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与经济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经济体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世界近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史中，曾经有过几次辉煌的经济增长的范例。首先是英国经济的崛起以及由此带动的西欧各国的经济增长。19世纪后期以来，美国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取代了英国经济的世界霸主地位。这一时期，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的经济崛起引人注目。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苏联经济的高速成长及非凡的业绩同当时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形成鲜明的对比，并逐步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曾经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但苏联经济的发展却没能保持应有的活力和繁荣，长期被短缺经济所困扰，直至最后消亡。整个20世纪，美国经济经历了“大衰退”和“滞涨”的考验，但却有不俗的表现，90年代以来更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国际区域性的经济增长，最鲜明的实例是欧共体各国的发展和极度贫困落后的东亚地区的经济崛起。以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为开端，经济学家们一直在探寻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探寻经济发展的最终动力，探寻某一国家、某一区域、某一时期内的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高于另一国家、另一区域、另一时期的根本原因。
一、经济增长的要素生产率决定论：从经济增长模型的构建到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
1.哈罗德—多马模型
萨缪尔森指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诞生， 可以追溯到英国的R·哈罗德爵士和美国的多马教授对建立平衡的（或‘指数的’）增长概念的重要贡献。”（注：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下册，第12版，中文版，1384页，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哈罗德以储蓄分析为起点，把有关的经济因素归纳为三个变量：（1）储蓄率，以S表示，S＝S／Y（Y代表国民收入）；（2 ）资本—产出率（资本系数，投资系数），指资本（K）对产量（ Q）的比例，以K表示，K＝K／Q；（ 3）总产量（收入）的增长率，即经济增长率，以G表示，G＝△Y／Y。 上述三个变量综合在一起的数学公式即哈罗德模型的基本公式：G＝S／K。 由于哈罗德模型有两个假定前提：一是消费倾向不变，从而储蓄率不变；二是生产技术不变，从而资本系数不变，即单位产量所需投入的资本量不变，所以哈罗德公式表明，要保证社会经济年复一年地均衡增长，三个变量必须保持这样的关系：G＝S／K。 其含义是，在S和K每年保持不变的条件下，要保证社会经济稳定增长，就要求每年按G的发展速度增长，设S为15%，K为3，则要求产量每年增长5%，这样所需投资在收入中占的比重为：3×5%＝15%， 恰好等于即定的储蓄率，即5%的增长率可以保证每年的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
多马从投资分析入手，分别以I和△I代表投资和投资增量； 以△I／I代表经济增长率； 以δ代表资本生产率（也就是资本—产出比例的倒数）即δ＝I／K，从而得出多马模型：△I／I＝δS。
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公式：G＝S／K＝Sδ。（注：凯恩斯的S＝I的公式运用的比较静态的分析方法，以水平分析说明经济的均衡增长，也就是使本年的总供给＝总需求的条件，没有引进时间因素。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用了随时间推移的增长率分析方法，从而使凯恩斯的理论“动态化”和“长期化”。）它的意义在于说明，社会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下去的必备条件是，一国的一定时期的储蓄应全部转化为投资，从而强调储蓄即资本积累、资本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2.资本积累增长模型
哈罗德—多马模型所阐述的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条件，实质上说明了储蓄转化为资本积累、资本投资的重要性，没有资本积累就没有现代经济的增长。正如萨缪尔森在总结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时指出的：古典学派致力于研究稀缺的土地问题，“但是，自从19世纪初期以来的经济增长史，是资本而不是土地居于支配地位的历史。”“在斯密—马尔萨斯模型中，劳动相对于土地而增长。在更为现代的模型中，却是资本相对于劳动而增长”。（注：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下册，第12版，中文版，1323页，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资本积累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动力，那么，在假定技术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资本积累的长期趋势如何呢？