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诚逝矣 今事犹可追——就《当代中国音乐》史学问题三答孙慎同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中国音乐论文,当代论文,往事论文,同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拜读了赵孙二老《音乐研究》2000年第4期之《几点说明》之后，顿生“早知今日，何 必当初”之慨。我知道赵沨同志近来身体欠安，本应让老人家安心静养、祝 他早日康复才对，但二老以“老骥伏枥”之志，连续在《音乐研究》发表署名文章，指 名道姓批评《当代中国音乐》，并将问题的性质提到该书是否“信史”的高度，事关本 书的整体评价和全国几十个作者近10年的劳动，本书主编李焕之同志又驾鹤西归，我作 为该书编辑部主任和作者之一，正值盛年，如果明明有不同意见却躲在一旁不说，不但 与我性格不符，也实在与二老为我们树立的榜样差之太远——于是便有了那两篇答辩文 章。谁知这场争论竟干扰了赵沨同志的静养与治疗，事虽非心所愿，但心中 不免自责，生出“悔不当初”的感慨来。
不过，从这场争论过程看，举凡我每一篇反批评文章甫一刊出，必有二老针对拙文的 联名反反批评文章紧随其后在同一期刊物上发表，而且两个回合均是如此。这种情况， 除了在编辑出版方面显出突破惯例的不同寻常外，又能见出其作者反应之快捷、文思之 敏锐及论战豪情之高昂，远在我辈之上。由是观之，二老之中，孙慎同志年事虽高，但 精神矍烁笔力强健，令人欣喜；加之因离休在家，少了些领导事务的烦扰，有充分时间 和精力参与这场争论。同时，鉴于此前的争论尚未将一些问题彻底澄清，《几点说明》 又惹出若干新是非来，如争论就此打住，无异于半途而废，有违二老发起这场争论的初 衷，那就真要问一声“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了。事实越讲越清，道理愈辩愈明，因此 我愿与孙慎同志将这场争论继续进行下去，并望通过争论从老一辈音乐家的亲历中学到 我所欠缺的东西。
“马思聪演出曲目讨论”与“批判马思聪”
在关于“马思聪演出曲目讨论”问题上，我与二老争论的焦点到底在哪里?为什么二老 一再坚持“马思聪演出曲目讨论”到《人民音乐》那篇“小结”发表后即告结束的观点 ，再三否认郑伯农文及《人民音乐》的那篇“检查”是这个讨论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 此前我对这些问题百思不得其解，见到《几点说明》后，又翻看二老前头数文，在反 复研读比较之下，方才恍然大悟——原来，二老在有意无意间把“马思聪演出曲目讨论 ”误解为“批判马思聪”①了!
顾名思义，所谓“马思聪演出曲目讨论”，即在马思聪演出曲目问题上所引发的那场 讨论；毫无疑问地，这场“讨论”，马思聪演出曲目是由头，是触媒，由此在音乐界引 起一场关于大跃进形势下音乐表演艺术如何对待中外优秀音乐遗产的大讨论。只要翻开 当时的《人民音乐》就会发现，这个讨论确如孙慎同志所说，是由一个外地作者批评马 思聪演出曲目中有不少欧洲古典音乐作品、不符合大跃进精神的一篇稿件引起的，其中 自然也包含着对马思聪本人的批评，但远未达到“批判”的程度。后来《人民音乐》发 表徐南平文章，对这一批评表示异议。尽管后来在讨论中也出现过某些较偏激的观点 ，但《人民音乐》还是作了比较公允客观的“小结”——这些都是事实；中国音协领导 人当时认为“小结”的发表即意味着“讨论”的终结，这也是事实。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未就此完结，1961年《人民音乐》第4期发表郑伯农《让音乐表演艺 术的百花在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下灿烂开放》一文，对《人民音乐》的那篇“小结” 发动了措辞激烈的批判，从而不但将一度中止了的“马思聪演出曲目讨论”重新激活， 而且狂澜突起，将这场“讨论”提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明白无误地将这场讨论与“反右 倾”“拔白旗”、与当时的阶级斗争直接联系了起来，从而使这场“讨论”的性质发生 根本性逆转，其主导倾向由支持马思聪演变成了一场真正的极左批判事件。
