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与“笔书”--论中世纪“难”文体的原生态_后汉书论文

“口言”与“笔书”——论中古“难”体的原生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古论文,原生态论文,口言论文,笔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心雕龙·序志》对其“论文叙笔”的文体论,设定论证理路:“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刘勰 詹瑛 1924)。即推求各体的来源并阐述其流变,解释各体的名称以显示其文体意义,选取各体的文章以确定其范文,陈述各体的写作理论而构成其文体论系统。我们在这里再探讨文体的撰作主体——作家在写作当场的活动状况。古来所谓“口出以为言,笔书以为文”(王充 420),“难”体的产生,有的是“口言”,有的是“笔书”,或口头,或直接见诸文字,或口头进而见诸文字。这些“口言”、“笔书”活动状况,就是“难”体生成、发展的原生态状况;经过这样的研究,或许能够更清楚地弄通“难”体的功能等文体内涵。这就是本文的出发与落脚点。

一、“难”体的盛行

“难”体,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纯粹的“难”,只发难而不论证;另一则是“论难”,又“难”又“论”。“难”在汉魏晋已颇为盛行,如史书传记所载,贾逵“所著经传义诂及论难百余万言”(范晔 1240;vol.36);皇甫谧“所著诗赋诔颂论难甚多”(房玄龄 1418;vol.51);王接“杂论议、诗赋、碑颂、驳难十余万言”(房玄龄 1436;vol.51)。“难”体文字,有时会与其他文体的文字一起被收入到某种有命名的文集中,如史书传记所载,薛综“凡所著诗赋难论数万言,名曰《私载》”(陈寿 1254;vol.53);卢钦“所著诗赋论难数十篇,名曰《小道》”(房玄龄 1255;vol.44)。这些记载表明,“难”体在其个人撰著中占有相当的地位。“难”体盛行的另一标志是“难”体著作的出现,如《汉书·艺文志》载录的有“难”性质的著作:“《董子》一篇。名无心,难墨子”;“《虞丘说》一篇。难孙卿也”;“《秦零陵令信》一篇。难秦相李斯”;“《博士臣贤对》一篇。汉世,难韩子、商君”(班固 1726;1727;1739;1741;vol.30)。又如《盐铁论》、《白虎通义》,书中全以“难”展开。题目上标明为“难”者也有著作,如史载李育“作《难左氏义》四十一事”(范晔 2582;vol.79)。又有“难”体的总集,《隋书·经籍志四》著录有“《客难集》二十卷,亡”(魏征 1086;vol.35)。

中古各专门之学都有“难”体。如儒学“难”体,何休“善历算,与其师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范晔 2583;vol.79)。《左氏膏肓》、《穀梁废疾》是“以难二传”的产品,但不以“难”为名;而李育的《难左氏义》却是以“难”为名的。有诸子“难”体,如《韩非子》之数篇《难》,王符《潜夫论》之《释难》,这些“难”大都是针对现实问题的。又有玄学“难”体,《三国志》注引何劭《王弼传》,称王弼“注《易》,颍川人荀融难弼大衍义。弼答其意”(陈寿 795—96;vol.28)。王弼是以注《易》展开自己的玄学理论阐述的,有人“难”,王弼自然有“答”。又有佛学“难”体,据僧佑《弘明集》,或文中有“难”有“答”、或题目标明“难”者的佛教论著不少,如孙绰《喻道论》的“答难”,“或难曰:周孔适时而教,佛欲顿去之,将何以惩暴止奸,统理群生者哉?答曰:不然,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盖外内名之耳。故在皇为皇,在王为王,佛者梵语,晋训‘觉’也……”(僧祐 17;vol.3)。又如郑道子《神不灭论》有“难”有“答”。又有对方有论,己方难之,如:宗居士炳《答何承天书难白黑论》、《答何衡阳难释白黑论》,何承天《释〈均善难〉》,张融《门律》,周剡《难》,常侍朱昭之《难顾道士夷夏论》,高明二法师《答李交州淼难佛不见形事》等。学术上的“论难”促进了文体的“难”的发达,“难”体为学术上的“论难”提供了恰当、合用的载体,二者相得益彰。

