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言”与“笔书”——论中古“难”体的原生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古论文,原生态论文,口言论文,笔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心雕龙·序志》对其“论文叙笔”的文体论，设定论证理路：“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刘勰 詹瑛 1924)。即推求各体的来源并阐述其流变，解释各体的名称以显示其文体意义，选取各体的文章以确定其范文，陈述各体的写作理论而构成其文体论系统。我们在这里再探讨文体的撰作主体——作家在写作当场的活动状况。古来所谓“口出以为言，笔书以为文”(王充 420)，“难”体的产生，有的是“口言”，有的是“笔书”，或口头，或直接见诸文字，或口头进而见诸文字。这些“口言”、“笔书”活动状况，就是“难”体生成、发展的原生态状况；经过这样的研究，或许能够更清楚地弄通“难”体的功能等文体内涵。这就是本文的出发与落脚点。
一、“难”体的盛行
“难”体，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纯粹的“难”，只发难而不论证；另一则是“论难”，又“难”又“论”。“难”在汉魏晋已颇为盛行，如史书传记所载，贾逵“所著经传义诂及论难百余万言”(范晔 1240；vol.36)；皇甫谧“所著诗赋诔颂论难甚多”(房玄龄 1418；vol.51)；王接“杂论议、诗赋、碑颂、驳难十余万言”(房玄龄 1436；vol.51)。“难”体文字，有时会与其他文体的文字一起被收入到某种有命名的文集中，如史书传记所载，薛综“凡所著诗赋难论数万言，名曰《私载》”(陈寿 1254；vol.53)；卢钦“所著诗赋论难数十篇，名曰《小道》”(房玄龄 1255；vol.44)。这些记载表明，“难”体在其个人撰著中占有相当的地位。“难”体盛行的另一标志是“难”体著作的出现，如《汉书·艺文志》载录的有“难”性质的著作：“《董子》一篇。名无心，难墨子”；“《虞丘说》一篇。难孙卿也”；“《秦零陵令信》一篇。难秦相李斯”；“《博士臣贤对》一篇。汉世，难韩子、商君”(班固 1726；1727；1739；1741；vol.30)。又如《盐铁论》、《白虎通义》，书中全以“难”展开。题目上标明为“难”者也有著作，如史载李育“作《难左氏义》四十一事”(范晔 2582；vol.79)。又有“难”体的总集，《隋书·经籍志四》著录有“《客难集》二十卷，亡”(魏征 1086；vol.35)。
中古各专门之学都有“难”体。如儒学“难”体，何休“善历算，与其师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范晔 2583；vol.79)。《左氏膏肓》、《穀梁废疾》是“以难二传”的产品，但不以“难”为名；而李育的《难左氏义》却是以“难”为名的。有诸子“难”体，如《韩非子》之数篇《难》，王符《潜夫论》之《释难》，这些“难”大都是针对现实问题的。又有玄学“难”体，《三国志》注引何劭《王弼传》，称王弼“注《易》，颍川人荀融难弼大衍义。弼答其意”(陈寿 795—96；vol.28)。王弼是以注《易》展开自己的玄学理论阐述的，有人“难”，王弼自然有“答”。又有佛学“难”体，据僧佑《弘明集》，或文中有“难”有“答”、或题目标明“难”者的佛教论著不少，如孙绰《喻道论》的“答难”，“或难曰：周孔适时而教，佛欲顿去之，将何以惩暴止奸，统理群生者哉？答曰：不然，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盖外内名之耳。故在皇为皇，在王为王，佛者梵语，晋训‘觉’也……”(僧祐 17；vol.3)。又如郑道子《神不灭论》有“难”有“答”。又有对方有论，己方难之，如：宗居士炳《答何承天书难白黑论》、《答何衡阳难释白黑论》，何承天《释〈均善难〉》，张融《门律》，周剡《难》，常侍朱昭之《难顾道士夷夏论》，高明二法师《答李交州淼难佛不见形事》等。学术上的“论难”促进了文体的“难”的发达，“难”体为学术上的“论难”提供了恰当、合用的载体，二者相得益彰。
