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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何理解《资本论》的研究对象
对于什么是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需求，有连串的供给菜单。在这一菜单中，我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概括较为全面、深刻。他说：“我要在本书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 这里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同属经济关系，即政治经济学所指的广义的生产关系，争议较少。一直存在争议的，而且至今尚未达成共识的是马克思所提出的“生产方式”涵义。
我国学术界对生产方式的理解，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观点：其一认为生产方式就是生产关系。如果这样理解，则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研究对象则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显然犯了前后重复的逻辑错误。其二把生产方式理解为广义的生产关系，而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理解为狭义的生产关系，如果是这样，难道广义的生产关系不包括狭义的生产关系在内吗？因此这同样犯了逻辑混乱的错误。其三把它理解为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我们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特别强调生产力不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因此这里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不能包括生产力在内的，况且，如果这样理解，则马克思的这话就可改为“我要在本书中研究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仍然犯了逻辑错误。
那么，马克思这里的生产方式究竟如何理解？笔者认为应把它理解为具有社会历史性的资源配置方式，其中核心的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即是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以雇佣劳动为特征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通过市场相结合的方式。为什么这样理解，有三个理由：
第一，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其它经典著作中，主要是在三种意义上使用生产方式这一范畴。其一，是指直接生产过程中由劳动的技术以及社会诸条件所制约的生产的方式。这主要体现在《资本论》第一卷第3、4两篇中。例如马克思讲，“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厂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2〕其二， 指社会再生产的历史所规定的方式，主要是劳动与生产资料的社会经营方式或形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主要是从这层意义上论述生产方式的。马克思讲，“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要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3〕由此可以看出， 生产方式具有明显的社会历史性。正因如此，马克思一般在生产方式之前加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等带有社会性质的限定词。其三，是指社会经济形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4〕这三种意义上的生产方式是一个有机的统一。第一层意义的生产方式主要立足于生产力水平，从直接生产过程即从企业内部生产角度去分析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组合方式，可以说这是一个资源的微观配置方式，主要是由技术水平所决定。虽然马克思认为生产力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但另一方面，又强调一定社会物质生产力水平是一定社会的物质基础。因此作为企业内部技术意义上的资源配置方式，虽然不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但政治经济学必须联系它才能更好地说明问题。第二层意义的生产方式主要是从一个社会角度去分析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或组合方式，这实质上是资源的宏观社会配置方式。它刻画了一个社会的基本特征。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主要是这一层意义上的生产方式。第三层意义上的生产方式是从第二层意义的生成方式的社会特征而引伸出来的。由于一个社会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或组合的方式大体上体现了一个社会经济形态的基本面貌，因此可以用生产方式来代表社会经济形态。由此可以得出结论，马克思的生产方式这一范畴的主要涵义是体现一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式。不过，他特别强调资源配置方式的社会历史性。他本人分析的主要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源配置方式。
第二，结合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更有助于我们把生产方式理解为生产资源的配置方式。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社会关系与生产力密切相连，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5 〕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作了具体的、历史的充分展开，以此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特征。〔6 〕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原理与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的三层涵义是统一的。这一原理首先说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水平，是一种社会生产方式赖以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现实基础，生产力的变化与发展引起了生产方式或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新的生产力要求产生和它相适应的新的生产方式。其次，特定社会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决定了社会成员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他们对社会产品的分配关系，一定的生产关系与一定社会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方式相适应。最后，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具有历史暂时性，其根本的原因在于生产力的不断变化与发展。从这一原理中，我们还可以得到启示，马克思把生产方式作为研究对象，必然的逻辑是立足于一定社会的生产力水平，通过与之相适应生产方式或资源配置方式的考察，来揭示人们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经济利益关系即生产关系。
