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经济增长向消费拉动为主的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如何实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8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4565(2007)03-0003-10
研究投资和消费拉动经济增长，首先遇到一个如何计算拉动的问题。在统计上，通常用贡献率指标来衡量拉动力的大小。因此，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就是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用公式表示为：
需要指出的是，在计算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时，所用指标均要用可比价，而不是现价。
投资贡献率与投资率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投资贡献率反映投资增量对支出法GDP增量的贡献，投资率反映投资总量对支出法GDP总量的贡献。一个是增量贡献，一个是总量贡献。从联系上看，投资贡献率与投资率的变动方向是一致的。通常情况下，投资贡献率上升时，投资率也上升，反之，投资贡献率下降时，投资率也随之下降。因此，也可以利用投资率间接地反映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类似地，消费贡献率与消费率也是一对反映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的指标。
一、拉动经济增长的轨迹
19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经历了几次大的波动。概括地讲，每次经济升温都是因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加速引起的，投资的高增长带动了经济的高增长。当出现过快的经济增长局面时，中央政府就会采取紧缩政策，压缩固定资产投资，使经济增长回到正常水平。
1990年代第一次大的波动：1992—1994年。此间，固定资产投资迅猛增长，并伴随着严重的通货膨胀。这一时期，投资率平均高达40.2％，其中固定资本形成率达34.1％，消费率为59.6％，其中居民消费率为44.7％，政府消费率为14.9％。在高投资率的影响下，经济增长加速，年平均水平达13.8％。从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看，几乎与消费贡献率相等。这一时期的平均水平为50.7％，从具体年份看，1993、1994年的固定资本形成贡献率都高于消费贡献率。可以说，这期间高经济增长率是与高投资贡献率紧密联系的。
第二次大的波动：1995—2000年。针对前几年的经济过热，政府采取了以压缩投资和控制信贷投放为主的一系列调控措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在此期间，投资率从1995年的40.3％下降到2000年的35.3％。与此同时，消费率逐步回升，从1995年的58.1％上升到2000年的62.3％。随着投资率的下降，经济增长率由10.9％下降到8.4％。这一时期，在经济增长中，投资贡献率平均水平为30％，消费贡献率平均水平为56.3％。
第三次大的波动：2001—2005年。这一时期是多年积极财政政策累积效应的释放时期，投资率迅速回升，消费率持续下降。在此时期，投资率从2001年的36.5％迅速上升到2005年的42.6％，其中固定资本形成率由34.6％上升到41.5％。消费率则从2001年的61.4％跌落到2005年的51.9％，其中居民消费率从45％降到2005年的39.8％。在投资的推动下，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年均GDP增长率为10.1％。从贡献率看，投资贡献率迅速回升，消费贡献率持续下降。这一时期投资贡献率平均为50.5％，其中固定资本形成贡献率为49.0％，消费贡献率为36.9％。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值得注意的是，这5年中，作为固定资本形成一部分的住房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有所加大。2001—2005年，住房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9％、10％、10％、14％和13％。住房投资占GDP的比重也有所上升，但不明显，5年中住房投资率分别为7.8％、7.9％、8.1％、8.5％和9％。
通过对15年数据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投资、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变动有以下特点：
第一，投资率高的年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高，经济增长速度就快。具体数量关系为：当投资率达到或超过40％时，投资贡献率高于消费贡献率，经济增长加速，并处于高水平，同时，消费率下降，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减弱。相反地，如果投资率下降，投资贡献率随之降低，消费贡献率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减慢。由于消费增长相对比较平稳，不像投资那样大起大落，消费对经济增长不能起到明显的加速作用。
第二，每当经济建设处于高涨时期，总是伴随着一个以扩大投资为先导的扩张阶段；而每当经济建设进行调整时，就会出现一个以压缩投资为先导的紧缩阶段。因此可以认为，投资是影响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每一轮经济的过热或紧缩都是由投资过热或萎缩引起的。