二、“难”体发生的语境、情景、场景

现在我们考察“难”的生成,即生成“难”体的原生态状况中那些语境、情景、场景等,这些在纯粹的“难”体文字中一般是不出现的。据《后汉书》载:

二十八年,大会百官,诏问谁可傅太子者,群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执金吾原鹿侯阴识可。博士张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为阴氏乎?为天下乎?即为阴氏,则阴侯可;为天下,则固宜用天下之贤才。”帝称善,曰:“欲置傅者,以辅太子也。今博士不难正朕,况太子乎?”(范晔 1251;vol.37)

这是说“论难”要敢于坚持己见,不能“承望上意”;所谓“难正”,即以“难”来坚持正确的东西,不看在上位者的脸色。《后汉书》载:

[鲁]丕与侍中贾逵、尚书令黄香等相难数事,帝善丕说,罢朝,特赐冠帻履袜衣一袭。丕因上疏曰:“[……]臣闻说经者,传先师之言,非从己出,不得相让;相让则道不明,若规矩权衡之不可枉也。难者必明其据,说者务立其义,浮华无用之言不陈于前,故精思不劳而道术愈章。”(范晔 884;vol.25)

在朝廷上论难,皇帝欣赏者可有赏赐。而鲁丕谈及“论难于前”而获赏赐的原因在于有“师传”,更在于“明其据”与“立其义”。《世说新语》亦称“难”之“依据”:“荀慈明与汝南袁阆相见,问颍川人士,慈明先及诸兄。阆笑曰:‘士但可因亲旧而已乎?’慈明曰:‘足下相难,依据者何经?’”(刘义庆 刘孝标 俞嘉锡 62—63)。《三国志》注引《辂别传》,则载管辂言“论难”的先后顺序:“夫论难当先审其本,然后求其理,理失则机谬,机谬则荣辱之主”(陈寿 8241;vol.29)。这是讲如何“论难”,首先要看理论的根本(本),其次追求逻辑(理),那么要点(机)就不会荒谬。《后汉书》载樊准讲汉孝明皇帝朝经学论难时名儒的风度:“故朝多皤皤之良,华首之老。每宴会,则论难衎衎,共求政化。详览群言,响如振玉”(范晔 1125;vol.32)。衍衍,和乐貌也,这是理想的论难风度。

《后汉书》载:“诏书下太常:‘其详案注记,平议术之要,效验虚实。’太常就耽上选侍中韩说、博士蔡较、穀城门侯刘洪、右郎中陈调于太常府,复校注记,平议难问”(3041;志 vol.2)。在“难问”之间,有时是需要“平议”的,让大家一起来论议、评论;但“平议”有时有高人的公正评判,尤其是关于经学问题。如《晋书》载:

时秘书丞卫恒考正汲冢书,未讫而遭难。佐著作郎束皙述而成之,事多证异义。时东莱太守陈留王庭坚难之,亦有证据。皙又释难,而庭坚已亡。散骑侍郎潘滔谓接曰:“卿才学理议,足解二子之纷,可试论之。”接遂详其得失。挚虞、谢衡皆博物多闻,成以为允当。(房玄龄 1436;vol.51)

卫恒、束皙考正汲冢书,王庭坚难之,束皙又释难,最后潘滔请王接“解二子之纷”,王接详细论说各自得失,这些博物多闻之士都觉得“允当”。

《后汉书·儒林列传下》载:张玄“少习《颜氏春秋》,兼通数家法。[……]及有难者,辄为张数家之说,令择从所安,诸儒皆伏其多通,著录千馀人”(范晔 2581;vol.79)。“答难”所持的观点,或为一家之言,或为“张数家之说”,是没有一定的。

《三国志》注引《[费]祎别传》载:“孙权每别酌好酒以饮祎,视其已醉,然后问以国事,并论当世之务,辞难累至。祎辄辞以醉,退而撰次所问,事事条答,无所遗失”(陈寿 1061;vol.44)。有言语的“难”,应答为了不出差错,有时会先书写底稿。

以上主要是东汉儒学时代的“论难”,往往要有根据,要有对错,其中又有儒学理想化的“衍衍”风度等。而到魏晋玄学时代,虽然其“论难”也有与前代相同之处,但又有特殊的“意之所随”,以下述之。