二、“难”体发生的语境、情景、场景
现在我们考察“难”的生成，即生成“难”体的原生态状况中那些语境、情景、场景等，这些在纯粹的“难”体文字中一般是不出现的。据《后汉书》载：
二十八年，大会百官，诏问谁可傅太子者，群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执金吾原鹿侯阴识可。博士张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为阴氏乎？为天下乎？即为阴氏，则阴侯可；为天下，则固宜用天下之贤才。”帝称善，曰：“欲置傅者，以辅太子也。今博士不难正朕，况太子乎？”(范晔 1251；vol.37)
这是说“论难”要敢于坚持己见，不能“承望上意”；所谓“难正”，即以“难”来坚持正确的东西，不看在上位者的脸色。《后汉书》载：
［鲁］丕与侍中贾逵、尚书令黄香等相难数事，帝善丕说，罢朝，特赐冠帻履袜衣一袭。丕因上疏曰：“［……］臣闻说经者，传先师之言，非从己出，不得相让；相让则道不明，若规矩权衡之不可枉也。难者必明其据，说者务立其义，浮华无用之言不陈于前，故精思不劳而道术愈章。”(范晔 884；vol.25)
在朝廷上论难，皇帝欣赏者可有赏赐。而鲁丕谈及“论难于前”而获赏赐的原因在于有“师传”，更在于“明其据”与“立其义”。《世说新语》亦称“难”之“依据”：“荀慈明与汝南袁阆相见，问颍川人士，慈明先及诸兄。阆笑曰：‘士但可因亲旧而已乎？’慈明曰：‘足下相难，依据者何经？’”(刘义庆 刘孝标 俞嘉锡 62—63)。《三国志》注引《辂别传》，则载管辂言“论难”的先后顺序：“夫论难当先审其本，然后求其理，理失则机谬，机谬则荣辱之主”(陈寿 8241；vol.29)。这是讲如何“论难”，首先要看理论的根本(本)，其次追求逻辑(理)，那么要点(机)就不会荒谬。《后汉书》载樊准讲汉孝明皇帝朝经学论难时名儒的风度：“故朝多皤皤之良，华首之老。每宴会，则论难衎衎，共求政化。详览群言，响如振玉”(范晔 1125；vol.32)。衍衍，和乐貌也，这是理想的论难风度。
《后汉书》载：“诏书下太常：‘其详案注记，平议术之要，效验虚实。’太常就耽上选侍中韩说、博士蔡较、穀城门侯刘洪、右郎中陈调于太常府，复校注记，平议难问”(3041；志 vol.2)。在“难问”之间，有时是需要“平议”的，让大家一起来论议、评论；但“平议”有时有高人的公正评判，尤其是关于经学问题。如《晋书》载：
时秘书丞卫恒考正汲冢书，未讫而遭难。佐著作郎束皙述而成之，事多证异义。时东莱太守陈留王庭坚难之，亦有证据。皙又释难，而庭坚已亡。散骑侍郎潘滔谓接曰：“卿才学理议，足解二子之纷，可试论之。”接遂详其得失。挚虞、谢衡皆博物多闻，成以为允当。(房玄龄 1436；vol.51)
卫恒、束皙考正汲冢书，王庭坚难之，束皙又释难，最后潘滔请王接“解二子之纷”，王接详细论说各自得失，这些博物多闻之士都觉得“允当”。
《后汉书·儒林列传下》载：张玄“少习《颜氏春秋》，兼通数家法。［……］及有难者，辄为张数家之说，令择从所安，诸儒皆伏其多通，著录千馀人”(范晔 2581；vol.79)。“答难”所持的观点，或为一家之言，或为“张数家之说”，是没有一定的。
《三国志》注引《［费］祎别传》载：“孙权每别酌好酒以饮祎，视其已醉，然后问以国事，并论当世之务，辞难累至。祎辄辞以醉，退而撰次所问，事事条答，无所遗失”(陈寿 1061；vol.44)。有言语的“难”，应答为了不出差错，有时会先书写底稿。
