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供给学派革命与中国经济政策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政策论文,学派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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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出现了重大转机，不少学者和官员认为：我国经济状况的好转是1998年以来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扩大内需的结果，今后要进一步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进一步刺激内需。但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却多次指出，中国经济是在“两手政策”的拉动下越过“拐点”从而进入的增长周期的；今后“第二手”（增加供给的政策的）力度有待加强，以便为‘第一手’（扩大内需的政策）的淡出逐步创造条件。最近又有学者撰文指出：当前中国经济有“滞胀”的危险，而供给学派则是对付滞胀的良方，从而建议中国经济政策重向供给方向倾斜。本文试图从供给学派的理论与政策药方出发来探讨其在当前中国经济中的适用性，以及在此背景下未来政策的走向。
一、供给学派理论与政策实践回顾
供给学派产生于20世纪70、80年代，它是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和英国陷入滞胀、传统菲利普斯曲线失灵、凯恩斯主义一筹莫展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供给学派认为供需是不均衡的，滞胀的原因是有效供给不足，需要通过增加供给来恢复经济的均衡。供给学派认为市场机制不能自动实现均衡，供给不足必需通过政府一系列措施刺激供给，以实现均衡。萨伊反对任何形式国家干预，供给学派不是不要国家干预，而是主张减少国家干预，将干预范围程度缩小至最低和最适限度。哲学思想是信奉自由竞争，反对国家过多干预；政策着力点都是强调供给，强调利息率对储蓄——投资机制的作用。
与凯恩斯主义比较，其分析的前提相同，都认为单靠市场机制无法实现供求自动均衡，因而都需要一定的国家干预；政策手段类似，都强调利用财政政策进行国家干预。但两者更有不同点：(1)政策目标不同。凯恩斯主义产生于30年代经济大萧条，面临的困难是：供给过剩，有效需求严重不足。因而其政策目标是：刺激有效需求。而供给学派所面临的困难是：70年代有效供给不足、需求过旺的滞胀状况。因而其政策目标是：刺激有效供给。(2)干预方向、工具不同。凯恩斯主义干预方向是“需求管理”、刺激消费，政策工具是：补偿性财政政策；供给学派干预方向是“供给管理”、刺激供给，政策工具是：减税政策。(3)哲学思想不同。凯恩斯推崇“国家干预”，强调“需求管理”。而供给学派则信奉市场机制，以“供给管理”反对“需求管理”。以有效、有限干预反对过多、过细的政府干预；强调发挥企业和市场的积极性。
与货币主义的比较，供给学派是“刺激有效供给”而货币主义是“控制货币从而控制需求”；凯恩斯主义和供给学派的政策手段都是财政政策，只不过凯恩斯是利用财政政策刺激有效需求，供给学派则利用财政政策提高有效供给。而货币主义的主要政策手段为货币政策。综上所述，供给学派的理论与政策可概括为：哲学思想是信奉市场机制，反对政府过多干预；干预的方向是刺激有效供给；干预的政策是税收等财政政策；干预的重点是刺激供给，鼓励企业投资和企业家精神。
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在经历了二战以来30多年的持续繁荣之后陷入了经济增长停滞、而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的“滞胀”泥潭，特别是做为资本主义龙头的美、英国尤严重。80年代初，美国处于30年代大危机以来最为困难的时期。笔者认为：从今天来看，70年代的美国经济实际上是处于一个痛苦的产业结构升级前的困境之中，一方面美国由于创新能力衰竭和工资过快增长，导致其在钢铁、汽车、家电等产业（第四个长周期的主导产业）的竞争优势丧失（日益受到日本的挑战），而新的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尚未形成，从而美国处于了产业优势“青黄不接”的状况。另一方面由于凯恩斯主义下的长期需求刺激导致了美国需求过旺。因而美国处于痛苦的增长停滞、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的滞胀之中。
美、英等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滞胀”，而被他们长期视为经济“圣经”的凯恩斯主义既不能对此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又不能提出好“政策药方”，在此背景下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等相继崛起，对传统凯恩斯主义发起挑战。货币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由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费尔德斯坦和拉弗还成为了“自30年代凯恩斯以来最迅速施展政治影响的经济学家”，供给学派的理论与政策成了80年代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和核心内容。面对“滞胀”和高失业率，供给学派认为：当前经济的主要症结在于需求过旺而有效供给不足，因此国家应从“刺激需求”转向“刺激供给”。该理论得到了政府的青睐，成为了里根经济学的核心。美国主要推行了如下政策：减税方案；放开竞争；加大科技投入。