《世说新语》载:“何晏为吏部尚书,有位望,时谈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见之。晏闻弼名,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弼便作难,一坐人便以为屈,于是弼自为客主数番,皆一坐所不及”(刘义庆 刘孝标 余嘉锡 195—96)。从这段王弼能向别人认为已达极致的“胜理”挑战,对之“作难”的记载,可见玄学的“论难”不同以往之处在于,他们是为“论难”而“论难”,未必要辩对错,所以有王弼“自为客主数番”,这也是说“论难”是要有回合的。又载:“桓南郡与殷荆州共谈,每相攻难。年馀后,但一两番,桓自叹才思转退。殷云:‘此乃是君转解’”(刘义庆 刘孝标 余嘉锡 243)。桓南郡只有一两番的交锋,所以“自叹才思转退”。又,《晋书》载:孙盛“博学,善言名理。于时殷浩擅名一时,与抗论者,惟盛而已。盛尝诣浩谈论,对食,奋掷麈尾,毛悉落饭中,食冷而复暖者数四,至暮忘餐,理竟不定。盛又著医卜及《易象妙于见形论》,浩等竟无以难之,由是遂知名”(房玄龄 2147;vol.82)。又载,阮瞻“素执无鬼论,物莫能难”(房玄龄 1364;vol.49)。这些都是说,要让对方“无以难之”或“物莫能难”,才算是“知名”。又,不能回答他人之“难”,自然是难堪的,《世说新语》载:“锺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公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刘义庆 刘孝标 余嘉锡 195)。《晋书》也记载这样的故事:

尝有人著靴骑驴至兆门外,曰:“吾欲见刘延世。”兆儒德道素,青州无称其字者,门人大怒。兆曰:“听前。”既进,踞床问兆曰:“闻君大学,比何所作?”兆答如上事,末云:“多有所疑。”客问之。兆说疑毕,客曰:“此易解耳。”因为辩释疑者是非耳。兆别更立意,客一难,兆不能对。(房玄龄 2350;vol.91)

客有这样的本事,当然如此倨傲。有时因为自己不能讲,又要参与“论难”,就以笔代谈,《世说新语》即载:“太叔广甚辩给,而挚仲治长于翰墨,俱为列卿。每至公坐,广谈,仲治不能对;退,著笔难广,广又不能答”(刘义庆 刘孝标 余嘉锡 255)。

即便有时是观点不同,经过沟通,互相理解对方之意,也就无所谓了,如《三国志》注引何劭《荀粲传》:荀粲“到京邑与傅嘏谈。嘏善名理而粲尚玄远,宗致虽同,仓卒时或有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我之怀,为二家骑驿,顷之,粲与嘏善”(陈寿 320;vol.10)。“骑驿”,驿站的车马,此借指沟通之人。《世说新语》称荀粲、傅嘏“有争而不相喻”,“裴冀州释二家之义,通彼我之怀,常使两情皆得,彼此俱畅”(刘义庆 刘孝标 余嘉锡 199—200)。又,《晋书》载另一种“折中”式的沟通:“王坦之又尝著《公谦论》,袁宏作论以难之。伯览而美其辞旨,以为是非既辩,谁与正之,遂作《辩谦》以折中曰”(房玄龄 1993;vol.75)。

因为是为“论难”而“论难”,所以要“设难”,即《世说新语》所载:“有北来道人好才理,与林公相遇于瓦官寺,讲《小品》。于时竺法深、孙兴公悉共听。此道人语,屡设疑难,林公辩答清析,辞气俱爽”(刘义庆 刘孝标 余嘉锡 218)。又载,于法开始与支道林争名,在支道林讲《小品》时故意为其“设难”,“因示语攻难数十番”,告知弟子哪些是“旧此中不可复通”(刘义庆 刘孝标 余嘉锡 229)。