第三，从住房投资率看，房改后较房改前略有上升。房改开始的1996年住房投资率为7.0％，2003年上升到8.1％，此后，住房投资率基本稳定在8％或略高于8％的水平上。这种状况表明，我国近年来投资率持续上升与居民住房投资关系不大，因为在投资率中，居民住房投资的影响始终保持8个百分点左右。
二、国际比较
(一)与国外比较，我国目前的投资率明显偏高，消费率明显偏低
根据世界银行资料，1993—2004年，高收入国家投资率为21.3％，中等收入国家为26.0％，低收入国家为21.5％。与我国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即人均GDP在1000美元左右)：印度尼西亚、泰国的投资率分别为22.8％和27.1％。发达国家：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分别为19.2％、22.7％、17.2％、16.8％。我国投资率平均水平为38.8％，明显偏高。从消费看，1993—2004年，高收入国家消费率为78.4％，中等收入国家为73.5％，低收入国家为81.2％。与我国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印度尼西亚、泰国的消费率分别为73.3％和67.8％。经济发达国家：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分别为86％、75％、78％、86％。我国年均消费率为58.8％，明显偏低。
(二)我国目前的投资贡献率高于国外，消费贡献率低于国外
1993—2004年，高收入国家投资贡献率为21.6％，消费贡献率为78.4％；中等收入国家投资率为26.2％，消费贡献率为72.5％；低收入国家投资贡献率为21.5％，消费贡献率为81.1％。美国1993—2003年年均投资贡献率为18.4％，年均消费贡献率为84.2％。印度尼西亚、泰国的投资贡献率分别为24.1％和24.0％，消费贡献率分别为68.6％和63.2％。我国年均投资贡献率为45.8％，年均消费贡献率为45.5％，显然，我国投资贡献率过大，消费贡献率过小。
我国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与日本1965—1973年相似，比较这两个时期两国的相关数据可以看到，我国的投资率、投资贡献率均高于日本，消费率和消费贡献率均低于日本。1965—1973年是日本经济增长最快阶段，1966年日本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000美元。此间，经济增长速度、投资率和投资贡献率都是日本二战以来最高的。GDP年均增长9.4％，年均投资率36.2％，年均消费率62.5％，年均投资贡献率29.8％，年均消费贡献率70.9％。这一阶段过后，经济开始减速，投资率小幅下降，消费率小幅上升，同时，投资贡献率相应下降，消费贡献率有所上升，但幅度不大。
比较分析国外数据可以看出：第一，目前世界各国的投资率一般都在20％左右，这说明各国的投资率水平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关系不大；第二，我国投资率明显高于其他国家，消费率明显低于其他国家；第三，我国投资贡献率大大高于其他国家，消费贡献率大大低于其他国家；第四，我国投资贡献率和消费贡献率波动较大，其他国家的贡献率比较平稳，波动很小。
(三)住房投资率的国际比较
通过研究美国、日本、德国、英国2000—2003年的数据可以看出，发达国家住房投资占GDP的比重即住房投资率，一般在3％—6％之间，我国偏高，为8％左右。但是这些国家资本形成总额中的住房投资所占比重差异较大，日本最低，不足17％；德国最高，占32.4％；其余国家一般在25％左右。同期我国住房投资占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为20.7％，与以上5国相比，处于中等偏低水平。综合起来看，我国住房投资率偏高而住房投资占资本形成总额比重偏低，是由于我国投资率大大高于这些国家，而住房投资在整个投资中的比重并不大所致。
三、造成投资主导经济增长的原因
(一)现行经济管理体制和政绩考核制度使地方政府成为推动投资增长的主要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共经历了4次投资过热的时期，分别是1982—1985年、1988年、1993年左右和2003年至今。4次投资过热各有不同的背景和表现形式，但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地方项目投资增长过快，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过高，成为历次投资过热的主导力量。2003年以来的投资扩张中，地方项目投资膨胀更为明显。可以说，近几年宏观调控的重要方面，就是控制地方投资扩张(见表5)。不仅如此，从31个省市自治区公布的“十一五”规划中可以看出，这种势头仍在延续：一是各地区的经济增长目标普遍高于全国平均增长率；二是各地区的增长模式仍然是以高资本投入为其驱动力，投资增长率目标都不同程度的大大高于经济增长率。
地方投资屡次扩张，地方政府是关键。现行经济管理体制和政绩考核制度是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和投资高增长的原始动力。一是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下，地方政府都有管理当地经济的职能。尤其是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形成了新的财权与事权的分配模式，由于中央与地方之间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等，促使地方政府加紧运用手中的资源，来推动本地区的经济增长、提高地方财政收入、扩大就业保障；二是政绩考核制度促使地方官员相互攀比，为了尽快“树形象、出政绩”，地方政府往往选择见效快的投资新项目，热衷于铺新摊子。
