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样的欧洲民粹主义及其对民主制度的影响
张 莉
【内容提要】 近年来,从意大利民粹主义新内阁成立到博尔索纳罗赢得巴西总统大选,从民粹主义政党兴盛到问鼎最高政治权力,民粹主义政治已经深刻地影响和改变全球政治。民粹主义主张“人民”反对“精英”,希望还政于民,为被“忽视”、被“抛弃”的“人民”而战,反对政治建制派以及与他们勾结在一起的少数群体。左翼民粹主义是包容性的,反对屈服于金融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精英与组织机构。右翼民粹主义是“排外的”,将“外来异质文化”、破坏社会的外来移民或非本民族排除在外。左翼民粹主义力量在南欧地区兴盛,右翼民粹主义在中东欧地区发展迅速且势力强大。从长远来看,民粹主义完全不是欧洲政治舞台上转瞬即逝的插曲,而将成为欧洲政坛的新常态。民粹主义将会在更多的国家参与组成内阁或执政。中东欧地区盛行的右翼民粹主义对民主制度的侵蚀效应是否会向欧洲大陆溢出,是否会成为全球政治趋势,将成为最令人担忧的问题。
【关键词】 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左翼民粹主义;政治新常态;民主拆解器
近年来,民粹主主义势力问鼎国家最高权力的情形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出现,自特朗普2016年当选美国总统以来,意大利民粹主义五星运动与联盟党联合组阁,巴西右翼民粹主义者博索纳罗赢得总统大选等事件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面临着来自民粹主义的挑战和反叛,愤怒的选民转向支持民粹主义,英国脱欧运动、法国国民阵线支持率翻倍、德国选择党进入联邦议院、捷克“不满公民行动党”(ANO 2011)成为国会第一大党等事件反映了这一潮流的发展。而自称“非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的维克多·欧尔班再次当选匈牙利总统,以及具有右翼民粹主义色彩的博索纳罗当选巴西总统,则让西方国家担心民粹运动导致这些民主根基尚未稳固的国家民主化进程的逆转与威权主义的回潮。
影响建筑物稳定的因素很多,而建筑物沉降作为系统的主要输出信息则是一个具有灰色特征的随机变量,通过分析建筑物沉降数据的特点,结合灰色模型的特征,采用灰色模型来预测建筑物的沉降趋势是可行、有效的方法。传统GM(1,1)模型对于不同数据序列,会出现偏差较大的情况。当原始沉降数据序列为持续增长或者数据变化较大的数据序列时,模型预测结果的偏差就会变大,预测精度普遍偏低[2]。另外,灰色模型是用历史信息来预测将来的信息,所以信息的维数对预测精度也有一定影响,如何合理选择数据的维度是保证预测精度的关键。
初中生需要解决的动点问题不仅是初中数学中某一章节的内容,也是初中学习期间所有数学知识的集成与结合,并在考试中占有较大的分数比重。也正是在其综合特性影响下致使学生在解答“动点问题”期间经常感到无从下手,在实际教学期间也缺少针对性教学方法与模式的教学内容。所以,在对“动点问题”教学期间,应对学生解答问题时具有的难点与其形成原因进行深入分析,结合学习需求制定完善的教学方法。在提高数学教师教学效率的同时,也可促进学生成绩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对提高学生问题解决与分析能力也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本文的目的是全面解析欧洲民粹主义的演变与发展趋势。为此,本文首先着重区分右翼和左翼民粹主义之间的区别,分析民粹主义在政治光谱上的分布趋势;其次,考察左、右翼民粹主义在整个欧洲大陆的地域分布情况;最后,考察民粹主义对欧洲民主政治的影响力,并展望其未来发展的情景。
一、欧洲民粹主义在政治光谱上的分布
在罗维拉·考特瓦瑟(Rovira Kaltwasser)看来,民粹主义这个词具有变色龙的性质,“常常激怒那些试图严肃对待它的人”。① 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The Responses of Populism to Dahl's Democratic Dilemmas,”Political Studies ,Vol.62,No.3,2014,pp.470-487.这个词主要包含两个含义。第一,民粹主义并不具有深刻内容的意识形态,而是一种政治组织的逻辑,其核心在于“我们”与“敌人”之间的明显区别,其支持者被描绘成具有合法性的政治群体或组织,所有的反对派都被描绘成不具有政治合法性的政治群体或者组织。因此,民粹主义可以在政治光谱上的任何位置扎根,包括极右和极左。第二,民粹主义主要指政党及其政治家,他们声称代表着团结一致的“人民”的真正意愿,反对国内精英、外来移民、(种族、宗教或者性别上的)少数群体。仅仅声称代表普通人并不完全是民粹主义的核心内容,民粹主义者明确地定义了“人民”反对精英、移民或其他少数群体,并明确指出这些两个群体的利益是截然对立的,这是民粹主义者与呼吁社会正义或反对腐败的其他政党或者政治运动之间的最大区别。除了这些核心内容之外,民粹主义政党的竞选纲领与斗争策略也集中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例如,大多数民粹主义政党接受像公投之类的直接民主的要素;他们基本上对像媒体或司法机构这样的独立机构进行煽动性攻击;他们经常主张严格限制性的移民政策和保护主义的经济政策。在右翼化身中,他们拥抱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捍卫基督教文化传统。① Brubaker,Rogers,“Between Nationalism and Civilizationism:The European Populist Moment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40,No.8,2017,pp.1191-1226.
