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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2)01-0092-04
1987年笔者在苏联作学术考察时，曾到达鞑靼自治共和国的首府喀山市，有幸在喀山大学图书馆珍本部看到一部初版的《中国文学史纲要》。系用十月革命以前的旧俄文字印行，大32开计163页。译成中文当有十多万字。由圣彼得堡斯塔秀列维奇印刷所1880年出版。封面右上角有作者瓦里西耶夫的亲笔题字：“佛洛林斯基惠存谨表敬意 作者赠。”
朔方寻古
为寻访这本书，我有过一番很大意义的经历。那年是应莫斯科大学的邀请去访问的，当安排行程时我就提了喀山。承东道主热情照顾，还派了外事处礼宾科长全程陪同。先去南方参观了基辅市再折返北方。由于天气的原因，飞机推迟好几个小时，本来应该晚上到达的，结果让前来迎接的喀山大学副校长科诺普廖夫教授在机场等候，一直等到将近黎明。
从机场去学校的路上，汽车走了很久。副校长对于我的来访似乎有点不解。他悄声地问我的莫大陪同：不知客人为何要来喀山，有何意图。那位年轻陪同居然脱口而出，说道：“谁晓得这位李教授打什么主意，克里米亚、南俄城市不去，偏要来喀山。”他认为喀山是个普通的北方城镇，没有景色可看。他大概忘了我懂俄语，才会如此发牢骚。我立即向主人解释，来此地的动机之一是参访俄国汉学的发祥地喀山大学，查阅有什么珍贵的汉学史料。
我的真诚态度令主人极为感动。因为喀大自从1855年被撤销汉语和东方语言专业，完全并入彼得堡大学之后，汉学中心也早已向彼得堡和莫斯科转移。喀大昔日的辉煌如今已风光不再。没想到一百多年之后竟有中国人要来作汉学访古。副校长特地安排我参观了校图书馆的珍本部，看到已是为数不多的第一代俄国汉学家手稿和那本首版的中国文学史。
应该说这种安排也是特殊的。由于中苏交恶近二十年，那时刚刚复交不久，外国人要看到属于“保密”的珍本，没有长时间的申请、审批的手续是不可能的，我那次的机遇真是幸运。
传奇人物王西里
该书作者V.P.Vasiliev本身就是个传奇式的人物。他1818年出生于伏尔加河畔的下诺夫戈里德市，1837年毕业于喀大东语科蒙古语专业即留校任教，恰逢著名科学家非欧几何学的创始人之一洛巴切夫斯基任校长，后者大力倡仪建立汉语教研室。他便接受任务加修汉语，并自取中名“王西里”。两年后又跟随东正教传教士团到北京，而且一住就是十年，不但学通了蒙、汉、满、藏语和梵文，而且初通韩、日文，成了一位俄国东方学的奇才。
王西里在北京留学期间到处搜罗，购得大量图书资料，回国时带去汉、满、藏、蒙文书籍849种计2737册。他得意地说，凡是当年在北京流传的满文书籍都已尽数搜得。王氏治学极为严谨，他解说所写的文学史“在书中不转引其他欧洲学者的著作”，“所依据的原始资料，绝大部分是中国的书”，况且他治学也极为深入，他说“我说论析的作品，几乎没有一部不是我亲自阅读过的”。
王氏以博学多识、著作丰硕而于1850年回国时立即被学校聘为教授和汉满语教研室主任，以后转入彼得堡大学继续任教，于1886年当选为科学院院士，成为俄国汉学界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人。
王西里享年82岁。他由研究中国文学和文化而产生了浓厚的中国文化情结。他在1850年开讲中国文学时，有感于俄国知识界的不了解中国，曾强烈呼吁：“看不到站在我们身边的巨人……难道我们不该为此感到惭愧吗！”
与众不同的文学史
《纲要》一书的内容，不仅叙写文学，而且几乎囊括了中国各类古籍。其重点之一，是以儒学为线索，全面系统评介《诗经》、《论语》及诸子百家，直至历史典籍，包括《史记》、《资治通鉴》，甚至有《说文解字》、《齐民要术》诸种要籍。它几乎包揽了中国文化的主要书籍，当然都严格依照历代和时间的先后加以评述。故如称之为“中国文化典籍史”，也不为过。
书中既讲解古籍的内容和基本思想。有的还写其成书过程、考辨真伪。有的引述原著并加以释义。有的评析历代注家的正误，并藉以论述儒学（并广及道学和释学）学派的发展脉络。总之，这是在俄罗斯首次大规模介绍中国文化思想和文化典籍的一部力作，无疑成了中俄文化交流的第一座友谊之桥，也为俄国后代汉学家树立了榜样，成为后人引证的依据。