以上主要是东汉儒学时代的“论难”，往往要有根据，要有对错，其中又有儒学理想化的“衍衍”风度等。而到魏晋玄学时代，虽然其“论难”也有与前代相同之处，但又有特殊的“意之所随”，以下述之。
《世说新语》载：“何晏为吏部尚书，有位望，时谈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见之。晏闻弼名，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弼便作难，一坐人便以为屈，于是弼自为客主数番，皆一坐所不及”(刘义庆 刘孝标 余嘉锡 195—96)。从这段王弼能向别人认为已达极致的“胜理”挑战，对之“作难”的记载，可见玄学的“论难”不同以往之处在于，他们是为“论难”而“论难”，未必要辩对错，所以有王弼“自为客主数番”，这也是说“论难”是要有回合的。又载：“桓南郡与殷荆州共谈，每相攻难。年馀后，但一两番，桓自叹才思转退。殷云：‘此乃是君转解’”(刘义庆 刘孝标 余嘉锡 243)。桓南郡只有一两番的交锋，所以“自叹才思转退”。又，《晋书》载：孙盛“博学，善言名理。于时殷浩擅名一时，与抗论者，惟盛而已。盛尝诣浩谈论，对食，奋掷麈尾，毛悉落饭中，食冷而复暖者数四，至暮忘餐，理竟不定。盛又著医卜及《易象妙于见形论》，浩等竟无以难之，由是遂知名”(房玄龄 2147；vol.82)。又载，阮瞻“素执无鬼论，物莫能难”(房玄龄 1364；vol.49)。这些都是说，要让对方“无以难之”或“物莫能难”，才算是“知名”。又，不能回答他人之“难”，自然是难堪的，《世说新语》载：“锺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公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刘义庆 刘孝标 余嘉锡 195)。《晋书》也记载这样的故事：
尝有人著靴骑驴至兆门外，曰：“吾欲见刘延世。”兆儒德道素，青州无称其字者，门人大怒。兆曰：“听前。”既进，踞床问兆曰：“闻君大学，比何所作？”兆答如上事，末云：“多有所疑。”客问之。兆说疑毕，客曰：“此易解耳。”因为辩释疑者是非耳。兆别更立意，客一难，兆不能对。(房玄龄 2350；vol.91)
客有这样的本事，当然如此倨傲。有时因为自己不能讲，又要参与“论难”，就以笔代谈，《世说新语》即载：“太叔广甚辩给，而挚仲治长于翰墨，俱为列卿。每至公坐，广谈，仲治不能对；退，著笔难广，广又不能答”(刘义庆 刘孝标 余嘉锡 255)。
即便有时是观点不同，经过沟通，互相理解对方之意，也就无所谓了，如《三国志》注引何劭《荀粲传》：荀粲“到京邑与傅嘏谈。嘏善名理而粲尚玄远，宗致虽同，仓卒时或有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我之怀，为二家骑驿，顷之，粲与嘏善”(陈寿 320；vol.10)。“骑驿”，驿站的车马，此借指沟通之人。《世说新语》称荀粲、傅嘏“有争而不相喻”，“裴冀州释二家之义，通彼我之怀，常使两情皆得，彼此俱畅”(刘义庆 刘孝标 余嘉锡 199—200)。又，《晋书》载另一种“折中”式的沟通：“王坦之又尝著《公谦论》，袁宏作论以难之。伯览而美其辞旨，以为是非既辩，谁与正之，遂作《辩谦》以折中曰”(房玄龄 1993；vol.75)。
因为是为“论难”而“论难”，所以要“设难”，即《世说新语》所载：“有北来道人好才理，与林公相遇于瓦官寺，讲《小品》。于时竺法深、孙兴公悉共听。此道人语，屡设疑难，林公辩答清析，辞气俱爽”(刘义庆 刘孝标 余嘉锡 218)。又载，于法开始与支道林争名，在支道林讲《小品》时故意为其“设难”，“因示语攻难数十番”，告知弟子哪些是“旧此中不可复通”(刘义庆 刘孝标 余嘉锡 229)。