本来,玄学对于人生人心来说,讲究对玄远超迈的体悟与欣赏,于是,当人们从论难中体悟到玄远超迈时,只赞赏“论难”之美而不需要去辩其理之所在。也只是在玄学时代,人们把“论难”仅仅当作过程来享受,如《世说新语》载:支道林、许询、谢安共集王濛家,辩论《庄子》的《渔父》篇。各人讲完,“谢后粗难,因自叙其意,作万余语,才峰秀逸,既自难干,加意气拟托,萧然自得,四坐莫不厌心”(刘义庆 刘孝标 余嘉锡 237)。《世说新语》又载一次相女婿的聚会上的“论难”:“羊孚弟娶王永言女,及王家见婿,孚送弟俱往。时永言父东阳尚在,殷仲堪是东阳女婿,亦在坐。孚雅善理义,乃与仲堪道《齐物》,殷难之。羊云:‘君四番后,当得见同。’殷笑曰:‘乃可得尽,何必相同。’乃至四番后一通。殷咨嗟曰:‘仆便无以相异。’叹为新拔者久之”(刘义庆 刘孝标 余嘉锡 241)。人们把“论难”当做人生的某种欣赏,一有机会就设置这样的聚会“论难”。于是人们只欣赏“论难”这件事本身,而可以“不辩其理之所在”,即《世说新语》所载:“支(道林)为法师,许(掾)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刘义庆 刘孝标 余嘉锡 227)。

“口言”的“论难”中,人们欣赏、赞叹的是口才,比如作《神灭论》的范缜,“子良集僧难之而不能屈”,他就是口才很好,“既长,博通经术,尤精《三礼》。性质直,好危言高论,不为士友所安。唯与外弟萧琛相善,琛名曰‘口辩’,每服缜简诣”(姚思廉 664—70;vol.48),“名曰‘口辩’”的萧琛都很赞叹其口才。也有学问不怎么样而口才好就“论难甚精”的情况,如《晋书》载:阮裕“虽不博学,论难甚精。尝问谢万云:‘未见《四本论》,君试为言之。’万叙说既毕,裕以傅嘏为长,于是构辞数百言,精义入微,闻者皆嗟味之”(房玄龄 1368;vol.49)。还有明知其理不妥帖而“辞不能屈”的情况,《世说新语》载:

殷中军、孙安国、王、谢能言诸贤悉在,会稽王许殷与孙共论《易》象妙于见形。孙语道合,意气干云,一坐成不安孙理,而辞不能屈。会稽王慨然叹曰:“使真长来,故应有以制彼。”即迎真长,孙意己不如。真长既至,先令孙自叙本理,孙粗说己语,亦觉殊不及。向刘便作二百许语,辞难简切,孙理遂屈。一坐同时抚掌而笑,称美良久。(刘义庆 刘孝标 余嘉锡 238)

当真正在“辞难”上屈服对方,“论难”双方都“抚掌而笑,称美良久”,这即是对“论难”的享受。

上述所论,有的是诸子论难、经学论难的情况以及展示风度,有的是玄学论难、佛学论难,各不相同,还须仔细辨析。由于论难针对的对象不同,其论难的“原生态状况”也有一定的差异。如经学派别林立,因而强调所习经典之“家传师授”,诸生谨守“家法”,所谓“沉溺所习,玩守旧闻”,而不可“不修家法,私相容隐”,其论难以排斥他说为要务,故很难在论难中有潇洒气派;经学儒生,又因其以释“先圣之积结”为习经目的,所以一般不会只欣赏论难本身而不辨其理之所在,他们的论难主要凭学问而非口才。诸子论难理所当然地强调对自己学说的固守,而与佛教有关的论难,因涉及“华夷之辨”等关乎佛教存在合理性之诘难的大是大非的沉重论题,论难双方亦不可能“不辨其理”。应该说,和其他论难相比,玄学论难最为轻松、活泼、愉快、潇洒。玄学论难以思辨为特色,因思辨所具的辨证因素,其“理”往往似冤而亲,所以,论难双方无需——事实上也难以就论题争论出个结果来。结果是次要的,对论难过程——展示才华的过程——的享受才是最重要的,这也许是玄学论难令人痴迷的魅力所在。

三、“难”的各种功能

“难”这种行为动作之所以发生,在作家来说是有目的性的,这就是作家所期望的“难”的功能。是否能实现“难”的目的性功能,可以从两方面来探讨,此处先来探讨“难”这种行为动作本身就具有的目的性功能。

