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统计数据看新中国成立后对建党和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研究之进展——以四部党史权威著作为样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史论文,大革命论文,统计数据论文,样本论文,新中国成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9)-07-0042-05
由于中共历史的属性和陈独秀本人的特殊性，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于陈独秀的研究始终是中共历史研究的重点之一，也是最具吸引力、最有影响力和最有收获的中共历史人物研究之一。其中，最有突破性意义的，是对建党和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的研究。在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通过对这一研究历程的回顾，从一个侧面反映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历史研究取得的成就，是很有意义的。本文拟采取统计学的方法，以《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这四部党史权威著作为样本，通过采集其中的相关数据，并对这些数据进行量化比较、分析，从而展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在建党和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研究问题上所取得的进展。
一、对四个样本权威性的分析
关于党史权威著作的界定，目前并没有统一的、具体的标准。依笔者之见，所谓“权威著作”，应该是指在某一时期最有影响和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其对史实的叙述、判断和观点等能得到绝大多数专业人士的信服，并成为衡量其他论著相关内容的标准。根据这个解释，笔者认为，新中国成立60年来，最具影响和最有代表性的党史权威著作当有四部。
1951年6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以下简称《三十年》)，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出版的一部党史著作，署名“胡乔木”。该书在出版之前，曾于1951年6月22日在《人民日报》发表，这是胡乔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0年写的一篇供国内发表的党史资料。胡乔木自1941年起任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参与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撰写《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时，胡乔木任新闻总署署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等职，其经历说明《三十年》是一部权威性的党史著作。再者，该文并不是由胡乔木一个人全部完成，据有关资料反映，时任国家副主席的刘少奇就曾经对该文作过两次集中修改，总计修改达480余处①。此外，还有其他人也参与过讨论和并提出了修改意见。需要特别提到的是，毛泽东对该文也倾注了大量心血，在许多地方进行了加写和改写。文章于1956年6月印成单行本后，又陆续收到许多同志提出的修正意见，于当年11月再版时，再次作了文字上的修改②。因此，《三十年》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党史权威著作。该书出版后，在此后30多年时间里，一直是学习中共历史的必读书，是研究中共历史的重要参考书，对于其中的观点，后人往往遵而循之，未敢有所突破。少数人虽有异议，但人微言轻，也多属私下议论，动摇不了该书的权威地位。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解放思想的大潮在中国大地涌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恢复，中共历史研究中“一言堂”的局面开始打破，重新客观研究中共历史成为上下一致的愿望。1980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正式成立后，启动了党史正本的编写工作。经过数年努力，完成民主革命时期的党史编写任务，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以下简称《上卷》)，作为向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纪念的献礼，在199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署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该书是众多专家学者集体劳动的成果。除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编写人员外，时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的胡绳曾数次审阅、修改书稿。该书在写作过程中，曾三次征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党校、军事科学院、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和经济所、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单位专家学者的意见，因此也凝结着他们的心血和智慧。该书还得到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的重视和关心，小组副组长胡乔木亲自审阅了部分书稿，并就党史编写原则和书稿内容多次给予指导。
1991年，还有一部向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献礼的党史著作，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以下简称《七十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署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这是一部全面反映中共70年历史的著作。该书是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决定，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了强有力的写作班子编写而成。担任主编和统稿的胡绳，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教材编写组组长、人民出版社社长、新闻总署党组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红旗杂志社副总编辑等职。1975年后，先在国务院研究室及毛泽东选集工作小组工作，后任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等职，1982年起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是继胡乔木之后国内最具权威性的党史大家。该书的编写除中共中央党校有关专家学者外，还有龚育之、金冲及、王梦奎等名家参加。
《上卷》和《七十年》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特别是《七十年》，在销售额不断攀升的同时，其影响也不断扩大。在此后10多年间，作为新时期党史研究的代表作，这两部著作成为党校、高校和科研院所以及有关专家学者从事中共历史研究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指导性著作。