穆德等学者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内核空洞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主要包含人民中心论、反对精英主义和人民主权论三个基本原则。民粹主义认为,社会最终分裂为两个同质的对抗性群体,即“纯洁的人民”与“腐败的精英”,并且认为政治是“人民共同意志”的表达。② Cas Mudde,Populist Radical Right Parties in Europ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543.“人民”与“精英”之间的敌对关系是民粹主义世界观的核心。③ E.Laclau,On Populism Reason ,Londn:Verso,2005;F.Panizza,“Introdution,”In F.Panizza,ed.,Populism and the Mirror of Democracy ,Londn:Verso,2005,pp.1-31.这种二元对立法在政治领域中形成两个对立阵营,并得到广泛的应用,所有民粹主义的共同之处是塑造了“我们”反对“他们”,他们的敌人是“精英”,如建制派、“局内人”、政客、“政治特权阶层”等。穆德和考特瓦瑟认为,左翼民粹主义更加具有包容性,更多社会经济方面政治倾向,与右翼民粹主义相比,整体上更具有民粹主义性。④ C.Mudde and Rovira Kaltwasser,“Voices of the Peoples:Populism i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Compared,”Working Paper 378,Kellogg Institute,2011;C.Mudde and Rovira Kaltwasser,“Exclusionary vs.Inclusionary Populism:Comparing Contemporary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Vol.48,2013,pp.147-174.但是,他们的案例都来自拉丁美洲,这与欧洲的左翼民粹主义完全不同。
当前我国供水行业的主要矛盾为资金缺口和体制瓶颈。发展我国水务行业,仅仅依靠政府投入已经不能满足水务资金的需求。引入政府之外的投资主体,是水务行业发展的新趋势。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吸引各种社会资本投入;对经营性项目,在统一规划、管理的前提下,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采用多种所有制形式,充分利用社会资金,调动社会办水的积极性;鼓励水务企业之间按区域进行合并、重组,实现供水区域优化、资源配置优化、管理技术优化,改变小水厂、小公司过多和分散经营的状况。
营运资本是企业生存发展的重中之重,乐视15年以前多年流动负债超过流动资产,整体的营运资本情况不佳。应收账款的逐年上涨以及无形资产占总资产比例未见下降,其现金比率水平较低,2014年甚至低至0.11这严重影响了乐视的营运能力,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乐视的财务风险。同时流动负债比率2014年末近80%,提示短期偿债能力相对较弱。在长期偿债能力方面,乐视2013-2015年资产负债率远高于同期同行业资产负债率平均水平(约30%)。
左翼民粹主义是对社会经济(不仅仅是执政的、政治)精英从下而上地反抗。右翼民粹主义是由上而下对那些他们所谓的“他者”,如文化上(或种族的)的外来者,那些比他们在社会地位与权利方面(或“应该”)更低的少数民族进行打击。换句话说,民粹主义是一种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政治斗争,而不仅仅是反对已经不是人民代表的政治精英。因此,新政治对抗的出现揭示了一种新社会问题,即“大多数人”的问题应由谁来负责,而且应该与之斗争。左翼民粹主义之所以成为“左”,是因为它继续反抗左翼一直斗争的对象,如地产精英、全球资本、银行家、“寡头”等,他们及其支持者愤怒指向那些最富有的社会阶层,来壮大自己的政治力量。右翼民粹主义反对那些比他们本国人或主体民族还贫穷,而且更难获得相等的政治认同与社会权力,或者被排除在社会之外的移民、穆斯林、临时工、少数民族等。他们的存在被视为对本国和本民族的侵蚀和威胁,因为他们不值得救助(“占便宜”),是“粗鲁的”(违反法律、规则等)、“难以归化的”,“偷走了本应该属于我们的东西”,也可能引发暴力问题。左派民粹主义认为,人民斗争将会带来更好、更公正的未来;右翼民粹主义则认为斗争将恢复最真实和纯粹的过去,他们恐惧外国人是根植于政治仇恨与冷漠情绪,“人民”斗争是为了回到真正的、最纯洁的过去。① 玛格丽特·卡诺凡区分了两种关于“人民”的定义,一是植根于共和的传统,另一个可追溯到黑格尔的浪漫主义传统。浪漫的民族主义者倾向于认为,人民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在历史发展的有机过程中逐渐成熟。而传统的共和党主义者认为作为市民的“人民”与他们居住的城市一样不是自然而然出现的,城市需要建设,所以“人民”通常是由一些英勇的创始人或立法者构建的。在共和党主义的设想中,人民是政治意愿的产物。参见Margaret Canovan,The People ,Polity Press,2005,p.48。
其次,左、右翼民粹主义的差别在于“人民”与“他者”的斗争方式上,左翼民粹主义,尤其是拉丁美洲与美国历史上的左翼民粹主义,试图将那些没有参与政治的人民纳入政治舞台,正如基诺·杰尔马尼(Gino Germani)所谓,这是拉丁美洲特色的工人阶级和民众阶层“整合模式”。② Gino Germani,“Los Procesos de Movilización e Integración y el Cambio Social,”Desarrollo Económico ,Vol.3,No.3,1963,pp.403-422.21世纪的拉美民粹主义浪潮被一些学者称之为“民众阶层的第二次整合”。欧洲左翼民粹主义者主张向拉美的民粹主义运动学习,带领底层大众或者贫苦阶层勇敢进攻,为他们争取新的政治身份,并带领他们进入政治舞台。左翼民粹主义具有变革性,需要构建一个“人民”,不仅仅保护他们,而且试图在本国建立一个崭新政治制度,希望有更好的未来,要求正义与平等社会进步。尽管法国“不屈法国”的梅郎雄和西班牙“我们能”党领袖伊格莱西亚斯(Pablo Iglesias)所代表的左翼民粹主义政党存在排外情绪,但是他们排除那些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公司服务的政治精英与组织机构。对梅郎雄来说,这意味着“与大银行决裂”,对伊格莱西亚斯来说,则意味着击败西班牙“特权阶层”,主要包括中右翼人民党和中左翼社会主义党,因为欧洲各国的这些主流政党屈服于金融资本主义,失去了普通民众的支持。