地方政府的“投资饥渴症”由来已久。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尤其是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方案的出台，项目管理由单一的审批制改为审批制、核准制和备案制。这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地方政府对投资有了更多的话语权。换句话说，只要有钱，只要有资源，投资就不再是困难和麻烦的事情。这种变化成为地方政府影响和控制地方投资的杀手锏，使地方政府追求投资和经济高增长的冲动和偏好成为现实的可能。
对土地和矿产资源的滥用和低价开采是当前一些地方政府扩大投资的主要手段。由于地方政府在土地、矿产等资源配置中的权力过大，加上我国现行土地、矿产资源等在管理和税收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使得土地违法、矿产资源滥采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由于土地与投资密不可分，土地是投资的依托，大部分投资项目尤其是建筑安装工程，最终都要落到土地上。房地产的开发与建设更是离不开土地的供应。当前我国土地市场准入制度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其表现主要是“招拍挂”出让土地面积比重较低，存在非市场性方式出让土地面积比重过高的问题；地方政府具有土地储备等权力，存在土地市场行政色彩过浓的矛盾；征用土地价格低，存在土地价格脱离其价值和稀缺实际的弊端。同时，以租代售，打着“招拍挂”名义以协议价购买土地以及随意扩大土地征用范围违规进入土地市场等现象也十分严重。一些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采用零地价招商、把土地开发一级市场交给开发商、假“招拍挂”等，支持或默许土地违法的现象大量存在。据有关部门统计，2006年前5个月，全国国土资源部门共立案土地违法案件25153起，涉及的土地面积达到12241.7公顷，同比上升了近20％。一些城市的违法用地宗数和面积分别占新增建设用地宗数和面积的60％和50％左右，有的高达90％以上。土地违法现象增加和地根的放松，为地方政府推动投资扩张提供了两个条件：一是保证了新增建设项目的用地；二是为项目建设筹集了大笔资金。据统计，2005年全国土地出让金7000多亿元，有不少流向了固定资产投资。同时，地方政府还可以利用掌握的土地向银行抵押贷款，用于城市建设或其他投资项目。
同样，低价开采或利用能源、原材料等矿产资源也成为地方政府拉动当地投资的另一个重要手段。一方面资源性产业本身存在“本小、税低、利大”的特点，市场准入和技术准入的门槛很低，容易吸引粗放和短期性投资；另一方面由于各地区、城市间招商引资竞争空间激烈，竞相压低生产要素价格的现象十分普遍，外来投资者在近乎无偿得到低价水电气供应的同时，无形中扩大了盈利空间，使本不该上马的项目得以上马。这一轮的投资过热中，中西部地区投资增长快于东部地区，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中西部地区主要以煤炭、钢铁、电力等能源、原材料产业的投资为依托，带动整个地区投资规模快速增长。
(二)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的不断增加和境外资金的不断涌入，为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提供了资金支持
一是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持续增加。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和预防性的心态是居民储蓄存款的最大诱因。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福利性消费体制逐步被市场化消费体制所取代，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水平开始了大幅度调整。以前主要由政府或企业以实物形式供给的住房、医疗、教育等消费所需费用，转而由居民个人承担，而住房、医疗、教育等费用上涨速度之快超过多数家庭收入增长速度，居民的支出结构因此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特别是住房市场化，几乎要花去许多人大半生的积蓄。而社会保障机制的不到位则促使人们在考虑支出时更为谨慎，宁愿把钱存入银行。2005年底，我国城乡居民储蓄余额达到14.1万亿元。
二是境外资金加入投资市场开发和炒作。以投资和投机为目的的海外热钱近两年也成为推动投资快速增长的重要资金来源。特别是随着人民币持续升值，外国投资者更愿意持有以人民币计价的各种金融资产与不动产，因而吸引了国际资本大量流入，使得整个金融系统资金流动性过剩。大量国外资本不仅在金融市场而且在房地产等实物资产市场上寻求投资获利空间，从而直接或间接推动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据有关部门测算，2005年境外热钱流入约为550亿美元，2006年一季度达190亿美元左右，对我国房地产投资以及整个固定资产过快增长形成了较大推力。
(三)工业化和城镇化带动了投资的较快增长
国际经验表明，在各国工业化进程中，经济结构的共同演变规律之一就是投资率不断提高、消费率相对下降。中国还处在工业化进程的中期阶段，同时又要推进城市化，自然对投资有更多的需求。“十五”时期，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在全社会投资中，用于工业的投资达111432亿元，是“九五”时期的2.36倍；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为37.7％，比“九五”时期提高3.7个百分点。工业生产也呈现出大干快上的势头。“十五”时期，发电量增长达到79.8％，原煤66.5％，生铁154％，钢材183％，水泥76.2％，汽车189％，金属切割机床183％。
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是促使投资高增长的另一个诱因。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并向重工业化转型时期，城市化进程应该是处于由初期阶段向中期阶段的过渡时期，对城市建设资金的需求也处于上升期。