面对如此严重的批评，中国音协和《人民音乐》保持沉默(在当时条件下，沉默是一种 不赞同态度的表示)达3年半之久——这是事实；但3年后的1964年，在毛泽东关于文学 艺术的两个批示下达后不久，当年《人民音乐》第12期便发表了题为《音乐表演艺术必 须为工农兵服务》的编辑部文章，而且其副题就是“关于《让音乐表演艺术的百花灿烂 开放》一文的检查”，也就是对那篇为“马思聪演出曲目讨论”作“小结”的文章做检 查，它不但是对“小结”的了结，也是对郑伯农批评的回应，更是对整个“马思聪演出 曲目讨论”的真正总结——这同样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当代中国音乐》之将“马思聪演出曲目讨论”列入应予否定的批判事件之一，就是 根据郑伯农文和《人民音乐》的那篇“检查”所得出的结论。因此，如果我们能够真正 尊重历史、尊重客观存在的事实，真正心口如一地与胡适“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这种唯心史观彻底划清界限，孙慎同志之矢口否认郑伯农文和《人民音乐》的这篇“检 查”是“马思聪演出曲目讨论”这部庞大交响曲之精彩绝伦的末乐章，就显得毫无根据 了。
实际上，孙慎同志的这种理论立场，是建立在将“马思聪演出曲目讨论”误解为“批 判马思聪”的基点之上的。征诸历史，在这场“讨论”中，马思聪起先只是作为一个由 头而被人们提起，后来当代音乐史学就以他的名字为这场“讨论”冠名，成了一个历史 事件的代号；马思聪除了在初期讨论中受到某些批评、在郑伯农文章和《人民音乐》那 篇“检查”中被概括进某种错误倾向而成为“泛化对象”遭到严厉批判之外，马思聪本 人在这场“讨论”中并未成为批判的“个化对象”。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无论是《当 代中国音乐》，还是我此前两篇答辩文章，举凡涉及这一历史事件时，均一概采用“马 思聪演出曲目讨论”的规范提法，而绝无“批判马思聪”字样，也从未有一字一句将这 一事件定性为是对于马思聪个人的批判运动。然而，《几点说明》多处将“马思聪演出 曲目讨论”说成是“批判马思聪”，并煞有介事地说什么“历史上根本就没有过批判马 思聪运动这回事”——其所以如此，我看无非是两种可能，倘不是无意误读，便是有意 偷换概念。
至于说到“马思聪演出曲目讨论”与“反右扩大化”的关系，我在第一篇答辩文章中 早就讲得很清楚，再说车轱辘话就令人生厌了；《几点说明》依然在这个问题上祭起“ 重复就是力量，罗嗦就是重点”法宝而喋喋不休，我就不能不再次指出，将这一“讨论 ”明确与“反右倾”、与“拔白旗”、与当时国内阶级斗争总形势紧密联系起来的，首 创之功不是《当代中国音乐》总论第一章，而是郑伯农的那篇长文——它在披露这场“ 讨论”的时代背景时直截了当地说：“社会上刮起一股小阴风，污蔑、攻击总路线、大 跃进和人民公社，音乐界也出现了攻击党的文艺路线，否定大跃进以来的音乐成绩，嘲 笑群众歌咏运动等右倾言论。比这稍早一些，音乐界正展开轰轰烈烈的学术批判运动， 和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着激烈的论战。”——这是有白纸黑字可查的；其中的“污蔑 、攻击”“三面红旗”、“攻击党的文艺路线”、“否定大跃进以来的音乐成绩”在当 时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岂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具体表现么?你们对此无论在当时还 是现在都不置一词，是何道理?