东欧右翼民粹主义势力比较强大。他们比主流政党更具有竞争力,已经在七个国家掌权,如波斯尼亚、保加利亚、捷克、匈牙利、波兰、塞尔维亚和斯洛伐克等。还有一些民粹主义政党在两个东欧国家成为执政联盟小伙伴,在三个国家成为主要的反对党。虽然东欧也存在一些强大的左翼民粹主义政党,如科索沃的自决运动(Vetëvendosje)和斯洛伐克方向—社会民主党(Direction-Social Democracy)。但是,东欧地区势力强大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如波兰法律和正义党(PIS)和匈牙利的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FIDESZ)等政党,倾向于强调基于国家、血统或传统文化的民族主义,对移民采取强硬态度,解除自由媒体与独立司法机构等主要民主机构。
加强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密切跟踪国际水利科技发展前沿和热点问题,不断扩大国际合作与技术交流的领域和范围。继续做好“948”技术引进计划的实施,积极引进吸收国外先进技术。支持和鼓励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水利技术和产品出口,参与国际竞争。支持鼓励我国水利科技人员在国际水事活动中发挥更大作用,扩大在涉水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
由此可见,当代左与右的民粹主义之间的差别体现为是“倡导变革”还是“防守过去”的区别。左翼民粹主义是包容性的,强调对底层民众进行政治整合,对“最富有的1%”、寡头、华尔街、大银行或者大媒体发起进攻。右翼民粹主义是“排外的”(或“堡垒式”),将“外来异质文化”、破坏社会的非本国人等排除在外。左、右翼的民粹主义者都声称他们希望缩短人民与政权的距离,支持并为“这个地区的人民”而战,这些人民要么被“忽视”,要么被“抛弃”,要么被社会嘲笑和鄙视。正因如此,民粹主义领导人把自己描绘成局外人,为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人而战,反对政治建制派以及与他们勾结在一起的少数群体。
近年来,尽管左翼民粹主义赢得相当大的关注,但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相比,左翼民粹主义势力目前仍然处于政治边缘,这不仅体现在他们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得票率较低,以及左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数量较少,而且他们在各级政府中的参与程度也较低,除了左翼进步联盟在希腊执政,在立陶宛参与执政联盟,左翼民粹主义政党几乎难以赢得任何实际的政治权力。卢克·马奇把左翼民粹主义称为社会民粹主义(social-populist),其强调平等主义、支持集体经济与社会权利,保留民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① 卢克·马奇:《欧洲激进左翼政党》,于海青、王静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79页。 但是删减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世界观,自称代表“人民之声”,而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将特殊问题(如国家、地区或民族问题)置于国际主义之上。② L.March,“Left and Right Populism Compared:The British Case,”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9,No.2,2017,p.284.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则将左翼经济计划与对待移民、少数民族权利的强硬立场相结合。越来越多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强调把反对紧缩政策、支持再分配的福利政策等再分配经济政策与公开敌视、严格限制移民的政策结合起来。
因此,与右翼民粹主义党反动的、民族主义、仇外的、反欧盟的主张不同,南欧的民粹主义政党倾向于意识形态上的左翼,刻意使用民粹主义话语,追求拉克劳所说的民粹主义政治策略和争夺革命霸权。“我们能”党将社会多数人与少数特权者间的对立取代了传统经济基础决定的左、右翼之间的对立。社会多数人特指人民、大多数人、公民,也就是穷人或者被精英劫持或绑架的民主体制排除在外的弱势群体,而他们的对立面是那些统治国家、窃取他们利益的精英。他们主张维护外来移民和社会边缘群体的利益、为人民主权、社会公正与民主化而奋斗,承诺铲除政治腐败,对抗自由主义经济精英。这些政党发起了争取财政主权的运动,要求取消不公正的国家主权债务与结束紧缩政策,主张加强欧盟内部的财政转移,并承诺扩大福利国家。与此同时,他们也越来越采取民族主义的立场转变:根植于经济主权和自决的观念,而不是直接呼吁民族血统,这种民族主义使左派民粹主义者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欧盟对对外经济施加影响,这在希腊尤为明显。欧洲整体上虽处于全球经济的中心,但其内部也呈现出了中心——半边缘——边缘的层级结构。① 李凯旋:《论金融危机后南欧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与发展前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7年1期,第138—144页。 北欧和西欧诸国显然占据了中心位置;包括希腊、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在内的南欧国家处于中心之外半边缘、近边缘的位置。自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相继爆发以来,南欧各国经济受到严重的打击,随着紧缩政策的强制实施,经济困境更是雪上加霜。