第三，从《资本论》的基本内容来看，把生产方式理解为生产资源的配置方式有一定的内在根据。我们以《资本论》第一卷为例说明。除第一篇商品与货币作为基础理论外，其它各篇都是在研究资本主义资源配置方式基础上来揭示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第二篇分析了资本主义资源配置方式的根本特征是通过劳动力市场，把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起来，其社会规定性是雇佣劳动制度。第三卷第六篇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资源在企业内部的配置方式，它一方面取决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受制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两方面结合起来，决定了资本主义资源的微观配置方式带有非人道的异化劳动的社会特征。第七篇实质是分析资本雇佣劳动这种资本主义的资源配置方式的产生与发展。
如果我们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理解为资本主义的资源配置方式，则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那句表述研究对象的话，则可表达：我要在本书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的资源配置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这样，笔者认为既符合马克思本人的一贯思想，也与《资本论》的基本内容相吻合，而且可以在逻辑上顺理成章。
二、两种“范式危机”的异同
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界定，可以说明一定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关系应该是政治经济学不可分割的两个组成部分。事实上，作为古典经济学体系的建立者——亚当·斯密，他是既分析了“看不见的手”这一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功能，也分析了“看得见的手”发挥作用所需要的社会法律制度，而且较客观地分析了当时英国的社会经济关系。
但是，到了19世纪70年代，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展开，马克思主义与其它社会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决定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在于神化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制度在资源配置中的功能，力避社会经济关系这个带有“爆炸性”问题的深入分析。在此背景下，经济学出现了边际革命，使经济学从理论基础到研究对象、研究方法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以边际主义为基础形成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目前国内外西方经济学教材主要是介绍主流经济学。它一般分为微、宏观两部分。微观部分主要是介绍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宏观部分一般是介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目前主流经济学形成的一套概念与分析方法，一般为西方经济学者共同接受，因而形成了所谓西方主流经济学之“范式”。
自从边际主义的代表——杰文斯“把经济学的列车开上了自由配置的轨道”〔7〕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便背离了经济学的古典传统， 开始把经济学的研究问题局限于资源配置问题。1932年莱昂内尔·罗宾斯第一次正式地把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规定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他说：“经济学是一门作为目的和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的科学。”〔8〕从此之后，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很多都把罗宾斯的定义作为样板。
必须指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与马克思《资本论》研究对象的作为资源配置方式意义上的生产方式是既有联系又有根本区别的。虽然二者都强调劳动者与生产资料要在社会生产单位内部之间进行合理配置。但西方经济学强调资源配置的一般性，是一个纯生产力的抽象范畴，它主要取决于一个社会的技术水平。而马克思强调资源配置方式的特定社会历史性质，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它主要取决于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所有制形式，因而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
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将研究对象只限于技术意义上的资源配置，其结果，首先将人们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所结成的经济关系从经济学中剔除出去，从而大大地缩小了作为人文科学的经济学之研究范围。对此，不少西方学者也作了批评。布坎南认为，罗宾斯的定义“不是推动着科学的进步”。为此，布坎南主张经济学要研究“人类关系制度”，他认为，资源配置理论“不应该在经济学家的思考过程中占主导地位”。〔9〕其次，将被研究的对象简单化理想化。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例，概括地讲，该理论的基本内容就是在理性经济人的基本假设下的最大——最小理论。新古典经济学实质上是用数学的形式来论证斯密所提出的“看不见的手”这一原理，颂扬市场制度是一台理想的、万能的“机器”，有西方学者批评这种经济学研究“变成简单的最大化的应用计算技术”〔10〕。最后，对于社会经济制度的特征极其演进只能束手无策。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不仅把经济学研究对象局限于资源配置，而且还缩小了资源配置的外延，只研究技术意义上的资源配置。因此，他们必然是以制度不变为假设来研究资源配置。事实上，在他们的骨子里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人类最美好的、永恒的制度，所以他们不可能分析社会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及其变革。正因如此，在西方社会经济制度的巨大变化面前，西方主流经济学表现得苍白无力。为此，以科斯、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变量引入经济学研究范围，以弥补主流经济学的缺陷。总之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把研究对象仅局限于狭窄的资源配置，从而导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目前正处于深刻的范式危机之中。
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看，自从苏联1954年出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来，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两种形式为基础，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为核心，以国民经济的计划发展和半商品经济观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模式论——斯大林模式，形成了风靡一时的唯一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为后来的各社会主义国家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提供了范本。其后，虽然有过批评斯大林的风波，但是就我国而言，一直到1979年以前出现的各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可以说基本上是1954年苏联版本的翻版，甚至至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仍然深受斯大林经济模式的影响。正因如此，社会主义经济学也存在一个“苏联范式”的问题。