3年半后，在整风中挨了批评从而提高了阶级斗争觉悟的的《人民音乐》，在其“检查 ”中更是剑拔弩张，将一腔怒气撒在大批无辜音乐家身上，把阶级斗争的调门越唱越高 ，居然将这场“讨论”上纲上线到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高度：“有人以音乐遗产为阵地 ，从这里向新生的社会主义的音乐进攻，以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去削弱、去排挤 、去代替社会主义的音乐。这里是一个战斗激烈的战场，在前人所创造的各种美妙标题 的音乐中，经常是炮声隆隆的。”——这也是有白纸黑字可查的。试问：这里说的“有 人”“向社会主义音乐进攻”，到底是些什么人?难道不包括这场“讨论”首当其 冲的当事人马思聪在内么?又是“战斗激烈的战场”，又是“炮声隆隆”，用如此严重 的词语来为这场“讨论”定性，难道还不令人触目惊心么?这还不是典型的大批判么?只 不过它所批判的，并非马思聪一人，而是一大批从事欧洲古典音乐和中国传统音乐表演 、教学和评论的音乐家。正因为如此，我的两篇答辩文章在谈到郑伯农文和《人民音乐 》的“检查”针对音乐家的批判时，历来都是用“马思聪们”“徐南平们”“‘小结’ 作者们”这样的“泛化对象”来表述，从未出现过将批判对象“个化”为“批判马思聪 ”之类字样。然而即便如此，较之批判马思聪一人来，批判一大批音乐家、进而批判古 今中外一切优秀的音乐艺术遗产，论其性质和对中国音乐的危害，只能是更加严重而不 是相反。
总而言之，《几点说明》将“马思聪演出曲目讨论”置换成“批判马思聪”，只有一 个用意，即腰斩这一“讨论”，强行将郑伯农文和《人民音乐》的所谓“检查”从“讨 论”中剥离出去，以消弥其批判性质，掩盖其历史真相。但历史毕竟不是任人打扮的小 姑娘。
关于“社会主义”字样的再辨析
二老在《<当代中国音乐>的史学问题》一文中，曾以总论第一章没有“社会主义”几 个字而大兴问罪之师，进而断言该章作者“历史认识”“有原则性质问题”。对此，我 在《历史无情还多情》一文中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其立论之荒谬和查找论据之 粗心，并在含蓄地指出此文从这个角度提出责难是“暗藏玄机”之后，向二老发出“意 欲何为”的严肃诘问。但《几点说明》在回应这一问题时却王顾左右而言他，对我提出 的证据、论证、诘问不置一词，反而一再为自己的无端指责辩解，说什么他们提出的“ ‘第一章没有’是指所引这两章的这两段文字的比较，而不是说第一章全文没有。”
举凡稍具中文基础的人，都不难读懂“第一章没有”是何含义，若二老所指只是所引 两段文字的比较，当初何不明白说来，而要赫然以一句“第一章没有”来糊弄不明真相 的读者?说老实话，就连我当初第一次读到这句话时，也着实吃了一惊，心想怎么会弄 出这样大的纰漏来!于是赶紧找来原文，仔细一查，方知此说之大谬；若是一般读者， 手头没有原文可查，对二老言之凿凿的指控只能信其有而不可信其无了。
是文字功夫欠佳而导致表述上词不达意么?也不像。以我多年来对二老之经历、学养的 了解，坚信在两位吃了一辈子文字饭的音乐界著名领导人笔下，哪里会出现如此低级的 文字表达错误!再说，若二老竟然以如此不合格之文字功夫与人论战，那么你们的所说 所写又怎么能够在广大读者中建立起最起码的公信力?又怎能使这场论战稍具哪怕一点 点严肃性和科学性?我们之间的这场学术对话也只能蜕变为一幕“黑色幽默剧”的搞笑 “秀”了。说实在话，当一个人面对二老据此对其“历史认识”发出“有原则性质问题 ”的指控时，应该深知其中“玄机暗藏”的份量，除了大汗淋漓之外，是无论如何也笑 不出来的。所以，二老在我从第一章中列举出大量“社会主义”字样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以及上述指责为莫须有之后，又以这种不具任何说服力的方式来修补这个大漏洞，却不 肯在事实面前承认自己的失误，这样的论战态度，是可取孰不可取?