二、欧洲民粹主义政党的地缘分布
欧洲的政治格局正在经历着自冷战结束以来最大的转变。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民粹主义政党的势力迅速增强,并进入了欧洲大陆大多数国家的议会,在许多国家甚至参与或者主导了各级政府。自全球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以来,民粹主义的勃兴已经改变了许多国家的社会和经济政策,导致了欧洲国家间新的紧张关系,并开始挑战这些曾被视为稳定的民主国家的民主制度。目前,巨大的民粹主义势力正严重地侵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中东欧地区,从波罗的海一直延伸到爱琴海。
(一)西欧和北欧传统民粹主义势力谋求去“妖魔化”
民粹主义的发动者是被社会边缘化的人民,可能是知识分子,也可能是弱势团体,他们对既有社会制度或秩序不满,不惜采取激烈的反制行动。他们反对的对象除了握有权力(包括政党、国会、政客、利益团体等)的精英外,也包括他们所代表的文化。民粹运动不信任代议民主,痛恨政客的虚矫、官僚的装腔作势。他们是诉诸人民以反抗既有权力结构和主流观念、社会价值的运动。① Margaret Canovan,“Trust the People! Populism and the Two Faces of Democracy,”Political Studies ,Vol.XL,No.VII,1999,pp.5-6;Paul Taggart,Populism ,Philadelphia:Open University Press,2000,p.108. 因此,欧洲左、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与壮大是新自由主义政策失败的结果,正如政治民主哲学家墨菲(Chantal Mouf fe)所说的,这是“民主政治的必要维度”。② Chantal Mouffe,“The‘End of Politics’and the Challenge of Right-wing Populism,”in Francisco Panizza,ed.,Populism and the Mirror of Democracy ,London:Verso,2005,pp.54-59.随着“自由世界”资本主义战胜共产主义、自由民主的胜利和资本的全球化,传统主流政党通过妥协来解决党派冲突,甚至中左、右翼主流政党组成联合大政府。各级民主选举成为构建超越“执政”与“在野”、“左”与“右”等政治话语。在民粹主义的影响下,原来占主导地位的“共识政治”向“对立政治”与“极化政治”方向发展,③ 李靖堃:《民粹主义对世界政治秩序的新挑战》,《人民论坛》2018年2月(中),第17页。 民粹主义已成为重视人民的需要和促进政治参与的唯一富有成效的形式。这也是民粹主义所谓的还政于民,它是“一种政治的构建方式,是基于把处于弱势的群体动员起来反对现有政治的基础上”,“将他们的不同需求汇集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④ Chantal Mouffe,“The ‘End of Politics’and the Challenge of Right-wing Populism,”pp.54-59. 民粹主义正当性的基础是人民的道德直觉与常识,“正义”是一种感觉,无需通过难以理解的理论或复杂的法律去诠释。左、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崛起并问鼎国家最高权力正是逐步对政治合法性崩塌与有效性丧失的传统或主流政党的替代或者填补。
以上现象意味着右翼民粹主义者通过两种关键途径对西欧政治产生巨大的影响。首先,与右翼民粹政党日益激烈的竞争,促使许多中右翼主流政党在包括移民等问题上采取更为极端的立场。2017年,奥地利和法国的中右翼党派都接纳了年轻、激进的领导人,其次,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严重地打破了许多比例代表制国家的主流政党大联合政府的共识。由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势力越来越强大,中左翼或中右翼主流政党很难组成选举联盟在国家大选中获得多数。因此,主流政党被迫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联盟或者根本无法组建政府。这一政治困境体现在德国大选后组建政府的艰难过程,并将继续成为西欧多国的新政治特征,直到民粹主义政党真正转变为主流保守党,获得足够的得票率来领导政府。
(二)东欧右翼民族民粹主义势力激增
相比之下,右翼民粹主义具有“防御性”,其目的在于防卫和保护本土居民的社会和文化共同体免受大批“游手好闲的”、非法、“难以融合的”移民带来的侵害,并将他们拒之门外。许多学者称为“福利沙文主义”。① Van der Waal et al.,“Some are More Equal Than Others:Economic Egalitarianism and Welfare Chauvinism in the Netherlands,”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Vol.20,No.4,2010,pp.350-363;Tim Reeskens and Wim van Oorschot,“Disentangling the‘New Liberal Dilemma’:On the Relation between General Welfare Redistribution Preferences and Welfare Chauvinism,”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Vol.53,No.2,2012,pp.120-139;Jan Mewes and Steffen Mau,“Unravelling Working-Class Welfare Chauvinism,”in S.Svallfors,ed.,Contested Welfare States :Welfare Attitudes in Europe and Beyon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 法国国民阵线声称,其目标是保持“法国人的法国”的身份,保持自己国家和生活方式的特征。因此,右翼民粹主义可以说是“堡垒式或被动的”民粹主义。简而言之,防御性的民粹主义试图让这个国家回到它想象的“之前”的社会状态。法国国民阵线勒庞与英国独立党前领导人法拉奇(Nigel Farage)所代表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提出“法兰西第一”与英国“退出运动”,将“人民”限定为民族认同,排除外来移民、难民以及任何其他可界定为“异质”的情感理想。
