯物主义”的亚种或变种。

在这种种“唯物主义”的解释派别中,影响最大并在“论坛”界占主流地位的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解释派别。也是我的“实践的人道主义”解释的主要论战对象,对此我发表了几十篇论文与之商榷,在这里,我扼要地谈谈结论。

首先,实践唯物主义者们通常把马克思的“实践”视为体系的“核心”,而这一“核心”必须放到列宁的“物质”基石上,即人的实践必须“以物为基”、“以物为本”,试问,把活生生的以人的主观能动性为转移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实践”,放到一个冷冰冰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在而必然的自然存在——“物质”上,这在逻辑上“合法”吗?

其次,该派别既然把“唯物主义”放在“主词”地位,必然像斯大林一样,坚持“物质是世界的本体”即坚持“物质本体论”,并拼命地反对“实践本体论”或“实践哲学”。我翻过不少马克思的哲学文本,只见到马克思在《手稿》中,明确地提出了“感觉、激情……是本体论的本质”、“人的激情的本体论”的哲学范畴。[1] (P150)马克思从未制造过列宁的“物质”,只说过“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1] (P178)。马克思在《手稿》中明确反对“物质本体论”和“自然发生论”的提问方式,他强调的是“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1] (P131)。故该派和斯大林的“唯物主义”即“物质本体论”是马克思所反对的,或者说“物质本体论”是反马克思哲学的。

第三,该派之所以称“实践的唯物主义”,其文本依据是马克思使用过,翻遍马克思文本,只有一个地方用过“实践的唯物主义者”[2] (P46),还有一个地方是说“费尔巴哈是没有把感性理解成实践的唯物主义”[2] (P11)。我在其他反对该派的文章,绞尽脑汁地进行语义和语境分析。我认定马克思在《提纲》中,根本不存在该派的列宁“物质”范畴,这“物质”更不是马克思哲学的基石。马克思提到“事物”、“感性”、“现实”,都是依人的主观能动性为转移的“人化存在”,故马克思强调要从“人的感性活动”、从“实践”、从“主观方面”来理解,批评费尔巴哈对此只从“直观的客观的方面”来理解。只要该派还坚持列宁的“唯物主义”原则,这就与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风马牛不相及。我理解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就是“改变世界”的“实践主义”,而马克思提及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其所谓“实践”即是“行动着的”意思,与尚未行动的“理论”划分开来。那么《形态》中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就是“行动着的实践主义者”,亦即行动着的共产主义——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去争取“有个性的个人”的解放,这哪里有一点列宁及该派的“唯物主义”的味道?!

说穿了,该派就是要在列宁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框架之内借用马克思的“实践”进行修补和整容,国内一权威不正是强调要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实践唯物主义”统一起来吗?名字都起好了:“实践的辩证唯物主义”和“辩证的实践唯物主义”。我曾先后在《学习与探讨》和《云南社会科学》发表了两篇比较马克思哲学和列宁哲学的文章,认定两者在总的哲学倾向上是对立的;并在《青海社会科学》、《延边大学学报》等诸杂志发表了五六篇文章,认定斯大林哲学模式是对马克思哲学的全面背叛。因为一个是“辩证唯物主义”,一个是“实践人本主义”,两者是水火不相容的。

现在就谈谈我的“实践人本主义”的解释。

我的解释的文本依据主要是《手稿》,发表了几十篇论实践的人道主义的文章,还建构并部分发表了《马克思的实践人道主义哲学通论》一书,这里只能结论性的谈谈。

马克思哲学绝不是“以物为本”的“唯物主义”,而是“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马克思接受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哲学对象和根本所在。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的人”就是新哲学的最高对象,“人的最高本质就是人自身”,就是新哲学的“根本”。“历史”什么也没做,是人的有意识的活动创造了历史。人既是历史的“编剧人”,又是历史的“演员”。马克思在《手稿》中,从理想的人的类特征——“自由自觉的活动”——出发,对照资本社会的分工、劳动及私有财产,认定工人的劳动是“异化的劳动”,由此导致人的“四大异化”——人与劳动产品的异化、人的劳动创造本性的异化、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人与人的异化。扬弃“人的自我异化”,就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1] (P120)。马克思称这一哲学理想即是“完成了的自然·人道主义”,以此来实现人和自然、人和人、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的矛盾和斗争的真正解决。马克思也称谓这一“人道主义”是“积极的彻底的人道主义”,为区别费尔巴哈以扬弃宗教为中介的“理论的人道主义”,将自己的人道主义称为以扬弃私有财产为中介的“实践的人道主义”,即“行动着的人道主义”。

我们的实践唯物主义者们借用斯大林主义者阿尔都塞的“理论反人道主义”的马哲观,硬说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从《手稿》到《提纲》和《形态》发生了“断裂”,即断裂到《提纲》的“实践唯物主义”和《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有一点他们看得很准,即《手稿》隐藏着唯心主义历史观和哲学观,我非常同意,但我认定这一“唯心主义”是合理的、崇高的、神圣的,后面还要涉及。我坚决反对这一“断裂”说,我有一专文,从《博士论文》一直到《人类学手稿》,“人道主义”像一条红线一贯道之矣![4] 要说有“变换”,不过是马克思人道主义哲学形态的变换和发展,但绝不是从“人道主义”裂变到“唯物主义”,如《提纲》的第十条就讲新哲学的立脚点是“人的社会和社会的人性”,《形态》的“共产主义”这最后一章,才是马克思的理想哲学观(前面几章讲的是实证科学历史观),在这里的主题就是“解放全人类”,解放“有个性的个人”。再如《共产党宣言》,其哲学制高点就是在未来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中”,“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总之,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是“有意识的活动的个人”。其理想就是扬弃人及社会的异化,发展自由自觉的人性,实现社会的“人道”(平等、自由、博爱、民主、人权、公正、正义)。其终极人文关怀即是充分展现人的“自由个性”,创建“自由人的联合体”社会,实现全人类的自由解放。这都是彻底的国际人道主义!