与美国里根政府相类似的还有英国撒切尔夫人，70、80年代英国经济不仅面临与美国十分类似的“滞胀”，而且英国国际政治经济地位大滑坡，很多人认为英国已沦为“二流资本主义国家”。此时撒切尔夫人不仅采取了与里根政府类似的减税、放开管制、促进竞争等政策，更为显著的是撒切尔夫人推行了“私有化战略”，对于比重高达40%的国家企业采取了大规模拍卖、关闭、改制上市等措施，到撒切尔夫人任期满时，英国绝大部分的国有企业已私有化。
供给学派为70、80年代陷入“滞胀泥潭”的美、英等国带来了新的希望，在理论和决策层都掀起了一场“供给学革命”并成为80年代政府决策的主要指导。但其在实施的过程遇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巨大的压力，对其功过长期存在很大争论。从短期来看供给学派理论、政策的应用不仅没有起到预先设想的结果相反还导致了高的财政赤字，但毕竟美国逐步走出了“滞胀”的困境。但从中长期看，美国（包括英国）80年代供给学派政策对美国90年代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产业结构成功升级、国际竞争力大幅提高；预算平衡、低通胀的梦想终于实现。
上述分析表明：凯恩斯主义的“需求刺激”、货币主义的“需求控制”都是见效期较短的宏观经济政策。而供给学派的“供给刺激”则是一见效期长、时滞长的宏观调控政策。同时上述分析还表明：无论是凯恩斯主义的“需求刺激”、货币主义的“需求控制”都是无法实现“结构调整”，而供给学派理论和政策无疑是“结构调整”特别是产业结构调整的良方。
二、供给学派的理论与政策在中国的适用性分析
早在1998年底复旦大学华民教授就撰文指出，中国过剩经济不是全面的过剩而是结构性的过剩，而国家总量调控政策对此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因此结构性的政策才是中国经济走出困境的恰当选择。1998年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1998年以来政府运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虽然起到了很大作用，但单靠这种政策不仅将面临“财政预算约束”而且将产生“挤出效应”，抑制民间投资积极性，因此在继续执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同时应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供给方面”，实施“向供给方面倾斜”的政策。采取一切可能的经济手段调动企业和企业家积极性，使富有活力、蓬勃成长的企业成为经济健康发展的发动机。
如前所述，供给学派的哲学思想是，信奉市场机制，反对政府过多、过细地干预，主张政府最小最适度干预。20年中国的对外开放及市场化改革的历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政府替代市场机制培育市场替代的过程。在我国“九五规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中就提出了要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其中之一就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机制转变。近两年来，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更加明确，市场化步伐明显加快，无论是证券市场的审批制向核准制的转变、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等都表明了中央高层多次强调的：“市场能做到的尽量让市场去做，市场做不到的，要创造条件让市场去做”。上述变化表明我国越来越依靠市场机制、注重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另一方面国家也并未完全放弃政府干预，无论是国企改革、战略性重组还是证券市场发展，都十分强调规范运作，表明我国政府干预的方向从事无巨细向监管、规范、市场化宏观调控转变，政府干预的范围也正由全面干预逐步向适度干预转变。因此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与供给学的哲学思想是一致的。
笔者认为，中国经济最主要的矛盾不是总量问题而是结构问题。中国经济的过剩最主要的不是普遍的过剩而是结构性过剩，如商品市场上一般商品严重供大于求，而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高档产品大量进口，即使国家多次严厉打击走私，仍屡禁不止。在劳动力市场上出现了大量工人下岗、失业的现象，但我国电子通讯、生物技术、金融机构等领域所需的高水平人才严重短缺。上述对美、英70、80年代产业不能升级、陷入结构性困境下的“滞胀”表明：无论是凯恩斯主义的“需求刺激”还是货币主义的“需求控制”都只能解决总量问题而无法解决结构性问题。而上述理论和美、英实践表明：供给学派在解决结构性困境时却有独到的功效。因此中国经济突出的结构性问题使供给学派在中国有了应用的基础。
吴敬琏认为，中国经济出现转折的原因除了扩大内需求的积极财政政策外，政府实施的“供给方面”的政策也是十分重要的。即经济下滑趋势扭转和经济的重大转折不是“单手政策”，而是一手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另一手抓国有企业改革和民营企业发展的“两手政策”的综合作用结果。1998年以来，政府除了每年发行上千亿国债进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扼制了投资下滑的势头外还采取了一系列“供给方面”的政策。这些政策包括政治上确定了“民营经济的”地位；社会投资束缚逐步解除；税收政策进行了改革和调整；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和战略性重组。