上课使用手机的需求和对学习的影响情况 统计结果见表8。近六成的学生认为上课必须用手机,近三成的学生认为上课可以使用手机。而在上课使用手机是否会影响学习与利弊上,八成左右的学生认为上课使用手机会影响学习,弊大于利。
(2)与 CK相比,有机肥-化肥配施比例为20%~50%时,土壤中各营养元素的含量均有所提高,其中配施50%有机肥处理,有效钾含量显著提高;有机肥配施可以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增加土壤的保水保肥力,显著降低了径流水中全氮、全磷浓度,减少了水体富营养化的风险。2017年全年茶青产量提高了13.28%和2.5%,茶叶中的水浸出物、氨基酸和茶多酚的含量均有所提高,酚氨比降低,提高了绿茶的品质。
东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不仅仅表现为现有民粹党的选票份额大幅增加,而且许多新成立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壮大了这一阵营。2000年,12个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东欧国家参加选举;在最近一轮的大选中,有28个参加。因此,只关注每个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得票份额就低估了民粹主义对东欧政治的影响。例如,在斯洛伐克,只有一个民粹主义政党参加2000年举行大选。如今,三个右翼民粹党和一个左翼民粹党争夺选票。尽管每个政党的平均得票率仅从9.1%增加到13.1%,但由于党员人数增加了四倍,民粹主义政党的总得票率增加了五倍以上,可以达到52.3%。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东欧民粹主义政党数量和实力的大幅增加,颠覆了匈牙利、保加利亚和乌克兰的政治格局。
最为显著的是,民粹主义在东欧政治转型的国家中盛行,以至于民粹主义政府的主要竞争者就是民粹主义者。匈牙利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案例。在2018年的大选中,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赢得了大约53%的得票率,在议会中占据绝对多数。但第三大党是极右翼的尤比克党(Jobbik),赢得14%的得票率,也是青民盟的主要竞争对手。同样,在波斯尼亚,右翼民粹主义联盟——独立的社会民主联盟(Alliance of Independent Social Democrats)在2010年、2014年大选中与右翼民族主义党塞尔维亚民主党(Serbian Democratic Party)竞争,一共赢得了超过一半的选票。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在 FFPE 胰腺癌组织切片 miR 的检测中,miR-21 和 miR-34a 的最佳杂交温度均为 53 ℃,选择合适的杂交后洗涤温度和洗涤缓冲液有利于提高 miR 的阳性检出率。本研究为后续在组织水平研究 miR-21 和 miR-34a 在胰腺癌发生和发展中的作用奠定了基础。
(三)南欧左翼民粹主义势力发展快速
希腊、西班牙、意大利等南欧国家处于欧洲中心之外半边缘、近边缘的位置。自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相继爆发以来,南欧各国经济受到严重的打击,随着紧缩政策的强制实施,经济困境更是雪上加霜。在南欧大部分地区,左翼民粹主义政党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激进左翼联盟主导了希腊中央政府,西班牙“我们能”党成为强大的反对派,代表了左翼民粹主义运动的第一波高峰。在2018年5月的意大利大选中,五星运动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并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联盟党组成联合政府,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再一次掀起了左翼民粹主义运动的高峰。
希腊激进左翼联盟(Syriza)在2004年选举时成立,在2015年选举中获得了空前的36.3%的得票率。由于该党无法独立执政,也不愿与中左主流政党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PASOK)联盟,因而与反对紧缩政策的右翼民粹主义党独立希腊人党(ANEL)组成了不稳定的执政联盟。成立于2009年的意大利五星运动党,某种意义上也是大型抗议活动组织化的结果,在2018年结束的大选中,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联盟组建新内阁。
尽管左、右翼民粹主义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但是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和大规模外来移民的涌入带来的双重后果日益挑战、侵蚀它们之间的严格区别。如意大利五星运动声称,其在政治光谱上既不属于左翼也不属于右翼。值得注意的是,因抨击和反对贝卢斯科尼领导中右民粹主义政府,五星运动曾被视为坚定的左翼。但是随着它的壮大,其越来越多地体现出反对移民的诉求,而其在意识形态光谱上的定位成为一个令人怀疑的问题。左、右翼民粹主义之间这种意识形态互融的持续性和深度是未来几年民粹主义研究需要关注的关键问题之一。