本来，玄学对于人生人心来说，讲究对玄远超迈的体悟与欣赏，于是，当人们从论难中体悟到玄远超迈时，只赞赏“论难”之美而不需要去辩其理之所在。也只是在玄学时代，人们把“论难”仅仅当作过程来享受，如《世说新语》载：支道林、许询、谢安共集王濛家，辩论《庄子》的《渔父》篇。各人讲完，“谢后粗难，因自叙其意，作万余语，才峰秀逸，既自难干，加意气拟托，萧然自得，四坐莫不厌心”(刘义庆 刘孝标 余嘉锡 237)。《世说新语》又载一次相女婿的聚会上的“论难”：“羊孚弟娶王永言女，及王家见婿，孚送弟俱往。时永言父东阳尚在，殷仲堪是东阳女婿，亦在坐。孚雅善理义，乃与仲堪道《齐物》，殷难之。羊云：‘君四番后，当得见同。’殷笑曰：‘乃可得尽，何必相同。’乃至四番后一通。殷咨嗟曰：‘仆便无以相异。’叹为新拔者久之”(刘义庆 刘孝标 余嘉锡 241)。人们把“论难”当做人生的某种欣赏，一有机会就设置这样的聚会“论难”。于是人们只欣赏“论难”这件事本身，而可以“不辩其理之所在”，即《世说新语》所载：“支(道林)为法师，许(掾)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刘义庆 刘孝标 余嘉锡 227)。
“口言”的“论难”中，人们欣赏、赞叹的是口才，比如作《神灭论》的范缜，“子良集僧难之而不能屈”，他就是口才很好，“既长，博通经术，尤精《三礼》。性质直，好危言高论，不为士友所安。唯与外弟萧琛相善，琛名曰‘口辩’，每服缜简诣”(姚思廉 664—70；vol.48)，“名曰‘口辩’”的萧琛都很赞叹其口才。也有学问不怎么样而口才好就“论难甚精”的情况，如《晋书》载：阮裕“虽不博学，论难甚精。尝问谢万云：‘未见《四本论》，君试为言之。’万叙说既毕，裕以傅嘏为长，于是构辞数百言，精义入微，闻者皆嗟味之”(房玄龄 1368；vol.49)。还有明知其理不妥帖而“辞不能屈”的情况，《世说新语》载：
殷中军、孙安国、王、谢能言诸贤悉在，会稽王许殷与孙共论《易》象妙于见形。孙语道合，意气干云，一坐成不安孙理，而辞不能屈。会稽王慨然叹曰：“使真长来，故应有以制彼。”即迎真长，孙意己不如。真长既至，先令孙自叙本理，孙粗说己语，亦觉殊不及。向刘便作二百许语，辞难简切，孙理遂屈。一坐同时抚掌而笑，称美良久。(刘义庆 刘孝标 余嘉锡 238)
当真正在“辞难”上屈服对方，“论难”双方都“抚掌而笑，称美良久”，这即是对“论难”的享受。
上述所论，有的是诸子论难、经学论难的情况以及展示风度，有的是玄学论难、佛学论难，各不相同，还须仔细辨析。由于论难针对的对象不同，其论难的“原生态状况”也有一定的差异。如经学派别林立，因而强调所习经典之“家传师授”，诸生谨守“家法”，所谓“沉溺所习，玩守旧闻”，而不可“不修家法，私相容隐”，其论难以排斥他说为要务，故很难在论难中有潇洒气派；经学儒生，又因其以释“先圣之积结”为习经目的，所以一般不会只欣赏论难本身而不辨其理之所在，他们的论难主要凭学问而非口才。诸子论难理所当然地强调对自己学说的固守，而与佛教有关的论难，因涉及“华夷之辨”等关乎佛教存在合理性之诘难的大是大非的沉重论题，论难双方亦不可能“不辨其理”。应该说，和其他论难相比，玄学论难最为轻松、活泼、愉快、潇洒。玄学论难以思辨为特色，因思辨所具的辨证因素，其“理”往往似冤而亲，所以，论难双方无需——事实上也难以就论题争论出个结果来。结果是次要的，对论难过程——展示才华的过程——的享受才是最重要的，这也许是玄学论难令人痴迷的魅力所在。
三、“难”的各种功能
“难”这种行为动作之所以发生，在作家来说是有目的性的，这就是作家所期望的“难”的功能。是否能实现“难”的目的性功能，可以从两方面来探讨，此处先来探讨“难”这种行为动作本身就具有的目的性功能。