二、唯物主义历史观和人的自由发展观

时下国内有不少学者要用“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主义历史观”来取代旧教材“两唯”体系。关于这一问题我在《理论探讨》上发表了《唯物主义历史观是马克思历史观的最低纲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观是马克思历史观的最高纲领》,前者是历史科学,后者是历史哲学。随后受到三位学者的批评,我一并做了答复。同时又在《学术月刊》上发表了《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哲学吗?》,受到王金福同志的严厉批判,故该问题只谈谈结论。

其实,马克思从来就没有用“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主义历史观”来称谓自己的哲学观。只是在《形态》中提到“我的观点与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这当然可以看成是马克思提出了“唯物主义历史观”。但对这一历史观,马克思明明说这是“实证科学”,而不是“历史哲学”。要对社会历史进行实证研究,就要从人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出发,接着再研究“人的生产”和“家庭,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及社会”,最后研究“人的意识”的产生。这是“实证科学”而不是“理想哲学”。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最后提出了大家公认的“历史唯物主义”公式,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这里我们看不到相反的决定作用,尤其是看不到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反作用,更看不到马克思对人的自由发展的终极哲学关怀。难道人和人的意识就如此奴隶般地跟着物质生产的历史跑龙套吗?问题在于这不是马克思的哲学公式和哲学方法,因为马克思在这里明明讲的是“政治经济学”科学理论方法,它有别于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即哲学精神)的掌握方式,这一科学理论研究方法的另一个公式是“感性具体——理性抽象——理性具体”。这可以说是近代占主流的“唯物主义的经验归纳的科学方法”(到当代已过时而让位给“科学问题——假定公理——演绎体系——证明证伪——科学理论——新问题”)。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讲了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不是“发明”,而哲学则是“发明”),其一是唯物史观,从恩格斯对此的表述看,也是强调人活着首先要解决衣食住行问题,根本没提到对人的自由发展这一终极哲学人文关怀。因为恩格斯将这一发现等同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说这是“历史科学”,根本不是哲学!

其实,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和《费尔巴哈论》中都提出了这样一种思想,即自然领域和历史领域的理论已成为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那么哲学就从这两个领域被驱逐出去。我认为,到当代,思维科学、认知科学的兴起,哲学又从思维领域被驱逐出去。哲学在当代被驱逐到哪里去了呢?我认为哲学的大有用武之地是人的价值观、人的意义观、人生观、幸福观、死亡观、人格观、自由观这一广阔的领域。马克思在这些领域有极为丰富的极有价值的哲学创意,集中到一点就是他的“人的自由发展观”。在这一哲学领域就不能“唯物”,不能“以物为本”,只能“唯人”,要搞“以人为本”。马克思的经济科学如《资本论》是研究了“物”,如物质生产、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等,但马克思最终要揭示的是物背后的人与人的关系,研究人是怎样被“异化”和“物化”的,怎样从“人的依赖关系”又跌进了“物的依赖性”。对科学提供的客观事实、马克思进行了哲学提升,即扬弃私有制,扬弃人的“异化”和“物化”,扬弃“人对物的集中依赖性”。“对物的依赖性”、在生产力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人的“自由个性”的充分展扬,最后达到精神“自由王国”的光辉彼岸。

三、智能创史观与唯物历史观

这涉及到人类的历史主要是靠人类的智能活动推动和发展的,还是靠人类的物质劳动实践推动和发展的?换个说法,即主要靠脑力劳动,还是靠体力劳动?当然两者要结合,我这里是把人类有意识的活动抽象开来,看一看两者哪一者是主要的、决定性的、起统帅作用的。

我坚持了前者,写下了《智能创史观刍议》发表于《岭南学刊》(1996年第4期),随后郑治同志在该刊撰文批评我违背了唯物史观,滑进了唯心史观泥坑。他坚持唯物史观,前面有所涉及,即要进行精神劳动先要有吃饭穿衣等的生活资料,这是靠物质生产实践获得的,过去从事这类物质生产的体力劳动者是人类的大多数,是这部分群众创造了物质财富,这是“群众创史观”的一种解释依据。

我坚持“智能创史观”。我读过一些人类起源的材料,我“假说”,由类人猿转化为类猿人的过程,主要不是先有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劳动,再有社会交往的语言,再有人脑。而有可能是先有一种类人猿的大脑发生“突变”,在当时聪明无比,他首先做出石刀和木器,由此开始了人类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即人的劳动,同时变异出发达的喉管,先创造出语言再进行社会的信息符号交流。在随后的原始社会、农牧社会、早期工业社会,从事体力劳动的确实是大多数,但这类所谓体力劳动也是由大脑支配手脚来完成的。尤其是从事脑力劳动的科学家、发明家,他们创造出来的新科学新技术对于推动社会发展是关键性的、决定性的。没有蒸汽机就不会有工业社会,这些发明家是比政治家“更危险的革命家”。马克思曾形象地把人创造历史的关系比喻成“剧作者”和“剧中人”的关系。抽象地讲“剧作者”较“剧中人”更重要。我们天天看电视剧,好剧最要紧的是有好的“本子”,是“剧作者”的脑力创造的“本子”决定“剧中人”的整体活动。而“剧中人”的活动也是把编剧和导演的主观意图领会并创造为自己的角色意识,最后才有表演活动。至于政治活动和军事活动,杰出的政治首领和军事将领是决定性的。“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我这里一点都不否认群众的历史活动的基础作用,“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但这“民”需要领袖人物来统一意志、来组织团结、来鼓舞志气、来调度指挥、施展计谋,像是足球教练和乐队指挥的作用。一个领袖们的“遵义会议”就“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到当代,世界发达国家,白领脑力劳动者逐渐成为多数,科学技术这种精神文明已变成第一生产力。信息科技成为社会发展的关键,“智能创史观”被朗显开来。马克思特别关怀人类智能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在他所谓的“自由王国”的彼岸,即人们在“自由活动”的时间里,可以从事科学的创造、艺术的创作、道德的提升、自由个性的充分发展等精神活动,这类精神活动将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这也是马克思从历史观角度对人类的哲学关怀。