问题还不止此。即便退一万步说，假定我们对《几点说明》关于“第一章没有”是笔 误、其原意特指两段文字比较的说法全部信以为真，那么试问，有些什么成文成法规定 非要在这一段文字中标明“社会主义”不可，在别处即使再多也全无用处，否则就证明 作者的“历史认识”“有原则性质问题”?实际上，无论《当代中国》丛书总编委会还 是总编辑部既没有、也不会作出这样的硬性规定，这种“规定”只是二老为修补自己的 漏洞而匆匆杜撰出来的，根本经不起推敲。再说，你们所谓的作者“历史认识”“有原 则性质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是漠视、无视还是蔑视、仇视社会主义?假定这一切都 是真的，那么这个作者写这一段文字时漠视、无视、蔑视、仇视了社会主义，笔下连一 个“社会主义”都没有，怎么到了下一段就突然热爱起社会主义来了，笔下竟冒出一连 串的“社会主义”?究竟是这个作者发了神经病，还是二老的立论矛盾百出?二者必居其 一，绝无二话可讲。
我一直认为，学术争鸣、彼此论战，目的在于取长补短、求同存异，廓清理论是非， 大家共同服膺真理。在争辩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则为是，非则为非，千万不可强撑 门面，明知是错反而一味强词夺理，结果只能是累积小错铸成大错，离真理愈发远甚。
对所谓“‘左倾’一贯制”的澄清
《几点说明》除了在“马思聪演出曲目”等几个老问题上重复前他们在两个回合中已 经反复说过的观点之外，还对《当代中国音乐》提出了一些新的指责，其中最典型者莫 如断言“《当代中国音乐》卷，把1959年到1964年这一长达数年之久的时期看作是音乐 界‘左倾’一贯制的表现”(见《音乐研究》2000年第4期第60页)。我要说，这种指责 是极不负责的，意在混淆视听、愚弄读者，因此必须澄清。
首先，《当代中国音乐》全书正文共有5编、35章、127节、50余万字规模，涉及音乐 创作各门类(第二编)、音乐表演艺术(第三编)、音乐理论批评(第四编)及专业音乐教育 、师范音乐教育、学校音乐教育和社会音乐教育(第五编)，除了总论(第一编)按篇章结 构设计较多着眼于历史过程的叙述及成就与失误的总结之外，其他各编各章的主要任务 均是记叙各个音乐门类在新中国各个历史时期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热情记载了各个时期 为新中国音乐艺术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代表性作品和代表性人物，这些记叙在全书中 所占篇幅约有4/5强；即使涉及到某些失误和曲折，因不是各章论述的重点而大多点到 为止，一般都不作展开式论述。然而，二老却闭眼不看这些铁的事实，竟然断言“《当 代中国音乐》卷，把1959年到1964年这一长达数年之久的时期看作是音乐界‘左倾’一 贯制的表现。”试问：你在书中哪一编、哪一章、哪一节、哪一段文字中能够找出这样 的或近似的表述来支持这一论点?是否能够从中举得出哪怕是一个孤证来证明你们之所 言不虚?学术批评之信口开河到了这般田地，还要侈谈“秉笔直书”，也不知司马迁老 先生九泉之下作何感想!
我倒可以举出一个相反的例子：即便对“文革”这样一个极左思潮甚嚣尘上的非常时 期，《当代中国音乐》在记叙其发展历史时也没有采取一概否定的立场，依然保持清醒 头脑和冷静分析的态度，在揭露“四人帮”在文艺领域种种倒行逆施的同时，也对广大 音乐工作者的辛勤劳作和在各领域所取得的成绩给予实事求是的记载与评价——对“文 革”的记叙尚且如此，又怎么可能将“文革”以前的历史描绘成“左倾一贯制”呢?