其一，论辩。《三国志》注记载关于曹氏出于何族的讨论、争辩，有所谓“［蒋］济难［高堂］隆，及与尚书缪袭往反，并有理据”以及“［蒋］济又难”云云(陈寿 456；vol.14)。此中蒋济两次的“难”，即诘问、辩难、质询。《后汉书》所载亦是：“帝即召上殿，令与诸儒难说，［戴］凭多所解释。［……］正旦朝贺，百僚毕会，帝令群臣能说经者更相难诘，义有不通，辄夺其席以益通者，［戴］凭遂重五十馀席。故京师为之语曰：‘解经不穷戴侍中’”(范晔 2552—53；vol.79)。又有所谓“难驳”，指诘难批驳的文章。《晋书》称华峤有“所著论议难驳诗赋之属数十万言”(房玄龄 1264—65；vol.44)。又，《三国志》载：“命恪行酒，至张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饮，曰：‘此非养老之礼也。’［孙］权曰：‘卿其能令张公辞屈，乃当饮之耳。’恪难昭曰：‘昔师尚父九十，秉旄仗钺，犹未告老也。今军旅之事，将军在后，酒食之事，将军在先，何谓不养老也？’昭卒无辞，遂为尽爵”(陈寿 1429—30；vol.64)。论辩就要看谁能折服对方，此即“难折”，《世说新语》载：“裴成公作《崇有论》，时人攻难之，莫能折。唯王夷甫来，如小屈。时人即以王理难裴，理还复申”(刘义庆 刘孝标 余嘉锡 201)。“难折”甚至以诛杀相威胁。如《后汉书》载：“诏下其议，［袁］安又与［窦］宪更相难折。宪险急负势，言辞骄讦，至诋毁安，称光武诛韩歆、戴涉故事，安终不移”(范晔 1521；vol.45)。
其二，责难、诘问。这是不需要回答的，如杨伯峻注《孟子·离娄下》“于禽兽又何难焉”，写道：“难，责难之意”(杨伯峻 198)。又如《三国志》载：诸葛恪“意欲曜威淮南，驱略民人，而诸将或难之曰：‘今引军深入，疆场之民，必相率远遁，恐兵劳而功少，不如止围新城。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图之，乃可大获。’恪从其计，回军还围新城”(陈寿 1438；vol.64)。
其三，疑问、疑难及其提出。《墨子·小取》：“若若是，则虽盗人，人也。爱盗，非爱人也；不爱盗，非不爱人也；杀盗人，非杀人也，无难”(《墨子》134)。“无难”即没有疑问。《三国志》注引《辂别传》曰：“［王经］欲使辂卜，而有疑难之言，辂笑而咎之曰：‘君侯州里达人，何言之鄙！［……］苟道之明，圣贤不让，况吾小人，敢以为难！’”(陈寿 815；vol.29)。“疑难之言”即疑问之言，“敢以为难”即岂敢用有疑问之言。用为动词，就是有疑而问，如《史记·夏本纪》：“禹拜曰：‘於，予何言！予思日孳孳。’皋陶难禹曰：‘何谓孳孳？’”(司马迁 79；vol.2)。皋陶的“难”，只是有疑而问。所谓“难疑”，犹质疑。《史记》载，战国赵括自少时学兵法，言兵事，“尝与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难”(司马迁 2447；vol.81)，赵奢诘问不倒赵括；《后汉书》载，邓皇后六岁能《史书》，十二通《诗》、《论语》，诸兄每读经传，“辄下意难问”(范晔 418；vol.10)，即提出疑问、请教。汉王充《论衡》有“以为圣贤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135)。“难问”，就疑难问题相问。又如有人对华佗同一种病用不同的药有所疑问，即“或难其异”(陈寿 800；vol.29)。
以上是“难”这种行为动作本身就具有的功能，以下探讨“难”这种行为动作本身虽不见得具有某种功能，但人们运用“难”所期望达到的目的、实现的功能。
其一，测试。东汉徐防上疏曰：“臣以为博士及甲乙策试，宜从其家章句，开五十难以试之。解释多者为上第，引文明者为高说：若不依先师，义有相伐，皆正以为非”(范晔 1501；vol.44)。徐防“开五十难”就是用于“博士及甲乙策试”。又，后秦苻坚“亲临太学，考学生经义优劣，品而第之。问难五经，博士多不能对”(房玄龄 2888；vol.113)。