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启动了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修订工作。此次修订采取室内外相结合的方式组成修订班子。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全体人员外，还邀请党校、部队院校、高校、社科院等系统的专家直接参加修订。修改工作正式启动后，恰逢俄罗斯根据新的档案法，解密了一大批有关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档案资料，其中99％的文件是此前没有公开过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遂组织室内外力量，对俄方选编出版的全部档案资料进行了翻译并公开出版，从而大大推动了国内专家学者对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历史的重新研究。参与《上卷》修订的人员，在充分利用这批档案资料的同时，多次征求有关专家学者的意见，广泛吸收国内外新的研究成果，从而为新修订的这部党史著作注入了许多新的元素。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党在大革命时期”两编，由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对俄方公布的有关档案资料组织翻译和出版得最早③，所以利用新资料和新成果也最充分，因而在许多史实和论断方面都有了重大突破。修订工作由时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石仲泉具体负责；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龚育之给予了有力的指导；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室委会高度重视，集体讨论并审定了全部书稿。修订本于2002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名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以下简称《第一卷》)，署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该书出版后，得到社会普遍好评。直至今日，仍是人们学习和研究民主革命时期党史的首选著作。
这四部党史著作共有的特点是：其一，由权威部门或权威人士负责编写；其二，有相关领导或相关部门的专家学者参与意见，或直接参加编写；其三，出版后引起高度关注，并产生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因此，这四部党史著作的权威性是毋庸置疑的。从这四部党史著作中收集的有关数据，应该能够客观地反映出新中国成立后对中共建党和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研究的进展情况。
二、有关数据的收集和分类
从统计学的角度来反映新中国成立后对建党和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研究的状况，目前还没有人尝试过。笔者试采取以下步骤：第一，以上述四部党史著作为样本；第二，以四部书中有关1920年初创建中国共产党至1927年7月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内容，作为统计的资料来源；第三，对四部书的相关内容中出现“陈独秀”三个字的地方进行统计，并按其表述的含义分为“肯定”、“否定”、“中性”三类；第四，通过对三类数据的分析、对比、研究，展现新中国成立后关于建党和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研究的进展情况。
根据以上思路，笔者首先分别对四部著作中从1920年中国共产党创立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期间提到“陈独秀”名字的次数，进行了统计，并按“肯定”、“否定”、“中性”的含义进行了分类，然后再计算出三类情况在每部书的总次数中所占的百分比。经过统计、分类、计算，其结果如下表所示：
三、有关数据的分析和比较
这四部著作编写和出版于不同的时段，由于受政治环境、资料多寡的影响，以及对中共的历史和历史人物了解程度的影响，它们在叙述建党和大革命时期历史时，对作为党的创始人和第一任领导人陈独秀的叙述和评价，就有很大不同。
(一)对《三十年》数据的分析和比较
新中国刚成立时，对中共历史的研究，包括对建党和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的研究，还没有普遍开展起来。由于受毛泽东对陈独秀评价的影响④，再加之资料的匮乏，对陈独秀在建党和大革命时期的作用，不可能给予比较完整的认识，因此也不可能得出比较客观的评价。作者胡乔木，既担任过毛泽东的秘书，又参与起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他对毛泽东和党中央对陈独秀错误的定性是非常了解的。在将陈独秀的错误定性为“右倾投降主义”的前提之下，该书对于建党和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的作用，就不可避免会带有明显的贬低倾向。书中在叙述这一时段党的历史时，唯一一次对“陈独秀”带有“肯定”含义的表述，是如下内容：“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以前和五四运动中间以中国急进的民主派著名；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他成为有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
今天来看，仅仅这一处“肯定”含义的表述，也还是有折扣的。作者似乎在刻意将陈独秀与“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分开，即不说他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也不提他是“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而是用了“急进的民主派”和“社会主义宣传者”这样的说法。不仅如此，在这句有折扣的肯定叙述之前，很斟酌地写了这样一句话：“陈独秀并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句话所在的位置真是太巧妙了。请看书中的完整表述：
“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陈独秀担任中央的领导工作。陈独秀并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以前和五四运动中间以中国急进的民主派著名；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他成为有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
将“陈独秀并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放在中性叙述和有折扣的肯定叙述之间，不仅使其前面的中性叙述打了折扣，而且使其后面的有折扣的肯定叙述再打折扣。作者以这样十分巧妙的语言安排，在书中贯彻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陈独秀的评价，隐含着陈独秀后来走上“右倾投降主义”道路的必然性。
从该书的有关统计数据来看，我们权且将有折扣的肯定叙述算做1次“肯定”表述，它在提到“陈独秀”的15次中，也仅占6.7％；而“否定”表述多达12次，占80％。“中性”表述有2次，占13.3％。除上面提到的一次外，另一处是写中共五大“仍然选举陈独秀为党中央的总书记”，从“仍然”二字可以看出，这个中性叙述也是有折扣的。
总之，在“陈独秀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定性之下，对于建党和大革命时期的陈独秀，《三十年》基本上是作为一个负面人物来写的。
(二)对《七十年》和《上卷》数据的分析和比较