郑治同志批评我滑进唯心史观,我现在承认,但我不是历史科学意义上的唯心史观,而是理想哲学意义上的唯心史观。“人心”是历史之“根本”,“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人心背向,成败之源”。国败莫大于心败,国昌恰在于心齐,哀莫大于心死,心乃人之本也!只有“心聪德正”,才能“修齐治平”。故我是历史哲学观上的“心本论者”或“唯心论者”。

四、实践物本论与实践心本论

与我多次论战的王金福同志是一个极端的“实践唯物主义者”。他有一个基本的观点,把“实践”范畴全完物质客观化,即实践仅仅是人的客观物质活动,如是把实践的主观目的性、意识指导性统统消掉。由此把“实践”放到列宁的“物质”本体基石上,倒合乎“逻辑”了,但这就更荒谬了。我称之谓“实践物本论”。相应,我提出了我的“实践心本论”。

我所谓的“实践心本论”,是认定当代哲学的对象是人的世界或世界的人,而这一对象的基本问题即是人的实践和人的精神的关系问题,用马克思话来说,即“武器的批判”和“批判的武器”的关系问题。我在过去发表的文章中多次提出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人的实践”和“人道评价”的关系问题。我的“实践人本论”强调的是“以人为本”,那么这个“根本”的“人”它的“本”何在?我认为“人”有无限多样属性。时下可以概括出“实践属性”和“精神属性”这两大属性,这两者在当代哪个更根本呢?我和杜胜利同志在《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发表了《精神是人的内在本质》的文章,认定人的精神是人的内在本质力量;而人的实践是人的精神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人的外在本质。这一思想,来源于卡尔,他在《手稿》中如是说:

“我们看到,工业的历史和工业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1] (P135)

卡尔还认定“这种心理学”即是“人的本质”。我理解,卡尔所谓的“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或“人的心理学”,就是人的精神,它就是人的“内在本质力量”,这一精神本质力量对象化过程就是“人的实践”,其结果就是对象性的存在,如工业及其历史。由此我认定“书”或“心理学”即人的“精神”即是“人本”的本中之“本”,故曰“心本论”,这一“本”当未对象化时,只是潜在的“本”,只有对象化出去即付诸于“实践”,才能实现人的本质力量,故曰“实践心本论”。但这里,心是“本”是“源”,实践是“末”是“流”。

在当代发达工业文明和后现代信息文明中,相对人的实践,人的精神起到第一位的、决定性的作用或曰“精神决定物质”,“实践→精神→实践”的农业文明的行为结构,已经让位给“精神→实践→精神”这种信息文明的行为结构。在物质生产活动中,从初级工业的“生产→技术→科学”的时间结构发展到高级工业和信息文明的“科学→技术→生产”的新的时间结构。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关系上,从马克思所谓的“史前社会”(含资本社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上层建筑设施→人的观念形态)的决定路线将发展到“史期社会”(自由人联合体社会)的“人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上层建筑设施→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决定路线,总之是“人的意识决定人的存在”,“人的精神决定人的实践”。

写过《新发展观》的大思想家弗朗索瓦·佩鲁对马克思哲学的解释要比我们的“唯物主义”解释高明得多。他把卡尔·马克思哲学归结为两大要点:“(A)人的精神能动性哲学。人的精神能动性是人的固有本性,广大劳动者(包括体力和脑力劳动者)将精神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的想象转化或变化为人的工作和斗争,这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并贯穿整个人类历史;(B)人的实践活动哲学。人的实践和劳动,不仅创造了精神和物质财富,同时创造他自身,即能够重新创造新世界和有丰富人性的劳动者。”[5] (P102-103)两者结合起来即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精神→人的劳动实践创造(包括创造人自身)→新的创造能动性精神”的哲学路线。他的卡尔哲学解释与我坚持的“实践心本论”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佩鲁的《新发展观》是国际级的著作,他肯定接受了他所理解的卡尔哲学的启迪(关于“卡尔哲学”,书中专有一章),他接受了卡尔的“人本主义”,认定“社会的发展根本上是人的发展”,而发展的核心是解放“个人的潜能”即“人的精神能动性”和“人的个性”,建设“人类的大家庭”,也就是卡尔的“人类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他和写过《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的罗布特·布朗一样,都特别强调“价值观念”对社会发展的关键作用,它不仅决定社会发展的重点,而且决定社会发展的方向。他们在价值观念上都极力反对“唯物主义的价值观念”,崇尚“唯心主义的价值观念”,佩鲁进一步提出社会发展的“文化价值决定论”,强烈反对“唯经济主义”及其哲学基础“决定论唯物主义”。这些思想也是我提出的“实践心本论”和我反对的“实践物本论”的思想来源之一。