改革开放以来，在政府投资、民间资金和外资等多重动力作用下，城市发展活力不断增强，城镇化模式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自上而下型”演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多元并行的发展格局。我国用于城市维护建设的资金稳步增长。“九五”时期，我国城市维护建设资金收入7007亿元，年均增长20.5％，“十五”时期，达20634亿元，是“九五”时期的2.95倍，年均增长25.4％。1978—1990年我国城镇化水平从17.9％上升到26.4％，年均上升0.71个百分点；1990—2004年年均上升1.08个百分点。
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城镇化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城镇发展不在于规模大小，而在于职能等级的提高和功能的完善。目前，一些地方政府超越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资源环境承受能力，盲目攀比，把推进城镇化片面理解为加强城镇建设，存在以行政手段推动城镇化的倾向，提出过高的发展目标，追求人口规模、用地规模的扩张；有的城镇重城市形象建设，不注重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有的城镇大拆大建，不注重保护城市历史文脉和特点，城镇面貌千篇一律。这种城镇增长方式中存在的盲目和粗放型倾向，一方面忽视了城镇化的质量和内涵，浪费了资源，污染了环境；另一方面也人为加大了城市投资规模，对本已处于上升期的城市建设投资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四)区域经济差距为扩大投资提供了机会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逊的倒“U”型区域经济理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增长对整个国家经济的增长是有利的。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区域经济差距的增大就不仅不会促进整个经济增长，还可能成为经济进一步增长和发展的阻碍因素。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区域经济政策从东部沿海的改革开放，到“九五”时期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再到“十五”时期的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等，基本上是符合这一基础理论。
不同时期的区域投资增长速度也基本体现了区域政策的重点。在“六五”至“八五”时期，由于国家实施东部沿海改革开放政策的影响，东部地区投资增长速度一直高于其他区域，尤其是“七五”期间，东部地区投资增长速度是其他区域的近两倍。“九五”时期，国家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投资重点逐步向西部倾斜，这一时期西部地区的投资增长速度高于其他区域。“十五”时期，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为固定资产投资活动开辟了广阔的新领域(见表7)。2006年1—6月，中部地区投资明显加快，6个省份中有5个省的投资增速超过32.0％。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力度也在不断加大，3个省的投资增速都超过32.0％。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进，中央和地方不断加强对农村和农业的投资力度。1—6月，农村投资同比增长21.8％，加快5.5个百分点。
四、投资主导经济增长的不良后果
多年来，我国走的是一个投资拉动的发展模式，它的优点是利用土地和劳动力资源，迅速扩充交通、城市基础设施、厂房、设备等社会和产业资本，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但这种投资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的，而且会导致许多不良后果。
(一)使部分行业出现较严重的产能过剩，容易导致经济增长大起大落
从短期看，在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支配下，投资过快增长引起投资品、能源等部分物资供应以及交通运输紧张，导致相关产品价格过快上涨。从长期看，经过连续几年的大规模投资，部分行业生产能力显著扩张，由于消费增长落后于投资，部分行业可能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最终使得靠高投资维持的高增长难以维持，导致经济增长大起大落。例如，钢铁行业，2005年底生产能力为4.7亿吨，产量只有3.52亿吨；电解铝行业，生产能力为1030万吨，闲置260万吨；焦炭行业，生产能力为2.4亿吨，在建1.18亿吨，全行业亏损；汽车行业，生产能力为868万辆，已过剩200万辆；电力行业，生产能力已达到5亿千瓦小时，在建规模还有3亿千瓦小时，已明显超过社会需求。从过剩的行业看，大量建设的恰恰是技术含量不高，能源、原材料消耗大，污染严重的行业。一方面，过剩的产能导致产品价格下降，产品积压；另一方面，支撑这些行业发展需要进口能源、资源，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容易受制于人，难以维系。
(二)导致银行呆坏账增多，加大了金融风险