也许孙慎同志会说，我们说《当代中国音乐》卷之将1959-1964年描绘成“左倾”一贯 制，也是一处笔误，说的不是全书，而是指总论第一章。那好，就拿遭二老攻伐最甚的 这一章为例——该章从第二节后部开始，以全章4/5的篇幅，记叙了1959-1964年间中国 音乐界的历史发展。书中对这一时期出现的大量各种体裁的优秀音乐作品都作了忠实的 记叙和热情的评价——在歌曲创作领域，有《我们走在大路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 来》及1965年初《红旗》杂志第3期发表的群众歌曲13首；在交响音乐创作领域，有交 响曲《长征》、交响诗《八一》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等；在电影音乐创作领域，有《 刘三姐》《枯木逢春》《李双双》《怒潮》《早春二月》等；在民族器乐领域，有《红 军哥哥回来了》《彝族舞曲》《打起渔鼓唱丰收》《旭日东升》等；在歌剧创作领域， 有《洪湖赤卫队》《红珊瑚》《江姐》等；在合唱创作领域，有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 征难》；在戏曲改革方面，则有《红灯记》《智取威虎山》《芦荡火种》等京剧现代戏 ；在芭蕾舞剧创作方面，有《红色娘子军》；在大型歌舞方面，则有音乐舞蹈史诗《东 方红》。对这些优秀作品的介绍和热情肯定构成了该章历史记叙的主体部分，占据了全 章绝大部分篇幅；孙慎同志不顾这些有目共睹的事实，却以所谓“‘左倾’一贯制”来 根本否定该章，只能证明自己读史心态的不正常。
也许孙慎同志会说，不，不，我们之说《当代中国音乐》卷将1959-1964年间之中国 音乐界描绘成“左倾”一贯制，乃又一笔误也；本意不是说总论第一章的全部，而是指 该章关于音乐思潮和理论批评方面的记叙。那好，我们姑且将这种步步后退的辩解之词 是否符合中文表达的基本常识这一点撇开不论，就以该章关于音乐思潮和理论批评的记 叙为例，看看该章是否将这一时期的音乐理论批评活动描绘成“左倾”一贯制。
是的，该章对这一领域持否定态度者较多，主要有：“拔白旗”和“马思聪演出曲目 讨论”，《音乐建设文集》中有关新中国成立以来音乐战线的政治斗争、思想斗争和音 乐总体发展的论述，关于电影音乐《怒潮》《早春二月》等的批判以及“批判李凌音乐 思想”和著名的“德彪西讨论”。以上这些著名批判事件，无一不是在“左倾”思潮指 导下发生、发展和结束的，对我国当代音乐文化建设产生了程度不等的恶劣后果，若不 加以否定并从中吸取沉痛教训，难道还应当热情肯定才能使二老满意、才是你们所说的 “秉笔直书”吗?