其一,论辩。《三国志》注记载关于曹氏出于何族的讨论、争辩,有所谓“[蒋]济难[高堂]隆,及与尚书缪袭往反,并有理据”以及“[蒋]济又难”云云(陈寿 456;vol.14)。此中蒋济两次的“难”,即诘问、辩难、质询。《后汉书》所载亦是:“帝即召上殿,令与诸儒难说,[戴]凭多所解释。[……]正旦朝贺,百僚毕会,帝令群臣能说经者更相难诘,义有不通,辄夺其席以益通者,[戴]凭遂重五十馀席。故京师为之语曰:‘解经不穷戴侍中’”(范晔 2552—53;vol.79)。又有所谓“难驳”,指诘难批驳的文章。《晋书》称华峤有“所著论议难驳诗赋之属数十万言”(房玄龄 1264—65;vol.44)。又,《三国志》载:“命恪行酒,至张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饮,曰:‘此非养老之礼也。’[孙]权曰:‘卿其能令张公辞屈,乃当饮之耳。’恪难昭曰:‘昔师尚父九十,秉旄仗钺,犹未告老也。今军旅之事,将军在后,酒食之事,将军在先,何谓不养老也?’昭卒无辞,遂为尽爵”(陈寿 1429—30;vol.64)。论辩就要看谁能折服对方,此即“难折”,《世说新语》载:“裴成公作《崇有论》,时人攻难之,莫能折。唯王夷甫来,如小屈。时人即以王理难裴,理还复申”(刘义庆 刘孝标 余嘉锡 201)。“难折”甚至以诛杀相威胁。如《后汉书》载:“诏下其议,[袁]安又与[窦]宪更相难折。宪险急负势,言辞骄讦,至诋毁安,称光武诛韩歆、戴涉故事,安终不移”(范晔 1521;vol.45)。

其二,责难、诘问。这是不需要回答的,如杨伯峻注《孟子·离娄下》“于禽兽又何难焉”,写道:“难,责难之意”(杨伯峻 198)。又如《三国志》载:诸葛恪“意欲曜威淮南,驱略民人,而诸将或难之曰:‘今引军深入,疆场之民,必相率远遁,恐兵劳而功少,不如止围新城。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图之,乃可大获。’恪从其计,回军还围新城”(陈寿 1438;vol.64)。

其三,疑问、疑难及其提出。《墨子·小取》:“若若是,则虽盗人,人也。爱盗,非爱人也;不爱盗,非不爱人也;杀盗人,非杀人也,无难”(《墨子》134)。“无难”即没有疑问。《三国志》注引《辂别传》曰:“[王经]欲使辂卜,而有疑难之言,辂笑而咎之曰:‘君侯州里达人,何言之鄙![……]苟道之明,圣贤不让,况吾小人,敢以为难!’”(陈寿 815;vol.29)。“疑难之言”即疑问之言,“敢以为难”即岂敢用有疑问之言。用为动词,就是有疑而问,如《史记·夏本纪》:“禹拜曰:‘於,予何言!予思日孳孳。’皋陶难禹曰:‘何谓孳孳?’”(司马迁 79;vol.2)。皋陶的“难”,只是有疑而问。所谓“难疑”,犹质疑。《史记》载,战国赵括自少时学兵法,言兵事,“尝与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难”(司马迁 2447;vol.81),赵奢诘问不倒赵括;《后汉书》载,邓皇后六岁能《史书》,十二通《诗》、《论语》,诸兄每读经传,“辄下意难问”(范晔 418;vol.10),即提出疑问、请教。汉王充《论衡》有“以为圣贤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135)。“难问”,就疑难问题相问。又如有人对华佗同一种病用不同的药有所疑问,即“或难其异”(陈寿 800;vol.29)。

以上是“难”这种行为动作本身就具有的功能,以下探讨“难”这种行为动作本身虽不见得具有某种功能,但人们运用“难”所期望达到的目的、实现的功能。

其一,测试。东汉徐防上疏曰:“臣以为博士及甲乙策试,宜从其家章句,开五十难以试之。解释多者为上第,引文明者为高说:若不依先师,义有相伐,皆正以为非”(范晔 1501;vol.44)。徐防“开五十难”就是用于“博士及甲乙策试”。又,后秦苻坚“亲临太学,考学生经义优劣,品而第之。问难五经,博士多不能对”(房玄龄 2888;vol.113)。