由于我国银行经营业务较为单一，过度集中于信贷业务，银行自身具有放贷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同时，在我国金融行业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各种投资主体(主要是企业)缺乏其他融资渠道，投资资金主要依靠银行系统。如果企业一旦无法偿还贷款，那么银行系统就会出现危机。由于连续几年的大规模投资，一些行业已出现产能过剩，导致产品价格下滑，盈利能力下降，其偿还银行债务也就很困难。特别是从长期看，过度投资加大了金融风险，危及国家金融安全，在这方面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教训值得汲取。
(三)增大了资源环境的压力
投资主导经济增长，意味着机械设备以及其生产所需的投入品的生产增长速度大大高于消费品增长的速度。投资品的高增长又与能源需求的高增长联系在一起。1980—1990年代，我国的能源消耗弹性系数(能源消费增长速度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之比)为0.6，而在过去5年间，该指标却几乎翻了一番①。
煤炭是我国的主要能源，煤炭消费约占我国能源消费的70％。2000年以来我国的煤炭消费量增长了2/3，到2005年煤炭消费量超过了20亿吨，几乎是美国的两倍，而我国的经济规模还不到美国的1/4。高消耗的增长还给环境带来巨大压力。目前，我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为全球第二，多个城市位居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列。
(四)降低了国民福利水平
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在投资快速扩大的同时，必然导致消费增长相对迟缓。2004年，我国人均GDP为印度的2.5倍，但由于居民消费在GDP中的份额过低，我国人均消费仅比印度高2/3。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在于改善居民福利，但就此而言，我国实际上已经落后了。
另外，相对而言，投资主导型的经济增长创造就业的速度较为缓慢。1978—1993年间，我国的就业年均增长2.5％；而1993—2004年间，就业年均增速刚刚超过1％。之所以如此，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不同行业吸收劳动力的程度不同。与生产消费品的轻工业和服务业相比，生产投资品的钢铁工业等重工业的资本密集度较高，单位资本需要的劳动力较少。
五、其他国家的经验
从其他国家的情况看，可以把实现经济增长由投资拉动为主向消费拉动为主的转变方式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通过市场经济自身发展和完善，自然实现这一转变。这种转变方式的典型是美国和西欧等发达国家。另一类是像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那样，通过市场机制和政府引导相结合，主动实现这一转变。
1930年代之前，美国、西欧等发达国家在自由竞争经济理论的指导下，实行小政府、大市场的政策，并结合其他相关政策，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自由竞争和市场机制日益完善，居民收入水平普遍提高，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凯恩斯主义盛行时期，虽然政府采取了通过干预总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来调节经济运行的政策，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有所提升，但并没有改变消费的主导地位。1970年代出现的滞胀，标志着凯恩斯主义的失败，发达国家又相继采取了自由竞争的政策。从这些发达国家的经历看，在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情况下，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是消费主导经济。随着这种经济运行方式的不断完善，经济运行相对平稳，经济周期明显加长。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消费主导经济具有很多优点。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方式可以提升国民福利水平。
我国经济目前所经历的高增长、低通胀属于东亚模式，而且正经历着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曾经经历的阶段。分析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历程，有助于吸取经验，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里，以日本为例分析这类经济转换方式。
1955—1973年日本经历了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阶段，经济的年均增长率在10％以上，使日本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在这一阶段，日本经济基本上属于粗放型增长方式，高积累和高储蓄支撑了日本的高投资。1952—1970年，日本的积累率高达33.7％，日本的家庭储蓄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逐步上升，1955年为9.2％，1960年为14.9％，1970年为19.9％，这一指标远远高出同期欧美各国的水平。