作者对内容作这样安排，除了承建中国文化界早期文化史哲不分家的传统做法，还有他个人特殊的理解。他特别说明：“全部中国文明，整个广博而多样的中国文学，其基础是儒学”，因而不能按古希腊、古印度那样依样画葫芦，把“文学史”定格为介绍长诗、小说和戏剧这样狭小的范围。这些种类在希、印文学中占了主要的地位。相反，在中国文学史上，“摆到首位的应该是儒学，而不是诗歌、小说、戏曲这类美文学”。
文学进程的精到描述
王西里在书中评论的另一个重点便是诗文、戏曲和小说这些他所定义的“美义学”。他体现了俄国十九世纪学界注重民族性的特点，一开篇就从民族的文化特质入手，概括美文学在中国的地位和作用，写道：“中国人对美文学的尊崇也许要远胜过于我们。他们从美文学中看到了人的至善至美，认为它不仅是人们智力的体现，而且是人的整个道德方面的体现。”
接着逐项做了评介。关于诗文，评述《诗经》占了很重的篇幅，大量译介风、雅、颂，阐释其内容和形式，征引历代注家的注释。逐一介绍诗文，从《昭明文选》、《文苑英华》到诗、词、赋（《两京赋》、《盛京赋》等），从“诗体小说”（弹词《锦上添花》、《再生缘》、《来生福》）到“小型百科全书”《三字经》、《千字文》等，都简要论及，他充分肯定中国诗歌的繁荣，用俄国诗坛作对比，更是突出。云“倘若我们高度评价普希金、莱蒙托夫的短诗，那么中国人在绵绵两千年里出现的诗人，像普希金那样的短诗就有成千上万。这里只需列举司马相如、杜甫、李白、苏东坡就够了”。
关于戏剧，作者还引用当年的现实例子来说明流行的盛况：“中国人酷爱戏剧，几乎每个销为像样的村庄，至少一年一度都要请个戏班子来唱戏。目前北京总共有13座戏馆，戏班子则多达150余个，他们全靠流动演出来维持生计。”王西里破除当年中国文人轻视戏剧的观念，迳向深入研究戏曲的起源和发展。“可以设想，有科白和唱词的戏曲作品，从隋代起就流传于民间。官方得知民间的创造，总是为时较晚的”。作者一方面推测戏曲“是从印度传来的”，而且“小说由传说到中篇、由中篇到长篇的发展，其源头可能也是外来的”；另一方面则断定：“无论在戏剧还是小说领域里，中国人都不是单纯的模仿者。”王氏的论断为：“这是个一贯保持着独立自主精神的民族，对一切异邦的外来的东西，她都以自己的眼光加以检验，以自己的方式加以改造。因此，戏剧和小说总是显露出中国精神，表达着中国人自己的世界观。”
书中以《西厢记》为例，写出剧情梗概，具体评述中国戏曲的特点，给予崇高的评价：“撇开语言不谈，单拿情节和剧情的发展来同我国最优秀的歌剧相比，如若加上台词和曲词，即便在全欧洲恐怕也找不出多少像这样完美的剧作。”
关于小说，凡属重要的名作都有所评述。中短篇如《列仙传》、《搜神记》、《太平广记》、《聊斋志异》，章回如《水浒传》、《红楼梦》、《金瓶梅》以及《品花宝鉴》和《好逑传》，讲史演义如《开辟衍铎通俗志传》、《列国》、《七国演义》、《战国》和《三国》等。尤其突出《红楼梦》和《金瓶梅》，专为两书分别写出故事梗概，并加以论析。很有意思的是王氏特地阐明：“只有《红楼梦》和《金瓶梅》这类长篇小说，才能使我们充分了解当时的生活，戏剧则不能做到这一步，因为戏剧不能提供同样的细节。”
《纲要》中这一部分章节，无论从宏观上概括中国文学的历史，还是评价具体的文学作品，有的尽管用词不多，都有特色。而按诗歌、戏剧、小说体裁来分类也符合近代文学史学科的标准。它不但为中国文学史的体例开了风气之先，而且那样新体例在19世纪中后期还是中国人尚未了解的呢。中国人接受这种文学分类还是从20世纪初才开始的，其历史仅有百年左右。
无疑属于世界第一部
我带着如此重要的收获，回到北大就作了宣传，先师王瑶教授、治中国文学史的权威学者听了介绍后也非常兴奋，毫不迟疑地赞同说：这肯定是世界第一部。过去以为第一部中国文学史是英国人翟里斯写的《中国文学史》，出版于1901年，德国人顾鲁梅写的同名书出版于1905年，都比王西里的著作晚了二十多年。
至于中国人自己写的本国文学史，出版的时间还要晚。北京大学教习黄人写的《中国文学史》（1900-1914年，国学扶轮社）和东吴大学林传甲写的《中国文学史》（1910年，武林谋新社）是最早的两本，毕竟也比王西里迟了二、三十年，而且论体例和概括性均不如王著。