这些“供给方面”的措施使得企业活力不断增强，为经济的平稳回升和投资的逐步增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目前沿海的许多民间经济活跃的地区，特别是浙江、广东、江苏等省，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已超过两位数，社会投资迅速回升，就业情况良好，成为带动全国经济向好的龙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历次衰退中带头启动经济、而在近几年中表现不佳苏南乡镇企业经过去年的企业重组以后，今年生产劲升，投资活跃，重新表现出活力。
三、供给学派在当前中国经济状况下的应用前景
首先，从中国经济状况的变化看供给学派的应用前景。经济学的分析告诉我们，需求方面的政策是一种长于发挥“启动”作用的短期政策，供给方面的政策则是一种能为效率提高和持续增长打好基础的长期政策。用财政投资扩大内需的好处是能够比较快地产生启动作用，但财政投资具有相应减少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供给方面的政策的缺点是见效较慢，但是由于它提高了企业的活力，乃是实现持续稳定增长、长期经济繁荣的根本道路。为了寻求好的政策效果，我们应当把二者恰当地结合起来，扬长避短，并在经济形势发生转变的时刻洞察先机，对“两手”的力度配比作出调整。“两手”搭配力度变换的一般原则似乎可以表达为：在停滞和衰退早期阶段，当经济下行的势头方兴未艾之时，在上述“两手”中应以”第一手政策”（扩大内需）为主，以便及时刹住经济下滑和社会不良预期形成的势头，同时着手实施“第二手政策”，培育支持经济长期繁荣的深层基础。而在经济下滑的趋势已经被制止的情况下则总结执行“第二手政策”（增加有效供给）的经验，进一步加强其实施力度。因此今年年初以来，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多次指出：中国经济在“两手政策”的拉动下已经越过了“拐点”进入新的增长周期，但“第二手”的力度还有待加强，以便为“第一手”的淡出逐步创造条件。
其次，从“第一手政策”局限性及应用来看供给学派应用前景。1998年以来政府每年发行上千亿元的国债进行基础设施等的投资，及时遏制了投资下滑势头，但强力度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长期实施，其政策效应逐步减弱，2000年四季度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了明显减弱的现象，表明扩大内需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不仅在一般的竞争性领域效果不佳，而且其抑制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也开始显现，2000年8月开始，民间投资增长率从12.6%开始持续下滑至年底的6.7%，全年平均增长仅8.5%，不仅远低于国有投资的12.5%的增长水平而且也低于我国历次经济启动民间投资的增长水平。
再从扩大内需的财政政策应用空间来看，经过几年大规模地增发国债进行政府投资，我国政府负债率已接近合理的“综合国家负债率”水平。去年我国财政收入出乎意料的改观基本都是外贸调整增长、证券易印花税高增长等“非持久因素”的结果，而今年上述因素都将逆转，因而对2001年的财政状况，政府高层都表示“谨慎乐观”。很明显：我国继续通过增发国债扩大政府投资的空间有限。
这也可从80-90年代日本经济政策得到进一步的启示。1986年广场饭店协议迫使日元升值以后，日本经济遭遇出口下滑的困难，这对日本当局没有采取措施改变“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下种种损害企业竞争力的做法，而是把重点放在运用政府政策扩大内需上。结果虽然在短时间内克服了需求不足的困难，却由于过量供应的货币涌入资本市场而吹起资产价格膨胀的大气泡，埋下了1990年大崩盘的祸根。而在泡沫破灭和发生严重衰退以后，虽然日本政府一直采取高强度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低利率乃至零利率的货币政策扩大内需，可是由于始终在放松政府过度管制的经济体制、发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活力等方面犹豫观望，没有培育起经济繁荣的微观基础，只要政府扩张性的政策力度有所减弱，经济增长加速的势头就立即发生逆转。
因此我国在连续几年扩大内需的财政政策之后，继续实施扩大政府投资的财政政策不仅空间有限而且负面效应日益显现。因此适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的方面，实施激活企业活力、促进民间投资、增加有效供给的“供给政策”极具必要性。
第三、从当前中国面临的结构性调整任务看供给学派的应用前景。如前所析，当我国经济面临着突出的结构性供需矛盾，传统产品严重过剩而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严重依靠进口，因此我国面临着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重任。国家“十五规划”指出：结构调整将是我国整个十五期间产业政策的中心工作，我们将继续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淘汰落后生产力；以市场为导向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培育多种所有制，有所为有所不为地搞活壮大一批支柱产业；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培育经济增长点。当前我国经济结构矛盾仍然比较突出，2001年还应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但长期看，财政政策的着力点应适时转型，从目前的以刺激需求为主的短期性的需求管理型财政政策，转向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与升级为主的长期性的供给激励型财政政策；今后应加大投资体制改革力度，从根本上解决结构优化问题，优化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因此强调刺激投资，促进企业投资的供给学派的理论和政策将在我国未来的结构调整和优化中有广泛的应用。