随着1973年以后的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日本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日本经济也结束了近20年的高速增长，进入低速增长期。在这段时期，日本政府提出了“科学技术立国”战略，加速发展高技术密集型产业，通产省也改变了过去追求高增长的产业政策，转而提出提高国民生活质量、重视污染和环境问题等政策，主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投资率逐渐下降，消费逐渐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1973—1980年，日本GDP年均增长率为4.3％，接近高收入国家经济的增长率。1970—1980年，经济增长中靠要素生产率提高获得的比例进一步上升为71.2％，从而使日本的粗放型经济增长转变为集约型经济增长。在1990年代，日本陷入较长时期的经济衰退。导致经济停滞和衰退的原因很多，主要原因是企业生产能力过剩。过去几十年持续大规模投资和产业结构调整滞后，导致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并产生大量的银行呆坏账。
纵观日本战后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可以从中汲取很多经验和教训。其成功经验是：在经济发展初期，应该保持经济的较快增长，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应采取措施，通过政府积极引导，主动实现投资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的转变。其失败教训是：长期依靠高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最终导致国民经济陷入困境。
对比欧美等发达国家消费主导经济增长模式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模式，结合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历史时期以及许多限制因素，本文认为，中国应主动采取措施，在政府引导下，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六、现实途径
由投资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的转变需要一定的时间，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如果投资和消费没有很好地衔接，可能会出现经济增长速度的骤减。即使出现这种情况，也不能重新回到投资主导型的经济发展老路上去。此时应着重研究转变过程中发生了什么问题，哪个环节没有衔接好？更重要的是，必须进一步为消费启动创造更好的条件，保持消费、投资和出口的协调发展。
在主动引导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转变的过程中，还应该把握转变时机，以实现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平稳转变。从经济周期的角度看，这个时机就在经济从复苏阶段走向繁荣的过程中。这是因为，只有在居民收入增长加快的前提下，消费潜力才能释放出来，消费也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当经济走出萧条并进入复苏阶段后，就业开始增加，企业效益好转，居民收入开始恢复增长，消费也开始逐步增加。与此同时，辅之社会保障、教育等各项配套改革，并注意防止投资的过度增长。
这是一个简单的推理，实际中，由于情况复杂，特别是受体制因素的制约，要实现经济增长由投资拉动为主向消费拉动为主的转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然而，我国不能坐等它的自动转变，必须在政府的引导下，努力创造条件，多管齐下，加快这一转变进程。具体措施如下：
1.进一步扩大居民消费
一是千方百计扩大就业。二是合理调节收入分配，逐步提高最低生活保障和最低工资标准。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三是完善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体系。四是深化教育改革。强化政府的义务教育保证责任，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加大教育投入，建立有效的教育资助体系。
2.切实提高农村居民收入
从居民消费的构成看，农村居民消费比例逐年下降(2005年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消费比例为73.2％∶26.8％)，城乡消费比例与城乡人口比例(2005年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口比例为43％∶57％)明显倒挂。因此，扩大消费需求的重点应放在提高农民收入上。为此，一是要采取综合措施，广泛开辟农民增收渠道。充分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扩大养殖、园艺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和绿色食品的生产，努力开拓农产品市场。二是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加强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引导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有序转移，带动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发展。三是要继续完善现有农业补贴政策，保持农产品价格的合理水平，逐步建立符合国情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四是要加大扶贫开发力度，提高贫困地区人口素质，改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开辟增收途径。因地制宜地实行整村推进的扶贫开发方式。对缺乏生存条件地区的贫困人口实行易地扶贫，对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建立救助制度。五是要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依法保障进城务工人员的权益。