实际上，即便在这一领域，该章依然没有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而是根据事件的性质 和当时所处的具体环境，有区别地加以记叙，有分析地给予肯定。例如肯定《音乐建设 文集》关于民间音乐、古代音乐研究及作家、作品等创作问题、表演艺术等方面的研究 和评论“无疑是《文集》中最有学术价值的部分，集中反映了音乐学家、音乐评论家及 广大音乐工作者十年来在理论研究和评论工作中的辛勤劳动、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以及在 学术上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见该书第35页)；肯定1961年“新侨会议”后音乐界总体 氛围“出现松动迹象，音乐刊物上的舆论导向也发生了可喜变化”，并将吕骥同志《对 目前音乐创作中几个问题的理解》一文的发表视为这种“可喜变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指出此文的发表“对纠正当时音乐界的‘左’倾思潮，促进音乐创作的繁荣起到了 推动作用”(见该书第38页)；肯定“三化”讨论“是对社会主义音乐舞蹈艺术美学特征 的全面总结和科学概括”(见该书第42页)；在论及1963-64年间的理论研究活动时指出 ，“即使在当时炽热的革命大批判的烽火中，音乐理论研究依然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 ，其主要标志是《琴曲集成》、《民族音乐概论》和《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等著作的出 版”(见该书第51页)，等等。
以上所引的这些文字都明明白白写在书里，是什么东西遮住了孙慎同志的视线，使他 在反复审读之下都对此视而不见，从而得出《当代中国音乐》将1959-1964年间之中国 音乐界描绘成“‘左倾’一贯制”的结论?我以为，是一种慑于史学力量的巨大畏惧感 。
信史之“信”与“实”
在如何看待《当代中国音乐》一书之是否信史问题上，我已经在《历史无情还多情》 一文中明确阐述了我的基本立场。我坚持认为，任何一部史学著作，都不可能脱离作者 所处的时代条件，也不可能避免由各种主客观因素所形成的历史局限，因此在对史学著 作进行历史评价时，只能采取“历史还原”之法，将它放回到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 看它对历史的描述是否符合历史进程的原貌，是否忠实描绘出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及其 发展线索的基本轮廓，其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与归纳是否体现出历史规律的内在逻辑，是 否代表着当时先进的文化潮流，是否达到了当时时代条件下所可能达到的思想高度。而 能够对这些问题作出最终结论的，只能是历史和实践本身。
但这并不妨碍今人对其学术得失进行分析和评判，因为今人的这一评析照样也要受到 历史和实践的无情检验。我与二老之间所进行的这场论战，正是这一评析活动的一部分 。人们在若干史实和评价问题上人言人殊，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关键是尊重历史， 尊重事实。例如《当代中国音乐》有关章节记载了当年音乐界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 潮”的事件和言论。我们今天只能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来理解和评价这种记叙。既不 能指责它何以作这种记叙，也不能指责它何以不把当时实际存在的另一种观点作并列式 记叙，关键是看它的记叙是否属实和准确。否则就是超越时代、求全责备了。至于后人 对这一历史事件作何评价，那是另一部史学著作应承担的任务。
我注意到，二老从发起这场论战到论战进行了两个回合之后，在评价《当代中国音乐 》之是否“信史”问题的持论上出现了某些细微而积极的变化。二老当初发起这场论战 时，就是从《当代中国音乐》能否称得上是“信史”着手的。请看：
赵沨同志在《欢呼人民共和国50周年》②一文中，起先批评“有少数人对建 国后的17年或者说前20年说三道四，有人甚至把前20年和中10年(居按：即指“文革”1 0年)混为一谈，好像前20年和中10年都是错误为主的，这种论点如果不是别有用心，至 少是何历史事实不符的”，后来又说“对于历史，中国人有秉笔直书的几千年的优秀史 学传统，但现在有些对历史的评说，却恰恰背弃了这个优良传统”，该文在发了一通宏 论之后，只举出一本书中的三个实例③来支持其论点，这就是《当代中国音乐》，说明 其宏论是直接指向《当代中国音乐》的。孙慎同志发于同刊同期的《社会主义音乐事业 的初期建设》则更是干脆利落，只用“马思聪演出曲目讨论”一个例子就直接对《当代 中国音乐》发出“能称得上是‘信史’吗”(见《音乐研究》1999年第3期第9页)这种整 体性、根本性的反诘。赵孙二老在同一时间同一刊物对同一本书以同样的例子发出同样 的责难，这就不能不给读者留下同一个强烈印象：《当代中国音乐》“背弃”了秉笔直 书传统，将建国后17年与“文革”10年混为一谈，因此不是“信史”。
当这场论战进行到第二回合，在我的《历史无情还多情》一文就《当代中国音乐》之 是否“信史”阐发了我的基本观点之后，二老似乎也发觉了上述观点有些不妥，于是在 《几点说明》中将“能称得上‘信史’吗”这种否定性结论悄悄改换成“信”与“不信 ”的问题。这一修正是积极的和值得欢迎的。但此文又说“我们并未就该书是信史或不 是信史作评论”(见《音乐研究》2000年第4期第59页)，这就使人糊涂了——那么请问 ，二老之指责《当代中国音乐》“背弃”(一向字斟句酌的赵孙二老不会不知道这个词 的份量)秉笔直书传统和“能称得上是‘信史’吗”究竟意味着什么?时隔仅仅一年半， 就对自己所说所写健忘如此，根本不认帐了，也实在令我辈学人大跌眼镜!