资本积累增长模型最初的基本假定是资本的劳动（L）共同进行生产， 即资本和劳动两种要素的投入。但是当出现“资本深化”即资本增长比劳动增长更快时，如果没有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因素，就会出现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资本利润的下降趋势。只有技术进步，技术发明才能提高资本生产率，进而阻止收益递减规律作用的发生。“在收益递减和技术进步之间展开的竞赛中，技术以数步之遥取得胜利。换句话说，至今为止，历史就是这样前进的。”（注：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下册，第12版，中文版，1328页，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因此，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把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结合起来说明经济增长的原因（见图1、图2）。结论是经济增长取决于资金存量增长率、劳动供给增长率，更取决于这些要素生产率所主要依赖的技术进步的速度。约翰·希克斯在《经济增长的源泉》中写道：“经济进步的源泉是发明。”
图1
注：资本积累提高产量和工资，但压低资本的利润（或利息率）。
（a）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 以固定数量的劳动加上数量较多的资本会使资本收益递减。实际利息率会随资本的增加而下降，如DD曲线的箭头所示。资本积累迫使实际利息率（或资本利润率）从A降至B，再降至E，最后，利息率如此之低（在SS上）， 以至没有进一步的资本积累发生。
（b ）我们可以在右边的生产要素—价格的边缘图上看到工资变化的状况。资本积累在使资本利润下降的同时驱使工资上升。（以上图形引自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2版，1325页，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
图2
注：技术进步使曲线向外移动提高了产量和工资。
新发明的技术进步提高了资本的生产率以及能够补偿生产要素的产量。因此，资本生产率迅速从DD上升到D′D′又到D″D″，生产要素—价格从ff移到f′f′又到f″f″，这些向右的移动使工资和生产率随时间而提高（这从B′到B″和从b到b′又到b″的移动中以看出来）。
在历史上，技术变化的步伐相当快，足以抵消资本利润的递减——使利息和利润率几乎保持不变，而实际工资稳定增长。（以上图形及说明引自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2版，1327页，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
3.索洛—斯旺增长模型（注：美国经济学家索洛于1950年在《经济增长的一个理论》中首先提出。同年，英国经济学家斯旺（ T.W.Swan）在《经济增长与资本积累》一文中提出类似模型。此外，米德和萨缪尔逊均对其作出过贡献。所以，索洛—斯旺增长模型又称为“新古典综合”—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增长模型。）
由于哈罗德—多马模型假定储蓄率（S）和资本—产出比率（K）固定不变，经济增长率G必须与之相吻合的经济增长途径过于狭窄， 三个变量的数值恰好满足充分就业均衡增长所需要的条件（G＝S／K ）极其困难和偶然，（注：为了进一步分析经济稳定增长的条件，哈罗德将增长率分为三种：（1）合意增长率，又称保证增长率，公式是Gw＝Sd ／Kr，Sd表示人们力求保持的合意的储蓄率，Kr表示投资家觉得合意所需要的资本—产出率。它说明需要怎样一个增长率才能适应人们所愿意进行的储蓄＝投资的需求；（2）实际增长，公式是G＝S／K，S和K分别为实际的储蓄率和投资系数；（3）自然增长率，公式是Gn＝So／Kr， So表示在一定制度安排下最适度的储蓄率，Kr是预期的合意资本—产出率。将（1）和（2）两种增长率加以比较可以说明，要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必须使G＝Gw。若G＜Gw，意味着实际储蓄率（投资率）低于合意储蓄率（投资率），会形成积累性紧缩，引起经济衰退和失业。若G ＞Gw，意味着S＞So，会形成积累性经济扩张。将（2）和（3 ）两种增长率相比较可以说明，要实现经济的充分适度增长，必须使Gw＝Gn。当时，表明超过了人口和技术所允许的增长程度，会受到劳动力不足和技术限制而产生储蓄过度，经济增长停滞：当Gw＜Gn时，表明储蓄未达到人口和技术所允许的水平，出现劳动和技术的闲置。哈罗德把G＝Gw＝Gn 视为理想的均衡增长，是既能发挥生产能力，实现充分就业，又能避免通货膨胀的稳定的经济增长。但在哈罗德模型中，G取决于有效需求； Gw取决于投资意向；Gn取决于人口和劳动生产率。三者要达到统一，难上加难。被称为走在一条“刀刃”上的增长道路。）美国经济学者索洛和英国经济学者斯旺于1956年提出了新的经济增长模型。他们假定生产中使用劳动（L）和资本（K）两种要素，L和K的配合比例及K和Q（产量）的比例可以变动，然后，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P＝AL[a]C[1-a]）（注：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统计学家道格拉斯和柯布根据历史统计资料，研究1899—1922年美国资本和劳动对生产的影响，而得出了这一期间的生产函数：P＝Al[b]C[1-a]，式中P代表产量， L代表劳动投入量，C代表资本投入量，A与a为正的常数（且a＜1）。柯布和道格拉斯根据这期间的统计资料，得出几个具体数字：A＝1.01，a＝3／4。代入上式：P＝1.01L[3/4]C1／4＝1.01。其含义是收益与生产规模成固定比率。当资本投入固定不变时，劳动每加15，产量将增加1%和3／4； 当劳动固定不变时，资本每增加1%，产量将增加1%和1／4。这说明劳动和资本在总生产中所摊的比例为3∶1。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是为了解释从20世纪初以来的美国国民收入中工资所占份额始终保持相对稳定，而作为一种经验假说提出来的。）的基础上建立其经济增长模型，公式是△Y／Y＝a（△K／K）+b（△L／L）。△Y′Y＝增长率（G），a，b 分别表示资本与劳动对产量（收入Y）增长所作贡献的相对份额。 同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a和1—a的作用一样，1960 年米德在《经济增长的一个新古典理论》一文中，将其加入了技术进步因素。其公式是：△Y／Y＝a（△K／K）+b（△L／L）+△T／T，其中△T／T表示技术进步率。从而得出同资本积累增长模型殊途同归的结论：资本、劳动及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4.新剑桥增长模型