综上所述，在中国经济出现重大转机，在扩大内需的财政政策有效性降低、应用空间越来越有限，结构调整成为我国主要任务的条件下，“向供给方向倾斜”将必然成为我国经济政策调整的方向。
四、“向供给方面倾斜”的政策建议
第一，鼓励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向供给方面倾斜”最主要的内容就是鼓励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调动企业投资积极性和激活企业家精神。因此笔者建议：取消对民营企业生产经营的歧视性限制，实行全面的国民待遇，降低它们获得外贸经营权的“进入门槛”；放宽民营企业对一些行业的进入限制，允许民营企业进入更多的领域。如2001年国家将对电力、铁路、民航等原有的一些垄断性引入竞争机制。另外将可能改变目前按所有制出台投资政策的办法，着力营造企业平等竞争的投融资环境，支持民间创业和社会投资的积极性。在技术开发、引进和销售新产品方面，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将可能享有同等的政策支持和公共服务。
第二，进一步改革税收制度。1994年我国进行了财税改革，但仍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今后几年我国将进一步进行税制度改革，如改变按照“隶属关系”征交企业所得税的办法，实现平等竞争的环境。如进一步改革完善鼓励出口的税收政策。进一步实施投资环境抵免政策，鼓励引进关键技术和设备，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升级。加快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实施专项转移支付办法，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等。
第三，进一步加大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和改革力度。吴敬琏指出：“十五届四中全会首先重申中共十五大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决定的同时，进一步将国家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确定为四个方面，从原则上划定了国家“为”和“不为”范围。其次明确指出除极少数必须由国家垄断经营外，要发展多元投资主体的公司，实现股权多元化。最后是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明确提了公司必须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吴敬琏认为：在推进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的改革时，一是要在不同程度地减持国家股权和实现股权多元化的基础上，将绝大部分国有企业改造成为真正的公司。二是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因此笔者认为：应该在如下几方面进行国企改革：推进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转让部分国家股权，让民营企业介入部分垄断性行业；加大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力度，国家从大多数竞争性行业退出；加快建立公司治理结构和公司监督、规范体系。
第四，进一步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和企业的支持力度。由于高新技术发展是产业结构能否升级关键，因此国家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支持的力度将进一步加大。首先是税收政策上，在国家已公布的对软件行业、半导体行业免税的基础上，其他重要高新技术产业的税收优惠可能也将出台。关键技术设备引进的免税政策将继续实施。在融资体系方面，高新技术企业上市标准将可能降低，创业板应适时推出等。
第五，进一步加大市场的规范和监管力度。市场经济是法治的经济，因此必须建立在公正、透明的游戏规则上，政府最为重要的责任，是建立良好的市场秩序，确立法治。吴敬琏曾指出：我们在转轨时期面对的是两个过渡：一是从计划经济的过渡；二是从原始市场经济到所谓“好的市场经济”即法治的市场经济的过渡，我国的一些经济先进地区已经基本实现第一个过渡，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现在要力争做到的，是早日实现第二个过渡，避免滑入“坏市场经济”，即法治不行、公权不彰、腐败蔓延的权贵资本主义的泥坑。因此笔者认为应进一步加大公司、市场和制度的规范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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