不仅如此。《几点说明》声称，二老此前对《当代中国音乐》的批评只是指出书中有 不“信”的问题，并不是指全书全文。于是便牵出关于“信”与“实”的话题来。
首先必须明确，赵孙二老所谓的“不信”，是从秉笔直书传统引申出来的一种与之相 “背弃”的治史行为，是直接对应于“能称得上是‘信史’吗”这样的诘问的，所指乃 是否“信史”之“信”，而绝非“可信与否”之“信”，因此是对于一部史学著作之是 否“信史”的整体性评价；至于具体史实记叙之是否属实、是否准确之类，属于“实” 与“不实”范畴内的问题。“信”与“不信”说的是质的界限，是整体性评价；“实” 与“不实”说的是量的界限，是个别性评价——这两者是不容混淆的。
毫无疑问，一部史学著作如果在史实记叙上之“不实”之处达到了一个相当规模，甚 至史实记叙错误充斥全篇，那么由量变引起质变，该书则肯定“不信”无疑；如果一部 史著在大量史实记叙上是忠实于历史原貌的，著者对其历史经验和蕴含其中之历史规律 的总结也符合历史主义原则，尽管其中也存在若干“不实”之处，但只要它在数量和性 质上尚不足于对全书学术质量造成全局性影响，那么它还可称得上是一部合格的“信史 ”。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以司马迁的《史记》为例。二老对司马老以及他的《史 记》是推崇备至的，并以秉笔直书传统作为批评尺度来衡量《当代中国音乐》之是否“ 信史”。这很好，我本人备极拥护。但据我所知，这部永垂千古的《史记》其实也存在 若干“不实”之处呢!例如《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七十》说“司马氏世典周 史”，据有关专家考证，司马氏祖先是掌军事的，不可能典史职；太史公如是说，不过 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为太史令之后，美化其祖先的褒词而已。又说“自获麟以来四百 有余岁”，按：“获麟”，指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西狩获麟，从那时至元封元 年(公元前110年)，仅372年，说“四百有余岁”，老人家在计算上出了差错。再如“剔 成暴虐，宋乃灭亡”，据专家考证，暴虐而亡者，是宋王偃，而非剔成，老人家记叙有 误④……如此万世景仰的史学泰斗，如此名垂青史的煌煌史著，仍难免有一些错讹 在，说明治史之难，委实非同一般也；但历史上从未有人因为这些“不实”之处而对《 史记》提出“信”与“不信”的问题，也没有谁对之发出“能称得上是‘信史’吗”这 样的整体性怀疑。
当然，我还没有狂妄到拿《当代中国音乐》与《史记》相比的程度，两者无论在史胆 、史学、史识、史德诸方面均差之太远；也不愿用《史记》的错讹当作《当代中国音乐 》存在问题的挡箭牌而拒绝批评⑤。但至少说明一个道理，二老将属于“实”与“不实 ”的问题上纲到“信”与“不信”的高度，对《当代中国音乐》提出整体性诘难，是很 难说服人的。像二老这样的资深革命音乐家，应该懂得分清整体与局部、量变与质变的 道理，又大力倡导秉笔直书传统，强调对历史现象作辩证分析，反对不加分析地粗暴否 定历史，这个治史态度原本很好，包括我和二老在内的任何史家都应当遵照执行；然而 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二老不愿别人轻易否定自己参与的历史，却以偏概全 ，用更粗暴的态度否定《当代中国音乐》，这种律人律己的双重标准，只能说明，二老 所说的秉笔直书云云，自己原来是不打算认真实行的；而且我还要直言不讳地说，二老 当年所参与的某些历史活动，连同包括《几点说明》等等为上述这些历史活动辩解的文 字在内，是根本经不起“秉笔直书”这个史学原则检验的，在后世的史学著作中，必将 显出其更本质的方面来。
讳疾忌医，必愧于史