由罗宾逊、卡尔多和帕西内蒂等学者倡导的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增长模式的特点在于，对任何即定经济增长率（G）和资本系数（K）的比率，可以通过改变储蓄率（S）来达到充分就业的稳定增长。而S的改变则是通过改变资本（利润）和劳动（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来实现的。在新剑桥增长模型中，社会成员被分为利润收入者和工资收入者两大阶级，并以S[,p]表示利润收入者的储蓄率，以S[,w]表示工资收入者的储蓄率，S表示社会总储蓄率，以P／Y 表示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W／Y表示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则有S＝P／Y·S[,p] +W／Y·S[,w]。可见，在S[,p]和S[,w]为即定的条件下， 可以通过改变P／y和W／y的比例来改变S，使得经济增长达到即定的增长率。这样，就使国民收入的分配成为实现充分就业、稳定增长的一个条件，进而使经济增长模型中引进了收入调节和收入分配合理的因素。
5.丹尼森的经济增长的生产要素分析
1960年初，美国经济学者丹尼森根据美国1909—1929年、1929—1969年、1948—1981年等各个时期的历史统计资料，采用全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和比较分析，并从中寻找出刺激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生产要素。丹尼森把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分为两大类、三要素和七个单项因素，并分别测量各要素对经济的贡献度。结论是：美国经济增长（产量增加）的大约1／3可以归之于劳动和资本的增长，其余的2／3可以归之于教育、创新、规模经营、科学进步以及其他要素（见图3、表1）。
图3
表1 增长的源泉（1948—1981年）
要素对实际(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的贡献
作出贡献的要素百分点(每年) 占总体的百分比
实际GNP 3.2 100
投资的贡献 1.1
34
资 本
0.5
15
劳 动
0.6
19
土 地
0.00
总要素生产率
教 育
2.1
66
知识和其他 0.6
19
要素的进步 1.5
47
说明：①教育和知识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资本使用的贡献。
②核算技术的研究把产量的增长分解成对其有贡献的诸要素，这些研究发现资本仅仅是一个作用有限的贡献者，占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总额的1／6左右。教育、技术变革和其他要素贡献了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总额的2／3，人均产量增长额的4／5。
资料来源：爱德华·F·丹尼林：《美国生产率增长的中断》， 载《经济学杂志》，1983（3）。转引自萨
尔森、 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2版，中文版，1338页，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
上述经济增长模型，从不同分析角度证明，经济增长来源于资本和劳动的要素投入量和要素生产率，教育、科技、组织和管理的作用越来越大。毫无疑问，这些分析都具有不可争辩的真理性。然而，对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发展所缺乏的正是资本、技术和储蓄能力。不仅如此，一些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甚至常常陷入储蓄不足、资本积累不足而导致的“贫困恶性循环”（注：美国经济学者纳克斯（R.Nurkse）在他的《不发达国家资本形成》（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一书中提出了此观点。纳克斯认为，落后国家阻碍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是资本的稀缺。即在资本的供给上，由于国家的低储蓄能力造成资本供给不足，由于生产力低下→低所得→低储蓄能力→资本供给不足→低生产力。在资本需求上，由于弱投资诱因造成资本需求不足，于是生产力低下→低所得→低购买力→弱投资诱因→资本需求不足→低生产力。由此形成“贫困的恶性循环”。笔者认为，纳克斯只是准确的描述了事物的表象，而没有揭示事物的本质。落后国家阻碍经济发展的表象是资本稀缺，本质因素是缺乏资本生成和引进的机制，或者说是缺少创造资本成长的经济制度的生产方式。）和“低层次均衡陷阱”（注：美国经济学者利本斯坦（H.Leibenstein）1957 年在他的《经济落后与经济增长》一书中提出的落后经济所处的一种特有的状态。作者认为，在低层次的均衡状态下，每次外来的经济刺激的结果，最终会回到每人所得仅能维持生存的均衡点上，引起一个反复轮回的恶性循环。因为当注入外部的经济刺激时，资源数量随着增加，人均所得亦可超出生存水准，但这种每人所得的上升却成为促使人口增长的诱因，直至再次使人均所得向生存水准接近。