五、唯物主义的价值观念和唯心主义的价值观

“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一对术语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学术理论层面则有不同的含义和用途。我这里讲的不是古代和近代的“宇宙本体论”和“科学认知论”层面,而是当代哲学的“意义形上”和“价值观念”层面。

从价值观念层面来使用和理解“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当代西方的普遍用法。如前面提及的布朗在那本书的最后一章“价值观念是建设持续发展的社会的关键”,在这里他认定“唯物主义价值观念”就是“唯经济主义”和“唯物质财富主义”。认为这种唯物主义的价值观念指导下的经济活动必然要掠夺和浪费资源,必将破坏生态,使社会不可持续发展。他写到:“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有一点上是一致的,都是唯物主义。”从价值观念上讲,说资本主义是唯物主义,是恰当的,但说马克思也是唯物主义,那是他没读懂马克思或者没去读马克思,只读过教本而“受骗上当”(在前苏联和我国的“马哲”教科书中绝对认定“马哲”只能是唯物主义。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就是共产党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其实,卡尔在价值观念上是坚决而彻底地否定和批驳“唯物主义”的。我在《哈尔滨师专学报》(1997年第3期)发表了一篇《作为价值观念理解的唯物主义是什么?》,原来的题目很直接,即《作为价值观念理解的“唯物主义”就是“拜物教”》。该文查阅了卡尔·马克思的不少文章,发现马克思从《黑格尔的法哲学批判》、《巴黎手稿》一直到《资本论》及其《手稿》,马克思以一贯之强烈地、甚至带咒骂性地批判“唯物主义”如“动物世界观的”、“最卑劣的”、“最粗俗的”、“交换价值的”、“下流的”、“敌视人的”、“作小买卖的”、“最无耻的”、“神秘的拜物教性质的”、将妇女视动物性的性对象的唯物主义(引号中的定语都是《我的卡尔》中的原话,那篇文章都注明出处且加以语境分析)。说马克思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唯物主义的,这真是一个天大的错误和曲解,这一哲学大要案是到了翻案的时候了!

结合中国当下严重的理想信仰危机、道德伦理滑坡、价值观念偏斜及唯经济主义横行、物质享乐主义泛滥、拜金主义拜物教猖獗的现实,我认为,我们的哲学家首先要从形上战略高度说清楚当作价值理解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社会发展战略中作用,不要再开卡尔的“心”了。

我认为所谓的“唯物主义”的价值观念或当作价值观念理解的“唯物主义”,从形上战略高度着,它就是“唯经济增长主义”的哲学基础。那就要追求物质生产规范的盲目扩大,一味追求人均产值的高速增长,追求物质产品极大丰富,追求最大的利润,追求物质享乐主义,并用不合国情的高消费(如轿车、高尔夫球场、高档公寓)来拉动经济增长。如是领导一方的干部,其政绩就是看各项经济指标是否上去了,什么精神文明、什么生态文明,那都是虚的且可做假的。故我见,“唯经济主义”、“物质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是国人的主流意识形态。当代的物质经济的增长,主要靠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故“科技兴国”、“科技兴农”喊得山响,“科学精神”以绝对优势压倒“人文精神”,“以德治国”的口号尚停留在宣传部门的讲稿和文章里,在民众中没有多大市场。你问一个民工,他出来打工是为了“挣钱”还是为了当“雷锋”?他会认为“这是拿他开涮”。如果你在酒后问你的干部朋友,你当官是要献身民众,还是要以权谋钱,他也许会告诉你:这还用问吗,不为钱谁当官。时下我认为,唯物主义的价值观念主要有两大危害:其一是这种唯物主义就是拜物教主义、拜金主义,现在已成为国人的主流价值观,这是国人最深层的危机,是干部腐败的根本原因!其二是这种唯物主义所支持的“唯经济增长主义”和“唯物质财富主义”,必然拼命追求生产总值的高增长,最好高到两位数的百分点(十几年来一直在力争8%),这种速度是国土资源承担不起的。最为严重的是这种盲目开发资源和残忍破坏生态,已经使我国的“生态安全”问题变成国家的“第一安全问题”(我已写下专门文章)。随着我国经济增长不断攀高,物质经济基数越来越大,这种唯物主义的危害会越来越残酷。

而作为价值观念理解的唯心主义或唯心主义的价值观念,从形上战略高度讲,它着重追求的主要是优秀美好精神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强调精神因素或各类自由自觉的类意识如人口意识、资源意识、生态意识、科学精神、道德伦理、民主意识、博爱意识、正义意识、人权意识、哲学悟性、宗教观念及“雷锋精神”在整个社会发展中起第一位的决定性的作用、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源。对于人的消费和享受,唯心主义的价值观念更强调精神消费和精神享受。对人生的意义,更强调仁义、心爱、良知、良心、良能及自由精神的实现,强调死前能多为人类留下一点“文化符号”。中国古代贤哲就提出了非常高尚圣洁的唯心主义价值观念,如“小人喻以利,君子喻于义”,“朝闻道,夕死足矣”,“兼爱尚贤,非攻崇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等。这是一理想的价值观念,实行颇难,但可以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由此创造出诸多仁人志士。问题在于,在我们当下尚不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高尚的唯心主义价值观念,在“唯物质财富主义”横行之秋,被金钱打得落花流水。我春节要买幅春联,走遍市场全是“财神天天到”、“钱源滚滚来”之流的东西,我一介书生,不想发财,于是写下“小楼一统,笔墨春秋——诗艳书香”。