《当代中国音乐》是当代人写当代史，它所记叙的历史活动以及所涉及到的人和事， 许多当事人都还健在。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因为亲历是一笔极可宝贵的财富，当事人对 许多重大事件、史实、史料和细节都可提供历史见证，有关的文献也不难找到，不必像 古代史那样要花许多考证功夫便可将历史真相记叙得详实可靠。即使对某些历史记叙产 生歧见也不要紧，通过许多当事人的回忆和争论，随着一些史实、史料的不断被披露， 争论各方在认识上的渐趋统一、历史真相之逐步得到澄清也是可以预期的。
但这里有一个重要前提，即当代音乐史的参与者一定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历 史。尤其是一些历史失误的参与者，更要放正位置，调整心态——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参与某些历史事件，造成失误，给音乐事业带来损害，自有 各种复杂原因在，也有不少不得不为之的情形，治史者岂能苛求?《当代中国音乐》记 叙了不少历史失误，意在从中总结历史经验，以利于今后的音乐建设，但从未将历史记 叙的目的放在追究个人责任上，这是非常明确的。本文以“往事诚逝矣，今事犹可追” 为题，目的也是想重申这个原则和愿望。因此，我吁请那些历史失误的参与者，认真吸 取教训，从对历史负责、对中国音乐事业的整体发展负责的精神出发，抛开个人在历史 失误中的恩怨得失，敢于将自己摆进去，既要冷峻而科学地审视历史，得出符合历史发 展逻辑的结论，又要勇于直面自己在历史失误中的所作所为，无情地解剖自己，吸取应 当吸取的历史教训，承担应当承担的责任，为后世作出榜样。这才叫秉笔直书，这才能 无愧于史。惟其如此，才能将一部当代史较少遗憾地回赠历史、交与后人，良心上少一 点自谴，对历史尽一份责任。面对历史失误，若既少直面之勇，又无反思之诚，甚至寻 找各种借口为历史失误辩解，千方百计文过饰非，那只能是错上加错，越涂越黑，既对 不起历史，也有愧于后人，势必成为后代史家笔下的笑柄——这样的例子我们还见得少 么?
无数事实证明，在生理问题上讳疾忌医，必害于体；在历史问题上讳疾忌医，必愧于 史。但愿这类讳疾忌医的事例，在我国当代音乐史的研究中越少越好。
2001年2月24日于北京新源里西一楼蜗居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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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这里的“批判马思聪”，并非《几点说明》原话，是我为免引文繁琐从该文概括出 来的。如“《当代中国音乐》卷认为……关于‘马思聪演出曲目的讨论’……都是和反 右后错误地批判钱仁康先生‘拔白旗’同样性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批判’”， “如果有新的史料可以说明何时、何地、何单位开展过‘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为主题 的批判马思聪运动”，以及“历史上根本就没有过批判马思聪运动这回事”。
②载《音乐研究》1999年第3期。
③即：《半个月亮爬上来》的作者、“马思聪演出曲目讨论”及现代主义作曲技法问 题。
④以上所有关于《史记》错讹的引文及辨证内容，均转引自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3月 出版之全注全译本《史记》(全三册)下册第3351-3363页；该书所列《史记》错讹还有 多处，为省篇幅，此不赘引。
⑤我在《历史无情还多情》一文中已经为《当代中国音乐》一书在时间、地点及若干 史实记叙方面的错讹公开承担了责任，并愿意为此后新发现的任何错讹继续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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