其二,调笑乃至戏弄。《三国志》载:“[费]祎为昭信校尉使吴。孙权性既滑稽,嘲啁无方,诸葛恪、羊衟等才博果辩,论难锋至,祎辞顺义笃,据理以答,终不能屈”(陈寿 1060—61;vol.44)。孙权让诸葛恪、羊衟等“论难锋至”,就是想调笑乃至戏弄费祎,此从下文可见,《三国志》注引《江表传》载:“费祎聘于吴,[……]酒酣,祎与诸葛恪相对嘲难,言及吴、蜀。祎问曰:‘蜀字云何?’‘恪曰:‘有水者浊,无水者蜀。横目苟身,虫入其腹。’祎复问:‘吴字云何?’‘恪曰:‘无口者天,有口者吴,下临沧海,天子帝都’”(陈寿 1251;vol.53)。又如《三国志》载:“[孙皓]又于酒后使侍臣难折公卿,以嘲弄侵克,发摘私短以为欢”(陈寿 1462;vol.65)。又,隋人侯白《启颜录》有“沦难”篇,可见人们把某种“论难”当作笑话看。

其三,设客“难”己,以引发自己以解疑表达思想感情。如东方朔《答客难》,假设有客“难”己以引发自己的意见。晋皇甫谧“遂究宾主之论,以解难者,名曰《释劝》”(房玄龄 1422;vol.51)。又有局部上的“设客难己”,如汉时贾让奏文中载有“难者将曰:‘若如此,败坏城郭田庐冢墓以万数,百姓怨恨。’[……]难者将曰:‘河水高于平地,岁增堤防,犹尚决溢,不可以开渠’”(班固 1694—95;vol.29)。这里有两个“难者将曰”,是贾让预设的责难、诘问会是什么,有了这预设的“难”,就利于自己回答了。又,《晋书》载江统作《徙戎论》,“其辞曰”的文中有“难者曰”云云(房玄龄 1529—34;vol.56),《晋书》载范宁又“陈时政曰”,文中亦有“难者必曰”云云(房玄龄 1986;vol.75),都是设客难己。

其四,“难”又有引发对方发表高见的作用。如《晋书》载,向秀与嵇康讨论“养生”而“辞难往复”,“盖欲发康高致也”,是为了让嵇康的高见有机会表达出来,因为嵇康这个人往往不愿意自己去表达某种看法。向秀将注《庄子》,嵇康曰:“此书讵复须注,正是妨人作乐耳”(房玄龄 1374;vol.49)。

四、“难”的内形式与外形式

或提出问题以发“难”,或回答问题以发“难”,总之,在文体中表现为以自己的话语“难”住了对方,这是作为“难”这种文体的内涵,也可以说这是“难”的内形式。“难”的内涵的表达形式,或注明是“难”体,如《韩非子》的《难》,或《答客难》之类,这是纯粹的“难”,世人所述多矣。但“难”的这种内涵,又往往以其他文体来表达,或者说,“难”主要构成“难”体,但又能出现在其他多种文体中,这完全要看作者的主观目的,这是此处关注的重点。

其一,“论难”体。“论难”往往连称,如《汉书》载朱云“既论难,连拄五鹿君”(班固 2913;vol.67);又如《晋书》载虞喜“专心经传,兼览谶纬,乃著《安天论》以难浑、盖”(房玄龄 2349;vol.91)。又有成著作形式的“论”体,如入《隋书·经籍志》子部的《盐铁论》,入《隋书·经籍志》经部的《白虎通义》等。

其二,“赋”体。《史记》载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的情况:“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无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司马迁 3002;vol.117)。“为齐难”,即为齐国责难、诘问,所发出的言语即“难”体,涵括在赋中。

其三,“箴”体。《汉书》载“扬雄作《酒箴》以讽谏成帝,其文为酒客难法度士”(班固 3712;vol.92)。“难法度士”,当是“难”体的格式,但全文不可见,只有节录,又题名为“酒箴”,往往被忽略了“难”体的性质。

其四,“牒”体。《后汉书》载:“[马]援还,从公府求得前奏,难十余条,乃随牒解释,更具表言”(范晔 837;vol.24)。

其五,“策”体。《史记》载以“难”为“策”:“[公孙]弘数谏,以为罢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愿罢之。于是天子乃使朱买臣等难弘置朔方之便。发十策,弘不得一”(司马迁 2950;vol.112)。