从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形成来看，应该肯定，这是探索与总结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结晶，而且曾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各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历史贡献。但是，由于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研究对象锁定于生产关系这一十分狭窄领域，结果，使本来十分丰富的经济理论变得很空洞。主要表现为：1.基本上没有分析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合理配置生产资源，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实现最佳配置，以提高社会主义的经济效益。这样的经济理论无助于许多现实经济问题的解决，也难助于加快社会主义的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2.排斥了“交换关系”的分析，即缺乏市场制度的分析，因而无法论证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商品交换与市场经济的现象。3.因为排斥了以上二方面丰富内容的分析，结果剩下来的主要内容是在人与人之间“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的理想人格假设基础上，通过社会主义五大经济规律的抽象阐述，来着眼于论证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的优越性。为此，“苏联范式”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确实存在一定的危机。
当然，必须指出三点，其一，科学危机主要源于社会实践的发展、理论本身的缺陷以及学者的认识能力与态度三方面的原因，因此科学危机是科学发展的重要一环。经济学的发展也是在不同时期理论出现危机中得以进一步发展的。其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危机与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危机固然与社会经济发展及其学者的认识能力有关，但更在于其理论本身背离了经济学研究的正确轨道，人为地割裂、限制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其三，这两种理论的危机是不同性质的危机。西方经济学的危机受到其阶级偏见的限制，他们有意要抽象掉社会经济制度的研究，其目的在于认为私有制社会是永恒的社会，市场制度是资源配置的最佳“机器”。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危机主要是受到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不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暴露不充分以及人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尚处于探索阶段的限制。因此我们不能把这两种危机混为一谈。
三、在综合中构建中国经济学
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割裂导致了经济学的危机，因此经济学的繁荣必然在于综合中的创新。在我国之所以要在综合中创新、构建中国经济学，主要理由有：
第一，这是经济学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经济学未来的发展趋势是既分化又综合。一方面，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学者对社会经济各个领域的深入，新思想、新方法将不断出现，从而经济学新学科不断产生，经济学派将会出现“你方唱罢我登台”的林立局面。另一方面，经济学的发展存在一种内在的趋势是在不段分化与革命中走向新的综合。
值得一提的是，四五十年代以后，随着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和新科技革命的崛起，经济学在新的基础上不断分化、交叉、综合。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早有兰格、卡莱茨基、科尔内等一批东欧经济学者，注意吸收西方经济学的思想成果，把研究对象扩展到社会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方面。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问题、资源配置的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学研究中的重点之一。因此，我们已经在东西方经济学的综合方面作了不少努力，而且，在东西方经济学的综合中创新、构建中国经济学，这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
第二，这是我国成功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建设是社会主义阶段的中心任务和历史使命，改革开放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我们要解放思想，澄清在姓“社”姓“资”问题上的迷雾，大胆吸收外国经济学中的有用东西。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为此，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指导下，比较研究世界上现有的各种经济理论，大胆吸收，扬优弃劣。在继承、综合人类一切优势经济理论基础上构建中国经济学。其次，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比较世界上现有的各种经济体制模式、明晰其长短，既要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与教训，还要参考与借鉴当代世界各国经济建设的成败得失。最后，在其内容上既要有生产关系方面的理论，又要有资源配置方面的理论；既要有宏观经济的理论，又要有微观经济的理论。经济理论要百家齐放，百家争鸣，在竞争中繁荣，在竞争中统一。在构建过程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要坚持、澄清与发展；对西方经济理论，要了解、批判与吸收；对于中国古代经济理论，要挖崛、继承与扬弃。
第三，对不同经济理论进行综合的条件已基本具备。首先，不论是西方各国还是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出现的新的现实经济问题，在各自原有的经济理论体系中都不能给予完满解答，这突出表明在两个“范式”危机上。其次，西方经济学长时期以来集中于资源配置的研究，在形式上可谓进入“精雕细刻”的阶段。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则擅长于生产关系与经济制度的研究，而且业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准。为此，经济学要进一步发展则必然要求两大经济理论走向综合。最后，东西方经济学者已经在作大综合的工作。西方新制度学派的出现，标志西方经济学者试图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原有的研究范围内引入制度研究，而社会主义经济学者在继续研究生产关系的同时，愈来愈重视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