笔者认为，是落后经济的生产方式、经济制度在不断地复制出这种“贫困的均衡”。）的困境，而西方的现代经济增长模型，只是强调资本、技术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却无力回答资本和技术的源泉何在，资本形成和技术创新的动力何在，怎样才能促使资本形成和推进技术进步等问题。战后，哈罗德—多马模型常常被用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规划工作，规划工作者预定一个增长目标：例如，预定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7%，然后确定一个资本—产出率为3，则要求储蓄率能提高到3×7%＝21%。但事实常常证明，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对发展中国家并不适用。因为（1）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极度贫困， 自身没有储蓄能力和储蓄转化为资本的能力，没有资本运营的组织、结构和人才，没有技术运用、创新和引进的动力。实际上缺乏资本形成和技术创新、引进的经济制度和发展机制。许多经济学家在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引进效果，即技术引进能否迅速提高生产力、多大程度上提高生产力进行研究后发现，如果没有相应技术进步的机制，引进技术的效果并不理想，甚至带来资源浪费、成本过高的新问题。（2）有些发展中国家虽然不乏市场机制，但却是一种两极分化严重、社会矛盾尖锐、缺乏宏观调控和社会公正的低层次的市场经济。早期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和市场经济“古典体制”的“市场失灵”使经济发展受到阻碍。（3 ）传统的计划经济国家及某些采用计划经济体制的发展中国家，尽管始终坚持高积累和高投入的发展战略，其经济增长率甚至不逊色于发达国家，但由于缺乏市场机制，因而不仅缺少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应有的经济繁荣，甚至常常被物质短缺所困扰，出现了“无发展的增长”的危机”计划体制的僵化和政府干预的失灵同样使经济发展受阻。（4 ）即便是市场经济成熟的发达国家，要想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和技术领先地位，也需要相应地调整经济结构，变革经济体制。
60年代以来，人们开始对抽象掉制度因素，或者把制度因素视为外生变量的各种现代经济增长模型提出质疑，并且在生产要素之外思考和寻找影响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因素。
二、经济增长的体制决定论：从财富的性质及来源的研究到经济体制与经济业绩之间关系的函数式的提出
关于经济增长的制度决定论思想，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对财富的性质及来源的研究。虽然斯密没有直接指出制度因素和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动态之间的关系，但是，斯密否定“重商主义提出的富国两大手段”即“奖励输出和阻抑输入”（注：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文版，下卷，20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的财富增长观，而把财富的增长同生产分工、由分工形成的市场及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联系在一起。实际上，重商主义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是两种不同的经济制度。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带来的经济增长，是近现代以来改变整个世界面貌的无与伦比的经济增长。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其宏大的历史跨度，关注经济、社会制度的发展、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和人类未来命运的主题。并且始终以资本与劳动相交换的生产方式即市场经济制度，论证资本主义经济的生成和发展。马克思指出：“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 上册，362～3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可见，资本的形成与积累是一定经济制度、经济结构的产物。马克思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就是论证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的生产方式的对抗性质、内在矛盾、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因素及历史的暂时性。马克思把克服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固有矛盾寄托于创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原则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上册，362～3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新的社会经济制度上。