在价值观念上,我痛斥“唯物主义”,崇尚“唯心主义”,但我知道只有先吃饱饭才能写这篇文章,而且不能到野地里去写,这是一大“常识”,先贤也有“民以食为天”之警句。我只是说在当今时代要把唯心主义价值观念放在首位,要着力宣传。前面提及的唯心主义的布朗先生,是一农业专家,还提过将来“谁养活中国人”的有失我脸面的问题,他怎么能不知道人先要吃饭才能活命(我在“三年困难时期”差一点被饿死,不“唯物”行吗?)。但布朗极力推崇唯心主义价值观念,还特别提到中国的古代贤哲崇尚精神价值的唯心主义。他强调厉行节约,提倡生活简单化,赞扬某国部长骑自行车上班,坚决反对美国的高消费。提倡大办教育、完善教会,提高国人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水准。

六、物质经济基础和文化价值观念

该问题我有专文《以人的“自由个性”和人的“丰富潜能”为中心的“新发展观”》发表于《理论探讨》(2005年第1期),其中第四章是《佩鲁的崇高的哲学党性—反对“唯物质经济基础论”及其哲学基础“决定论唯物主义”的哲学党性;坚持“文化价值决定论”及“人文精神决定社会发展”的唯心主义哲学党性》。我是接受了佩鲁的这一哲学党性的。

前面提及,对马克思的哲学党性,国内有一严重曲解,即把“历史唯物主义”视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党性。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公式”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在这里根本没提到相反的决定作用。我发表过多文,认定这是马克思对史前社会的现状的“实事求是”的“历史科学”的“发现”,尤其在资本社会,资本物质生产决定一切,说穿了就是“资本物”及“资本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暨人和人的意识”。在这种“事实”和“是”中,人被“异化”、“物化”、“物役化”,人依赖于“资本物”和“资本关系”。要而言之,“物决定人”,“资本的物物关系决定人的精神关系”。但卡尔哲学的理想即“应该”,恰恰是要批判、否定和扬弃这一“异化”和“物化”了的“是”。在未来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中发展人的精神上的“自由个性”,实现“人的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五官感觉、精神感觉、实践感觉(包括意志、爱等等)”亦即“人的丰富的感觉和丰富感觉的人性”,用人的精神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去发展生产力,创造合于人性的经济、政治及文化制度,去创造丰富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实现人的真正的自由。也就是说,人的精神本质力量决定人的物质活动,文化价值观念决定物质经济基础。[1] (P123)

佩鲁是卡尔的忠诚追随者和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受启于马克思的“精神能动性哲学”和“实践哲学”用于“新发展观”的研究,批判“经济万能论”和“唯物主义决定论”,提出了“文化价值至上论”和“文化价值决定论”。

关于文化价值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佩鲁说:“更重要的是,各种文化价值在经济发展中起着根本的作用。经济增长不过是手段而已。各种文化价值是抑制和加速增长的动机的基础,并且决定着增长作为一种目标的合理性”[5] (P15)。经济手段是为“人”这一目的服务的,实现这一目的合理性是由文化价值决定的,它决定着经济增长的方向,决定增长为谁服务,为人的哪方面的“感觉”和“欲望”服务的。如用小轿车和高尔夫来拉动增长,显然是受富人的享乐主义价值观念支配的;“无发展的增长”,如靠浪费资源、破坏生态提高经济指数,是受唯利是图的价值观念支配的,是为当官的向上爬,当享的挣大钱服务的;利用色情业和毒品业挣“黑钱”,是受“下流唯物主义脏臭唯物主义”价值观念支配的,满足的是一些罪人的性感觉和体快感。总之,经济增长和社会存在的方向和性质,是由文化价值决定的,是为人的文化品位服务的。我们过去喊过“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和“文化要为经济核心服务”,我认为应反过来:“经济搭台,文化唱戏”,“经济要为文化中心服务”。

我认为,决定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文化”,是指“观念形态”意义上的文化,其内涵即“高尚的丰富的全面的精神境界”,主要指“人文精神”境界和“价值观念取向”。其外延主要有道德境界、审美境界、政治伦理、哲学境界、宗教境界、情爱境界等等。佩鲁有言:“新发展观的研究不能不深入到人们的思想的最深层。”而不能浮在经济层面,因为文化是“本”,经济是“末”,“心本”不正,“物末”必歪。“精神和文化及信仰的危机,是最深刻的危机,这种文化危机要比经济制度失灵更为深刻。”其“原因就在于人们的思想和感情发生了危机”。[6] (P168-169)文化本质在于“心”,“心”是整个社会之“本”,人脑人心可死,但人的“文化之心”不能死,它才能万万岁,由此人类才无限发展。

七、关于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的关系

精神文明是人的精神世界的进步状态。它包含“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在当下,由于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科学精神决定物质生产和物质文明已成为事实。随着人类和国人以动物性的社会关系向人类的社会关系的提升,社会学科和人文精神这类精神文明所建构的美好的合理的经济政治制度蓝图也会决定政治文明的建设。其实,我们的一些政治经济改革行动,都不是自发的行为,都是在精神性的纲领指导下自觉进行的,而且精神能动性的作用会越来越大,人们的政治经济行为会越来越自觉。就是说,人们的社会意识反过来要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到此时,精神文明不仅要决定物质文明,而且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关键、灵魂和生命线。尤其是随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的到来,精神文明的作用会越来越大,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都依赖于精神文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的高度将主要看精神文明的高度,而不是看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产值的高低,更不是看物质消费多少。