四、立足国情构建有特色的中国经济学
如前所述，马克思所界定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既有一般性，更具有特殊性，而且它的根本特征在于其社会历史规定性。因此，恩格斯才认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学科。可以说，脱离现实背景的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具有生命力。例如，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对19世纪中叶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实践活动的概括，斯密的《国富论》是对英国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社会实践活动的概括。正因这二部巨著扎根于当时现实经济，才使之至今尚有强大的生命力。相反，目前某些经济学者，脱离现实经济制度与现实经济问题，一味强调经济学的数学形式，这种数学上精雕细刻而产生的经济学被人们讥讽为黑板经济学。由此看来，中国经济学的构建，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来展开，必须根植于当前中国现实经济背景之中。具体说来，中国经济学的构建一要考虑我国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二要考虑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市场经济刚刚起步，社会主义经济结构具有明显的二元或三元经济结构的特征；三要考虑我国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形成的强调集体主义的文化背景与价值观念。
中国经济学的特色，具体有哪些体现？我们认为，首先，在指导思想上，应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这是因为，邓小平理论是扎根于中国国情的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它一方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首要的和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等最基本的观点。另一方面，这一理论在结合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作了重大发展，提出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的新观念、新论断、新范畴。如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历史地位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括，关于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不等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理论，关于区分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与管理体制为不同范畴的理论等等。因此，中国经济学的构建，其理论基础与指导思想，只能是邓小平理论。
其次，在基本内容上，既要有关于市场经济对资源配置的分析，更要有“社会主义制度的特性”和具有中国的“具体形式和特色”的特殊分析。我们知道经济学要分析生产方式或资源配置。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层次是市场经济。因此，中国经济学首先要分析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如何配置经济资源，但是我们必须注意，生产方式或资源配置方式具有特定的社会历史性，它是与社会经济制度紧密相联的。因此，我们更重要的任务是要加进中国特定的社会经济制度这一约束条件，分析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行为特征，进而分析中国市场经济配置资源具有什么特色。同时，经济学要分析社会生产关系即社会经济制度。因此，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分析中国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及其与它相适应的经济体制结构的特征及其如何完善。目前，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经济学的全新课题主要有：如何改革与完善国有制经济，找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如何使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统一；如何在多种所有制的共同发展中，保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如何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个人收入体制，防止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等等。
最后，中国经济学的基本任务是寻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劳动方式。劳动方式是以劳动手段为基础的一定的生产方法和劳动组织，是生产要素的组合形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剖析，是基于对劳动方式的研究基础之上的。如在微观上，马克思是通过对协作劳动、工场手工业、机器大生产等劳动方式的分析来逐步深入地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我们综观人类历史上的一切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制度，其劳动方式都是以物统治人为特征的异化劳动方式。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要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与异化劳动，其关键在于寻找能够解放劳动者的合理的劳动方式，充分体现劳动的主体性，最大限度地释放劳动者的内在能量。可以说，中国经济学本质上是劳动经济学，其主体是“自由合作劳动者”，其中心是解放劳动，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探讨既满足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又符合中国国情的合理的劳动方式，是中国经济学的基本任务，也是中国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特征。
注释：
〔1〕〔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8、408页。
〔3〕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44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83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44页。
〔6〕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993页。
〔7〕西德尼·温特劳布主编《当代西方经济思想》，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页。
〔8〕莱昂内尔·罗宾斯：《经济学的性质和意义》，伦敦， 麦克米伦，1935年版，第16页。
〔9〕詹姆斯·M·布坎南：《经济学家应该做什么》，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6、9页。
〔10〕同上，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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