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娥冤》之“桃杌”新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解论文,窦娥冤论文,桃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窦娥冤》是元杂剧中最著名的悲剧，也是关汉卿的代表作，其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能代表关汉卿杂剧的杰出成就。人教版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必修)第四册《教师教学用书》里面在对《窦娥冤》进行主题及其进步意义的分析时解释“桃杌”说：“剧中楚州太守桃杌是造成窦娥冤案的关键人物，他是地方官员的代表。”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必修)第四册第一单元节选了《窦娥冤》的楔子和前三折，注释中对“桃杌”的解释是：“可能是借用古代所谓四凶之一的梼杌来骂这个贪官。《左传·文公十八年》：‘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告之则顽，舍之则嚣，傲狠明德，以乱天常，天下之民谓之梼杌。”施绍文、沈树华编著《关汉卿戏曲集导读》对“桃杌”的注释是：“桃杌：古代恶人。《左传·文公十八年》：‘颛顼氏有不才子……以乱天常，天下之民谓之桃杌。’作者借恶人之名隐讽贪官。”从以上可以看出：现行的教材多认为“桃杌”是地方官员的代表，是古代传说中的猛兽“梼杌”的谐音，关汉卿以此来比喻桃杌这个贪官。所有这些，固然有一定的说服力，但这可能只是“桃杌”含义的一部分。
首先，关汉卿给剧中的官员命名“桃杌”，主要是取其恶狠之意。
“桃杌”是“梼杌”的谐音。“梼杌”一词，较早出现在《左传·文公十八年》：“颛顼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谓之梼杌……舜臣尧，宾于四门，流四凶族：浑沌、穷奇、梼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螭魅，是以尧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为天子。……故《虞书》数舜之功曰：……宾于四门，四门穆穆。无凶人也。”这也是关于“四凶”——浑沌、穷奇、梼杌、饕餮最早的记载。《虞书》的记载即《尚书·舜典》所云：“(尧)流共工于幽州，放
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二者资料前后引用的性质易使人们对“四凶”和“四罪”产生联想。西晋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将“四凶”等同于“四罪”，解释“梼杌”云：“谓鲧，梼杌顽凶无俦匹之貌。”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卷一踵武前说，认为梼杌即鲧。并谓：“凶顽不可教训，不从诏令，故谓之梼杌。按：言无畴匹，言自纵恣也。……鲧性似，故号之。”即二者在恶狠之性来讲是一致的。《幼学琼林》卷四《鸟兽》：“人之狠恶，同于梼杌。”这条资料对破解关汉卿给这个官员命名“桃杌”之谜，可谓深中肯綮。
面对穷凶极恶、反咬一口的张驴儿，窦娥一点也不害怕。她的态度十分明朗和坚决——绝不私休，定要官休。窦娥满怀憧憬，希望官府能给自己一个公正的判决，还自己清白：“大人你明如镜，清似水，照妾身肝胆虚实。只望大人高抬明镜，替小妇人做主。”可是，窦娥万万没有想到，情况完全相反。桃杌一上场就赤裸裸地宣称：“我做官人胜别人，告状来的要金银。若是上司当刷卷，在家推病不出门。”并且向告状的人下跪，还恬不知耻地宣称：“但来告状的，就是我的衣食父母。”贪赃枉法、草菅人命的贪官桃杌太守听信张驴儿的诬告，对窦娥的申诉置之不理，认为“人是贱虫，不打不招”，对窦娥施以酷刑，“一杖下，一道血，一层皮”、“千般打拷，万种凌逼”，充分暴露了他的“傲狠”——凶残暴虐。从而也使窦娥认识到了“衙门从古向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的真理，明白寄希望于这样的贪官为自己主持正义、辨明冤枉，无异于与虎谋皮，缘木求鱼。张驴儿这样无恶不作、横行乡里的社会渣滓，一般被界定为“流氓无产者”，欺负妇女，霸占家产。张驴儿是社会的蠹虫，他之所以能在作恶多端后逍遥法外，是因为官府黑暗，吏治腐败，“官吏每无心正法，教百姓有口难言”。《元史·刑法志》明令禁止使用法外的“惨酷之刑”，官府审案应该“正其心，和其气，感之以诚，动之以情，推之以礼”。况且，窦娥为了避免年迈的婆婆受刑，含恨屈招，承认自己是杀人凶手，因为她还抱着一线希望——“复勘”。但是野蛮而草率的桃杌，竟凭刑讯逼供一审定案。窦娥被判处死刑，旋即押赴市曹斩首。桃杌的行为真可谓“不可教训，不从诏令”。正是由于他的昏聩、愚昧、野蛮、残忍，审起官司来如同儿戏，才有了窦娥的千古奇冤。