由此可见,民粹主义在欧洲大陆的四个不同区域内具有不同的特色。西欧和北欧地区存在发展较早、政治势力较为成熟的右翼民粹主义,且存在谋求去“妖魔化”和转变为制度化的右翼保守主义政治势力。而在俄罗斯与欧盟的夹缝中求发展、处在政治经济转型与现代化二元进程中的中东欧地区,右翼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两个幽灵交织与叠加在一起,势力激增,其他民族(国家)的人就成为攻击或谴责的对象。在遭受了欧债危机严重打击与实施严厉的紧缩政策的南欧地区,左翼民粹主义势力发展迅速,并试图发动人民反抗新自由主义,争取左翼运动的霸权。
三、欧洲民粹主义的政治影响力与发展趋势
在西欧和北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比欧洲其他地区孕育的更早,但是21世纪以来,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相对东欧和南欧而言,民粹主义政党的数量较少,力量增长较为稳定。平均而言,目前约13%的选民投票给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相比2000年增加了4%。有三个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西欧国家的中央政府参政,意大利联盟党与奥地利自由党(FÖP)作为执政联盟的伙伴、瑞士自由民主党与人民党组成议会多数派。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西欧各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并逐步去除妖魔化,谋求中右保守的主流政党地位。例如,在法国,国民阵线(FN)的主席玛丽—勒庞在第2017轮总统选举第二轮获得与马克龙对阵的资格,虽然她没有赢得总统选举,但获得了三分之一的选票。与此同时,德国选择党(AFD)在2017年全国选举中赢得了12.9%的选票,一跃成为德国第三大党,这是民粹主义政党在二战后首次进入德国联邦议会,其在巴伐利亚州部分地区和东德大部分地区取代了社民党成为第二大党。2018年9月10日举行的瑞典大选中,执政的中左翼联盟和在野的中间偏右的温和联合党均未赢得过半数的议席,主张反移民、反欧盟的瑞典民主党(Sweden Democrats Party,SD)赢得17.6%得票率与62个议席,作为瑞典第三大政党成为其他党组阁的拉拢对象。
(一)欧洲民粹主义的政治影响力
在亚当·普沃斯基的经典判断中,还没有一个富有的、已经建立的民主制度崩溃过。国外学者学经常把民粹主义的挑战当作短暂的威胁或者民主制度的病症而加以驳斥;声称他们无力破坏或者削弱民主制度,或者预言他们将逐渐被议会民主制制度化。目前,对民粹主义运动在欧洲的崛起所产生的影响还难以下定论,但在民粹主义者已经掌权的国家,形势并不像普沃斯基这样的乐观主义者所预测的那样令人安心。事实上,民粹主义的兴起已经产生了两种明显的危害:其一,在政策领域存在伤害少数民族权利的威胁;其二,在制度领域威胁着整个欧洲大陆民主制度的长期稳定。
自2000年以来,民粹主义政党执政或者参与执政联盟的欧洲国家数量从7个增加到了14个,它们以激进的方式改变欧洲的公共政策。民粹主义政党主张削弱或废除诸如欧盟这样的国际机构;将保护主义贸易政策作为经济停滞和劳动力市场不景气的灵丹妙药;或者寻求对移民实施严格控制,以应对欧洲国家身份认同的文化焦虑。在一些国家,民粹主义政府已经成功地实施了这样的改革。而在其他国家,来自民粹主义政党的选举威胁将主流政党推向了更加民族主义的立场。尽管所有这些政策有潜在的破坏性,但它们本身并不对自由民主价值构成侵害。然而,对于民粹主义者所主张的所有政策来说,这个判断并不都是不正确的。特别是,许多民粹主义政党尤其是右翼政党所主张的政策可能是民主的(从受欢迎的程度上来说),但也是极端反自由主义的,在大多数人的支持下,他们破坏了法治、侵犯了少数民族的基本权利。瑞士对禁建清真寺尖塔(the minaret)的公投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瑞士人民党和联邦民主联盟通过公投这种直接民主的手段,进行了一次多数人的暴政,限制了本国穆斯林人口宗教自由的权利。过去几年的发展表明,民粹主义威胁本质上已经偏离合理政策的范畴,甚至超越了侵犯个人权利的范围,民粹主义者通常表面上承诺遵守民主原则,但是在广泛的民众支持下赢得政治权力,他们就能够对民主制度构成真正的威胁。匈牙利就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匈牙利曾经被许多学者誉为东欧地区民主转型较为成功的国家,但右翼民粹主义政府在执政期间变得激进,对匈牙利的基本民主制度造成了很大的损害。在几年的时间里转变为半威权、非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国家,国家机构如法院和选举委员会牢牢掌握在执政的民粹者手中,媒体不断受到攻击,包括大学在内的重要的机构面临着关闭的威胁。欧尔班在2018年4月的大选中再次当选总统。虽然波兰的民粹主义政府掌权的时间要短得多,但它已经步匈牙利的后尘,最近一次司法改革严重破坏了权力分立原则,波兰民主制度看起来更加脆弱。
1.社会风气的负面影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也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社会上各种不良风气的影响,奉献社会的人有时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报答,这对生活在当今社会中的大学生来说,产生一种负面的影响,扰乱了他们的思绪,影响了他们对事物的判断力。大学生被当前社会的一些不良的社会风气比如非正当经济行为,见利忘义的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的错误思想所蒙蔽,这对其在思想和行为上产生了不良的反应。
(二)欧洲民粹主义未来的发展趋势
欧洲民粹主义未来有三种发展趋势。一是民粹主义者可能被证明是民主制度一个无伤大雅的插曲;二是它可能代表一种欧洲政治新常态,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地改变公共政策,而又难以对民主体制的稳定性构成真正的威胁;三是民粹主义可能失控,或者可能是“民主解体”的预兆,预示着欧洲民主制度的未来比大多数学者长久以来所认为的更为严峻。
1.民粹主义作为政治插曲或民主制度的病症?