3.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就消费者而言，消费者的即期消费不仅取决于现期的收入，也深受未来收入和支出预期的影响。从目前的情况看，消费者普遍的心理预期是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和支出的确定性。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是指未来收入水平由于受到工资变化、劳动力市场竞争、下岗失业等因素的影响而越来越难以预测，因而不能确定未来收入的规模。未来支出的确定性是指由于受到养老、医疗、子女教育等因素的影响，未来支出规模至少要达到一定水平。目前造成高额居民储蓄的主要原因就是居民在上述预期的情况下不得不做出的选择。为此，要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合理确定保障标准和方式。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制度。增加财政的社会保障投入，多渠道筹措社会保障基金。逐步提高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层次。认真解决进城务工人员社会保障问题。有条件的地方要积极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4.把扩大面向中低收入群体的供给体系作为扩大消费水平的重点，促进消费潜力的有效释放
当前消费不振原因之一在于消费结构断档，供给与需求结构不衔接。一方面，大量豪华住宅、汽车、高价教育、高价医疗等高档消费品供给过多，需求不足；另一方面，适合中低收入群体的房地产、汽车、教育、医疗等产品供给不足，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因此，政府一方面应当对高档消费品的生产和消费通过税费形式加以限制，另一方面要采取必要手段，加大对普通大众可承受的廉价商品供给，从而有效引导普通大众消费潜力的释放。
5.加快政府体制改革
必须推进政府若干方面体制的改革，配合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些改革包括财政税收、银行信贷以及政绩考核方式等，特别是应该考虑将财政政策由以前较多地侧重促进投资增长转变为更多地侧重促进消费增长方面上来。增加政府的消费性支出，尤其是对农村义务教育、医疗卫生事业支出，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财政体制。通过增加财政对农村地区的消费性支出，可以间接达到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的目的，增加农民的消费支出。
6.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建立严格的投资约束机制，合理控制投资规模
一是深化投资体制改革。要规范各级政府、各类企业的投资行为，强化投资的约束机制。要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逐步缩小政府对投资项目的核准范围，健全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制和备案制。要健全政府投资管理体制，合理界定政府投资范围和中央与地方的投资事权，改进和完善决策规则和程序，建立政府投资项目决策责任追究制。二是合理控制投资规模。我国目前的投资规模比较大，应适当加以控制。控制投资应该区别对待，对需要耗费大量资源、污染严重、技术含量低、重复建设的投资，应该严格限制。同时，正确引导投资方向，把资金引导到社会和经济发展最需要的地方，例如中西部地区，教育、科研等薄弱环节。三是优化政府投资结构。国家投资要更多地向中西部倾斜，向老少边穷地区倾斜，向农村地区倾斜，向教育、医疗、社区等社会领域倾斜，向高技术领域倾斜，促进城乡、区域、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七、改革和完善投资统计，建立投资监测和预警系统
(一)改进和完善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方法
总的方向是将我国现行统计的固定资产投资额指标向有形固定资本形成额靠近，从而为计算投资率提供较为准确的资料。
目前统计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简称固定资产投资额，下同)和国民核算中的“有形固定资本形成总额”都是指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经济活动。但这两个指标产生的背景是不一样的，在计算层面上也是有差异的。
从两个指标的产生的背景看：固定资产投资是在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物质产品平衡体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中国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指标；而有形固定资本形成是1993年联合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的概念。由于产生的背景不同，带来内涵上的差异。固定资产投资额注重的是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实际投入价值，而有形固定资本形成注重的是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实际产出价值。从计算层面看：固定资产投资是以货币形式表现的一定时期全社会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工作量及与此相关费用。