马克思以后的制度经济学家们，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演进及制度弊端上，却没有进一步把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同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演进联系起来。针对新古典学派忽视制度因素，总是把制度省略或剔除掉，而制度学派虽然承认制度变迁是重要的，但却与经济增长的研究相脱节的状况，美国经济学者舒尔茨于1968年在其《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不断提高》一文中指出：“经济学家在陈述经济模型时的一个积习难改的特征是，他们不提及制度，但尽管有这一疏忽，现代经济学仍在着力于为制度变迁寻找理论支持。不过一个无法掩饰的事实是，他们在考虑制度时，分析的橱子是空荡荡的，里面只有几个被视为无用的标有‘制度经济学’的旧盒子。”（注：T·W·舒尔茨：《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派泽文集》，中文版，252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现代经济学的所有分析工具还没有展开对制度变迁和增长动态之间关系的分析。”（注：T·W·舒尔茨：《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载R·科斯、A·阿尔钦、D ·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派泽文集》，中文版，255页，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上述状况有所改观。一批经济学者开始意识到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内在的决定性的影响，并开始建立溶进制度因素的新的增长模型。（注：参见张宇燕：《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 221～22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1971年， 佳林·库普曼和约翰·迈克尔·蒙泰斯提出了表述经济体制和经济业绩之间关系的函数式：O＝f（E，S，Ps）。式中：O表示业绩；E表示环境；Ps表示政策；S表示体制。该式的含义是，经济结果、 业绩即增长与发展决定于环境、体制和政策。如果假定环境不变，而政策是由政府制定并实施的规则，可以纳入体制之内，则可以得出对经济业绩起主导作用的是体制因素的结论。由于体制（System）的含义和制度（Institution ）接近或兼容，可以为制度所替代，则可以由此得出新的函数式：O＝f（Inst）。从而更加清晰明确地表达了经济增长的制度决定论思想，即制度是决定经济业绩的最根本的因素。1973年，道格拉斯·诺思和罗伯特·托斯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对经济制度与经济崛起和国家、地区的兴衰做了系统的极具说服力的分析。他们拒绝承认技术创新、规模经济和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而只是把上述因素看成是经济制度提供刺激后的结果。他们认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而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安排。
从生产要素在不同的经济制度下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程度上看，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生产要素是劳动和自然力；在封建经济条件下，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生产要素是土地和劳动；而市场经济条件下，增长的主要生产要素是资本和劳动。这种影响经济增长的占主导地位的生产要素随经济制度的演变而不断变换角色的史实，已经隐含着经济增长渊源的体制决定论的朦胧真理。在市场经济“现代体制”下，由于劳动立法、劳动时间缩短和工资刚性的作用，资本对劳动的过度剥削以及资本通过延长工时和压低工资的方法获取更多剩余价值的状况受到制度上的抑制。随着“资本深化”即资本增长大于劳动增长而引发资本收益递减规律作用的发生，资本追求利润的方法只能通过改进技术、增加人力资本投入、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强管理、调整结构来实现。可见，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安排的结果。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内在的刺激技术进步的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经济增长是由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决定的。
从生产要素的结合方式上看，生产要素的不同的结合方式决定了经济制度的不同性质。在封建经济的生产方式下，生产要素的结合是一种超经济的强制。在现代生产方式下则是资本和劳动的交换。即生产要素之间的结合是通过将生产要素作为商品在市场上自由买卖实现的。这是市场经济形成的关键，也是经济制度的一场伟大的变革。神奇的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的奇迹正是在这种生产要素相交换的生产方式上呼唤出来的。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演进，生产要素交换的内涵也相应地变化。在市场经济“古典体制”下，生产要素的交换主要表现为单个的私人资本与劳动相交换；在市场经济的“现代体制”下，则表现为私人资本、社会资本（股份资本、合作资本、国家资本、垄断资本）与劳动的相交换，以及产权、技术专利等等要素的交换。生产要素不同的结合方式和结合内容所反映出来的不同的经济体制，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资本与劳动的交换，有效地或者说在一程度上克服了市场经济“古典体制”下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的固有矛盾，同时，由于竞争环境下的产权、技术等要素的自由流动，使资本始终掌握在最能加以有效利用的经济主体的手中，从而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经济增长是由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的。