首先,左、右翼民粹主义间主要的差别在于关于谁是人民的恶毒“他者”或“敌人”的界定。在左翼民粹主义看来,恶毒的“他者”是指富人、寡头、1%的金融资本家等,最重要的是,所有这些人长期以来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全球资本、欧盟等勾结,不断地“异化”和全球化。左翼民粹主义的座右铭不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本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而是这个国家受压迫的人民团结起来与把国家卖光的寡头政治进行斗争。相反,在右翼民粹主义中,“他者”主要有外来移民、非法移民、穆斯林、马格里布人等,他们不富裕,且文化上截然不同,更重要的是,他们明显地恶化了“我们”的国家和社区环境,往往与犯罪或难以接受的文化习俗相关。更让他们愤怒的是政府、政治建制者保护这些“明显邪恶的”他者(及其他们的利益),而不是本国或本地区的人民。
国内外学者认为,民粹主义运动在2017年在西欧已经达到了历史高峰。最近来自法国的民意调查显示,尽管马克龙总统进行了有争议的劳动市场改革,但极左和极右的激进政党正在经历选举失败后的支持率下滑和内部紧张局势的加剧,英国独立党的支持率自英国脱欧公投以来明显下降至个位数。同时,在拉脱维亚,支持右翼民粹主义国家联盟的支持率自上次选举以来几乎减半。从这些数据来看,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与兴盛已经过了高峰,因为他们无法制度化或难以避免党内分裂。民粹主义运动的新浪潮为民主制度敲响了一次有益警钟,也许民粹主义崛起的根本原因开始消解,民粹主义政党在未来几年内将难以继续更加强大(例如,难民涌入和政府预算赤字的压力现在没有过去几年没有那么严重)。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这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吸引力明显增加。2000年,东欧的民粹主义政党得票率平均为全国选票的9.2%,到2017年,他们的选票份额已经翻了三倍,达到31.6%。2000年,民粹主义政党只在两个东欧国家赢得超过20%的得票率,如今有十个。波兰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民粹主义政党在2000年只有0.1%的得票率,但法律和正义党在2001成立后迅速赢得了选民支持,在2005年以来的全国大选中赢得了超过25%的得票率,在波兰议会色姆中占有多数。与之类似,塞尔维亚进步党(Progressive Party)在过去十年间取得了重大进展,在2012年大选中赢得了24%得票率,并在国民议会73个席位中占据了55席。在2017年举行的捷克议会选举中,右翼民粹者巴比什带领自己创立的“不满公民行动”(ANO)党获得200个议席中的78席,成为第一大党,与社会民主党联合组成新政府,巴比什被任命为总理。同时海盗党也赢得22席,成为捷克第三大党。波罗的海三个国家中右翼民粹主义的影响力也较为显著。自21世纪初以来,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的民粹主义政党参与执政,并在各自的议会中形成相当规模的民粹主义集团。在立陶宛,农业民粹主义政党——农民和绿党联盟(Peasant and Greens Union)近年来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在拉脱维亚,右翼民粹党“谁拥有国家”党(Who Owns the State)在首次参加的2016全国大选中进入了国民议会。
事实上,民粹的正当性基础是人民对“公平”与“正义”等抽象理念的信仰,即“人民公意”,他们认识到民主理想与现实制度之间的巨大的落差,因此民粹主义运动经常在民主社会中周期性地爆发。然而,欧洲大部分国家的民粹主义者在未来举行的下一轮选举中将获得更多的支持力量,而非作为政治舞台上的一段喧闹的插曲或者民主制度的病症而自然消失或者愈合。在意大利,联盟党和五星运动在2018年的选举后组建了联合政府。比利时右翼民粹主义党弗拉芒利益党(Vlaams Belang)正在努力地增加他们在即将到来的2019年大选中的得票率。
2.民粹主义作为政治舞台上的新常态?