1991年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分别推出的《七十年》和《上卷》，因为前者有胡绳署名为主编，因而在对建党和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的叙述和评价上，两部著作既有共性，又有个性。
在共性方面，《七十年》和《上卷》对陈独秀的“否定”表述均大于“肯定”表述，而且多出的比例数出奇地一致。在《七十年》中，“否定”占61.8％，“肯定”占20.6％，前者比后者多出41.2％；在《上卷》中，“否定”占52.7％，“肯定”占10.9％，前者比后者多出41.8％。两书的“否定”与“肯定”所占比例之差竟然如此不相上下，说明胡绳和参与两书编写的专家学者对于建党和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的功过把握还是相当稳定的。
在个性方面，《七十年》的“肯定”表述和“否定”表述均超过《上卷》近10％，而“中性”表述则少于《上卷》18.8％。这说明，对于陈独秀在建党和大革命时期的功绩，《七十年》肯定得更多一些；对于他在这一时期的错误，《七十年》也谈得更多一些。在对陈独秀历史问题的判断上观点鲜明，这大概就是《七十年》比《上卷》更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吧。但是，我们不要忽视《上卷》里“中性”表述的增加，这恰恰表明了研究者的一种趋向，这就是以较为积极的和更为理性的态度来认识和研究中共历史。这种趋向为人们利用新公布的档案资料进一步研究陈独秀的功过是非作了正确的引导，其成效在10年之后的《第一卷》中得到显著反映。
与新中国刚成立后出版的《三十年》相比，1991年的两部著作在“肯定”表述方面有大幅增加(分别增加13.9％、4.2％)，在“否定”表述方面又有大幅减少(分别减少18.2％、27.3％)，这一多一少，反映出随着思想解放程度的加深和有关资料的公开，党史界开始改变此前对于陈独秀几乎完全持否定态度的状况，对于他在建党和大革命时期的重要地位和积极作用，开始有所认识和肯定。但是，从有关数据不难看出，这两部著作对于陈独秀的评价仍持比较保守的态度，这说明当时人们的思想解放程度还不够深入，对于党史人物的评价，尤其是像陈独秀这样长期被视为“负面人物”的评价，还未能彻底突破传统观点的桎梏，特别是对于传统观点认为是陈独秀错误的方面，还不敢有大的突破。
(三)对《第一卷》数据的分析和比较
2002年出版的《第一卷》，是进入21世纪后第一部关于民主革命时期党史的权威著作。全书共73.8万字，在建党和大革命时期的内容中，共有130次提到“陈独秀”。如果单看这个数据，还不足以反映出此书的突出之处。如果将其与同样是反映民主革命时期党史的《上卷》相比较，就可以看出：《上卷》全书56.4万字，在相同内容中提到“陈独秀”有55次。《第一卷》在比《上卷》仅多出17.4万字的情况下，提到“陈独秀”之处则多出75次，这个数据是相当惊人的。
令人吃惊的还在于以下数据的比较。在《第一卷》中，“肯定”表述达50次，比“否定”表述多30次，“肯定”表述所占比例比“否定”表述多23.1％。更为鲜明的是“中性”表述，高达60次。“肯定”表述和“中性”表述之和为110次，占84.6％；“否定”表述仅为20次，占15.4％。
种种数据显示，对于建党和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的研究，在新世纪新阶段表现出了令人振奋的新面貌。
其一，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人们的思想解放程度不断深入，对于党史人物的评价，特别是对于像陈独秀这样的人物的研究，不再局限于过去的结论，而是将其放在党艰难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去研究，从人性化的角度去研究，不再苛求于前人。
其二，通过对俄罗斯新解密的大量档案资料的分析和研究，人们比较清楚地看到了建党和大革命时期陈独秀、中国共产党与联共(布)、共产国际的关系发展脉络，基本分清了各自所起的作用和对所犯错误应该承担的责任。因此，《第一卷》敢于将陈独秀作为正面人物来写，理直气壮地叙述陈独秀作为党的创始人、1921年至1927年党的主要领导人为中国共产党所作的贡献。
四、结语
通过对四部党史权威著作有关数据的统计、分析和比较，可以得出以下启示：
其一，对于建党和大革命时期的陈独秀，从《三十年》的基本否定到《第一卷》的基本肯定，从将陈独秀作为负面人物来写到作为正面人物来写，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为改变对一个党史人物片面的、不科学的、不合理的、不实事求是的评价，用了长达50年的时间，其认识转变的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形成这样一种局面的原因有很多，但在党史研究中长期形成的“唯上”理念，无疑是最主要的原因。新中国成立后对陈独秀的研究历程说明，一个党史人物，一旦被某领导人或某决议定了性，后人要想突破和改变是很难的。
其二，中共历史研究固然受政治因素制约较多，但也有其作为历史学一面的规律性，最终也要归入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轨道上来。特别是政治环境优良的情况下，这个过程会以最快的速度实现。对陈独秀的研究就是如此。1997年俄罗斯有关档案在国内翻译出版后，对我国建党和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的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在吸收众多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于1998年前后明确提出将陈独秀作为正面人物来研究，三年后这一指导思想在《第一卷》中得到全面体现。因此，对中共历史研究抱悲观主义或等待主义都是不可取的，研究者们要做的就是以自己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来促进互动和交流，推动党史研究不断深入，推动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得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其三，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社会各界在涉及到党史问题时，往往会从权威人士、权威部门所公开出版的党史权威著述中找根据。这就从客观上要求权威人士和权威部门在公开自己的著述时一定要慎重，特别是涉及到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时，尤其应该慎重。而要做到真正令人信服的“权威”，不能不以更解放的思想和更为实事求是的态度来研究党史，不能不以更积极的方式关注新公布的资料，不能不以更为平实的态度吸收新的研究成果。
注释：
①参见《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484、491～491页。
②参见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再版声明。
③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998年出版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这两卷正好涉及建党和大革命时期的档案资料。
④将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的错误定性为“右倾投降主义”，是毛泽东首先提出来的。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题为《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他说：“一九二七年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引导了那时的革命归于失败。”(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91页。)此后，毛泽东在讲话和文章中，多次将陈独秀与“投降主义”联系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