它包括建筑安装工程、设备工器具购买，也包括旧设备工器具购买、旧建筑物和土地购置等在内的其他费用开支。它体现的是一定时期内固定资产建造和购置的总投入。有形固定资本形成主要指一定时期内建造和购置的固定资产价值，减去处置掉的固定资产的价值。它与固定资产投资指标有两点不同：一是在有形固定资本形成中，旧建筑物和旧设备的购买支出，以正数形式记入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中，而旧建筑物和旧设备的销售收入以负数形式记入固定资本形成；二是根据联合国1993年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原则，土地不属于生产资产，所以有形固定资本形成中，不包括土地本身的价值。有形固定资本形成体现的是一定时期内新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减去处置掉固定资产后的价值。
近些年来，由于土地使用逐步商业化，城市拆迁的力度不断加大，因而在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中，旧建筑物和土地购置费用的比重相应有所扩大。也就是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有效投资(扣除旧建筑物和土地的购置费用后的投资额)的比重这几年相应有所缩小。从历年新增固定资产的形成与全社会投资额的比较，可以看出，2000年以来新增固定资产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呈不断下降的趋势，投入产出比逐渐趋低。
由于许多人并不十分清楚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和有形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之间的差别，错误地认为固定资产投资额越大，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越大，盲目追求扩大固定资产投资额，导致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不断增大，但投资的效益却不断下降。与此同时，由于有些基层投资统计人员对核算知识的缺乏以及对固定资产投资设置结构分类指标的意图不清楚，导致旧设备工器具购买、旧建筑物和土地购置指标记录不完整。因而核算时对这部分指标价值量的扣除也相应不充分。特别是对旧建筑物拆毁统计的记录，目前可以说是固定资产投资统计中的空白。
今后要改进和完善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方法，将固定资产投资额指标向有形固定资本形成额靠近，在指标的设计上要更加清晰地体现核算的要求，使数据填报者能准确理解指标的涵义；同时，要建立建筑物拆除统计制度，为核算固定资本形成数据提供较为全面、准确的依据。
(二)规范固定资产投资资料收集方法，使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建立在可靠的依据上
随着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深入，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活动管理的规章制度一部分因过时而废除，一些新的制度尚未完全建立。投资统计人员找投资项目和有投资活动的企业存在一定的困难；统计资料的收集在一定程度主要靠人际关系，靠统计人员个人主观努力程度。这种调查方法使统计数据的来源不能建立在科学的依据上。针对这一问题，要规范固定资产投资统计的标准和依据，避免出现要抬高投资统计数据就“挖地三尺”地统计、要降低投资数据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工作，要使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工作建立在规范化和科学化的基础上。要充分发挥建设部门现有的新开工项目施工许可行政登记记录资料的作用，帮助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健全和完善这项制度，将行政登记记录资料作为进行固定资产投资统计的基本框架，从而减少和避免人为的对固定资产投资数据的干扰因素。
(三)建立固定资产投资监测预警系统
首先，要按照规范化、法制化的要求，建立全社会新开工项目的管理制度，要根据《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的要求，进一步建立和规范审批项目、核准项目和备案项目不同的管理程序，真正做到从项目的审批、行业准入、规划批准、用地许可、环境保护、技术安全、资金筹措等方面对新开工项目进行监测和预警。
其次，要建立固定资产投资新开工项目的公示制度。这样，一方面便于投资者查询各类项目投资建设的情况；另一方面也可为建设领域的规范管理、项目建设安全监测和统计工作的正常开展提供基础性资料。与此同时，建立固定资产投资新开工项目的公示制度还可发挥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让社会公众监督建设项目的建设是否合法、是否对生存环境构成威胁或破坏。
第三，对政府投资项目要建立严格的约束和监督机制，从项目策划、资金筹措、建设施工、贷款归还、投资效果等方面要有明确的规定。要建立政府投资项目专人负责制，项目完工后，要有完善的竣工验收程序，并留出一定时间进行投资效果跟踪。
第四，政府有关部门要在公开网站和新闻媒体中定期公布全社会投资的宏观信息，包括投资规模、投资的产业结构、行业结构、地区结构等。要加强对行业发展政策的宣传引导，定期公布行业生产能力利用情况，指导社会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使全社会投资保持在一个理性的范围中。
注释：
①国际经济研究所：《中国走向消费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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