从经济体制的优劣上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是迄今为止最具效益，同时又是相对地公正的经济体制。由于它的基本经济结构是市场经济，故而保持了市场经济的高效性，同时它又溶进了计划经济的宏观管理机制、社会保障和法律保证制度，因此，又保持了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国民收入的相对公正性及平等竞争的法律环境，从而有效地克服了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个别企业的计划性与整个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市场经济的“现代体制”集中了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各自优势，同时又较好的地克服了各自的内在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制度，更重要的是取决于经济体制的优劣。由此，经济体制与经济业绩关系的函数式可以写成O＝f（Im）。Im代表制度的优化、现代化。经济制度的优劣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并不排斥其它的因果关系，而是强调制度的现代化、最优化的决定性作用。
对于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和市场经济后发育国家来说，要大跨度地浓缩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所依赖的最根本的力量就是最具生命力的现代化市场经济体制或者说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现代化（参见表2）。
表2 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
经济制度 影响经济增长 生产要素的结合方式 生产方式
自然经济 劳动与自然力 自然型 自给自足式
的生产方式
封建经济 土地与劳动强制型 封建经济的
生产方式
市 古典 资本(私人性)与劳动、 交易型 私人资本与
场 体制 技术 劳动相交换
的生产方式
经 现代 资本(私人性与社会性相 社会资本、
济 体制 结合)与劳动、技术 私人资本与
劳动相交换
的生产方式
三、经济增长的市场经济“现代体制”决定论：从“古典体制”到“现代体制”的演进
1.从“市场失灵”到“计划和政府失灵”的困惑
200多年前，作为一面倡导自由竞争、 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旗帜——亚当·斯密的巨著《国富论》的问世，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市场调节机制的成熟，自由放任、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终于战胜封建经济制度，突破重商主义国家干预的桎梏，首先在英国，相继在西欧各国崛起，从而使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基本上仰仗市场上的一只“看不见的手”来决定。通过市场调动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和效率，通过市场实现资源的配置和经济的均衡发展，而政府则远离市场，不加以具体的直接的干涉。这种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似乎具有无比神奇的法术，呼唤出巨大的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写道，“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上册，256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2。）但是，这种古典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逐渐被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以及个别企业生产的计划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两大基本的社会矛盾所困扰，甚至带来残酷剥削、贫富两极分化、社会矛盾尖锐、过度竞争造成的资源浪费以及破坏力极大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等一系列的社会弊端。正因为如此，以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为标志，古典的自由竞争型的市场经济体制走到了它的历史尽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空前的单靠市场调节机制难以解脱的经济危机的灾难之中。人们发现“市场失灵”、“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萨伊定理）的供求自然平衡的和谐已不复存在。