严重的问题还在于“生态文明”的建设,前面提到,我在多篇文章中提出了“生态安全是我国的第一国家安全问题”,生态再破坏下去,有“亡文亡族”的危险。生态是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生态文明就是要美化和建设自在自然、人化自然、人工自然、人造自然生态。我如此重视这种种“自然”,本该是一“自然主义”和“唯物主义”者,但恰恰相反,对此我是一顽固的“唯心主义”。因为在我看来,生态保护问题本质上不是一个所谓“第一性”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质和自然”问题,而是一个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化生态文明”的问题,是由人的主观精神支配下的生产实践问题。因为当下地球的生态与原始生态相比已面目全非,都打上了人的意志的烙印。而人工生态的建设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人的文明的价值观念,故布朗先生特别强调“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价值观念”,人的精神文明决定人工生态的文明。如果我们推行“唯生产力论”、“唯经济主义”和“唯物质财富主义”、“物质享乐主义”及其理论基础——“决定论唯物主义”的价值观念,人们就会穷凶极恶地掠夺自然资源,有恃无恐地破坏自然生态,自然界也会大肆报复这可恶的“人类”,恶性循环下去,文明要崩溃、民族要灭亡。布朗列举了人类几十种文明就是这样灭亡的。如果我们持合理的生态伦理、高尚的环保意识,并以享受精神财富为主要目的及坚持物质生活简单化原则,我地球我中华就会变成美丽的大花园,故我是一“生态心本论者”。

八、关于“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及人的“思想因素”的关系

关于“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的关系,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人的因素第一”,请注意!在这里毛泽东还认定人与动物的主要区别或者说人的主要特征是人有自觉的“主观能动性”,这是大家所熟知的,但问题是,我们的唯物主义的解释者们硬说这是毛泽东发展了“唯物”辩证法。哪有这样的“辩证法”,明明强调的是“人的因素第一”、坚持的是“以人为本”,是“人本主义”而不是“唯物主义”,怎么能把“人本”挂靠到“唯物”上。其实我们正是靠着人的因素、人的自觉能动性打跑了进村的小鬼子。如果坚持唯物主义的“唯武器论”,那不是幻想“速胜论”(靠外国的武器),就是滚进“亡国论”(我武器占绝对劣势)。

后来这“人的因素第一”被人发挥成“四个第一”,即加上了“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工作第一”,毛泽东从哲学的高度称赞“四个第一好”。对此,我们不能“因人费言”,这“四个第一”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为极“左”路线服务的。但是在“财风席卷、物欲横流、唯利是图、视金若神”的当下,这一哲学性思想是相当有价值的。时下人们都盯住物质财富,死命的捞钱,于是“唯生产力论”猖獗,“唯经济主义”霸道,“唯物质享乐主义”横行,“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真是无所畏惧的”,连毒品、假药、毒奶、都敢造敢卖,甚至敢杀人卖人。为了“资本物”这个“神”,不顾矿工的死活,炸死一批又一批。由此提出“以人为本”,“以德论国”是适时的(只是提晚了)。

人是一种“异质”的存在,异就异在精神上,可以说一个人就有一个想法,这也恰恰是人的本性,它不像麻雀,解剖一个就知道一切。故人的思想团结或曰“心齐”就是最强大的力量,但实现这一点是相当困难的,我中华近代落后挨打,关键在心不齐且思想落后,故一盘散沙。抗日时期,几十个“小鬼子”领上几百个“二鬼子”就能独霸一方烧杀抢掠,听老人说,那时见不到几个“真鬼子”,多是些“二鬼子”和“三鬼子”。如果没有为各种利益而要当汉奸的思想,抗战用不着“八年”,故政治工作和思想工作应该是“第一”。

所以,面对“异质”的活生生的人,有七情六欲,有感觉和理智的人,我们就不能像指挥机器人那样进行所谓的“科学管理”(科学面对的是“物”),而要进行“人本管理”、“思想管理”、“情感管理”,这就是所谓的“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工作第一”吧。对此我是一“人本主义的心本论者”。

九、关于肉与灵、身体和精神的关系

关于人脑及神经与人的意识的相互作用的复杂而具体的“形下”关系,这是一个“科学问题”。这是脑科学和心理学家利用CT和彩超诸物质设备进行科学研究的问题。有位医学生物学诺贝尔奖获得者提出了“脑和意识相互作用”的理论,强调意识对脑的决定性作用,被我哲学界批成“二元论”和“唯心论”。其实对于这一“科学问题”,哲学不需要也无力解决,无需哲学家去指手划脚,也无所谓“唯心”和“唯物”,我们再不能用列宁的“物理唯心主义”的提法去乱套自然科学理论。而我这里是以人本“形上”高度来讨论肉和灵、身体和精神的哲学性问题的。

对于“有意识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着的人”(卡尔语)、肉和灵、身体和精神,哪者更重要、更根本并起支配和决定作用?对于中国古代,有的哲学家持“重灵轻肉”、“以心为本”、“以知带行”及“灵魂不灭”的观点,我们过去都批成“反动的唯心主义”观点,而“重肉轻灵”、“肉载灵魂”、“肉死灵灭”、“灵肉不分”、“行前知后”、“知易行难”的观点,就是进步的“唯物主义”(中国已有位大哲学家正在著述“中国的唯物主义为辩证唯物主义作出重大贡献”的大作)。在我看来这是“本末倒置”、“轻重错位”的判断。