第二种是发展趋势,欧洲民粹主义成为政治舞台上的新常态。随着民粹主义势力的壮大,尽管它们鄙夷主流价值,挑战既有权力结构,煽动群众、散播仇恨的言行令人不安,但在欧洲主流政党、主流社会和媒体恐慌、谴责或打压无济于事的情况下,中右翼政党开始民粹主义化,反而使民粹主义运动逐步正当化。同时,民粹主义势力也在寻求更多的选民支持与选举利益,也逐步转向保守右翼,在民主政治框架内逐步制度化。无论是传统主流政党民粹主义化还是民粹主义政党主流化,还是左翼民粹主义寻求与传统主流中左翼的合作,民粹主义将逐渐成为欧洲政治舞台上的主角与新常态。甚至可以预见,左、右翼民粹主义将会在更多的国家参与组成内阁或执政。
例如,奥地利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自由党已第二次进入联合政府。1999年自由党首次成为执政联盟的伙伴时,欧盟警告自由党的非自由主义政策提案,并迅速采取措施实施贸易制裁。然而,尽管国际谴责相当激烈,但自由党还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执政,奥地利政治变得更加民族主义,移民政策更加严格。目前,民粹主义政党采用同样的策略,推动欧洲政治向更加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方向发展。虽然自由民主的基本价值和制度将保持不变,但各国政府将采取右翼民粹主义的建议,限制外来移民涌入、以公民身份为条件分配某些社会福利、削弱少数民族某些重要的权利。
2000年,欧洲各国平均8.5%的选票投给了民粹主义政党,今天这个数字升至24.1%。在西欧地区,民粹主义政党与主流政党结成联盟伙伴或执政,但在其他地区,民粹主义政党更多的是作为联盟小伙伴。例如,在爱沙尼亚,社会民主党和保守党在民粹主义中心党(Centre Party)的支持下执政。在挪威,保守党与民粹主义进步党(Progress Party)执政。丹麦自由党(Venstre Party)和保守党在民粹主义政党人民党(Danish People's Party)的支持下组成少数政府。这些政府虽然实施了重大的政策改革,但既没有公然侵犯少数民族的权利,也还未对司法等机构的独立性造成重大损害,民粹主义成为欧洲政治舞台上的新常态。
3.民粹主义或可能失控,成为民主分解器(deconsolidation)?
鲁迅“从这搏斗的危险、紧张、艰难中感到活跃的生命力、感到生活的充实,产生唯有斗士才能体验的幸福感。”[4]160他认为“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7]280“唯独革命家,无论他生或死,都能给大家以幸福。”[9]410正如冯雪峰在《鲁迅回忆》中说“现实战斗的意志、需要和目的,决定着和统一着鲁迅先生的全部思想”。真诚、抗争的人生态度,斗士的生存方式和价值取向,使鲁迅的散文体现出冷峻刚毅的风格。
上述这两种情况在西欧和北欧表现的尤为突出明显,但是几个东欧国家的民粹主义发展趋势表明,更黑暗的未来也可能出现。在匈牙利和波兰,民粹主义者利用政治权力削弱民主价值,破坏民主机构独立性,恐吓或剥夺反对派的权力。在广泛的民众支持下,他们修改了宪法,摧毁了许多保护民主体制的政府机构。但更令人担心的是,近年来西欧和北欧的右翼民粹主义者开始模仿东欧同伴们明显的威权主义论调,试图通过攻击议会、媒体和司法机构来获得政治影响力。指责媒体“假新闻”或“说谎新闻”已成为东、西欧民粹主义的主要内容,他们对议会议事规则、正当法律程序和权力分立原则的抨击也在增加,民粹主义者在进入议会和政府或者能够塑造主流政治时大获全胜。
民粹主义者已经在中东欧新兴民主国家稳定并壮大,公然的权威主义是否会从中东欧地区溢出?如果民粹主义的侵蚀效应只发生在民主治理历史相对较短的国家,那么东、西欧的差距会继续扩大。虽然民粹主义正准备影响和重塑欧洲大陆未来的政治,目前它只会危及波兰或匈牙利等相对年轻的民主国家。民粹主义的兴起能否导致民主解体主要取决于他们能否获得足够的公众支持组建自己的政府。
四、结语
民粹主义是一种人民不满现状的意识形态,认为现有社会秩序实际上是统治阶级借助垄断的国家权力、财产、血统、文化而确立。它们认为,统治阶级所代表的制度,既腐化又缺乏智慧;因此宁愿相信人民,也不相信这套制度。① E.Shils,The Torment of Secracy :The Background and Consequences of American Security Politics ,Glencoe,Ill.:Free Press,1956,pp.100-103.民粹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反对精英,反对建制派,反对其组建的政府。因此,大多数人对民粹主义更多的是忧虑和担心。卡诺凡指出,忧虑的来源可能是民粹反自由主义宪政传统的特质,难以控制驾驭,有形成多数暴力的可能。② Margaret Canovan,“Trust the People!Populism and the Two Faces of Democracy,”p.7. 就中东欧地区情况而言,令人担心的是民主化进程尚未完成,民主制度尚未稳固,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运动是否会将稚嫩的民主制度转变为非自由主义民主制度?甚至是退回到威权主义制度呢?此外,民粹主义运动是否会失控,引发流血、暴动或革命,造成国家社会的重大灾难?如果民粹主义政党在未来的十年中继续像过去十年那样继续壮大,从政治边缘壮大到国家政治权力的中心,从西方发达国家扩散到刚刚成长的民主国家,民粹主义将成为世界政治的重要趋势和新常态。那么世界各国可能会发现,与过去七十年相对稳定的时期相比,现在的民主制度更加脆弱,他们面临着如何改革失效的制度性机制,如何妥善地处置民粹的诉求,避免民粹主义引发的矛盾激化(甚至是流血冲突)等一系列重要问题。
【作者简介】 张莉,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北京 邮编:100732)
【DOI】 10.13549/j.cnki.cn11-3959/d.2019.01.005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19)01-0062-14
【收稿日期: 2018-07-05】
【责任编辑:程多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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