历史是向前发展的，20世纪上半期出现了否定自由放任型市场经济体制的两种形式不同的新的经济体制，一种是20世纪20—30年代列宁、斯大林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创立的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一种是1933年以美国总统罗斯福实施的旨在摆脱经济大危机的政府干预的“新政”为标志，以凯恩斯的宏观需求管理理论为依据，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相继出现了国家干预主义的经济体制（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福利国家体制）。前者是经济体制全新的创造，后者是对古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创新。二者都曾创造过经济繁荣的辉煌业绩，都曾有效地消除和缓解了资本主义固有的两大基本矛盾，30年代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蓬勃发展不仅恰好同资本主义世界毁灭性的经济大危机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且为苏联人民最终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干预及凯恩斯的宏观需求管理不仅摆脱了30年代的大危机，而且，带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相当一段时期的西方国家的普遍繁荣，凯恩斯也因此被誉为“战后繁荣之父”。然而，两种类型的新体制又被各自存在的问题所困扰。计划经济体制在实施几十年后，普遍暴露出效率低下、经济发展缺乏市场动力和压力、官僚主义盛行、计划决策失误等种种体制僵化的弊端。同样，西方国家的政府过度干预及国有化政策实施几十年后，于70年代后期普遍染上了“滞胀病”，即通货膨胀与大量失业、经济发展停滞并存的痼疾。由于市场机制受到抑制和价格扭曲，西方福利国家也暴露出效率低下、竞争激励机制弱化的体制上的问题。以至于70年代后期，西方国家出现了一股强大的“放弃凯恩斯，回到亚当·斯密那里去”的理论思潮。人们发现，“计划和政府失灵”！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府的过度干预正在使经济发展失去应有的动力和活力。
2.从一元调节机制到二元调节机制的转化
“市场失灵”和“计划与政府失灵”证明，单一市场调节机制的经济体制和单一计划调节机制的经济体制以及过度的政府干预，都不利于现代经济的稳定发展，都有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但是，二者又都有其各自不可取代的优越性。没有市场就没有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效率，没有政府的宏观管理和计划调节就没有经济秩序、经济稳定发展和社会公正。在经历了“市场失灵”和“政府与计划失灵”的磨难和迷茫之后，人们试图将单一市场调节和单一计划调节、政府过度干预的经济体制转化为市场与计划。市场与政府二元调节机制有机结合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这种将一种调节机制变成两种调节机制的尝试，目的在于保留和吸纳两种体制的各自优势，同时抑制和克服各自的劣势（不足和缺陷）。正是由于二元调节机制并存与互补的经济结构为克服单一调节机制下的两难选择提供了可能，市场与计划、政府结合的市场经济“现代体制”才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经济体制发展的一种共同趋势，然而，在从一元调节机制向二元调节机制转化的过程中，却出现了反差极大的两种体制的优势与劣势的不同组合效应。
（1）“双优组合效应”， 包含两层涵义：一是指市场与计划两种调节机制相互补充，互不排斥；二是指市场与计划两种体制的各自优势的组合，并通过这种组合抑制两种体制的各自缺陷。当市场缺陷，市场失灵引发体制危机后，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的打击后，自由放任型的市场经济制度国家均在原有的市场制度的基础上，引进了计划调节和以法律形式确定的政府宏观监督机制，在这种市场制度下的市场与计划二元调节机制结合的过程中，都曾实现了某种程度的二元调节机制的优化组合。例如，凯恩斯宏观需求管理型的政府干预的成功与奏效的辉煌时期；战后西欧福利国家的“黄金时代”（20世纪50—70年代）；战后日本、亚洲“四小龙”的政府与市场的和谐等，都显示出市场与计划、市场与政府两种优势互补的魅力。这是二元调节机制最理想的组合效应。
（2）“双劣组合效应”， 亦包含两层涵义：一是指市场与计划两种调节机制相互排斥、互不相融；二是指市场与计划两种体制的各自缺陷的组合，在这种组合中，两种体制的各自优势受到抑制。当计划经济体制出现制度性危机后，最初的改革都是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下引进市场调节机制的，而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计划与市场二元调节机制之间常常是相悖的，格格不入的，甚至出现各自缺点的组合。例如，一些建立了国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第三世界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在从一元调节机制向二元调节机制转化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几乎都经历了计划与市场相互矛盾难以调节及宏观经济混乱无序和微观经济效率低下的市场与政府双失灵的痛苦煎熬。这种情况在中国的具体表现是，在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过渡阶段曾经出现的“一放就乱，一统就死”的恶性循环，二元调节机制的矛盾性、相悖性异常尖锐。在从一元调节机制向二元调节机制转化的过程中，同是二元机制，何以会出现“双优”与“双劣”两种反差巨大的不同组合？笔者认为，其内在的原因在于，在二元调节机制的结合中，究竟以何种经济制度为经济运行的载体和基础。以市场制度为本的二元机制，或者说市场制度下的二元机制，为市场与计划两种体制优势组合奠定了制度基础。因为追求经济效率离不开以经济利益为动力的市场制度，而现代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同社会化大生产的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规律是并行不悖的，只是市场运行机制的调节是通过市场价格波动实现的，价格的巨大波动常常破坏经济的稳定发展，而政府的宏观调控恰好弥补了市场失灵。因此，市场制度下的二元调节机制的并存就具有了实现二者优势组合的可能性。可见，实现二元调节机制“双优组合效应”的前提条件是建立市场经济制度，把市场经济作为经济运行的载体。