其二，调笑乃至戏弄。《三国志》载：“［费］祎为昭信校尉使吴。孙权性既滑稽，嘲啁无方，诸葛恪、羊衟等才博果辩，论难锋至，祎辞顺义笃，据理以答，终不能屈”(陈寿 1060—61；vol.44)。孙权让诸葛恪、羊衟等“论难锋至”，就是想调笑乃至戏弄费祎，此从下文可见，《三国志》注引《江表传》载：“费祎聘于吴，［……］酒酣，祎与诸葛恪相对嘲难，言及吴、蜀。祎问曰：‘蜀字云何？’‘恪曰：‘有水者浊，无水者蜀。横目苟身，虫入其腹。’祎复问：‘吴字云何？’‘恪曰：‘无口者天，有口者吴，下临沧海，天子帝都’”(陈寿 1251；vol.53)。又如《三国志》载：“［孙皓］又于酒后使侍臣难折公卿，以嘲弄侵克，发摘私短以为欢”(陈寿 1462；vol.65)。又，隋人侯白《启颜录》有“沦难”篇，可见人们把某种“论难”当作笑话看。
其三，设客“难”己，以引发自己以解疑表达思想感情。如东方朔《答客难》，假设有客“难”己以引发自己的意见。晋皇甫谧“遂究宾主之论，以解难者，名曰《释劝》”(房玄龄 1422；vol.51)。又有局部上的“设客难己”，如汉时贾让奏文中载有“难者将曰：‘若如此，败坏城郭田庐冢墓以万数，百姓怨恨。’［……］难者将曰：‘河水高于平地，岁增堤防，犹尚决溢，不可以开渠’”(班固 1694—95；vol.29)。这里有两个“难者将曰”，是贾让预设的责难、诘问会是什么，有了这预设的“难”，就利于自己回答了。又，《晋书》载江统作《徙戎论》，“其辞曰”的文中有“难者曰”云云(房玄龄 1529—34；vol.56)，《晋书》载范宁又“陈时政曰”，文中亦有“难者必曰”云云(房玄龄 1986；vol.75)，都是设客难己。
其四，“难”又有引发对方发表高见的作用。如《晋书》载，向秀与嵇康讨论“养生”而“辞难往复”，“盖欲发康高致也”，是为了让嵇康的高见有机会表达出来，因为嵇康这个人往往不愿意自己去表达某种看法。向秀将注《庄子》，嵇康曰：“此书讵复须注，正是妨人作乐耳”(房玄龄 1374；vol.49)。
四、“难”的内形式与外形式
或提出问题以发“难”，或回答问题以发“难”，总之，在文体中表现为以自己的话语“难”住了对方，这是作为“难”这种文体的内涵，也可以说这是“难”的内形式。“难”的内涵的表达形式，或注明是“难”体，如《韩非子》的《难》，或《答客难》之类，这是纯粹的“难”，世人所述多矣。但“难”的这种内涵，又往往以其他文体来表达，或者说，“难”主要构成“难”体，但又能出现在其他多种文体中，这完全要看作者的主观目的，这是此处关注的重点。
其一，“论难”体。“论难”往往连称，如《汉书》载朱云“既论难，连拄五鹿君”(班固 2913；vol.67)；又如《晋书》载虞喜“专心经传，兼览谶纬，乃著《安天论》以难浑、盖”(房玄龄 2349；vol.91)。又有成著作形式的“论”体，如入《隋书·经籍志》子部的《盐铁论》，入《隋书·经籍志》经部的《白虎通义》等。
其二，“赋”体。《史记》载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的情况：“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无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司马迁 3002；vol.117)。“为齐难”，即为齐国责难、诘问，所发出的言语即“难”体，涵括在赋中。
其三，“箴”体。《汉书》载“扬雄作《酒箴》以讽谏成帝，其文为酒客难法度士”(班固 3712；vol.92)。“难法度士”，当是“难”体的格式，但全文不可见，只有节录，又题名为“酒箴”，往往被忽略了“难”体的性质。
其四，“牒”体。《后汉书》载：“［马］援还，从公府求得前奏，难十余条，乃随牒解释，更具表言”(范晔 837；vol.24)。