中国的中医从阴阳五行的哲学高度阐发了“五脏六腑”的关系,其曰“心主神明”、“心是君之官”,其他脏器则是“将军之官”等。这就确定了“心”或“精神”在人体中的主导、统帅和决定的作用,其治疗也强调“七分精神三分药力”,“望闻问切”先把握“精气神”。我这里从人的生命活动看,人的“心”或“精神”是人体的司令或政委,是总书记。人的一切实践活动及其结果都首先观念地存在于人的意识或思想中。这是人和动物的“生产”的根本区别。人的生命活动当然要“动手动脚”,但这都是在精神的支配下动作的。人生下来先有肉体而只有点感觉,在后天的活动——反映中逐渐建构出思想模式,这是精神发生学和儿童心理学中的问题,哲学要研究的是现实的生产和生命活动,那么在这种事关社会存在的建设或破坏活动中,应该承认是思想先行、观念前导、精神指挥、心灵左右,思维建构在先,实践活动在后,心是“本”,行是“末”,“心本论”是也。

关于“灵魂不灭”,脑死人死灵魂即灭,“人死如灯灭”,这是我爷爷早就告我的。这是一个人所皆知的科学常识,但如果从文化哲学的高度看,灵魂可以不灭。我讲“红楼”,开场就讲曹雪芹的“灵魂没死”,就活在我们手中的文本中,且这灵魂不仅没死,而且还在与我们的灵魂激烈碰撞,并耀发出灿烂的灵魂火花。曹雪芹的灵魂,时下在一大群红学家的解读下,更加美妙、更加活跃、更加丰富、更加光芒四射、万道霞光。那真可谓“千古不朽”。

只要我能多留下几个“文化符号”给人类,我不怕死,因为这些有价值的符号能载着我的灵魂幸福地生活下去。我尚不信我死后可升天和转世,那是宗教对人怕死的一种人文慰藉,谁信那是人家的宗教自由,与我的“灵魂不灭”无关。总之,心——君之官也;人——万物之灵、人杰地灵也!

十、感觉、激情本体论与自然、物质本体论

列宁和斯大林的党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即“辩证物质本论”——其“哲学大厦”的基石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物质”(列宁)或“自在自然”就是宇宙、人及人的意识的“本体”(斯大林引用过马克思说的“物质是世界的主体”,据查这是马克思批评爱尔维修的唯物主义的话),也可以说,自在自然的物质是天体、地球、人类及意识的本源或本原,用一句歌词来概而言之即“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你,没有你哪有我”,没有我哪有心。这都是些科普常识,哪里是当代哲学?对这种本体论,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是决然否定的!马克思如是说:

“谁生出我的父亲?谁生出我的祖父?等等。……人通过生儿育女使自身重复出现,因而人始终是主体。……这个过程驱使你不断追问,直到提出谁产生了第一个人和整个自然界这一问题。……既然你提出自然界和人的创造问题,那么你也就把人和自然界抽象掉了。……不要那样想,也不要向我那样向我提问,因为一旦你那样想、那样提问,你就会把自然界和人的存在抽象掉,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1] (P130-131)

在马克思看来,这类“自然界和人的创造问题”或自然界和人的本源问题,已不再是当代哲学的问题或当代哲学的提问方式。这是些与人的现实世界无关的问题,如要研究,就让天体演化说、地球演化说、生物进化论和人类起源说去进行科学的抽象。而在马克思看来,这类自然物质本体论,再辩证也是没有任何“哲学本体论意义”的。那么马克思的哲学要具体研究什么问题,马克思道:

“整个所谓世界的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然而诞生,关于他的产生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因为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说来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说来作为人的存在,已经变成实践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所以,关于某种异已的存在物,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即包含着对自然界和人的非实在性的承识,在实践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1] (P131)

很清楚,马克思的现代哲学要研究的是劳动创造的“人化自然界”和在劳动中自我产生及两者的现实关系。那种不以人的存在为转依的抽象的“物质”和那种与人无关的“自在自然”都是“非实在性”的“无”。以这种“无”为本体的唯物主义即唯“无”主义,马克思当然要给予否定,故他说“积极的人道主义不是唯物主义”。这种“唯“无”主义”即“唯物主义”,再辩证,你还是对“异已的存在物”、“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虚妄“抽象”,现实的为劳动实践创造着的自然界和人都被抽象掉了。这种列宁、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及中国的教科书复印件,这类辩证物质本体论都不能算是卡尔·马克思哲学。我们教了六十多年的《辩证唯物主义》,不是卡尔的哲学思想,甚至是反卡尔哲学的。

关于“本体论”,卡尔很少使用这一术语,上面引用卡尔的话,算是“本体论”问题,但这是从否定性意义上提出的问题,即他反对“抽象”物质本体论和“异已”物质本体论,也可叫唯“无”本体论。我前面讨论过,我认定马克思哲学是“实践人本论”,在这里,现实的人就是所谓“世界历史”的“本体”,“人始终是主体”,现实的人是自然的主人、是社会的主人,也是自己的主人(这当然指的是自由自觉的人)。那么这种“人本”它自身是否还有“本中之本”呢?对这一追问马克思破天荒使用了“本体论”术语表征自己更深层的哲学省悟,他说:

“如果人的感觉、激情等等不仅是在[狭隘]意义上的人类学的规定,而且是真正本体论的本质(自然)肯定;如果感觉激情等等仅仅是通过它们的对象,对它们感性地存在这一事实而真正肯定自己,那么不言而喻的是:……只要人是人的,因而他的感觉等等也是人的,那么对象为他人所肯定,这同样是他自己的享受;……只有通过发达工业,也就是以私有财产为中介,人的激情本体论本质才能在总体上,合乎人性地实现”。[1] (P150)