（3）“双优组合效应”与“双劣组合效应”的相互转化”：
①从“双劣组合效应”到“双优组合效应”的转化。如前所述，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二元调节机制常常出现二者相悖的“双劣组合效应”，这种状况使得原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最终作出放弃计划体制建立市场体制的抉择。然而，在这种体制转轨中，却出现了两种反差极大的效果：一种是建立了以市场制度为本的市场与计划二元调节机制相结合的市场经济“现代体制”，从而实现了从计划体制下的二元机制的“双劣组合效应”逐步向“双优组合效应”的转化。一种是转向全面的私有化，建立了一种具有向自由放任的“古典体制”复归性质的单一市场调节机制的市场经济体制。对于计划经济体制转轨的国家来说，由于市场体制处于初建阶段，如果放任自流，宏观失控，市场效率亦难发挥，甚至出现或加重市场与计划、政府双失灵并存的现象。上述状况最典型的事例是，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与原苏联、俄罗斯及东欧一些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之间的巨大反差。前者的经济发展保持了长期的10%左右的年增长率，并且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有效地抑制了通货膨胀，实现了低通货膨胀下的高速增长和国际收支适度顺差的内外双平衡的巨大成功。后者则一度伴随着难以忍受的恶性通货膨胀、低增长率、两极分化和微宏观经济混乱的巨大灾难。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同时建立市场经济制度，何以会出现走向成功与伴随灾难两种反差极大的改革效应？笔者认为，要解释其中的内在原因，还要从经济体制及其内在运行机制中寻找。当计划经济国家开始实施经济体制改革时，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制度，已经从它的“古典体制”即以个人私有化产权制度为主导的自由放任的单一市场调节机制的体制，演变为“现代体制”即以法人产权制度为主导的市场与计划二元调节机制并存的体制。因此，在计划经济体制转轨的国家中，虽然改革目标同是建立市场经济制度，但却存在着市场经济制度下的不同体制的选择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向市场经济制度的“现代体制”迈进，原苏联及俄罗斯等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产权制度的全面私有化，是在一定程度上向市场经济制度的“古典体制”复归。因此，必然产生极大的反差。可见，要实现二元调节机制向市场经济制度的“古典体制”复归，必然产生极大的反差。可见，要实现二元调节机制的优化组合，仅仅建立市场经济制度还不够，还必须建立市场经济的“现代体制”。
②从“双优组合效应”到“双劣组合效应”的转化。市场与计划二元调节机制相互结合的目的在于抑制各自的缺点，发挥各自的优势，实现双优组合。然而，即便是市场经济制度下的二元机制，也并非必然出现或长期保持“双优组合效应”，在一定的条件下，二元调节机制的优化组合也会转化为非优化组合，甚至出现二者缺点的组合。例如，战后西方国家在市场制度的基础上建立的需求管理型国家干预体制和福利国家体制（二者在制度结构上既有差异又有相同之处），在运行几十年之后均出现了体制结构危机。市场与计划二元调节机制相结合的最初的市场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优化组合，逐渐转向只追求社会效益而侵害市场效率的“优劣并存”的组合，甚至出现宏观通货膨胀、微观效率低下的市场与政府、计划双失灵并存的严峻局面。20世纪60—70年代开始崛起的东亚各国、地区保持了长期的二元调节机制的优化组合，因此，也创造了30～40年的经济增长奇迹。同样，随着市场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的发展，东亚各国、地区国民经济中的实体经济与货币经济、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之间的比率失衡，东亚经济中二元调节机制的双优组合又转化为双劣组合，出现了市场与政府的双失灵。在市场制度为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同是市场制度下的二元机制，何以会出现从“双优组合效应”到“双劣组合效应”的反差巨大的转化？笔者认为，其中的转化条件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程度，如果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受到抑制或破坏，即便是市场制度下的二元机制的“双优组合”也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可见，市场经济“现代体制”的建立，只是为二元调节机制的优化组合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并非必然出现二元调节机制的“双优组合效应”，要实现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不仅要建立以市场调节机制为主，政府干预机制加以辅助的市场经济“现代体制”，还必须不断地调整经济结构，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保证市场机制不受到抑制和破坏，实现和维持二元调节机制的优化组合。在市场经济“现代体制”下，实现二元调节机制的优化组合，始终是各国的国民经济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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