其六,“章句”体。《后汉书》载:曹充持《庆氏礼》,“作章句辩难,于是遂有庆氏学”(范晔 1201;vol.35)。

其七,“记”体。《后汉书》载:“[袁京]习《孟氏易》,作《难记》三十万言”(范晔 1522;vol.45)。又载:“[张奂]著《尚书记难》三十余万言”(范晔 2142;vol.65)。又载郑众作《春秋难记条例》(范晔 1224;vol.36)。

其八,“设论”体。《后汉书》载:“[蔡邕]感东方朔《客难》及杨雄、班固、崔驷之徒设疑以自通,乃斟酌群言,韪其是而矫其非,作《释诲》以戒厉云尔”(范晔 1980;vol.60)。《文选》有“设论”体,蔡邕所说的文辞都在此中。《后汉书》又载:侯瑾“以莫知于世,故作《应宾难》以自寄”(范晔 2649;vol.80);《晋书》载,束皙“性沈退,不慕荣利,作《玄居释》以拟《客难》”(房玄龄 1428;vol.51)。

其九,“表奏”体。《三国志》载“[孙]所表奏,多见难问”(陈寿 1153;vol.48)。

其十,“书”体。《后汉书》载:“[班昭]作《女诫》七篇,有助内训。[……]马融善之,令妻女习焉。昭女妹曹丰生,亦有才惠,为书以难之,辞有可观”(范晔 2786—2792;vol.84)。《三国志》注引何劭《王弼传》:“[王]弼注《易》,颍川人荀融难弼大衍义。弼答其意,白书以戏之曰”(陈寿 795—96;vol.28)。王弼答其“难”是用书信体。《三国志》载:“[滕]胤自以祸及,因留融、晏,勒兵自卫,召典军杨崇、将军孙咨,告以[孙]为乱,迫融等使有书难缣”(陈寿 1446;vol.64)。以“书”的形式论难佛理在晋时很盛行,如《出三藏记集》卷十二有《郗与开法师书》,《高僧传》之《于法开传》云:“后移白山灵鹫寺,每与支道林争即色空义,庐江何默申明开难,高平郄超宣述林解,并传于世”(慧皎 168;vol.4)。

其十一,“难”与倡优戏剧。《三国志》载:

先主定蜀,承丧乱历纪,学业衰废,乃鸠合典籍,沙汰众学,[许]慈、[胡]潜并为学士,与孟光、来敏等典掌旧文。值庶事草创,动多疑议,慈、潜更相克伐,谤讟忿争,形于声色;书籍有无,不相通借,时寻楚挞,以相震攇。其矜己妒彼,乃至于此。先主愍其若斯,群僚大会,使倡家假为二子之容。效其讼阋之状,酒酣乐作,以为嬉戏,初以辞义相难,终以刀杖相屈,用感切之。(陈寿 1023;vol.42)

当论难之时出现意气之争以至于“时寻楚挞,以相震攇”这种严重后果时,调解者以戏剧形式揭露其弊,这是一种以“刀仗相屈”使之极端化而感化论难双方的特殊应对策略。但我们也看到,现实生活中的“论难”如何被艺术汲取而成为戏剧矛盾的。

因为诸文体的功能、目的、用途等不一样,“难”在上述诸文体中的表达、叙写方式也就可能不一样,并不能简单认为就是命名不同而已。“难”在生成时,有着“口言”与“笔书”的不同情况,其实际语境、情景、场景,再加上实际产生的“难”体文字,就应该是“难”体的原生态状况。这种语境、情景、场景,又含有“难”体文字的实际功能及其文体呈现,而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难”体文字,一般是删略去这些极有意味的语境、情景、场景的;没有了这些语境、情景、场景,对文体的理论阐述,毕竟是一种缺憾,对文体的理解也是不完整的。因此,这里提出研究文体应该探讨文体的原生态生存状况,应该探讨文体生存的那些语境、情景、场景,应该探讨作家的整个活动情况,如此则我们对文体必定会有更深入、广泛的认识。因此,文体探讨不应仅仅只局限于其文本形式的探讨,把其置于作家活动的过程与结果中来考察,会得到更有意味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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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与“笔书”--论中世纪“难”文体的原生态_后汉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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