马克思在“感觉、激情本体论”的肯定中讲了五点现实,相当费解,这里只能摘其要而引用。首先我理解,马克思是把人的感觉、激性等等视为人的本体论的本质。而人的感觉和激情多属于人的非理性的精神因素,有点像后来的弗洛伊德所谓的“本我”即“本体的我”,故有“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我一生体验,情感的力量远远大于理智,我做什么,多是在情感和志趣支配下去思维去实践的。我写这篇文章的精神本源,是志趣、有意思、好玩;并非是我的理智告诉我一定要完成这个“谁”交给我的任务,我写文章多是凭兴趣、激情和潜意识去完成的。我中年以后从未给领导起草文件和讲话稿,没意思!其次,马克思所谓的感觉,其外延极宽。他说,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不仅仅五官感觉、而且有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至于激情,即激越的感情或火一般的热情,我想应包括兴趣、爱好、情绪,最强烈的激情当是情爱、性爱以至“色”——“色胆包天嘛”。马克思的“等等等等”,还可能包含更多的精神现象,但我想大多是现在教育界所谓的“非智力因素”、“非理性因素”,人们开始认识到,学生成材如否主要不在“智力因素”,而在于“非智力因素”。马克思在《手稿》中更重视人的感觉,什么“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还说对没有全面深刻感觉的人,“最美的音乐”、最美的矿石(如鸡血石)、“最美丽的景色”,都是“毫无意义”的。

马克思在《手稿》中最重视的是男女之间的“情爱关系”,他说“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这种关系通过感性的形式,……成了人具有的人的本质[1] (P119)。这种关系的自由自觉的类本质,就是神圣的爱情,这是人类永恒的最有魅力的情感。我们过去大批柏拉图的“精神恋爱”是“反动的唯心主义恋爱观”,难道我们在今天不应该把“精神恋爱”放在爱情的首位或“本体”的位置上吗?马克思特别批判了“动物形式的男女关系”,“拿妇女当着共同淫乐的玩物如奴隶和婢女来对待”,即我所谓的“妇女唯物主义”。正是这种“视妇女视为动物的唯物”物,使我们的“色情产业”越来越膨胀吗?马克思批判的“工人普遍卖淫”的“粗陋的共产主义”不正在萌动吗?马克思所讲的“感觉的爱”,还有人类的“共产主义博爱”[1] (P121),即“人人爱我、我爱人人”,或“大家爱一人,一人爱大家”。“感觉的爱”还包括亲情之爱,胞情之爱、友爱、族爱、类爱等,“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我们的世界就会变成美好的人间”。费尔巴哈晚年将他的“人本论”提升到“爱本论”,甚至提到“教”的高度,创建了“爱教”,我认定“爱教”不是宗教,而是“爱的教育”(正如净定法师所言,佛教不是“宗教”,而是慧觉,净空、慈悲的教育”),是神圣的哲学升华,而决不像我们过去把“爱教”批成反动的宗教。

总之,马克思的“感觉激情本体论”是将他的积极的、彻底的人本主义之“本”又提升到人性的丰富、全面、深刻的感觉:五官感觉、精神感觉、意志、爱上,这类人的精神现象、规定着“人的本体论的本质”。自在自然、物质本体论在马克思这里恰恰是批评的对象。这一“感觉、激情本体论”也正是我的“实践心本论”哲学思想来源。以上十点省悟,其主要精神已发表在《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头篇,其原题目是《从实践人本论到实实心本论》,只七条。

这一“漫谈”或“玄思断想”,还省悟了大量问题,限于篇幅这里就只能罗列其题目和结论了。

(1)人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我持人文精神决定科学精神、人文精神支撑着整个人类的存在和发展;(2)关于一般精神和创造精神,我持“创造性精神创史观”;(3)关于一般创造性精神和有利于人的“自由个性”发扬的创造性精神,我是“自由创造性精神论主义者”;(4)关于人的主观选择论和客观的必然宿命论,我是“主观选择论者”;(5)关于“人的异质自由个性论”和“人的必然同一本质论”,我是“自由个性心本论者”;(6)关于“自然界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卡尔语)和自然环境决定人类论,我持“人的精神决定论”;(7)关于语言交往和社会交往,我持“语言交往决定论”;(8)关于人的内在尺度(包括价值和审美诸精神尺度)和物种的客观尺度,我持“内在尺度决定论”;(9)关于“物质生产的必然王国此岸”和“人的精神生活的自由王国的彼岸”,我是“精神自由王国论者”;(10)关于人的精神教育事业和社会各类物质活动事业,我持精神教育本体论;(11)关于“德法治国”的文化价值与经济的物质价值,我持“德法文化价值决定论”;(12)关于人的精神境界和人的社会行为,我持“精神境界决定论”;(13)关于“人的自我意识“(卡尔语)和人的生命活动,我是“自我意识本体论者”;(14)关于人的精神现象史和人的物质现象史,我持前者决定后者;(15)关于人的审美活动,我持主观审美论(审美对象是主观选择的、审美过程和实践是主观指导的、审美结果是主观确定的—“情人眼里西施”;(16)“信仰至上论”和“财富至上论”,我持前者;(17)“文化灵魂不灭论”和“上帝精神创世论”,我持前者;(18)人类的精神家园的建设和人类的物质家园的建设,我坚持精神家园本体论;(19)辩证唯物主义的人生观、幸福观、爱情观、价值观、意义观、自由观和实践唯心主义的人生观、幸福观、爱情观、价值观、意义观、自由观,我坚持后者。总之我是一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哲学心本论者”,即“实践的唯心主义者”!

“杀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彻底的唯心主义者更是无所畏惧的。

“人生若狂潮,多多暗礁,精神超越方逍遥。生活若乐在心底,境界高高。”(丛大川《浪淘沙·悟心》下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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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实践唯心论”哲学:学习卡尔183;马克思“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_唯心主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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