其五，“策”体。《史记》载以“难”为“策”：“［公孙］弘数谏，以为罢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愿罢之。于是天子乃使朱买臣等难弘置朔方之便。发十策，弘不得一”(司马迁 2950；vol.112)。
其六，“章句”体。《后汉书》载：曹充持《庆氏礼》，“作章句辩难，于是遂有庆氏学”(范晔 1201；vol.35)。
其七，“记”体。《后汉书》载：“［袁京］习《孟氏易》，作《难记》三十万言”(范晔 1522；vol.45)。又载：“［张奂］著《尚书记难》三十余万言”(范晔 2142；vol.65)。又载郑众作《春秋难记条例》(范晔 1224；vol.36)。
其八，“设论”体。《后汉书》载：“［蔡邕］感东方朔《客难》及杨雄、班固、崔驷之徒设疑以自通，乃斟酌群言，韪其是而矫其非，作《释诲》以戒厉云尔”(范晔 1980；vol.60)。《文选》有“设论”体，蔡邕所说的文辞都在此中。《后汉书》又载：侯瑾“以莫知于世，故作《应宾难》以自寄”(范晔 2649；vol.80)；《晋书》载，束皙“性沈退，不慕荣利，作《玄居释》以拟《客难》”(房玄龄 1428；vol.51)。
其九，“表奏”体。《三国志》载“［孙］
所表奏，多见难问”(陈寿 1153；vol.48)。
其十，“书”体。《后汉书》载：“［班昭］作《女诫》七篇，有助内训。［……］马融善之，令妻女习焉。昭女妹曹丰生，亦有才惠，为书以难之，辞有可观”(范晔 2786—2792；vol.84)。《三国志》注引何劭《王弼传》：“［王］弼注《易》，颍川人荀融难弼大衍义。弼答其意，白书以戏之曰”(陈寿 795—96；vol.28)。王弼答其“难”是用书信体。《三国志》载：“［滕］胤自以祸及，因留融、晏，勒兵自卫，召典军杨崇、将军孙咨，告以［孙］为乱，迫融等使有书难缣”(陈寿 1446；vol.64)。以“书”的形式论难佛理在晋时很盛行，如《出三藏记集》卷十二有《郗与开法师书》，《高僧传》之《于法开传》云：“后移白山灵鹫寺，每与支道林争即色空义，庐江何默申明开难，高平郄超宣述林解，并传于世”(慧皎 168；vol.4)。
其十一，“难”与倡优戏剧。《三国志》载：
先主定蜀，承丧乱历纪，学业衰废，乃鸠合典籍，沙汰众学，［许］慈、［胡］潜并为学士，与孟光、来敏等典掌旧文。值庶事草创，动多疑议，慈、潜更相克伐，谤讟忿争，形于声色；书籍有无，不相通借，时寻楚挞，以相震攇。其矜己妒彼，乃至于此。先主愍其若斯，群僚大会，使倡家假为二子之容。效其讼阋之状，酒酣乐作，以为嬉戏，初以辞义相难，终以刀杖相屈，用感切之。(陈寿 1023；vol.42)
当论难之时出现意气之争以至于“时寻楚挞，以相震攇”这种严重后果时，调解者以戏剧形式揭露其弊，这是一种以“刀仗相屈”使之极端化而感化论难双方的特殊应对策略。但我们也看到，现实生活中的“论难”如何被艺术汲取而成为戏剧矛盾的。
因为诸文体的功能、目的、用途等不一样，“难”在上述诸文体中的表达、叙写方式也就可能不一样，并不能简单认为就是命名不同而已。“难”在生成时，有着“口言”与“笔书”的不同情况，其实际语境、情景、场景，再加上实际产生的“难”体文字，就应该是“难”体的原生态状况。这种语境、情景、场景，又含有“难”体文字的实际功能及其文体呈现，而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难”体文字，一般是删略去这些极有意味的语境、情景、场景的；没有了这些语境、情景、场景，对文体的理论阐述，毕竟是一种缺憾，对文体的理解也是不完整的。因此，这里提出研究文体应该探讨文体的原生态生存状况，应该探讨文体生存的那些语境、情景、场景，应该探讨作家的整个活动情况，如此则我们对文体必定会有更深入、广泛的认识。因此，文体探讨不应仅仅只局限于其文本形式的探讨，把其置于作家活动的过程与结果中来考察，会得到更有意味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