其次，桃杌在剧中并非仅仅是一般地方官员的代表，其中还蕴含着关汉卿强烈的民族感情。
鲧在先秦典籍中被视为桀骜不驯的典范。《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记载：“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举兵而诛，杀鲧于羽山之郊。”《吕氏春秋·恃君览》第八《行论》记载：“尧以天下让舜。鲧为诸侯，怒于尧曰：‘得天之道者为帝，得地之道者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为三公。’以尧为失论，欲得三公。怒甚猛兽，欲以为乱。比兽之角，能以为城；举其尾，能以为旌。召之不来，仿佯于野以患帝。舜于是殛之于羽山。”以上可知，鲧因反对禅让及不支持征讨苗蛮集团，被华夏一系排斥。先秦典籍中亦承华夏一系的“排蛮”观念而将鲧一族列入“四凶”之一，梼杌和鲧画上了等号。
历代政权皆以中原汉文化为本位，自称“华夏”，把周围四方的少数民族称为“蛮夷”，因此逐渐产生了以文明礼义为标准的“华夷之辨”，来区分人群的文化和文明程度。“华夷之辨”中的“夷”代表的是野蛮与落后，“华”则代表文明与进步。传统的儒家文化在民族矛盾尖锐、华夏民族灾难深重的时期，多视少数民族为“梼杌”。如宋石介《庆历圣德颂》：“契丹亡义，梼杌、饕餮，敢侮大国，其辞慢悖。”明末清初朱中楣在《读史》一诗中也流露过相似的意识：“愧我无从挥尺剑，扫除梼杌振君威。”元代作为一个蒙古族入主中国的政权，首先在重华夷之辨的传统士人的观念上就是不可接受的。何况蒙古族的统治者还推行过民族歧视的政策，分全国人民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实行等级管理和民族压迫制度。关汉卿自然对这个吏治黑暗腐败、社会和妇女贞节观念淡薄、“这壁拦住贤路，那壁又挡住仕途”让读书人进退维谷的蒙元统治下的社会不遗余力地大加鞭笞。
最后，关汉卿以“桃杌”命名官员，也是对蒙元统治时期黑暗吏治的真实再现。
窦娥不但外貌美丽，“生的可喜，长的可爱”，更具美好的心灵。守节、尽孝、温顺、善良、与世无争，为免婆婆遭受毒打，屈招杀人的罪名，毫无怨言，死后还叮嘱自己的父亲将蔡婆“收恤家中，替孩儿尽养生送死之礼”。窦娥自觉地维护那个社会的一切规范和要求，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半步，是一个符合当时社会标准的“模范公民”。但是窦娥的美德不仅没有得到肯定，受到表彰，反而遭受摧残，“没来由犯王法，不提防遭刑宪”，最终“零落成泥碾作尘”。窦娥之死，是对黑白颠倒的社会的揭露和批判；《窦娥》之冤，“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王国维《宋元戏曲史》)
据考证，《窦娥冤》大约作于元成宗大德年间(1297-1307年)。这个时期，政治黑暗，吏治腐败至极。一方面，到处都是贪赃枉法的官吏，到处都是冤狱。据《元史·成宗本纪》记载，仅仅大德七年(1303年)一年，犯赃污的官吏近两万人，审理冤狱五千多件。窦娥有名的两支唱曲[端正好]“没来由犯王法，不提防遭刑宪”和[滚绣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涂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也普遍地反映了劳苦众生的呼喊和怒号。第四折在“廉能清正，节操坚刚”的窦天章宣布将张驴儿、桃杌等人另行定罪时，窦娥的冤魂唱道：“你将那滥官污吏都杀坏。敕赐金牌势剑吹毛快。”可见，关汉卿对荒蛮异族滥官污吏极度憎恨。
综上可知，关汉卿以“桃杌”命名这个官员，主要是针对他的凶狠。“桃杌”这个特定的词汇里面包含着关汉卿的“华夷之辨”，暗指制造悲剧的凶手“桃杌”即为蒙元行政长官的代表。由杂剧全名《秉鉴持衡廉访法感天动地窦娥冤》，也可以看出关汉卿对清廉吏治的向往和对德治社会的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