两年后我再度访问喀山大学，报告了考察结论。第一副校长乌斯曼诺夫教授特此设宴庆贺，要我就地写出评论文在该校学报发表，以便写入校史彰显王西里的功绩。乌教授是鞑靼族著名的学者，而《纲要》的作者恰好出现在鞑靼地区的着要学府，更令他激动。他祝酒时讲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凡是鞑靼的利益我都会竭尽全力捍卫！”
余音
王西里的首创地位在中国学术界并未得到普遍了解和承认。自从郑振铎编《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提出英国人翟里斯编的《中国文学史》(1901)以后，国人一般都把“第一本”的荣耀归于后者。这个评价长期未变，最近亦然。1998年在做“百年学科”回顾的文章中，有一篇《20世纪初的中国文学史之检讨》，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文学书做了详细的列举，很有助于对这个学科概貌的了解，其中却遗漏了王西里。其所列书目如下：
(1)以国人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而言，窦警凡《历朝文学史》脱稿于1897年，至1906年出版。林传甲《中国文学史》编于1904年，当年印成讲义，1907年正式出版。黄人《中国文学史》约编于1904至1909年间，作为教材由国学扶轮社陆续印行。
(2)据已知材料，日本古城贞吉《支那文学史》出版于1897年，笹川种郎《支那历朝文学史》出版于1898年，英人翟理斯《中国文学史》1901年版于伦敦，德人顾路柏同名作1902年版于莱比锡，均早于国人所编。笹川之书并于1903年由上海中古书局翻译出版。
(3)按凌独见1922年在浙江编有《国语文学史纲》讲义，次年2月改名《新著国语文学史》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另胡怀琛《中国文学史略》1924年3月梁溪图书馆初版，谭正璧《中国文学史大纲》1925年9月光明书局初版。[1](P50-51)
不仅如此，在台湾，有《中国时报》2001年3月19日第23版发表的一篇文章《我的“老同事”庄士敦》，依然这样称赞“著名的1901年第一本《中国文学史》作者翟里斯”。可见，海峡两岸的中国学术界都对王西里有所忽视。
不过，在俄国[2](P4)和中国[3](P13)已早有人提出异议，认为“第一本”中国文学史书的作者应该是王西里，希望引起重视。
归根结底，该书没有传开的原因，还在于评介不够。俄国学者斯卡奇科夫在《俄国汉学史纲要》一书中早就出：《中国文学史纲要》出版以后，“在作者的同时代人里没有引起什么反应，这大概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懂行的评论家”。结果除了学校里少数学生阅读外，长时间里只能束之高阁。该书没有在中国评介，当然也就谈不上去比较哪一本为最先的了。
还有作者本人的原因。王西里的门生、后来也是著名汉学家的俄国科学院院士阿翰林就谈到，他老师学风严谨，强调一切靠自己独立研究，不借鉴和援引他人的资料和结论。但这有时也会失之偏颇，导致同世界汉学隔绝，走向自我封闭。（据维·彼得罗夫：《中国传统文化》俄文版第13页，1983年）王氏的风格是一向谦逊，不事声张，也不作宣传。看来他不但学通了中国古典文化，而且继承了中国“老夫子”的遗风，深谙“满招损、谦受益”之道，其执着的程度有时到了“只顾耕耘，不问收获”的地步。他平生翻中文资料无数，涉及许多古代文化典籍。也因为出版困难，就用一个大罗筐装着，每天译出几页纸，不断地往里存放。日子久了，有一天他想该拿出来整理成捆，才发现怎么只有在筐底不多的几张纸。原来是家中的老保姆以为那是他每天丢弃的废纸，不断地拿去作生炉子用了。倘若比起那些被湮灭了的译作，那么这本《中国文学史纲要》的命运就好得多了。
收稿日期：2001-1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